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江西路等了两个多小时，银行才开门。我把钥匙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职员。他请我稍等几分钟，他去把保险箱抱出来。我开锁时，发现他不知回避到哪里去了。保险箱塞得又乱又满：两件我见过的男性首饰，纯金的领带夹和一对镶小钻石的袖扣是杰克布祖父的遗物。然后就是一堆名片，一沓发黄的照片，祖祖辈辈寄居全世界各地的记录都在这些照片上。我送给他的一套犀牛角梳子也被保险地收藏在这里。这个保险箱像世道一样乱，我趁乱把护照拿走，大概连他自己都不会发现。
我离开银行，走进8月底的上海。杰克布的护照封面有一点潮，似乎刚刚还挨着他出汗的胸口。
我从小皮包里抽出手，手指头有种奇特的空虚。那个戒指呢？小皮包里面零碎不少，我兜底翻检了几遍，什么也没找到。手术的时候我的手指什么感觉？也是空的。后来呢？我跟彼得最后握了握手，那时候手指头上绝对没有戒指……
我不知怎样把自己塞上了一辆开往虹口的电车。一车上班上工、投机倒把做生意、当差跑腿的人都给挤得奇形怪状。戒指只能是丢在小客栈的房间里了。
汇山路的小客栈还在睡懒觉。昨天见过的店主在柜台后面看《申报》，手里拿着个苍蝇拍子。他一见我，嘴猛一张。我知道这一夜的惊魂未定都留在我的脸容上。
杰克布先生大概还在睡……老板说，没有看见他出来。
我一边请早安一边往楼梯的方向走。他还礼的话还未落音我已经上了楼梯。
杰克布已经走了。毯子乱七八糟，木拖鞋东一只西一只。他一定走得很急。是知道那个新四军军官受伤和两只装着他工厂产品的船落入日本人之手的消息之后走的。杰克布这时候会在哪里？在浦东？该转移的要转移，该藏的要藏，够他忙的。
我在枕头下面找到了戒指。昨夜我是否在上床时摘下了它？一点记忆也没有了。你肯定听说过弗洛伊德的“记忆的防御性”，人的记忆有一种防御功能，它会把不愉快的记忆过滤出去。
房间还有一股杰克布的气味。为了和我约会，他往身上洒了过量的“科隆4711”，所以你能嗅出昨夜在此留宿的是个花花公子。
浪子和他的女人在这床上缠绵了小半夜。在他心目中，那小半夜已载入他的私密史册。之后，他东渡黄浦，投入大行动去了。
我下楼时想，昨天晚上是我今生最后一次见杰克布。这想法把我定在一级楼梯上。不知什么东西发出“哗啦”一声响，吓了我一跳。是报纸翻动时那种特有的刺耳声响。
老板从《申报》上露出梳得油亮的分头和笑眯眯的眼睛。
这里也能叫咖啡的。要送到侬房间去吗？老板说。
我说谢谢了，我丈夫已经去公司上班了。
他问我是否要结账。我说带的钱不够，能否用物件抵押。一颗蓝宝石戒指丁零一响，落在木质柜台上。老板的双手赶紧一挡。
No，no，no，请侬收起来。我店里不能扣押任何值铜钿的物什。我可以等的，不要紧，侬啥辰光有钞票啥辰光送来好了。不急的，噢。
我知道我的脸红透了。老板已经回到报纸后面，只让我看他的头颅两侧，雪白的发根已经在漆黑的头发下面露出。是个不年轻的老板，小心翼翼经营一家客栈，每天有多少像我和杰克布这样的人要应付，稍不当心，就会让全家湮没在粮荒中。
我跟老板又道了一句谢，说一定会在天黑之前把房钱送过来。老板说他相信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太太，又连说了几声“不急的，噢”。
