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我十八岁。
当时有一种很真实的错觉，以为生命起始于十八岁，在此之前，世界一片混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呈现出满版的白色，每一天都像夏季最明亮的夜晚，光线过剩，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估计死了以后上天堂，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
初中老师说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初中毕业就是八九点钟，老了以后是夕阳。这种算法很光明，把人生视为白天，要是倒过来看，人生是黑夜，那么十八岁那年我正处于黄昏最美的时候，然后是漫长的黑夜，某一天死了，在天堂看到红日升起，这种计算的方式可能更接近神的逻辑。
当时我生活的地方叫戴城，我曾经写过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衰老的县级市，介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有几千年的历史。该市最高的建筑是几座明朝的古塔，它们戳在市中心，未经修缮，摇摇欲坠，听说有人半夜爬上古塔，从墙壁里挖出了舍利子，非常值钱。我们都不知道舍利子是什么，后来我哥们杨一说，舍利子就是和尚的骨灰，而且是有道高僧。我们听了很害怕，挖什么不好，非要挖些骨灰呢。
那一年我还在读技校。其实技校也不错，那时候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2％，非常金贵，剩下98％的人们总不能听任自己成为文盲，哪怕出于自尊也得稍微读几年书吧。技校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好，这得看你把自己当成2％还是98％，心态会很不一样。后来我曾经谈过一个女朋友，她是本科生，他爹差点杀了我，当着我的面对自己女儿说：“别忘了你是2％！”这说明他的心态很不好。
我们家族里的DNA很特别，专门出产轻型知识分子，比如说科长啦，工会主席啦，医师啦，助理工程师啦，小学老师啦。这些人在知识分子中应该算是底层吧，也谈不上很光彩，可是他们就有资格瞧不起工农兵。一个轻型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初的戴城，还是很受人尊重的。工农兵当然是傻逼，这人人都知道。亲戚们听说我读了个技校，将来铁定做工人，情绪非常激动，他们说：“老二怎么教育的小孩？”老二就是我爸爸，他排行第二。我爸爸非常羞愧。当时只有我三婶对我表示出了莫大的同情，我三婶是毛纺厂食堂里炒菜的，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工人编制。我三叔是该厂的工会主席，本来他也可以像哥哥们一样娶个干部编制的女人回家，可惜他是个瘸子，那就只能跟炒菜的配对了。
三叔对我意见很大，说我懒惰，粗野，狡诈，道德品质很可疑。他训斥我的时候，就会举起自己那条瘸腿，好像举着个奖杯，说：“你要像我一样，身残志不残。”我心想，去你妈的，老子身上哪个地方残废了？那一年，我他妈简直是一个会走路的电话机，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拎起来嚷一通，很没劲。
十八岁那年，我技校读到三年级，马上就要去工厂实习了。我读的是仪表维修专业，不好意思，我一个表都不会修，这不能怪我，其实我们学校的老师也不会修仪表，维修专业是请了一个化工厂的技工来给我们上课，该技工讲话时嘴里像含了个东西，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在黑板上写出来的字好像是甲骨文，我们看不懂，也懒得看。这个老技工最拿手的是偷窥女生，夏天的时候，他讲课喜欢在教室里走，走着走着就停在某个女生旁边，装模作样地念着书，眼睛看的是女生的低胸衬衫，有时候太投入了，会把唾沫星子喷到女生的胸口。我们建议他躺在地上上课，这样就可以看见女生的底裤了。此人非常讨厌，后来几个女生叫了外校的一伙流氓，在学校门口揍了他一顿，把他门牙打下来四个，他就再也不敢来上课了，这门课也就没人教了。
