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床是加床，病房已满了，就躺在楼道里。
就是老余找儿子的那天晚上，从急诊室那边又转来了一个病人——三十七床。
三十七床进来时身上缠满了带血的绷带，整个脑袋都是包着的……特别惹眼的是，当他被推进来的时候，他身旁跟着一个穿着婚衣的、很漂亮的女子。
三十七床是家里来人最多，也是整个眼科病房议论最多的一个病人。我是在他入院后的第三天才知道的。这是个年轻人，只有二十二岁，刚刚才结婚三天。
三十七床是从北边一个县医院送来的。据说，他父亲是个村长。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村长是最低一级的干部。在国家干部的序列里，村长又不算干部。但如果是比较富裕的村子，当村长有权动用亿万资产，或者相应的人力、物力的时候，他就是干部了。而且，有时候，他的自由度甚至比乡长、县长还要大一些（在我们国家，村一级的经济形态是最模糊的。首先，它既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哪个人的，它叫“集体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集体经济”是无主的，不受产权人制约的，谁当政谁说了算）……三十七床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村长。
可是，到了这时候，村长和他的老婆只是在一旁看着，满面焦虑，束手无策……只是来探望的人多些。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来探望的人川流不息……一个村子及各种关系，大约几百口，都先后来过。眼科病房的走廊里一时热闹非凡。
可三十七床一直很沉默。无论谁来探望，他都一声不吭。他的整个脸、手都是包着的，看上去血污污的，很吓人。只是到了深夜，他会突然地“嗷”一声！两腿蹬着，长嚎，按都按不住……很吓人的。他胸膛里一定有火焰，那火从牙缝里蹿出来，人就像煎锅里的鱼一样，一纵一纵地在床上摔！
这时候，那做母亲的，就附在床前，满脸是泪，说：孩儿，你疼？你哪儿疼？……尔后用目光求告似的看一眼新媳妇，希望她也说点什么。
那新媳妇，也一直在病床前站着，一副很无奈、很恐惧的样子……她很听话，按婆婆的要求，新媳妇握着三十七床的仅剩的一根指头——大拇指说：灿，你疼么？
三十七床一下子就把那抓着他的手甩掉了，继续嚎叫！……
于是，家人慌忙找医生去了。
后来，那事情是一点一点地从众人的嘴里传出来的。三十七床是村长惟一的儿子，他在结婚的第三天，一时心血来潮，要去水库里钓鱼。离他们村子不远，有一大水库。于是，三个青年，表兄表弟的，把新媳妇撇在家里，一起去钓鱼。大约钓了一会儿，鱼没钓上来，就找来了雷管、炸药，打算炸鱼……这事过去肯定是做过的。不然，他也不会有这些东西。结果，那土法制的、装在瓶里的炸药，用电雷管引爆后没有炸。三十七床跑上前，把装有炸药的瓶子拉上来，说要看一看咋回事……可就在这时候，一两秒钟的时间，炸药瓶却在他手里炸了，立时就炸伤了他的双眼和双手，惨不忍睹！
在此后的日子里，三十七床那炸伤的双眼被摘除了……他的一家人都抱着头，一声不吭。
常常，在夜半时分，眼科病房里会陡然响起几声嚎叫！那嚎叫声像是染了血的钢丝，枝枝杈杈的，尖利无比，很恐怖！
那当父亲的，一直抱着头，在地上蹲着，一声声地叹息。
是的，才盖的新房，两层小楼，才娶的新媳妇，家里一应俱全，那日子应该是很美好的。就为了一个念头？或者说是从童年里就开始的放纵……这事故就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有时候，我想，三十七床的父亲如果不是村长，他会出这件事么？他又是从哪里弄来的炸药和雷管呢？再说，那水库管理者会允许他去炸鱼么？有时候，就那一点点特权，也是可以害人的。
当然，这事也许与村长没有关系。无论是什么长的儿子也未必都会去炸鱼……可是，他这么年轻，双目失明，又炸没了双手，此后又该怎样生活呢？
那一声呼唤，很突兀，我掉泪了。
有多少年，没人这样叫过我了……她说：丢哥，不认识了？是我呀。
我病床前站着一个女人。看模样还有些俊俏的底子，但心性堆在了脸上，很“钢”。“钢”本是形容男人的，该是男人的本色。可这年头，本应是水做的女人，却一个个都像是淬了火，越来越“钢”，一个比一个“钢”。这不在衣服，她的穿戴还是很得体的。可站在面前的这个女人，你就觉得她“钢”。我猜，一个女人，只有在男人堆里泡久了，在商界厮杀中频繁地搏斗过，才会染上这种“钢”气。