从虹口步行回家，看见凯瑟琳一身正装，长旗袍、高跟鞋，头发高高绾起，正在招待一家杭州人看房子。一看就知道是杭州乡下富豪，“有钱不如砌在屋上，有金子不如镶在牙上”的那种土财主。一家子从老太爷到老太太，再到少爷少奶奶，阵势庞大，把我这个房主挤得没处立足。老太太和少奶奶都是浑身珠宝，像一个个移动的微型首饰店。他们用乡土音很重的话，批评地板太老，玻璃窗太多——冬天会多冷啊？生炭火盆会多费炭啊？
我走到凯瑟琳身边，问她能不能给我一些钱，我有急用。
她马上抹去温婉的笑容，把一张愁苦的脸转向我，说：要多少钱？
随便，我说。
你稍微等等。他们走了再讲，好吗？
她的脸越来越愁苦。现在这所房子里的三个女人，一提到钱就是这副愁苦面容。
卖房子的钱还没到手，大家已经把它给花透支了：有一份给我，其余的凯瑟琳要买一套石库门房，还要给我父亲带一笔钱到重庆去，为他治病买药。最后，要留一小笔钱给顾妈（这是在我的坚持下做出的决议）。
乡村富豪一家轰隆隆地走上楼梯。老太太批评楼梯的每一格太陡，一步一步伸长腿——谁有那么长的腿呀？又不是鹭鸶！少爷说，这房子是洋人盖的，洋人的腿不就跟鹭鸶一样吗？搬进来把楼梯重新做好了，少奶奶说。少奶奶是批评最少的，大概看在离此地不远的小都会舞厅和大沪舞厅的面上。这些进了城的少爷少奶奶都会恶补大都市的功课，各种娱乐场所都看得见他们。
老太爷问凯瑟琳，房子是什么时候造的。
凯瑟琳微笑着说她不清楚。她的样子像静安庙会货摊上卖绣品的女子，抛头露面做生意是迫不得已，因此羞怯得很。
我说：1899年盖的。门口的台阶下面，有块砖上刻了年月日，就是房子落成的日子。
凯瑟琳的锋利的目光向我一剜，划痛了我。
老太爷说：哦哟，这座房子高寿哦！
我这才知道自己嘴快，又帮着买方降了降价。我们卖房的广告登出去很久了，买主都像是看透我们的经济窘迫，迫不及待等钱用，一个比一个压价压得狠。上海现在肯出好价钱买房的只有三种人：从沦陷区逃难出来的富豪、黑道人物、日本人。黑道人物看不上我们这样的老旧失修、面积窄小的洋房；阔气点的乡村富豪讲究门面，也看不上它；日本人呢，我们是不卖的。他们在中国占了太多也毁了太多，我们这一小方土地，就不跟他们客气了。所以先后来的几家日本人，都被告知已经有买主在商议价钱了。
乡村老财一家看见楼上书房放着一个铅桶。
漏雨漏得蛮厉害，少爷说。
凯瑟琳说还好还好，屋顶上的排水管刚换过，大概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瓦太老了。雨大风大，把碎瓦冲到水管里，水就流不出去了，少爷说，换换瓦要不少钞票的！
他们每个批评都把房价往下降一截。一个小时不到，房价眼看落了三成。三位伯父买下的一小方国土消失起来多么快。
四世同堂的买主一出去，凯瑟琳就对我说，父亲已经到达重庆，住进了医院，马上就要把钱给他带过去。
书房里所有的书籍、文稿都从书架上进入了纸箱里。凯瑟琳和顾妈一定熬夜完成了这桩工作。一部分书籍要卖掉，另一部分将寄放在凯瑟琳父母家，垫箱子垫床腿，或者放在阁楼上让老鼠磨牙。
她说：你“大的”会责怪我的！一定要怪我不拦住你，让你在外面过夜！
我说：我会跟他讲清楚的。
兵荒马乱的，你电话打一个回来也好啊。马路对过那家邻居太太问过我，到底侬结过婚没有，总是看到你夜里很晚出门……
我给了她一个她熟悉的“Shut up”眼神。
随你便。你老大人了，我管也管得苦死，侬听也听得苦死，现在好了，房子要卖了，大家各管各。
我把巴掌往她面前一伸：钞票给我。
啥钞票？