我那个学校叫“戴城化工技校”，简称“化技”，本校的女生被称为化技女，男生化技男。不要觉得是羞辱，所有的技校都是技男技女。
这学校真不是一般的寒酸，统共只有一幢楼房，两层高，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办公室。六间教室，一年级和二年级八个班的学生只能轮番上课，读到三年级就直接送到工厂里去实习，找不到实习单位就在家睡觉，搞得像山区小学一样。该校没有操场，体育老师倒有三个。起初我也奇怪，怎么这个破学校竟然会有这么多老师？后来才知道，化工技校隶属戴城化工系统，很多化工厂的干部都情愿调到这里来教书，图清闲，福利也不错，每年还有寒暑假，这待遇都快赶上加拿大了。该校有两个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三个，物理老师三个，政治老师四个，机械制图老师五个，化学老师那简直满天飞，大概有八个，还有校长、副校长、党委、教导主任、班级辅导员、团支书、总务科、财务科、保卫科……这帮人坐满了整个二楼。不客气地说，要是我们逃课稍微勤快一点，该校的老师数量就会超过学生。
由于教室不够用，八个班级就得轮换上课，具体的办法是：六个班级上文化课，另外两个班级就上体育课，到大街上去跑步，跑完之后再轮换。跑步的时候我们必须背着书包。这简直太扎眼了，一百来个学生背着书包在街上跑，他们中间有穿高跟鞋的，有穿太子裤的，有长头发男生，有板寸头女生。为了耍酷，我们都把双手抄在裤兜里跑步，嘴里叼着香烟，沿途骂娘，顺带偷东西。群众看见我们冲过来，都会惊慌失措地让路，小贩更是鼠窜而去。说实话，我们当时绝对比现在的城管更嚣张。
化工技校沿河而建，那栋教学楼是五十年代的房子，红砖砌成，外墙有很多弹坑。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历史。有个老师告诉我，武斗那年，这里是桥头堡，两派人隔着河对打，子弹横飞，还有人半夜泅水过来偷袭，这边就用带钩子的竹篙往水里扎，把一个大活人像鳟鱼一样钓起来，然后用钢钎照着俘虏的肛门里猛戳。钢钎从肛门进去，从嘴巴里出来，够牛逼吧？我们听得毛骨悚然，虽然也经常打架，用砖头砍来砍去，但想象不出肛门被捅穿是什么滋味。
那些弹坑，那些被捅穿了屁眼的年轻人，大概就是这所学校的恶咒，硬生生把我们都诅咒成了社会渣滓。我们学校的男老师很多都患有痔疮，女老师痔疮少点，也免不了有口疮。他们说这是冤魂在报复。
学校紧靠着的河，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它是交通运输线，同时也是戴城的护城河。后来我才知道，京杭大运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为了挖这条河曾经死过很多人。我一直以为戴城是一座平庸的城市，化工技校是一所操蛋的学校，没想到它们竟然与奇迹毗邻，而我本人竟没有从这奇迹中沾染到丝毫的灵气。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拿成绩单，路上和两个赤膊少年撞了一下，他们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抡开四个拳头照着我脑袋上乱捶，我招架不住，弃车而逃。这两个人体格粗壮，但跑不过我。我徒步来到学校，头发蓬乱，脸上沾满鼻血，身上的汗衫已经被撕成一条一条。这形象非常唬人，跑进教室，同学都笑翻了。
我迟到了。校长正在广播里说：暑假就要来啦，你们这些技校生，也不用考大学，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这就容易滋长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打架斗殴迟到早退旷课早恋，都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暑假里没人管你们，要注意杜绝这种倾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班主任指着我鼻子说：“路小路，你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站到门口去！”我心里很想不通，我这个穷光蛋，唯一的财产是我那辆自行车，刚才还弄丢了，我怎么成了资产阶级？
