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翘河内制裁汪精卫;曾仲鸣有意替死。

 河内高朗街27号,是一座坐东朝西的3层楼洋房。经过多日的观察,内部的结构,大致都明了了,扶梯在中间,每一层分隔成4个房间,底层前面是两个车房,后面当然是下人的卧室;2楼靠南两间似乎是客厅与饭厅,靠北两间的卧室,不关重要;重要人物都住在3楼。

 已经可以确定,汪精卫夫妇住在靠北朝西的那一间,望远镜中显示,只有这一间是新置的家具,汪精卫用来作为卧室兼私人的客厅,在小圆桌旁的沙发上,不但常常出现汪精卫和他的主要助手曾仲鸣,还有周佛海、高宗武,以及谷正鼎。

 现任天水行营第2厅厅长的谷正鼎,是蒋委员长的特使,衔命带着护照去劝汪精卫中止他唱和日本首相近卫的”和平运动”远游欧洲。他之所以膺选此一任务,唯一的原因是他与他的胞兄谷正伦,都属于汪系的改组派;汪精卫之于上年12月18,由重庆出走,经昆明转赴河内,发表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艳电”汪系的大将顾孟余、陈公博与改组派的要角,无不表示反对。所以谷正鼎的河内之行,除了传达蒋委员长的劝告以外,还可以”自己人”的身分,痛陈”团体”一致的规谏,可是,他的任务看来是失败了。

 汪精卫发了许多牢骚,也颇有愤激之言;看样子并不觉得罗斯福致电蒋委员长,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与所受痛苦,表示非常的同情;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予中国信用贷款2500万美元,与中英信用借款谈判成功,抗战正显露转机之时,与敌谋和是伤害了国家。

 不过,汪精卫虽是失败主义者,却并不打算着眼前就有行动;到法国去闲住一些时候,等中国被日本打败,回来收拾残局,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政权,不失为长策。无奈他的妻子陈璧君不以为然。

 “汪精卫怕老婆是有名的,而这个老太婆对领袖又有极深的成见,我只谈一件事情就好了。”

 作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领导者之一的郑介民,谈到4年前的一段往事——民国24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汪精卫被刺受伤;蒋委员长特地来慰问时,陈璧君居然会这样说:“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弦外之音,非常清楚;蒋委员长自然很不高兴,当场下令,限期10日破案。

 “案子破了没有呢?”有人问。

 “当然破了。”

 “但是案情始终没有公布,只知道凶手叫孙凤鸣,以通讯社记者的资格,混入会场;当场被捕以后,不久伤重毙命。他总有幕后人物吧?是谁?有人说是刘芦隐;是吗?”

 “当时没有公布,总有不便公布的理由;反正陈璧君知道她自己的话是错了。”郑介民急转直下地说:“言归正传;情况已经充分了解。陈公博说过:汪精卫非陈璧君不能成事;但没有陈璧君亦不致败事。他由重庆出走,是陈璧君所全力主张;现在又反对汪精卫远游欧洲,这一来,汪精卫将为敌人利用,是一件再明白不过的事。我们打个电报回去请示。”

 由重庆来的回电是,决定制裁。于是郑介民作了一个决定,将制裁的日期定在3月21日的深夜,或者说是3月22日的凌晨;那天是阴历二月初一,没有月亮。

 然后是派定执行人员,主要人物只有两个,一个”老何”四川人,生得矮小瘦弱,毫不起眼,却是个传奇人物;据说他因案被逮在南京军统局看守所时,每每半夜里人影杳然,及至到了天亮点名,又好好在”笼子”里,不承认有中宵失踪之事。看守觉得他无可理喻,索性替他加上手铐;谁知午夜查看,只见手铐不见人。于是彻底追问,才知道老何身怀绝技;问他半夜里脱走去干什么?他坦然承认,是到夫子庙状元境的小客栈里去找姑娘。原来他生具异禀,没有一夜不需要的。这样的奇材异能之士,戴笠跟郑介民自然不会放过;不过供养这么一个”宝贝”也很麻烦,由重庆到香港,由香港到河内,他一路找女人,大家深怕事机不密,走漏了消息,一直在提心吊胆。如今”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过了3月21日,可以松口气了。

