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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私事而将工作放到一边，这让杨炳新感觉很惭愧，特别是因为有冯九思参与其中，他就越发感觉惭愧。等他将私事料理完之后，便急忙往租界赶，万没想到的是，在他马上就要进入法租界的时候，却被日本兵抓住了。他看到，一些临时被抓来的路人正在日军的刺刀逼迫下拆除街头的工事，他们把沙包拆下来，将里边的沙土倒进手推车，然后再将麻袋抖干净叠好——小日本儿是出了名的过日子仔细，从这点小事上就能看得出来。
日本兵让他负责推车，把满车的沙土运到离“三不管”不远的水坑边倒掉，然后回来再装车。他很想中途逃跑，但沿途都有日伪军把守，无奈之下，他只好脚下加快，装车时也跟着帮忙，希望能抓紧干完这点活儿，也好赶去与冯九思共同保护“大象”的安全。他现在已经晚了很多，见面后不知冯九思那混蛋又会说什么便宜话。然而，他的行动却让日本兵很高兴，给了他一根日本香烟抽，一股臭脚丫子味。
除去担心“大象”和冯九思的安全，还有一件让他难受的事，就是他感觉很饿，一整天只吃了两个核桃大小的杂和面窝头，抽了日本烟更饿了。
傍晚他赶到家的时候，原本想把借来的钱放下，吃口东西立刻就出来。不想大福妈正抖着两只手着急，见他回来便好似看到了救星，眼泪哗哗地流，人也瘫软在地上。原来是大福病了，浑身烧得火烫，起了满嘴的燎泡，嗓子嘶哑，干张嘴说不出话来。大福妈说这孩子送葬回来就一头栽倒，邻居奶奶过来给刮了痧，不管用；又请跳大神的过来看，说是在坟地“撞客”了，要5块钱才给治，但她没钱，街坊邻居们也没有；隔壁大叔跑到河边挖了些芦根回来，熬水给灌下去，可孩子身上连汗都不出……
他来到土坯垒的炕前，发现大福已经烧得不认人了。大福妈是个苦命人，可不能让她“寡妇死儿子，没指望了”。他把冯九思的5块钱掏出来，跑出去打了5毛钱烧酒回来，然后把大福身上脱了个净光，用手蘸着烧酒，从头顶到脚心奋力地搓擦，口中不住地叫道：“你可不能死，你死了你娘怎么办？我这就要走了，顾不上她了……”
杨炳新从来也没钱娶亲，大福妈自愿跟他一起苦熬过日子，这份情义就不用多说了。但最让他承受不起的，是他没能给他们娘儿俩带来任何好处，因为他没钱，没时间，没本事，他什么都没有。
“你要活过来，小子！”大福的身子越来越软，在他的手下就像是面条似的。大福妈在炕下已经昏死过去几次了，邻居们都挤在棚屋内外，虽然在劝解，在帮忙，但这种事情他们见得太多了，也就显得很麻木。
一碗酒用光了，他又跑出去打来第二碗。棚屋里的味道像是一群醉鬼刚刚吐过一样难闻，大福妈也已经人事不省。他伸手试了试大福的鼻息，还活着，但很弱，非常弱，于是他将大福抱在怀中，用酒在他的前心后背用力揉搓。他清楚地感觉到手下一根根细细的肋骨，薄薄的满是泥垢的皮肤在起皱，变红，发紫，渗出血来……
终于，大福身上凉爽起来，轻轻地咳了几声。这细微的声音将大福妈唤醒，她猛地扑将上来，抱住儿子痛哭不止，这让杨炳新越发地感觉自己对不起这娘儿俩。领导已经下达命令，让他办完这件案子就去沈阳，他必须得离开他们母子。更让他难过的是，组织上根本就不知道有他们母子，这也就意味着，在他离开之后，他们得不到组织上的任何照应，哪怕一斤杂和面的照应也没有。而他自己又是个没本事的人，到了天寒地冻的关外，自己怕是连件厚棉袄也挣不上，更不要说给他们母子寄钱了。要是他弟弟还活着，还可以托他照应他们，现在弟弟也牺牲了，没人可指望了。
实在不行就让大福妈另嫁他人吧。看着大福妈痛哭中像树叶一样颤抖的肩膀，他知道，虽然为了党的事业舍弃“家人”会让他感觉豪气冲天，但是，如果他一旦将这句话说出口，街坊邻居就必定会把他看成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混蛋。唉，别人这样看他无关紧要，但他不想让大福妈认为他当真无情无义。