我们那位班主任很神奇，五七年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起先他还很牛逼，对人民民主专政表示不满，后来到了文革，判了他十年徒刑，不知怎么的还被人在腿上打了一枪，这下子彻底服气。他被抓进去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放出来的时候尼克松都已经下台了。关了二十来年，挨了枪子儿，他总算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凡事都要跟着领导走；第二，当年打他的那群小伙子与如今的技校学生一样，全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挨过枪子儿坐过牢的人，本来应该是牛逼的，可惜班主任仅仅是把牛逼耍在我们头上。他是东北人，平反以后，他来到戴城，我们这座瘟山瘟水的城市非常适合他这个老窦娥疗养身心。领导上还给他配了个老婆，是个非常剽悍的苏北大妈，带着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苏北大妈听不懂东北话，班主任听不懂苏北话，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这位苏北大妈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要在班主任身上发泄。更可怕的是，她一来劲，她的三个儿子也会跟着犯病，其症状就是揍我们班主任，打得老头满屋子乱窜。他们把老头擒住以后，按在床上狂揍，他们憎恨他犹如汉武帝憎恨司马迁，打的都是要害部位，老头都不好意思亮出来给别人看，挨打之后，他就会叉着两条腿来上班，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身边有条蛇。
我们也恨他，但我们不能揍他，一个技校生妄图揍班主任，那是认错了时代，毕竟是九一年了，不是六六年。认错了时代的人，比生错了时代还可悲。假如恨一个人，就照着他脑后一棍来解决问题，那样的时代也太没意思了，我怀疑会是我自己首先被人敲死，而不是我去敲死别人。
那天我心情不错，拿到成绩单，我就升三年级，过了暑假到工厂去实习，我从此跟班主任没有任何关系。我在教室门口站着，走廊里有风，还挺凉快。有几个女生对着我挤眉弄眼，我都懒得去搭理她们，这并非因为我不解风情，而是她们太难看了。我们技校的女生本来就很少，和男生的比例是一比十，其中有几个好看的女生，早就被学生干部泡过了，或长期霸占，或轮番使用。剩下我们这些社会渣滓，留给我们的女生也是人间糟粕，没意思。我们虽然渣滓，但长得都很帅，不能把后半生交到这几个丑丫头手里。
我还是喜欢那种安静的、清纯的女孩儿。活在世界上没什么乐趣，又不能把戴城改造成巴黎，只能期望女孩儿能弥补这种悲伤了。
直到中午，校长才把他的发言说完，这个话痨，我们总算可以回家了。可是班主任还意犹未尽，他对我们说：“都趴在桌子上。”学生们都搞不清什么意思，这又不是午睡的时候。班主任说：“趴在那里，低头思过。”结果全班三十多个学生都像烂泥那样摊开在课桌上。我在走廊里看着，忍不住笑了，亲爱的班主任，低头思过就能洗清我们身上的罪孽吗？班主任指着我说：“路小路，蹲那旮旯！思过！”
蹲着比趴着累多了，半个小时之后，思过结束，好几个同学都睡着了，只有我腰酸腿痛。我看着班主任，心想，等老子毕业那天，非好好收拾你一通不可。
后来我们拿着成绩单，鸟兽而散。我坐在大飞的自行车后面，回到我挨揍的地方去找车子。三个小时过去了，我那辆车估计早就被人骑走了。到那里一看，果然什么都没了。大飞说不要紧，到对面新村里去弄一辆。于是我们跑进新村，七月的中午，太阳照得天昏地暗，新村里一个人都没有，自行车倒是停着好多。我挑了一辆九成新的二八凤凰，大模大样扛在肩上，出了新村，找了个僻静地方砸开锁。别看我不会修仪表，砸锁的功夫却非常好。我又有了一辆新车。
大飞是我的同学，他比我矮一个头，身板比我粗壮，是个打架的好手。大飞本名叫陈晓飞，按理说，他的绰号应该叫“小飞”，但他嫌这个称呼太脓包，而且显得很亲热，一点也不像个混混。香港警匪片里有很多混混都叫大飞，他也就跟着叫大飞了。其实他五短身材仿佛一只站直了的甲鱼，既不大，也不像会飞的样子。
