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张春山忙活了几天，战利品只有卫生厅挤出来的六台旧电脑。
在这个垂直结构、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一个个体人的力量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晚上回到家，张春山这样回答女儿和女婿的询问：“他们都认为我是那个喊狼来了的放羊娃。这一点没什么变化。他们犯了一个错误，误认为狼只会吃掉放羊娃。轻敌是要付出代价的。你妈英年早逝，就是因为我们轻视了病毒性流感。怎么办？我们要继续喊叫。我们必须喊，因为要来的不是狼，而是SARS。”
此时，胡剑峰已经通过香港的朋友了解到，至少加拿大、新加坡和越南的首例SARS病例与中国广东的非典有关。二月二十一日，广州中山大学一位姓刘的教授，到香港参加一个婚礼，入住九龙京华国际酒店房间。二月二十二日，刘教授在香港发病，在香港广华医院住十三天后死亡。香港的流调人员已经查清，这位刘教授在京华酒店与加拿大、新加坡和越南的首例SARS病人同乘一部电梯时，曾经发生剧烈的干咳。香港卫生署即将作出结论：这位来自广州的刘教授，就是香港SARS疫情的源头。
张春山决定利用已经挂牌的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名义，先对平阳的五家三甲医院和平阳医大的病毒学研究所摸摸底，看看这些医疗机构具不具备抗大疫的能力。
第一站到了病毒学研究所。一周前，在张春山的鼓动下，研究所成立了一个SARS病毒研究小组。张春山和胡剑峰一到研究所，年轻的所长王建龙就说，“张老师，诺贝尔奖金我们连梦的资格都没有。”
胡剑峰问，“连梦都做不成？”
王建龙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我们有的只是设备和干劲。目前，我们对SARS的病理、病状等情况的了解，仅限于公开媒介上那么一丁丁点。张老师，北京的非典研讨会，我还是从你嘴里知道的。SARS到底是衣原体还是新的病毒引发，网上也在争论，权威专家们也在争论。张老师，咱们所是想插手也插不进去呀。”
张春山问，“广东那边有没有机构想跟我们搞搞合作？”
王建龙说，“张老师，你当过学部委员，又是两院院士，咱们科技界的痼疾，你比我清楚。喜欢单打独斗的多，具备合作精神的少。我怕电话里说不清楚，又显不出诚意，专门派了两个人去跟他们谈。昨晚他们两手空空回来了。一家说，我们的技术力量已经足够。另一家说，非典很有可能只是一种地方病，平阳在干燥的北方，你们研究这种病没有意义。后来，他们去一家医大的附属医院，想要一小块已病死的非典病人的肺部切片。人家说，这种病传染性很强，去世的病人都按规定马上火化了，那些肺早就不存在了。防我们跟防贼一样啊！诺贝尔医学奖，中国人怎么得？张老师，我只能向你保证：一旦咱平阳也有了这种病，我们一定全身心投入。只是可惜了这些设备。”
张春山看看试验室的设备，无言地走了。
第二站，他们到了省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是法国人办的一座教会医院，已经有八十五年历史，是平阳市历史最悠久的医院。因为她独一无二的历史、地处市中心的区位优势，再加上她三十八年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提供保健的经历，使她在平阳市的医院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五年前，第一人民医院的年收入已经突破亿元大关。张春山知道第一人民医院的重要，他想，如果这家龙头医院做好了迎战SARS的准备，自己的担心也就多余了。全省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再加上一千二百个病床床位，足够应付一般的危机了。
第一人民医院的现任院长钱东风，1975年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入平阳医科大学学习心血管专业。此前，他在插队的跃进大队做过两年赤脚医生。1985年，他开始读在职博士。1988年，张春山作为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认为钱东风的博士论文东拼西凑、毫无新见，细究还有抄袭之嫌，导致钱东风没有戴上博士帽。这些陈年往事，在得知张春山要来医院检查防急性传染病的消息后，又一次让钱东风感到了心痛。钱东风自认为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可为什么就忘不了这些事呢？
钱东风得到报告后，默想一会儿，对林副院长说，“整天吵吵着机构改革，衙门是越改越多了，什么时候又冒出个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老爷子不是要到南山采菊了吗？怎么又出山当了控制中心的名誉主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都说归隐是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可真要被放逐了，又有几个能耐住真寂寞？我听说老爷子举贤不避亲，推荐了自己的女婿当了控制中心的副主任。”
林副院长对院长的历史当然不陌生，紧接道，“衙门倒是个副厅的衙门。可是，也是个清汤寡水的衙门。我听说上面一年给的经费，只有几万块钱。这点小钱，能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肯定是听了什么非典的传言，想借机会，让大家知道知道这个单位的存在吧。院长，我看就用不着你亲自出面了吧。”
钱东风说，“也好。什么都不用准备。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他想看什么看什么，你带个耳朵听就是了。张老爷子最讲实事求是。”
林副院长答应一声，朝外走去。