我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他真想大吼一声，但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好把剩下的钱全都塞进大福妈衣袋里，又拜托邻居照应他们，然后一跺脚离开了。
天上飘着疏疏落落的小雪，街头的工事终于拆完了。他不知道日本兵为什么要拆掉这些工事，也没闲心想这些事情，因为他已经饿得眼前金灯乱转，手脚战抖不停。一个娃娃脸的日本兵拍了拍他的肩膀，塞给他半盒那种臭哄哄的日本香烟，他捏在手中，一步一步往冯九思给他的地址赶去。
他知道那是冯九思的家，在此之前他便知道，组织上也知道。那个地址在墙子河南边，他绕道走过黄家花园铁桥，再往东走一段就到了。
他看到那座房子的一层还亮着灯，但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房门大开着。他站在街角上仔细观察，没发现门里有什么动静。这是怎么了？出事了？他假扮路人，从街对面快步走过，看到门里没有人。回身来到街对面，再次快步走到门前时，他发现“大象”倒在门边。果然出事了。如果“大象”牺牲了，冯九思也必定凶多吉少，更要紧的是，他们正在调查的案子也就没了着落。
他隐在门边向里望去。如果此时里边还有敌人埋伏，他两手攥空拳可对付不了。这时，他发现楼梯下有一只巨大的铸铁取暖炉，边上立着一根粗壮的通条。他先伸手在“大象”的鼻端试了试，然后小心地跨过“大象”的尸体，伸手拿起通条，再往里边看，厨房里没有人，猛地拉开一个小门看看，发现地上蹲着个白瓷的家伙，也没有人。
他担心夜间巡逻的巡捕发现“大象”，便轻轻地将他的尸体拉进房里，然后只把门虚掩上，免得万一需要撤退时不方便。他现在必须得冒险上楼，因为他担心冯九思会牺牲在上边。二楼只有一个小厅和一扇门，他轻轻推开半掩着的门，街灯的光亮从对面照进来，房中没有人，冯九思不在，杀死“大象”的凶手也不在。
他很希望冯九思是去追赶凶手，而不希望冯九思本人就是杀死“大象”的凶手。知人知面不知心哪，他现在才理解组织上为什么要调查冯九思这么久，这个家伙确实神出鬼没。
突然，他听到柜子里有声音。莫非里边埋伏有敌人？他没敢碰柜门，而是抓住柜子的边缘用力一拉。衣柜向侧面轰地一声倒下了，柜门被摔开，从里边滚出一个人来。他用通条的尖端对准那人的咽喉，这才看清，原来是他妈的“翠鸟”。他伸手拉掉她嘴上的毛巾，恶狠狠地问：“是冯九思绑的你吗？”蓝小姐惊恐地点头。他又问：“楼下的‘大象’是他杀的吗？”蓝小姐摇头。他叫道：“你他妈的给我说话。”蓝小姐喘了几口气才说：“我被捆在屋里，他下楼去了，然后响起枪声，不知道是谁杀的。”
他拼命地转动脑子，希望能跟上事件复杂的变化。“大象”被杀，冯九思不在，蓝小姐被绑，他有理由认为这是冯九思杀人后潜逃，但让他不理解的是，冯九思为什么会放过“翠鸟”？既然他已经杀了“大象”，为什么不把她一起杀掉？难道真的像冯九思“坦白”的那样，他每天只杀一个人？
这时，屋顶的电灯突然亮了起来，他急忙转身，发现冯九思正举枪站在门口，再往下看，才发现他没穿鞋，难怪没听到他上楼的声音。
是生是死都在这一刻了，他握紧通条，估算着一步跨上床再扑到门边的距离。不想，冯九思却把枪放下，怒道：“你这个混蛋死哪去了，怎么现在才来？”他没有回话，也没有回骂，因为他确实有错。这时冯九思又没好气道：“你先把她解开，然后赶紧下楼来。”说着他便转身又下去了。
显然冯九思不是杀人凶手。杨炳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同时感觉有些愧疚，认为自己不应该对自己的同志如此不信任，哪怕像冯九思这种“狗少”似的同志。
