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者的代号既是伪装，也是陷阱。当对手伤害一个名字为代号的对手时，很难再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人；当同伴指责一个名字为代号的同伴时，很难再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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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3日，农历辛巳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三。今天发生了几件事，让冯九思心里格外的不痛快，恨不得抓住个什么人揍上一顿。
第一件败兴的事，是日本人又在天津英租界里制造了两起爆炸案，目标都是国民政府在本地的间谍。英国领事兼工部局总董事将警务处正、副处长叫去臭骂了一顿，这两个家伙回来后又臭骂了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知道，自从《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之后，他们已经控制不了日本人，更何况英、法租界还被十几万穷凶极恶的日军包围着。虽然如此，副处长乔治·安德森还是将这些爆炸案一股脑都派给了冯九思，并且规定了破案限期，于是冯九思认为，这是对方又在故意找他的麻烦。
第二件是交际花蓝小姐请他给她的“老斗”帮忙，保释那家伙在跳舞厅伤人的混蛋小舅子。他办到了，但安德森又将他一顿臭骂，说他私吞了事主的贿款。这让他很恼火，险些在办公室里挥拳与安德森“火并”。若是他没被降职，还在担任警务处副处长，这个爱尔兰混蛋应该仍然是他的手下，也就断然不敢对他如此无礼。
前边两件事都属于最近两年的生活常态，没什么大不了的，最不同寻常的是第三件事。昨天深夜，达文波道一家小膳宿公寓里有个男人被杀，这原本也无关紧要，不想，中共党组织却派人来调查此事，而派来的那人竟是他今生今世都不想再见到的杨炳新。两年前，正是因为杨炳新的失误，才导致他在警务处被降职，同时也让他在党组织内部变得不再受重视。
“你认识他吗？”在“尸”满为患的停尸房里，冯九思问话时连眼皮也没抬，因为他不想看到杨炳新脸上的那股子不信任的神气。
杨炳新将十指交插放在肚子上说：“这个模样可看不真切。”当着“看尸人”的面他们只能打手势，冯九思注意到杨炳新已经确认，这正是他们要找的人。“看尸人”打水清洗死者的脸，现出那人脸上、头上的多处伤口，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环形绳痕，但最触目惊心的，还是那人被割掉了鼻子。
“看尸人”凑趣说：“这得有多大的仇啊，让人下了‘阿鼻地狱’。”冯九思知道此人没别的意思，只是在讨赏钱，但杨炳新太穷，必定舍不得打赏，少不了还是得由他“破费”。
从停尸房到案发公寓很近，冯九思把杨炳新的身份从认尸的亲属“提拔”为便衣巡捕，但他身上的那件旧蓝布棉袍和头上沾满灰尘的旧呢帽却与新身份差异极大。二房东对死者了解得不多，只说：“昨天晚上有人来找他，其实每天都有人来找他，后来我就睡了，没听见什么，早晨催他交这个月的房租时，才看见他死了。”冯九思问：“来了几个人？哪国人？”二房东说：“两个，也可能是三个，不像小日本儿，个子挺高的，没长罗圈腿……”
这时，他突然发现“便衣巡捕”杨炳新正捏着根一寸多长的铅笔头在做记录，手中的本子是旧报纸的白边裁开后用针线缝上的。他连忙移步挡住二房东的视线，从身后将警务处的专用拍纸簿塞给他，同时心中恨道：要节俭也得看自己扮演的身份，你这样子哪像个贪污腐败的租界巡捕，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共产党。
