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开始。为了这个伟大的开始，我等待了整整十七年——如果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那天算起的话。而若是从1924年我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算起，则是整整四十二年了。生命，我苍老而年轻的生命在这伟大的开始到来的时候，骤然爆现出辉煌的异彩……”
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季伯舜写道：
“……当时，我认定，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同志在经历了民粹主义和党内日益增强的历史反作用力后，终于完成了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立一个光辉的范例，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交给基层群众，交给广大人民，自下而上地对革命的执政党进行一次消灭反动的大扫除。这正是1928年的苏联应该完成，而因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没有完成的又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消灭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国家，不是粉碎运转中的国家机器，而是要消除国家机器中的异己，把操纵国家机器的反动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以人民的名义压迫人民的官僚分子清除出执政党的领导行列。这正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理论在中国的一次壮阔实践……”
然而，希望却再一次落空了。当这场冠以无产阶级名义的大革命全面铺开的时候，当季伯舜在劳改盐场宿舍十五瓦灯泡的昏黄灯光下撰写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思索》的长篇论文的时候，他再一次被捕了，没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即被押到清浦监狱，一关就是三年。三年之后，又以历史反革命犯的身份，由清浦押赴安徽某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这是悲哀的。革命总是吞噬自己的儿女。可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季伯舜却又是十分幸运的。如果季伯舜不是呆在监狱和劳改农场里，这场他为之鼓掌欢呼的革命，极有可能在肉体上最先消灭他。这是季伯舜在特赦释放之后才明白的。
到安徽劳改农场时，季伯舜生命的岁月已跨入了第六十七个年头。两鬓和头发全白了，身体单薄得像个影子，挺不直，整天佝偻着，像个大问号。据说安徽劳改农场原来是不愿接收他的，他们怕这个老犯人会一头栽死在农场监舍里，或劳作的田地上。出于这种担心，农场方面没让季伯舜和那些年轻力壮的劳改犯们一起参加奴役般的劳动，而是把季伯舜派做杂役，专事扫楼道、厕所。住就住在楼梯拐角处一间放清洁工具的小房间里，行动在劳改农场范围内
小房间不足五平方米，门后放着扫帚，拖把，靠窗摆着用破木板和两摞青砖搭起的床。床下塞着清洁桶，头上悬着一只落满灰尘的灯泡。白天，季伯舜干完事情以后，就盘腿坐在床沿上，透过一扇通气小窗看天上的云。夜晚，季伯舜躺在床上，脑袋枕在手臂上，透过那扇小窗看夜空中的星。
季伯舜很满足，认为这是一种幸福。在这狭小的不足五平方米的天地里，他的躯体和灵魂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放松。有时季伯舜甚至觉着他不是在劳改，而是在度假、休养。
撰写《忠于信仰的人》的念头，就是在那时候萌发的。
那时候，有好几起外调人员到劳改农场找季伯舜，要季伯舜为解放前和他一起坐过牢的人写材料。这些外调人员一次次勾起了季伯舜对往事的回忆，渐渐使他遏制不住写作的冲动了。
最令季伯舜吃惊的是对他老熟人郜明的调查。据外调人员说，郜明是个大叛徒，1936年在上海被捕时就叛变了，他们让季伯舜证实这叛变的确凿。季伯舜不知道郜明是否叛变过，政治操守不允许他讲假话。季伯舜便实事求是对外调人员说，如果郜明在被捕受审时变节叛变，是可以在敌档里查到有关证据的。如果没有这种证据，他个人无法证明郜明就是叛徒。外调人员得不到季伯舜写的揭发材料，就要季伯舜在一份他们事先写好的伪证材料上签字。季伯舜拒绝了。
这事给了季伯舜强烈的刺激。季伯舜突然意识到，后人撰写的历史往往是很靠不住的。变幻莫测的现实政治不断地压迫着无言的历史，最终会使历史变成一座人为的迷宫。作为一个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自己艰难奋斗的一生，把中国革命托派的真实的思想历程，如实地不加掩饰地写出来。