被解开捆缚的蓝小姐将双手抱紧在两肋间，坐在床上一个劲儿地喘气。他只好独自下楼，看到冯九思正把“大象”拉进那间有“白瓷器”的小屋里，将他放在一块油布上。
他问：“你这是干什么？”冯九思没回答，只是让他到厨房里拿把刀来。他来到厨房，看到桌上放着吃了一半的饭菜，有大白馒头、肉丸子、鲫鱼、白菜……他饿狠了，捏了个肉丸子放在嘴里，这才拿着刀回来。
冯九思问：“凶手是不是原本也想割‘大象’的舌头或者鼻子，因为时间来不及，这才把枪塞进他嘴里开了一枪？”他反问那又怎么样？同时发觉肉丸子不够咸，富人吃的玩意儿不下饭。
冯九思说：“昨天晚上安德森在这儿见过‘大象’，我可不能冒险让这个混蛋认出他来。”杨炳新一下子就明白了，冯九思这是想学着凶手的手段给“大象”毁容。他忙说：“这可不成。”冯九思说：“你有更好的办法吗？这个案子一天两早晨可破不了，至少还得几天，要是让安德森知道了‘大象’死在我家里，他必定会跟我纠缠不休……”
“那也不行，不能这么干。”杨炳新绝不能让这个没有阶级感情的混蛋拿刀在自己同志的脸上乱割，绝不。但他又不得不控制住情绪与冯九思商量，免得将他惹恼了故意对着干，于是他说：“实在不行，我们把尸体运出去，找个地方放下，然后明天派人过去认领。”冯九思却没心没肺地一笑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是领导嘛……”
这时，蓝小姐哆哆嗦嗦地从楼上下来，对他们说：“我该走了。”冯九思说：“你还不能走。”蓝小姐说：“我不管你们是‘国共合作’，还是‘官匪勾结’，或者是叛变革命，这里边都没有我的事。”杨炳新巴不得这个脱党的女人赶紧走，但又担心她对冯九思的身份已经起了疑心，给他带来危险。不想，却听冯九思对蓝小姐说：“参与过‘吉田事件’的人已经被杀死了5个，你会不会是凶手的第6个目标？”
蓝小姐的脚立刻便像被钉在门边，不动了，口中却问“你到底是‘谁’？”
冯九思没有回答，而是望着杨炳新。他也不能回答，因为这是党的重要机密，尽管冯九思正在受审查，但他的身份仍然是重要机密。于是他对蓝小姐说：“你哪也别去，什么也别问，有什么事等我们忙完了再说。”
天马上就要亮了，他们必须得尽快把“大象”的尸体运走。杨炳新对冯九思说：“你先等一会儿。”他跑进厨房，掰开一个大白馒头，夹上两个肉丸子，三口两口塞进嘴里，然后又弄了两套，一套自己拿在手里，一套塞在“大象”手里，这才把“大象”用油布包好，扛在肩上走出大门。尽管他不迷信，但他绝不能让自己的同志饿着肚子“上路”，只是，昨天他那一奶同胞的弟弟下葬时，手中却只有一块杂和面的窝头。
他咬一口手中的馒头夹肉丸子，又回头去看冯九思的脸色，发现这家伙面无表情，只是很警觉地观察着四周。他明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候去抓饭吃很丢脸，若是往日，即使饿死他也不会去看那些东西一眼，但是，今天一整天，甚至今后接连好几天他都要拼死追踪凶手，要替死去的同志报仇，所以绝不能先被饿倒。与党的事业比起来，个人的脸面就像裹脚布一样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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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早上5点多钟了，街上偶尔能见到行人，但天色还很黑。冯九思把手枪藏在衣襟下，跟在杨炳新身后掩护他。走出家门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担心邻居，一来是这些公寓的双层玻璃窗隔音很好，二来是即使邻居们听到枪声，也没有人会在这战乱年月里多事。倒是蓝小姐让他有些为难，他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家中，因为她很可能会乘机逃走，但他又不想当着杨炳新的面再将她绑起来，无奈之下，只好把她带在身边。
