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我的电话留言了？没去那里，是出了件事。舒茨教授和我冲突得很凶猛。不是激烈，是凶猛。正是我选择的词汇。他叫喊，头颅如同交响乐的指挥，颠摆震颤。声音回到了他的三十岁，突然有了种亮度，一层金属光泽。一个老人在自认为被欺负时，竟有那么洪亮的嗓音。
该是沙哑的，那样会激起我的同情。
常常的。为了方便。你从不撒谎吗？
仅是一个托词或者搪塞，他喜欢称它谎言就称它谎言。你看，这是一种沉默的尊重，它让你明白你该停在哪里。当我听到“你昨晚出去做什么了”这样的提问时，我回答“出去走走”或“去和约克碰面”是一回事。仅是个方便。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呢？对舒茨来说，实质只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从他可知可控范围的短暂消失。因此我回答“出去走走”不光方便，而且更实质，就是为他怀疑和指控的短暂消失提供个证据。他为了一个实质上毫无差异的回答愤怒得如同临终前给疟疾弄得冷战连串的杰克·伦敦（请原谅，我不爱杰克·伦敦，因为他生前厌恶中国人）。他浑身冷战地走向电脑，把他为我写的一封求职推荐信印出来。一共四页，对我的能力和才华以及一日只睡五小时的勤奋自律的作息规律很诗意地描述了一番。他印出这封信，然后在我鼻子前面招展几下，在距我面孔八寸的地方撕毁了，看着他撕，先是两半，然后四半。他手指粗壮，动作因太强烈而一再错过准确点，从而变得大而衰弱，一再撕不毁那渐渐加倍的厚度。他力竭了，就那样哀伤无援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帮他撕扯一把，帮他完成这番愤怒。
我？
我同他约会有两个多月了。
我垂着两手，看着那个纸团砸在我脚边。看着一个人整个的愤怒过程：按下电脑开关，搜寻目录，找出这封信，再打开打印机，让它温吞吞地无情绪地将四页纸推送出来；再把它们撕烂，撕得不够理想，因而把它们挤压成一个大纸团，砸出去。一点反弹也没有，立刻淤陷在长纤维地毯上。
其实有许多零碎的时刻，我是完全能接受他的，这个老得相当尊严的男人。那些时刻包括他从车里忽然伸出两束复杂的留恋目光，来望我。那不可整理、不可测量的复杂程度，带有预言：或许这次别了就永远别了，六十多岁的人，江山和晚霞，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展现给他。深灰色的目光让我感动、微痛。交往突然有了一层悬心的深度。默默然，一阵子歇斯底里在我心里发作起来。我会追跑着，跟在他车后面，脚步像走在末路上。老人的留恋真像勃拉姆斯的提琴主题一样。
是啊。贺叔叔站在榆树小道上。
正是这种不断演习的永诀让我和舒茨近了。
冲突是造作。我是指极端矫情；我们尴尬得受不住了，就与人冲突。我在看一个老年男人冲着一个缺席的对手咆哮。很滑稽的，因为我不给他这个权力，把我扯到对手的位置上，我静观他对那个空缺位置发作醋意，发作专横，我嘴唇翕合如同某场谋杀中唯一的知情者。
我看着他把大纸团挪到我脚边，它的体积和投掷的力量该有轰动，却被柔软地面吞咽了，预期的声势被抵消了。地心吸力在此突然出现一阵瘫痪。
我或许撒了谎。
我们都活得下去，因为我们不计较别人撒谎。在别人对我撒谎时，我已明白他实质在说什么，我想明白实质而不想明白言辞。实质是，他/她在我对他/她可知可控范围内造成一个失控和未知，造成一个人与人关系的喘息，休止。
你难道听不出一个邂逅的朋友对你说“我明天正好有事”是什么意思吗？或者，你不明白某人说的“昨天差点给你打电话”的真实意义吗？他/她好心好意的乖巧你计较吗？这是调情。不光异性间需要调情，朋友间也需要调情。墨西哥作家帕兹——
——听说过他吗？
他把墨西哥民族的撒谎称为艺术。一个善于调情的民族。
没有。从来没有向他提过贺叔叔。
并没这样问我。他问：在中国，儿童受性骚扰的事普遍吗？他问过几次，因为他忘了我回答过他。有次他说成“性虐待”。
