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所记录的一切都将在我遭遇不测——死亡、昏迷或者丧失意志等——后公之于世。
目前我正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而且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帮助。我也没有多少时间——甚至很可能无法完成这份记录；但是我宁愿从头开始整理一下自己，这样做至少可以让我一步一步弄清楚；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
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平凡、非常普通的人。前些日子我还能像以往一样自由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起自己一直是个多么不起眼的小人物。我到了火车站、自助餐厅、邮局和一家兼营马杀鸡的小理发馆。除开那个杀了我三节的“美美”之外，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人肯正眼瞧我一下——连“美美”也只在问我“要不要再加一节”的时候看了我的招风耳两眼（我一向对人们看我耳朵的行为非常敏感）。
事实上，在念小学的时期，我日后平凡、普通的特质就已暴露无遗。那是台南一所所谓的“贵族学校”，学校里的老师毫无例外地都扯过我那双显眼的耳朵，说：“张敦！你就想这样浑浑噩噩、庸庸碌碌过一辈子吗？”我当然不想。可是当你的耳朵被扯到自己都看得见的时候，你是不方便摇头的。我只有瞪大了眼睛，望着那些皮肤白皙、辫子上绑着鲜艳蝴蝶结的女生，她们通常不会像男生一样笑得那么大声。
男生从来不找我玩棒球。他们嫌我个子小、技术差，不敢挥棒或是一挥棒就打到捕手。所以他们总是让我当裁判。我当裁判的好处是我从来不知道该偏袒谁。一旦有人对判决不服气，我就会让双方猜（ㄘˋㄟ）拳。其次，当裁判可以不必买棒球手套；对勉强送我上“好学校”的父母来说，一只棒球手套抵得过全家三口一个礼拜的菜钱。
我的父母还希望我念好的初中、好的高中和好的大学。这些我都做到了。我在好的初中及高中里仍旧和小学时一样，坐前排、成绩普通、讨厌体育课，还有一双越长越往前招的大耳朵。当我长出喉结、粉刺、老二毛和腿毛以后，我就更加讨厌洗澡了——如果是你，你也不愿意在镜子里看见一个这样怪模怪样的家伙。我想怪模怪样是女孩子拒绝我的原因。高二那年我约一个邻校的女生看电影，结果她寄给我三十块钱，要我自己去看，我去看了两场。那时候我就开始幻想：等我上了大学，也许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会再长高一点，接触的女生更多一点，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留一头蓬松的长发，遮住那双耳朵。
然而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我还是只有一百五十六公分，我们系上的女生好像和我的小学同学串通好了一样叫我“米老鼠”，而我的头发全部长成小鬈毛。还有，我遇到了改变我一生的人——唐叔。
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完全确定：唐叔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从事哪一行？他的背景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找上我？
他总是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出现。第一次好像是在图书馆的厕所里，第二次以及后来的无数次就是其他你能想象的任何地方和角落——公交车上、电影院里、街头、餐厅，还有一次在马杀鸡的邻座。他从不事先通知，只会在晤面结束时说：“我都在。再联络了。”
让我先从第一次说起。那天我憋得很急，冲进厕所以后却尿不出来了，因为右边站着一个人。我看气窗、吹口哨、假装冲水，可是依旧尿不出来。
“尿不出来，是吧？”那人说，撇头咧嘴冲我笑笑。我听他尿得很响。
“你太紧张了，张敦。”
我想我当时一定吓到了；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我迅速地打量他一下，一个和我一样的矮子，中年人，右分的半白头发整齐光亮，一张胖脸。他显然已经尿完了，却没有离开的意思：“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
我再看他，发现他也有一双大耳朵，不过不是往前招的这种；是那种福相的、有着肥长耳垂的。他皱起圆滚滚的鼻子说：“我还知道你很多事。”
“我有什么事？”我用力拉上拉链，“你想干嘛？”
