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的第一个电话莫名其妙。
电话里，一个老憨腔，上来就说：……丢啊，我是你舅。
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我心里说：我是你姥姥。你谁呀？这时候，电话旁边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叫我说，叫我跟他说。
接下去我就哑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有“嗯”的份了。打电话的是国胜家女人，按辈分我应该叫她三婶的。童年里我吃过她的奶，她奶上有颗黑痣……我说：三婶呀，你……她说：丢，丢啊，你三婶子可从没跟你张过嘴呀。我说：你说吧。三婶你说。她说：我侄子，我亲侄子，我娘家兄弟的孩子，考大学了。你在省里，可得给录了啊！我说：三婶，他考多少分？报的是哪所学校？是不是第一志愿？……她说：这吧，丢。让你舅给你说吧。我亲兄弟。你舅，让他说吧……
往下，我无话可说。我不能告诉她，在省城，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助教，我只有一个床位……我说不清楚。我只能说，好吧，我给你打听打听。三婶最后还叮嘱说：该花钱花钱，该送礼送礼，到时候我还你。
这话重了。饥饿的年代里，我吃过人家的奶，我不能不问。可我问谁呢？我先是找了系主任，魏主任说：你去院招办问问。院招办的人跟省招办的人熟一些。我说：招办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找谁呢？主任看着我，看得我脸都红了……这时，他才说：你去找院招办的赫主任，我给他打个电话。在那个夏天里，为找这个赫主任，我三天往学院的招生办公室跑了十八趟。我记得这个招办的赫主任是个麻子，麻子点多，他躲起来了……于是，我动用了我刚刚在学院里靠微笑建立起来的、薄得像一张纸似的人际关系，我甚至觍着脸去找我那些家住省城有些背景的学生……总之，我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把三婶家亲戚、“舅家孩子”的分数打听出来了。
他的成绩是三百八十七分。那一年全国统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是三百八十八分，他差了一分。差一分就没希望了。
我正替他惋惜，电话铃又响了。电话是三婶打来的，三婶说：丢，咋样啊？你舅家孩子那事，成了吧？我说：没成。他差一分。她说：多少？我说：三百八十七，差一分。她说：嗨，不就一分么？你说说，给录了。我吓一跳，说：三婶，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全国统一定的分数线，谁也不行……三婶说：丢，你不是在省里么？我说：我我我……三婶说：丢，我就求你这一回。孩，你办了吧？当年你连吃带咬的，奶头都给我咬烂了，我那奶水可没收过你一分钱呢！……（别急，叫我跟他说。）丢啊，明儿，我就带着你兄弟找你去了。天坍下来，你也得给我办了！
当天晚上，我咬咬牙，提着两瓶酒两条烟，去给赫主任送礼。我想求招办的赫主任帮帮我，想办法把“舅家孩子”给录了，这也算是我给村里人办了件事情。那天夜里，我先侦察好了路线，尔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民政厅家属院二栋六单元三楼三零二房（据说，赫主任的小姨子在民政厅工作，这里有一套空房子，他躲到这里来了）。屋里有灯，这说明我找对地方了。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去给人送礼，没有经验，心里揣个兔儿，老怕被人撞见。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三上三下，每当我鼓起勇气，要上去敲门的时候，总有人从楼上走下来……在黑暗中，我发现，找到这里来的人还真不少，这都是些有“门道”的人。我躲在楼梯台阶的后面，听见一男一女从楼上走下来，那女的说：一千够么？少不少？那男的说：够，够了。有局长的条子，都是熟人。楼道里很黑，我看见人一拨一拨地从上边走下来，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等人都走光了，我才上去。