她说：丢哥，听不出来么？真不认人了？我闭着眼都扒你三层皮。
一听我就知道，这种狠劲是来自家乡的。这话皮糙肉厚，话虽狠却心里近，透着贴骨的熟悉和亲切。于是，我说：慢，慢，叫我想想……苇香，是苇香吧？蔡思凡、蔡总。
她说：我说吧？你这大学问人，不会记性这么差……我来看个人（指的是“病人”），在过道里，看后相（这是家乡话，指“背影”）是你。还真是……丢哥，别笑话我了。听说你这“肿”（总）比我这肿（总）发得大，你是腌菜缸，我是和面盆，拔根汗毛比我腰都粗，不错吧？
我笑了，苦笑。
她说：看看，看你吓的？又不问你借钱。接着又问：咋啦？眼上出毛病了？
我说：车祸。
她上下看了看……说：咦，不赖。不赖。全全活活的。
这话仍然让人觉着亲切。只有吃过苦的人，家乡人，才会这样说：只要“全全活活”的，不缺胳膊少腿儿，就是福分……
接下去，她的脸拉下来了，她绷着脸说：丢哥，你得给我平反。你必须给我平反！
我笑了，说：我又不是政府部门的人，你也不是梁五方……我给你平啥反呢？
她说：要不碰上你，我就不说了。既然碰上你了，我就得说说。那梁瞎子（指的是梁五方，在平原，凡给人算命的，贬称为“瞎子”，褒称为“半仙儿”），没少在你那儿造我的谣吧？
这时候，我心里“咯噔”一声，顿时翻江倒海，突然想起了那盆“汗血石榴”……那棵石榴，我一直带在身边，无论走到哪儿，我都带着它。
蔡思凡说：那梁瞎子，亏心不亏心？到处造我的谣，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说我把我老爹的头给割了，种成一盆花……这话你也信？！
蔡思凡说五叔，一句一个“梁瞎子”，我不好接她的话，只有苦笑。
她恨恨地说：梁瞎子，一个流窜犯，骗我多少钱？……还这样编排我，安的啥心？是，早些年，我是缺钱，求告无门的时候，我上吊的心都有过……可我咋也不会去卖我老爹的头吧？这有踪没影儿的事，还到处传。
她说：你也知道，我爹追我娘，从城里追到乡下。他跟我娘虽然打了一辈子架，可两人感情好着呢……后来他瘫痪了，出不了门了。那盆石榴，是我给他买的，好让他看个景儿。我娘还怕他“落”（寂寞），让我给他买了只狗娃，好让他听个应声……后来我老爹下世，有人说那盆石榴是个景儿，很值钱，我这才把它送人了。就这点屁事，传来传去，都把我传成杀人不见血的恶鸡婆了！
她说：你不知道现在干企业有多难。那些村里人，你用他，他说你给的工钱低，骂你；你不用他，他说你不给本村人办事，也编排你……这年头，说真话没人信。谣言有人信。
……我恍然。听她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我真说不清楚，当初我买下的那盆石榴，是不是一个错误？
接着，她又数叨我说：丢哥，你良心让狗吃了？我爹把好处都给你了。一村人的好处，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连回去看一眼的心都没有？
我喏喏的。无话可说。我想说，我是想回的，我真想。可我……
蔡思凡说：你脊梁上湿不湿？
我迷惑：湿？
蔡思凡笑了，说：背一脊梁唾沫星子，你盖儿不潮啊？还有，脊梁骨没让人捣透吧？……又说：怪不得，你穿着西装呢。
我明白了。说：村里，骂我的人多么？
蔡思凡说：这我不能瞎说。你自己想吧。
这时候，借着蔡思凡的话头，我忍不住问：老妹子，你说实话，那些匿名信，是不是你寄的？
蔡思凡说：谁说的？谁又编排我的？是梁瞎子？
我说：……那匿名信上只有一句话：给口奶吃。是不是你？
蔡思凡大笑，说：……吓坏了吧？不是我。真不是。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收到匿名信，也曾经夜里睡不着觉……那话是老姑父的语气：给口奶吃。可老姑父已经去世了。
临走的时候，蔡思凡说：丢哥，你要是有良心，也该回老家看看了。
我说：是啊，我也想回去。
她说：手里有钱了，给家乡投点资。
我喃喃地说：我要回去，就种树……
她说：好啊。你种树，我伐树。我那板厂，你去看看，全现代化的……
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二十四床是个很奇怪的人。