“慢！”钱东风突然改变了主意，点了一支烟深嘬一口，幽幽地说，“鸡走鸡道，狗走狗道，这一晃，竟有十来年没见到老爷子了。当年不是老爷子当头棒喝，如今我还在为一个博导虚名点灯熬油呢。北京有了十万元教授，平阳也有了五万元教授，我要是还在学校，免不了也要为这点蝇头小利处心积虑。所以呀，张老爷子对我应该算是有恩，而且是有大恩。总该让他看看我这个差事干得怎么样吧？老爷子精通英、法、西班牙、德、葡萄牙五门外语，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应该多给他提供一些信息。你通知各科室、住院部，按迎接省里领导视察要求、布置一下。你告诉院办，把贵宾休息室布置布置，一切都按接待省里主要领导的规格准备。还有，中午在快活林野味餐馆订个大包厢，我记得老爷子是个美食家。对了，老爷子文革中坐自己学生的土飞机，栽掉了门牙，进口苹果别买脆的。还有，鲜花要买玫瑰，只买红玫瑰，每年他去给亡妻扫墓，只带一束红玫瑰。对了，让内二科的小谢，脑外科的小栗过来端茶倒水。张老爷子不喜欢看女孩子太张扬，他亡妻年轻时候很漂亮、很文静，长得也是瓜子儿脸。”
林副院长笑了起来，“院长，你细起来真是细如毫发，不愧是学心血管的高才生。”
钱东风说，“不瞒你说，当年得知张老爷子要当我的答辩委员会主任，我把他当成一个心脏的标本，研究了半个多月。可惜呀，没把脾性摸清楚，原以为他历经磨难，已经悟出难得糊涂是一种境界了，谁知……不说了。你快去让他们准备。对了，你把上次郭省长来检查身体时，给我准备的那个汇报题纲找出来。这份东西言简意赅，用得着。”
九点半钟，钱东风把张春山和胡剑峰迎进了贵宾休息室。寒暄之后，钱东风照着提纲开始汇报。也许是太想让张春山了解自己这些年的情况了，一到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口，钱东风就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讲。十一点整，钱东风才结束了这次“简短”的汇报。
张春山说话了，“真不容易呀。钱院长，你们的接待太隆重了。我呢，搞了大半辈子病毒学，染上了杞人忧天的毛病。钱院长，SARS已经侵入十几个国家了。我们的广东、北京等地也有这种病。你们医院对这次疫情，有个什么样的判断？万一SARS来袭，你们有没有预案？”
钱东风认认真真回答，“张老，我看到的上级通报上，中国可只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而没有国际流行的SARS病。我们医院是治疗单位，对于流行传染病，不好作出什么判断。既然老师要问，我就说两句。在国外蔓延很快的SARS与我们前一段在广东流行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关系不会太大。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平阳跟广州，交往多密切，广东闹这个病闹几个月了，平阳不是一个也没有吗？就说你的儿子张副市长吧，他十天前在广州呆了好多天，现在不是一点儿事也没有吗？至于你说的SARS会不会传入平阳，我看保不准。平阳也是个开放城市，国际来往近几年也十分频繁，从国外飞来一个病人，把病带来了，谁也没办法。我们总不能因为害怕SARS传入，把打开的国门再关上吧？即便来了，我们也不怕。预防SARS的预案，我们医院没有。现在咱们是法制国家，一切都得按规矩办。我们医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列出的甲类、乙类、丙类传染病，都作了预案。你放心，要是平阳出现了鼠疫、霍乱这种甲类传染病；要是出现了病毒性肝炎、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艾滋病淋病梅毒、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脑膜炎、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狂犬并钩端螺旋体并布鲁氏菌并炭疽、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注解行性乙型脑炎、黑热并疟疾、登革热这些乙类传染病；要是出现了肺结核、血吸虫并丝虫并包虫并麻风并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新生儿破伤风、急性出血性结膜炎，还有除霍乱、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这些丙类传染病的病人，只要他来省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我们肯定严格按防治法的规定，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两年新出现的疯牛病和口蹄疫，我院也都制定了应对措施。这些天，我也听到不少小道消息，深感责任重大，找了本防治法天天看。至于这个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直到今天，我们还没看到卫生部下发的统一的临床诊断标准。张老，你是权威，你说让我们如何做准备？我们医院地位特殊，一有风吹草动，波及面太大，所以，院党委对现在正在流行的关于非典型肺炎还有什么SARS的种种传言，要求大家一不要轻信，二不要瞎传。这要是传错了，造成大恐慌，影响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那就犯大错误了。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些了。”
胡剑峰笑道，“佩服佩服。面面俱到，滴水不漏，高能高到国家大局，细能细到三十五种法律要求必须控制的各种传染病，不服不行。钱院长，时间不早了，能不能带我们去传染病科看看？”
钱东风和林副院长带着张春山和胡剑峰去了设在老楼三层尽头的传染病科。
朱全中和几个医生、护士早在那里等着了。众人看见没有省领导来，多少有点失望。张春山看见传染病科只有四台呼吸机，又没有设专门的重症监护区，忍不住说，“钱院长，你这个传染病区，最多只有二甲的水平啊。要是真有大的疫情，一下子涌来几十个传染病人，我看你怎么办？”