你刚才叫我等等，等买房子的人走了再给我钞票……
我哪里来钞票？就是今天把房子卖掉，总不见得人家今天就把钞票数给我！
能使凯瑟琳和我之间一刹那转变敌友关系的就是钞票这东西。任何时候只要这东西介入，你发现她面前早就竖起森严的城墙，剑拔弩张，把你矮矮地置于墙下，把你变成徒劳的攻城者。让我火大的是，我从来没想要攻她这座城。或者说，她从来看不出我赤手空拳，满心懵懂，怎么就值得她那样森严防御。
我一句话也不说，从她的城墙下调头便走。我从柜子里翻出两件衣服，用丝巾把它们包好，飞快地下楼去。我的脚步声在凯瑟琳听来，一定是撤军的鼓声。
这回我典当的是我仅有的实用衣服：两件质地精良的羊毛衣。它们应该值点钱，至少够我去汇山路的客栈把杰克布的声誉赎回来。
我把两件毛衣放在当铺的柜台上。这是跑马厅附近的一家小当铺，玩儿赌马的人疯起来什么都当。店员里外翻动着一件黑色、一件米色的细羊毛衣，没挑出毛病，然后便唱戏似的把羊毛衣的质料、新旧程度、颜色一一报给里屋的账房。唱到“Made in Italy”时，我心里一抖。不久后，一双陌生的手会翻弄着毛衣后脖领上的商标，两束来自陌生眼睛的目光照射在上面，顿时热了：哎呀，意大利货呢！正像一年前，我跟表姐们逛旧金山富人区的“联合街”时，在一家旧货店发现这两件意大利旧货。当这两件从属过多位主人的毛衣包裹住一个或老或少的陌生身体时，我会在哪里？和彼得在远洋轮的甲板上，脊背朝着葡萄牙脸朝着纽约？或者更走运些，已经成功登上了新大陆，住进了曼哈顿或皇后区的小公寓？……等那或老或少的陌生身体把它们穿旧，肘部磨薄，袖口脱线，终于不得不把它们拆整为零时，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叫另外一个名字。跟现在这个叫May的人，以及和这个名字相连的人物、事物早就断清了。
店员终于发现了一点美中不足：米色毛衣领口的一粒小纽扣线松了。这是微不足道的瑕疵，我一分钟就能补救。店员却说那可不一样，用其他线来钉牢这颗纽扣就会暴露它有多么旧。他红口白牙又把可怜的价钱杀下去两成。
我没时间和精力争什么。梅辛格和日本占领军的“终极解决方案”正在最后完备每个细节。明天晚上，一艘前往澳门的船就要起航，那上面必须要有我和彼得。我要让梅辛格刀下留人，哪怕只留下一个彼得。我对店员说：你说值几钿就值几钿。
我口袋里揣着当铺里来的钱，急匆匆穿过人群。上海到处都是人群，你慌他不慌，没钱却有的是时间。人群是在等跑马场开门。许多锡克大包头在礼帽和草帽以及千般百种的仕女帽上面浮动，不时转动方向，或急或缓，看看有谁在趁乱干见不得人的事：卖走私品、拐带小孩、手伸进别人口袋或伸到女人身上……上海是这么个大地方：视平线之下，无数见不得人的事在发生，难怪各国商团和宗教界为这个城市的道德行为操碎心。曾经各租界的联防军动不动就要在跑马厅大操演，给视平线以下的活动者们点颜色看看。
从人群中钻出来，我握住钞票的手发潮了。顾妈在我十二岁时就教过我：碰到人多的时候，谁碰痛你都不要去管它，不要去张望，因为你一张望，或者寻两句相骂，钱就到人家手里了。
我跳上静安寺至虹口靶子场的电车，过了外白渡桥就跳下车，然后蹬着两只半高跟鞋小跑。跑什么？我不清楚。急于让客栈老板收到房钱，早一点打消对杰克布（以及犹太人）品行的疑惑？踏进那家小客栈，老板正在门口打苍蝇，我把钱交给了他，他马上把杰克布的假身份证还给我。
老板说：再来哦。以后手里不宽裕，也没关系，房钱好说，噢？
我脸红了。
