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医姐姐离开以后，每个下雪的日子，我都会想念她。因为她说自己最爱下雪天，还编了一堆诗意的理由，比如说世界因此改变了，比如说丑陋的东西都被遮蔽了。这种屁话使她看起来像个少女。
有一个下午在她家里，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屋子里冷得像冰窖（南方没有暖气），她拉开窗帘和我做爱，雪把窗外所有的风景都挡住了。我们越做越热，她赤身裸体跳下床，推开一丝窗缝，冷风立刻打在我背上，我舒服得想死。射了以后，她和我一起缩在被子里看雪，同时等着我套子里的鸡鸡软下去。南方很少有这种景色，一年都未必能轮上一次，下雪显得很寂寥。她说有个小说叫《雪国》，很优美，我说我只知道林冲在这个天气里杀人了，翻脸了。
后来我发现，她才是林冲，不高兴扭脸离开了中国，（这么说也不太真实，其实花了很多力气吧，但我不知道，光知道她扭脸走了。）跑到美国落草为寇。为了她，我还特地摊开了世界地图，测算了一下太平洋到底有多宽，有没有可能偷渡过去。后来杨迟说，自己游过去的话，能游到金门岛就不错了，如果要偷渡得去找蛇头，价钱很高但可以给我打折，他有个福建同学的舅舅就在干这个。问题是，去美国干吗呀？完全不知道。看好莱坞电影，知道纽约是个爱下雪的城市，在那地方她可以尽情地光着屁股看雪，床上躺着一个爱吹凉风的外国青年。但她究竟是不是在纽约，鬼知道，外国青年是少不了的。
这些事情很难解释清楚，我记得她，下雪天会感到忧伤，幸好雪也不常下，然而它一旦来临就无边无际了。
为了修飞碟，我打电话给老板，老板找了个二把刀的退休工人来，口气很大，说修这玩意儿就跟修电风扇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见过的钳工，大半都是眼高手低。我告诉他，从原理上说，拆定时炸弹也很简单，自己小心点吧傻矬。果然，他爬上去修，试了好几次都没反应，最后一次他忘记了飞碟正处于开启状态，这就等于是站在电风扇的叶子上修它，老头朝着机器敲了一锤子，飞碟转了起来，把人从上面甩了下来。我赶紧拉下电闸，看看老钳工，还没死，但他无论如何不肯再修了。
这飞碟失去了最起码的安全性，我对它有感情，现在它完蛋了。我写了个条子贴在门上：飞碟死了，别去碰它。然后收拾一下回家。
第二天继续下雪，马路上一层冰，我坐公共汽车去戴城大学。我的统计学期末考试不及格，这天下午必须来补考。
学校操场上有一些人在打雪仗，我站在那里，隔着唰唰落下的雪片看了一会儿，宝珠从对面过来，孤独地背着一个双肩包往寝室方向走。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下大雪，公路走不动了，长途汽车站全是人，热水都喝不到一口。我又回来了。”
我说：“我来补考统计学，考完就来找你。”
宝珠说：“嗯，卷子是我批的，你丫这次还是交白卷，补考估计能多写几个字吗？”
我说：“无所谓，反正我毕业之前还能再补考一次。”
宝珠说：“到底是夜大，花钱买文凭的，有恃无恐啊。我们正规大学要是挂科，肯定都愁死了。干脆你也别去了，陪我一起吃个晚饭吧。”
我想了想，觉得补考的机会是我花一百块钱买来的（夜大补考每门都这个价码，毕业的时候老子肯定得破产），不去的话，太便宜他们了。我说：“我还是去试试看吧，要是题目不会做，我就撤了来找你。”宝珠摇头说：“你就不死心吧。”我说回头见，宝珠转身，忽然一闪身，一个雪球从她头上飞过，正砸在我脸上。宝珠直起身，对着前面扔雪球的女生说：“别惹我，烦着哪。”那女生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宝珠回头才发现我中招了，也跟着笑。我撸掉脸上的雪，找到旁边一个巨大的雪人，掰下它的脑袋，朝那女生冲了过去，她尖叫着跑掉了。我追了一段，觉得自己双手冻硬了，就扔下雪人脑袋，回头去找宝珠，发现她已经走掉了。