“每个人都有很多事的。”他一点儿也不累地维持着先前的笑容，“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
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说出我的籍贯、生日、家庭和学历（包括初中时代级任导师在我成绩单上夹注的评语：内向、爱幻想、敏感、细心、老实）。“你这位老师说得不错，这些评语里有的是我们所需要的特质，有的是你最好的掩护。”他说，“于是我们决定吸收你。”
“你是谁？你们又是谁？”
他却根本不理会我的话，继续说：“不过你的老师有一点没看出来——你其实是个胸怀大志的人物，对不对？”
他突然收起笑容闭上嘴，让回声在厕所里缭绕，并等待着我的答复。我一定是点了点头。然后他握住了我的手，我发现他右手，无名指上带着一枚镶有巨大绿宝石的金戒指。
“你一直想做一点不平常的事，对不对？”
我在这时用力抽回手，也许还打了个冷战：“你，你们是玻璃圈的？”
如果他真是玻璃圈的——或许应该这么说，如果我真是被玻璃圈吸收的，那么事情可能比较单纯，然而我只知道在下一个刹那，厕所里爆起了一阵浑厚的笑声，那人的大耳垂前后左右地扇动着，说：“我们怎么会找你做那种脏事儿？”
他们其实是找我做搜集资料的事。
关于每一个可疑的人的事，还有每一个人的可疑的事，都是值得搜集的资料。但是第一个令我感觉可疑的人却是这个矮胖子。
“叫我唐叔好了。”唐叔说，“唐叔不会让你白干的。你只要认真干，每个月可以支领五千块钱的‘奖学金’，至于那些学杂费之类的也不用向你爸爸开口了。他也怪可怜的，拖着个那么糟的身子还在里里外外地忙。”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还有你们——”我猜他们是情报局、调查局或者政府治安单位的人。可是我不敢直说，便拐了个弯，义正词严地问道：“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匪谍？”
这一次唐叔不屑地摇起头来：“我们和政治无关。我和你一样，无党无派，我们也不替什么政府效力。”他停一下，摸一摸手上的戒指，又抬头冲天花板上的排水管凝重地眨眨眼，叹口气：“这样说吧，我们是超越政治的，我们代表的是社会良心，是正义良知——这你该懂的，你忘了那篇作文？你的志愿，嗯？”
我的志愿是做“包青天”。那篇作文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写的，得了个“丙”。我通常都得“丙下”。写之前我曾经想过：如果我真的把内心想做○○七的志愿写出来，一定又会得“丙下”的，因为老师一定又说我不切实际，爱幻想。万一她再公开念我的作文，同学也一定会笑我学詹姆斯·庞德想做大色狼爱女生，我只好写包青天了。我是这样写的：
虽然包青天很丑，可是大家都很尊敬他，也很怕他，他不会武功，可是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保护他。包青天有三个ㄓˊㄚ刀，专门ㄓˊㄚ坏人，老百姓怕坏人，可是更怕包青天，要知道，包青天不ㄓˊㄚ好人，只ㄓˊㄚ坏人。所以我的志愿是做个包青天，将来ㄓˊㄚ“共匪”，让人人都能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可是现在有很多人想暗中破坏我们老百姓的幸福。”唐叔说，“他们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得把这些人找出来。至于如何去搜集他们的资料，就是你的事了。”
一开始，唐叔替我找了几个人，我想他可能是要试试我的工作能力，所以这几个人都是我身边的——我的教授郭无患、图书馆学系代表巫齐仁和我们演讲辩论社的总干事周浩。当唐叔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就把这份可疑分子的名单和一个装着五千块钱的信封塞到我手中，皱起鼻子甜甜地说：“我想你已经作了明智的决定，嗯？来！这是你的第一件差事。呃——需要我帮忙的话，我都在，再联络了。”
“等一下。”我指着名单说，“郭教授有什么可疑？他从来不当人的。还有，周浩是个女生嘛——”
唐叔招手止住我：“记住！绝对不要怀疑你的工作；另一方面，每个看起来没问题的人都值得怀疑，知道吗？”
我似乎越来越知道唐叔的意思了。在接下来的一学期里，我大约每两周向唐叔提报一次资料，也越来越觉得名单上的三个人确实有问题。这个结论使我和唐叔同样感觉兴奋，一如他所形容的：“就像在垃圾堆里捡着金戒指一样。”当然，我也逐渐和唐叔亲近了些，比较不常去幻想他是黑社会老大……诸如此类的。至于我为什么感觉和他亲近起来的原因，倒不是我们都矮小、不起眼或者长着大耳朵等（虽然我很可能因着这些而去亲近任何一个人），而是在进行对郭教授、巫齐仁、周浩的调查中，我发现，唐叔真是慧眼识英雄。他没看错我，也没看错他们三个——于是我坚决退还“奖学金”，义务替他、替国家社会效劳。
