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我必须跟她去火车站，去接从劳改营回来的姥爷。火车是从兰州开往北京的，从车上下来的人身上和脚上都有一层黄色尘土。站台空旷了，姥爷还不出现。妈烦躁地自语：“叫他别动，别动，肯定错过了！”妈不承认她不记得姥爷的模样，她说起码姥爷的大个头会让她一眼认出来。我从来没见过姥爷，据说他的所有照片都被烧掉了。一些是他刚被捕时烧的，其余是“文革”中烧的，姥姥和妈必须把和他的一切联系烧干净。我和弟弟从来不知姥爷犯的什么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够资格挨枪毙的。后来不知怎么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给忽略了，死刑也延缓了。一缓三十年。
整个一个空站台就把我妈和我晾在正当中。都要走了，看见车尾巴上站着个人，穿一身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棉裤，黑暗的脸色，又瘦又矮。他疑惑地往我们这边走几步，希望我们先问话。妈小声跟自己说：“不是的，不是的，一点影子都没有！”我也但愿不是的。这老头猥琐透了，不是那种敢作敢为、敢犯王法的模样，也没有政治犯的自以为是、不以己悲的伟岸。老头唤出了妈的乳名。妈脸上出现了轻微的恶心和过度的失望。妈推我一把：“叫姥爷！”
这是她坚持我陪她来的原因：我叫一声“姥爷”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爷哭了一下，妈也哭了一下，这场合不哭多不近情理。
不久姥爷就成了我们家很有用的一个人。我们都抓他的差，叫他买早点，跑邮局寄包裹，或拿挂号信。也请他去中药房抓药，抓回来煎也是他的事，我们家除了姥爷和我，全都是常年吃中药。常常是妈烧菜烧到半路，叫姥爷去买把葱或一块姜。妈给他多大个钞票他都不找回零钱。弟弟大声嘀咕：“八十岁的人了，他搜刮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也纳闷姥爷拿钱去做了什么。三十年做囚犯，该习惯没钱的日子了。妈有时会在饭桌上突然对姥爷说：“您要吃就吃够，别回头拿钱去到外头吃去。”大家都看得出姥爷嘴吃得不多，眼睛却很饿。
自从我们多了个姥爷，家里就开始丢钱。先是每人忘在衣服口袋里的钱被姥爷洗衣时一一掏干净。后来放在厨房小袋子里的牛奶费、报纸费也没了。最近一次，爸来了一百元的小稿费，差姥爷去取。到晚上姥爷回来了，钱没回来。
有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边。“你今天去哪儿了，姥爷？”
“去门诊部了。”他已能很流畅地扯谎。
“撒谎吧，姥爷？”我阴险地说。
他不理我，用远不如他脸那么老的修长手指哗哗响地搓洗筷子。
“我在电影院看见你了。”我脸上出现捉赃捉奸的笑容。
他看我一眼。在他黑白混淆的眼睛里，我不是个外孙女而是个狡狯却还有点人情味的劳改队干部。我没多少同情心，对这老人，我的同情心早在姥姥身上用光了。那个为政治犯丈夫忍气吞声做了三十年“敌眷”的姥姥。那个好强、自尊的老女人，哭瞎了眼在家门外也绝不低谁一头。姥姥瞎着眼，没等着“见”姥爷最后一面，就死了。要不这样等着姥爷，她是可以早些死的。
“在劳改营里没电影看？”我说，“三十年都没看过电影？”
“外头有的，那里头都有。”姥爷说。他和别人相反，从不控诉“里头”，总要给人个感觉他这三十年过得没有太不如人。不少时候他还怀念青海湖的鱼，“那些鱼的杂碎比这里的鱼肉还鲜！”妈会回他，“恐怕你们只有鱼杂碎吃。鱼肉从来都轮不到你们吃。”
“怎么没有电影？”姥爷扯起一脸皱纹，鄙夷我的孤陋寡闻，“场部一个月放映一两部新片子！”
“你们劳改犯也能去？”
他给问住了。见我要走，他忙说：“你妈演的电影，我就在那里头看的！”
“哪个电影？”我问，看他是不是在胡诌。半年前在火车站，他和妈根本谁也没认出谁。
“六二年春上。”姥爷不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对，是六一年春上。二月二十三。”
“妈演的哪部电影？”