实际上，那天下午我在考场里走神了。补考卷子发下来，题目仍然看不懂，一堆数字在白纸上跳舞。统计学老师奸笑着说：“毕业之前再补考一次吧。”他还想再收一百。
我坐在教室里靠窗的地方，雪下得很大，我难得有机会在白天看看窗外的景色。只见对面是戴城大学著名的钟楼，一幢红砖砌成的房子，带尖顶的，仿佛教堂，上面的钟是早就没了。我想起来，戴城大学以前是所教会学校。那个钟楼我进去过，一层到三层全是教室，再往上就锁死了，据说可以爬到大钟上面去。以前那楼顶上有十字架，后来拆了。想必以前还有耶稣、圣母、天使，现在什么都没了。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当初厂医姐姐的家就在大学边上，站在她的阳台上，我能看到这钟楼的一角。她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本身也念过大学，其实我说她只顾和我做爱是有失公允的，她还教了我其他的，比如听听古典音乐啊，看看现代小说啊，但我当时不太在乎这个，以为这种事情就像吃饭一样，属于生理范畴的东西，不用教，反而是做爱显得像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我站在她的阳台上，陪着她眺望钟楼的一角，会感到有点忧愁。在各种天气里，它存在于我的视野，晴天像意大利，雨天像英格兰，下雪天像俄罗斯，起雾的早晨什么都看不见，像天国。反正很矫情。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出现之前，我们这座城里没什么外国人造的建筑，都是瓦房，或者老苏联的小楼房，只有这所大学里还留着点殖民地的遗迹。小时候，我有个老师爱控诉这个，动辄拿戴城大学打比方：“看，这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造的房子。”我倒觉得蛮好看的。老师说：“十里洋场，上海的租界，更丑恶。”我去上海一看，房子更好看，而且挂了人民政府的牌子，也蛮适合的，什么机关大楼都不给进去。我不知道那老师为什么恨钟楼，正如我不知道厂医姐姐为什么爱钟楼。
我对着统计学的考卷想这些，雪还在下，天黑了下来。我手脚冰凉，想起宝珠，就扔下考卷站了起来。统计学老师继续奸笑：“才十分钟你就考好了？”我摇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下，刚才出神的片刻我以为度过了很久呢。我不理他，走出教室，冒雪来到戴城大学的女生宿舍门口。
戴城大学的女生宿舍管理严格，仿佛女子监狱。当初我在老杨的化工学院，女生宿舍随便登记一下就能上的，证件都不用出示，在路小娟的医学院则是仗着腿快往楼上蹿。到了戴城大学，一切皆不管用，两栋女生楼用高墙围起，传达室距离楼房有一百米的空白地带，毫无遮蔽，腿再快也不行。并且，这地方是不给任何男性进去的，就是女生的爹都不行，男教授更免谈，男教授最流氓，全是祸种。传达室门口贴着一系列管理章程，最后警告：男性擅闯直接拖走，扭送保卫科和派出所。如此戒备森严，女生毕业时除了给学位以外应该再发一张处女证。
这一年里，中国很多大学都在冲刺“211工程”，大意是指二十一世纪的一百所大学。我不太明白这里面的出入，杨迟告诉我，就是到世纪末以后，全国就只有这一百所大学是靠国家拨款养着的，专门培养精英分子，简称精子。其他大学都得自己找食吃，培养的只能算尿液。不过他已经毕业了，是尿是精子也无所谓了。至于戴城大学，本城高等学府的独生子，还有一些不太正规的学院正在合并进来，以至于到了九十年代末，城里大大小小的学院全都挂上了戴城大学的牌子，连我以前想读的化工职大也跟着一起发达了，顺便把化工技校变成了大学附属技校。这都是为了211工程。后来的结果我也忘记了，二十一世纪我不在戴城混了。
我的前半生，不知何故，对墙特别敏感。从小到大，什么墙头我只要瞄一眼就知道自己能不能蹿上去，不仅仅是高度，还关系到墙面的摩擦力、墙头的障碍措施。至于这女生宿舍的围墙，想都别想，冬天挂着冰凌，墙头还有铁丝网，要不就是摔死，要不就是挂在那儿等人来捉。我只好老老实实走到传达室门口，对着一个大爷说：“我找林宝珠。”