等我敲开门的时候，赫主任愣了，他看着我，说：吴志鹏，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赫主任不简单。麻子点多呀。学院那么大，人那么多，他跟我也就照过几面，居然能记住我的名字？！我有些激动，我说：赫主任……赫主任摇了摇头，没容我说下去，手一伸，很勉强地说：进来。进来说。我就这样灰溜溜地进了门。进门后，赫主任看见了我手里提的东西……赫主任说：吴志鹏，课上得不错嘛。怎么也学这一套？我说：赫主任，我老家的一个孩子……没等我把话说完，赫主任就笑了，赫主任“星光灿烂”。赫主任再次摇摇头，仿佛很理解，也很无奈。他下意识地拢了几下头发，他的头发着实不多了，前边那一绺用发胶粘在脑门上，看上去很滑稽。待赫主任象征性地拢了头发之后，淡淡地说：坐，坐吧。我忐忑不安地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手里提的礼物顺手放在了茶几上。
不料，突然间，他的态度变了。赫主任看着我，很严肃地说：小吴，不是我批评你。你年轻轻的，不该呀。你怎么……啊？说着，他很不屑地咂了一下舌儿：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把东西掂走。有事说事，东西必须掂走！……就这么三言两语，他把我打发了。我知道，是我的烟酒寒酸（不是最好的。我没有钱买最好的），人也寒酸。我手里没有某某领导写的条子。
我哭了。我的心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三婶说……
接下去，电话就多了，隔三差五有电话打过来。保祥家女人在电话里哭着说：……丢，天坍了呀！我说：婶子，你别急，天怎么就坍了？她说：你叔的农用车在漯河撞住人了，让那边警察给扣了。这车是六家凑钱买的，你四婶、五婶、六婶，还有春成家……你打个电话，让派出所把车放了吧。我说：婶，这、这事……她说：你不在省里么？你一个电话，事不就办了？我说：我我我……句儿奶奶声音颤巍巍地在电话里说：丢，真欺负人哪！不叫人活了呀！你七叔都当了十六年的民师了，这会儿叫人裁了……都是因为咱没人哪！丢，你是省里大干部，你打个电话，给县里说说吧。说啥也不能裁你七叔，你七叔几天不吃饭了，寻死觅活的，咋办哪？……海林家女人在电话里说：……丢，你这个穷婶子你还认吧？你帮个忙吧，你侄子眼看就匪了呀！你不能看着他住监狱吧？丢啊，你救救他吧，孬好在省里给他找个事做，这对你不算啥，就一句话的事……
我的心一阵一阵揪着疼，就像是在火上烤。我知道我欠他们的，我欠他们很多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说，我怎么不是省长呢？我要是省长，全都给他们办了。我很想腐败，可我没有腐败的条件哪！
我接的第二百二十七个电话是东城区公安分局打来的。接了电话，里边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你姓吴吧？我说是。他说：吴志鹏？我说是。他说：拿钱吧。拿钱领人。我说：怎么了？电话里说：你说怎么了？你这哥是怎么当的？你妹子干的事你不知道？拿八百块钱领人。回去好好教育。我说：你谁呀？我没有妹妹，凭什么拿八百块钱？电话里说：我分局的。一个叫蔡苇香的，你认识吧？我迟疑了一下，说：认识。她怎么了？他说：你说怎么了？在洗脚屋把人家玻璃门给砸了……你领不领？你要不领，就送她去“劳教”了。我说：等等，你等等。能不能少交些钱？……电话里说：你买红薯呢？还讨价还价？这是罚款！我说：那那那，分局在哪儿呢？他说：分局在哪儿？你说在哪儿？你不会问！“啪”一下，电话撂了。
天哪，那时候我一月才七十九块钱，原来才五十二块，刚提的工资。他一张嘴就是八百，我上哪儿凑钱呢？可她是老姑父的女儿，我已经找了她两年多了，我不能不救。
当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东城区公安分局的时候，一路上头嗡嗡的，人就像个火药桶，差点撞住人。我想骂人，我甚至想杀人！我好不容易在省城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人际关系，在一次次求人办事、四处借钱的过程中已经用尽了。我的同事看见我都躲着走，生怕我向他们借钱。可我没有办法，我还得借……
到了分局，我堂堂的一个大学讲师，却像孙子一样，见人就点头，一路叩问，终于问到了治安大队办公室。一个胖胖的警察对我说：你是吴志鹏？我说是，我是。他问：钱带来了么？我说带了。他说：不是你亲妹子？我说：也算是。一个村的。他噢了一声，说：你等着吧。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这姑娘匪了。我抓她两次了，屡教不改。要不是看她怀了孕，就送她去“劳教”了……我惊讶地望着他：她……怀孕了？
等我见到蔡苇香时，她穿得是那样少，少得让人不敢看。她上身穿着一个米黄色的、露着半边奶子的丝绸短衫，下边是米黄色的绸短裤，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脚上趿拉着一双红拖鞋，半蹲在那里，真成了一只“鸡”了。虽然是夏天，昨晚上下了一夜雨，她大约是冻坏了，缩着膀子，身子半弯着，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当着警察的面，她还埋怨说：哥，你咋才来呀？