从表面上看，郭教授是个独身的老好人；吃素、不抽烟、不喝酒、不骂学生、不批评现实。他教的是中文资料编目——很枯燥的一门课；不过他信密教，常在上课时穿插些“气动”、“手印”之类的趣话，所以竟然还有电机系的高材生跑来旁听、做笔记。
可是有一天，我看出在他温柔敦厚的外表下，也潜藏着危害人类的利器。那天他又扯离了题，说起生命结束而生气永存的一套理论。他说：一个人在受孕成胎时，如果附近正好有一个生命结束了，那股将消失未消失的生气就会浮游、飘荡到这个人的生命体里，变成胚胎的一部分，甚至改变他的容貌气质。这时有几位同学（包括那个电机系的）不约而同地回头瞄我一眼，眼里饱含着笑意，课后他们跑来打听我的生日。其中一个说：“不知道那年有没有灭鼠周？”——他可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当天我在新买的活页簿上写道：“患。67.10.12.。散布迷信思想。诱使高级知识分子盲目相信反科学的理论。”
四天之内，我在郭教授的档案里述列了十七条这样的简短笔记，一次比一次详细，最后我注意到：前面所写的几条非但抽象、空洞、没有说服力，而且杂乱无章。于是我设计了一种表格，包括可疑人物的可疑事件、谈话、参与者、时间、地点和我的观感、建议。
然后我才体会到，表格的好处不只是方便，也暴露出我观察上的缺点。比方说：第五天的晚上，我发现前四天所记载的地点都是些“教室”、“校园”、“福利餐厅”；我还没有进入郭教授全部的生活。最后我捧着几百张空白的表格沉沉睡去，醒来时决定要走访教员宿舍一趟。
那可是一次令人惊奇不已的探访。老家伙的宿舍里堆满了各种文字、类别的书籍，地上、饭桌底下、破沙发上和洗手槽里，都是白纸黑字。我看连他自己都是从一堆书里钻出来替我开的门，他笑着挪开几十本杂志指点我坐，说：“你是来找资料的吧？”
我顿时头皮一麻，以为他已看穿了我的行径，只得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来向老师请教几个、几个问题而已。”
当下不由他再探刺，我一口气把那几个预备好的问题念给他听。他一面听，一面从书窝子里拎出一个铁杯子和塑料壶，给我倒了杯水。我清楚地看见杯底浮上来一只手脚乱舞的蟑螂。
“我还以为你是巫齐仁呢。”他顶着老花镜后上方那对灰浊的眼珠瞪瞪我，开始答复我的问题。然而在我的脑子里，却转着其他的念头：巫齐仁要找他拿什么资料？巫齐仁也没有这么一对招风耳，他怎么会看错人？如果他明明没有看错人，却假装看错了人，他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他假装看错了人，就表示他早已洞悉我此行搜集资料、调查可疑的目的，那么，他为什么又要提巫齐仁呢？巫齐仁不也在我的调查名单上么？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个解释：他已经怀疑我此行的用意（说不定已经注意我很久了），故意在见面时试了我一句话，趁我头皮发麻、嘴皮结巴的时候又暗示他和巫齐仁有资料往来，借以了解我对巫齐仁的怀疑度。这时我只好暗自打定主意：把名单上巫齐仁和周浩的次序调换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他看看我，我点点头，接着他的表情起了变化——
他抢过我的杯子，从里面捞起那只蟑螂：“唉呀呀！作孽作孽。可别伤到了。”
“没关系的，我还没喝。”我说。
“我说的是它。”他捧起蟑螂，审视半天，才摇摇晃晃走向书柜后方的另一个房间，我赶紧跟上去，看他打开一只大铁盒，把蟑螂扔进去。铁盒里至少还有几百只蟑螂。随后我又看见：旁边的另一只铁盒上写着个“公”字，而这一只上是个“母”字。
“老师养蟑螂玩？”
“怎么是玩？”他盖上盒盖，“蟑螂也是小生命啊！原先我还让它们在屋里跑跑，可是不成，它们乱找东西吃，有一回吃了我一大包发粉，结果炸死了好几十个。唉！杀生可是罪过不小！”
这一天我的收获不小。在记录上我除了指出郭无患可能对我有所怀疑之外，并注记了几点：一、他和巫齐仁的来往使我不得不先展开对周浩的调查，以免工作曝光；二、他大量饲养有害人体健康、影响小区卫生的蟑螂。居心叵测；三、蟑螂没有放屁的机能，可用发粉加以诱杀。（最后这条后来被唐叔涂掉了，他说没有用的资料不必写，写了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揣测、附会或联想。）
唐叔倒很赞许我设计表格的用心良苦，也嘉勉我对敌我关系触感敏锐，他同意我的判断，说：“先找周浩是对的，不要引起一点点疑心。你不错，是个天生好手。”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被人称为“好手”，那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我想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推进点。我回到宿舍之后，站在镜子前端详了好一阵，发觉镜子里的人长高了些，头发的波浪鬈也不那么猥琐小气。更有趣的是我的耳朵，当我一想到唐叔说我是个好手的时候，腔子里满溢出来的一股兴奋的血液会直往上冲，冲到腮下耳根处，那时我的耳朵就不再往前招了，它会自动地向后掠，有如一头发威的老虎或猎狗。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英挺、端庄的男士，顿时有热泪盈眶的感觉。
