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出发的时候，天空沉黑沉黑的，下着小雨。说是雨，又有点像雪。那雨滴和雨丝，滞重而透亮，刺人肌骨，仿佛随时都会变成纷纷扬扬的雪花。汽车进入平谷山区时，雨忽然下大了，密如贯珠的雨点，在空旷无人的高速公路上，腾起了漫天的水雾。
一般来说，在初冬时节的北京，出现这么大的暴雨，是十分罕见的。那些喜欢杞人忧天的学者或教授们，一定又要大做文章了吧。你知道，任何自然界的灾异，或者季节和气候的反常，都可以被他们看成这个世界即将完蛋的象征。他们成天在网上指东说西，似乎人人都是治理国家的行家里手。他们的言论，有点像紊乱的内分泌，一嘟噜一嘟噜地往外冒傻气；又有点像是出疹子，一阵冷，一阵热的，你要是当真把它当着劝世良言来琢磨，嗨，还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比如说，他们总爱成天嚷嚷着，汶川地震是三峡大坝蓄水所致；东南亚的海啸是由于海洋温度的急遽升高；海底的沼气一旦喷发，将会杀灭地球上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既然如此，那咱就低碳吧，可你要是让他们少用两度电，少开两天车，那简直就像是要了他们的命。除了抱怨，反正他们是什么都不会去做。如果夏天蚊子少了，他们会说，哎呦呦，如今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到连蚊子都羞于活下去的地步了呀；如果蚊子多了，他们又会说，妈呀，这个世界，恐怕也就适合蚊子这样的动物生存繁衍了。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有一个刚从图宾根回国的素食主义者，专门研究什么“联合摩擦”的，也是我的客户之一，竟然认为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既不是汽车尾气，也不是什么工业污染，乃是源于奶牛放屁或打饱嗝。他动不动就喜欢用“乃是”这个词，不知是什么道理。
尽管他们说得头头是道，我认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扯淡。就算他们说的是真的，那跟我这样一个眼看就要被姐姐赶出门去，无处安身的穷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毁灭就让它毁灭好了。我没有余力来关心这些大事。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卑琐的念头，那就是如何顺利地拿到丁采臣给我的那二十六万，然后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搬到农家院去，以便保住我那点可怜的信用。不管怎么说，在常保国那样一个人渣面前失去信用，对我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我把汽车停在了丁采臣家的院子外面。
我没有立即下车，因为我听见了丁采臣家传来的悠扬的音乐声。那声音，似乎在明白无误地提醒我，既然采臣还在听音乐，那就说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安好如初。那饱满通透的钢琴声，当然是从我那对AUTOGRAPH音箱中发出来的，这一点，我完全能够分辨得出来。接着，我很快就判断出，那是吉利尔斯演奏的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而且是一九七二年与约胡姆合作时的录音。在世界上所有的钢琴协奏曲当中，勃拉姆斯的这首“第二”在我心目中首屈一指的地位无人能够动摇。它是我的“安魂曲”。在我看来，就连贝多芬那首乐迷们顶礼膜拜的《皇帝》，也完全无法与它相提并论。我坐在车上听完了这首曲子的第三乐章，晦暗的心情随之变得明亮起来。车外呼呼地刮着干烈的北风，却无法冷却音乐带给我的温暖。在那一刻，它使我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糟糕的处境，唤醒了我心底里那压抑已久的职业自豪感：如果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居然没有机会好好地欣赏这么美妙的音乐，那该是一件多么可怜且可悲的事啊！
还是像上回一样，我沿着不时溅出泥浆的砖石小径，绕到这栋别墅的北面，按响了木门框上的红色门铃。微弱的钢琴声忽明忽暗，一直在持续，但半天无人出来应门。我只得又摁了迟疑不决的第二次和孤注一掷的第三次。终于，在别墅东侧的半截楼梯上，那扇大门往外推开了。一个裹着头巾的妇人，披着一件黑底碎花的绒布棉袄，打着一把豆绿色的雨伞，从屋里走了出来。