当然可以告诉你：是的。
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伤害。谢谢你不采用“虐待”。
让我喝口水。
让我想一想，它是怎么回事……几点了？
我在想，孩子们真的会把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压制到下意识中去吗？荣格说：潜意识和意识从来不存在明确的界定。已被知觉的，不可能回到非知觉中去。记忆被压制到那种浑然状态，在我看，是不可能的。
那时我十一岁。
不曾。对谁我都没讲过，我没有把握我会对你讲。
噢，在想前前后后。三十年以后，我走到墓地里，脚步已不太均匀。手里拿几株自卑的康乃馨——舒茨教授喜欢它们。走到一个看上去很中产阶级的碑石前。我那时已经愉快起来了，不失眠了，连好太阳也让我感到祝福。我把花放在墓前，放成一个扇形。对了，我还有三支香。那时我已充满兴趣来做这一切。不像三十年前那个坐在心理医生诊所里的中年女人，从来在各种仪式中找不到感觉。我把香点着，灵敏度退化的手指在不实的视觉中许久才将火苗吻合到香烛上。我在墓前坐下来。不远有塘和莲花。
是舒茨的。
也可能是我丈夫的。他和舒茨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不是。只要三十年，这些都清楚了。
舒茨的墓碑上刻着：他一生中原谅了许多人，也被许多人原谅。许多人，就是说不是全部，那个余数中有我，也可能没有。
坐在墓前的我慢慢地想着事情。烟从这七十多岁的女人身后升起。塘水和莲花在我眼前成了莫奈最后的三十八幅画中的一幅。七十多岁的我会想起贺叔叔的去世，追悼会上摆一排他的书。我爸爸会被我搀扶，在人群里，因知道真相而多一层沉痛。还有什么关系？反正什么都留不下来，那些书是不是窃取都留不下来。真正的著者和冒名的，彼此彼此。无论真相怎样不堪入耳，书已经先于著书人而逝去了。
现在我还完全不知道，谁会先走一步；谁会参加谁的追悼会。
在我七十五岁坐在墓前时，已经全知道了：墓里是谁，墓外是谁。我的未来语态出了差错没有？未来完成式，这语态给人无际的展望，无际的宿命感。
也很可能是我同贺叔叔站在一起，追悼我爸爸。案上没有一部他生前的作品，这个刺目的空白让贺叔叔很不安；每个人都知道死者生前从没停过笔，都服帖过他的学识和才华；那日夜流动的笔，流去了那个不见天日的所在，终使那份卓越成了一场荒芜吗？人们想起死者和这位高大的老人是不可生离的朋友，同时忆起死者曾给过这位生者一个大耳光。我看一眼贺叔叔：他原谅过许多人，也被许多人原谅过。他却没有原谅我爸爸在1966年给他的那个耳光。
这是我将在墓前席地而坐时想到的事情。那时，追悼会不管是谁的，都无所谓。
我让你混乱吗？
我还想起十一岁的暑假。1963年夏天。老妇人总是很有胆量去看她的少年时代。那个夏夜的触感立刻有了。它的声音、动作、气味所营造的质感。火车窗外的光一缕一缕扑进来。每一景物，都带有暗蓝丝绒一样的品质。丝绒的迟缓和阴影，那样厚厚的深夜蓝色。我就躺在窗左边的铺位上，贺叔叔在右边。
是的，你没听错。
这对我很平常。父母常常把我托给一个朋友，由他/她带我到上海，在祖母家寄放一阵。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吵架，相互揭露，或者公然说：要不是看在女儿面上……或者，就是因为怀上了女儿，我才非同你结婚不可。这些话当然都是由妈妈来说。我爸狠狠地咂着酒，狠狠地沉默着。
暑假前正好贺叔叔要去上海开会。我妈妈替我把两件一模一样的连衫裙放进一只小藤箱。手轻轻推着我的后脑勺，把我推到贺叔叔怀里。我的高度已达到他的腋窝。白色泡泡纱的连衫裙到处溅着西瓜汁。十一岁的我因为发育而躲着胸口那层布的触碰。一个阶段我都是那种把自己的胸口躲开的姿态。所有那阶段的照片都是这个姿态，眼神也是躲开的，有点窘又有点害怕地略伸下巴。
贺叔叔笑笑说：没贴邮票啊？脑门上给贴个邮票咱们就给她寄到上海去！