冬季的清晨最冷。杨炳新扛着“大象”在前边走，步子迈得很大，显得一点也不吃力。蓝小姐身上虽然穿着皮裘，下身却像洋人那样只穿着长筒厚袜和高跟鞋，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战抖着紧跟在他身边，不时惊恐地回头张望。
走过三个街口，又转了个弯，他们将“大象”安置在一条小巷里，然后继续向前，绕了一个大圈子才往回走。他对杨炳新说：“如果凶手想一次就把我们赶尽杀绝，昨天夜里他们就该把我和蓝小姐也杀掉，而不会只杀‘大象’一人，所以，我们现在回家去应该很安全，至少在晚上到来之前会很安全。”杨炳新没说话，但也没反对。他又看看蓝小姐，她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目光惊疑不定。路上遇见值勤的巡捕，他们向冯九思打招呼，冯九思注意到杨炳新很自觉地退后一步，跟在他和蓝小姐身后，把自己变成了跟班。
到底是受党教育多年，这家伙还算是有几分战斗经验，但他没有把这份赞赏表露出来，因为他担心表露出来之后，杨炳新反而会认为他是在故意羞臊他。于是他选择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说：“我们从来也没机会一起并肩战斗，昨晚我连枪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指望着跟你一起抗击敌人哪。”只是，话一出口他便发觉自己说错了，因为这等于是在埋怨杨炳新把他和“大象”丢下不管，没有尽到责任。但杨炳新并没有回话，只是闷着头在他们身后走，脚步很重。
他希望能了解杨炳新，能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他发现，这位同志对于他几乎就等于是陌生人，他不知道他每天怎样生活，需要什么，有什么困难和烦恼，他什么都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在“吉田事件”中的那点过节儿。
回到家中，杨炳新把地上的血迹打扫干净，蓝小姐很自觉地下厨房为他们煮了一锅“倒炝锅儿”的挂面汤卧鸡蛋。三个人围坐在桌边吃早饭，蓝小姐必定是心中有事，只喝了小半碗稀汤；冯九思心中也有事，只吃了半个荷包蛋和一箸子面；杨炳新把昨晚剩下的饭菜和挂面汤全部吃光了，但很显然，他的心事更重。
冯九思注意到，蓝小姐开始收拾餐桌时，杨炳新从衣袋里摸出半盒日本香烟来，便连忙拦住他，因为他受不了日本香烟的味道，然后他从餐具柜下边摸出一条美国的好运牌香烟丢给杨炳新，故意轻松地说：“我平时不抽烟，放在我这儿也是浪费。”
杨炳新没去碰那条“好运”，只是把那半盒日本香烟又放回到衣袋里，口中道：“你还是谈谈昨晚的事吧。”
冯九思看了一眼蓝小姐，问杨炳新：“咱们是三个人‘拐抹子’，还是两个人‘对推’呀？”他这是借着麻将牌的术语，问杨炳新是三个人一起谈话，还是把蓝小姐打发到楼上去，只他们二人商谈。
杨炳新在犹豫。蓝小姐双目殷殷地望着他们，手在不住地发抖。冯九思心道，蓝小姐知道的事情已经太多了，如果不让她参加进来，为了防止泄露机密，他们就必须得把她囚禁起来，直到破案之后再决定怎么处理。然而，他们现在并没有囚禁她的人力，同时他也担心杨炳新会借着保护他的身份秘密为由，动了杀人灭口的念头。于是他换了个角度说：“昨天晚上我向‘翠鸟’了解情况，这才得知她也是‘吉田事件’的参与者，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她很可能会了解一些与凶手有关的线索，尽管她自己还没意识到，所以，我们应该让她参加进来，等案子破了之后，再请示领导看看怎样安置她。”