大爷满脸不耐烦，隔着窗子问我：“哪个寝室的？”
“不知道。”
大爷不给我麦克风。我没辙，站在门口用肉嗓子喊了一嘴，声音洪亮，不比喇叭差，两栋楼用嗡嗡的回声呼应了我，没一个女生出来。大爷嘲笑道：“都放假了，你还来找什么人。”我作势要往里闯，大爷说：“警告你，你这个行为是破坏211工程，直接拉你去劳教。你闯一个试试？”
很早以前我就说过，这辈子最烦看大门的。他们守着一道门，对别人点头哈腰，偏偏就是不让我进去，偏偏不喜欢我。我前半辈子就是靠闯、靠骗、靠腿快，与他们周旋，然而这次我遇到个最厉害的，别说是我，任何男人都不给进去，公狗也不行。其实我应该感谢他，在这道门前面，我终于和所有道貌岸然的男性平等了。
我朝传达室偷偷竖了个中指，嘴里说：“谢谢大爷，你要是不提醒，我就犯错误了。”知道不能得罪他，否则那个高音喇叭就永远不会给我使了。我决定回家，走出去一段路觉得肩膀被什么东西甩了一下，转身看见宝珠在我身后，一手打伞，一手拿着零食袋，边吃边朝我咧嘴笑。
“补考怎么样？”
“又交白卷了。”
“看上去郁郁寡欢的嘛。”
我告诉她，心情不好是因为飞碟完蛋了，我也就失去了唯一的工作。宝珠扼腕叹息。我又说，其实这份工作也挣不到钱，干得我像傻逼一样，一点理想都没有了，不做也罢。我们换了个地方，在冷飕飕的教室里坐下来，宝珠说这是她平常上晚自修的地方。她把零食袋子递给我，那种很差劲的膨化食品，照路小娟的说法是吃下去不但会发胖，还会内分泌失调。我看看宝珠，她上嘴唇的汗毛确实过于浓重了些，本来想劝她少吃点膨化食品的，但这话说出来，女孩子肯定生气，她要是赶我走，我就更无聊了，于是无言地替她吃光了零食，反正我不怕多毛。天黑了下来，教室里越来越冷，我们到学校外面吃了碗热面条，稍稍暖和了些。宝珠忽然说：“去我的寝室坐会儿吧。”
“能让我进去？”
“不能，”宝珠说，“混进去。”
她用伞挡住脸，又用身体挡住我，趁着天黑钻进宿舍，老头在传达室看《新闻联播》呢。宝珠说，现在管得比以前更严，如果发现男性出现在宿舍，不仅要法办，相关女生也要处分，如果有不轨行为则开除，还用了个连坐法，同寝室的女生倘若知情不报也要受到惩罚。我说：“那你怎么敢把我弄进来？”宝珠说：“你啰唆。”
寝室就宝珠一个人住着了，八个床铺都落着蚊帐，还加一道花布帘子，被褥都打成包裹放在里面。对比杨迟的大学宿舍，那鬼地方不仅乱，还散发着动物园的骚臭，洗都洗不掉，味道都渗透到墙壁中了。这种宿舍居然还留宿女生，一晚上住下来，她也会变成个骚臭的。所有的男生都向往着能住到女生宿舍去，香香的，软软的，把它弄臭一些些。
宝珠去水房，我在寝室里转了一圈，有点浮想联翩。说起来，在我少年时代，十七八岁时，也曾经留宿在一个女孩子的宿舍里，那种感觉让我难忘，神秘，温存，还安全。它和厂医姐姐家的小床并称我人生的两大吐血点。时隔多年，在二十四岁时，我又来到了女生寝室，不免又想吐血。过了一会儿宝珠回来了，对我抱怨说：“水房里竟然有男生。”
我说：“也是溜进来的？”
宝珠说：“是啊，蛮讨厌的，穿着拖鞋在刷牙呢。反正放假了也没人知道，招摇过市。”
这时有人敲门，宝珠开门，外面站着个女生，对她说：“宝珠，不好意思，寝室里就我一个人了，住着害怕，让我男朋友来陪我的。刚才吓着你了。”
宝珠说：“没事，我不会给你说出去的。”
女生说：“谢谢啊，我请你吃糖。”一转脸看见我在里面坐着，立刻说：“哟，你也藏着一个呢。”
我说：“你好。我没藏，坐着呢。”
女生说：“别拘束，我也不会说出去。”又对宝珠眨眨眼睛。“这一看就是头一次来的。”
我想问她，第二次来的是什么样，但她转身走了。这让我猜了一会儿，后来我看了看自己的坐姿，确实很客气，屁股搭在凳子边上，四肢收拢，可能还面带讪笑。我要是常客的话，这会儿就应该躺在宝珠的床上，穿着拖鞋打招呼，Hi，See you。
宝珠坐在床沿上，忽然气鼓鼓地说：“他妈的，冤枉我。真不该让你进来。”