“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远就喊我：‘老贺老贺，我跟你讲个事！’我手上一壶开水，烫冻实的井头。我就赶紧撂下壶，往王管教跟前去。他没等我到跟前就迎着喊：‘看见你女儿了！’我一听脚都软了，插在雪里，拔不动了。王管教鼻子、嘴通红地笑：‘看了你女儿演的电影！’是电影，你看。你姥姥隔一两年给我一封信，信里提过你妈给提拔去演电影了。王管教看着我说：‘你女儿长得像你！牙也煞白的，也整齐！眼睛像她母亲吧？’我直点头。我随身带的相片是四七年拍的全家福，你妈那年才八岁。逮捕我那天，她还在巷子里跟邻居女孩子跳橡皮筋。”姥爷把最后一个盘子擦干，看看我，猜我是不是听得下去。
“你去看电影了吗？”我问。
“场部离我们大队有三十多公里。还要请假。到三十公里以外去，只有大队长有权批准。要先跟队长写请假报告，队长报告中队长，中队长再报告大队长。大队长我们几年也见不到一面，我们就看见他的吉普，我们就指那个吉普叫它‘大队长’。一个请假报告等大队长批，起码要两礼拜。两礼拜，早就换别的电影了，你妈也不在上头了，我跑三十多公里去看谁？王管教小声说：‘都说你女儿漂亮！全国最漂亮的女演员数下来，她不数第一也数第二！他们都这样讲！’我问：‘她可瘦？’王管教说：‘瘦的，现在外头兴瘦！’我记得她是十五岁那年生的肺病。我又问：‘她可高？’王管教说：‘不矮，比我老婆恐怕要高出一耳朵！’我忍着不敢再问了，怕哭出来出洋相。”姥爷话断在这里，忽然笑一下，唬我一跳。
“一整天我都在打主意。”见我等着，姥爷又续着故事讲下去，“我想我女儿啊，想家里人啊。”
妈这时进厨房倒烟灰缸，然后去洗手，身子尽量绕开姥爷，尽量不去闻姥爷身上的气味。我们家四个人都肯定那就是监狱的气味，长到灵肉里去了，清除不了的。
“一整天我都在想。”姥爷等妈妈出去后说，“唯一的办法是偷跑。请假怎么都来不及，只有偷跑。天天晚上十点要点名，缺席的人当逃跑论处。怎么都没法子过点名这一关，除非哪个管教肯帮你打掩护。我马上就想到王管教。他人和气，心眼多些，不是个王八蛋。他喜欢贪点小财。
“我把一点家底都翻出来了，总共只有一支派克金笔和一小瓶没启封的进口止疼片。才进到里头我有不少好东西，两身英国西装，一块瑞士手表，一双美国皮靴，一个结婚戒指，进口止疼片有好几瓶。那些东西保住了我的老命。实在饿得吃不消，我就拿件东西去跟干部换羊油。有油就不一样，比粮比肉都重要，你记着。我那个纯金戒指换了一个大羊头，我把它抹上盐，拿纸包起来，一天剁下一小块，熬一盆汤。不然今天哪里还有我这个人。那支派克金笔是我留着到顶难挨的时间派用场的。饥荒说来就来，一来就死一片。止疼片是我给自己留的，牙疼起来，我的头把土坯子墙都顶出个坑来。
“下午我见了王管教，小声跟他说我有事跟他私下讲。他一听就明白，让我吃过饭到他家去。我揣上东西——药瓶子我装在左边口袋，钢笔装右边。说不定运气好，王管教今晚好说话，能少拿出来一样，就省一样。走到离他家院子差十来步了，他七八岁的女儿背着他两岁的儿子跑出来，拦住我说：‘我爸说中队长在我家，你有话跟我讲就行了。’
“我呆掉了。这种话小孩子怎么能传递？再说还要来来回回地讨价还价。看我为难地直干笑，小丫头说：‘没事！我趴在我爸耳朵上跟他讲，谁都听不见！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说：‘我下次再来吧。今晚不打搅你爸了。’话讲出口我才想到，没下次了，电影再演最后一晚上，就收场了。我还到哪里见我女儿去？我的徒刑变了几次，死刑改死缓，死缓改无期，说不定哪天又回到死刑去，说死就死了，都不晓得我女儿长得什么样子。我把小丫头叫回来，跟她一个字一个字把话交代清楚，又拿出那支金笔。小丫头盯着我手掌心的笔，一边颠着她背上的弟弟一边一个字一个字背我的话。她很精灵，一个字都没背错。
“小丫头就回去传话了。几分钟又跑回来，告诉我：‘我爸对着我耳朵说的！他说他批准你去看你女儿，他会跟大门岗的哨兵打招呼。我爸还说，你不能跟别人讲是他批准的。’我问她还有别的话没有，她想了想又说：‘他还说你在早晨五点之前要回来，不然他就不管了。’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我打算早上一过早点名就走，三十多公里踩着大雪，也要走一天。十点钟我就上路了。到了大门岗跟前，我正要走过去，岗楼上的哨兵一下就把枪对着我，叫我不准动。我说：‘我是三队的老贺！’哨兵喊：‘你动一动我就打死你！’我赶紧把两个手举到头上，又说：‘三队干部批准我出去的！我姓贺！’
“那哨兵说：‘滚回去！管你老贺老几的！’