离开公寓，他领着杨炳新就近来到一家小咖啡馆，故意给对方要了一杯难以下咽的清咖啡，给自己要了一杯热巧克力，然后问：“要不要我写份报告？”其实他心里巴不得早点摆脱眼前这个人。他这样想绝不是不愿意跟党内同志亲近，恰恰相反，近来他曾多次申请调回去与同志们一起抗战。他只是不愿意见到杨炳新，因为他怀疑这家伙可能是他的“灾星”，只合作了一次就给他带来那么多的麻烦，坏了他过好日子的兴致。
杨炳新显然正在努力控制脸上的肌肉，以免流露出过分强烈的情绪，只把愤怒的眼神放在咖啡上问：“你怎么看这件事？”冯九思摇头道：“不是敌人干的，应该是私仇。”杨炳新说：“上级可不这么看。”冯九思故意戗白他：“你还没去打小报告，怎知领导的心思？”杨炳新脸上的怒容像潮水一般涌起，但又像潮水一般落下，顿了一下方道：“前两天也发生了两起类似的案子，上级认定这是有计划的暗杀。”冯九思却故意吊儿郎当地感叹道：“现在每天被杀的人太多了，未必都有政治目的，另外俩人也被割了鼻子？”杨炳新说：“一个被挖去双眼，一个被割掉了舌头。”
该死的！他明知此事大不寻常，但嘴上还是故意给杨炳新出了个难题说：“这算什么，‘大卸八块’的案子现在也常见，除非这是日本人或是国民党特务干的。”杨炳新愁苦地摇头道：“所以才来找你，希望能确认凶手，上级让我领导你立即开始调查……”
“他妈的，你领导我？上次你领导我时出了什么事，你还记得吗？”冯九思不由得大怒，双手攥拳猛地砸在桌上，但看到侍者正在向这边张望，他只好压低声音恨道：“你这一辈子也别想再领导我，我要见上级。”杨炳新回答的话语同样硬如砖头，他说：“上次那件事你还没能通过审查，不能见上级领导。”冯九思将话语嘶嘶地从紧咬的牙缝中挤出来说：“上次都是你的错，没有你向领导打小报告，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地步。”听到这话，杨炳新把身子前倾，两眼逼视着他说：“那件事你恨我也就罢了，但不应该给我那结拜兄弟栽赃嫁祸，现在他牺牲了，我们俩都只能等待上级的进一步结论。”
“哈，给我们俩下结论？难道连你这样的‘大英雄’也没通过审查？”冯九思故意尖酸刻薄。
“在组织内部我们人人平等！”杨炳新勇敢地喝光那杯没糖没奶的苦咖啡，留下一张纸便离开了，把冯九思一个人丢在那里生闷气。
望着杨炳新的背影，他真想大吼一声，我是一个老党员，用得着你给我上课！他认为自己方才的表现还是不够强硬，在气势上没能压倒对方，同时他也为自己在侍者面前表现出来的不谨慎感到自责，恨杨炳新让他变得失态。该死的，我这是怎么了！
然而，他确实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已经两年多了，组织上好像在故意疏远他，只是偶尔派下来一两件简单的任务，而且不允许他与其他同志接触。难道我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不成？他有时也会猜测组织上可能是因为抗日工作繁忙，一时顾不上审查他的事，但是，像他这样一个租界中的重要人物，即使现在降了职，不像当年权力那样大了，但关系网仍在，仍然可以为党组织做很多工作。他不相信组织上会这么势利眼，但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将他放任自流的处理方法。这些念头时常会折磨得他怒发如狂，所以，每到这个时候，他也只能努力给自己解宽心——你既然信奉了共产主义理想，就应该保持住实现这个理想的信念，要信任党组织，但不能信任杨炳新。
打开杨炳新留下的那张纸，他发现是前边两件案子的情况，但里边既没有凶手的线索，也没有人名，只有代号，死者一个叫“老虎”，一个叫“山羊”。今天死的那个叫“喜鹊”。
