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小霜记得二舅程谷华在一间名为光华的被单厂上班,是六级工,每个月不算加班费的硬工资是62.75元。二舅的月工资陶小霜早不记得了,但通过和程迎军等人的聊天,陶小霜把它和其它不少事一起‘重新’记了起来,为此陶小霜还做了一个本子的笔记,连如今的菜价她都记了好几页的。

5块5,还不到二舅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就这样,程迎军还嫌贵地咋了咋舌头——因为大舅家是“大劳保”家庭,从小到大迎军和采红在看病上就没有花过钱。

在1968年,工人家庭的看病住院是可以不为医药费发愁的。

在这个年代的中国,凡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都享有“大劳保”,单位不仅会负责职工的全部医疗费,连职工家属的医疗费也可以报销。而集体所有制的职工则是“小劳保”,只全报本人的医疗费、家属的医疗费原则上只报一半。

不过,在实际报销时,因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又分为直属中央、市级、地方三级;而集体所有制单位则有大集体、小集体之分;所以,实际上能报销多少,就需要看职工所在单位的性质及其具体规定了。事实上,街道管理的小集体,职工本人都没有免费医疗的权利。

这里的职工家属一般是指其父母子女,所以陶小霜记得自己用的是母亲程谷霞的‘小劳保’——程谷霞在虹口区港务局下的轮渡公司作票务员。轮渡公司性质上属于小集体,不过因为公司效益好,职工家属住院时的挂号、床位、护理等医务费用都可以全部报销,只有买药的药费是报销一半的。

“走吧,回家”,程谷华带头出了医院的大门。

一走到街道上,陶小霜就感到浑身直冒热汗,大街上无遮无拦的,暑热真是比位于半坡有树丛环绕的虹口医院大多了。

欢送大游/行结束后,街上的景象和平日里相比有些不同。往常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正是产业工人们下班的钟点。他们离开工厂,或走路或骑车进而在大街小巷里形成声势浩大的回家的人潮;而今天街上的行人少了很多,不少人的脸上还带有疲倦的神色。

这种气氛下,急着回家的三人也无心交谈,径直往同寿里的方向赶路。

程家所住的同寿里位置靠近火车北站,是一个在建国前就有的老里弄。整个里弄由32栋石库门组成,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每8栋为一联排,有一个主弄堂两个支弄堂并四个出入口;整个同寿里就像在一横上画三竖,横竖之间是宽三米的主弄,三竖之间则是一米半的支弄。

埋头走了大概一刻钟,陶小霜远远地看见了同寿里主弄口的过街楼。再往前走几步,过街楼下方门洞顶上拱形的西式浮雕牌匾跃入眼中。半旧的牌匾是金地红字的,正中‘同寿里’三个正楷的大红字看来特别显眼。

三人刚走到主弄口,就有人上来和他们打招呼了。

“程二,接侄女回家啦。小霜呀,让阿婆看看,哎呀,才几天不见你都瘦了。”说话的是和程家住一栋石库门的老邻居王阿婆,她是看着程家的孩子们长大的。

“王奶奶,我没事了。”陶小霜笑着回道,关于这位阿婆的记忆也在陶小霜才记起的那一部分里。

“快回去,你阿婆做好了饭,就等着你们呢。”王阿婆笑咪咪道。

听了这话,陶小霜有些悬着的心完全放下了,看来外婆的中暑是真没事了。

“我早饿了……”饥肠辘辘的程迎军冲在了前面,二舅也默默加快脚步。

同寿里两面临街,有两个联排的石库门的一楼都是临街的铺面,程家就住在临街靠北的第二栋石库门4弄2号的二楼客堂间。

临街的石库门不置前门,住户出入都是走后门。陶小霜落在了最后,她刚踏进后天井,迎军已经把灶披间左侧的上二楼去的扶梯踩得‘嘎吱’作响。

刚走到门口,陶小霜就闻到了熟悉的油烟和煤烟混杂出的呛鼻味道。

这时正值6、7点的晚饭时间,在8月份这个点的天色还很亮,灶坡间里并不用开灯,除了程家的煤炉外,其他五家的煤炉前都有人在烧饭做菜。

灶坡间里烟雾弥漫,做饭的几人纷纷开口关心出院归来的陶小霜。

“陶小霜,回来啦。”这是王阿婆的媳妇李阿姨。

“总算是出院了,我们都担心呢”这是和徐阿婆,王阿婆一起在天台养鸡的张姆妈。

“嗯,阿姨,没事了。”

“谢谢关心,我好了。”

陶小霜不得不停下来一一回答。

“小霜姐,快上来,就等你吃面啦!”在二楼口子上等待的程采秀见状喊道。

“来了!”陶小霜朝几人点头一笑后,快步往扶梯走去。

……

孙齐圣嘴里叼着烟,站在自家的天台边上,看着陶小霜进了家门,只觉得她瘦了,陶小霜需要吃好点才能长肉啊!

