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步四顾，再也看不到戴棒球帽的人的影子。包还好好地夹在我腋下。我摸了摸裤袋里的零钱，顺着人潮往上车的方向走。毋庸置疑，我今天是迟到了。因为迟到了不少时间，所以急也没有什么用。
当我慢吞吞地换着白大衣的时候，金医生打开更衣室的门进来泡茶。看到我，他过早累积了皱纹的脸上堆起了笑容：“啊呀！小朱啊，昨天睡得太晚了吗？”
“唔…没有…”我扣上钮扣，随口应道。“呐…有一句老话，说起来是老生常谈，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嘛。”他悠悠地吹着大号雀巢咖啡伴侣瓶子里的热水上漂浮的茶叶，仿佛是不愿意让我注意到他在对我说话。他这种腔调就是让人讨厌。我穿好衣服，锁上柜子，假装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
“小朱，”金医生对着茶杯说“那个自动基因分析仪的说明书…”“噢。”我干巴巴地应了一声。他接着说：“昨天那个公司的工程师已经把它全部安装到位。今天最好开始调试。说明书要详细地看一看。上周的常规报告也要今天核对完，还有加急的报告也要写完。
另外，可能还有昨天晚上送来的标本，需要加急做出来。”我同样简短地应了一声：“噢。”“小朱，呵呵，我知道你很努力，”金医生脸上的笑容没有减少半分“不过呢，工作时要开心一点。
俗话说，干一行要爱一行嘛！虽然，我们做实验室的不象他们做现场的，可以到处跑，在警察面前说话更有份量，还有特殊津贴。
但是上班比较稳定，奖金也不少，不用在死人堆里扎着，这个工作还是有许多好处的嘛！如果你工作的时候高兴一些，对工作的热情也能持久一些，不用象现在这样，单纯为完成任务。
呵呵呵呵，你还年轻，还要工作许多年…”我说：“我会去把工作做完的。”然后快步走出更衣室，一头扎进实验室。我早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我还是太年轻，有太多幻想。开始工作以后才知道很多事情和自己想象得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的工作，和大学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就是报告单上鲜红的司法鉴定章比大学实验室的公章更触目一点。
现在我整天面对民事法庭的取证律师，为怀疑自己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们检验他们是否白白抚养了别人的孩子，为想要惩罚用情不专的丈夫的妻子们检验可疑的精斑里是否混有某个异性的DNA。
为警官、检察官、公诉人们做的最直接的事情也是验证强奸犯身份之类混杂过多情绪因素的活计。
这样的工作让我感觉离最初的目标是那么的远，仿佛我就注定了做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呆在白色的象牙塔般的堡垒里，消散在实验室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道的空气中。
在死亡的气息弥漫在这个比海沟还要深不见底、比丛林更多猛兽的大都市里的时候，只是这样度过无聊的一天又一天，这种无助和无奈的感觉，使本来还算清闲的工作也很容易让我疲惫。
我草草地在食堂吃了一点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直到图书馆关门为止。从图书馆出来，顺路到超市买了几样零碎东西，一路闲逛去乘地铁。下班高峰已过，地铁里的人流明显减少了。
所以我很容易认出靠着地铁车厢中央的扶手细柱站着，脸望向窗外黑沉沉的水泥壁的人就是我早上在黄陂路地铁站看到的戴棒球帽的年轻男子。
只不过他现在已经脱了帽子，穿着蓝色的条纹衬衫，钮扣扣到下巴，手里拎着印有“星球大战前传II”
宣传图的GIODANNO服饰专卖店大号塑料袋。这次他好象挺累了，细长的双眼半闭着，没有躲避我的目光。他和我一样在黄陂路站下了车，在我前面悠闲地走着，好象虽然逛了很久的马路，但是买到了称心如意的东西，所以脚步轻快的样子。
纯粹出于好奇，我在他身后慢慢地走着。从自动扶梯上来，走到有检票出站处的大厅时，他闲逛般走近一处栏杆。
在这里，为了出站而开始掏口袋里的地铁票的人形成了一个暂时的密度不高的小群体。就在这时，留着棕色卷发的男子突然从岔道里大步走出，隔着护栏很快地擦过年轻人，转眼间大号塑料袋已经到了那人手里。
我吃了一惊，正要叫喊，年轻人很快地走过出站口，朝前走下通往反向地铁的楼梯。脚下的地铁通道传来反向地铁到站的震动和隆隆声。广播也开始报站。
只消几秒钟，他就随车离去，无影无踪。我转头看见提着大号塑料袋的卷发男子向我要走的方向而去。我尽快把塑料的车票插进自动检票机，推开转栏出站，急急地往那人的方向追去。
虽然我眼见他前进的方向，似乎也没有耽搁多久。但是到了地面，就只见他远远的背影，穿过一条马路，走进拆除了一大片民居后新建的太平桥绿地。
在这钢筋水泥的森林的环抱下，这片开方式绿地的人工的浅湖和新栽的瘦小的香樟颇显底气不足，完全没有阴森恐怖的气氛。
我被好奇心的驱动着，追着那人一直往绿地深处走去。当我在装饰成森林岩壁样的地下车库入口围墙背后的阴影里被一只有力的胳膊一把抓住，按在墙上掐住脖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大大高估了本市的治安水平。