他看到杨炳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很显然，他也正在为如何处置蓝小姐的事感到为难。说实话，要杨炳新在没请示领导的情况下吸收一个脱党者回来工作，必定难以开口，这个建议也只能由他这种吊儿郎当的人提出来最合适。再看蓝小姐，他发现蓝小姐已经泪流满面，口中嗫嚅道：“谢谢，谢谢你们……”
撤去餐具换上茶来，三个人围坐在桌边，杨炳新还是不肯去碰那条“好运”，冯九思也就不再勉强。他先把这几日了解到的情况回顾了一遍，特别是向杨炳新讲述了昨晚他从“大象”和蓝小姐那里得到的情报，但绝口不提曾经对蓝小姐用刑的事，更不会提起日本人小仓正在给他当顾问。现在抓紧时间破案才是头等大事，万万不能多生枝节。
听完他的讲述，杨炳新便指着冯九思对蓝小姐说：“他就是‘戴胜’，这是最高机密，你曾经是党内同志，应该还记得组织纪律吧？”蓝小姐终于松了一口气，连忙举起右拳放在耳边说：“‘保守党的机密’，若违此誓，天诛地灭。”杨炳新说声好，眼中现出一抹凛然之色，让蓝小姐不禁打了个寒战。
冯九思连忙打岔道：“好啦，好啦，现在大家之间都没有秘密，可以开怀畅谈了。”然后他很诚恳地对杨炳新说：“杨老兄，我想你也看到了，事实证明，参与‘吉田事件’的每个人都有危险，尽管组织上把我保护得极周密，但也未必没被凶手发现，我也同样有危险，所以，现在不是事事都得请示上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所有情况集中起来，才好找出凶手。”见杨炳新并没表示反对，他又说：“现在，请你讲一讲你参与‘吉田事件’的情形好吗？我必须得了解所有事实，才能将事件还原，从中发现凶手的线索。”当然了，他同时也希望能发现自己被领导怀疑的原因，现在两件事情合在一处，他便不再为“自私”感觉羞愧了。
此时天已经大亮了，晨光中，杨炳新的脸上满是愁苦。他的讲述干巴巴的，只是陈述事实，偶尔带出几分感情色彩，也是表示对冯九思的不满，说明他们之间的“过节儿”还没有完全解开。
他说：“领导给我的命令非常明确，只杀掉吉田次郎一人，不要伤及他的家人，但是，在安排行动方案时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家伙每天早上坐汽车从家里出来，直接到朝鲜银行上班，下班后又直接回家，从不在外停留，即使有时离开银行去办事，也都是到日本领事馆，或者日军华北司令部这些地方；他的车上有两名带枪的保镖，司机也有武器，我们没有足够的火力在租界里拦劫汽车，出了租界更不行；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他的汽车上安装炸弹，因为他的司机永远身不离车，最后，只能选择在他家门前行动……”
冯九思插言问：“当时还有谁跟你一起指挥行动？”他这样问是因为，此前“大象”和蓝小姐所说的情况中，都指责“戴胜”，也就是他本人参与了指挥，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杨炳新说：“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在现场指挥，但是……好吧，因为这是第一次在租界内部搞这么大的行动，同志们有些心神不定，已经开始怀疑我的领导能力，怕我无法领导他们完成任务，所以我才告诉他们，说我们最出色的情报员‘戴胜’——那会儿我还以为你是个英雄，已经打入敌人内部，他会发信号给我，好保证我们行动顺利；当然了，为了你的事，领导事后也批评我，说我自以为是，任意胡为，想当然耳……”