那块绸质的头巾，把她的脸严严实实裹住了，只在眼睛部分留下了一条缝。她的装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保守的阿拉伯妇女或者蒙面的车臣恐怖分子。说实话，当她一边打量着我，一边朝我慢慢走来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忍不住抖了两抖。
隔着木栅栏院门，我向她说明了来意，并介绍了我跟丁采臣音响交易的整个过程。我故作轻松地提醒她，她此刻正在欣赏的音乐，正是从我专门为她家配置的音箱中发出来的。还算好，在经过明显的犹疑之后，那扇木门终于打开了。
在居室门口换鞋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袜子没有换，那双烂皮鞋又进了水，溢出来的气味已经很难用“臭”这个字来形容了。我害怕脚上的味道会熏着她，没有选择拖鞋，而是从鞋架上取下一双在室内穿的懒汉布鞋，希望它多少可以帮我遮一遮阵阵袭来的恶臭。
可那个女人立刻阻止了我。她嘟嘟囔囔地提醒我，门边有拖鞋。
我担心身上的雨水弄脏了她们家的沙发，特别是由于刚才换鞋时不愉快的一幕，我决定站着跟她说话。
我问她，丁采臣是不是出去了。这时，妇人已经走到了落地窗边上的音响前，关掉了“莲12”的电源。屋子突然安静了下来。
“他不在了。”
我又问她，丁采臣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等他。
“他不在了。”她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即便是在室内，她也没有取下蒙在脸上的绸巾，让我觉得很不自在。
如果你当时也在场，听到她在重复“他不在了”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会不会冷不丁“咯噔”一下，进而去猜测所谓的“不在”到底是他妈的什么意思？你会不会在心里一边觉得难以置信，可仍然会忍不住暗暗揣测：莫非，那个丁采臣，那个随随便便就可以将手枪拍在餐桌上的丁采臣，那个让蒋颂平提到名字都会发抖的神秘家伙，这会儿，已经，他妈的，已经死了呢？
你算是猜对了。
她告诉我，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前，丁采臣从东直门一栋三十多层的写字楼顶端——手里甚至还端着一杯咖啡，跳了下来，死了。
就这么简单。
很显然，丁采臣的死讯所带给我的震惊，已经暂时性地压倒了我对于那二十六万揪心的渴望，促使我将自己的烦心事抛在一边。我随手从茶几上抓过一张《新京报》，摊开它，垫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这个女人，在跟我讲述丁采臣的死况时，那种轻描淡写的语调，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让我对她的身份也产生了极大的疑虑。我在心里提醒自己，在这个时候，直接询问她和丁采臣的关系，恐怕有些唐突。因为过于谨慎，我在无意间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在一种头皮发麻的亢奋和惊悸中，我悄悄地猛吸了一口气，这样对她说：“不好意思，也许我不该这么问，您脸上，为什么要蒙着那块头巾？”
她明显地愣了几秒钟，随后道：“我也不想这样。如果你不害怕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把它取下来。怎么样？你要想好。”
说实在的，我一时没听懂她的话。你知道，当时，我的脑子里甚至出现了一个最大胆、同时也是最荒唐的念头：这个人其实就是丁采臣本人，他学着女人的腔调说话，故意在脸上蒙块头巾，仅仅是为了跟我开个玩笑……
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现在早已想不起来了。我仅仅记得，那女人稍稍偏转了一下身子，将那块棕色的绸巾取了下来，然后，猛的一下，就朝我转过身来。
那是一张被严重毁损的脸。
如果你有幸看到那张脸，一定会和我一样，立刻就能判断出，导致这张脸彻底变形的，并非是硫酸一类的腐蚀液体，而是钢刀！
横七竖八的伤口已经结痂，在她脸上布满微微隆起、纵横交错的疤痕。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描述这张脸。它仿佛在我眼前无声地复现出，她在遭到袭击或者残忍的蹂躏时，那粗野而令人发指的一幕。
如果你小时候接种过牛痘的话，一定能大致想象出，皮肉被划糟后的结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在左眼下方，靠近颧骨的地方，有一个三角形的窟窿，虽然经过修复和植骨，还是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瘪塌塌的凹坑。右脸那条巨大的刀疤，斜斜地直达耳根，皮肤缝合后留下了密密的针脚和线影，粗一看，就像是脸上趴着一条正在甩尾的蝎子。鼻翼的一半永久地失去了，修复后留下了一个粗率的圆洞。