谢天谢地，幸亏这辈子替杰克布收拾此类尴尬残局的人不是我。往回走时我又想，还不知是哪个女人，将会长久地跟在杰克布·艾德勒后面，还这种或那种债务。
太阳虽然在云层里，却不妨碍它升温。我沿着汇山路往回走，黄包车夫们在我身边慢下来，看不到希望，又快步离去。外白渡桥下一声声船鸣。我突然记起客栈老板最后的告辞：再来哦——
不是再见，而是“再来”。
那是一家不错的客栈，但老板不会看见我“再来”了。
我走到桥中间，一个年轻男人从后面超上来，然后在离我五六步远的地方转过身，接下去就飞快地倒退着走。非得职业摄影师才能倒退着走得那么快。他笑着说：密司，我给你照张相吧！快门和他的话一齐落音。
我愣住了。
他说：笑一笑！我跟了你一阵子……我特别喜欢照相……我不是坏人！
他最后这句自我介绍让我笑起来。我们俩之间的坏人是我。我怀揣着阴谋和窃取到的他人护照，准备消失到一个永久的阴谋中去。这是一个阴谋者消失前的最后形象。
我真的不是坏人！他一再地阐明。
我又笑起来。他要知道我是个坏人会不会掉头就逃？
我以为你不会笑，你是我看到的最忧悒的人。摄影师由于我会笑而大为惊喜。我就是特别喜欢照相，没别的意思。假如你有空，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照的相片，就在我的摩托车上放着。他指了一下桥的那边。
他看起来有的是空。包罗万象的大上海，也包罗着这样猎取图像、形象的公子哥。我丧魂落魄的形象，无可挽回地成了他的猎物。
1942年8月30日的上午，某个玩摄影的公子哥无意中跟踪、猎取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形象，作为May的最后一个形象。这可是了不得的一天，所有的阴谋，大大小小，都在云层里水波里弹膛里脑海里煨煮，一点点煮到火候；一切都在趋向开锅。
我向摄影师道了歉，向西走去。
凯瑟琳说杰克布来过电话。我马上在门口呆住，一只脚跷起，两手正在脱鞋。
他电话里说什么了？我问。但同时心里苦笑，说什么凯瑟琳的英文程度也懂不了。
没讲啥。
至少讲了他还活着。我心里说，那只跷着的脚落在地板上。顾妈在厨房里做午饭，泡饭溢出焦煳的气味满房子都是。自从她知道这房子里的三口人都要走上不归路，焦煳泡饭的气味常常从厨房冒出来。
剩下的时间，我全部用来清理东西。能给顾妈的我都给她了，除了晚礼服之外，她也都接受下来。从十二岁到现在有多少东西要处理？有多少东西不能落入陌生人之手？每一张纸片都要仔细阅读，我不能让陌生人知道我仇恨过父亲、凯瑟琳、凯瑟琳的父母。我也不能让陌生人知道从十二岁到十八岁的暗恋：那些中国、法国、美国、英国的电影银幕上的男子。当然，还有一次次无后果的情书互递，生日祝贺……没有一件东西不是证据，不需要毁灭。我理解英国人美国人撤离之前，全上海的黑夜里那一蓬蓬焚烧证据的大火。
把该烧的烧完，我突然想到，杰克布这一会儿回来我该怎么办。他若回来晚一步，发现再也找不到我，会怎么办……顾妈把一堆灰烬装进铅桶，每弯一次腰或屈一次膝都发出关节炸裂的声响。她留在都市，或回到乡下，这样“噼噼啪啪”的还能卖多久苦力？
什么叫做“惶惶不可终日”？那天的我就是最好的写照。
直到车子在菲利普家门口停下，我才意识到，自己是打着造访的幌子来探消息的。或许从罗恩伯格那里，会有关于杰克布和浦东工厂的消息传到温家。
温家的女佣告诉我，主人们都去龙华殡仪馆了，因为世海少爷死了。用人没有跟我谈下去的意愿，马上就要关门。
