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星期了！
都好吗？
我想到要截止就诊。一阵子，我觉得还不行，什么还是耿耿于怀。
挺好，谢谢！加州很美！时间太短了，一直忙着问路。
中间有个间断。先不去理它——1974年了。
我爸爸回到了城里。我讲过这段吗？
他回来了，黑瘦，更驼背了，奇怪的爽朗健谈。在旅馆的楼梯上就能听见他打电话的嗓音，在电话上哈哈大笑。很不是个将功赎罪的态度。问他这四年在“五七”干校怎么过的，他一脸的“想不起来”，然后他说，过得去！这四年似乎在他生命中空掉一块似的，如同他替贺叔叔写书的四年，形成一个空白。
我们在旅馆住到第二个月，隔壁的套间搬来了另一家。一天我爸爸正在大声谈笑，邻居的门砰地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粗壮的女人站在我们的门口。她门也没敲，拧了门把就进来。我爸爸的笑马上被堵塞。我也顿住阅读，看着她。这女人的脸在我记忆中浮上水面。女人直直走向我爸爸。
我爸爸身体做了半个欢迎姿势。于是这做到一半的迎候便有点像躲揍。
女人在离我爸爸不足一米的方位站住，对他说：噢，是你啊！音调是冤家路窄的。
我看着女人的方脸宽额，牙齿给烟熏得微黄，眉毛细淡，褪色褪成灰黄两弯，在愤怒和冲动时拱成两条微红的肉棱。她穿一身铁灰，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
她一伸臂拿起桌上的半杯茶，利索地泼在我爸爸写到一半的稿纸上。我爸爸看着，什么抗议也没有。她边动作边说：老贺没听错！昨晚上楼他就听出你来了。还整不整他？还上台去划清界限，打个大耳光啊！他就在你隔壁！
我和我父亲彻底记起了这位女县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升任了地区副书记。是她上面下面地找人，把贺叔叔从瓜棚里弄回城里。说是要长期治病。省城到处有这类没名分的前首长、前作家、前著名演员。他们都暂栖某隅，递状子，申诉，等候“落实政策”。就是复职，恢复名誉。
我爸爸看着泡了一夜的茶成了乌红的汁在稿面上汪着，纵横流淌着，墨迹漂浮起来，字句融开了。他有一瞬间想把那成就一半的电影剧本捞出来，但他估计女书记看着这番决堤和毁坏会心里好过，手就那样猛一提，又空着放下。反正毁的都毁了。
我也没有劝阻的意思。动也不想动。我爸爸需要这一下子，他从此真的就完成了负疚的苦旅。这一下子可以偿清他的债务了。
我不动，也因为她是贺叔叔的妻子。在此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面，还是多年前。只记得她很严峻地同艺术家协会的人照面、点头。她的表情告诉你：所有叫作艺术家的都是供人民消遣的，都是闲情逸致甚至闲散无聊的。
她一只手架在腰上，两根眉毛还是两条红红的肉棱。她说，你晓不晓得，没有贺一骑你早就是“敌我矛盾”了！他多少次去找省委的人谈话，你知道吗？凭你这种家庭成分、本人表现，你反党言论够装三本长篇小说了！不是贺一骑救你，你八个右派帽子都戴上了！你有良心吗？狗还有良心哩！女书记嘴里一个词哑在那儿，是集市上，或街巷里女人的词儿。她及时让它哑在舌尖上，牙齿和嘴唇已把它的形状轧压出来。
我爸爸问：老贺现在怎么样？
我看得出他问完就后悔了。他总是留心贺一骑的各种消息。贺一骑在流放时期的履历，我爸爸搜集的那份最详尽完整。这样一问，女书记主持公道的情绪全被刺激起来。
她说：他怎么样？！她被冷笑弄得寒噤连串，意思告诉我爸爸：你也配问？！她眉毛上的血气迅速顺鼻梁下移，鼻子全红起来。形状不错的大眼睛汪起泪，又说，他一身的病，又残废了——他怎么样？！十三岁参加革命，扔下讨饭棍就扛枪打日本！末了给你这种人整！你这种人跟他“反戈”、“划清”！让大家看你跟他贺一骑没任何瓜葛了是吧？是嘛，人倒霉了嘛，谁敢和他有瓜葛？有权有势，才有交情两个字！看他给人踩在脚底下，你赶紧也去踩，踩得比哪个都狠！你不踩，怕人家来踩你。末了怎么样，该怎么踩你还怎么踩你！就你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家庭的孙子，你代他写书也好，打他嘴巴子也好，贺一骑还是贺一骑！