后来，我知道，这部分鼻翼的消失，不是由于利刃的砍削，而是源于牙齿的直接咬啮。事后，这部分组织没有被找到，只能证明施暴者之一把它咽进了肚子里。同样被咬掉的还有一小块嘴唇。即使她抿住嘴，两颗牙齿也会直接暴露在外。这张丑陋而令人厌恶的脸，与她白皙、细长的脖子连在一起，让人联想到一朵正在开败的山茶花：花叶和花枝生机勃发，青翠欲滴，可花朵早已烂黑如泥。
“您刚才说，您是为这套音响来的，”她说，“难道他没付您钱吗？”
“付了一部分。十三万吧。”我有些尴尬地朝她笑一笑。
“那么，总价是多少钱？”
“三十九万。”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我一时拿不准，究竟应该如何对付这张脸。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盯着她看固然不太礼貌，可把目光挪开，故意不去看她，也会让对方心生不悦。好在她再次侧过身去，将视线投向窗外。
雨还在淅淅嗒嗒地下着，风也是越刮越大。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只要把那十三万退回来，可以随时把这套音响带走。”过了好半天，她冷漠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不得不严肃地提醒她，从表面上看，她的这个说法公平合理。但从我的角度，那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你不妨替我想想，仅仅为了从通州的卖主手里购买那台“莲12”，我就已经花掉了全部的积蓄。换句话说，如果我接受她的建议，且不说我心心念念的农家院的房子顿时成为泡影，也不管混蛋常保国与我商定的搬家期限正在一天天逼近，好吧，先不谈这些烦心事，如果我按她说的，给她退回十三万而取回我的音响的话，那岂不是就等于说，我白白忙乎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不说，还白白搭进去六万八千元，买了一台我自己根本用不着的“莲12”，换了你，你会答应吗？
因此，为了让她准确地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觉得，似乎很有必要将我姐姐逼我搬家这件事跟她说一说，以激发起她的同情心。我认为自己已经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可这个女人还是有些似懂非懂。当然，我不能指望她这样一个身份的人，会为我这样一个穷光蛋去设身处地。
“您如果肯留下这套音响，对我来说，那是再好不过了。他知道我喜欢听音乐，才会在自杀前，向你订下这套音响。我可不是什么发烧友！平常我用来听音乐的，不过是一对普通的电脑音箱。可我第一次听你这个箱子，立刻就深深地喜欢上了它。你这套音响，真是有点，唉，那声音，怎么说呢，有点色。如果你想要把它拿走，我还有点舍不得呢。你看这样行不行？钱，你一点都不用发愁。他死后，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但那是暂时的。也许是因为没有还清的债务，也许是公司正在清点他的遗产。我自己手头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旦他的账目清理完毕，我会立刻给你付清剩余的钱。也可以额外付你一点利息。你现在手头毕竟已经有了十三万，对不对？不妨租个房子，搬进去先住着。你觉得呢？”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其实，不瞒你说，我心里也是这么盘算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三天以内就要找到合适的房子，把家搬过去，对我来说，时间是紧了一点。听到我的顾虑之后，她转过身来，朝我笑了笑（如果那种口型的机械变化也可以被称为“笑”的话）：“实在不行，我还有一个办法。如果你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也可以搬过来，在我这先对付几天。反正我一个人，也住不了这么大的房子。”
听得出，她是在开玩笑。
即便她说的是真的，我恐怕也忍受不了那张脸。在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新念头，让我的心里轻松了许多，就像我手里捏着一张随时可以兑现的大额支票。
我想起了老朋友蒋颂平，想起了他多年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临走之前，我向她提出了一个一直盘踞在心中、却又不敢贸然出口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丁采臣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他呀，倒也不是想不开。”她立即纠正了我的话，就像是谈论一个陌生人一样，淡淡地道，“要我说，他这次跳了楼，倒是想开了呢。他早该如此。”
