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第五天走出折多峡谷的。
最初那宽广然而清浅的河流陪伴我们几天，现在便变得相当丰盈了。沉稳地在岩壁上撞出沉雷般的轰响，巨大的旋涡吞下许多东西，仅只吐出灰黑的泡沫。
当远远望见这条妇人般的河流和另一条叫作色的河流汇聚时水雾在阳光下映出的那一弯虹彩，我就知道我们将在那个地方解下钱袋去醉得天昏地暗。那时，奥达将朗声吟咏广泛流传的古歌中那些赞美善走的稳健坐骑、鞍鞯和绳索的诗句。这些诗句像赞颂女人的头发、眉眼和腰身一样赞美马匹的毛色、四蹄以及鞍上所有的柔软光洁的皮子，以及鞍桥木料和银制的足蹬的光泽。为了替吟咏击拍，我们踏断结实的长凳。奥达则挥舞那只被跺碎的酒壶划得鲜血淋漓的大手，高叫：
“飞吧，所有的龙驹！”
接着便跳起一些令人目眩的舞步。
“卡足地方的舞！”
“达维地方的舞！”
他灵活地变换舞步，喊着他到过的那些地方的名字。有一个地方的名字，他绝对不提。一次，他喊出那个名字，还没跳出舞步便号啕大哭，他说：“伙计们，别劝我，让我为那个纯洁的姑娘而哭，她只看了我一眼，我甚至不能告诉你们她是什么模样。她像一只仙鹤，摇摇长裙就走开了。我想拉拉她的手都不能够。要是拉了，我就再不会触摸别的女人！”之后，他把那些一元两元的纸币硬塞到每个人手中，这是他整整一年艰辛辗转中的积蓄。也许正是这样，他总是率先得到某个女人热情的邀约，然后是我，穹达。阿措是不沾女人的，他的钱全部花在了多病的妻子身上。
总有女人把怜悯施舍给我们的肉体与灵魂，首先是肉体然后是灵魂，然后还有我们饱满的钱袋。
穿过一片峭拔岩壁的浓重的阴影，转运站上那片错落的马口铁皮或油毛毡铺顶的房屋出现了。随后，回族老板那竹席顶的小酒馆的特殊标记被我们找到了：那是一辆废弃的推土机的烟囱耸立在屋顶最高处。
柏油马路引起了女医生和老师的欢呼。
回族老板放下装着菜饭的碗，系上围裙，叫道：“哈！”
“哼哼。”奥达说。
“哈哈！你们可不是来告诉我你们戒酒了吧！”
“要好酒。”奥达只是说。
我们每人喝下一碗，才去转运站卸下药材，安顿好马具，把牲口绊在平缓的北坡，然后又转身进到酒馆。
直到第三天我方才有些清醒了。回族老板替我们照料马匹，当然也非常尽心地照料了我们的钱袋。他的顾客就是我们这样的驮脚汉、猎手、伐木人和淘金者。门外那条叫色的河流的“色”，在本地方言中就是金子的意思。这实实在在是一个生活犷悍的下层人的酒馆。一般人是不屑也不敢进到这里边来的。曾经有一个画画的女人闯进来过，她想画一个汉子，要他脱光了衣服让她画，结果那汉子只透视了她三分钟，她就惊叫一声逃了出去。
那个被女画家扔掉的本子上仅画有半只眼睛。
白天我们靠墙坐着，不停地吃喝，经常招待一些进进出出的汉子，或由他们来招待我们。晚上，回族老板把马鞍塞到我们头下，并在我们身上胡乱扔几条毯子，并且绝对不会忘记在枕边放上几瓶据他说不仅解渴而且解酒的啤酒或香槟。
“真主保佑，醉酒的人不应该喝水。你们可是喝惯了深山圣洁林泉的神仙哪！这里林木被伐完，山泉已经干涸，看吧，那个女人到河边是为了去冲洗尿罐。”
回族老板又哈着腰说：“看看，我这嘴，我说这些你们不在意吧？”
“哦，不介意。”奥达说，“你瓶中这爱冒泡的东西是甘露所酿。”
我的脑子已经不听使唤了。虽然我非常想从脑子里抓出一两个字眼掷进同伴们的酒瓶，但满脑子只是充满了越涨越多的啤酒泡沫。
后来回族老板告诉我们：“我想你们可以上路了。”这就是说，我们的钱袋已经空了。
我们还在河口上盘桓了两天，等待货物。但是除了公路上的货物外没有别的货物。老师从县城回来时给我们带来一驮七零八碎的粉笔、课本以及一些长短不齐的尺子。大家都心情不好。我们忍受着酒醒后的剧烈头痛，等待奥达做出决定。穹达曾经摔裂过颅骨，他不时咕哝，那道缝肯定又裂开了。他把那条黑色的白毛巾死死缠在头上，在额前打了一个拳头大的死结。当初，为使那伤口闭合我们也是采用了这种办法。他在马背上晕晕乎乎过了十多天，才能自己下地站稳脚步。
我们等待奥达做出决定。
他说：“不。”虽然他明明白白地知道，这比运送其他东西更来钱。因为付钱的是国家。我们无聊地坐在那水泥桥栏上听水声轰轰地在两山间徒然往返。
阿措靠近我说：“夺朵，那个姑娘真是个好姑娘。”
穹达头痛得龇牙咧嘴，他狠狠地对我说：“记住，你那天打了我一拳。要是我没死就算了。死了，我可就记牢了。”
我揉碎三支纸烟，裹在一片破报纸里，点燃，然后跳下桥栏。不可阻遏地想到若尔金木初那麦田环绕的寨房，房前白桦木筑成的美丽栅栏，以及栅栏边怒放的几丛红色罂粟。这些我都曾不止一次地眺望过。那布谷鸟的叫声更加悠然也是必定的了。
最后是从小货车上卸下两驮药品的女医生使我们解脱了困境。
我们趴在桥栏上看她卸车，她的动作不能不说是十分利索的。
她给穹达吃了止痛药，又给醉倒在大路上的淘金人打了一针。
她只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这些药品要分送给山里的赤脚医生。”
奥达说：“我们驮了。”
我和阿措悄悄把余下的牲口赶到那座山洞仓库前，驮上炸药、汽油、风钻和一大堆塑料头盔，还有大米、饼干、罐头，外加大捆过时的报纸。
一切完备之后，我们都坐在酒馆门前那三级光滑可爱的木头台阶上，听牲口一边擦着铁掌一边摇得嚼口哗啦啦响。
我们上路时，我被回族老板拖住。他说：“那天你醉昏了，那个书记，那个公社书记，当然是以前的公社书记，他上县城时，他说真想砸断你的腿。”他眨眨眼，“他还没有回来，他说他要带了警察回来。”
“是吗？”我耸耸肩。
斜射的阳光把一线人马的影子扔向对面山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