他记得“山羊”和杨炳新的义弟也参与了那次倒霉的行动。那是两年前的夏天，上级下达任务，让杨炳新和冯九思领导一次重要的袭击行动，目标是日军参谋总部在本地的间谍头子吉田次郎，而这家伙的公开身份却是位银行家。有关目标在英租界的住址、活动规律和家庭情况早已了解清楚，具体行动由杨炳新负责指挥，冯九思则负责购买梯恩梯炸药和电雷管等违禁品，同时他也主动承担了全部的行动经费。不过，在行动方案上他却与杨炳新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不同意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制造爆炸事件，因为这件事可能会导致日军再次封锁英租界，到时候工部局的董事们必定不会与他干休，毕竟他当时是主管租界治安的警务处副处长。
争执到最后也没有结果，他只好让步，建议将此事嫁祸给国民政府的间谍，但再次遭到拒绝。杨炳新说：“怎能让国民党特务凭白享受功劳？我们就是要让全国民众都知道，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抗日行动。”
虽然他知道杨炳新的理由并没有大错，但他认为整个抗日战争就像是一盘局面复杂的象棋，这也符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因为这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最后的胜利必须要由无数项艰苦细致的工作累积而成，所以，采取任何行动都不能逞一时之快，要考虑到一件事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影响，特别是不利影响。然而，这次行动杨炳新是领导，他必须得服从领导。
炸弹在吉田次郎家门前爆炸，吉田受重伤被送回日本，很快日伪报纸上便登出他的“讣闻”，他们的任务基本完成。然而，这次爆炸却也炸死了吉田的太太和独生子，以及两名朝鲜女佣，这便引来一阵舆论喧哗。日伪报纸和电台称此事为“吉田事件”，说中共不遵守国际公约，在中立地区用炸弹任意残杀日本侨民，并指责英租界当局纵容这种暴力行为，是对日本的公然挑衅。美英两国的报纸也在指责中共，而国民政府则借机大造舆论，抬高自己贬低合作伙伴。
原本上级党组织对此事并没有太严重的处置，不想，日本人对此事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宣传，并通过他们在西方世界的间谍和代言人炮制出一整套指责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很快，美国国会中便兴起了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浪潮，而且越演越烈，甚至将当年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动和井冈山时期严酷的党内斗争也挖掘了出来，举为中共党组织不可信任的证据。为此，中共党组织利用抗日战争在西方世界争取同情，争取军事援助的行动受到了极大的挫折，甚至连许多爱国华侨也对中共的抗日政策和抗日行动产生了怀疑。更严重的是，这恰好给了国民政府说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理由，让他放弃了原本打算用美国的军事援助武装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的想法，也使得原本打算捐资捐物援助抗日根据地的爱国华侨，将捐款和物资转向送往重庆国民政府。
正因为如此，中央领导十分震怒，对所有参与“吉田事件”当事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撤换了中共在天津的几位领导同志。至于对具体行动人员的处理，据冯九思所知，上级最终采信了他提供的物证和现场分析报告，以及几名参与者的证词，公布的调查结果是，杨炳新的义弟“狸猫”在操作起爆器时不听从指挥，自作主张，给了他极重的处分。对于杨炳新的指挥失误，以及冯九思擅自脱离战斗岗位和在准备作战物资时的疏漏倒是没有立即给予处分，但组织上也明确表示，还要对他们做进一步审查，而这一查就是两年多。