出了门，我本想给老姑父打个电话，让人把她接回去。可她的眼像锥子一样瞪着我，说：交了多少钱？我说：八百。她说：好，我会还你的。可有一样，不准告诉我爹。不准给村里人说一个字。要不然，我就说我肚里的孩子是你的，你信不信？……我无话可说。这不活脱脱的一个女流氓么？
我说：香，我给你买张火车票，还是回去吧。
她说：我不回去。不混出个人样，我决不回去。
我说：香，老姑父都快急疯了……
她说：别提他。别提我爹。
我说：那你，就这么……
她说：你说这话有意思么？得了便宜卖乖。我爹把好处都给了你了。所有的机会你都占尽了，你还想怎么着？
我说：我听说，你，已经被抓了两回了。你说你……
她说：你的机会不也是送礼送出来的么？卖啥都是卖，我卖我自己，又没卖你。咋，心疼钱了？我说了，我会还你的。
我说：我是心疼你呀。
她说：别。丢哥，你是名人，我是贱人。各走各的路吧。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跟她见面了。调进省城之后，我平生第一次进脚屋，就是她给我洗的脚……我知道她恨我。她也恨她父亲。她是一颗仇恨的种子。她眼里有很多蚂蚁。我从小就熟悉蚂蚁，她眼里汪着一窝一窝的蚂蚁。蚂蚁的灯是黑的。
我说：你身子……
她说：这事你别管。我有办法。
我说：那你……
她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钱，我会还你的。记住，别告诉我爹。说完，她很快混在人群里不见了。
我推着自行车，傻傻地在马路边上站着。
我几乎就要崩溃了。
我身上的“包袱”太沉重了，一个无梁村就快要把我压垮了。伟大领袖说，他身上既有猴气也有虎气。我倒很想变成一只狐狸。我要是狐狸就好了，我很想轻巧地把“包袱”甩掉，站在高处看风景。我想说：我是个孤儿，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可我做不到。
我害怕接电话。我一听见电话铃声就头皮发麻！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是谁把单位的电话告诉村人的。我曾经怀疑过“油菜”。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大骂吴有才，我不就在你那儿住了一晚么？你就把我供出来了……可我也知道，这与“油菜”没有多大关系。自分别后，“油菜”从未找过我。我想，我大约成了无梁村的一根“稻草”，成了他们惟一能抓住的东西……他们一旦有了困难，迫切地希望能得到一个“官人”的庇护。可我不是官员。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想当一当狐狸。我很想当狐狸。我看不起自己，我蔑视自己，可我禁不住还是想当狐狸。每当有电话找我的时候，我就拿捏好腔调，对着电话撇一串北京话说：喂，你哪里？谁？找谁？……噢，找姓吴的是么？什么，口天吴，他不在呀，不在。出差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就难说了……喂，找谁？王，这里没有姓王的。胡？没有。没有这个人。打错了，你打错了。这是机关！……喂，哪位？兔子？哪有兔子？谁是兔子？你？噢，你找……丢？谁丢东西了？找派出所去，乱弹琴。噢，找姓吴的，口天吴，吴志鹏是吧？好像……有、是有这么个人。可他走了。是啊，是。走了，调走了……调哪单位？那就不知道了……我甚至试着想流氓一下，我对着电话说：喂，我是谁？我是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我调你一万吨小麦。你谁呀？……我是你大爷！
没有人愿意活在愧疚之中，每当我打完电话，回过头来，我心里的泪就下来了。我看见了无边的田野，我看见了家乡的牲口棚，我看见倒沫的老牛正在瞪着眼骂我呢：吴志鹏，你吃人奶拉猪屎，驴粪蛋外面光，真不是人哪！
我躲避电话，就像是躲瘟疫一样。流氓很好，流氓很轻松。你只要不把自己当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染一染，用墨汁把心染一染。我跳出来了，心一墨，我就跳出来了。有那么几次，我也来点恶作剧。每每有电话铃响起，凡是找我的，我把电话听筒拿起来，我坚决不说人话，不说中国话，我给他来叽里咕噜：first，second，third，fourth……听着那二百里外的声音，就像是跟土地爷说话。满嘴跑舌头，作的是假揖，烧的是空香。在乡村，只有土地爷是可以日哄的。