她把自己说得越来越愤怒，也越来越精神。她一边激昂陈词，一边在十六平方米的客厅里走动。碰到墙，又走回来，眼睛只看着她自己手指狠狠点的那个方位。那个方位就在她脚步的斜前方。好像她在追骂她脚边的一条狗。她就这样在区委副书记的办公室里布置政治学习，批评计划生育做得不彻底。她也是这样同贺叔叔吵嘴、教育儿子。她从这头到那头在我们父女眼前游行示威，我们俩紧抿嘴唇，歪着双脚站成个一模一样的受罪和无奈的姿势。
门口出现一个人。北方口音说：你在这干什么？！
是的。贺叔叔。
他一身毛料中山装，从来没见过他裤子上有那样的裤线，刀刃一样。他似乎偶然发现妻子身后的我爸爸。可以看出他心里瞬息的混乱。他脸上消失许久的酒窝出现了，接着，开放出很大一个笑容。他一声不响地奔进房里，穿过他的女区委书记，到达我爸爸面前。笑容在到达时才最后完成。
贺叔叔一向有非常好的笑容，我却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完整的笑的过程。
“嘿，你这家伙也住这儿！”
贺叔叔就这么欢叫的。他没有把手伸给我爸爸去握，而是一把掐住我爸爸的肩头。那残缺的中指，就这样到了我爸爸的直接感知之外。
后来我问过贺叔叔，那前前后后是不是一场戏——他和他妻子。他否认。说他的确早就知道我爸爸已回省里，他也在头天住进旅馆时听见我爸爸的嗓门了，他却不愿缓和。缓和了也会是假的。他在隔壁一直听着妻子的演讲，本不愿干涉，听她太过界限，他才不得不出面。一眼看见我爸爸，突然什么都过去了。他看见我爸爸眼里的愧怍完全是孩子式的。他们被磨砺得粗黑的脸，竟像孩子一样红了。
我爸爸笑得有些傻，也有些惊惧，微微缩着脖子。
女书记停在半路，看这两个四十八九的汉子怎么可以如此稀里糊涂地言和。她看我一眼，看我对这局势的评估。她忽然发现她不熟识我。女书记眯起大眼睛来看这二十来岁的女子。那种对一切外表美好的东西的固有轻视。她看这年轻女子的白衬衫束在墨绿底子带白雏菊的裙子里。裙子铺张开宽大的下摆。她心里对我的公然打扮惊奇也鄙薄极了。她想知道如此胆大的年轻女子是谁。居然不去看两个男人的好戏正演下去，她直冲我来了。
她问：你是谁啊？
她的逻辑重音放在“你”上：从下滑再上挑的第三声，鼻音为主，舌头紧挤上腭，造成口腔狭窄，使鼻音形成了强烈张力。它本身就充满怀疑和排斥。
你试试，这个中国字：你——
这套动作由鼻腔送出的气流和声音铸压成这样一个形状：你——
妙不妙？整个口腔器官的动作已具有大量潜语。
我怀疑“你”在我们的语言中，从最初最初，在先语言阶段，它就是用来指控的。它指出“你”是异类，是“我”的对立。“你”本身就含有相对“我”的敌意。“我”在称呼“你”时，是在接受你的敌意。在我们中国的古老戏剧舞台上，常见一个角色伸出两根手指大幅度抖震，指着另一个角色说：“你，你，你你你……”下面的词没有了。因为不必要了。这个“你”所具有的力度，所含的指控、谴责、排斥以及对于“你”所含的一切异己性的感叹，绝不是下面的词可以表达的。没有更准确更丰满的词填入那个省略。
因此，当贺叔叔的女书记说“你是谁啊”的时候，她不是真想知道这个“谁”。她当然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看一眼我和我父亲的脸容和神态，看一看我们时而出现的一模一样的痛苦站姿，就一目了然了。她只想让我听见这个“你”，因此她把发音过程让我听见（看见）了。它很完满。它是发言，不是提问。它本身是个疑问到解答的起承转合。
我正从衣柜里取毛衣，胳膊下夹了两本书，准备出去，让两个中年男人少些顾虑地表现他们的悲喜交集，表现破裂后重逢所特有的夸张。让他们去谈他们曾经的下棋、打猎和酒肉，小心避开谁欠谁的追究。墨绿底色开满白雏菊的裙子在我急促撤离时十分招展。女书记在此当口问我：“你是谁啊？”
她手背在身后，榆树叶儿形状的眼睛微眯。
我接受了“你”之中的敌意，说：你不认识我啦？
然后我转向我爸爸和贺叔叔，告辞。两个男人为他们意外中失而复得的友情正动心扉，眼睛温存地看看我，请我自便。我装着对所有因果毫不感兴趣。贺叔叔和我的正式重逢还没开始。
他对妻子说：你不认识了吧？你第一次见她时她才这么点儿。他叫我陪女书记出去逛逛，一些改卖大众食品的著名小吃店正在恢复。
女书记当然不会和我去逛逛。她尚未在新情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态度。她必须主持每件事的是非，因此一件事突然没了是非令她非常失落。她倒是跟着我走到楼梯口，似乎刚刚醒悟，说，哦，是你呀！