 另一个是山东人,生得短小精悍;若论枪法,不愧齐鲁翘楚——他的名字就叫王鲁翘,本来是戴笠公馆中的警卫。有一天戴笠回家,只见客厅中杂乱无章;他是很讲究边幅的人,自然生气,回头向王鲁翘大声说道:“你看,脏得这个样子”把痰盂去倒倒。”

 王鲁翘平静地答说:“我不是倒痰盂的人。”

 “你去不去倒?”戴笠吼道:“不去倒替我走路!”

 王鲁翘一言不发,解下手枪,轻轻放在桌上,转身便走;最善于观人于微的戴笠,满腔怒火一下子消失了。

 “鲁翘!”他抢上两步,抓住王鲁翘的手臂,”我错了!你不是倒痰盂的人。”

 从此,戴笠对他另眼相看;王鲁翘感于知遇,格外忠于职务,真个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这回调他来担当制裁的重任,因为他的枪法奇准,还在其次;主要的是,现场工作人员中,只有他接近过汪精卫,听得出汪精卫的声音。

 3月21午夜过后,以王鲁翘为首的行动小组要出发了,郑介民特为告诫:“只制裁汪精卫一个人。夫妇同房,误伤陈璧君是可以原谅的;此外不准多死一个人!”

 接受了最后的指示,老何像一头猫似地消失在黑暗中;他从高朗街27号后面,翻墙入内,打开了前门,任务即告终。以下是王鲁翘等人的事了。

 这时是凌晨2时,高朗街僻处市尘之外,格外来得静;底层下房中的厨子一觉睡醒,枕上隐隐听来脚步声,推醒一名同事,悄悄出屋探视,这样的情况是预先已估计到的,应付的办法也是预先想好了的,开一枪将他们吓了回去,不要出来多事。

 这一枪惊醒了住在2楼的汪精卫的内侄陈国琦;等他推门出来时,行动小组亦已上楼,如法炮制,斜着往地下开一枪,打中了陈国琦的小腿,吓得他赶紧退了回去。

 于是王鲁翘直上3楼,直奔目标;门自然在里面锁上了,助手取出小钢斧,乒乒乓乓三五下,就在门上劈开了一个大洞。王鲁翘朝里一望,床前影绰绰两条影子;一条身材高大,跟汪精卫很像。

 “汪先生!”王鲁翘喊。

 没有回答。

 “汪先生!”

 仍旧没有回答,王鲁翘心想不错了,将快慢机伸向洞口,扳机连扣,只朝那条高大的影子打。他不想伤害另一条影子,无奈两条影子靠得很近;终于双双倒在床前。

 任务已经完成了,但行动小组并未撤退;他们要观察反应,印证结果。最先是听到2楼有人朝窗外大喊:“救命、救命!”

 接着是一男一女惶恐地从楼上下来打电话;声音是年轻女子,讲的是法语;他们知道,那是朱执信的女儿朱蕊,只听见她在报警:高朗街27号出了命案。证明大功已经告成,方始悄悄撤走。

 谁知大功并未告成!误中副车,死了个曾仲鸣;他的妻子方君璧中了3枪未死。阴错阳差,种种因素凑成汪精卫的命不该绝。原来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是在河内结的婚,陈璧君买了一套新家具,布置洞房,汪文惺却坚持要让给曾仲鸣夫妇用;由于有圆桌有沙发的缘故,汪精卫白天常借曾仲鸣的房间会客,以致在望远镜中窥察,从任何迹象来看,都不能不信其为汪精卫的卧室。

 当然,最大的关键是,王鲁翘两次叫”汪先生”而无反应。如果他一出声,听出不是汪精卫的声音,便可不死,令人困惑的是,不知曾仲鸣是吓昏了,不知道应该自辩非汪;还是怀着”国士待我,国士报之”的心情,有意不答,以其替汪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