季伯舜开始有计划地把人家让他写材料的纸偷偷留下来，把打扫卫生时拾到的边边角角的废纸收藏起来，还把报纸的空边裁下来，准备进行自己生命末路上最后一个伟大的工程。
从那时开始，季伯舜就知道，他已经没有明天，没有未来了。他在六十七岁的人生里程碑前停住了脚，毅然转过了身子，面对着风风雨雨的过去，面对着黑沉沉的历史。
只有过去和历史属于他。
那是一笔财富，一种经验。
一个人的肩头不能负担起全人类的苦难，在人类匍匐着茫然四顾的时候，做一个人类解放的奋斗者和探索者是孤独的，甚至是可笑的。然而，当人类站立起来，获得解放的时候，那些先行者们曾有过的孤独，将会变成全人类引以自豪的光荣。人们会指着他们曾经嘲笑过的，被苦难压进泥土里的先行者们说：瞧，他们都有一副不屈的肩头和灵魂！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有资格被称作人。他们的灵魂已在孤独的奋斗中进入了不朽，成为人类前行的永恒之灯……
季伯舜这样自豪地想。
那么，就开始吧，让历史告诉未来。季伯舜握着笔，伏在铺板上开始挥笔疾书，那双重的，乃至多重的人格才重归统一。身上的卑微不见了，眼神中的怯懦消失了。他像一个伟大的先哲，在用心和那些逝去的先哲们——马恩列托，进行着灵魂的对话。《共产党宣言》像首豪迈的交响乐，用中文、俄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来米文奏出了不绝于耳的伟大旋律。
季伯舜的躯体伴随着那伟大的旋律飘浮在半空中。
他在半空中鸟瞰着这个世界。
世界变得那么渺小，他却变得那么巨大。
季伯舜追忆着，追忆着……
在追忆中，走向了伟大，走向了永恒。
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季伯舜写着写着，就握着笔睡着了。许多臆想中的景象化作奇奇怪怪的梦，飞入了他残余的岁月，补充了他残余的生命。
他梦见，他和一群人要到美丽的天堂去，而他和那群人站立的地方却是一片泥泞的旷野。旷野上有许多路，也不知到底哪条路通往天堂。他在许多路的路口孤零零地立着，为大家找路。天在下雨，下得很大，他感到冷。通往天堂的路到底找到了，路的标记就是托洛茨基那高大伟岸的身躯啊！可偏在这时，又一群人吵吵嚷嚷过来了，说是也要到天堂去。他很高兴，叫他们跟他一起走，高举托洛茨基的大旗。那群人却不听他的，不相信他和他的同志们找到的这条路。他们把他抬起来，摔到泥水里，哄笑着跑了。他木然地爬起，固执地在原地站着，迎来了第二群人。他又向他们讲，他知道一条最成功的路，能把大家带到无比美好的天堂。他们还是不听他的，还用脚踢他的屁股，踢倒了他，那帮人又走了。他只好在泥水中爬，向他知道的那条能往天堂的路上爬。爬着，爬着，雨停了，云散了，太阳出来了。他在耀眼的阳光中看到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站在一座高大的教堂门口厉声责问他：“拉舍维奇同志，你们是怎么了？中国的事情，怎么让你们搞得这么糟？是不是怀疑我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不正确？”
他满身泥水站起来，对托洛茨基道：“不，不，托洛茨基同志！我和中国托派同志们从没怀疑过您！我们在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您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不正确，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实践您的主张的机会，我们中国同志的素质太差！理论家多，实干家少，有些人个人野心也太大，把有些可能争取到的机会也丧失了。”
托洛茨基又问他：“受了这么多磨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你还信仰吗？”
他说：“信仰！正是这信仰的力量才使我战胜了磨难，走到了今天！”
托洛茨基挥起了手：“说得好！生命是短促的，而信仰是永恒的！倒下了一个先行者，千千万万后来者将会继续接过信仰的旗帜，一代代传下去，直至实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
他十分感动地倾听着，继续向前走。
这时，不知从哪儿飞出一颗子弹，把他打倒了。
他倒在清浦威廉大街上，眼见着安忠良、钱二小姐、郜明、郑少白、李维民、章小寒和许许多多人提着冒烟的枪，轰轰然向他走来，用一双双有力的脚践踏他的躯体。他痛极了，却毫无畏惧地高呼：“信仰和思想是无法消灭的……”
他梦见，他躺在了病床上，不是在中国的清浦、上海，而是在苏联的莫斯科，守在他身边的也不是护士，而是一帮苏联格勃乌，他们训斥他，要他放弃反对派立场。他在干什么呢？唔，他在背诵一首诗，一首马雅可夫斯基写的诗：
……
波兰的督军，
在我们的脊背上
烙上了一颗颗红星；
马蒙托夫匪帮
把我们活活埋在土里，
只将头露在地面上。
那些日本鬼子
把我们塞进机车锅炉里活活烧死，
他们把熔得火红的铅水
灌进我们的喉咙里……
格勃乌人员的怒吼打断了他的背诵，他听到一个阴冷的声音在说：“……拉舍维奇，这对你是最后的机会了，否则，你将被驱逐！”
他梦见，他被驱逐了，坐在牛车上。牛车不是在土耳其，而是在豫西老家的田野上缓缓行驶着，车轮的每一下转动都发出沉重而刺耳的钢铁断裂般的声音。他听不下去了，跳下车，挤到牛身边拉起了车。