貌似圆场，其实她早就确认了与我的对立。这对立可以把我爸爸排除在外。甚至怀疑她看出我与她最具体的对立点在哪里。一种气息，或说影响，是从她丈夫那儿来的，在我身上。不可能消散无痕。不可能否认：那个眼看我成长、参与了我的成长的男人。几乎每天在我头发上揉一揉，每天拍抚我脸颊，每天把目光投向我体内体外任何变化的那个男人，他的影响，他对我整一节子生命的参与不会不透露出来给他的妻子。她猜测，有份更内在的亲密在我和他之间。他对我的一回眸，一笑，一指点，就足够她去猜测。女人是很生物的，从本能上来说。那样不可言状的交流，她不可名状地意识到了。他与我的接近，他对我投来的每一束心爱和关切的目光都关系到我的成形。内心的和外形的我，是由于他给予的不寻常的欣赏而形成的。她意识到了，她却无法说。
我想我是被她的直觉识破了。
我们就那样站在楼梯口，交换最基本、最浅表的介绍语。我站在低两级的台阶上，让她保持领导势态。
你在上大学？
是，师大。
你插过队？
插过，在公社小学教过书。公社就推荐我上师大外文系了。
哦，那不错。
她打量我的装束。你这副德行他们也推荐你上大学？不是只推荐优秀知识青年吗？他们可真瞎了眼。你还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我微微含笑，猜想她心里大致说些什么。她教育我要对我爸爸的可耻行为有所认识，她一个手仍背在身后，另一个手一下一下狠点她脚边的一个目标，说，这就是你父亲的根子，资产阶级的意志薄弱加上机会主义。见风使舵。捞政治资本不惜出卖同志。
我想，她这些词汇可以对任何人而言，不是我爸爸。因为它们的抽象性，那种陈词滥调的政治性，就弄得它们越来越不沾我爸爸的边儿。她的愤慨和批判充满集体感，因此她愤慨的对象也可以是非具体、非个性的。她唯一没说到的是我爸爸的人格。他上台表演那一记耳光，揭露的恰是他人格中的薄弱处。
我听她讲下去，保持一个中立的微笑。我甚至觉得她有趣，不需要忍受她。她皮肤奇特地细腻，却无水分，嘴唇又红又润，由它们本身的运动所致。她让我千万要抵制我父亲的影响。还年轻，还有希望。
我看着这具女体，心想它也曾有青春。青春是在它的哪里终结的？从那嘴唇上。甚至还没有终结，顽固和绝望形成它的色泽。也一定是打这里起头。贺叔叔的嘴唇知道它们早先多汁。还是不错的。这副嘴唇也曾启开，无词在它们中间。多可贵的无词的嘴唇！它们也会迎奉，也会是盈满汁水的熟果子，等得要破裂。也曾有一些时刻，它们仅是享受的感官。年轻的贺叔叔一定不知道，它们将会像此刻这样运动，从它们中间泌出如此成套的官样语言；它们会发行出如此的铅印字句。年轻的贺叔叔只顾把自己盲目的嘴唇摸索到这副嘴唇上，揉搓它们，品尝它们，几十年前，它们滋味不错。
我微笑着，看着贺叔叔许多年前吻过的嘴唇。为之头晕眼花过的。
我是说真正的吻，恨不能把一个人的肉体和心灵都一同吸入。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叫吻。
对女书记我自然是要替我爸爸道歉，同时辩护几句。我说，他为这件事好痛苦。我又说，他并不是平白无故啊，他为别人奴役了四年，也是很委屈啊。
我说，她听。我的语气是冷静的，距离的。我正对着她的面孔说，四年哪—— 你想想—— 一个作家能有几个那样的四年？成熟和激情正好在那四年交会，然后就错过去，各走各的。我叫她阿姨，说，那四年我爸爸等于不存在。
她不全懂我在说什么。她觉得我身上有一丝我爸爸的怪诞，她得谅解。
我语气的距离和轻淡使她接受了它，接受了我温和的敌意，尽管敌意却风度良好。她叫我说下去。
我说，我爸爸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不是那种政治上的下作：仅仅为政治上避嫌，或政治上叛变。我爸爸那一下子，有他正直的道理。
她那应是两根眉毛的位置又拱动一下，红了，说：正直？
我忘了介绍，她脸的基本色调始终是红的。
我说我认为是正直。我爸爸那一记有正义的东西在里面。
她又说，正义？！她哼哼两声，大概是那种属于正面人物的冷笑。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你父亲可能会被看成一个正直的人。他可以隐藏他的卑鄙嘛。可惜“文革”给了所有人一个大舞台，谁都以为反正人人都在演，人人都在台上，台下没观众。结果这些人不知道，总有人在当观众。演过头的人，像你父亲，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