他的手已经伸过来，要从妈妈手里接过我了。接过的却是我的藤箱子。他突然看见我那躲开他的眼神，睫毛细微的挣扎。他意识到某种不妥，我的高度，白泡泡纱浸印出一个苗条女孩微暗阴凉的皮肤，让他这份临时监护差事显得不伦不类。
是我现在分析起来，把当时的短暂感觉以语言归纳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事情发生后，那感觉没有语言地在我心里待着。看这沙盘，小人儿。在没语言的时候我或许也该被领到这儿来排演。现在我手指太粗大，捏不住他们。这个小人儿是代表父亲？教父？神甫？都可以。还有这只恐龙。不是恐龙？是梦魇？噩梦。
噩梦，你看，与梦本身无关，在英文中是另一个词：是夜晚和虚幻二词的组合。我这样说已欠严谨。也许是“夜晚”加上“月球上那块辽阔的（曾几何时被误视为海洋）黑暗平原”？可以有更荒诞的一种组合：夜晚和雌性的马类动物。类马，不全是马，近似中国传说中的麒麟。那么：夜晚麒麟/噩梦，可不可能呢？不可名状和莫名其妙，夜晚无穷的可能性。把这番不可名状和无限可能性以语言解述，必须牺牲和妥协。以牺牲感觉的丰富而妥协于语言的准确。不成熟的人不是缺乏语言能力，是缺乏妥协的能力。肯定常听到高中生和大学生五官起舞，张口却只呼一个：“哇！”或者“噢，上帝！”他们宁可过度贫乏也不让他们年轻的感觉妥协给语言，他们可不愿意牺牲那意在不言中的丰富。
贺叔叔没有像平常那样用他的大手掌把我的头发揉乱，再抹平。他这次碰也不碰我，提着我的小藤箱，迈着阅兵大步。藤箱在他手中没有一点分量，是个玩具。妈妈跟在他身后，讲起我所有的生活陋习。贺叔叔笑嘻嘻的，看我用少年人都有的粗鲁和简洁语言回答母亲。像是他专注于寻找车厢。
就是你们叫作包厢的那种。
是等级制度。你可不能花钱买不属于你的等级，等级是荣获的。我们叫：待遇。
待遇，就是火车包厢，把贺叔叔和我与充满汗气和煤屑，不断有人吐痰、昂扬音乐中某人无车票被逐出车厢的众生百态的公有空间屏隔开来的私下空间。一切不允许被公众共享的，就叫“待遇”。
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贺叔叔还有个待遇叫“小灶”。尽管他和所有人进同一个食堂，但他不必端着碗或锅同几百人站在队伍里。他直接走进屏风隔出的“小灶”。屏风是碗橱纱的面料，里外全看透。贺叔叔是个非常随和的人，在这时他却面孔绷得很紧，浓眉低压，像所有居要职的人那样显出稍稍的烦躁和沉重。走进屏风前他不和任何人说话；总是在进入屏风之后，他叫厨房杂工出来找一个某某进去说话。杂工说：某某，贺书记请你到里面去谈谈。后来食堂亏损，涨了饭菜价，许多人家重新买锅灶，饭厅内人烟淡薄下去，贺叔叔还是派人把某某叫到透明的屏风后面去谈话。
门拉合，包厢里很静。贺叔叔从他的漱口杯中拿出洗脸巾，对我说：擦擦汗吧，小伙子！
对！小伙子。我当时就喜爱上了这称呼。粗犷和豪放，我喜欢以后的几十年他一直这样称呼我，它破坏了一种天定的规范，有种挑战感。作为一个女孩所存在的重重危机，所注定的痛苦，因其而生的拘束和发育时的轻微犯罪感，都可能被否去。他这样叫我，是他突然感到一股压力。男女被挪入一个私有空间的压力。
是的。
但我此刻还不想叫它“性的压力”。
他小伙子长小伙子短地大声叫我。很快我活泼和自如起来。他自己也自在了。再没什么不妥了。我们笑、聊着天上地下。一个十一岁，一个三十七岁，不能相信他们有那么多可聊。他微微笑着，靠在沙发上听着他自己的思考。时而会听见一两句“雷锋叔叔”、“少年宫航模表演”或“普通话普及”。他问我为什么戴这么破烂的红领巾，我说，我们都喜欢当老资格；像你一样，老革命。
他又问我：常见你脖子下面夹着个扁葫芦琴，腆着肚子在上面锯呀锯的，那是干什么？
我知道他在逗我。他不可能不知道小提琴。他就是要看我傻笑。
没有别人。就我和他。
不知道。那时候不是很多人有这份包厢待遇，我猜。
我们还谈到他的儿子。他告诉我他儿子成了军队的养猪模范。他从来不提他的女县长妻子。