拉着，拉着，他变成了一头牛，背负着重轭，吃力地向前挣扎着，驭手扬起的鞭子不时地狠狠落到他脸上、脖子上、赤裸的脊背上……
一直到被特赦释放，一直到死，大舅舅都没能摆脱那接连不断的倔犟而苦涩的梦。这一点，是我在大舅舅死后，读完他的全部书稿才知道的。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为啥他会默默望着阁楼窗外的东平湖，独自一人悄悄流泪。为啥他会在弥留之际挂记着那艘1925年驶离清浦港湾的“大和丸”。大舅舅的一生就是一场接连不断的噩梦，而噩梦的起点正是那艘大和丸的甲板。
大舅舅告诉我，在安徽劳改农场写的东西一直没被监管人员发现。在监管人员看来，他是只死老虎了，蹲在那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等于提前进了坟墓。他们再也没想到，这个老犯人的生命力会这么顽强，竟会挨到特赦那天。而且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以写材料为掩护，陆陆续续用俄文写下了近二十万字的回忆录，并在释放后又活了九年，最终用中文完成了这部遗著《忠于信仰的人》。
我想，他一生中真有什么值得他自豪的事的话，这正是最大的一桩：大舅舅用坚定的信仰，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向人们昭示了生命在苦难面前的惊人承受力。
大舅舅是1985年以八十二岁高龄辞世的。和他的母亲，我的外祖母同寿。他咽气是在夜里零点以前。母亲说，若是在零点以后，便是第二天了，第二天恰是我外祖母去世二十周年的忌日。
对大舅舅这独特而复杂的一生，我不知该怎么评价？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个顽强不屈的战士，还是个固执己见的疯子？我不知道作为一个人，是不是该这样追求，这样生活？
大舅舅说，就应该这样追求，这样生活。这是作为万灵之长的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更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庸庸碌碌的市侩们的一个重要区别。
大舅舅说，他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换一种活法的。他一生的苦难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他自己选择的。1928年在莫斯科，他选择了被驱逐；1933年在上海，他选择了坐牢；1938年，面对日本人的利诱，他没动心……他不是没有选择的机会，而是不愿意为一己私利去做市侩，做苟活着的劣等动物。
大舅舅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胜则王侯败则贼”是强盗的逻辑。在人类的进步史上，成功的英雄是伟大的，不成功的英雄也同样伟大。后人没有权利嘲笑那些不成功的英雄们。即便那些不成功的英雄们一生的追求都是荒谬的，他们也给人类进步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经验，使后来者们不至于重蹈他们的覆辙。
大舅舅说他是追求光明的战士，不是精神失常的疯子。他一切都很明白，他是注定了要带着他的思想和信仰去见革命的上帝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去了。任何政敌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他都绝不承认。他断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决不会因为他们老一辈人的消亡而消亡，它必将在世界各地逐步兴起，其影响也将日渐扩大。他自认为，他在生命的终点线上，看到的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夕阳坠落，而是朝暾初露的新的希望，即将跃出地平线的希望。
大舅舅说，我们革命的后来者要凭着革命的良心记住他们，客观而公正地评价他们，不带偏见，不受老一辈人的派系影响。永远不要忘记：在共产主义的赤旗下有他们顽强战斗的身影，在通向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有他们倒下的躯体。
大舅舅说：“……如果……如果能够重活一次，我……我还要……还要这样活……这样活……”
说这话时，大舅舅正拄着拐杖，在我的搀扶下，从威廉大街12号——现在的人民路265号教堂的台阶上缓缓走下来。他是站在台阶底下的花圃旁喘息着讲这句话的。讲得很吃力，很痛苦，一句话被切成几截，才好不容易从他干瘪的大嘴里吐出来。
我感到了大舅舅的痛苦，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或许他讲的并不全是真心话？或许他知道否定了托洛茨基这个精神偶像和他所说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他一生的奋斗将等于零？他是不是害怕掉进这个可怕的零里，才固执地以信仰为借口，掩饰内心的巨大矛盾和无比空虚？
