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伟和刘敢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开在矿东门大街上的“上海服装”摊成了众人瞩目的所在。从一九八〇年起，红旗矿的服装潮流就完全由孙成伟和刘敢斗共同引导了。孙成伟摇身一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开口就是“阿拉”，闭口就是“侬”，号称自己是上海的服装世家，其家族一百年来专以美化人类生活为己任。刘敢斗嘴里更没有真话，啥谎都敢撒，在上海小摊上十块钱三件收来的劣质短袖衫，愣敢说是流行时装，愣敢五十元一件往外卖，竟也卖出去不少。
这期间，甥舅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层出不穷。用孙成蕙的话说，这甥舅二人是“既狼狈为奸，又内讧不已”；用刘存义的话说，则是“大狗小狗狗咬狗”。不过，当时这甥舅二人的矛盾斗争尚未涉及到领导权问题。刘敢斗那时还没有夺取孙成伟领导权的实力和野心，斗争的焦点很不集中，颇有点“意识流”的味道。
这日早上又要出摊了，孙成伟背着一个大包提着一个小包，照例在院子里吆喝刘敢斗：“敢斗！敢斗！快点，你还磨蹭什么？看看都几点了，还做生意么！”
刘敢斗在屋里对着镜子换好一身漂亮衣服，嘴里嚷着，来了，来了！一跑出来就乐滋滋地问：“哎，舅舅，你看看，我今天穿这身衣服好看吧？”
孙成伟只看了一眼，便心疼地大叫起来：“刘敢斗，这可是身高档服装，进价就六十多块！你咋自己先穿了？咋卖？咋哪件高档你穿哪件？卖不动算谁的？！”
刘敢斗照例斗争：“你叫什么叫？啊？我啥卖不出去？卖不动算我的！”
孙成伟没好气：“当然算你的！快走！”说着，把手上的一个包递给刘敢斗。
刘敢斗根本不接：“舅舅，你自己拿着，别弄皱了我这身高档服装！”
孙成伟很不高兴：“小姑奶奶，您老是去做生意，还是去逛街？”
刘敢斗甩手走在前面：“你叫什么叫？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
孙成伟只得把大包小包都背着，像个负重的驴，尽管气愤难平，却拿自己这个外甥女毫无办法，只能一路上咕噜个没完：“敢斗，我告诉你，我不是绅士，我是你舅！你甩吧，这样下去，咱最好早点散伙！我是不想和你继续斗下去了！”
刘敢斗回首一笑：“散伙的梦你就别做了，反正我是跟你革命到底了！”
到了东门外“上海服装”摊上，二人不斗了，开始狼狈为奸，一致对外。
孙成伟操着半导体话筒，站在椅子上一遍遍吆喝，热情洋溢地招徕顾客：“哎，哎，侬瞧一瞧、看一看哪！侬都来瞧一瞧、看一看哪！真正阿拉上海货色……”
到了一九八四年，上海货被他们卖臭了，广东货开始走俏全国，孙成伟又学上了几句不伦不类的粤语，吆喝的内容也变了：“哎，哎，都来瞧一瞧、看一看哪！都来瞧一瞧、看一看哪！最新香港流行款式，风靡广州、深圳……”
在孙成伟歌唱般的吆喝声中，刘敢斗扮着笑脸，手脚麻利地拿衣服，收钱。
到了一九八六年，甥舅二人的商业革命终于获得了初步成功：从街头摊档迁到了店中，正正经经在矿东门外的商业街上开了座“广州时装店”，不但做零售，还做起了批发，孙成伟洋洋得意地自封了个经理，同时，任命刘敢斗为副经理。
这时，刘敢斗翅膀已经硬了，“广州服装店”五万的注册资金有她二万四，比孙成伟只少二千元，自然不甘心做副经理，于是，“广州服装店”开张的头一天，就和自己的舅舅进行了一次诱导性谈话。
刘敢斗先问孙成伟：“舅舅，你知道不知道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孙成伟装糊涂：“你舅现在身体还好，暂时还不需要考虑接班人问题。”
刘敢斗又请教：“舅舅，你知道啥叫‘刮不知耻’么？”
孙成伟指出：“敢斗，没好好上学吧？那字不念‘刮’，念‘恬’。”
刘敢斗笑了：“我就说它念‘刮’！知道怎么解释么？就是说有人脸皮太厚，要经常刮一刮！比如说你吧，舅舅，你咋就一点都不懂得谦虚？也没征求一下群众意见，自己就封自己个经理？”
孙成伟手一摊：“咱只能有一个经理，我觉得还是我当比较合适——我总是革命的先行者嘛！一九七九年不是我带了一包衣服过来，有今天这革命成果么？”
刘敢斗反问道：“没有我的卓越贡献，凭你一人就有今天这革命成果了？”
孙成伟没办法了：“总不能两人都当经理吧？”
刘敢斗早就想好了：“你当经理，我当董事长嘛！”
这才达成妥协，皆大欢喜。
一九八六年，孙成伟、刘敢斗的革命取得初步成功；孙成蕙一家艰难的日子也过去了；刘援朝和同厂女工王小小结婚生了孩子；刘跃进大学毕业和女朋友一起去美国留学；刘文革在退伍前考上了军事院校；刘胜利也做了主管农业的天河县委副书记。
然而，也就是在一九八六年，两桩塌天的大事竟接连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