还谈到了我的父亲。太阳的光斑在他额头上缩小。颜色深起来。他的脸色也深起来。晚饭是他叫服务员送进来的。他微笑着看我，他把肉积攒在碗边，最后一口塞进嘴里。他悠然而响亮地咀嚼着，唇齿显得那样刚劲。我们已经像同龄人那样轻声问答。
从此的七年之后，我十八岁，老远地找到贺叔叔的瓜棚。那是他出狱后的生活。和一切以及他自己的背景都缺乏衔接。我们继续那场开始在火车上的轻声问答。
我问，他偶然也问，主要是问我将来。我是问他的曾经。他的《紫槐》，他的母亲。小时，故事中的主人公能否坐在你面前填掉你一个又一个疑团，是大事，他催促我睡去，他好办办公，看看文件、稿子。
九点多钟，他拉开门喊来一个服务员，让她打一盆热水来。水放在我铺前，他说：来洗脚吧小伙子。我慢慢蹭掉凉鞋，忽然觉得这事有些奇怪。
忽然觉得脚是不能给他看见的，一个蛮横突兀的动作，我把两只赤裸的脚缩到裙摆下面。我整个身体蜷起，两膝折成对折，缩在连衫裙筒中。
贺叔叔没有感到这个女孩一时兴妖作怪。他不去体察她突发的羞恼，说：我出生的地方，水可稀罕！他把自己的鞋脱下，又脱袜子挽裤腿，把两个长方的大脚浸泡入水。两个脚像放回池塘的鲢鱼那样马上有了生命，有了对舒适的贪恋。不知怎么，我就跟着把脚也搁进盆里，我两只脚背上有褐色花斑，太阳把凉鞋的花纹摄在皮肤上。我一个夏天只有一双凉鞋，鞋穿到灰飞烟灭，它的影子却留在我脚上陪我入冬天。
像第一次穿泳衣下水那样羞臊而兴奋。脚心触在那宽厚的脚背上，我浑身汗毛刮过一阵风。
我想贺叔叔也感到了我的异感，我的脸一定红了。他打趣着什么。我笑。水漫出盆沿。尽管他是我最亲近的一个长辈，如此的接触带来的一层接近我们都没有意料到。仿佛某种动物的肢端，或某种植物的根茎，它们是不该裸露的——不该在裸露时被触碰的——不该在裸露时被一份同样的裸露去触碰的。一开始他预感的不妥，此时来临了。
他感觉到十一岁的女孩在偷偷地感受一份不该被感受的舒适。他想把不妥之感更正过来。嘿嘿地笑，说这双小脚真像老虎脸。他在不假思索时常会流露别开生面的想象。
气氛被打了岔，他用脚心搓着我的脚，像我爸那样同我嬉闹。水泼了一地。我现在去想，我们当时都使劲要借一个事情的表象和我们表象的关系，隐秘地，在离表层很远的地方，从完全陌生的触碰中偷得一点儿舒适。
非常越轨的感觉。
肉体和接触在我们是决定性的，含羞草一样敏感的肌肤、神经全招展在外，却一碰就疼得萎缩了起来。于是那疼痛的抖瑟便是我们的快感。隐约的犯罪感满足着疯狂的好奇心。一个部位的裸露（哪怕是可以公然裸露的部位）同他身体一个裸露的局部相碰，它便是个闸口，所有的感知通过它释放出去；所有的神经从那儿如某水族那繁密的触须一般伸延出来。性的官能扩大、推移，逾越二十世纪心理学所指的三个性感区域。我们四十五年的共和国，禁欲使我们的肉体演变，同时不违伊甸园的天命。这演变使肉体的每一寸领土都可耕，都是沃土，都蕴藏着生养繁衍的希望。欲望可以在肉体的各部分得到疏通和交换，在任何既定场合。
我十一岁。
大概是的。但更重要的不是性早熟，是因为理想和虚伪，使我们宁可相信十一岁的女孩是没有性感知的。对这感知的承认，会触犯人们。你们。
不，当时完全不清醒。
即便是成人也可能不清醒。
多少中国人，会记得一次暗中握手，或偶然的一次身体接触。不知多少如此可笑的接触被秘密珍藏下来。有时连同后果一道珍藏。
你们对身体绝对不像我们这样高度利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只有百分之八的可耕地。我们必须扩大可怜的可耕面积，使那不可耕的，也具有存在的意义。
整个事情没有完。事情甚至还不算开始。
火车进入夜色，水塘是一摊摊晶亮。刚发过水灾的江南。在贺叔叔静悄悄的阅读中，我在窗边睡着了。
壁炉的火多好。
谢谢。还有我的围巾。
联系过了。他们说从第四次就诊开始，保险公司承担一半诊费。
对了，请告诉我歌剧院怎么走。舒茨很爱歌剧，每年从菲薄的教授工资里拿出三千元捐助歌剧院。你猜对了，我爸爸也是歌剧迷。
不，不像他。舒茨更接近我父亲。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