钱东风说，“张老，传染病科在我们医院是条瘸腿。这种情况的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上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别人也有议论，说我们眼睛只盯着上边，我们也很委屈。前年，我们提出成立一个传染病分院，卫生厅没批，我们也没办法。医院专业化，是个潮流。再说呢，平阳已经有了市属的专门传染病医院，我们再朝这方面投入，意义也不大了。张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看见百花盛开，需要一个过程。”
十一点四十，张春山提出要走。钱东风再三挽留，也留不住，只好把张春山和胡剑峰送到医院门口。
林副院长说，“你看，车是市政府的车。连个专职司机都没配。”
钱东风没说话，背着手朝办公楼走去。
下午又看了两家医院，张春山让胡剑峰给张保国打个电话，要儿子尽快抽空回来一趟。
晚上，张保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去看望了一位早年离休的老领导的家属，自己开车去父亲的院士楼。这位老副书记一周前去世了，三个子女，两个早无固定职业，一个经营一家小吃店，三家的经济情况都不好。张保国把一万元救济金递给老副书记的遗孀，看着那个宽大、破旧、一贫如洗的家，差点儿掉下了眼泪。
开车走在人民大道上，看着街两旁的灯红酒绿，张保国的心绪如一团乱麻。当年，这位副书记以耿直、清廉、敢负责闻名于平阳，像包公和海瑞一样，有过青天的美名，如今呢，谁能相信他活着时居然如此清贫。想想自己只有三万多元的存折，张保国突然间感到了一丝对不可知未来的恐惧。他掏出电话，拨通了万富林的手机，问万富林在干什么。
万富林在那边说，“替你在女朋友面前挣表现。事刚刚办妥，答谢人家的酒刚刚喝过。丁小姐说请我喝杯咖啡，以示感谢，我正在去咖啡店的路上。小丁的二哥想办个药材二级批发执照，我帮他办了。你放心，影响你前途的事，我绝对不做。美玲没提要求，是我主动办的。”
张保国脱口说，“该办。要不，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跟着我图个什么？”话一出口，把自己吓了一跳，又解释说，“我的情绪有点儿低落。见面再说吧。我爸在医院看了两天，要找我谈谈。你告诉美玲，给我煮碗绿豆汤，泄泄心火。五一结婚当然好了，只是觉得这么仓促，太对不住美玲。再说吧，我已经到我爸这儿了。”
进了客厅，张春山已经把两人的茶都泡上了。
张春山拉过一把椅子给儿子，“坐吧。你脸色不好，情绪也不大对。你要多注意休息。”
张保国说，“这些天太累了些。搞完私营企业上市公司预备队调研，又去协调烂尾楼的产权转让。不碍事。王市长也在连轴转。爸，你觉得平阳的医疗设施……”
张春山说，“医院如今比衙门还衙门，医院的领导如今比官员还官员。现在医疗系统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完整堡垒了。医生听主任的，主任听院长的，院长听局长的，局长听厅长的，厅长听部长的，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组织纪律的严密，恐怕只有部队才能与之相比了。一切工作都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真让人无话可说、无懈可击。可这局长、厅长、部长只听谁的呢？你肯定比我清楚。”
张保国说，“你的担心，我几次都在常委会上说过……”
张春山说，“都在说你杞人忧天？”
张保国说，“爸爸，平阳确实没这种病。”
“是啊！”张春山苦笑着摇摇头，“这几天，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我今天不跟你讨论SARS会不会光临平阳的问题。你有你官员的立场，我有我科学工作者的立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政府一贯的现实主张。1998年大洪水，我们是胜利了，但我们是如何胜利的，胜的是何等惨烈，事后除了学术界，没见很多人再讨论、再深究了。中国人的忘性很大。我作为一个病毒学学者，我也有我的主张。媒体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SARS疫区，都没有封城，这些地区和其它地区的往来一如往常。每天，从北京开出、路过平阳的火车有十六趟，从广州开出、路过平阳的火车有六趟。每天，从北京飞往平阳的航班有八个，从广州飞往平阳的航班有四个。每天，从广东和北京开往平阳的汽车有多少辆，我没做统计。从理论上讲，从流行病的发病原理上讲，只要SARS没被消灭，它传入平阳的可能就永远存在。因为传染源在，传染渠道畅通，因为平阳人和疫区的人呼吸的都是同一个星球大气层里的空气。所以，我不跟你讨论。”
张保国说，“爸爸，我一直相信你的直觉。广交会快开幕了，国外厂商只来了百分之十几。你说的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我位高权重的人肯定早意识到了……”
张春山呷口茶水打断道，“这种影响不会只陷于经济领域。”
张保国说，“我同意。可是，北京的实际情况并不像网上和国外媒体渲染的那样。北京的几个病例都是输入型。”
张春山激动起来，“我是个有着四十九年党龄的老党员，对党、对政府的信任，我从来都不缺。可我也相信北京同样是老党员、同样是医务工作者提供的情况：北京的SARS病人，远远不止公布出来的十几例，光地坛医院收治的SRAS病人就不止十几例，其中有个从泰国染上SARS的外国人就住在地坛医院，几天前已经给他上了呼吸机。为什么出现这种强烈的反差，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平阳的医院，无力抵御一次大疫。平阳的五家三级甲等医院，呼吸机总共不足三十台。其它等级的医院，呼吸机的总量不会超过二十台。要命的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目前绝大多数还不知道医治SARS需要什么设备，需要做哪些自身的防护。你知道，省疾控中心的前身是省防疫站。防疫站前两年的主要精力转向了诊治，变成个医院了。因为诊治有收益，防疫要花钱。忙活十几天了，几乎没有成果。不说这些了。保国，你是这个市的常务副市长，我想请你利用你手中的权力，给你们市属两家三甲医院添置二十台呼吸机和一千套隔离服。平阳没有疫情，H省也没有疫情，我奔走呼号，哭天抹泪，也撬不动这一架官僚机器。所以，只好求自己的儿子了。有八十台呼吸机，有两家有所准备的大型医院，我才能睡个安稳觉。”说罢，眼睛直直地看着儿子。
