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冬天来临了,我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小苏还在做化验,杨迟还在卖农药,一切平静如常,但我们身边多了个四岁的女孩。有一天,她对着老杨怯生生地喊:“爸爸。”杨迟像被机枪扫过一样,浑身震动,再也说不出话来。她又看看我,我只好告饶说:“你还是喊我路哥哥吧,你喊我爸爸,我会当场死在你面前的。”

孩子头一次去小苏家,狗立刻扑了上来。孩子居然不怕,伸手拍拍狗脑袋。狗很久没见到陌生人了,把孩子浑身舔了一遍,最后舔到了小苏的鞋子上。狗抬头看看小苏。小苏说:“滚一边去。”

杨迟说这孩子可能有轻微的自闭症,和我们在一起,一整天都不说话。又说,报纸上写着,动物可以治疗孩子的自闭症。小苏说这狗没打过防疫针,无证的,身上肯定有弓形虫之类的东西,还是离孩子远点比较好。

孩子不说话,这件事非常难办。我和杨迟都是著名的话痨,没事都能给自己讲个故事听,或者把对方的糗事拿出来说一遍,小苏本来不爱说话,跟我们在一起以后也变得很活泼。反正我们见不得沉默的人,觉得那是一种被压迫过的痕迹,如果你始终沉默,你就始终会遇到压迫。

我们咨询过蔺老师,孩子不爱说话怎么办。蔺老师说,这是正常现象,福利院的很多孩子都这样,处久了他们会显现出性格活泼的一面,他们其实都很活泼。我看看她,心想,你本人也是福利院长大的,我就没看出你哪儿活泼了。我不是很喜欢蔺老师,觉得她不自然,仿佛藏着一个坏消息总是不好意思告诉我们。很快就证明我的直觉是准确的。

“多带她出去玩玩吧。”蔺老师说。

那时的戴城真的不是个好玩的地方,到处都在挖坑,房子推倒了重建,农村变成新一代的城市,几百年的老桥逐一拆掉。最可笑的是一条横穿城市的主干道,从前很堵,只要上班时间,马路上就全是自行车,中间夹杂着清晨出动的粪车,非常煞风景。现在他们终于想通了,把马路沿线的房子全推平,令其有十二车道宽,然而那个倒霉的建筑设计师突发奇想,把路中央一条平行的臭水沟整治成了景观河道,两侧全是草坪,横跨着一些假古董的小桥。于是这条付出巨大代价的道路,看上去是十二车道,其实仍然是四车道。堵车是必然的,过马路也很不方便,没有天桥和地道,得找到斑马线,再找到桥,等两轮红绿灯才能走过去。总算不再有粪车了,因为他们把这一带的厕所都拆除,再也没有恢复。

我们就是沿着这条路出行,轮番抱着孩子。车堵在街上,没有一辆空出租车肯走这条路,这时就连我和老杨也变得沉默了。风由西向东猛吹,树砍光了,沿街的商铺全是毛坯房,它们做成一种粉墙黛瓦的古典样式,酷似木质的窗户其实是一些古铜色的铝合金。我们必须抱着孩子,因为他妈的所有的窨井盖都被偷走了。

小苏说:“去动物园吧。”

我们同意了,跳上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依旧轮番抱着孩子。不会有人让座,这座城市已经没有这方面的习惯。人们沉默不语,用身体默默地抵御着、侵略着几厘米的空间。我抱着孩子躲在靠窗的角落,问她:“挤痛了吗?”她还是不说话。我指给她看,外面那个房子,那个桥,那个树,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些鸡毛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过了一会儿听见老杨对前面一个胖女人说:“你踩我脚了。”胖女人也不说话。老杨又说:“你踩我脚了。”这么说了三次,胖女人回头说:“我什么时候踩你脚了?你这个神经病。”老杨说:“我操你妈你踩我脚了听懂没有我操我操我操你妈!”这个态度太可怕了,自从有了孩子,老杨很少说脏话,更不曾暴怒。胖女人说:“我操你。”两个人互相操了一通,到站了,我们下车,又隔着车窗对骂,直到汽车开走,胖女人的脑袋和乳房遥遥地挂在车窗外。小苏责备地看着老杨,说:“你不应该这么暴躁。”

老杨翻了个白眼说:“其实她没踩我脚。”

“那你什么意思?”