大飞说：“下午一起去打群架吧。”我吓了一跳，我虽然是个不良少年，但是对打架并不热衷，尤其是打群架，会出人命的。大飞指指我的衣服，说：“没指望你去打人，你这身血衣可以去吓唬吓唬别人。”我问他跟谁打架，大飞说：“他们要去围攻戴城中学，叫了好多人，可好玩了！”
说起戴城中学，那是戴城的骄傲。这是一所省级重点高中，出产各类大专生和本科生，与那些普通高中不可同日而语。普高比较烂，尽出一些营业员和服务员，或者是宾馆里的门童，普高做早操都有数钱和拉门的动作。
九十年代初，读高中是件很没前途的事，大学录取率那么低，高中毕业之后假如考不上大学，那就像一个因为矜持而嫁不出去的老处女，跑到哪里都很丢人。既然如此，还不如做一个技校生，从一开始就铁了心做荡妇，名气虽然很臭，但比做老处女快乐而且实惠。当然，重点高中不一样，他们就像是选帝妃的，即使做不了皇后，至少也可以混一个嫔妃、采女什么的，他们既不用担心做老处女也不用屈尊去做荡妇。
重点高中的学生非常骄傲，你很容易就能把他们从人群中辨认出来，他们学校给学生发了一身校服，橙色的运动服，好像环卫工人的安全背心。这种颜色如此扎眼，让我们这帮技校生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比如你在游戏房打游戏，忽然发现人群中有一道橙色的身影在晃动，这时你就会忍不住走到他身边，揪住他的衣领，说：“借点钱。”又比如你在街上打架，打得鼻血横飞，忽然发现围观者之中有好几个人都穿着橙色校服，用一种嘲笑的眼神看着你，这时你就会忍不住走到他们面前，抬手一个巴掌扇在他们脑袋上。
不仅如此，重点高中还有校徽，一个铝制的长方形牌子，银光闪闪的，刻着“戴城中学”。我们技校压根没这玩艺，技校还要什么校徽啊？谁见过妓女还有工作证的？我们看见那个校徽，就像妓女看见了贞节牌坊，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怒。尤其是校徽别在女孩子的胸口，十分招摇，让人不由得去注意她们的胸。重点高中的女孩儿很像一种叫天鹅的动物，我虽然没见过天鹅，也把她们想象为天鹅。她们从不跟技校的男生说话，我们靠在马路栏杆上对她们抛媚眼，她们就像没看见一样，银质的校徽在日光下闪烁着，噌噌地放光。这时，我们就指着她们的校徽，大声喊道：“平胸！平胸！”这么喊话很有效，再骄傲的女孩儿都会觉得羞辱不堪，曾经有一次，一个戴眼镜的高中女生被我们喊得昏倒在七月的大街上。
我们喜欢欺负重点高中的男生，他们通常都很瘦弱，而且胆小，身上总是带着零花钱，可以解决我们的经济危机。但我们不喜欢去泡重点高中的女生，因为她们太有文化，太矜持，没什么大意思。我们喊喊平胸就已经满足了。
听说要去围攻戴中，我还挺好奇，问大飞：“打他们学校有什么意思啊？还叫这么多人？三个人过去就踩平了。”
大飞说：“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学校有个足球队，也很能打的。前天我们有个人到他们学校去，被足球队给打了。”
“为什么打他？”
“他抢足球。”
“神经病。”
“反正今天叫了很多人，说要去踩平他们，把足球队的人都打死。闲着也是闲着，去的人都有点心吃的。”
打架吃点心，是我们当时的规矩。打群架必然要喊上很多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无非是去助威，也不用真打，就站在那里壮壮声势。事毕之后，主事的人掏钱请客，有时候一人发一个包子，有时候一人一根红塔山，有时候是冰棍，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如此而已。要是真打起来，助威者往往一哄而散，那就吃不上点心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本来是去助威的，忽然脑子发热冲上去打人，甚至把人打坏了，或者自己被人打得头破血流铩羽而归。这种人精神可嘉，值得鼓励，他们可以吃两个包子，两根冰棍。
听说要灭了戴中的足球队，我打算去看看。原因很简单，我生平最好的哥们杨一，就是戴中足球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