我抵住门，不让她关。我记得女佣中有一个是世海的乳娘。
什么时候死的？
不清爽。
怎么死的？
日本人打死的。昨天把尸首从浦东运到殡仪馆的。用人眼圈红了。
我赶紧转身，走开。这位女佣一定是世海的乳娘。我怕她当着我“哇”一声哭号起来。我心里还不乱还不吵闹吗？
杰克布怎么也该打个电话给我啊。我坐卧不宁，几次出现幻听，听到电话铃响起。实在没什么可收拾的了。我关上了两只皮箱，全身压上去，才把锁扣住。
房子里都搬空了。凯瑟琳还是能干的，把家具寄卖行的人请来，估了价，半天就把这个家搬成了空壳。这里那里还有些漏到毁灭之外的小物什：一根少年时代的发带，一颗找了几年的水晶纽扣，两张我作弊藏在地板缝里的扑克牌……每个年龄都留了一点什么证据，真是没办法，一所老房子都不肯轻易忘却，不肯轻易另外从人。
这时电话铃响起来。一听是彼得，我大失所望，一直牵挂的并不是这个彼得呀。彼得有一生够我去牵挂呀。
晚上有事吗？他问我。
嗯……
去放松放松。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上海。我马上来接你出去。
彼得不管我的反应有多消极，决定要在告别上海的前夜做一回上海人。他也累够了，勤勉够了，乖够了，稍微坏一坏，不枉来一回上海。
他的脸虽然是那种疲劳过度、长期熬夜的人特有的苍白，那种冷调的白，但他神采飞扬，动作过猛，发射着神经质的能量。有点像杰克布在设想一项大计划，或思考一个抽象大主题，比如“迫害”时的状态。
我们先去国际饭店吃晚饭。走到楼下，彼得犹豫了。花这么大一笔钱吃晚饭，他下不了手。我自告奋勇，带他到了福州路上的得和馆，让他吃一次上海本帮菜。福州路上的馆子我和杰克布常来吃。得和馆的老跑堂眼尖，马上上来招呼，管彼得叫“艾先生”。
彼得问我“艾先生”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杰克布·艾德勒。彼得不过是提前一天做了“艾先生”。
彼得问我是否和杰克布常来这里。我说来过两三次。他失神了，玩味着我一手操办的这桩掉包计到底有多么不堪细察。细察的话，这家考究的菜馆没有一碟菜你敢吃。一旦有了新名字、新身份，我们会自新的。自新的我们，会对新身份的来由失忆，或者，当一个玩笑，偶然提及。新身份下的我们有多少新的事务去忙？安家立业，置房产，选家具，生孩子……
彼得，我们的第一件家当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要转移他的神思，让他浪漫起来。为了浪漫，一切牺牲都情有可原。
他微微一笑。
为了把它装进皮箱，我把许多衣服都扔出去了。
他“嗯”了一声。
看来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祖母为你做的那条床罩。我们俩的第一件家当，对不对？
现在我也觉得浪漫是件挺吃力的事。它像是舞蹈，长期不练，就失去了自如和自在，再想轻歌曼舞，只能是造作和窘迫。
这时彼得跟我说，他要去打个电话。馆子的电话在柜台上，而我们坐得离柜台不远，所以我听他吃力地用上海话跟对方讲着数字。最后终于讲不下去了，向我求援。他用一只手捂住话筒，把谈话主旨告诉了我。最后一批大米还没卖出去，他要这人在卖出去之后把钱交给他的父亲。
我按他的意思把话传过去。那边的人说：请你问问寇恩先生，中介人要提成两成半，涨了一成，怎么办？
彼得一听，拿过话筒，用跑了调的上海话说：甩掉中介人，跟店家直接接上头，我们不需要他了。