我想，哦，原来你把它看成一个大舞台。你我现在的对台戏无疑是被容括在大舞台上了。这相当败兴。我一下子没了角色感。随她的便去说教，我跳到局外了，想她与贺叔叔的肌肤之亲，是许久前的事了。贺叔叔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你不也送进去一份离婚报告迫他签字吗？仅仅因为当时没人做主，最后的批准才没有达成。贺叔叔在瓜棚的几年里，没有亲友去看过他，你也在那个不探望他的人群里啊。
我道声再见转身向楼下跑去。让女书记去独自做正派人物，矜持谢幕。
到了院子里。
进入了秋天。菊花装帧成的毛主席相框，平面与立体的两种空间感被放在了一起，很有趣。虚和实的质感。我们那时的生活里常有这样的拼合：一条大船是绘制的、平面的，而放在舵手位置的毛主席则是石膏像，立体的；或者，整个画面是黑白的，所有人脸是黑白的，只有毛主席军装上的领章和帽徽是鲜红的，丝绒或某种闪光质料。这样的拼合让我感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时空也不可靠，可以任意拼接。我夹着书，却不想读。
这才有空来好好看一看阔别四年的贺叔叔。刚才进入我视觉的，我并没有来得及看见。去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看，一条皱纹一条皱纹地欣赏，一个神态一个神态地品味。现在，可以了，独自坐在木椅上。风把碎块的阳光吹到我满裙子的白雏菊上、我脸上和头发上。窗就在二楼那排窗子中间。我开始细看刚才那个印象。从贺叔叔突然出现在女书记身后开始。他带训斥和嫌恶的语气，说你在这干什么……让它再来一次，就从他一头白发开始，他消瘦的身板，肩还是宽的，胸膛还没薄去。四年的搬运西瓜，拉板车。
之后我看见他的微小至极的一个动作，把那只没了中指的手掩饰起来。这掩藏是他自如地用那手，该怎样还怎样，以他自己对那残缺的否认和忽视来感染别人。把残缺从自己和别人的知觉中抹去。他不少什么，磨难没让他缺掉什么。磨难也可以被抹去——他那样真情地扑向我爸爸，拍肩打背，就是要抹去那磨难。抹去反目和背叛，让他俩分别的那些年也不算数。又一个勾销。贺叔叔那双离得过近的眉头，此刻打开了。
太盛大了，两个军团的会师。此前他们在混战中误伤了对方，终于跨过硝烟沉寂的战地，遍体鳞伤地走到一起。
我坐在木椅上。木椅有点湿涩，清苦的菊花芳香如一味药。我膝上放着未触动的书。他们在二楼的窗口里。我眼神盯着一丛矢车菊，继续去看阔别后的贺叔叔。把他从上到下，再自下而上地看。那刚才一股脑儿进入我眼睛和最新鲜的记忆的他，我现在可以放大、重复。看他一条条蚀进皮肤的皱纹，银色的一层胡须碴子；中山装的领口稍紧，在他转颈子向他妻子介绍我时扯动了宽松的皮肤。他有副秋收后成熟的脸色。是在斥责了女书记之后他认定那就是我。但他什么也没泄露，只说：好多年没见这小伙子了！瓜棚的那次，就让他混过去了。重复地看，让我喜欢起他正往坏处走的形象来。
不是被迫性失忆。相反，木椅上越坐越冷的我，看见的是一个男人，他生怕给十八岁的女孩耍弄了。十八岁，她满心都是妄为，每个眼锋都发出奉献她自己的暗示。他知道她坐火车走了后就很少想什么，全没那回事。他在拍了我爸爸肩膀后看到我的装束。我同他打招呼，叫了声：贺叔叔。这年轻女人那么成熟和久经沙场。他怕我已把瓜棚中的所有对答和交流统统变成了我的成本，投资于从此往后的真实情场。而那小女孩最初是从他那里开的窍。
我松懒地坐在那儿，眼睛半闭，有些菊花中的五彩小灯亮了。二楼的窗子内越来越黑，不知我爸爸是不是把烟缸抽成尖尖一个堆，两人轻声谈到了何处。我妈妈已从文化馆下班回来了，背着装满业余文艺活动的老相机。她进了旅馆的院子就看见她女儿在那儿无边际地发呆。她清脆地叫着我，走近来。
我妈妈胖了不少。苦日子使一部分人很有效地发胖，是一种不同的胖法。手里那把自动阳伞也是祖母的遗物。祖母的年代，用自动伞是个颇大的噱头。那真是一把细巧玩意儿，深蓝羊皮的弯柄，细极了，明显是排除了那些不够细巧的手指头对它的把握。我妈妈曾经同它搭配得还算准确，现在就很勉强了。她变粗许多的手指捏在那柔媚病弱的弯曲上，捏得吃力也总不得要领似的。伞面也精细，宝石蓝上一根根桃红、鹅黄、银白的细线条，一环环推出某种频率。非常好看，这个城市大马路上却没一个人合适撑它。它会成任何人身上一个不搭调的细节。我们都习惯对美丽和细致去一眼带过了。那场消灭个性消灭细致的革命过后，让我在这个秋天的傍晚，看见了祖母多年前有过的那个美好晴天。