二十四床是个小个，人很精神。我是说他走路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挺”的感觉。在眼科病房，独有他，是挺着身子走路的。他个小，还包着一只伤眼，就在病房的过道里，挺括括地走，身子架着。其实，这很累。在很多的时间里，他手里举着一个手机，慌慌地，头直杠杠的，不看人，就那么直撅撅地、匆匆忙忙地往外走。边走边打电话，很忙的样子。
夜里，他也是一个人，围着眼科病房的这栋楼，转来转去的。很沉重的样子，一圈又一圈走，也不知在干什么……但是，无论谁看到他，都会以为，这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后来，九床的老许告诉我说：那人，你看那人，二十四床，小个子儿，头仰着，还老举个手机，一路“喂喂喂”，半个闲人不理。就那主儿，是个大厂的厂长，副的。
他说，你猜怎么着？（我是闲的了。他是慌的了。）他们厂引进外资，他是慌着跟外国商人谈判呢。他们厂里有个大铁门，工厂都是大铁门。上班铃一响，大铁门就关上了。大铁门上还留有一小铁门，人可以随时进出。他呢，个子小，这小铁门他走了很多年了，熟得不能再熟了……可就在谈判这一天，出事了。你猜出了个啥事？想都想不到，大铁门是用铁链子拴的；小铁门上焊的有门鼻儿，铁的，也可以上锁。也就是跟外商谈判这天上午，他急着走，一步跨进了小铁门。他个头低，他的眼正好跟小铁门的门鼻儿齐，只听“扑哧”一声，他的眼，不，那铁门鼻儿，整个，扎进眼里去了。你说这个寸？
是呀，这样的事，无论你给谁说，他都不会相信。那么小的一个门鼻儿，怎么会扎进人的眼里去？这应该算是一个偶然。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都是一个一个的偶然。于是，所有的偶然，就组成了必然。据他厂里的人说，那一天，他很负责。仅谈判用的会议室，他都督查着打扫了好几遍。连谈判桌上摆放的名签，他都让人修改了三次……就此看来，你不能说他不认真。一个连开会的名签都检查三遍的人，你能说他不认真么？他很认真。可他的眼珠，却挂在了门鼻儿上。
这么说，他是吃了熟悉的亏。路是熟路。熟得不能再熟了，常走的路。门也是常走的门。闭着眼都能走的门，居然把厂长的眼给扎瞎了？！这些事，都是他厂里来看望他的人说出来的。他自己绝口不提。不跟病房里的任何人说。他也许是羞于提起。你看，眼都这样了，你还慌什么呢？可他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的，还是慌。这就是个性了。
知道二十四床的情况后，我一直想跟他聊聊天。我们都包着一只眼，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可是，有一天，当我在过道里碰上他时，我说：老韦（他姓韦，是别人告诉我的）。
他蓦地转过身，说：你哪单位的？
我只是想提醒他关于“交叉感染”的事……
可他很警觉，很生硬地重复说：你哪单位的？
我很无趣。也就什么都不想再说了。
当天晚上，在眼科病房外的花坛边上，聚集了一群人，老老少少的，大约有二三十口人。他们围着二十四床，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二十四床就像是开会一样，站在他们的中央，不时挥手讲着些什么。那些人，先是站着，尔后又蹲下来，一直商量到很晚。那二十四床，本就个小，一只眼还蒙着……他就那么一直站着，站了半夜。
第二天上午，九床的老许跑来说：十三床（我是十三床），你知道么，二十四床，那厂长，办出院手续了。
我说：治好了？
他说：好个屁。他的心就没在眼上。
我说：不会吧？伤得这么重……
他说：昨天夜里，他家来人了，一下子来了几十口子，都是他的亲戚，嚷嚷着非让他回去……你猜为啥？
我说：为啥？
他说：他们那个厂，正搞股份制呢……你猜他最怕什么？
我说：怕什么？
他说：这二十四床，最害怕的是，人家借着改制，借着他的眼伤……把副厂长给他免了，不让他干。他都吓死了！
我说：还是治眼要紧，他伤得这么重，一辈子的事。
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昨天夜里，我就在花坛边坐。他一家人，所有的亲戚，都在那工厂里上班。这不是改制么？一改股份制，就要裁人……他那些亲戚，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你想啊，他要是厂长当不成了，他老婆，所有的亲戚，都有下岗的可能……他还哪有心治眼呢？