“我是说，我有点不敢相信，像丁采臣这样的人，也会自杀……”
“嗨，就连韩国总统，不也自杀了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她不屑地感叹了一句。随后，她为我打开房门，看着我换鞋，似乎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来。
“您知不知道，在哪可以买到莱恩·哈特的唱片？我指的是，他用羽键琴弹奏的《哥德堡变奏曲》。”
听她这么问，我稍稍有点意外。毕竟，这张唱片在发烧界十分冷门，在中国，也许只有极少数的发烧友有幸听过。
“市面上怕是很难找到了。不过，我家里倒是有一张。你可以给我写一个地址，我明天就让小红马给你快递过来。”
她道了谢，找来纸和笔，给我留下了她的通讯地址。为了便于联络，她还往我的手机上打了一个电话。
在和蒋颂平见面之前，我对这位“发小”还抱有很大的幻想。我打算一见到他，就立刻向他提出以下两个请求，供他挑选：第一，请他先借我二十多万，如果顺利的话，加上丁采臣预付的十三万，我明后天就可以把家搬到农家院去。
第二，干脆说服蒋颂平接下那套音响系统。当年，我从牟其善家中买下这对宝贝时，一直瞒了他六七年。后来他知道此事后，曾经醋意十足地对我说，如果不是因为闹痢疾，那对AU-TOGRAPH本来就应该是他的。他也曾向我提出过，用两倍的价格，从我手里买下这对音箱。
不论蒋颂平选择其中的哪一项，我的难题都将获得圆满的解决。考虑到蒋颂平在二十五年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认为自己是有把握的。
那是在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当时，我还在红都服装店当学徒。蒋颂平把他们邮电学院的一位校花弄大了肚子，心急火燎地赶到了服装店的成衣车间，把我拽到厕所的门口，跺着脚，哭丧着脸，让我无论如何帮他想个办法，让校花的肚子恢复原状。
在那个年代，单单未婚先孕一类的烂事儿，就已经超出了我的道德底线，更何况，颂平时常带来向我炫耀的固定女友，并不是这位校花。说实话，我有点为难。不过，我对校方在获悉这种事情后会如何惩罚颂平，也有着十分清晰的概念。毕竟，他当时已经是中共的一名预备党员了。所以，我只有把我的自命不凡的道德扔到一边，当即决定，带他们连夜赶往苏北的盐城，找我舅舅，帮校花打胎。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颂平竟然提出了一个让我瞠目结舌的荒唐的要求：由我来扮演校花的男友。他的理由是，我不过是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并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或机构，万一事情败露，也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政治后果。”
很显然，他的顾虑是有道理的。我决定帮人帮到底，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在舅舅的妥善安排下，校花的刮宫手术十分顺利。舅妈每天都喜滋滋地给校花熬鸡汤，给她补养身子。而舅舅则拿出他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给“外甥媳妇”买了一件昂贵的呢子大衣，算是见面礼。颂平照收不误，据说是“临大事者不拘小节”，而那位校花第二天就将呢子大衣穿在了身上，在镜子前搔首弄姿。
由于颂平还在读书，手头并不宽裕，我几乎承担了这次旅行的所有费用，包括顺道游览扬州的门票和食宿花销。
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蒋颂平搂着他那昏昏欲睡的女友，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兄弟，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请你记住，如果有一天，你也遇到了迈不过去的坎儿，找到我老蒋，哥们会豁出性命来，以死相报。”
第二天，我一连给他打了七八个电话，他都没接。到了下午，我在闵庄路服装大厦的一个会议室里找到了他。
颂平被迫中断了董事会，出来跟我说话。因为质量问题，从天津港刚刚退回来的一批货，弄得他焦头烂额。因此，他的脸色不佳是可以理解的。他铁青着脸，极为暴躁地让我“有屁快放”。
这可不是我平常熟悉的蒋颂平，我的心一下子就乱了。
