而关于先天带出来的疾病。
漫长的治疗过程，反复的求助无门，和不得不去上学，面对同学们的排挤，使得这件事，就像在反复揭她的伤痂。
每提一次，就越自卑，越疼痛。
那时的医疗还不够发达，西医查不出病症，中医给开了硫磺，说是要每天用黄瓜和硫磺擦左侧耳朵和左侧脖子。
妈妈坚持不懈的每天买黄瓜，给她擦洗，可除了脖子被越擦越黑，就再没任何改善。
六岁那年，她被父亲带着前往北京。
父亲一直拼命赚钱，就是为了她的病，一心想将她治好。
因手头的钱有限，便买的硬座，她困的不行，又睡的难受，是好心的邻座阿姨腾出了空来，让她能更舒服的躺着睡觉。
对于北京一行，她只记得五件事。
一件是火车上的阿姨。
一件是到北京后睡桥洞和地下室。
一件是做检查前，爸爸抱住她，对她说‘不管什么结果，我们父女俩都相依为命。’
而最后一件，是奶奶让爸爸给姑姑家女儿买好牌子的电子表，那一副好表就是几百，可他们父女俩还在睡桥洞和地下室。
奶奶一贯偏心自己大儿子大女儿，那时她不懂这其中问题，只知道爸爸很是生气，说‘今天是我女儿生日，是我带我女儿看病’然后愤愤的给她买了五个布娃娃。
当然，最后的最后，也还是买了电子表。
这一切，当时的她是不明白的，北京一行依旧没查出原因，和治疗方法，她也没有多在意。
不曾跟小朋友接触的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病是怎样的。
直到上学。
‘怪物’成为她的专属词。
父母没什么钱供她读好学校，但有本事的姑姑寻了门路，将她塞进了富家子弟们读书的地方。
这也让她早早的再次明白一个道理:不是同一个阶级圈子，是不能相融的，千万不要自取其辱。
在这非富即贵的孩子圈里，与普通学校自有不同，老师们对这场欺凌显得漠不关心。
她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脸跟别人不一样。
并非普通的瘦，而是一层皮附着在骨头上，凹陷的地方有些可怕，下巴不是尖的，也不是圆润的，有些歪，中间一条杠，耳朵也一大一小。
同学每天都围住她，说家长不让他们跟她玩，说她是怪物，朝她砸东西，不许她用桌子。
回忆起那几年时光，她趴在桌洞写作业，被撕书本，被剪头发，被踹肚子，捣胸口…
小小年纪，将坏却表露的淋漓尽致。
当然，除了她本身与旁人格格不入，还有父母太忙很少接送，从不来家长会，家里贫穷，这些事，也总被同学，和同学们的家长提起，传进她的耳朵。
大人们对此不以为意，不管她被怎么欺负，都能称之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和‘只是小孩子间的玩闹’。
当有了生死这个意识的时候，她心中埋下一丝憎恨与邪念。
虽然没有付诸行动，但无论多少年过去，始终无法忘记。
很多事，说出来只是轻飘飘的几行字，却是当事人诉说不尽的痛苦，与一生阴影。
成年之后的陈医生，对这些闭口不提。
很少有人知道，她有这么一段经历。
“我的英语老师告诉我。”
“人们是很难共情的，将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大多数只是在给人徒增笑料，话，要给真正懂自己的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