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不擅长写散文也不擅长写序，假如有人要我好好地说真话，我想说，不如我们来读小说吧。但虚构的叙事有时也会遇到些小麻烦，比如望文生义，比如吊打在世的作者，要求上缴苦难。假如别出心裁地上缴了一份顽皮，就不得不哭丧着脸说其实我口袋里还有苦难，那么我是在和谁玩游戏呢？假如我上缴的必须是苦难，就像交税似的。
写一部小说，如果作者非要站出来说自己写的都是真事，这就会变得很糟糕。纳博科夫曾经嘲笑过的。偶尔也有例外，在小说《黄金时代》里，王小波写到脑浆沾在街道上这一节时，曾经加了一句话：这不是编的，我编这种故事干什么？
这种句法在小说中非常罕见，它漂亮得让人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当然也因为王小波是一位擅长虚构的作家，他有资格这么写。
我曾经为《收获》杂志的公众号写过一篇关于《慈悲》的文章，那是我写得较好的散文，但编辑说仍是有小说恶习。我重写了一次，希望它比较真实些，但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好转：
九十年代末，我们家已经全都空了，我爸爸因为恐惧下岗而提前退休，我妈妈在家病退多年，我失业，家里存折上的钱不够我买辆摩托车的。那是我的青年时代，基本上，陷于破产的恐慌之中。我那位多年游手好闲的爸爸，曾经暴揍过我的三流工程师（被我写进了小说里），曾经在街面上教男男女女跳交谊舞的潇洒中年汉子（也被我写进了小说里），他终于发怒了，他决定去打麻将。
我妈妈描述他的基本技能：跳舞，打麻将，搞生产。他曾经是技术标兵，画图纸的水平很不错，在一家破烂的化工厂里，如果不会这一手，凭着前面两项技能的话基本上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现在，国家不需要他搞生产了，他退休了，跳舞也挣不到教学费了，因为全社会都已经学会跳舞，他只剩下打麻将。
那个时候，社会上已经有麻将馆了，合法小赌，心旷神怡，都是些街道上的老头老太。我爸爸决定去那儿试试运气。我妈妈是个理智的人，知道世界上没有必胜的赌徒，大部分人都输光了回家的。尤其是，我们家的赌金就是菜金，输了这一天的就只能吃白饭了。
然而我爸爸没给她丢脸，每个下午他都坐在麻将馆里，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砍下来几十块钱。这种麻将，老头老太玩的，赌得太大会出人命，赢几十块钱属于相当不容易。有时候赢一百块，为了不让对方上吊，他还得再输回去一些。后来他告诉我：“我六岁就会打麻将了，我姑妈是开赌场的。”
每一天黄昏，我妈妈就在厨房望着楼道口，等我爸爸带着钱回来，那钱就是我们家第二天的菜金。他很争气，从未让我妈妈失望，基本上都吹着口哨回来的。我们家就此撑过了最可怕的下岗年代，事过多年，我想我妈妈这么正派的人，她居然能容忍丈夫靠赌钱来维生，可见她对生活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
这故事简直比小说精彩，可惜从来没有被我写进小说，因为它荒唐得让我觉得残酷，几乎没脸讲出来。在厚重的历史叙事面前，这些轻薄之物一直在我眼前飘荡，并不能融入厚重之中。
《慈悲》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而不是复仇。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慈悲本身并非一种正义的力量，也不宽容，它是无理性的。它也是被历史的厚重所裹挟的意识形态，然而当我们试图战胜、忘却、原谅历史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我父亲去打麻将时的脸色，那里面简直没有一点慈悲。他觉得真庙都是假的，而麻将馆才是赢得短暂救赎的地方。
有一次，有人嘲笑我写的三部曲是“砖头式”的小说，似乎砖头很不要脸，我想如果我能写出一本菜刀式的小说，可能会改变这种看法，也可能仅仅让我自己好受些。
谨以此为后记，并谢谢我所有的编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