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冯家的发迹史，在襄城有许多版本。有虚有实，但总是脱不了传奇的轨迹。
往上数，要从仁桢的曾祖讲起。大名景武，表字大烈。听起来十分威风，当年却是个目不识丁的穷小子。早年就靠一架独轮车过活，在山东、安徽一带买卖小商品，大概也曾经到东海贩过盐。有关他的故事，便似乎总与这辆独轮车荣辱与共。最离奇的一桩，要说在襄城里流传很广的一则谚语，“冯大烈推小车，绊倒拾个金娃娃”。这倒并非说不劳而获，而有天道酬勤的意思。是说他最难的时候，无所经营，只好去后山挖黏土，沿街叫卖。给城南的贫困人家打制简易的灶台，当时人称锅炝子。有天推着车，给一块土坷垃绊倒，一抬头，看到路上躺着个闪闪发亮的黄金娃娃。从此就有了本钱，买房置地，终于发达了。
这故事在民间算是颇为惊艳，但仁桢总觉得牵强得很。家中的老辈人就说，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人总是想在一朝一夕改了命数。她就听说了另一个故事，倒是日积月累的。说这太爷爷，曾为城东的一个布庄跑脚。这布庄是个南洋的商人开的。那时候，“洋布”刚刚进了中国，行情一直不怎么好。甲午战争前，还没有倾销这回事，外商是想和本地的同行平等竞争的。中国人念旧，这土布又到底厚实了许多，也耐穿。外来货一直打不开局面。这商人便有些灰心，家里这时候又出了些事故，便对中国的这桩生意意兴阑珊，想回国去。一时又盘不出铺面，便物色了一个人，帮着打理。这个人，便是冯大烈。他看上的，是这年轻人的老实本分，能力又不错。便指望着，让他暂且保住家业，从长计议。
十年后，他回到襄城，却吃了一惊。原来，他的布庄，已多开了两家分号，生意是红红火火。他找到大烈，当年的年轻人，已然中年。拿出一部账本，明细清清楚楚，他便知道，没有托错了人。
毋庸置疑，冯大烈是打开本地洋布市场的第一人。要说方法，并未有什么取巧之处，但要的却是魄力。其实也简单，就是送布。他亲自带上伙计，去城里的富足人家，精挑了数种花色送上。可是英雄无出处，便被婉拒。他也不灰心，便又花了钱，找到本地有名的裁缝。问到了城中名媛女眷的喜好，送了花色相类的上好布料，叫裁缝按他们定做的衣物再做上一套，择日赠上。因了裁缝的推荐，对方则不便拒绝，便有些试穿的，也渐看出这洋布的好来。因是机织平纹，质地紧密，上身则轻薄如绸缎，十分舒适。女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原本如此，好就是好上加好，坏是雪上加霜。一来二去，这布庄的声名竟就起来了。因为行内的规矩，降价不合适。大烈便叫伙计，给顾客每尺都让出三寸。让出去的是布，得到的是口碑。
这商人便也十分叹服，说窝在襄城，是委屈了人才，问大烈要不要跟他去南洋。大烈说，这中国人，大概还是在中国的地界上，才知寒暖。商人便叹了口气，说，也对，安土重迁是本分。我这次回去，大概就不回来了。你若不走，我想你能将这店接下来。大烈说，那自然很好，但只怕我的本钱不够盘下来。商人便道，我是说，送给你。你这些年为我赚了不少钱，我将这些铺面都留给你，将来经营成怎样，就是本事和造化了。
又过了几年，西门路东开了一家“景盛公”。这是襄城第一家洋货行，冯大烈算是又开了一个先河。因为先前的经验和口碑，又讲诚信，这生意便如虎添翼。外商都愿意请他做商保，一来二去，和他的合作也渐成为赊销。他再转手鲁西南、豫东等地的商贩赊销，卖货点由江浙往南一路拓展到上海。因为经营有方，供求有致，获利颇丰。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他将一部分资金投向金融业，开办数家钱庄。同时又在风化街、艺波巷、襄阳路、文亭街一带大置房产。
富了，他就将那独轮车用红缎子布封起来，悬在堂楼上，提醒自己莫忘微时。又经常周济穷困，因此在襄城八县威望日隆。
有关他的善行，确有兼济天下的意思。光绪二十四年，襄淮一带遭水灾，出万金救济灾民。他出巨资买米、豆饼、杂粮救济民众。修筑黄河大堤时，他又承担修建了最长的地段，且独资重修了鼓楼。
对这个不可谋面的曾祖父，她总有些莫名的亲近与忧伤。她一个人，偷偷去祠堂看悬在堂楼的独轮车，车上的缎子早就破败污秽了，黯淡地发着红。她就坐在门槛上，想那不知是多少年前的烟火气熏的。这个曾祖父，富甲半城，据说到老自奉俭约，独善其身。衣服还是补丁摞补丁。莫说是他自己卖过的洋烟，连土烟都稀罕。她就嗅一嗅鼻子，想他抽过的芝麻叶，该是什么样的味道。这老人的事迹，和她读过的四书五经，总有些壁垒分明。每每她不想读这些咿咿呀呀，先生便拿出戒尺，说，小姐，你莫说为了自己，可怎么对得起这冯家的祖宗。
先生便告诉她，这太爷爷是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只好随身揣着一枚印章。于是发狠要让后代读书考取功名，女子弟也要识文断字。他捐资两千金设义塾两所，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大烈“乐施不倦”，专折上奏，被朝廷奖给一品封典。也是善有所偿，后来次子果然中了举人。
她也知道，这举人儿子便是分家出去的二爷爷。本来是这佳话的主角，偏偏是最不成器的一个。吸大烟，一房接一房地娶姨太太。儿子自然是不少，但养不教，父之过。这过错若是应到了自己身上，便就成了现世报。这也是冯家一桩当年的丑闻。二爷爷作了古，几个儿子为了丧葬费，纠缠不清，居然就将这老爷子的遗体丘在了东郊的万年寺里。这丘原本不犯忌，是大户人家的老人去世，要等夫妇合葬，或是等远人归来的。可这二爷爷，一丘二十年。族里族外，明里暗里地笑话。到头来，还是他弟弟，仁桢的爷爷出钱给埋了。说起来也真是凄凉。
因为几次分家，冯家其实是有些伤筋动骨。家中的子弟又缺陶朱之才，无心将太老爷苦心经营的实业发扬。到了明耀明焕这一代，洋货行和钱庄竞都慢慢地盘出去了。换成了现钱，自然是大置房产，或是在襄城八县到处买地。由此得见，冯家家大业大，逐渐也转为守势。
但若论起外贸的生意，冯家的威信犹在。这襄城四街多少商铺，追溯起来，当初都是昔日冯氏的产业。日本人也是看上了这一点，在这襄城打开局面，要的是提纲挈领，纲举才能目张。对他们而言，冯家既是一面旗，又是一颗棋，是志在必得。
三大爷明耀，隐约觉出了日本人的企图。但他更担心的，倒是日本人言而无信。到时这四民街上的三间大屋，怕是有去无回。再一则，谢家与袁家，都是有些黑道背景的。这一动迁，先切了他们的财路。虽说冯明耀并不怕这个，但明处树敌，暗箭难挡，总归不是好事。这一来，他倒是踌躇得很。想来想去，他就使了一个缓兵之计，对和田说，他们还有个五弟在外国。老太爷生前有交代，家中产业大宗的买卖租赁，要兄弟几个合计了才能决定。他一个说的不算，他会去封信，等弟弟有个回音儿，也算是无违父命。和田倒是笑一笑，说冯老爷还真是孝子。没错，中国人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那我就静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