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一次，一位女同事大声喊我接电话，我不能不接……可我接了之后就后悔了。那个电话是老姑父打来的，我不敢推辞。老姑父在电话里说，丢，出事了。我一听，顿时心惊肉跳！我壮着胆子问，出什么事了？老姑父说，你六婶，也就是印家女人，还记得吧，你吃过她的奶。她孙女，三岁，去年掉河里淹死了。我噢了一声，竟然不敢大声回话……老姑父说，你听见了么？我说电话里有杂音，听着呢，我听着呢。老姑父说，好在她儿媳妇又怀孕了，就是坤生他两口，偷偷托人让县医院查了，还是“龙凤胎”。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一悲一喜，我心里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老姑父又在电话里说，这会儿他们正往省城赶呢……顿时，我的心又提起来了。我声音都变了，开始颤抖，说：怎、怎么了？老姑父说：难产。医生说，得剖腹……丢啊，你给找个好点的医院，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给生下来。要不，一家人都坍天了。我硬着头皮说：行啊，行。
我心里说，我又得托关系了。我找谁呢？可我还得找，我不能不找。有时候，我觉得我脸上真的刻有字，我就是一个卖“脸”的，村里人派我卖“脸”来了……当我四处求告，上下托人，终于把孕妇送进病房的时候，我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终于给村里人办了一件事情。
可是，没过几天，又出事了。那天下午，我刚刚下课，六婶的儿子坤生又找到学校来了。他丫站在教室外边，脸苦得像倭瓜，眉头皱得像晒干了的生姜。我心里一沉，忙问：生了么？他说：生了。我说：是龙凤胎么？他说：是……我说：大喜呀。不料，就在教室的外边，他却慢慢地跪下了。他满脸都是泪，跪在我的面前。
我说：坤生哥，你这是干什么？
他神魂颠倒地说：……我看见阎王爷了。
我说：谁？……怎么了？
他喃喃地说：阎王爷举着勾魂牌勾人来了。
我说：你起来，起来说。到底怎么了？
他说：兄弟，你是贵人，学问大，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我厉声说：起来！
他突然扑上来抱住我的双腿说：脑瘫。医生说是脑瘫……兄弟，你救救孩子吧。
“轰”的一声，我脑子一下子短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紧紧地抱着我的腿，说：兄弟，妞（病）重，妞就不说了。这男孩（病）轻，你得帮我保住，我求你了。
我哄着他，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可我同样是六神无主。我只是说：你别急。想想办法，咱想想办法……我突然发现，这是个无底洞。他是想把我拽到无底洞里去。我吓坏了，立时就有了想逃跑的念头。
此时，坤生哥已经迷了。他像个疯子似的紧紧地拽住我，哀求说：丢，兄弟，我求告无门，只有来找你了。你嫂子剖了腹，还在病床上躺着，俩小的都在保温箱里……一夜抢救花了五千七，我就带了三千块钱，就这还是凑的。人家说，得再交两万，再不交钱就停药了！兄弟，妞我不要了。妞不说了，那男孩还有救，你救救他吧……说着，他又要下跪。
我拽住他，不让他往下出溜，再一次问：脑瘫？
他机械地说：脑瘫。
我继续哄他，我说：你别跪我。走，我领你去个地方……这是个无底洞。我不能再向人借钱了，我也借不来钱了。我对自己说，我不要脸了。我的脸已薄成一张纸，这人情我再也不能欠了。我领着他走上大街，在茫茫人海里漫无目的地走着。天黑了，到处是灯，彩色的灯，霓虹灯一处一处闪烁，晃得人心慌。我望了望天空，如果天上能下钱就好了。可天上下不来钱……他紧跟着我，一步不落地往前走。我却只想把他甩掉。我一边走一边想着甩掉他的办法。坦白地说，那时候，我随时都会抽身走掉。
走着走着，我终于想起了一个办法，甩掉他的办法。我把他领到了一家报社的门前，伸手一指，说：坤生哥，不是我不帮你，你兄弟一月才七十九块钱，村里一天到晚有人找，我已欠下了一屁股债，打死我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我说：我给你想个办法。
他神色迷离，两眼发直，说：……你是说抢银行？
抢银行？我脑海里飘过了一丝念头，这念头把我吓住了。我也看见银行了，我看见了银行的大字招牌：中国人民银行……是啊，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往歪处想了。
我说：你找死啊。谁让你抢银行了？你看见对面了么，那是报社。你也别跪我了，跪我没用。我给你写几个字，你到报社门口，往地上一跪，把这张纸举起来，只要里边有人走出来，你就跟人说，边哭边说……这事，只要报纸登出来，说不定就有人管了。
他很无助地望着我，说：兄弟，你呢？
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借钱，能借多少是多少。记住，他们不答应你，千万别站起来……说完，我拔腿就走。