周浩大约也对我的长相有了新的发现，她当然不好意思当面称赞我变帅了、变顺眼了，不过她委婉地说：“你看起来，怎么说？嗯，不太一样了。”
当我斜倚着社团办公室的门框，右脚像只弯曲的马蹄横搭在左小腿前，脚尖点地。我几乎可以看见自己有如○○七那般深情款款地诱猎着敌方美丽间谍的模样。周浩怎能拒绝？我们一起进餐、逛校园、看学生活动中心放映的电影。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她在发言。她很会说话，可以从杜鹃花说到她老爸的屋顶花园说到台北市的高楼大厦说到都市计划和交通工程……以至于女人如果能当总统，我们的国家才有民主可言。
“为什么？”我自有打断她的理由，“你觉得我们不够民主吗？”
“有独立性格的人越少，民主的程度越低，这是必然的。”周浩说，“国内有多少女人敢说她自己的性格是独立的？我看很少。像你刚才说我漂亮，如果换了别的女生，一定高兴死了。可是你知不知道？女人为男人的赞美而快乐，这已经不够独立了！像这样的女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活在男人所制定的美丑、是非、善恶的标准里，她有什么自由可言？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民主可言？”
我点头，但是不敢立刻称赞她见解高明。她确实咄咄逼人到让我不敢由衷去恭维的地步，这种压力一度使我不快；因为反过来想：如果她对美丑的看法和我不一样，那么她答应和我厮混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也不会是因为我的长相“比较好”或“比较容光焕发”了。我又有了那种受到忽视的挫折感，不过当晚我在表格上扳回了失去的颜面，我特别强调：周浩不满意我们这个社会的民主现况。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到一九七八年底，巫齐仁正式登录到我的活页簿上，整个工作才算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唐叔才真正明白：张敦不止有潜力而已。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匪建交”，校园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抗议和声援活动。那天黄昏，我跟着一大群人走向校门口，发觉路中央摆了一张拼起来的长条桌，桌面铺着大白布，桌后的海报架上鲜血淋漓地写着：“吾爱吾国，兼及其瑕”八个大字。同学们一窝蜂地涌上去，轮番拿起一支超级小刀，在打火机上消消毒，然后割开右手的食指，把血滴在一个瓷盘子里，有人用毛笔沾血签名，有人就直接以指代笔，写着：“我控诉！”那是一幕动人心魄的画面。我有一点怕痛，可是我更想参与进去，做一点什么事。看着身边那一张张悲伤、痛苦、孤独、愤怒的脸，我一步一步钻入人潮之中。
忽然，我的手肘给人拉住了。我一回头，差点撞翻了唐叔的眼镜——他突然配了一副金丝边、浅褐玻璃的眼镜，一句话也不说，他朝长桌的左端努了努嘴，我顺势望去，原来是巫齐仁。
巫齐仁手里拎着一只喊话筒，站在一张图书馆的高脚梯凳上，声嘶力竭地向在场的人发表措辞激烈的演说：谴责美国人不顾道义、短视近利而且迟早会自食恶果；又说炎黄子孙应该立刻团结起来，心连心、手牵手、肩并肩，矢志为“中华民国”的前途效力。我一面听一面觉得腔子里的热血又冲涌了上来，我甚至可以从耳鼓深处听见自己像老虎或猎狗一样地咆哮着；于是我转脸朝唐叔点了点头，可是他已经不见了。
这样一分心，我猛地警觉到：事情可能不简单。就在我回头再去看巫齐仁的时候，瞥见那梯凳下站着个中分长发披肩，一脸美丽泪痕的女生——周浩；她正替巫齐仁扶住梯凳脚，这一下我的情绪完全走了样。
于是我又站远了些，一直退到校门外去。我在那儿任冷风细雨吹淋了好半天，看着越聚越多的陌生人群，忽然想通唐叔出现的警示意义——一个可疑人物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可疑的；更何况是两个。巫齐仁和周浩这样大张旗鼓、煽动学生，极可能出自并不单纯的动机，说不定他们想借机闹学潮呢！我打了个寒战，松一口气，当即庆幸着自己未曾鲁莽从事，否则不是被利用、被愚弄、被煽动了？一点儿也不错——看那张血淋淋的耸动海报，什么叫“吾爱吾国，兼及其瑕”？这不是在暗示“吾国”的确有“瑕”吗？我狠狠瞪了巫齐仁和周浩一眼，大踏步走回宿舍，打开活页簿，写了整整三大张。密密麻麻的字体一度使我眼皮酸涩难当，但是我坚持把脑海中所有的疑虑膳写清楚。另一方面，我也将当天下午站在长桌后头所有的主事者毋枉毋纵地填进新的表格里。