张保国与父亲对视着，心里很想马上答应下来，嘴上却问：“爸，这需要多少钱？”
张春山说，“可能需要一、两百万。”
张保国想了想，说，“我尽力吧。”
张春山站起来，说，“保国，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心里很矛盾。小康社会，谁不想早一天看到？可是，报喜不报忧的恶习不除，中国能小康吗？去年矿难死了多少人？一万三千多！十天前，我说疫情危急，多半是直觉。今天我再谈SARS，是基于分析和判断。组织原则让我沉默，可是，良知，一个正直人的良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良知，一个病毒学学者的良知，又让我想说真话。不瞒你说，这两天，我一直想去北京的医院看，然后把我想说的真话说出来。人命关天呢，保国。人以诚信为本，国家和政府存在之本，也是诚信。我想啊想，还是决定取中庸之法，不再去想国家防疫大局，不再去想北京的疫情真相，只想为守卫平阳、守卫H省，尽点心，尽点力。再一点，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的前途。在西方，防疫不力去职的官员，比比皆是。”
张保国动情地喊了一声，“爸爸——”
张春山说，“这件事宜快不能慢。你不抽烟挺好，酒也要少喝点。个人问题有眉目了，告诉我一声。不管你选了谁，我都祝福你们。我想去休息一会儿。”
13
第二天上班，王长河就把张保国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王长河开门见山问，“保国，你认为举报信中反映杨全智的那些破事，有几分真，有几分假，又有几分半真半假？”
张保国没想到王长河会这样问，说，“市长，全智跟你几年，了解他的是你。”
王长河冷笑一声，“你也跟我来这一套了！我让你说实话。”
张保国只好说，“七分真实还是有的，否则举报人也不会署自己的真名。如果要查，坐实五分不难。撇开生活作风问题不谈，坐实一半经济问题，他恐怕要失去七年以上的自由。这次如果不查他，等他真的独挡一面时再犯事，这一辈子他见你的机会就不多了。”
王长河说，“这才是实话。我也摸了摸情况，得出的结论跟你的差不多。这七、八年，我可是没吃他一个冰糖圪瘩。”
张保国说，“他跟你三年多，知道你的规矩。拿破仑说，从光荣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从清廉到贪渎，其实也只有一纸之隔。”
王长河笑了起来，“也是大实话。怎么样，明星加美女，不好侍候吧？”
“也不是。”张保国说，“小丁还比较好养，穷人家出生的孩子嘛。那天看了老书记家的状况，又想起来海瑞第三次复出卖地置官服的事，还有海瑞死后没钱买棺材的事，有些，有些兔死狐悲吧。”
王长河说，“明朝的官吏，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开国时，靠严法震慑，贪八十贯钱就剥皮实草。刘青山、张子善也是为一万多块钱挨的枪子儿。记得《明史》上记载，宣宗后，再没杀过一个贪官。到嘉靖年间，常例这种收贿形式，已经可以在朝堂上谈论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想让小皇帝表彰廉吏来扭转世风，选一年只选出三个廉吏，后来一细查，还有两个不够格。再后来呢，张居正也妥协了，自己也收也送起来了。明朝终于不可收拾了。这回去北京开人大会，私下还听到这样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杀了胡长清和成克杰后，我们的GDP增长率下降了零点三到零点五个百分点。又说这是因为封疆大吏们兔死狐悲，失去了做事的主要动力，提出来要立个内部规矩，以后凡副省级以上官员犯贪污受贿这两种罪，只抄家，不杀头，这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对了，人家还说，这是因为做官做到副省级，肯定对人民立过大功劳，按照刑法立功可以减刑的规定，本来就不该杀副省级以上官员的头。真是言论自由了，他娘的什么观点都敢说。可你又不能说他一点儿道理都没有，从股科级到省部级，中间有多少台阶，没有出众的才华，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功劳，也坐不到省部级的椅子上。就拿我来说吧，四十一岁到副厅，在正厅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八年，当了市长也还不算跨入了省部级的行列，只能算个从部级吧。我呢，副市长、市长干了十三年，不客气地说，西平这些年取得的大成绩，与我一点关系没有的，你还真说不上来几个。有一回平大一个经济学教授给我算了一笔账，说我王长河干的那些事，若是都算百分之一的股份，应该有上百亿的收益了。百亿不敢说，说这些年因王长河的缘故，平阳多收入三、五十亿，并不算夸大其辞吧？”
张保国一直在认真倾听，知道这一番宏论后，必能回到最原始的主题上，忙接口道，“三、五十亿说少了。因你个人魅力为平阳搞来的项目，每年都能创造十几个亿的财富。”
王长河说，“你说，要是因为我收个千把万的贿，砍了我的脑袋公不公？肯定公道。谁让你干的就是这个事呢？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对名声这个虚的东西看得重。你呀，一定要给我守住，等你家张怡出国留了学，你就能像我一样洒脱了。王敏的年薪十来万美金，还不够我们花？”