我轻淡地讲起贺叔叔和我爸爸怎样见了面。我妈妈面色马上变了，问道：贺一骑啊？！
我笑笑说：还有别的贺叔叔？
她担忧地看我一会儿，又去看一块儿地面。我告诉她：两人很友善，完全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她点点头，被迫接受某种信仰似的。担忧却是重了。她问我贺叔叔的妻子是否也来了，我说是的。我说她是不作数的。
我妈妈陪我一块儿坐下来，交抱双臂抵抗秋凉。不知他们会谈多久。这对于他们，对于我们，太盛大了。
我可能没法子沿顺序来讲。一些事连出另一些事，一些人带出另一些人。
谢谢谅解。
有时我的障碍还在那儿，不绕过去，就继续不下去。有时我会突然有种迫切，要把绕过去的地方仔细讲给你。也有疏忽，也会有意外增补。
让我看看，瓜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
我们一起吃西瓜，聊天。但有股压力，什么那样迫切。我不断加快讲话的速度。谈话危险地连接下去，但说断就要断。空间在夜晚越缩越小。
他看出我是来为我爸爸讲和的。仿佛在等着千钧一发的那句话：贺叔叔，你就把它忘掉吧。
我的确几次感到那句话就在我口边上打转。生怕被我讲出来就变成：我是来代我爸爸赔罪的。
或者：贺叔叔，你利用了我爸爸那颗天真和易感恩的心，把他四年的生命收买了。
他也看出，我讲得出那样的话。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我心里的一点儿野蛮。
我甚至在某一刹那几乎脱口讲出：你从来没把我爸爸看成朋友，你这政客。我为我爸爸揍你那一耳光赔罪，因为他根性上也有如此不高贵的东西——“墙倒众人推”。
我不知我还想说什么。话直打结。在今天的岁数我明白当时的我还想说：你多会掌握人哪，贺叔叔，你看出政治气候的莫测使我爸爸一向不知所措，使他不自觉地利用你的庇护，他不得不一边惹祸一边对你卖身投靠。你就一直在搔他的短处。你们成了不可分离的朋友，但都不明白那一点点不适是什么。
我们这些政治动物，我们中国人。政治直觉是第一生存直觉；而我爸爸，他的政治直觉却总偏差那一点。贺叔叔自然比他世故一百倍。
这也是我当时想说的。
我不是老远跑去吃西瓜，去专程表达我的爱慕的。
我请了两天假，瞒着刚刚相好的男友，乘火车寻到那里，专程去告诉贺叔叔我的这个发现：他和我爸爸的亲密中，向来就存在一点儿轻微的无耻。
但当时的我不可能有我现在同你讲话时的逻辑。那时我也不能依仗我非母语的缺乏含蓄，那份无邪和无辜。
我专程去那里，也仅仅因为我突然思念极了。对我爸爸的那个朋友，我的长大、成熟、萌发青春都有一部分为了他的缘故。因此我跳上火车，啃着一块鞋底似的干烙饼，是为了我根本不清楚的秘密目的。我激动和害怕，看着车窗外的眼睛花了一路。
那个秘密要我面对贺叔叔不停地东拉西扯，不停地在一块啃光的西瓜皮上下意识地磕着牙齿，直到贺叔叔轻轻把它夺下。它让我把正经要讲的话忘了，或者不断盘回肚里去改样儿。他站起身，很想伸个懒腰，但这地方不容他。
他说：小伙子，你休息吧。
我说：你去哪儿？
他拿起一条线毯，打算拿它当铺盖，告诉我他随便哪里都能睡。谁家去借一宿也行。
我突然说：那我不睡了！咱们聊天吧！
他笑起来，说：休息吧，我得到处转转去。他过来拿两个手掌抹了抹床上的草席，把过冬的东西使劲往里推一推。
我还是不肯睡。真的没有睡意，要讲的一句没讲。他没法子了，让这十八岁的女孩耍赖一般跟着他。女孩说，怎么睡呀，门都闩不上！他笑她找尽理由。他说，不怕蚊子咬死你就跟着我吧。
我笑着说，在窝棚里我已经给蚊子咬死了。我拉一把裤腿，让小腿朝着月光给他看。他说，我有万金油。我看他从裤兜里摸索出一个小圆盒，却怎样也抠不开盖儿。缺一根中指，其他手指必须开始新的协调，这个协调尚未完成。一下感觉他还不止残缺那一点。他自语说这玩意儿常常盖上就打不开了。我把它拿过来，打开。他笑笑，已是那种老人承认自己没用地笑了。我猛来一股心疼。
他看着我把大半盒万金油抹在腿上、胳膊上。他看着这些肢体从童年到少年，然后，完成了一个暗转，再出现时成了成年女性的。尽管还细弱，但它们不能随便抓在手里，溺爱地拍打一番了。
他伸一个很大很大的懒腰。必须伸出这样的懒腰才算真正走出了窝棚的形状。他说，你怎么老跟六岁似的！
其实他恰恰不是这样想的。