原来是这样，冯九思此刻才明白，并不是同志们为了推卸责任才把罪名全都推到他头上，也不是杨炳新为了逃避行动失利的责任，故意编造谎言委过于他，原来是因为他信任他，依赖他，这才把他这位重要人物抬出来安抚军心不定的同志。他为此感到几分欣慰，对杨炳新的怨恨也减轻了几分。
不想，杨炳新又道：“你别在那里得意，我还没原谅你哪。”然后他接着说：“行动最初很顺利，在此之前，有同志给我们提供了吉田次郎准确的活动规律，我们通过观察也确认了基本事实；原来，吉田次郎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出门，出门后便大步往外走，走出七八步之后他太太才出来，站在门边弯腰鞠躬，所以，我们的计划是他一出门我就打信号，‘狸猫’马上引爆，这样一来，爆炸的时候他太太还在屋里，危险不大，最多也就是受点轻伤……”
蓝小姐突然插话：“那为什么爆炸又晚了呢？”
杨炳新摇头，再摇头，叹道：“我也不是很清楚，大家都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炸弹安装好之后，却出了点岔头，当天晚上吉田没回家，而是去了北京，三天后才回来，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穿着军服，后来才知道是他儿子，这样一来，第二天早晨吉田出门时就有可能发生变化；果然，那天早上吉田和他儿子一起走出大门，我在街对面不远处看到这一切，就连忙给‘狸猫’打信号，反正他儿子也是侵略军，炸死不碍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炸弹并没有立刻爆炸，我又拼命打信号，结果晚了十几秒，吉田跟他儿子在汽车边说话，倒是他太太和佣人站在炸弹边上鞠躬送行，于是就出了错儿……”
冯九思问：“就这些？”杨炳新说：“是的，整个过程就是这个样子。”他又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爆炸延迟了呢？”杨炳新说：“事后领导调查这件事，我那义弟，也就是‘狸猫’说，可能是他们给花盆喷了三天的水，自制的‘电雷管’受潮了，这才让爆炸延迟，但是，我弟弟和‘大象’却不这么看，他们又做了同样的‘电雷管’和起爆器，也是照原样把‘电雷管’用蜡封在瓶子里，也同样浇了三天的水，试验时也是三个响两个，并没有发生延迟……”
冯九思说：“这可就奇怪了。”杨炳新却愤愤道：“更奇怪的还在后边哪，我一直都想让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是为什么要拿假证据陷害我义弟？”
冯九思向杨炳新摆了摆手，他现在没有功夫解释这些事，因为他发现，他们的调查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现在只剩下一条毫无根据的线索，那就是小仓先生昨天夜里特地打电话告诉他的，“死人”也同样有可能作案，而在这些死者当中，唯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就只剩下“狸猫”一个人了。于是他问：“其它的事情我们日后慢慢再谈，现在请你告诉我，你的义弟是怎么死的？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形？”