“她的屁股在我前面蹭啊蹭的,我他妈的都快嵌进去了,这滋味是人能受得了的吗?”

我大笑起来。小苏赶紧捂住孩子耳朵。我说这在黄片里叫作电车痴汉,换了女的,只能叫电车痴婆了。杨迟说:“你们都别笑了,我他妈刚才真的差点就射了。”

“那你不是爽到了吗,何必骂人呢?”我说。

“你愿意这么射啊?”杨迟说。

我们走到动物园门口,花花绿绿卖气球的摊位前面,还在互相嘲讽。小苏实在听不下去了,把孩子放下,拎住我们俩。

“你们两个浑蛋给我发誓,再也不在小孩面前说这个。”

“好,好。”我和杨迟抱歉地说,又看看孩子,“别听我们胡说,小女孩不能听这个。你要是个小男孩就好了。”

她根本没注意到我们在说什么,她只盯着气球。我们买了一个红的,让她牵在手里,然后就走进了动物园。这一带树木高大,设施陈旧。动物园有年头了,它承载了戴城市民童年的记忆。要迁走动物的难度很大,至少比迁走人类困难些,所以它还一直都在。

对比我所钟爱的上海动物园,观赏的次序是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来的,先看鱼,再看乌龟,再看鸟,再看哺乳动物,最后是猩猩和猴子,灵长类嘛。我们戴城动物园是反着来的,进门就是一个巨大的猴笼,里面一群猕猴,街上耍的那种。据说市容监察大队除了抓我这种人以外,最喜欢的就是抓耍猴的,把猴子逮住,就塞进这个大笼子里。这导致了一个后果:该笼子里的猴,什么都会,能敲锣打鼓,能穿衣讨钱,能学领导走路。一个猴子拿着个塑料瓶在招呼我们,小苏扔了个吃的给它,它就把瓶子扔给我们,自己找吃的了。这又使我大笑起来:

“这猴是卖农药的!”

杨迟大怒,追打我,我绕着猴笼跑。一圈跑回来,看见小苏对猴子喊:“杨迟!杨迟!”猴子屁颠颠地表示高兴。老杨要掐小苏脖子,忽然看见孩子笑了。

于是那一天我们就站在猴笼边,喊着那只叫杨迟的猴子。孩子笑了很久,老杨坐在草地上发呆,抽了几根烟,最后露出了安详而圣洁的神色。下午灰蒙蒙的太阳照在他头顶,烟从嘴巴里往上飘散。

我和小苏带着孩子继续往里走。我那悲伤的戴城动物园啊,有一只残废的老虎,瘸的,一头终日郁郁的狗熊,两只温驯的傻逼骆驼,还有一条在冬天仍不得不待在笼子里接受观赏的鳄鱼,丫已经冻僵了,像根烂木头那样横在水泥地上。最后,我们闻到一股剧烈的骚臭味,知道前面就是狐狸了。跑过去一看,他妈的,大概有二十多只狐狸,关了三个笼子,层层叠叠趴在一起向我们张望。

我问孩子:“臭吗?”孩子点点头。我再问:“你还想看动物吗?”孩子终于开口了,怯生生地说:“想看杨迟。”我和小苏对视一眼,都很感动,觉得孩子挺有良心的,到了动物园还惦记着老杨。牵着她的手回到草坪处,老杨躺在条凳上睡觉呢,我一撒手,指望孩子奔向老杨,谁知她是冲向了猴笼,对着那群猕猴喊了一嗓子:“杨迟——”