三个月以后，我的眼睛经常胀痛，视力减退，偶尔还会头疼。我在愚人节那天逃课去配了一副金丝边、染有一层浅红色遮阳膜的近视镜。和我住同寝室的一个考古系马来侨生说眼镜的颜色不好，太新潮了。他还劝我少读一点侦探小说，少写一点“日记”。我没理他，不过我非常怀疑他对我的活页簿动过手脚。
我想我的推测应该没有错，因为不久之后巫齐仁竟然找上我。他气冲冲地撞开寝室门，把我的眼镜摔在地上踩了个稀烂，揪着我的衣领说：“老鼠！再被我发现你搞这种飞机，我就撕掉你的耳朵！”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扯了个粉碎，塞进我嘴里。
等他摔门出去，我把那张纸呛出来，一块一块拼好，才后悔自己有多么粗心大意。那是一张观察草稿，写于四月三日晚间十点半。当时我藏身在体育场后的竹林里，记录着巫齐仁和周浩在草地上谈论的一些事情——国家处境、社会风气、文学、艺术、屋顶花园和性爱。
巫齐仁和周浩显然在这个学校里拥有某种势力，甚至某种组织。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我毕业为止，整整一年零两个月，校园里几乎没有人跟我说任何一句话。当然，我也不搭理谁。除了那个马来侨生之外，我连打招呼的对象都没有。不过，我不太在意交朋友这种事，反正从小到大我一向没什么朋友的。真正使我担心的是：我的身份是不是已经曝光了？我至少做过一百次这样的梦：
——体育系的杨光斗拿球棒敲开寝室门，冲进来，砸碎我的眼镜，骂道：“干你娘的鸡歪！你凭什么讲我带人去和工专的打架？”
——大门口的校警把我捆在铁栏杆上抽我的嘴巴子：“老子看小电影干你什么事？”
——历史系所有的学生把我踩在脚底下，你一言我一语地怒吼着：“集体作弊又怎么样？操死你！”
在大部分的梦里，唐叔都远远地站在那儿，向另一群人解释：“这小子……我根本不认识这小子啊！”
当我从梦中醒来，带着些许残余的疼痛和酸楚，便紧紧地咬住嘴唇，想想历史上那些受尽屈辱和迫害的伟大人物：《三国演义》里烂屁股的黄盖、岳传里断臂诈降的苦人儿王佐、《一八○封锁线》里的死间长江二号……或者那个丑丑的包青天。通常最有效的方法是想想○○七，一位超级情报员，他总在最悲苦的时刻把我带入另一个奇幻又甜美的喜剧世界。
现实毕竟比噩梦和美梦都要惨一点——我竟然被郭无患那个老家伙当掉了。
“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老家伙把我叫到他宿舍里的第一句话到第五句话就是这样。他颤巍巍地把我的期末考试卷递给我。
试卷上的字迹很像我的（乍看之下，我还真以为我写了那些字），至少我不得不佩服那个模仿我笔迹的人的确是个一等一的作手。他在每一道题后面都写了些和考题毫不相关的东西，妙的是他所写的内容，居然就是我平常活页簿里的纪录——一大堆注记着时间、地点、人物、谈话和观感建议等等的表格，我自然相当惊讶。尤其是那最后一则，写道：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文学院七三一教室/郭无患/图书馆系四年级全体学生/活佛转世的经过……/此人最近经常宣扬“××非中国领土及文化所属”之思想，须密切注意。
但是我表现得很冷静，我不能掉进这张伪造试卷的圈套里。郭无患和他的那班人之所以这样整我，一定是想借此套出我的调查工作内幕，我当然要比平常更镇定，更若无其事。
“老师的意思是——”
“我知道你很用心听讲。”他递给我一杯可能混有蟑螂的水，皱着张抹布脸慢吞吞地说：“可是，你答得不对题；我是说，沾不上题的边儿。我想来想去，唉！对不起啊！”
我很想立刻站起来，告诉他我已经看穿了他和巫齐仁等人伪造试卷的阴谋。可是这样做无疑就等于承认了我长久以来搜集资料的行为，说不定还会连累唐叔。于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我心闲气定地答复他：“我重修好了。”
“重修没什么了不起的。”唐叔说，“其实就算是身份曝光，有些时候也未尝没有一点用。”
我一面听着，一面环视一下围站在身边的乘客（他们大概不喜欢看见唐叔和我霸占博爱座），随即低声问他：“为什么？”
“往好处想，对方会比较谨言慎行，少做点公然危害国家社会的坏事儿；免得被你我给破获了。”唐叔撩起香港衫擦眼镜，“往坏处想，一个曝了光的调查人员即使冒点生命危险，说不定也能发挥一点诱敌的作用，不是吗？——重修个把学分算什么？”
“唐叔你说得对！”我抓耳挠腮，恍然大悟。
这时唐叔已经起身拉铃，准备下车了。他扔给我一卷报纸，戴上眼镜，俯身在我身边嘀咕了几句：“工作已经给你找好了，去应征，什么话也别多说。我都在，再联络了。”
那份报纸分类广告栏里有一个红笔框框，框着个诚征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启事，也框着我此后数年的谋生历程。