冯九思知道，这件事在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难以消除，而且，不论是日本人、美国人，还是国民党人，一旦开始对中共发动攻击，或是打算在某项行动中对中共进行背叛的时候，首先被拿出来当作舆论工具的，往往是“吉田事件”。
然而，让冯九思想不明白的是：“我只是个小人物，管不了国际大事；买不到电雷管是我的错吗？当时黑市上根本就没货；再者说，那天我离开爆炸现场也绝不是为了自己……”他认为自己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件事的主要过错还是应该算在杨炳新一个人头上，因为他不仅在选择地点和行动方式上犯了错误，导致误伤平民，更重要的是让他在警务处被降职，失去了为党组织做许多重要工作的机会。
一件普普通通的抗日行动居然造成了如此严重而又广泛的后果，冯九思每思及此，常常会感觉后悔甚至后怕，同时，这也让他越发地怨恨杨炳新。
看着纸灰在烟灰缸中熄灭，他用热巧克力将纸灰调成一团黑糊，心情糟糕到了极点，很想找人打上一架，或是找个地方大醉一场，便打电话将今晚跟日本棋友小仓的约会推迟到明天上午，然后走到街上。冬季里天黑得很早，此时也用不着再回警务处了，但是到哪去呢？干地下工作让他连个共同买醉的朋友都不敢交。
交通饭店是法租界最豪华的饭店之一，但房客却只有两类人——交际花和准交际花。抗战前只有真正的交际花才住得起大饭店，这种整幢饭店住的大半是“交际花”的奇景，只是近两年才发生的事。自从日军侵占华北，有钱人都躲进了租界，“花界”的生意不好做，许多“南班”的妓女便也住进大饭店，学着交际花的样子“做生意”。她们的大批入住给饭店带来了固定收入，也给管理房间的茶房带来了大笔的小费，于是，这一行当便越发兴盛起来，逛饭店也就成了有钱男人的新时髦。
冯九思在交通饭店门前下车，整了整礼服呢大衣和安哥拉羊绒围巾，注意到脚上的英国漆皮鞋蒙了一层淡淡的灰尘，便让在大堂里等生意的小男孩将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这才乘电梯来到顶楼。只有顶楼套间里住的才是真正的交际花，能到这里来玩，单纯有钱还不够资格。
走进蓝小姐的套间，他发现蓝小姐手托香腮，正对着一瓶纸花发呆。他注意到那束花制作得极其精致，淡红色皱纹纸的花朵，白枝、白叶，便开口打趣道：“这又是哪个追求者送的？”蓝小姐白了他一眼，迅速换上一种受到伤害的语调问：“你下决心了吗？准备什么时候娶我？”
不用看表情，只听声音他便知道，蓝小姐一定也是心中不快，又要找他斗嘴，因为方才那句话已经像皮球一样半真半假地在他们之间来回踢了两个月。
见蓝小姐先是接过他的大衣和围巾挂在衣架上，然后像条固执的小狗一样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等待他还嘴，他只好故意揉捏着后颈说“今天好累呀，真想大醉一场，然后假装疯魔地在你这儿住下来。”
“真的？你决定了？”蓝小姐的一双杏核眼睁得大大的，音调也高了许多。他听出来，这一次蓝小姐讲的是真心话。只是，他今天实在没有精神对付“真话”，便催着蓝小姐给他拿酒、叫菜，好把这段真话混过去。
但蓝小姐却不会让他这么轻易就脱身，她回卧室拿出一封信和几份地产文件给他说：“菲律宾虽然很热，但毕竟是太平世界，咱们买个小小的烟草种植园，好好过咱们的小日子。”
信是菲律宾的一个华侨写来的，内容挺肉麻。两个月前，这家伙经人介绍结识了蓝小姐，对她倾慕得不得了，回去后不断地写信来，邀蓝小姐前往菲律宾。不想，蓝小姐从此却入了心，一门心思要离开本地出国生活，便想拉着他一起去。为此蓝小姐曾对他说：“这些年我多少也攒了点钱，到那边饿不着咱俩……”
这件事最初他只当蓝小姐是一时心热，但谈得久了，方知她当真动了迁居的念头。然而他知道，蓝小姐是本地最出色的交际花，不用卖身投靠，只须替她那些有钱有势的朋友相互拉拢关系，为四处找门路发国难财的家伙提供帮助，她就能得到大笔的收入，怎么会突然想到要移民去南洋呢？他不明白，便问蓝小姐，她却总是闪烁其辞，逼问得紧了，她便幽幽地说：“男人哪，人家心里有多苦你们哪能知道？人家身上背着多少事你又怎能知道？”