所有的猴子都乐翻了。


回忆我的二十多岁,那是一个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年纪。我一直觉得,这件事不能怪我。诗人说,人不仅应该拥有此生此世。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我连此生此世都拥有得不太完整,低级趣味恰好可以弥补这种缺憾。这件事与愤世嫉俗无关,其实是出于安全感。说白了,我只懂这个。

到一九九七年的冬天,事情起了一点变化。小苏不许我再低级了,因为戴黛来了,会把孩子教坏。这也很无奈,我压根没想过要改变自己,我唯一想过的是装出一副矬逼形象,骗取社会信任,但是我无须拿这个去骗孩子。小苏说了,要是还改不过来,以后就别来了。小苏简直成了我的女朋友。现在看来,我不得不努力追求一套完整的此生此世了。杨迟受到了同样的警告,但杨迟不能不来,他是出钱养孩子的人。

我们约法三章。头一条就是不许骂人,这种东西孩子学得最快了。小苏平时也爱说“你大爷”这种话,戴城的居民们还以为是礼貌用语,现在这个最低限度的脏话也不给说了。第二条是不许用SEX开玩笑,什么射不射的,一概回避,黄色笑话也不许讲。第三条,都他妈的去学点童话故事,讲给孩子听。这个我比较在行,我很能讲童话,至于卖农药途中遇到的抢劫杀人、水坝溃堤一下子淹死成百上千人的,此类耸人听闻之说,也都在限制之列,不能当着孩子面讲。

我们急需一个女的,女的比较能带孩子。最佳的办法是我们其中之一能找个女朋友。我们算了一笔账:路小路失业没钱趣味低下,能找到女朋友的概率非常低;杨迟是个常年要出差的销售员,战斗在祖国最危险的地方,他目前最需要的是买一份人寿保险;唯一还有戏的就是小苏,因他温文尔雅,工作稳定,爱狗爱孩子,而且有一套房子。

那当口也有好事上门,我们楼里有个阿姨正在给亲戚物色男朋友。这姑娘家里是镇上开纺织厂的,生意非常好,(令人费解,国营纺织厂正在倒闭。)她对男朋友的经济条件没什么要求,只有一条硬性标准:身高必须一米七五以上。而我们三个身高恰好都是一米八,站在一起像三棵玉树临风,硬得很咧。

这一天阿姨趁我们都在,拿出照片给我们看。一个大美女,头上裹着红色纱巾(稍微村气了些),五官都是毛边的,看上去那么朦胧,那么清丽。杨迟立刻站起来了,硬了。我他妈的彻底软下,美女加小富婆,你说我还有什么脸再表示不屑吧。唯有小苏,讪讪地躲开了。阿姨不喜欢我和杨迟,偏要追着小苏讨个说法,小苏触景生情,长叹一声不说话。阿姨不知道自己踩着他哪根尾巴了,更加好奇,非要问个究竟。就连我和老杨,也感到十分迷惑。老杨说:“你是不是有童年阴影啊?”

小苏说:“其实,我是有女朋友的。”

阿姨说:“小苏,有女朋友就早点说出来,瞒着藏着,别人还以为你找了个聊斋里的狐狸精。”

小苏说:“可是最近感情出了点问题……”

“那也等你分了手再说吧。”阿姨说完收了照片就走。小苏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看我们,又看看孩子。我和杨迟觉得扫兴,对着孩子嘀咕:“丫有女朋友的。”孩子不明所以。小苏解释道:“我的女朋友在北京念研究生。”

杨迟忍不住说:“这一年来把你当成是个处男,原来是吹的。”

小苏摸着脑袋说:“我从来也没说自己是处男啊,都是你猜的。”

戴黛忽然问:“爸爸,什么是处男?”只见我妈拎着拖鞋冲出来照着我们头上乱打,说我们教小孩什么东西。后面那些天我们恨不得在身上装个警报器,渐渐地,居然也变得文明了一些。