我真是个流氓啊。我就这么把他撂在了大街上……我狠下心来，像逃跑一样大步往前走。我对自己说：别回头，千万别回头。一回头心就软了。等我走了一段路，拐过一个街口，侧过身，悄悄地回望着报社门口，只见他果然跪在了报社的台阶上，手里举着我写的那张纸……他很无助，不时地四下望着，他在找我呢。我眼里的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坦白地说，我没打算给他借钱。我已经很“孙子”了，借钱的人都是孙子。我堂堂一个大学教师，见人就借钱，这算怎么回事？我很无耻。我知道自己很无耻。童年里我吃过六婶的奶，吃过六婶擀的芝麻叶面条，我还吃过印叔的烤红薯，在大雪漫天的时候，印叔在麦秸窝里找到我，把我背回家去，给我了一块烤红薯。我上大学时，六婶塞我手里六毛五分钱……这些我都记着呢。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拿什么报呢？
我一时悲凉，一时气愤，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只想一头撞到墙上去。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这么憋屈？说起来我是个大学教师，走出来也人五人六，体体面面的。可我算是什么东西？！我怎么就割不断这层关系？怎么就扒不掉“农民”这层皮呢？我心里说，我都快要给逼死了。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上午，我刚刚跟系里的主任吵了一架。老魏是个好人。一直对我很赏识、很照顾。就连我的职称，我的讲师资格，都是人家老魏给争取的。评讲师需要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三篇论文，可那时候我只发表了两篇，有两篇还在“路上”呢……是人家老魏在评委会上力排众议，给我争取来了一个指标。可老魏也开始对我有意见了。老魏一激动喜欢叩桌子角，他的指头弯起来在办公桌上连连敲击着说：志鹏，做学问应该心无旁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你说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说：我怎么了？老魏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堕落。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一个做学问的人，不老老实实做学问，整天勾勾连连，到处拉关系？还到处伸手问人家借钱？！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视金钱如粪土！你看看你？成什么样子了？一身的农民习气！……说实话，那一刻我很不冷静，我就像是给人揭了秃疮上的疤，我就像是让人踩住了老鼠尾巴，“农民习气”这四个字太扎心，是我最不爱听的。我一下子暴跳如雷！我把手里的书往桌上一摔，说：我他妈就是“农民”。谁不是“农民”？查一查，查三代，谁敢说他不是“农民”？！老魏气得嘴角上冒白沫，他没想到我居然出言不逊，敢顶撞他？！老魏的语调突然低下来了，他无比失望地说：好，下不为例，我再也不说你了。你走吧。我当时一怔，赶忙挽回。我说：魏主任，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他摆摆手：不说了，不要再说了。
现在想想，人家老魏说的对呀。我是个做学问的人，我好不容易、连骨碌带爬地逃出来了。我何必呢？……我要割断与无梁村的一切联系。我必须割断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狗狗秧”关系。不然的话，我一天也不得安生！
我一路走，一路安慰自己：不是你不想救，是你救不了他们。他们没文化，不知道脑瘫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查过资料，脑瘫就是新生儿先天性缺氧缺血性脑病、脑损伤并发的综合征，而且就目前的医疗状况来说，全世界尚无特殊治疗方法……那就是个无底洞！我不能把自己填到无底洞里去。我卖脸卖够了，我再也不想求人了。
我对自己说：跑了吧。
这天夜里，我像做贼一样，又偷偷地去了一趟儿童医院。我心虚，我要看看“包袱”甩掉了没有。儿童医院门前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抱孩子的妇女。那些孩子的哭声乱麻麻的，就像是油锅里煎出来的号角；那些妇女的眼光更可怕，一个个都像刀片一样……我尽量躲着她们，侧着身子走，我连正面对人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悄悄地来到后院的住院部，顺着一排病房的后墙朝着婴儿室看。看了婴儿室又去看特护室，我不知道哪个保温箱里的婴儿是六婶家的“龙凤胎”。他们不是下凡的“金童玉女”，是阎王爷派来的“小鬼小判”，他们是讨债来了。我不敢走得太近，我怕被人认出来。这时候，要是谁叫我一声“丢儿”，那会把我魂儿吓掉！