他知道，这段话的前一句是常态，也是交际花摆脱纠缠过甚的仰慕者的手段，但后一句话却非同寻常，因为交际花榨取“老斗”的冤钱时，通常总是说“身上背着多少债”，而不是“背着多少事”。战争期间，租界里来历不明的人太多了，他与蓝小姐只相识半年，也没对她认真调查过，无从判断她自己讲述的身世是否是她真实的来历，所以，即便他有意与蓝小姐“私奔”，也必须得弄清楚她的底细才好。不过他心中清楚得很，就算是蓝小姐的身世清白，他也根本无权和任何人“私奔”，因为上级领导安排他在英租界工作，他即使私自挪到相邻的法租界也是在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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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望见冯九思走进交通饭店，杨炳新摘下呢帽抹了一把满头的汗水。方才大街上很清净，洋车夫脱掉棉袍放在车厢里，拉着冯九思跑得很快，但杨炳新却不能抱着棉袍拿着呢帽，只穿短衣裳跟在洋车后边猛跑，否则很可能会被看街的巡捕拦下盘查。同时他也感觉到，冯九思必定是故意难为他，给他喝的那杯苦东西此时已经开始在他没食的肚子里闹了起来，让他心头砰砰直跳，头上身上冒起了虚汗。这家伙对革命同志没有感情，他心中恨道。
临来之前上级领导交代得清清楚楚，说冯九思还在限制使用当中，你必须得谨慎行事。但领导也没说冯九思根本不可信任，需要他跟踪调查。
不过，他自己却认为，虽然领导办事讲证据，但冯九思这样的滑头却不是寻常证据可以拿得住的。他的义弟“狸猫”，那是个多么英俊潇洒，聪明能干的同志，把性命都肯交给他，他也同样肯把性命交给义弟，只因为冯九思这个混蛋事后在起爆器上做了手脚，这才误导上级，让他们相信是义弟犯下了错误。同时他也知道，义弟“狸猫”向来是个办事精细，心灵手巧的好同志，执行过多次爆炸任务，经验丰富，不可能会出现这种笨拙的错误。不幸的是，自从“吉田事件”之后，他这可怜的义弟就给毁了，未婚妻也弃他而去，不出一个月，他终于支持不住，在执行任务时选择了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可都是冯九思害的，这个混蛋弄虚作假，伪造证据，栽赃陷害，小资产阶级不值得信任，结果逼得他义弟活不下去了。
头上的汗又落下去一些，他抹了抹，这才走进交通饭店，对管事的说要找冯九思冯先生。管事的厌恶地扫了一眼他这身衣服，将嘴撇到耳根上说：“蓝小姐能让你这种人进她的屋？”他又问是几号房，回答是505。他坐电梯来到二楼，又步行到四楼查看405房间的位置，没再上五楼，下来抄了饭店的电话号码便离开了。跟交际花厮混肯定不是党组织交给冯九思的任务，杨炳新心里越发地瞧不上这位“同志”了。
他的衣袋里只有十几个铜元，折合联银券不到两毛钱，舍不得坐电车，便沿着法租界梨栈大街往北走，穿过日租界旭街和华界东马路，然后过河，再折而向西，走了将近一个钟头，终于来到货场。他心下不禁担忧，这会儿已经很晚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活干。货场管事的一见他穿着棉袍便打哈哈说：“你今天人物啦，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他问还有什么活可干，管事的说：“你小子是‘人走时气，马走膘’，那边卸煤，俩人一车皮，有个小子正耍单儿哪！”
他找管事的借了大铁锹，脱下棉袍和呢帽找块干净地方放下，又找了块半头砖压住，便爬上敞篷的运煤车。管事的在下边喊租铁锹可得两毛，被他顺手扬了一锹碎煤下去，管事的口中就只剩下骂娘了。在这个地方卖命可不比跟党内同志相处，不能斯文，更不能讲道理，他必须得把自己“武装”成一个混蛋、坏蛋、二皮脸，但尽管这样，他也只能混上个半饱。
与他同卸一辆车皮的那人已经干了一阵子，见他上来，口中便骂骂咧咧地甩闲话说：“你可赶上‘俏档儿’了，捡现成便宜，有这巧劲怎么不去‘赶热被窝子’。”