深吸一口后,孙齐圣把烟头一吐,转身和正吞云吐雾的庄沙说:“眼镜,你和老鳖说我们最近要多约几组人打球,让他注意找人下注的事。”

庄沙兴奋地吐口烟泡,问道:“老鳖那肯定没问题的!既然要多约人——要不我们干脆两天打一场,一个月打满15场,怎么样?”

他们口中的老鳖是一个大龄社会青年,家住在同寿里附近,明面上,是他擅自用孙齐圣三人和人三对三的篮球赛来开赌局,其实暗地里,每次坐庄赢的钱老鳖都得分给孙齐圣三人7成。

聚众开局赌钱,这事可不小,被抓住的话老鳖准要二进宫,他只能也愿意拿三成的原因很简单:孙齐圣三人要干的活比他的重要。

首先,是约人。要让人愿意来看球赛并且掏钱赌输赢,这比赛的对手看起来必须和孙齐圣三人势均力敌甚至略有超出,还必须经常换人;否则就算是和体校的邹力他们打,多来几场人也不稀罕看了。

其次,是控场。要想坐庄的老鳖在赛后能‘吃’到最多的钱,那球赛就必须在孙齐圣三人的掌控下,是赢是输,是半场就定输赢,还是最后几分钟见分晓,这些都必须看上去是自然发生的,但实际上由三人在场上让其必然发生。

第三,是名声。孙齐圣三人的家庭出身好,和老鳖在旁人眼里就不是一路人,平日里也不打交道,所以没人会怀疑他和三人串通。老鳖没工作,只能吃成人里定量最低的25斤粮,和孙齐圣三人合作的一年多里,他每月能分到25元以上,他不怕二进宫,只怕吃不饱,事情败露对他不算什么大损失;而对孙齐圣三人则不然,事情露陷的话,流氓阿飞的帽子三人可就得戴上了。

也因为这三点隐含的风险,孙齐圣总是把斗牛控制在一星期两场。即使按照这个频率,孙齐圣三人每人每月还是能入账20块钱左右。

要知道,这时可是青工们喊着‘36元万岁’的年月!

在这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三低特征:低收入、低物价、低消费。

说到收入,在这时候全国工资最高的人是宋庆龄女士,作为国家副主席,宋女士领全国唯一的一个一级工资——每月579.50元。而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带头降薪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工资统统一碗水端平,全是三级工资404.80元。

而在几年前,墨色版面的第三套人民币里开始流通使用。这套人民币有7种面额,其中最大的面额是10元——这充分说明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10块钱作为大钞使用已经完全足够了。

至于物价,在沪上的统销粮店里,粮食的价格大约是:面粉每斤1毛5分,籼米每斤1毛4分,白粳每斤1毛7分;而在国营菜场里,统销的猪肉一斤卖8毛钱,凭票供应的大黄花鱼一斤卖3毛8分,当季的青菜一斤几分钱。当然,各种工业品作为紧俏物资价格另计。

而说到消费:这时候,大多数三代同堂的工人家庭每天三餐的花费不会超过2元;而刚进厂的年轻人在长达两三年的学徒期里只领工资18元就能做到经济独立,不用再伸手向家里要钱。

所以,这年月里每个月能有20块钱的‘收入’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三个还没有工作的半大少年来说就更是一笔天大的巨款了。

庄家是双职工家庭,庄沙的父母都在印刷厂工作,家里又只有庄沙一个孩子,所以他每个月能有1、2块的零花钱。这是一个足以让很多同龄人羡慕的数字了,也是孙齐圣的两倍,而家里经济困难的朱大友根本就没有零花钱可拿。

于是,这一年来庄沙和朱大友总是想多来上几场斗牛赛,而孙齐圣则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控制着比赛频率。如今。突然见他改变态度,不止是庄沙想干票大的,朱大友更是掐熄烟,狠狠道:“我们连打上一个月,把少赚的钱都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