我趴在窗玻璃上往里看，灯光下，电流嗡嗡地响着，我看见患病的婴儿在一个个保温箱里躺着……孩儿，你那么小，你受罪了。孩子，这可不怨我。谁让你不托生在富贵人家呢？你要是希腊船王的女儿就好了，生下来就是亿万富翁的继承人，有整整一个顾问班子为你效劳；你要是英国皇家贵胄也行，生在白金汉宫里，有皇家御医为你操心……可你生错了地方，谁让你生在了平民百姓家呢。孩子呀，你要是有怨气，就去找阎王爷告状吧。千万别怪到我头上，我担不起呀……我心里很酸。我不是狼，我还没有变成狼呢。我只有当狐狸了，逃跑的狐狸。也许明天或者后天，老姑父就带着无梁村的人来了，他们会把我“吃”了。他们一个个会点着我的鼻子说，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冤哪，我冤死了。现如今我已塌了一屁股的债，我甚至不敢到学校食堂里去吃饭，我怕人看出我的寒酸。我总是趁没人时才去打饭，我只吃五分钱的咸菜……我还知道那个名叫梅村的女学生已开始对我有点意思了。我看出来了。可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鲜花是人家的，美女是人家的，你是一堆臭狗屎，就不要瞎想了。
唉，我本想着，再熬上几年，评上教授职称，说不定就当上“博导”了。可我连自己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还怎么给人“解惑”？
我就是“惑”。
那晚，我在大街上整整走了一夜。
我在考虑，是不是把这个好不容易挣来的“铁饭碗”给砸了？
这几年，我已先后发表了九篇论文。我的新作就要出版了，我快要评上副教授了，还有女学生梅村的目光，媚媚的、水水的、含情脉脉的……这一切我都不想舍去。
鲜艳欲滴呀。就那声音，滴溜溜的，火焰焰的，实在是挡不住的诱惑呀。我曾告诫自己：忍住。啥贵不吃啥。可我还是忍不住偷一眼偷一眼地去看她。我说过，我不再“跑步”了。我咬着牙，苦读苦熬，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铁律。可是，从此，那梅村倒找上门来了，不时地找我提些“问题”……有几次，我在食堂里碰上她，她说：吴老师，你怎么这么晚呢？都没饭了。我说：噢噢，有点事，耽误了。我忍着，不看她，故意不看她。再后，在通往饭厅的路上，我又碰上了她几次……我发现，她是有意的。她的衣服经常换，每次都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面前。事情就是这样，你不招惹她，她招惹你。这就是反作用力效应。有时候，距离拉得越大，向心力就越大。我有什么办法？
女学生梅村告诉我说，要常喝酸奶，酸奶养胃。我应着。我说，噢。女学生梅村说，早上最好吃一个鸡蛋。晚上最好喝一杯牛奶，吃一个苹果。我说，噢噢。可钱呢？钱。她还说，你听音乐么？日本喜多郎的，浩瀚，广袤，苍凉。你一定要听。她知道什么是苍凉？城里人，干部家庭，家里四个老人供着，还说苍凉？她不知道，我背着一座山。我不会告诉她，我也不敢告诉她，我到底是谁。我还是想看她，远远地……农家孩子，活人要紧哪。
在她面前，我还要伪装下去么？
在这里，我还要伪装多少年？
大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了，车声渐稀，天空中残缺着半个带豁口的月亮，惨白。我望着一座一座楼房，我望着那一格一格的灯光，我到现在还没混上属于自己的“灯”呢。我还需要熬很多年，才能在其中一所楼房的“格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纵是这样，我也愿意熬下去。我本来就是个苦出身，我不怕吃苦。再说，这比我以前好得太多了……可那些电话淆搅了我的专家梦，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我一脑门子都是电话铃声。我被狗日的电话困住了，一根线就把我给拴死了。电话实在是太可怕了，我都得了电话恐惧症了。兔子说，丢，大事你办不了，小事总可以吧？你给我买几瓶农药，我地里生虫了。五方说，丢，你给我递个状子吧。也就是串个门，递给省政府，最好给省长说说我的事，老冤……铁蛋说，丢，你给我弄个文凭，假的也行，出门让我也唬唬鳖儿们。国灿说，兄弟，给你哥办个证，就是那种营业执照，操，我卖个凉粉，动不动就罚我。连成哥说，丢，你在省里，人头熟，给银行说说，也给咱贷点款……保贵说：丢丢丢，我尻，给弄两吨化肥！到时候咱五五分成，我给你回扣……狗日的电话！
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走”的念头，这念头如此强烈。我心里说，我得走，我得离开这里。不然的话……
我难受啊！我心里还是很难受。我把坤生哥撇在了报社门口，他还在那儿跪着呢。不知要跪到什么时候？我实在是无法面对他们……钱，在这里，成了一种声音。成了尊严的象征。钱已经把我逼到了死角里，无路可走。钱爷爷，钱奶奶，钱祖宗，我的乡亲在那儿跪着，你叫我怎么做人？！