我们回到餐桌上，彼得对我说：我们走了之后，家里还有一点收入。
菜上来了，我向跑堂要了一副刀叉。老跑堂话多，把刀叉摆上来时，用洋泾浜英文说：艾先生会用筷子的呀，今朝怎么要用刀叉？
彼得和我对视一眼，笑笑，都笑得不开心。
吃了饭走出来，福州路上的妓女们开始上班了，彼得和我手牵手，仍然不时让妓女们撞撞肩，碰碰屁股，或者甩一两句俏皮话。彼得看着这个妓女比电线杆还多的地方，目瞪口呆。
此刻正是“夕阳西逝，怒马东来”的辰光，外滩和江西路各大楼里闷了一天的男人们不守法规，开车的，乘马车的，一齐杀向福州路来寻欢作乐。
我牵着彼得的手，一路把他拉到南京东路的一个弄堂。老远就能看见霓虹灯广告“娜塔莉法国理发厅”。店主是俄国女人，会说几句法语。
我看着俄国娜塔莉的手在彼得头上变戏法：一层层的颜色，一层层的布单子，她嘴角不断地换着烟卷。在她脚下有了一堆烟蒂时，布单子下冒出了深栗色头发的彼得。
镜子里，彼得以他两年前的无辜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我。我走上前，朝娜塔莉比划着。叫她修一修这里，剪一剪那里。短一点，薄一点……杰克布护照上那张相片，也是在我操控下照的，我也像现在一样，亲自下手。那时是仿照彼得重造杰克布，现在是仿照杰克布再造彼得。
九点钟，我们回到静安寺大街。一条大街上有许多家舞厅。大华舞厅的舞女是上过小学甚至初中的，会初级英文。我向彼得介绍一家家舞厅的特色，从杰克布这个活的“上海娱乐大全”那里获得的一知半解，我此刻毫无保留地贩给了彼得。
彼得和我先在酒吧的高凳上坐下来。舞女们还在热身，表情和动作都还有些腼腆。喝了两杯红葡萄酒的彼得有点浪漫了，不再那么神经质。
菲律宾乐师们把《蓝色多瑙河》奏出了热带风情，一个舞女发出高音阶的大笑，气氛悦浪起来。
彼得的长腿从高凳上戳在地板上，看着我：可以吗，亲爱的？所有绅士都用这句话把他们的女伴邀下舞池。
杰克布会说：你会请我跳个舞吗？或者：我才不会跟你跳舞呢！一面说着，已经一把将我拉下了舞池。还有一些时候，他坐在椅子上就开始浑身不安分，已经舞起来，舞着舞着就已经在舞池里，然后突然发现自己舞得形单影只，一把扯下个舞伴，再一看，这舞伴是我。这就是我们咯咯笑着，放浪形骸的时候。
彼得舞得很秀气，热烈也是规矩男人的热烈。十点钟一过，灯光开始挑逗，你眼前是飞旋的走马灯：红的嘴唇，白的牙齿，斜翘着的雪茄，捧住丰满臀部的毛森森的手……
我的额角抵住舞伴的肩，想着上海的种种好处。想着汇山路上客栈老板的告辞：“再来哦！”那个客栈的房间是什么样子？我现在有时间在记忆中好好地打量它了。它非常小，墙壁漆成苹果绿色，一对迷你沙发，是深绿的，搭着白麻布抽纱镂空垫子。床上有帐子，床头柜上的两盏台灯吊着一圈白色流苏。非常娇嗲的小屋，跟外面的战争、饥荒对峙，谁在笑话谁也不得而知。一看就是老板投其所好为犹太难民们布置的蜜月小窝，让那些辛苦赚钱的情人或夫妻在这里忘怀地夫妻一场。
换了一支快节奏的舞曲，全场起了旋风，一条条裙子盛开怒放，长头发短头发成了兽鬃……彼得全力以赴地舞动，你看得出他是下定决心要找乐子。今晚他在认真地让自己做一个吃喝玩乐惯了的人。
我对什么都马虎，跳舞也马马虎虎。尽管如此，我应付专注的彼得还是绰绰有余。玩和乐属于生性马虎的人，所以我在别人眼里，什么都玩儿得不错。