杨炳新仍然愤愤不平，用拳头猛地捶了一下桌子，这才说道：“我义弟就是被你们两个给害死的；那次行动出错之后，领导上也怀疑他，说他掌握着起爆器，最有可能造成这次错误；后来你又送来那个混账证据，让领导越发觉得怀疑得有道理，只是没办法证实；我当时替我义弟拍胸脯起誓，拿人头替他担保，领导也信了我；可万万没想到，‘翠鸟’你却出来作证，指证你的未婚夫，说他手里突然多了几百块钱，有多么的可疑；但是我知道，我那义弟心灵手巧，什么难弄的机器到他手里都能修好，那些钱一定是他替什么人修理贵重机器挣来的，这些事上级也不反对呀！可是不知怎么的，领导最终还是决定给他‘开除党籍，监管使用’的处分，也不再让他参与任何重要工作了。”
这时，冯九思发现蓝小姐像是有话要说，但话到嘴边又停住了，他忙问：“你想说什么？”蓝小姐在迟疑，于是他猜想，这是蓝小姐不好意思为自己辩护，便对杨炳新说：“你也别一个劲儿地指责她，对党无话不谈，绝不隐瞒任何情况，这是组织纪律，难道你忘了吗？她能有什么错？”
“她的错大啦，”杨炳新一下子跳了起来，“她那么做哪是对党忠诚，纯粹是想甩掉我那可怜的义弟，好去卖，卖……”他最终还是忍住了口中的脏话，只是又在桌上重重地捶了一拳，震得茶壶、壶碗乱蹦。
蓝小姐又在流泪，但冯九思却发现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没问清楚，便问道：“咱们别扯远了，你现在告诉我，你义弟是怎么死的？”
“他是牺牲了，”杨炳新的语气不善，“‘吉田事件’过后也就一个月，我义弟老婆没了，上级又在审查他，弄得他无心淡肠，想死的心都有，我劝过他几次，没有用；当时领导也批评我，说我没有是非观念，但有任务时我还是带着他，因为他确实能干；他牺牲那天，是我们一起到塘沽去炸一条日本人用渔船改装的小机动船，有消息说这艘船要给南边的伪军送弹药，我弟弟和‘大象’用一只旧马蹄闹钟做了个定时炸弹，我那义弟主动要求上船安装，然后我们俩就混在码头工人中间等着爆炸；但时间已经过了，船也马上就要开了，可还没炸；我义弟说要再到船上去一趟，看看是怎么回事；说来也巧，正好有6个日本兵带着行李也要上这条船，我义弟就替他们搬行李，但等到船开了，他也没下来；我在码头上那个急呀，可就是没办法，等到那船开出去有半里地的时候，突然就爆炸了，我义弟牺牲了，船上的日本兵和汉奸也都被炸死了。”
讲到最后，他凑近冯九思恨道：“你听明白了吗？我那义弟‘狸猫’是牺牲了，是跟敌人同归于尽，他是个英雄，不像你这种只顾自己的大少爷……”
冯九思没理会他的愤怒，还紧逼着问：“你看到他确实‘牺牲’了？没中途下船？”杨炳新大叫一声：“我就在码头上大眼儿瞪小眼地瞅着盼着他脱险，他要是下船我能看不见？”
是的，他应该能看见。冯九思愿意相信杨炳新是个诚实的同志，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他绝不会故意撒谎，然而，昨晚发生的一切却在他心底引起了许多疑虑，这团疑虑之复杂，让他一时间无法理清。
不过，至少有一点他很清楚，就是现在他又没线索了。或许是他调查的路子走错了？也许吧，那位小仓先生毕竟是个书呆子，也许《地狱变》只是一条似是而非的瞎道儿。
下边我们该怎么办？三个人你望望我，我看看你，都没有主意。
这时，门铃突然响了。冯九思抓起手枪，又从门厅边的条案底下抽出一把手枪递给杨炳新，示意他在后边掩护自己，然后这才去开门。
站在门外的居然是小仓先生。他穿着一身宽大、厚重的棉和服，用围巾将头上、脸上如层峦叠嶂的伤疤裹得严严实实，一见冯九思便道歉：“我路过您府上，刚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便来冒昧打扰。”
他将小仓请进门，示意惊疑不定的杨炳新和蓝小姐上楼去，然后请小仓坐在餐桌边说话。小仓面对杨炳新和蓝小姐惊异的目光毫不介意，只是一味地客气：“这样的冒昧真是不应该，只简单一两句话，说完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