张保国笑道，“你今天给我穿了一条贞节裤子，肯定守得住。”
王长河仰在转椅上活动活动脖子，“恩诚同志有出将入相的命，这次下来目的只是历练，中央党校一结业，H省能不能留得住他，都难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今后的五年，这平阳就是你、我的平阳。五年之后，我在省委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可以心安理得地看着张保国书记带领一千万平阳人民进入小康社会了。我从来不隐瞒我的真实想法。年龄不饶人，这是我最后的一个人生目标了，以后呢，我的任务只有俩：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保国啊，你可得好好帮我呀。”
张保国说，“我也不表决心了，你就看我怎么做吧。”
王长河大笑起来，“这话是你张保国的风格。城府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你身上流的是院士的血，我身上流的是矿工的血，所以，你的城府比我深。这我高兴，没一点城府，舞台再大一些，就踢腾不好了。在用人上，我引以为自豪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现了你，培养了你，又鼎力推荐了你。在看人上，第一个看错的，恐怕就是这个杨全智了。哎，我怎么就看错了他呢？”
张保国安慰道，“人都是会变的。你当初并没有看错他。他走了几年，办公室的人说起他评价都不低。市长，你也不要自责了。”
王长河站了起来，脸色和语气都变得严肃起来，“我能不自责吗？保国，跟你竞争常务副市长位置的，有六个人，省里有俩，市里有俩，地市有俩。恩诚同志离任了，又会有多少人盯着那个空位？杨全智这个王八蛋，太不争气了。”一拳擂到桌子上，“早不出事儿，晚不出事儿，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事！把他在碱水里泡泡，盐水里洗洗，清水里冲冲，他还是我王长河的人。你奶奶的，你弄个权呀，造个假呀，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娘的，他搞钱不说，还搞女人，还几十成百地搞女人！这不是递给别人一个屎盆子，让人家往我头上扣吗？保国呀，这事儿可不能等闲视之。”
然后像袋土豆一样，塌在转椅里，半天不说话。
张保国生怕王长河说出要保杨全智的话，忙说，“实名举报，不查不行啊。”
王长河嘿嘿笑道，“谁说不查了？查要看怎么个查法，由谁去查。查杨全智，只有你来主持，我才放心。忙过这一段，把专案组成立起来，你当组长，副组长设上两个，一个是万富林，另一个由市纪委派人。专案组成立后，先不忙开展工作。这样吧，安排一个得力的人，到黑岭当常委，先把情况摸摸。举报信上也涉及到了黑岭全局的问题，这么做也更显慎重了。保国，你看呢？”
张保国说，“也好。”
王长河说，“这事放一放，也影响不了黑岭的大局，他毕竟是一个常务副县长嘛。但愿他这一段别再祸害别的女人了。几点了？”
张保国看看表说：“九点多了。”
王长河忙站起来说，“来来来，咱们看看电视。你没完没了地说非典，老伴呢，也没日没夜地唠叨SARS，搞得我也有点儿紧张。如今信息太发达了，也好，也不好，真理和谎言，没个火眼金睛，轻易分辨不出来呀。”把电视打开，调到中央一套，“你看，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已经开始了。”
两个人站在那里看新闻发布会。
一位记者问：“截止到三月三十一日，北京到底有多少非典型肺炎患者？”
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答道：“截止到三月三十一日，北京发现十二例非典型肺炎患者，死亡三人。北京由于吸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性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
王长河大声说，“保国啊，内阁部长一出面，所有的谣言不攻自破。可惜有太多的外国人受谣言的蒙蔽，不准备来中国参加广交会。要不然，咱们平阳的参展方阵，肯定大放异彩。”
张保国一看出了这个新情况，也没给王长河说为市属医院添置呼吸机和专用隔离服的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给市卫生局局长周东信打了电话，让周东信打个购买十五台呼吸机和五百套专用隔离服的报告，东西买回后，配发给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市传染病医院。
第二天中午，张保国抽空去看父亲。
张春山正坐在客厅里看《平阳日报》转发的新华社通稿《中国是安全的》。张保国说了买呼吸机和隔离服的事。
张春山说，“谢谢你，张副市长。我很高兴你在这种大形势下还能这么做。有人在说谎。可是，谁在说谎呢？但愿不是中国人在说谎。”
14
张怡好说歹说，郑丰圆才答应从张怡那里借一万元还给那位女同学。从多多那里借的两万元，郑丰圆认为不用还，也不能还。郑丰圆说她已经认多多做了姐姐，这么做太伤多多的心了。再说，借张怡三万块钱，同样有压力，郑丰圆不愿背负这么多的人情债。张怡再要劝说，郑丰圆恼了，说，“你这么信不过我，你借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我要心甘情愿堕落下去，天使也救不了我。我哪怕从你这里借了一百块钱，也是接受了你们的好意。不瞒你说，欠多多的钱，我感到轻松，因为我可以细水长流地还她。再说，你这种方式，伤，伤害人……我是把你当成了朋友，才告诉你我真实的感受。希望你能理解我。”
张怡一看事情又办砸了，再不敢坚持。
第二天中午，郑丰圆约张怡出去走走。张怡喜出望外，心里顿时有了成就感。两人走进足球场，郑丰圆拿出手机按了几下，递给张怡，“你看看吧。”