我将万金油抹到肩膀上，把衬衫领口的纽扣解开。他不再看我，说：那边有个木粪桶，等会儿我找东西把它拦遮一下，不过晚上没事。这里没人来。
田园的寂寞开始感动我们。我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退化成六岁，我说：老是六岁谁来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啊？
他凑趣儿地笑。
我和他一前一后走在田垄上，他在我身后擎一个手电筒。膛内的电池快耗尽了，光是黄的，毫无力度。月亮圆了大半，在天中央，雪白的。我想看天上，又想看四周，看一孔窗也不亮的村落。那些给天和地挤得扁扁的泥房。有狗叫，两三声，很无力的。一辆火车很远地拖着自己，嚓嚓嚓剁碎黑暗。剁不碎的却是，彻底的无拘无束，恰似西伯利亚流放的夏夜。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俄罗斯情调。
我们都没有讲话，就那样听着彼此忽深忽浅的脚步声、忽深忽浅的喘息声。记得碰到一条蛇横在路上，我叫着向后跌，贺叔叔从后面接住我，直是大声笑。他用根棍把它挑进田里，跟它说话：再给我碰见你，就拿你汆汤啦。他与什么都这样轻声讲话，看见一个小西瓜给偷瓜的人丢弃了，搁在田埂上，他抱起来拍拍说：你看也不要咱们了，咱们不成孤儿了？一只蛤蟆，他说：歇歇吧，啊？喉咙都叫烂了！那时我在乡村也生活了一年多，却第一次感到它全是童话。
手电筒明暗了几次，再明不起来了。他给我一只手，让我拉着。他说：小伙子出汗了。现在他走前面，就那样拖着他的孩子。无奈、溺爱，不时慢几步，等着她歇口气。他一路听着我的幽默，听得出我是快乐的，想从此被他收留下来，窝藏起来。他还知道终有一日我要把话讲出来：我爸爸负了你，因为你欠了他；用什么能结得清你俩的狗肉账？
我们就坐在微湿的土包上。贺叔叔对我讲起：西瓜大丰收把这儿不少人留住了。不然大队支书说要派民兵守路口，把出去逃荒的一家一家堵住。一些人家趁半夜走了。西瓜越旱越甜，把人救了；光吃瓜不吃五谷，村里孩子们嘴里都长了西瓜疮。他慢吞吞地说给我听，他也听我说我朋友当兵或者进县里酒精厂工作；也听我说，秋后就去小学校挣工资了。他知道我专程来讲的话就顶在那里，一次一次被扳上膛。
坐下来一阵，我的手还攥着他的手，完好的那只。太暗，不攥着我看不见他。他后来抽出手，去掏烟。是烟袋，这一带老农抽的那种带毒辣气味的烟草。如填装火药一样被他填在烟锅里，然后慢慢地，很技术地去点。硝烟就冒起来了。贺叔叔过去是不抽烟的，他一直是个没有恶习、缺乏弱点的人。他借抽烟一口口深深叹息。
我只能看见他的侧影。瘦削帮了忙，使这个侧影很不错。我们不时搭两句话，不时笑一笑。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在上海火车站那个以木盆摆渡逃脱洪水的女乞丐和她静悄悄的婴儿。他笑，说他不记得了。我说，你还给了他们四十斤粮票呢！他说：我给了吗？
他笑了，我也笑了。
他说：我是给过粮票给逃荒的。
他又说：你知道为啥？
我说：你别说，看我猜得对不对！就为《紫槐》里那个母亲吧？
他说：那是小说呀，小伙子。
我说：真是你母亲吗？
他说：你小时候听这故事还哭了！有一点点骄傲和不忍，他又笑了。他又湿又热的手掌摸了摸我的发辫，抚慰一番童年的我。那个小女孩很习惯他的抚摸。小女孩还没学会憎恨；从他对她爸爸的勒索和盘剥中，一点点懂得憎恨。还没从她妈妈向他的乞讨中学会忍受，也没从她爸爸当众的变节中学会蒙羞和愧怍。他抚摸的是那个小女孩。
我在他手掌的抚摸下一动不动。内在的，却是一股哆嗦。有无尽的感触在他那儿；他的手摩挲在我被麦收太阳晒得如麦芒一样枯萎和焦脆的头发上。仿佛由于力量过足，它变得轻极，亦柔，融化了掌心上苦役结成的老趼。我不能动弹，不再是童年了，不能再在如此抚摸下自在。
有一种如愿以偿在我心里。新异的一番滋味在我体内，我暂时还不能反应它是什么。像个婴孩初次尝试除了甜味之外的一种陌生，不友善却十分有趣的美味，那婴孩蹙眉皱脸一时还不能决定自己是不是喜欢它。
我牵着贺叔叔的手从另一条田埂走回家，他的瓜棚。已经下半夜了。我倒在床上便睡着。凌晨来得特别早，窗纸在我睡去不久就白了，透出看瓜老汉贴的剪纸。我躺在草席上那个贺叔叔留的人印上。他的体嗅和汗水长久地蚀着席面，他的身高和体宽，准确地在席面上投下一个形影，一片微黑颜色在草席中央，蓄积了三个夏天的灼热体温和忍耐。我就睡在那个印记上。它给我保护，让我感到安全。草席还有很重的灯芯草气味，和很重的贺叔叔气味混合。原来他自身就带着草味的。我趴在那上面，那灯芯草编织成的一层皮肉，熟韧而略带黏性。