“我心想王管教受了那么重的贿，不该诓我吧？我一再跟哨兵说我是‘三队老贺’，哨兵一再叫我‘滚回去’。王管教就真诓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小丫头耍了我，自己要了那支笔，根本就是自作主张把我处理了。要是我真那样直冲冲走出去，现在已经挨了枪子了。
“我只好回去，想去找王管教，看岔子出在哪个关节上了。我还不敢确定王管教有那么坏的人品。怎么也找不到王管教。我不能等啊，一等就错过那最后一场电影了。急死了，急得连饿都不晓得了，人都要烧着了一样。”
弟弟晃荡到厨房门口，把自己在门框上靠稳，不动了。他想知道是什么让我和姥爷突然间这么合得来。姥爷却不吱声了，掏出香烟，点上。一看就是话还长的样子。他一口一口地吸烟，吸得两个凹荡的腮帮子越发凹荡。粗劣疏松的烟草沾了他一嘴，他不停地以舌头去寻摸烟草渣子。这唇舌运动使他本来就太松的假牙托子发出不可思议的响动：它从牙床上被掀起，又落回牙床，“呼啦咯、呗啦嗒”。弟弟终于受不了了，说：“哟姥爷，您怎么满嘴直跑木拖板儿啊？”
姥爷不理他，“木拖鞋”更是跑得起劲。弟弟做了个惊恐而恶心的表情，走了。姥爷的牙全落在劳改营了，假牙显然配得太马虎。
弟弟走后，我催姥爷往下讲。
“我想了两小时，午饭后我把罗桥找来。十六岁的一个男孩子，都说他脑筋不太当家。他十五岁把他妈给打死了，判了死刑，要等他满十八岁才能枪毙。他谁都不怕，常常说他十八岁前再杀多少人都得等他满十八岁才能跟他结账。我把那瓶进口止疼片给他，问他肯不肯帮我忙。他对着太阳光举着那个洋人造的茶色玻璃小瓶，把它晃过来晃过去数里面的药片。他知道一片止疼药能换一个馒头。那里头天天都有人犯牙痛，他只要拿一片药出来，那人就肯把晚饭的那个馍换给他。疼得命都不想要，罗桥要他什么他都肯给。我把事情跟罗桥前后一说，他答应下来。
“下午三点，西北风紧了。罗桥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小碗青稞粒，把它炒了，跑到岗楼下去吃。哨兵在两层楼高的岗楼上冻得要哭了，看见罗桥吃热呼呼的炒青稞羡慕得骂娘，让罗桥请他吃两口。罗桥爬到岗楼上，跟哨兵又打又闹地抢吃青稞。那里头的人，管教也好，当兵的也好，都不防备罗桥。有的兵上厕所忘了带草纸都会叫罗桥去取纸。有些兵怕站夜岗冻死，也让罗桥顶过岗。罗桥也不想跑，要想跑他一百回也跑了。趁哨兵和罗桥耍闹，我不紧不慢走出了岗楼下的大门。走得慌头慌脑就是混得过哨兵，其他人也会怀疑。
“大门外是一大片开阔地，寸草不生，生了草都烧掉，这样有只老鼠跑过都逃不出哨兵的眼。那片地起码有一平方里，哨兵这时要对准我开枪他打起来才舒服，一点障碍都没有。”
我插嘴：“一里路就是跑也要好几分钟吧？”
“敢跑？一跑你就讲不清了。”姥爷说，“一跑肯定枪子先喊住你！”他长而狠地吸一口烟。姥爷吸烟总是很馋的样子。“眼看着就要走出那块地进向日葵田了。一进那里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秆子给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竖在那里。要是哨兵不开口枪先开，那些葵花秆子能障碍一下枪子。还差一两百步，岗楼上出来一声：‘站住！’我装不知他在喊谁，还直往前走。哨兵又喊：‘你站不站住？！’我听见枪保险给打开了。我什么都听得见，连罗桥吸鼻涕都听得见。我站下来，转回头，还是不紧不慢，我说：‘你叫我？’哨兵说：‘你回来！’他枪口正对我眉心，我脑门子涨得慌。哨兵喊：‘想逃跑啊？！’我不搭腔，转身就往葵花田走。我都不晓得自己怎么有那么大胆子，一下子不会害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我就去看一下我女儿，回头他们怎么惩治我都随他们。哨兵嗓子都喊碎了：‘我开枪啦！’枪还真开了，打得我脚边的雪直开花，蹿烟子。我还是那个步子，坦坦荡荡地走。打死就打死，我就不再受冻受饿了，也止住我牙疼了。
“枪声把警卫兵都召来了。不少犯人也挤在大门里头，看看谁给毙掉了今晚省出个馍来。我还是走我的。现在是十几条枪在我脊梁上比画；十几颗枪子随时会把我钉到地上。我反正就是想看看我女儿，我就一个女儿。真给他们毙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儿想这么苦了。