有一天,农药新村的凤大姐找到杨迟,说她要领养戴黛。

凤大姐是这一片的名人,早在九十年代初,她在新村里开了一家米店。那时我们都很奇怪,卖米是国营店的专利,两个巨大的漏斗挂在半空,各伸一根管子在柜台下方,用米袋子兜住,哗的一声,米就全下来了。所有的国营米店都这样。凤大姐那狗屁店,没有巨大的漏斗,没有管子,她主要卖袋装米,也有散装的,用斛舀了过磅。这种米店看上去非常土,可是没过多久,设备先进的国营米店消失了,也可以说倒闭了,真叫人想不通。整个新村就剩下凤大姐的米店,所有人都吃她的米,她很快发财了。

其后还有人抢她的生意,也开米店,凤大姐的老公也就是凤大哥,带了几个打手,找碴把人家的店给砸了。下手太狠,凤大哥拘役了半年才出来。后面两三年里,这一带没人敢开米店的。可能因为前半辈子干的坏事太多,夫妻两个一直生不出小孩,一直说要领一个。

杨迟一看见凤大姐就烦,在我们眼里,这就是土匪似的人家,尽管从良了,也改不了土匪的本性。但杨迟又不敢明说,怕被凤大哥打一顿。这个矬人打架极狠,一个能打三个,偏偏还喜欢找人助拳,为的是稳操胜券,把人打扁。杨迟很客气地对凤大姐说:“这事儿不归我管,她是福利院的孩子。”

凤大姐似乎不理解这件事,她认为杨迟把孩子领养了,再转到她手里没什么不妥当的。杨迟花了很长时间向她解释了什么是“领养”什么是“认养”,凤大姐大概听明白了。杨迟就说:“从福利院领养小孩很难的,得有不孕证明,得年过三十五岁,家里不能有小孩。”凤大姐说:“我和老凤都符合啊。”杨迟着脸问:“你们俩到底谁不孕啊?”凤大姐说:“这你就别问了,小心挨揍。什么时候带我去福利院问问,我喜欢戴黛,我要领养她。”杨迟生恐凤大姐得手,说:“还要检查夫妻双方的政治面貌的,比如说,不能有前科……”凤大姐说:“我不信,吃过半年官司,政府就让我断子绝孙吗?”

杨迟溜了,凤大姐站在老杨家门口论理,后来杨迟的爸爸出来打圆场说,政府没这个意思,但他建议凤家领养一个男孩,因为等到凤大哥老了,打不动人的时候,他的米店也会被人砸掉。有个儿子接替他打架,比较符合他们家的门风。至于我们的戴黛,你想都别想。

我曾经劝老杨:戴黛迟早会被人领养走,其实凤大姐是个不错的选择,首先饿不着孩子,她家卖米的,其次离得近,我们还能常去探望。杨迟说,放屁,你能想象这孩子每天坐在米店里看着那对矬逼夫妇发呆吗?咱们不能这么堕落,要出人头地。

那天凤大姐在杨迟家门口胡说八道,戴黛都听到了。孩子原先已经开朗了,忽然又变闷了,坐在板凳上哭了一会儿。我们问她怎么回事,她说:“你们要把我送走吗?”老杨说:“没这回事,我们一直陪着你。”我说:“我们不可能送走你,你归蔺老师管。”孩子说:“你们不要送走我。”杨迟点头说:“我永远不会送走你。”

相互熟悉了以后,我经常打量孩子。我发现自己很难描摹她,她有时开朗,有时沉闷,有时唠叨,有时走神。蔺老师说,孤儿确实都是这样,情绪不太稳定,有些甚至显得孤僻,但他们本质上是很需要爱的。这牵涉到如何去爱的问题,对我来说,这个未免有点难度。有时我们也会揣测,她长大以后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什么性格,什么爱好。想到这些觉得伤感,我们未必能见到她成年后的样子。

有一天杨迟送戴黛回福利院,发现教室里多了四个孩子,大小不一。杨迟问蔺老师:“又有新来的?”蔺老师说:“这叫什么话,新来的?”杨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了,新抛弃的?蔺老师说,一个是新来的,他还不是被抛弃的,父亲在戴城犯罪,判刑了,孩子找不到一个亲属,只能送到福利院来。另外两个是从小班升上来的,也得给他们上上课了。最后还有一个,是从领养家庭退回来的,去了一年,不适应,没办法。

“退回来的多吗?”