我的一边是书垛起的墙。一本字典给翻得纸页全膨发起来，似乎还受过潮又晒过，整个儿地裂露在两片深绿硬壳封皮之外，一种飞张之势。墙角有一个暖壶，一肩的尘土，不知贺叔叔是隔过灰尘倒水来喝，还是压根把它从过日子里省略掉了。这里什么也没有，连个收音机也没有。或许他是高兴没有它的。
我坐起来，裤子和上衣都向上卷去。就那样脸颊上带着清晰深刻的草席印痕，走出门去。门给贺叔叔关得很严，用力拉开时整个棚子都给掀起一下。
贺叔叔睡在那条线毯上，在离瓜田十多米的地方。连堆柴草也没有。他躺得却很伸展、舒适，完全没有落荒者的猥琐。
我和他从来没有一个交流的办法，也没有资格交流。我们只知道我们在彼此心里都占一些地方。我在他身边坐下去，并不面对他，用打哈欠之后泪汪汪的眼睛呆望他。这个少女从来都是眷恋他的。他是一个好看的中年男人，并在吃尽苦头，晓得厉害之后变得更好看，更有形有色。从很小，女孩子就得到灌输，好看就是他这样的高度、肤色、力量、出身背景。她从小就得到那种审美尺度：那样的音容笑貌叫作淳朴，那样的目光叫作主人公。还有美德和理想，都在他的举手投足中，少女一直是爱他的；她的时代把她造出来就是让她去爱他的。她此刻想把头埋到他颈窝里。他的长辈式的巨大拥抱是她从小就渴望的。
真的是和那些传递情书、使个眼色的感觉完全不同的。可我不知我希望什么。我只知道我希望一个接触，需要触碰；那样的触碰，他十分舍不得似的。
他或许会同意收留我。我会求他：就把白天混过去，我们只在夜晚启用我们的真实身份。十八年活下来，原来这女孩一直藏着此番心计。她真的就想这样和他待下去，混下去，走永远的瓜田夜路，牵着他残缺或健全的大手。
他轻动一下，盖在他身上的线毯向下滑一点。是冷的感觉。我想替他盖严实，露水激着，他会生病。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呆看，没法在梦幻里完成现实中的动作。一个属于愿望的未来的动作。我在未来的样子我可以看见，系着本地女人的红方格子头巾，在男人睡着时悄然把她一生的温情都给出来。她只看他一下，他受的痛苦、委屈和他早白的头发她都懂得，都怜惜。一个最成熟最会享受男人的女人，像那乞妇一样，拥有异常诱人的饱满胸部。
我坐在早晨的清凉中，眼睛很慢地眨动。其实一切都在昨夜开始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个女孩子长成一副崭新模样到他面前为了什么吗？还可能为了别的什么吗？接近和触碰都借了其他名义发生了。那件事早就在进展。他抽了许多烟，才渐渐睡去。一个在三年寂寞的田园生活蓄积了爱和欲望的男人非常吃力地睡着了。
太阳露出个边，我起身回瓜棚去。我在几步之外回头，看见他躺得如同地平线。孤苦清新的流放生活在他眉宇间蕴生出一种纯洁。它或许最早就是他的。社会带来的，都断在这儿。如此的纯洁，在一个中年男人身上，那么动我的心。
整个白天我都在嗡嗡的苍蝇声中睡觉。贺叔叔敲了几次门，也有一次轻推开门，长久地看了我一眼，把门又掩紧。我听见看瓜老汉同他胡聊，拍着硬纸壳做的蒲扇。听见老汉哼八百年相传的逃荒调。我对周围发生的都有知觉却都不参与。我闻到看瓜老汉特意为贺叔叔和他“侄女”做的豆面条。那种不带油味的油味，有一点野地香气的晚餐。眩晕的长睡忽然退去。
就着贺叔叔打来的半盆盐碱很重的水洗了洗脸和脖子，重新编结了发辫，我到棚外和贺叔叔、看瓜汉一块儿吃了饭，便上路了。贺叔叔送我，背着我的黄帆布包。他在我身后走了一截，又到我前面，回头来打量我。他笑着说：唉，还是个娃娃。
你不知道他那句话里有多少情感。钟爱到极致的无可奈何。他是看着女孩长大的，看着她薄薄一片胸脯上有一天浅浅耸起两个小丘。很小，让他看一看都舍不得。看着她为此而有了要害似的，从此有了点阴暗。他在前面几步等她跟上来。她磨蹭着，推说睡得浑身没劲，走不动了。他说：误火车喽。她索性站住了，给他看她很成人的眼睛里凸起不舍的眼泪。她和他还有最后一个机会掉转头，往回去。离别后他们在这世上就不再有亲爱。他对她一向是那么亲的一个人，有可能甚于她父母，因为他身上潜伏着一个男性，潜存着她最根本的那个需要。
顷刻间我拗不过自己了。