一九七九年九月份以后，我一面念大五——每周和郭无患那老奸头碰头一次；一面在“贾氏翻译社”担任资料编辑。可想而知，翻译社只是一个幌子，我们其实是一个秘密情报站，大家都是干调查工作的，不过恁谁都心照不宣罢了。
从这个时期开始，我对搜集资料这文件子事有了崭新的体认。偶尔回想起大学时代跟踪、窃听、接触、观察……的型态，不觉哑然失笑，笑那些勾当实在太小儿科了。老实说，郭无患、巫齐仁、周浩以及杨光斗那些人能成什么气候？他们不过是一群养在铁盒子里的蟑螂而已，身为“贾氏翻译社”一员的张敦所要扑杀消灭的，则是毒害整个大环境的鼠辈！
表面上，我的工作是整理翻译社每天、每季所订购的两千九百八十四份中外文杂志、图书，选取值得翻译的部分，向国内外各出版、研究及传播机构进行转口。可是实际上我的工作要复杂得多，我必须精密地分析、分析手边所有的文字资料，找出任何可能对国家社会有损害、有破坏以及有危险的问题，然后打报告给唐叔，提供给上面参考。
从此以后，我和人的接触就更少了。我爸就常写信（信纸上永远有几块炸油条的手留下的污渍）劝我偶尔回家看看，或是“捎个信儿”之类的，可是我不能照办。一方面着实是由于工作太忙、太烦，一方面我也尽量要求自己：除了工作报告之外，尽可能不要留下任何私人的文字纪录。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随便写了什么二五八万都可能被当成密码，那可比信纸上的油污还不好清洗的。
我也曾经在无聊的时候计算过，平均每天我所讲的话不超过十个字。在社里，我只和同事们点头招呼，绝少交谈。唯一讲话的机会是每天午晚饭的时候，我必须叫“牛肉面！”“排骨面！”，顶多加一句“来盘猪耳朵！”
至于其他，例如我最大的休闲嗜好“马杀鸡”，那也是丝毫不要费什么唇舌的。当我第一次满怀紧张、亢奋和不安，跟随“美美”走入理发馆侧门的暗室干那件活儿的时候，发觉人生至乐之处并不是肉体的，而是一种不需要言传、也不可能言传的精神满足；一种完完全全私人的、孤独的秘密，只有我，只有我爽快、我愉悦、我幻想，没有任何人能偷窥或分享。“美美”当然不会知道，我闭着眼睛，在眼皮所透入的暗红光影里，可以看见小学时白皙皮肤、扎鲜艳蝴蝶结的女生，也可以看见○○七女郎和叽叽喳喳、哭哭啼啼的小周浩。
远超过快乐之上的，我还有胜利。
从一九八○年秋到一九八五年底，我在工作上的绩效的确相当卓越，翻译社的同事都不免嫉妒我调查的热忱和成果。我不止一次地听见他们在背后说我“鬼鬼祟祟”、“不晓得又在搞什么”、“有点不正常”，还有“疯了”。我得承认我有工作狂，而工作狂往往会遭到庸人的耻笑。我不但不介意，而且有一次还破例对所有的人发表了一次简短的谈话，我是这样说的：“大家不要多心，要知道，只要我们分工合作，站在个人的岗位上奋发努力，这个社会才会有美好的前途。”他们都同意，笑着为我鼓掌。但是我猜想：他们私底下也许还不免认为我想借机表现自己，或是有什么权谋野心，那真是大错特错。我虽然矮小，但是我自信已经成熟到不需要以地位来弥补自己的身高了，那是永远也不可能弥补的——连一个白痴或疯子也想得通的简单道理，你遗传到什么都是无法改变的。
然而纯就工作内容而言，我的确默默地、认真地，甚至可以说不眠不休地在我们社会进步的历程中扮演着一个无名英雄，一个隐形的包青天，一个在骨子里一点儿也不好色的○○七。
一九八○年十一月中，我提报举发了几个搞都市计划的蛋头教授。他们大约是先去过一趟香港，回来之后就在某大学的学报上写文章比较两地的交通工程优劣观，其结果不言可喻：这班居心叵测的家伙居然说我们交通当局没有远见，比纸醉金迷的香港落后十五到二十年。（若说我们的交通事业不发达，那真是扯皮的话，多开几辆加班车、多挂两节火车厢，不就什么瓶颈、壅塞都解决了吗？）唐叔非常称许我对交通问题的看法，并且认为我在翻译社涉猎的各种专业知识就是现代调查人员最有利的武器。
同年十二月，我又举发了两个记者。他们一连几天报道了本市低能儿的收容、教育问题，我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做法。低能儿根本不是国人造成的，只要稍微通晓一点本国历史的人都不难发现：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里，从来没有教养出任何一个低能儿。如果有低能儿，也一定是日本鬼子或美国间谍偷运来栽赃的。我在那份报告的观感建议栏里特别附带说明，提醒上面的人注意！报上那些低能儿照片如果不是伪造的，明眼人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发色淡、眼皮双、下巴凸出、舌头长，哪有一点龙种子孙的风采？