我这样想并非毫无根据。连绵一生的牢狱生活造成的双重人格，并没有因为他最后十年的自由而消失，它总会在很多时候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我认为，这已经不是一种政治操守和精神品格问题，而是思维和表述的双重扭曲。当然，我决不敢把这种想法讲出来。这近乎残酷。我怕这种话一说，大舅舅会用手中的拐杖敲到我头上。更怕他老人家于狂怒之中，一头栽倒，猝死在教堂的台阶下。
这是大舅舅最后一次在威廉大街上走——他总不讲人民路，总说是威廉大街。夕阳在遥远的海空上低悬着，把大街映得一片血红。咸腥的海风一阵阵刮过来，把街两旁那法式、德式的古老洋房的门窗吹得“哗啦啦”地响。
大舅舅在那夕阳中，在那海风中，在那“哗啦啦”的响声中，拄着拐杖“嘚嘚”走着。走走停停，不时地用颤抖的手指着路两旁的洋楼告诉我：当时，这座楼里住着什么人，那个楼是什么机关。
在当年著名的威廉大街125号——今天的市妇联门前，大舅舅举起拐杖，指着那铅灰色沉重的墙壁对我说：1925年的总同盟罢工，就是在二楼东边的那间有阳台的屋子里决定的。决定做出仅仅一个星期，三万游行示威的队伍就打着“劳工万岁”的红色横幅，走上了这条大街。
离开威廉大街125号门前时，大舅舅又感慨地告诉我，这条由洋人建起的充满异国情调，也充满殖民地气息的大街，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整整一代人却老了，死了，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上消失了。
大舅舅因此而得出结论：如果说人生真有悲哀的话，那么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悲哀的。在北京做了高官的郜明和他这个终身囚徒的悲哀是同等的。区别只是承受悲哀的形式不同罢了，而死亡却在最终连这形式的区别也抹去了。
那天，大舅舅很晚才回去，回去之后就躺倒了，再也没有起来。
在最后三个月里，在病榻上，大舅舅把用中文写毕的《忠于信仰的人》又看了一遍。他说，他将凭着这部遗稿而继续存之于世。弥留前的几天，他相当烦躁，抚着那部手稿，嘴里不断地叽里咕噜，不知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背诵什么东西。词句断断续续，逻辑混乱，有些还是俄语的，让人十分费解。
俄语我听不懂，我依稀记得这么一些中国句子：“……没有法官的法庭还叫什么法庭……谁也不能判决信仰和思想。有贫穷就有革命。革命吞噬儿女，革命天然合理……起来，革命，革命，继续革命。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罪人手中握着他清白无罪的一切证明，那些无罪的人呢？无罪的人没有证明无罪的证件……如果大家都无罪呢？如果一切的努力都是制造罪恶呢？”就这么乱七八糟的，您知道这都是什么意思么？
大舅舅去世后，北京中央党史部门才知道，中国国内还有这么一个见过托洛茨基的老人。他们不知道大舅舅已经过世了，提着录音机大老远从北京飞来，想从大舅舅嘴里抢救出一些关于中国托派运动的资料。结果，不用说了，录音机是派不上用场的。我动员母亲把大舅舅的遗著《忠于信仰的人》交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安排出版，为后人保留一段历史。我认为这也许是舅舅生前所期望的。
不料，事情却有些糟糕。党史部门的同志们精心研究了大舅舅的这部遗著后发现，其中的许多史实是虚幻的、不忠实的，只能理解为一种痴狂的臆想。比如1927年托洛茨基参加越飞葬礼的时候，根本没出现红军战士为托洛茨基高呼万岁的场面。而在新处女墓地，舅舅和托洛茨基的那番对话也几近无稽，史料证明，关于国民议会的口号，托洛茨基在那时候根本没提出来。在1933年军法官审讯中的那一幕也令人怀疑。如果大舅舅当时敢这么不策略地对国民党的军法官讲话，恐怕不仅仅是判七年刑，而是要被枪决，有人花钱运动也没有用。
当然，党史部门的同志们并没有因此而否认这部遗著的价值，也没有因为大舅舅的臆想而认定大舅舅是在有意歪曲历史事实。他们说，考虑到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不断坐牢，所以出现一些臆想与现实的混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准备在对其重要史实进行考证并加以注释后，予以内部出版。
这是不久前的事。
想想也真够惨的，一个1924年就投身到马克思主义大旗下的老共产党员，因为托洛茨基的缘故，因为偶然的一班轮船，竟这么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我一直认为，是那班船毁了他。如果没有那班船，如果大舅舅在1925年那个撤退的早晨跟他的同学同志郜明一起留在了清浦，那么，他这一生决不会有这么多磨难，今天的地位也决不会比郜明低。在那个久远的早晨，大舅舅和郜明是站在威廉大街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大舅舅当时二十二岁，郜明也二十二岁。大舅舅1924年入的党，郜明也是1924年入的党。可跑离了威廉大街，跑离了那个早晨之后，一切全都乱了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