“这时候我听见王管教的嗓音，喊他们不要开枪，说：‘你姥姥的那个样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贺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给他们看看，你那三根老丝瓜筋挑个头逃不逃得动！’我转过身子，脸迎枪口。我看见王管教的小个子蹿个老高，要那些枪放下。他对我说：‘贺智渠你这十几年的一干一稀白吃了——招呼也不给门岗一个！’他转向警卫兵说：‘就派他去趟中队，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挥手，就几步跨进了葵花田。那些兵都还没回过神来，在那里干瞪眼。王管教还得慢慢帮我开脱。他肯定把那支金笔拿给内行看过——犯人里头什么专家都有，那人估的价肯定超出他那点小贪图了。再说他也不愿意他管辖内的人挨枪，账多少要算到他头上。”
我说：“他还不算太王八蛋。”
姥爷说：“就算好人啦。那种人，报德报怨都快。”
妈在客厅喊：“余晓浩！”
弟弟在自己卧室回喊：“干吗？”
“我叫个人都叫不动？！”妈在原地嚷道，“余水宽，叫你儿子！”
“余晓浩！”爸的声音出动了，人却仍在他自己书房。弟弟不出声，爸又朝我出动：“余晓穗！余晓穗我命令你去一趟收发室，拿今天的晚报！”
我一动不动，眼一闭以同样的腔调和音量喊：“余晓浩我命令你去取晚报！”
弟弟有响动了，他用足趾把门撩个缝，喊道：“姥爷！姥爷我派你去趟收发室把晚报拿回来！”
姥爷跟没听见一样，倚着洗碗池，手指头夹着一股蓝烟——烟屁股总短得看不见。他在监狱里成就的吸烟本领可以把一根烟吸到彻头彻尾的灰飞烟灭。
“姥爷，派你去拿晚报！”弟弟又嚷。
姥爷仍不理会，慢慢从衣架上取下棉衣。这是我们家一个正常现象，谁都差不动的时候，姥爷总可以差。
我跟姥爷走到门外。寒意带一股辛辣。我问姥爷后来怎样了。
“我就上路了呗。”姥爷说着吸一下被寒冷刺痛的鼻子，“三十多公里。我走到一半棉袄里子给汗湿透了。二月天短，五点多就黑下来。厂部我顶多去过三回，只记得在东南方向，路上要过个小镇，有时能在那找到车搭。小镇才十几家人，多半是劳改释放了的人，懂得怎样挣劳改犯的钱。多数都是前门开烟草酒店，后门开饭铺，要不就是旅店。也有两家百货店。我进镇子的时候，看见一辆军用大卡车占了镇子大半个地盘。我赶紧进了镇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见我的粗布灰棉衣上的号码就说：‘你怎么敢到这里来？没看见镇子戒严了？’我问为什么戒严，他愣住了。瞪着我一会儿才说：‘跑了个人！昨天跑的！’我又问是哪个大队的。他还瞪着我，半天才说：‘噢，不是你啊？’他把我当逃跑的那人了。这镇上的人许多是明着帮政府，暗着帮劳改犯。我不敢再进镇子，就从一片荒地往场部去。还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绕过小镇，我还得回到公路上，还指望搭上一辆车。那片荒地栽了不少防风沙的树。刚要出林子，我看见有烟头火星子在前头闪。绕那么大弯子还没绕出戒严圈子。对方也听到了我这边的响动，手电筒一下就照过来。我赶紧蹲下去。电筒光柱子就在我头上晃，我一点一点趴下去，肚皮贴地。那边叫：‘看见你了！还往哪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样，想把自己交出去拉倒了。那人又喊：‘还往哪跑？我打死你！’手电一下子晃到别处去了。
“我才晓得他在诈我。他根本没看见我，也并不确定有我这个人存在。不是光我们怕他们，他们也一样怕我们；比例上是他们一人要对付我们几十个。我们要真作起对来，他们也得费些劲。他又瞎喊几声，就闭了手电。我往前爬几步，发现他也藏起来了。他不想让我在暗处，他在明处。我必须找到他的方位才能决定我下一步怎么走。风硬起来，我汗湿的棉袄结冰了，跟个铁皮筒一样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冻死的时候，听见一声划火柴的声音。他把火光遮再严我还是把他的方位认准了。他不晓得我离他那么近。我闻得到他纸烟的味道了。他坐在那里，在一团骆驼刺后面，头缩在大衣毛领子里，皮帽子的护耳包得紧紧的。他每隔一两分钟就站起来往左边去几步，再往右边走几步。我一脑子就是你妈跳橡皮筋的样子，我不甘心呐。我要知道她长大时什么样。王管教和那么多不相干的人都见了她，我这个生身父亲就没有见她的权利？
“我算着那个兵的行动规律，然后撑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经冻得很迟钝了。我必须在他向右走的时候从他左边穿过去。”