一九八一年二月初，我正在埋首搜集几个鼓吹环境保护运动的家伙的资料，忽然在晚报上瞥见一则小新闻：西门町闹区发生连环大车祸，一对赶赴婚宴的新人当场死亡，新郎叫巫齐仁，新娘叫周浩。坦白说，一时之间我的确有些难过。可是我立刻明白：车祸决非偶然（否则不正应了那几个蛋头教授的谎言？），而是我们的人下的手。当时我一度放下手头的工作，低徊不已，想着：天理昭彰、法网恢恢，这两个青年因为无知而误入歧途，以致断送了锦绣前程，说起来还是不无可惜之处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低头咏叹的刹那间，从玻璃板上看到自己的脸影，它在昏暗的斜阳反射下，显得臃肿而苍老，我猛地脱口叫道：“唐叔！”
这一类的事件尔后仍不停地发生。当我准备好要举发一个口口声声骂一位市长滥拆古屋（其实就是违章建筑）的所谓学者的时候，又听说第二宗处决的传闻。
那是一九八一年五月底，我跑到拆除古屋的地方，观察某学者抵制拆屋工作的现场言行，却看见过去同寝室的马来侨生在拍照。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拍照？”我上去拍拍他。
“是你啊，张敦！”他大概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过来在我的肩膀上擂了一拳，“你看起来——好多了嘛！”
“你怎么可以随便拍照？”我仍旧严厉地说，绝不能让他以为老同学就可以卖交情。
他依然不理会我的质询，一面朝一角即将崩塌的飞檐按快门，一面说：“多久不见了？有一年多了吧？”
“你有照相的许可证吗？”
他回头睨我一眼，死皮赖脸地摇头苦笑，说：“你还算好呢——欸！记不记得那个杨光斗，现在变成植物人啦。”
“噢？是怎么一回事。”
“在球场上被一个球迷打了。”他继续上下不停地打量我，“听说是个低能儿干的。真冤！”我认为一点也不冤。杨光斗不止一次地骚扰我的梦境，破坏我的工作情绪，挨打还有余辜呢！不过当时我不便表示意见，只是淡淡地说：“下次拍照要有许可证，知道吗？”
唐叔却认为我的处置稍有失当。当时我们坐在电影院里，他忍不住高声说：“你应该把他的底片全部抽掉。”（就像银幕上那个西德反间谍所做的那样。）
“下次我会注意。”
“你要注意，很多事没有下次。”唐叔说，“你得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直觉，第六感，当机立断，当场举发！”
就在我举发那个搞环境保护的某学者“反成长、反进步，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之后半年，郭无患因老年性痴呆症“丧失意志”而被送入疗养院的消息传来。我特地捧着那份校友会通讯到大街上转了几个下午，想告诉唐叔这个好消息，可是人海茫茫，走得我两腿都快瘫痪了，连他的影子也没瞧见。最后我只好告诉自己：唐叔无所不在，不会不知道的。他之所以不肯现身，很可能是以为郭无患已经过气了，没什么大了不起。也许就像那次在校园门口他突然消失一样，是想警惕我一点什么；比方说：要立刻忘记已消灭的或者已被翦除的敌人，要往前看！
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之间，可以说是我的辉煌时期。我举发过七八个市议员，因为他们夸大其词，说本市到处充斥着色情行业，宜饬请警政单位严加取缔、肃清。我义不容辞地报请上面的人密切监督这些自称为民喉舌的伪君子，他们简直无理取闹，什么叫“大街小巷都是流莺、皮条客”？至少我的办公室和公寓里就没有。我也只在城中区固定一家理发馆里做“马杀鸡”，我想全市像“美美”这样沉静温柔的女子也不可多得，岂能随便诬指这里是东南亚男人最大的乐园呢？
我也举发过几个电视明星，他（她）们胆敢在荧光幕上公然说错成语或是说英文、日文，简直丧失了泱泱大国民的程度和风范。（结果其中有个小子在拍武打片的时候坠崖落水，淹了个半死。我从电影画报上读到这个消息时兴奋地拍破了玻璃垫，很是为那些在暗中除暴安良的同志称庆不已。）
除此之外，像那些胡乱引用“不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理论”以抨击时政的留洋学人、高唱怀乡病暗中贩卖灰色虚无毒素的悲观诗人、拍摄穿帮照片引诱无知青少年变成强暴犯的下流艺人、蓄长发乱须戴耳环戒指涂口红的变态男人和穿西装打领带在高级办公大楼担任主管的强悍女人……全都在我的网罗之下，我点点滴滴地放射出一种隐形的、超强的第六感，随时捕捉着丑化、腐化、异化我们这个社会的败类。
到一九八四年底为止，我读过的书报杂志已突破十万卷，举发了一千零八十个偏激、野心、不良分子，积压了四十七封未拆封的家书。
唐叔终于在阳历年前脱下那只绿宝石金戒指，套在我的无名指上，欣慰地说：“恭喜你，老弟。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看他自己也戴了个新的，镶的是红宝石。
“也恭喜您，唐叔！”
“老喽！我也没什么好恭喜的喽！”唐叔叹了口气，“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郭无患——”他弯了弯食指。
“您怎么知道？”我抚摸着戒指，语气比以往要高昂些。毕竟是职责所在，我不想遗漏任何一个曾经在我网里游窜过的敌人的任何情报，哪怕是已经死了。