苹果绿的小屋却非常凉爽，杰克布的身体于是便非常地烫。他的肩头，留着牙齿咬伤的疤痂。一盏台灯没熄，杰克布的面孔还是个花脸：疤落掉的皮肤全是粉白色，和那常常暴露在浦东太阳下的深色肌肤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花脸使我再次咬紧牙关，抵制心里由远而近的温柔。我必须抵制无耻的人性本能，抵制低下的荷尔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你要偿还的！你在我身上寻欢作乐，你将会知道代价有多高昂：梅辛格和日本人的屠杀包围圈正在合拢，你会作为难民彼得·寇恩留在包围圈里……
我偷到了杰克布·艾德勒的护照，我才不会为此负疚。嫖娼一夜还要付十元大洋的——那种会英文日文的高级娼妓。
不过客栈的小屋是很难忘的。就像那些旧金山灯塔礁的落日，那些斯丁逊海滩的下午，那些总是伴有争吵斗气的对话，那些过后必定引起自我厌恶的自我放任，那些不着边际、大而无当的有关“迫害”的闲扯。跟杰克布在一块儿，除了他这个人该被狠狠遗忘，其他都将是难忘的。
舞厅的鼎盛时光到来时，我觉得我把杰克布忘得差不多了，但彼得在一曲未终时突然停下舞步。他的强健理智对我们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都有极大益处。
他把我送到家门口，转身离去。从明天开始，我们有一生的时间用来恋爱，所以不必图眼下的缠绵。
他走出去三四十米了，我又叫住他。他看我跑向他，脸上出现了早有预知的微笑：恋人们的告别总不会那么利索，总会拉扯几个回合。
我跑到他面前，说：世海死了。
什么？
一看就知道彼得也像我一样，让这消息砸得头晕目眩。
日本人杀了他，我说。
彼得喘出一口气来。毕竟他们也师生过一场，他那么认真地给世海上过钢琴课……
世海还不到十九岁，我又说。
……我正要去找他，彼得说。
你和世海约好见面？
嗯。
刚才他跟我告别时，并没有说急着要去见世海。我以为他早早离开我，是为了和他父母、妹妹有个长一些的道别。
你们见面有什么事？我问道。
彼得看着我。
我马上说：假如只是你和他之间的事，就别告诉我吧。
我又转身走去。我家的窗子全黑着。人心事多，睡得就早。
地板上铺了一张竹席，就是我的床铺。我越躺越心浮气躁。这样就消失了？从凯瑟琳、杰克布、顾妈、我父亲……许多人中消失了？这样就算交代了？似乎哪里令我不满，大大地不满。
我跟彼得约好，清晨五点钟从各自的起点出发，在码头的一等候船室碰头。我们先乘船到海宁，再被塞入一艘挂有葡萄牙国旗的三千吨货轮前往澳门。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在码头上的咖啡店坐一会儿，吃一餐不慌不忙的培根煎蛋。那时即便顾妈对凯瑟琳说：清早我听见阿玫出去了，凯瑟琳也不会想到我已经永远消失。也许，直到我们坐上从澳门出发的远洋轮，凯瑟琳才会觉出不对头。当她走进我的卧室的时候，会看见窗台上放了一枚蓝宝石戒指。家具卖掉后，我们都睡地铺，窗台下一张竹席，一条薄被，枕头上的凹陷是我后脑勺留下的，那一切就是我金蝉脱壳的现场。万一凯瑟琳还有机会联络上杰克布，她会用可怕的英文夹杂着中文千方百计地让他明白：妹妹不见了，留下一枚戒指……那就是杰克布付偿代价的开始。
从窗缝里传进轿车过往的声音。上海的夜生活刚刚才开始，大华舞厅正在被最正宗的夜生活派占领。我怎么睡得着觉。再说，也没有几小时可睡了，最晚四点钟就要起床。