张怡拿起手机默读，“今天本想去学校找你，突然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浑身酸乏无力，不停干咳，好像还发烧了。这些天我在广东想了很多。我马上就五十了，有轻微糖尿病，又有慢性肾炎，不配跟你谈婚论嫁了。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把我当成一个大哥看。你年轻、漂亮，又是大学生，应该有个很好的归宿。给你妈治病的钱，你不用操心了。我真的想在这个老地方见你一面。能见你一面，就是病死了，我也无憾了。”
郑丰圆说，“张怡，看看男人的伎俩吧。在学校大门口堵我两天，没堵到，开始装病了。”
张怡说，“我觉得他说得挺诚恳的，不像是在说谎。”
郑丰圆冷冷地说，“你没谈过恋爱，总读过东郭先生和狼、农夫与蛇这类故事吧？男人，特别是周海涛这种阅历太复杂的老男人，不是蛇，就是狼。我上一次当已经够了。”
张怡问，“圆圆，你对这个周海涛，到底还有没有一点感情？书上说，女人到死都不会忘记他的第一个男人。我信了这种说法，所以，一直不敢尝试恋爱。如果他一点都没说谎，他这么待你，人又病了，你……”
郑丰圆说，“你的心这么软，这辈子也别谈恋爱了。”
张怡反击道，“你不是也只谈这一次恋爱？我猜，你是想去看看，看看真相，否则你不会甘心。因为你见过的男人已经很多了，像周海涛这样一根筋的男人，不多见。其实，在潜意识里，你对你和他的关系还抱有一些幻想。”
“你很聪明，”郑丰圆说，“聪明得有点自以为是。真相嘛，我是想看看，幻想是没有的，绝对没有！赌是赌输了，可我想输个明白。这也是赌徒的正常心理吧。可惜我赌的不是钱，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就特别地想看看那个真相。”
张怡说，“走，我陪你去见他。看看他又在玩什么花样。”
“也好。”郑丰圆说，“有你们这么多好心人关心我，我也该向过去说一声永别了。你就不用见他了。这样吧，你在大河宾馆大厅等我。过十五分钟，我要是没下来，你就去敲八一四的房门，要是敲不开门，你就打报警吧。”
两个人出了校门，上了尚万全的出租车。
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两个大二女生的想象。刚上出租车，春阳饲料有限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王志东夹着一个黑皮夹子，进了大河宾馆八一三房间。房间内，周海涛的妻子刘彩珠靠在床上，无盐无味地翻看着时装杂志。写字台上，摆着录相机和微型电视机，刘燕和一个长发青年男子无聊地看着电视机。电视机里，周海涛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只有剧烈地干咳时，才让人相信床上躺的是一个活人。
王志东问，“录没录到有价值的东西？”
长发男子说，“没有。周叔吃了早饭回来，就一直这么躺着，看样子真是病了。监控这两天两夜，没见任何人来。他只是发短信息，打电话好像对方不接。”
“贱！”刘彩珠骂道，“他肯定在广州跟什么烂女人鬼混，着凉了，死不了。王律师，这样拿的证据，管用吗？”
王志东点燃一支香烟，“有用。我们的法律讲的是谁主张，谁举证。以前呢，这种办法取的证，法院一般都不采信。前年十一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一个法院解释，把这种证据也当成证据了。要不，针孔摄像机也火不起来。新修改的《婚姻法》也实行了，对婚姻过错方在财产分割中的权利，作了惩罚性的规定。要不，我这个法律顾问也不会主张用这个办法。图像还算清晰。小吴，卫生间安了没有？”
长发男子说，“没有。”
王志东说，“这是个疏漏。有的人不知道星级宾馆天花板正中安那个东西是防火装置，以为是宾馆安的监视器，情人幽会，或者是找小姐，都到卫生间做了。其实，卫生间的门背后是可以安的。春节前，我代理龙达公司李总老婆的离婚案，证据就是从卫生间取的。”
刘彩珠责怪道，“你也不早点说。算了吧。他要是跟那个小婊子一起去卫生间，我就打报警了。你以为安这两个东西容易吗？”
小吴突然喊：“有人来了。”
几个人都兴奋起来，四只脑袋像待哺的小燕子一样，挤在一起，伸向电视屏幕。周海涛跳下床喊着什么，跑过去开门。来人果然是他们希望来的郑丰圆。
王律师说，“先别忙录，看看再说。”
周海涛扶着墙咳嗽一阵，在沙发上坐下了。郑丰圆隔着茶几站着。两人说的什么，这边几乎听不清楚。
刘彩珠急了，“小吴，看你干的叫啥事！你把声音调大点。我说买两套好的，你们说这种型号的就可以了。可以个屁！便宜没好货。”
王律师说，“他们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要看他们做什么。做什么，画面上一目了然嘛。看样子，他们还不想做那事。小吴，录，你看周总手里拿的是什么？”
小吴按下录像键，说，“晃来晃去看不清。扑克牌吧。”
王律师说，“不可能是扑克牌。男人开始勾引女人时，才玩什么看手相呀测名字呀猜扑克牌呀这种把戏。他们之间已经用不着了。”
刘燕用小拳头擂着小吴的背，“说！你给多少女孩子看过手相？”伸手揪住小吴的耳朵。
“别闹了！”刘彩珠说，“正经事还没干呢！”
周海涛把手中的东西放到了茶几上。
王律师仔细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刘彩珠叫起来，“信用卡！肯定是信用卡。这次周海涛去广东，收了八十多万现金。燕子，这下你该信我了吧？你爸肯定是要娶这个小婊子。给你哥打电话，让他们在酒店外拦住她，把信用卡要回来。”
刘燕哆哆嗦嗦拿出手机拨电话。
小吴喊，“先别急。她没拿那东西，要走。”
周海涛拿起茶几上的信用卡，追过去，拦住郑丰圆跪下了。过了一会儿，郑丰圆终于拿着信用卡走了。
刘彩珠把一个茶杯摔到墙上，“丢死八辈子人了。燕子，告诉你哥，抢也要把信用卡抢回来。拿回来的钱我一分不要，全归你们俩。”
王律师说，“你别胡来。这事交给我处理。燕子，小吴，你们跟我来。让你哥拦住她就行了。她可不是没文化的打工妹。刘总，你就别露面了。”
三个人一起出了八一三房间。
过去的十几分钟，是张怡长这么大度过的最难捱的时光。看见郑丰圆进了电梯，她就坐在宾馆大堂休息区角落的一个单人沙发上，右手紧紧握着手机，恨不能一只眼睛盯着电梯口，一只眼睛盯着腕上的手表。因为过度紧张，两分钟后，她开始出汗了。再看见走进走出宾馆大堂的人，个个都像疑犯。她确实想到了郑丰圆被杀死的惨状。落地玻璃墙外面的三个年轻人，被她想象成了接应凶犯出来的同伙儿。有几次，她看错了时间，差点拨打了。