这时我发现姥爷和我都停下脚步，相互瞪着眼，似乎谁也不认识谁。我一声不吭，呼吸也压得很紧，生怕惊动姥爷故事中那个哨兵。
“我一步都没算错：他转过身的时候，我已经在他的另一边了。他抱着步枪朝我的方向看着，我也看着他。他忽然向公路跑去，好像我这个隐形人把他唬跑了。”
“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车了，就顺着公路旁的防风林带小跑。时间不早了，我怕连电影尾巴都赶不上，跑得棉袄棉裤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气。这就看见场部的灯了。”
姥爷一扬手，我们前面是收发室的灯光。姥爷喘得不轻，八十岁的姥爷了。
“看上电影了？”我说。
“我进礼堂的时候，电影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场子里挤满了人。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机窗口还高，银幕上尽是人影子。我没地方爬，四周都是人墙。有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我对他说：‘你肯让我站上去看一眼吗？’他先不理我，后来看见我手上有张两块钱的钞票，马上跳下来。那年头两块钱大得很呐，我们一个月才发五角钱买卫生用品、买烟。
“我站到两个凳子上面，动一动就会跌下来。我个子大，比人都高一头。电影上的人是男的，过几分钟，还没女的出来。我脑子急得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晓得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裤脚，越拽越狠。这时电影上出来个女的，大眼、尖下巴颏，跟小时候的你妈一个样。十几年没见了，怎么看怎么熟悉！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裤腿，捶我脚指头脚脖子，我也顾不上理他，已经一脸都是眼泪了。我呜呜地哭啊，泪水把眼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了，就用两个手满脸地揩眼泪。十几年没见过的女儿。”
路灯下，我见姥爷的脸硬硬的，并不太感伤。但我确定他在走进灯光之前偷偷把眼泪抹去了。
“我那样呜呜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坏了——他肯定没见过老头像我这样不知害臊，号出那种声音来。他让我安安生生站在那两个凳子顶上，哭了好一会子。他就让我站在那上面呜呜地哭。我不晓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晓得人都在散场了。从我身边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戏一样看我，看这个老头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号衣，跟猴子似的爬那么高，爬那么高去呜呜地号。人都走光了我还不晓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嘴和脸跟身子一块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爷不答我，换了个语气，带一点微笑地说：“我都不知道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回去还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着，清场子的人扫得我一身灰尘，香烟头、瓜子壳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来，浑身肉疼，像皮给人剥了，一动就冷飕飕地疼。那个痛让我忘了跌碎几颗牙。我等会儿告诉你这个痛是哪儿来的，先讲那些清场子的人怎么把我拖到外面，说快把这老头抬卫生所吧，说不定还救得活；也有的说，还值当抬吗？先放在这里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队来认尸首。我衣服上的号码上有大队中队的编号。三中队一来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来的，逮着会给我加刑。