我来到静安寺大街上。在我二十一二岁那段时间，我像所有一无用场的年轻女人一样，把自己当花养，漫无目的地绽放。因此常常是睡懒觉，闲逛，有心无心地看书，有一搭无一搭地弹弹琴，也常常昼夜颠倒，脑筋和肠胃以及血液循环，都是在夜里更功能正常。当我走回到静安寺大街上的时候，思维像暮夏的星空，十分清亮。
我一遍遍回想彼得听到温世海死讯的反应。他和世海今夜有个约会。为了什么而约会？彼得不像杰克布，后者的生活中总有我涉足不到也探察不着的灰色地带。彼得对于我是透彻的，所作所为，对我毫不设防。相反，我对于他倒是一段明一段暗，有些段落，干脆是严实封闭的秘密。我不知不觉往虹口方向走，听见“叮叮叮”的敲打声响在附近，起着回声。我几乎没有意识到那“叮叮叮”的敲打发自我的鞋跟：一对磨掉了皮垫，露出金属的鞋跟。
唯一不透明的就是他今夜和世海的约会。在给那个新四军军官动手术的时候，他和世海用德文进行的问答是什么？世海去了，假如彼得不告诉我，或者用假话搪塞我，那么它就是一个永远休想解开的谜。
我招了一下手，马路的阴影里跑过来一辆黄包车。
在舟山路上的酒吧和餐馆里打听一下，说不定能打听到罗恩伯格的住址，甚至碰见罗恩伯格的可能性都存在。犹太难民虽然有三万，但相互间直接或间接都是有联系的。
我的运气不坏，在一家德国酒吧打听到了罗恩伯格的电话。我用餐馆的电话拨了号。叫醒了一连串的人之后，总算找到了罗恩伯格。
我是May，我说，真抱歉……
没关系，罗恩伯格说，你一定知道，最近出的事有多么可怕。
我说我已经知道詹姆斯·温的死讯了。
他叫我不要再说任何话，他马上到餐馆来。
十分钟后，罗恩伯格骑着自行车到了。我们在角落里找了张桌子，各自要了一杯啤酒。
世海是在浦东的车间里被日本人打死的。杰克布买通了耶松船厂的一个德国工段长，要世海把可能引起日本人怀疑的机械转移到船厂里隐藏。他原来是派世海去送这些机械，但世海坚持留在车间，把正在制造的燃烧弹埋起来。日本人进了车间，世海临时着慌，想跳窗子，中了十几颗子弹。
你知道杰克布现在在哪里吗？
躲起来了。
没有办法找到他？
现在最想找他的是日本人，当然，除了你之外。
罗恩伯格的这句话旨在制造点幽默，但在我这里似乎讨了个没趣。
你这么晚找杰克布有事吗？罗恩伯格问道。
我摇摇头，站起身。他赶紧起来为我披那条雪纺的小外套。
罗恩伯格，Bazahlen se dez？是什么意思？我从肩头转过脸问道。
罗恩伯格一时没听懂。
我又说了一遍，根据记忆调整着发音。
应该是Bezahlen sie das，罗恩伯格说。
对，就是Bezahlen sie das。
罗恩伯格说：你们会付钱吗？就是这意思，不过此人这样说可不够客气。
那么，Ja daz bezahle ich，是什么意思？我又问。
我会付的。罗恩伯格马上就翻译出来了。
我明白了。彼得两次用德文问世海：你们会付钱吗？世海回答：我会付的。就是新四军长官不付钱，世海也会设法从他老子或亲戚那里搜刮到一笔手术费，付给彼得。第二次彼得问得急切，气粗，所以可以听成，你肯定会付钱吗？或者听成：你不付钱，我手里可是掌握着你们的一条命呢。
我坐在跑得嗖嗖响的黄包车上回家，脑子和心都是空的，只有这个强硬的德文句子：你们会付钱吗？我们赶在了宵禁前穿过外白渡桥。
彼得真够胆大的，两支枪口对着他，也不妨碍他捞一笔。他冒生命危险给不相干的人做手术，捞一笔不是应该的吗？从此，彼得对于我，又是通体透明，毫无隐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