“其实现在告诉你也没关系。”他攀着我的肩膀，说：“这两年他就住在我隔壁，我一直在监视他。”
“您也、您也住在疗养院？”
“当然。”他诡异地皱着鼻尖、眯起眼，扇着大耳垂，“和翻译社一样，总得有个掩护嘛。好了，别的我也不能多说了。我都在，再联络了。”
当天晚上，我又赶完一份报告。写的是一个雕塑家在市立美术馆门口所设计的一件金属艺品，不过我称之为“包藏祸心的破铜烂铁”。我曾经花了整整两个早晨，从各种角度、距离去观赏那件雕塑，拍了七十二张彩色照片，看不出一丁点儿艺术来；却得到了一个小心求证的结论——那个所谓的雕塑家大有问题。看看照片就够明白了。那鲜血一般污腥的颜色、那利刃一般狠戾的棱角，不是鼓吹残杀暴行、革命造反又是什么？
就在我义愤填膺地合上报告之后，忽然瞥见一封信封，上头全是血红色的字，起初我还以为是眼镜折光所造成的，然而我脱下眼镜，还是一片殷红。我又想：可能是被刚才的照片给闪花了眼，索性闭起眼皮，休息片刻，不料却睡着了。一直到半夜，我梦见自己在为一栋古屋拍照，竟然被唐叔给阻拦下来，他抽掉我的底片，拔下我的戒指，把我推醒。然后我又看见桌上那个红字信封，发信地点是台南一所老人之家。
信是我爸写的，寥寥数语：“敦儿：老宅原来是违章建筑，就搬来这里住。你妈就病了。就写信告诉你。爸。”发信时间是七十三年三月。
我立刻找出近几个月以来的信，有几封是红字加上粗框，有两封画着几个重圈，一封打满了星星的记号。我迅速地拆着，读着，发觉一封比一封简短——
敦儿：你妈病重了。快些回家来吧。爸。
敦儿：我们都病了。收到信了吗？爸。
你妈快死了，你在哪里啊？敦儿！
你妈死了！我也快了。儿啊！
你到底怎么了，我的儿！
我一点也没有怎么了。我非常冷静。我打开抽屉，拿出放大镜，开始比对手边每一封信的笔迹。结果丝毫不出我所料：一九八四年三月以后的这些信笔画歪斜扭曲，和以前的信显然不太一样。比起几年前冒充我笔迹写考卷的人的技术差得太多；信不敢写长也就理所当然了。天亮时我把四十七封信分成真假两落，各收入一个卷宗之中，开始推想：究竟是什么人冒充我爸写这些信？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先想到的是郭无患、巫齐仁、周浩、杨光斗、学校警卫、历史系学生……一共有一百多人，虽然他们之中有些已经死了、昏迷了、消失了，可是也只能说他们的嫌疑小一点而已。我照样把他们的名字列在表格上。然后我又列录了那一千零八十一个（包括那个我尚未正式举发的艺术家在内）问题人物。
然而到后来，我还是把这些人涉嫌的可能性一一消除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我永远只是一个幕后的、陌生的、甚至不存在的人。接着，我想到“贾氏翻译社”的同事，他们有足够的动机（贪欲、嫉妒、争权）要把我赶离工作的岗位，或至少动摇我工作的热忱；不过，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地址。
一九八五年元旦中午，我彻底想通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意图和能力整我的家伙——唐叔；一个在白天给我戒指，又在夜梦中夺回去的大耳鼠辈。
接下来的一长段时间里，我因连续旷职而被翻译社开除（想当然耳，这也是唐叔斗争我的阴谋的一部分），我旷职的原因很简单——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要主动把这个人从阴暗的幕后的某个角落里找出来。我走遍了平常出入的每一个地方：火车站、自助餐厅、邮局和理发馆，结果也想当然耳——我没找着。
我想在那些日子之中，我的确失去了一点点理智——我竟然没想到他和郭无患是疗养院里的隔壁邻居。一直到五月十七日傍晚，我坐在“美美”的床沿上，抚摸那个曾经戴过戒指的骨节，突然忆及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在这家小理发馆邻座的一切对话。我跳起来，冲出门外，但是立刻被那个半年前介绍我和“美美”认识的男子架住。他把我拖进旁边的暗巷里，拳头像球棒一样重击我在全身的每个部位，他根本不听我说要替“美美”讨回一个绿宝石戒指的话，事情已经非常明白：他也是唐叔的人。
当天下午，我就被关进这所疗养院里来了，而事件尚未结束。唐叔不时会从铁窗外向我打招呼，左右手各带一只戒指。他隔着玻璃扯我的耳朵说悄悄话：“我们一旦吸收了你，就会永远照顾你。”
可是谁都知道：“照顾”在我们这一行里有时也代表危险的意思。目前我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而且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帮助。因为我一直是个非常瘦弱、矮丑、孤独、正直、有良知血性、身系绝对机密、禀赋超级能力而且胸怀淑世救民大志的透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