我这刑还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们一转身，我就忍着疼爬起来。还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冻住了。从场部回我们队是迎风。那风是满头满脸地砍，满嘴地钻——没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队里，赶上早晨六点的点名，不然也当逃跑论处。我看到我们队那片土坯房的时候，天泛白了。也不晓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头。后来我们那些人说，他们从我的棉袄棉裤里剥出个血人。我们犯人都没有内衣内裤，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旧棉花织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毡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轮回了多少次，早没弹性了。据说里面还掺了碎纸渣，全靠分量挡寒。那东西能穿着走六七十里地吗？给汗湿，又结冰；人走一步，它就跟锉刀一样在皮肉上锉一锉，一身还不都给它锉烂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语说‘不死蜕层皮’，那是真的，一块好皮都没了……”
姥爷忽然不说了。我们已到了家门口，妈伸个头在楼梯口，见我们便说：“我这就要出去找警察报案，我家丢了两个人！”她从姥爷手里抽过报就走。妈眼下在电影中演的角色越来越次要，也越演越无声息。不经常地，晚报会有一两行字提醒一下人们：她尚活着，尚演着。这是她读晚报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证实一下：人们尚记着她曾经的美丽，人们尚谅解已不再美丽的她。妈有成大角儿的本钱，却不知怎么就错过了一生。她一向认为主要得归罪姥爷：因为他做了三十年的政治犯，她从来都没有得到重用。连姥爷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么个疏远政治的人怎么会成个如此重要的政治犯，值得枪毙，值得关押三十年，值得特赦，总之，值得许许多多的人为他麻烦。在那个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个人命运的时代，妈的推断或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叫姥爷“爸爸”。她实在无法把她一生不幸运的根源叫作“爸爸”。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不要有这样一个姥爷。没有这样一个姥爷，我们的日子会合理些。
姥爷在哇哇乱响的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把妈拉到客厅门口，小声跟她讲了姥爷刚讲给我听的那事。妈想了一会儿说：“那他肯定看错了。那个电影里我的戏不到五分钟。他看见的是女主角。我本来该演女主角的，要不是……”
她嗓音开始爬音阶，我嫌恶地制止了她。我说：“行了！”
妈安静地看着姥爷撞南墙一般的睡姿。
我狠狠地要求妈，不准她把实话讲给姥爷。让老人到死时仍保持这误会，让他认为他曾为女儿做过一个壮举。“其实那部电影上是不是你，他看见的是不是你，都无所谓！”我说。
姥爷在八九年被彻底平反了，恢复了名誉。他这下可真成了个无名无分的人。不然罪名也可以算个名分吧。如果他回江苏老家，可以每月领三十七元的养老金。不过妈考虑姥爷在这个家还是顶用的，就没送他回去。我们家的日子就那样往下过，妈照样发牢骚，她对姥爷有积了三十余年的牢骚；姥爷照样要搜刮家里的钱，去看电影。只有我在唤“姥爷”时，心里多了一分真切。我静静地设想：姥爷去看电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妈妈，因为妈在银幕上是和悦的，是真实的，姥爷能从银幕上的妈的笑容里，看见八九岁的她——他最后锁进眼帘和心扉的女儿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