他并没有回骂，因为那人确实在另外半截车厢已经干了不少，所以他只能紧紧手赶上那人的进度，也免得等一会自己这边的煤往那边流。只有等到他赶上那人的进度之后，他才有资格回嘴，这是规矩。但每到这个时候，他就常常会想起上党课时那位手捧外国厚书的老师说的话——工人阶级最有觉悟，于是他也就常常会怀疑老师是不是学艺不精，把外国话翻译错了。
从敞篷车上往下卸煤，光使傻力气可不行，特别是最初那一阵子。管事的刚把一侧的车门打开，大大小小的碎煤便像黑色的泥流在他的脚下奔走，煤灰和尘土也如同澡堂子里的水蒸气一般在他周围打着旋儿升腾起来，他必须得集中精神保持住这股宣泻的力量，将边边角角的煤往泥流里赶，让这股力量尽可能多地把煤带下车。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不是在铲，而是双腿成弓形，双手一上一下握紧锹把，竖起铁锹飞快地在扒，能够多扒一点，等一会儿他便可省些力气少铲一些。只是，冯九思给他喝的那杯苦东西让他手脚发软，头上身上冒虚汗，但他仍然不敢停手，只要停手，等一会儿就得多花一倍的力气。
终于，两个人中间的那条看不见的分界线开始向他这边崩塌了，他这才直起腰回骂了一句：“你小子也紧紧手，是不是白天办喜事，送你老婆‘出门子’了，怎么这么没精神？”然而，也就在这一直腰的功夫，他看到一个人影从车下迅速跑开了。他慌忙扒着车帮往外看，果然，他的棉袍和呢帽都不见了。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丢了唯一的这身衣裳，他明天可就没办法再跟冯九思那个混蛋“共事”了。
那人跑得飞快，他也追得飞快，两个人相隔有二十几丈，眼看着这混蛋就朝调车场方向去了。只要是步行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把衣裳追回来，他只担心正赶上有货车从调车场开出，若是被这混蛋跳上了车，他可就“没咒念”了。
这混蛋逃进了两列车皮中间，在两人相距只有三丈多远的时候，他挥臂丢出手中紧握的一块拳头大小的煤块，将这混蛋打了个趔趄，这才追上。他先是劈头盖脸给了这混蛋一顿拳头，将他打得蜷缩在车轮边，但这混蛋仍然紧抓着棉袍不肯放手，手上和脸上的煤灰全都蹭在棉袍上，显然这混蛋是卸完煤车之后顺手偷了他的衣裳。他拉住棉袍问：“你撒不撒手？撒不撒手？”见这混蛋还不肯松手，他便提起脚来一阵猛踢猛踹，将白天在冯九思那里受的窝囊气全都发泄在这混蛋头上。衣裳终于被夺了回来，但他低头一看，却发现棉袍被扯了一个大口子，脚上的棉靴头也开了绽，便又在那混蛋身上踢了一脚，骂一声你他妈的也算是“工人阶级”？这才往回走。
等他回到货场，那节车皮已经快卸完了，同车干活的那人反而赶了他的一个“俏档儿”，而此刻他也不能再跟对方争执工钱什么的了，毕竟大部分活都是那人干的。他穿起棉袍准备离开，不想铁锹却不见了。同车干活的那人蹲在车沿上抽烟，歪着脑袋把烟往脖子后边吹，不看他。他知道，必定是这家伙把铁锹给藏了起来，如果他找不回来，那把铁锹也能卖上几毛钱。这时管事说：“丢了铁锹得赔两块钱，你小子要是没钱，说不得我得扒你的衣裳。”
他没力气再打一架，也不想破口大骂，因为这是钱上的事，骂人抵不了账。他只好伸手去煤堆里翻找，因为这是装卸工的惯技，谁也聪明不到哪去。果然，他在煤堆深处挖出了铁锹，随手丢给管事的，然后走到同车干活的那人跟前，眼对眼望着他。那人显得满不在乎，黑脸上一笑说：“下回您‘阴’我。”
下回是下回，这一回他就没辙。拖着酸疼的双腿往家走，他知道自己不但没挣着钱，还丢了脸，下次再来找活干时，今天的事必定早已传到所有工友的耳朵里，于是，多数人便都会等机会再“阴”他一回，好巧取他的这份工钱。
可怜大福妈寡妇失业的，白天在码头上缝了一天的穷，回家后不单指望不上他往回带钱带吃食，还得给他缝补撕破的衣裳，修补踢坏的鞋。他感觉自己活得很窝囊，不像爷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