“年龄小的,问题不大。如果超过六岁,退回来的就多了。孩子心理有问题。当然我认为这种事情都是大人的责任,孩子没责任。”

“你们有心理医生吗?”

蔺老师摇头说:“我们连像样的理发师都没有。”

临走时,蔺老师送他到门口。蔺老师那会儿和老杨已经很熟了,经常会聊些福利院以外的话题,有一度我甚至以为她喜欢他。后来老杨说,似乎是有点喜欢,但蔺老师并没有挑明。她和戴黛差不多,情绪也不稳定,孤僻,有时甚至显得很警惕,看来福利院长大的孩子都是这样。我说不一定的,你丫也是这样。

那天蔺老师在福利院门口犹豫了好一会儿,告诉杨迟:“有人会领养戴黛,或许你只能陪她几个月了。”

杨迟愣了一会儿,说:“这也太快了吧?”

蔺老师说:“戴黛在福利院住了两年了,她很健康,迟早会被人领走的。我担心你接受不了。”

“她会被退回来吗?”

“戴黛很乖巧,文静,应该不会。但是也难说的,各种情况都会发生。”

杨迟说:“让我想想,我怎么觉得自己一下子回不过神了。谁会领走她?”

蔺老师说:“这个我不太清楚,只是听说,但消息肯定没错。你先不要说出去。”

杨迟回来把这事跟我们一说,我和小苏都有点发愣。杨迟摇头说:“怎么会这样?我还以为能陪她很久呢。早知如此,真不如把凤大姐介绍过去领养孩子。”过了一会儿又叹气说:“怎么着也不能把孩子给凤大姐,太堕落了。”我们躲在屋子里骂骂咧咧,走出屋子还是保持微笑,仿佛没有这回事,连老杨的爸爸都没告诉。

孩子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杨迟问她,知道什么是领养吗?孩子茫然地看着他。杨迟说:“不知道就算了。”孩子忧伤地低下头,他又觉得她什么都明白的。

过了几天又听说,楼上的阿泰问戴黛:“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弄丢的吗?爸爸是谁?妈妈是谁?”孩子很害怕,不肯说话。杨迟的爸爸让阿泰不要这么粗暴。那个年代,对儿童心理之类的没这么多讲究,更别提什么孤儿心理学,闻所未闻。阿泰又是个文盲,不能苛责他什么。但这件事让杨迟非常生气,我们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揪住阿泰。

“阿泰,你懂规矩吗?有这么问小孩的吗?”

阿泰茫然地说:“我们以前都这么问的啊,经常有那种弄丢的小孩在街上哭的。”

“以后不许这么问!操你大爷!”小苏心情非常不好的样子。

阿泰说:“我操,你一个化验室的河南人,这么凶干什么?”

小苏又狂暴了,扑上去揍阿泰。我和杨迟,因为跟这傻矬做了多年的邻居,不太好意思揍他,但小苏没这个交情,一把将阿泰推进了草丛。阿泰想还手,发现自己的胳膊被我和杨迟拧住了。小苏狂暴起来很好看,往阿泰肚子上打了二十多拳,又掐住阿泰脖子。杨迟假意劝解:“小苏别打啦,千万别打出血啊,阿泰血管里全是甲胺磷。”过了一会儿,小苏平静了,恢复了原先的儒雅。阿泰说:“哇,好疼噢。”小苏有点虚弱,抱歉地说:“对不起啊,刚才发生了什么?”阿泰嘲笑道:“你能再狠点吗?”我和老杨同时摇头说,打人得这样。一个肘锤,一个飞腿,把阿泰打进草丛,然后搭着小苏的肩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