我像游魂一样在大街上转着，从大学路，到大石桥、九孔桥、栈桥、湖北路、南京路、花园路……我对自己说，辞职吧。你没有办法，你见死不救，你也救不了谁。既然如此，你实在没脸再在这个城市里待下去了。
其实我心里熬煎着呢，我仍然担着一份心。一直到黎明时分，卖早点的小摊一个个都摆出来了，我到卖胡辣汤并代卖晨报的小摊前买了一份报纸。翻开报纸，我一眼就看见了坤生哥，坤生哥的照片上了二版的“头题”！坤生哥跪在那里，手里举着一张字……二版上有一行烫眼的黑体字：救救孩子！
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我对自己说，孩子有救了……你可以走了。
我之所以敢辞职，敢把饭碗给砸了，也是有原因的。
在省城的这些年，我一直与一个绰号叫“骆驼”的昔日同窗保持着书信往来……他一直在诱惑我。可以说，是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来到了。他还卖弄一句英文：new
money（新钱）。我们将成为这个时代的——new money！
可临走之前，我还想见梅村一面。
我对自己说，做个了断吧。
其实，那只是个借口，我还藏着一份私心。我希望她能等我，等我五年。五年后，我回来娶她。古人说得好，“花开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樱桃熟了，假若五年后再摘，那还是“樱桃”么？只怕早变成“核桃”了。我也知道，这么美丽的一个女子，她身后怕是站着一个连的追求者……可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恋爱。我不抱希望，我只是这样想。妄想。
虽然不抱什么希望，可我还是想见她一面。你看，我痴心不改呀。
就要走了，我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在我递了辞职报告之后，第二天夜里，我把她约到了学院的操场上。操场很大，月光下，人是墨的，一影儿一影儿的淡墨，是夜色遮蔽了我身上的“穷气”。我一无所有，可我已经有了武器。
我说：我要走了。跟你告个别。
她很惊讶，说：走？去哪儿？
我说：我辞职了。离开学院……
她说：你疯了？不会吧？
我说：就快要疯了。可惜，没疯。
她笑了，说：不发烧吧？
我说：三十七度。正常。
我说：你还不知道吧，我是个孤儿。
往下，我坦白地告诉她，我的出身，我的童年，我的成长过程……这就是我的“武器”，我早已准备好的“武器”（记住，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还有一件东西可以使用，那就是“诚实”）。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时候，“诚实”也可以当做武器。
夜色里，美人还是美人。梅村在朦胧的夜色里就像是仙人，恍恍惚惚地呈现着飘逸的、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有一种虚拟化了的淡雅之美。她的呼吸让人麻醉，就像是虚拟的仙间幻景。她的脚步声一格一格的，节律分明，就像是告别的挽歌，让人心碎。我深吸一口气，我知道我没有希望。可我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我想好了，即如说我得不到人，我至少还能保存这么一份美好的记忆。
月光下，我们两人在操场上漫步。我很平静地讲述着“自己”，就像是诉说一个外人的故事。她静静地听着，有时候，她会突然回过身来，侧着身子，一边退着走，一边惊奇地望着我，好像在说，这就是你呀？真的是你么？有时候，她会意地笑了。笑得很含蓄，很动情，眼里流露出母性的光芒。
我告诉你吧，据我的观察，对那些家境好、出身好的女孩子来说，“诚实”一旦成为武器，是最能打动人的。
她说：童年里，你的作业本都是烟纸盒做的？
我说：是。
她说：大雪漫天，你独自一人睡在草窝里？
我说：是。
她说：三天里，你就吃一块烤红薯？
我说：是。
她说：抱着一块窑里的热砖？
我说：是。
她说：你对那块热砖说：妈，暖暖我？
我说：是。
夜色里，我看见她眼里有了泪光……
我说：我坦白地告诉你，我是个穷人……我穷得就剩下思想了。
她说：你要我等你。等你三年？
我说：是。（我没敢说五年，五年时间太长了。我怕她等不及。也许，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再告诉她，再等我两年吧。那时候，她如果真能等我三年，就不会在乎再等两年。你说是吧？）
她说：你说，三年后回来迎娶我？抱着九十九朵阿比西尼亚玫瑰。什么是阿比西尼亚玫瑰？
我说：世上最好的玫瑰。