终于，郑丰圆完好无损地从电梯里独自走了出来。张怡这才放松地仰躺在沙发上，长吁了一口气，仔细看看表，郑丰圆其实只离开她的视线十二分四十几秒钟。
郑丰圆在张怡对面坐下了，用伤感和迷乱的眼神看着张怡。
张怡问，“这么快？”
郑丰圆轻轻地“嗯”了一声。
张怡问，“他想干什么？”
郑丰圆答道，“像兄妹一样来往。”
张怡问，“你答应了？”
郑丰圆说，“我没回答。他是真病了，咳嗽，像是发高烧的样子。”
张怡问，“还有呢？”
郑丰圆把一张银行信用卡放在玻璃茶几上，“他说这里面有二十万，要我拿着给我妈治病。我不要，他给我跪下了……还流了眼泪……”
张怡问，“他没提……没提别的要求？”
郑丰圆摇摇头，“他说他希望我安心读书。他说他忘不了我……他还说，他说他再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张怡问，“你怎么说？”
郑丰圆眼睛看向别处，“我说有病要看。我说我早就认为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好死不如赖活着。”
张怡问，“他怎么说？”
郑丰圆不想多说，“他同意去看病。”
张怡拿起信用卡看看，“第一，他目前不可能为你自杀。第二，他对你们恢复从前的关系还抱有幻想。第三，至少在今天这件事上，他没有说谎。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是找个工行储蓄所或者一个工行自动柜员机，看看他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如今，实行的是存款实名制，这卡的主人还不姓郑。一次取款超过五万，需要预约，还需要带上存款人的身份证。所以，即便我们今天看见这上面有二十万，也只能说明今天这上面有二十万。明天呢？明天他可能就去挂失了。我想，要证明他的真诚，还需要时间，这时间的长度必须能让你从容地把这里面的钱全部取出。那时候，你才可以重新考虑跟他的关系。走，找个自动柜员机，先取个四千块试试，看看他的反应。最坏的可能是：他给你留够了时间看这上面有多少钱，然后又约你过来，然后呢，他就去银行把这张卡挂失了。能想到这一套方案，至少说明他是一个高智商的人。你说呢？”
郑丰圆认真地看着张怡，笑笑，“这番话可不像张怡说的。不过，说得很好，把该想到的可能基本上都想到了。走吧，我完全听你的。”
张怡说，“我突然发现，人变坏其实很容易。我只是刚刚学会了坏人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确实能让人提高警惕性。再跟着你历几次险，我可能就有勇气谈恋爱了。你看，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这张卡有没有密码？”
郑丰圆说，“是六位数，我的阳历出生年月日倒着念。”
两个感情加深了几个层次的朋友出了大河宾馆的大门，准备去找工商银行。
两个人刚刚由金河大道拐向萃薇街，四个穿着奇装的年青男子两个前两个后，把他们夹在人行道的一棵柏树旁。
周飞朝她们亮亮手中的小手术刀，低声道，“想破相的话，你们就喊救命吧。”
张怡紧张地说：“你，你们要干什么？”
黄发刺猬头笑笑，“挺靓，交个朋友不行吗？”
郑丰圆横下心来，说，“可能是我冒犯了几位，与我的朋友无关。你们让她走，我跟你们走。”
周飞说，“没见到东西，谁也不能走。”
郑丰圆无所谓地耸耸肩，“破个相，吓唬不住姑奶奶。我本来就是个早该死的人了。”
张怡也上前一步，“向右五百米，是向阳派出所，向左八百米，是河西分局。你们让开，就算什么都没发生。否则……我们破了相事小，还可以整容嘛，你们呢？”突然发现几个人都露了怯色，便把胸一挺，头一扬，“你们也不打听打听，姑，姑奶奶是什么来路！省公安厅邱厅长，河西分局的胡局长，河东分局的白局长……哪个没给过我压岁钱？你们动手吧。整不死姑奶奶，我一定让你们出不了看守所。不敢动手？不敢动手就滚一边去。”
刺猬头先怯了，“周哥，你看……”
张怡破口大骂，“看你妈的头，滚开！”拉着郑丰圆就要走。
正在这时，王志东律师、刘燕和大河宾馆的一个保安赶来了。
王志东喊道，“慢着！两位小姑娘请留步。”
张怡来了精神，打量打量王志东，“团伙还不小嘛，你是老大呀还是师爷？我们要是硬要走呢？你的皮包里放的是枪吧？五四式？五九式？还是外国造？拿出来让姑奶奶瞧瞧。”
王志东说，“你们硬要走，我们只好打报警了。”
“报警？”郑丰圆瞪圆了眼睛，“你们要抢劫，还敢报警？”
王志东说，“你们误会了。我们公司老总刚刚在大河宾馆丢了东西，有人看见是这位长发小姐拣到了，又怕不真，我让他们几个来先把你们喊住。因为丢的东西很重要，他们也有点儿急躁，冲撞两位姑娘的地方，请你们一定原谅。我是律师，绝对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
张怡一副揶揄的神情，“你们丢了什么东西？是钱吧？越玩越高级了，连律师都请了，不，都入伙了。”
王志东掏出自己的名片递给张怡，“姑娘，我们都是良民。我是春阳公司的法律顾问。我们周总经理刚刚掉了一张信用卡。这一点，宾馆保安可以作证。请你们把卡还了吧。事关重大，你们要是不还，咱们只好到派出所去说了。”
郑丰圆痛苦地闭了一会儿眼睛，突然间笑了起来，“他妈的，看我遇上了一个什么样的王八蛋！出尔反尔，算什么东西！”
周飞问，“你骂谁？”
郑丰圆盯着周飞看看，“你是那个王八蛋的儿子吧？”从口袋里掏出借记卡，“你拿去还给周海涛吧。”
张怡伸手把信用卡抢在手里，“慢！总得证明这张信用卡是你们周总的吧？律师先生。圆圆，这里边的真相，咱也得看看。再说，谁能证明你们和周海涛的关系？”
王志东说，“要不，咱们去派出所吧。”
张怡说，“不用惊动公安了。我们知道你们是春阳公司的人。这样吧，咱们找个工行自动取款机看看这张卡，户主若是周海涛，你们就把这张卡拿去。”
王志东等人同意了。
几个人一起找到一个工行自动柜员机，把卡插进去，屏幕上出现了周海涛的名字。
张怡说，“圆圆，你至少应该看看上面的数字是不是真实的。”
郑丰圆痛苦地摇摇头，“我不看。”