我说：“那我走，看门老头万一检查宿舍，抓到就不好玩了。”
宝珠说：“你在想什么？你以为那老头能进女生宿舍吗？一样进不来。”
“那么谁检查宿舍？总得有人吧？”
“大学宿舍一般不会每天检查男人，守住一道门而已。溜进来就安全了。”
“那我到底是该走还是不该走？”
“你好啰唆啊。”宝珠说，“你才坐下就问我要不要走。你一直这么啰唆吗？你小时候不这样的。”
我不说话了，既然没有查岗，我就打算到外面走廊里去晃晃，顺便看看水房什么样，水房是个很文雅的称呼，其实就是女厕所加洗漱间。我拉门走出去，宝珠说：“哎，你怎么走了？”以为我赌气跑掉了，就追了上来。我们在走廊里同时看到那个女生，和穿拖鞋的男生，两个人在激情。一种凌乱的缠绕的舌吻。我剧烈地咳嗽起来，想起以前工厂师傅说的，人类交配主要模仿三种动物：蛇型，缠来缠去；猫型，叫天叫地；狗型，追到东追到西。他们是蛇型。我一边咳一边笑，打搅了他们。穿拖鞋的男生左手拿着眼镜（它妨碍了缠绕），此刻给自己戴上，朝我翻了个白眼。女生倒比较大方，问宝珠：“哎，你怎么出来了？”宝珠摊手说：“你们就不能进去亲嘴吗？”
宝珠回到寝室，又坐在床上。我说我没打算走，就是出去看看，没想到看到这个。宝珠愣了一会儿，忽然说：“路小路，我觉得很奇怪，其实我和你已经不是很熟了。咱们一点都不熟吧？”我点头。宝珠说：“我为什么要带你进来，让你给我丢人。你每次都这样吗？”
我脑子一昏，想到了自己遇到的所有的女孩，她们在爱我的同时都曾经有过相似的疑问，不由点头说：“反正就没给你们长过脸。”
宝珠说：“我们？我去你大爷的。”
夜里我离开宿舍，宝珠又打着伞送我，门房老头已经不看《新闻联播》了，一个人坐在里面抽烟。我们轻易混出来，那会儿雪很小了，天已经黑得一塌糊涂，地面全白，反射着一种不正常的光，世界进入了静态。我和宝珠告别，独自往公共汽车站走去。其实我知道末班车已经没有了，我得走回家去，但我对宝珠还是说自己去坐公共汽车。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身后嚓嚓的脚步声，宝珠再次追了上来，说：“喂，刚才说你给我丢人，这个话是开玩笑的。”我说：“没事，这种话我听得多了，以前还有傻逼说我反社会呢。”宝珠不说话。我又说：“喂，我可没说你傻逼。”宝珠摇摇头，踩着自己的脚印往回走，一会儿就走没了。
我拐进一条小巷，去厂医姐姐以前住的新村里看看。那地方，我曾经多次去看过，现在住了她的一个亲戚。我去那儿像一只丧家犬，历经磨难，找到了自己的家，但主人已经搬走了，我只能趴在门口等死的感觉。据说这都是忠犬。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新村里，各处都还亮着灯，路上没人。我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肺里一阵凛冽，继续咳嗽，看到厂医姐姐家的窗户亮着灯。当然，她已经不在了，但那灯光的颜色非常熟悉，窗帘也没换，要是她的亲戚尚未彻底打扫房间的话，总有一天，会从床底下找到一个用过的避孕套，估计已经阴干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她做爱后故意扔在下面的，留个纪念。
这时厂医姐姐家的阳台门忽然开了，走出来一个烫头发的大妈，不知道是她的哪门子亲戚。我仰望着她，心想她也很浪漫嘛，难道有心灵感应？还没想明白，大妈手里飞出一包垃圾，在半空中它散了，变成美军的子母炸弹照着我兜头飞来。我拔腿就跑。大妈看见我了，愣了一会儿，大喊：“嗨，楼下有个小偷！”我心想，偷你妈，我的避孕套要是落在你手里，简直兴味索然。
我离开那地方，向农药新村走去。路还很远，我走得很快，让自己运动起来，这样不至于太冷。夜晚的雪景毫无美感，相反，你会感到极其危险，到处都是陷阱。我走了一会儿，在一根路灯杆子下喘了口气，决定从此不去怀旧，从此忘记厂医姐姐，再也不向任何人说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