“你是谁？为什么跟踪我？”那人低低地吼道。我挣扎着扭住对方的手腕，按照军训时乱七八糟塞进脑子的格斗术提脚踩他的脚背。闪避中，他的身体往前一冲，半长的卷发甩在我脸上，扑来一阵在阳光里暴晒过的气息。
“…泰安…”我从牙缝里挤出他的名字。他吃了一惊，猛推了我一把，顺势退后半步，半侧着头仔细打量我的脸。
把自己暴露在周围大楼的灯光的包围里。他长得几乎和我一样高了，身体精瘦，小麦色皮肤，丰润的嘴唇顽皮而不屑地微翘着，灼灼的目光让人想起大型猫科动物，但秀气的脸形缓和了他相貌中野性的张力。
他很快甩了一下头发，用右手往脑后一捋，不快地说：“原来是你！鬼鬼祟祟地藏什么！老早好露面了！我量你也追不上！”我哼了一声：“你才鬼鬼祟祟！干嘛把我往这种地方引？”
在路灯的光影下，他歪着脑袋看着我，如同打量奇怪事物的野猫。我不满地说：“你以为追你很好玩？我早就玩腻了，你怎么还是一副小孩子样，一点也长不大？”
他笑了，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我饿了。”我叹了口气：“我也是！算了，不跟你搞脑子了。买东西吃去吧。”＊＊＊
我在高三下半学期通过了考评，确定可以免试直升进入医科大学以后，忙碌的班主任交给我很多学习以外的任务。其中包括参加我所在的街道居委会的“一帮一”活动。所谓“一帮一”就是由学习成绩好的中学生帮助学习困难的特困家庭的小学生。当时这项活动已经开展了半年多，街道范围内的特困生基本上都有了固定的“一帮一”
对子。剩下的只有一个老大难级人物，被从一个中学踢到另一个中学，最后塞给我们。不顾我的反对，学校硬把这个孩子指派给我去帮助，既不问我能不能帮助他，也不问他需要不需要我帮助。
简单来讲，我的任务就是提高他的学习成绩，保证他能从小学毕业，升入附近的初级中学。最好没准儿还能进大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想进入高等学校只有一条路高考。
这座独木桥把同龄人分为截然的两类：大学生和非大学生。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备受瞩目，将来的福利和前途都有了保障。虽然中学里学的数理化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用不上多少，考分的好坏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
人人都痛说这种制度的荒诞和不切实际，但说这种话的人的子女照样还是苦读、苦考。更容易被非难的是另一种制度：和北京一样，本市户口的高中生参加的是由本市自行制定考题的地方高考，大专以上的高校录取率在很大程度上由本市自行决定。
在9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大约是40％。其他地方的高中生则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各省录取比率依国家计划而定，在上述时期最低的省份只有2％。
这种不同的分数线造成的结果是，在进入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班级学习的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分数相差可以非常大。
简单点说，在本市，成绩一般的学生上个普通大学不太热门的本科是探囊取物。而大学里与他同班的外地同学则很可能需要披荆斩棘杀开一条血路才能坐上他身边的位子。
在这种制度下，学生还没有尝到人生的艰辛前，已经潜移默化地享受著作为大城市人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不过学习太不用心还是不行。至少会让老师和家长头痛万分。班主任老师说：“朱夜，还是你去比较方便。他读书的小学就是你毕业的小学，他就住在你家对面，你们比较熟悉。”
听到这句话我的头就更大。我的确熟悉季泰安。弄堂里的邻居都熟悉季泰安。季家的长子季建国早就下乡插队落户去了。根据政策，已经有一个孩子下乡的家庭，如果父母身边仅有另一个孩子，那么那个孩子可以留在城里的父母身边，初中毕业后由街道安排工作。
次女季建萍就这样留在了城市里，待业几年后，进入街道小厂当工人。早上我常从窗口看到她对着窗台上的小镜子梳头，两条小辫子梳得紧密而光顺。后来，邻里的阿姨阿婆们皱着眉头嘁嘁促促地谈起什么。接着，亭子间的窗帘就不再拉开。
而后，开始有了婴儿的哭声。再后来，我第一次听到了“私生子”这个词。我曾经好奇地问外婆什么叫“私生子”是不是和瓜子、桃子一样是可以吃的东西。外婆马上变了脸色，吓得我不敢再问。
在那个年代，私生子还是稀罕东西。在他出生时，还没有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在他外公给派出所写了检讨书以后，他和其它孩子一样报上了户口，有了相同的公民身份。
但是这并不保证邻居们不会对他另眼相看。他们家的一举一动都是邻里小道消息的来源。后来那些频繁的争吵干脆毫不避讳人家的目光。老夫妻之间要吵，女儿和父母吵，每次季建国从乡下回家，吵架的激烈程度就会有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