我说：出院了？
老许说：可不，手术刚做完……一早就走了。
是啊，二十四床是个厂长。他当厂长，并不是这些亲戚给他帮了什么忙，那是他自己努力干出来的。可现在，他既然是厂长，就不能不帮那些亲戚们，他们就要下岗了……于是，就像骆驼一样，他也不过是个抢时间的人。他慌慌地去跟外商谈判，扎伤了一只眼。现在，为了那些亲戚，他又慌慌地走了。
不说了吧。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不断地变换着的）病人走进来：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到五十八床。上苍赐予我们一双眼睛，本是看路的。可我们的眼都出了问题。是命运把我们抛在了这里，使我们聚在一起，同病相怜。在眼科病房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奇奇怪怪的经历，那眼病也是由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原因造成的。
若是走在大街上，你是绝不会看到的。
在我出院之前，最后一个来看我的，你猜是谁？
——梅村。
我们都有些风尘了。我们都是风尘中人，我们相互看着……
我说：没有玫瑰了。
我说：阿比西尼亚玫瑰，就剩下杆了。
我说：你还要么？
当我开始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拘泥、苛求完美了。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美，有的只是错觉和遗憾。其实，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她只要还能说出那句话，我就会……
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卫丽丽打过来的。卫丽丽在电话里说：老吴，你决定了么？当时，我迟疑着。
我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做证劵，还是搞实业……你都不可能不拉关系、不行贿。我断言，这在任何企业，都是一样的。一旦进入了，那也只能是大小之说、多少之说，没有区别（在每一个节日里，你都得去拜望那些有可能管住你的企业，或是有可能给你的企业制造麻烦的人，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则）。若是不搞这一套，你会寸步难行。有时候，时间和商机是必须花钱来买的，是需要通融的，你甚至连变通的条件都没有。这甚至不是政府的事，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件一件的事，我也相信大多数都是好人……但是，你只要遇上一个坏人，或是有私心的人，他就可以拖住你，让你什么事也干不成。到这时候，你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骆驼。
我等着梅村的一句话……
卫丽丽在等我的一句话……
我对着手机说：决定了。
窗外的阳光很好。
我用左眼看，天上有两个太阳。它是花的、重影的，斑驳的，就像是并蒂的向日葵；单用右眼看，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是圆的、灿烂的、火红的……看人也一样。
说实话，当我看阳光的时候，我很惭愧。我为我自己、为每一位国人惭愧。我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很不成功，天天流泪。你想，一个大男人，天天不停地流泪、擦泪，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对自己说，你死了算了。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一根线，一根羊肠线，这根羊肠线是国产的。后来做第二次手术，换了进口线，就大不一样了。我真想大喝一声：我，我的同胞。咱们自己对自己，能不能踏实一点。再踏实一点。不就一根线嘛，咱就从做一根线做起！
我等着梅村，我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