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是阿比西尼亚玫瑰。我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到的。阿比西尼亚玫瑰表达的是一个态度：我爱她。这也是我想象力的极限。三年，或者五年后，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回来？有没有这个能力？假如我回来，假如她等我……我手里一定会有九十九朵玫瑰！
当时，她并没有答应我。她说：你让我想想。我得想一想。
月光下，我望着她。我的眼舍不得离开她。四目相对，我就快要傻了，一个绝望的傻子。我说：好。再见。说完，我扭头就走。我对自己说，走。赶快走。该说的你都说了。再不走，你就失控了。到目前为止，你还正常。一旦失控，往下就不可收拾了……
现在，我也坦白地告诉你，那天晚上我所说的“真实”，只是局部的。我虽然是苦出身，也不是没人管的。我的“诚实”里有诈。
这天夜里，回去后，我躺在床上，却没有一点睡意。房间里空空的。原是三个人住的，现在一个搬走了，一个回家了，寝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明天天一亮，我也要走了。我心乱如麻，我想着梅村，我想着村里人，我想着坤生哥，我想着躺在医院保温箱里的孩子，我还想着我的未来，这一切都不可知。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我说过我要切断一切联系，包括……梅村。可是，下半夜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敲门声，声音虽然很轻，一豆一豆的，但急切。
当我拉开门的时候，月光下，一股带着香气、带着肉味的甜丝丝的气息扑进了我的怀里。这是梅村。梅村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气喘吁吁地说：我睡不着。我想……暖你。让我暖暖你……我脑海里“轰”的一声，炸了！
往下，我就没法跟你说了。我崩溃了。我一泻千里……我又一次失败了。是惨败。我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我哭了，满脸都是泪水，我委屈，我尴尬，我捧着光艳艳的肉体却……她小声地安慰我：你怎么了？吴老师，你别哭，这不怪你。是我不好……我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没人对我这样，我长这么大，从没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暖暖你。这话足可以让我记一辈子！
那晚，我和梅村光光地躺在床上，我们赤诚相见，却……这是我的耻辱。也许，是那对“龙凤胎”害了我。那一对“龙凤胎”各自躺在医院的保温箱里，睁着一双眼睛默默地看着我，他们在嘲笑我。
我说：你……真好。
梅村说：实话告诉你，我不是处女。
梅村说：我的童年，也不幸福……
梅村说：我七岁时跟着母亲嫁到了继父家里，我继父很坏……
梅村是善良的。正是我的诚实，还有我的失败……也许是为了安慰我，梅村也坦白地讲述了她的身世。她的声音像玉米粒一样，一粒一粒地、断断续续地响在我的耳畔。可那时候，我整个人就像条死鱼。我被痛苦撕咬着，悔恨交加，脑海里嗡嗡响，根本无心听她说些什么。我只是一遍遍地恨自己的无能！我已经绝望了。
黎明时分，门响了一声，梅村走了。梅村没有责怪我。她只是悄无声息地穿好衣服，走了。
我们没有说再见。梅村，让我心痛的、我惟一爱过的女人，就这么默默地分手了。
我说过要送她玫瑰的。
——近乎于谎言的阿比西尼亚玫瑰。
一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卉市场。全球百分之九十九的玫瑰都来自这里；全世界所有最名贵的花卉也都在这里交易、定价。这里拥有花卉的最终定价权，尔后由飞机空运到世界各地。另外，当我有了钱，当我能买得起玫瑰的时候，我才知道，阿比西尼亚玫瑰并不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玫瑰，它只是花期长，朵大，是玫瑰的一个品种。
是啊，当我有钱的时候，当我可以买得起任何品种的玫瑰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爱情。我有钱买花了，可我已没有了可以送花的人。
等我后来再见到梅村的时候，她已是离了两次婚的女人，正打着第三次离婚官司，憔悴得不成样子了。见到她时，在一个大风天里，她包着头巾走在大街上，手里牵着一个孩子……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梅村是善良的。在此意义上说，善良并不等于幸福。善良的人容易轻信，也是最容易受到蛊惑的。这是后话。
对于花卉，我了解的并不多。应该说，就我见到的、最让人惊心动魄的，还是那盆“汗血石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