他慢慢走到我身边，看着我低头饮泣，一手拄着一棵很幼的泡桐。他明白少女对他是怎么一回事，但他表面上装着他完全没往那儿去想。还带点恐惧和受宠若惊：就他这条早早白了头的汉子——地位和权力如同当年横空飞来那样又一夜间飞去，他还有什么去和她这样一把青春等值？他束手无策，两手在身上摸了摸，没摸到任何可为她拭泪的东西。
他问，声音很梯己的：你咋了？
我摇摇头。
他把手伸过来。没有任何男性对女性的，只是长辈对晚辈的。他捏了捏我湿漉漉的脸颊。退回去十年，他是同样一个做法。他微笑，微微苦涩，让我看见他的迫不得已。我看见他网在皱纹中的眼睛，深处有最后一道防线。他从昨天这女孩刚出现就明白她的来由。这女孩是痴的，是不要命的。她在最后这一刻摆脱了她始终用来做遮挡的无邪。禁忌不存在了。
他又说：你看你，还是个娃娃。
还能说什么别的？他这句话是暗语，把他对她六岁、八岁、十岁、十二岁的全部感情，都表达了。然后，他还愿一样垂下手。再次说：要误火车喽。
我跟着他，垂着头，在一分钟的小火车站上。火车误点误得没谱。最后几个满头长疖子的男孩也收了西瓜摊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太太和两只细瘦黝黑的烧鸡。贺叔叔过去买了半只，拿一块报纸托着捧过来给我。他肯定把所有钱花掉了。他的九根手指头一起捧着那没什么具体分量的珍食，一夜失眠的暗淡从他脸上倏然褪去。他看着我吃。他看着他的孩子吃，自己一口也不碰。我要他一块儿吃，他大声答应着，敷衍着，仍是一口也不碰。
我们等在煤渣铺就的站台上，累了就蹲一会儿。一盏日光灯是阴冷的蓝灰色，它是蝉声扎耳的闷热中唯一令你凉爽的东西。
火车快进站的时候，整个世界雪亮起来。我看出他忽然抱一线希望。我不知那希望是什么，但它明显是个希望。希望是个被幸运和痛苦搁在半途的茫然表情。他希望这列火车不停；那时代火车反正常常这么干。他希望我能拽他一道走，走一站是一站。他希望我把性子使到底：突然不走了。他希望我最终把那句话说出口：贺叔叔，我和我父亲跟你，从此了结了。我不知他希望什么。可能仅仅希望我走向他怀抱让他抱一抱。火车停了，一个人拿着手提喇叭大喊大叫：停车一分钟。
在一分钟的希望里，我走到离他只有一尺的地方，相互的汗气先一步进入了对方的生物感知。他和她只有性别，没有其他。没有背景、辈分。她所希望的仅是一个动作。动作成为一个记号。一个唯一的物证。女孩所有的需要都浓缩在这一个需要里。他却没有动。双臂充满抱她的感觉却垂在那儿。我又看到他那奇异的纯洁在嘴角边、眼梢上。
我现在看着小站上的两个人，看憎恨怎样就飞快地变成了少女的初恋。
明白。
恨与爱是相互的假象。我十八岁时和许多少女一样惯使自己的感情，再不合理也听任它。少女们心里暗暗崇拜和爱戴敌对部落的征服者，正是敌不过他使她们着魔于他。征服之后的权力和统治，让她们的迷恋愈来愈深。原来最深的迷恋是从憎恨那里来的。憎恨，却无力声张。十八岁那年我一年都着迷于夏天的那场相遇，瓜田夜晚和小火车站。我感到它含有比爱要重大的东西。爱与恨为彼此形成的禁忌，被它破除了。还有背叛，为自己部落牺牲的同时背叛了它。真是一种悲壮的感觉。
是。他是征服者。
征服了所有的城市，城市阶级。以及我爸爸。
他身处的逆境已无关紧要。他或者得意或者失意，他的征服已被证实了。他可以毁我，却没有毁，这使他更楚楚动人。那可敬可爱之处就在他能够毁灭而不愿和不忍去毁。这不忍使我发疯般爱起来。一切都赖以他的仁慈而原状存在。
你说对了，我的敌意和爱戴不肯相互让步。
他连抱我一下都不忍。秋毫无犯。他不肯败给自己的弱点。
火车启动时我才跳上台阶。他后悔莫及地用手在我后脖颈儿扫了一下。不知要推还是拉。我和站台上的他迅速错开。他两条腿很坚毅，稍稍有点罗圈，站在无人烟的站台上。我真奇怪自己居然（竟敢）真的来了一趟。这事弄成了真的。真的去爱他了。
确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次旅行的初衷会是如此。
还可能因为他的分寸、节制、绝不把事情弄糟的一股永远的清醒。这些都注定他还要继续征服，没人能真正治住他。他那么本能地控制局面。他的“不毁灭”证实他有绝对的摧毁力量。等一下，他似乎还在竭力避开一个因果报应的圈套。
你看他那样站在小站台上，像个占领军，看女孩给火车拖走。女孩将回到他们真实的人物关系中去。所有相互障碍又相互助长的乱哄哄的希望沉寂下来。他眼睛看着她，微笑、无望却全是疼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