张怡说，“你不看，我看。你们都让开。让开！”低头按指示把密码输入，屏幕上显示出二十万的数额，她把借记卡抽出来，“圆圆，密码和数字都对。这件事，我总觉得不对劲。既然是周海涛反悔了，我们应该把这二十万亲自还给他。”
郑丰圆说，“给他们吧。反正他可以挂失。这一辈子，我也不想见他了。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见他还有什么意思？”
王志东说，“本来就是明摆的事。周总的儿女都这么大了，做什么都有难度，你们逼他也没有用。谁都知道当总统夫人风光，可总统夫人都是在总统还是个小职员时就嫁了未来的总统。这位圆圆姑娘和周总的事，我们刘总早就清楚，已经给你们留足了面子，毕竟圆圆是个大学生……”
郑丰圆大喊一声，“给他们，咱们走。”
“你稍等！”张怡说，“王律师，写个收条吧。别给我说用不着！你放心，不管这是不是周海涛的真实意思，我们都不会再找他了。你要不写的话，你就让周海涛挂失吧。你也别吓唬人，闹大了我们也不怕。”
周飞急了，“我写。”说着找到纸和笔写了收条签了字。
张怡拿着收条，拉着郑丰圆走了。天开始落了小雨，刮起了小风。两个女孩，相偎着，沿着金河大道边上的盲道慢慢走着。
刘彩珠听完几个人的叙说，拿着借记卡，看着小电视里喝着水咳嗽的丈夫，责怪道，“密码没弄来，要这张破卡有个屁用！”
王律师说，“怪我，疏忽大意了。”
刘燕说，“你没看那个短发女孩有多精。哼，你们这么一闹腾，我爸知道了，心也凉透了。”
刘彩珠大声训斥，“这都是为了你们。白纸黑字的字据，你们也敢留！都是些饭桶！”
王律师忙劝慰，“刘总你别生气，我看那个女孩……这卡的密码是六位数，让小飞拿着这卡，试个两三天，也就试好了……”
刘彩珠不客气地打断道，“别再出馊主意了，这回我答应你的酬金，我一分不少你的。你们俩回去好好睡一觉，明早过来把你爸送到医院看看。”
王志东如释重负，赶忙接话，“一日夫妻百日恩。刘总这时候还能有这种气度，真让人佩服！”
刘彩珠干笑几声，“别往我脸上贴金。送人二十万，还要下跪求人家收下，这种男人再不配我关心了。从明天起，我，还有你们俩，”她指着周飞和刘燕，“还有小吴，要寸步不离周海涛。我提醒你们，周海涛现在至少有一百万了。为这一百万，我们需要好好侍候他。”
郑丰圆和张怡刚刚回到宿舍，郑跃华的电话就打进来了。郑跃华在电话中说，杨全智副县长很给面子，昨晚刚从北京回到平阳，今晚就答应吃他和郑丰圆的饭了，要郑丰圆晚上六点半之前务必赶到快活林野味餐厅金蛇狂舞包厢。郑跃华顺便说了两句，“我已经跟黄主任通了电话，他和他老婆孩子明晚坐成都至北京的火车回平阳。我已让你哥你姐明天送你妈去县医院住院消炎，这样，黄主任一到黑岭，就可以做手术了。”郑丰圆别无选择，马上说，“我一定准时赶到。”
张怡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看着郑丰圆换衣服，洗脸，梳头。
看见郑丰圆穿了一件低胸衬衣，又画了眼影，又涂了大红色口红，张怡忍不住说，“圆圆，你在干什么？你是去见娘子军连连长，你这么穿，这么化妆，不是火上浇油吗？”
郑丰圆放下镜子，朝张怡凄苦地一笑，说，“素面朝天，今晚我必死无疑。你知道杨全智最喜欢什么？清纯。我听说这位县太爷最为自豪的是，他碰过的女人都是良家妇女。这话可能有吹牛的成份，可我还是想赌一把。”
张怡心里一沉，也不说话，过去拿起口红，干脆把郑丰圆涂了个血盆大口。郑丰圆拿着镜子看看，自嘲道，“可以演应召女郎了。把你的白纱巾和墨镜借给我用用吧。我不想在学校走成一道风景。”
郑丰圆出门时，张怡突然间冲动地把郑丰圆紧紧抱住了。她伸出舌头舔舔流到嘴角苦咸的泪水，喃喃道，“把我当成亲人吧，把我当成铁哥们儿吧……手机开着，危险时候想着我，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你的。”
郑丰圆什么也没说，猛地推开张怡，像一头小鹿一样，穿过学生静园公寓一号楼昏暗的走廊，在张怡被泪水模糊的视线里消失了。整个晚上，张怡都心神不宁。捱到八点半，她独自一人冒着小雨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转着。九点半，张怡回到宿舍楼，打开房门，看见郑丰圆正坐在那里卸妆，惊得叫了一声：“天呢！你已经回来了……为什么不打电话？”
郑丰圆一边卸妆，一边说，“打了三个，离开快活林打一个，在出租上打一个，没人接，到家打第三个，才知你没带手机。你爸来了？你妈来了？”
张怡说，“谁也没来。我一拿起书，就想起你还处在险境，一行也看不进去，就去操场转去了。你的情报很准，看来你赌对了。”
郑丰圆说，“全他妈的是假情报！一看就知道他是老少不论，清浊不管，通吃。一个晚上，那双眼里的火苗，快把我这胸口烤成乳猪了。”
张怡说，“讲讲，你是怎么逃离虎口的。”
郑丰圆用卸妆纸一遍遍地擦拭着嘴唇，对着镜子说，“刚见面，他就有点咳，吃眼镜蛇的时候，他说他这几天胃口不好，吃到那个叫什么果子狸，他说他浑身无力，像是发烧了。所以，我就安全回来了。他说他明天去住院，说走就走了，害得我二哥连送红包的机会都没找到。初一是躲过了，十五能不能过去，就看我二哥能不能在他住院期间把红包送上了。人家留了话，说我声音好，肯定会唱歌，一定要请我唱唱，请我跳跳。怪事，一连遇上两个又咳嗽又发烧的。”
张怡忽然间想起那天回家的事，说，“圆圆，这个杨全智可能给你带不来威胁了。我看你二哥这个红包也别送了……”
“为什么？”郑丰圆问。
张怡实在不想毁掉自己和郑丰圆之间刚刚产生的友谊，不敢说自己已经在父亲那里告了杨全智一状，便笑笑说，“恶有恶报呗。”
郑丰圆说，“你呀，还是天真。怪了，这两个人怎么会得一模一样的病呢？”
张怡说，“你别瞎操心了，快把外套穿上，感冒了，你也会咳嗽，也会发烧。”从口袋里把周飞写的收条递给郑丰圆，“这个你拿着，一旦周海涛再纠缠，可以当封条封他的嘴。妈的，越想越觉得窝囊。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骂他一顿呢？太便宜他了。”
郑丰圆说，“反正钱也取不出来了，骂他还要费力气。在感情上，我是一个决绝的人。我这么做，是不想给他提供任何再次伤害我的机会。”
十一点钟，两个同室的女同学回来了。四个人说了一会儿闲话，都进入了梦乡。
SARS就在这一天，悄然进入了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