蒋颂平皱着眉头，勉强耐着性子听我说明了来意，就用那种我听上去十分陌生的口吻，对我大声斥责道：“我说你烦不烦？你是真傻呀，还是他妈的缺心眼？你有什么必要将丁采臣预付你十三万的事，告诉那个女人？丁采臣他妈的不是死了吗，这种事又没有字据，你不说，她怎么会知道。你一声不响地把那套音响拉回来，平白多得这十三万，随便到哪儿去租个房子，有什么不好？你现在倒好，跑来跟我借钱，我还正托人找关系向银行贷款呢！别说我现在没钱，就是他妈的有钱，我也不能借给你呀。我问你一句话，我们到底还是不是兄弟？”
你知道，我当时被他的这番话给彻底搞傻了。这句话，本来应该由我来问他才对啊！可我还是忍气吞声地冲他点了点头。
“那就对了。你我兄弟之间，怎么能动不动就谈借钱的事呢？人亲财不亲，这是规矩啊！规矩你懂不懂？本来是心照不宣的，你非要逼得我给你说破了，有意思吗？”
“可我，我现在已经，怎么说呢，有点走投无路了呀！”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敢指望他还能记得在火车上说过的话。
“你说话时走走脑子好不好？你走投无路，跟我他妈的有关系吗？新鲜！逼你搬家的是我吗？干吗不去找你那神经病的姐姐？”
“好吧，您去开会吧。”我被他的一番混账话气得浑身发抖，不知不觉中，已经把“你”改成了“您”。我接下来所说的话，也已经完全不受理智的支配，“好吧，您忙您的。再见。从今往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就当……”
“什么？你说什么？你把这句话，再给我说一遍！”蒋颂平那张脸，忽然间变得十分阴险而丑陋，把我着实吓了一跳。他的轻蔑，从牙缝中挤出来，令人望而生畏，“你是在威胁我，对吗？你谁啊？你以为你他妈的是谁啊？你要跟我断绝关系，是不是？你以为我稀罕吗？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嗯？我给你介绍了多少客户，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有老子的心血，知道吗？你别忘了，你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衬衫，还是我蒋某人送的！他妈的，好心喂了驴肝肺！”
一定是蒋颂平的高声叫骂惊动了办公室里的人，他没把话说完，两个助手就从屋里蹿了出来，把他连拽带推，拉回到屋子里去了。他们一边憎恶地瞪着我，一边劝颂平“少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回到家中，我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蒙头大睡。一闭上眼睛，满头满脑都是蒋颂平的影子。我看见童年时代的蒋颂平，滚着一只小铁环，一手提着那条破棉裤，沿着光线暗淡的椿树街，一遍又一遍，无声地朝我走过来。都说冲动是魔鬼，你能够想象，那会儿我躺在床上，对自己刚才的不理智，是多么的后悔和厌恶啊！我仿佛觉得这个世界，突然间变得空阔而无趣。我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毕竟，这么多年来，我心里真正在意的，也就这么一个朋友啊。
就这样，在附近工地上有节奏的打桩机的轰鸣声中，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脑子里一刻不停地盘算着，要不要脱下身上的那件TOMMY牌衬衫，放把火，把它烧掉。不过，我想得最多的仍然是，要不要立刻起身，赶到颂平的住处，向他道歉，请他原谅。
等到我被手机铃声吵醒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崔先生，我想告诉您，您不用费心给我快递那张唱片了。我刚才在网上找到了莱恩·哈特那张CD的音频资料。已经下载了，正在听。”她说，“您听得见吗？”
我的脑子有点发懵。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电话是从蓟县的“盘龙谷”打来的。莱恩·哈特的琴声，感觉上，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有点不太真切。我听了一小会儿，迷迷糊糊地提醒她，如果没什么别的事，我就要挂电话了。
“您现在在干吗？”她又问。
“什么都不干。”我懒得搭理她。我忽然瞅见暖气片上烘着一件旧衬衫，也是蒋颂平送的，心头猛地就是一紧。
“我是说，您那儿，能够看得见天空吗”
“您什么意思？”我从床上爬起来，举着手机，走到了卧室外的阳台上。
“看到了吗？”她问道。
“什么东西？”
“你看天上。”
雨早就不下了，刮了一天的西北风也已经停了。越过那片光秃秃的树林，你可以看见天空的西南方向，出现了大片大片絮状的高积云，有点像棉花糖，又有点像花椰菜，被夜空那湛蓝的底色衬得绮丽而神秘。我注意到，澄澈的天空中，还有一个带柄的晶莹剔透的大勺子，那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北斗七星”了。
她是想让我看云呢，还是看北斗七星？我不敢肯定，也没有心思去问她。她那不合时宜的浪漫也让我厌烦透顶。她问我好不好看，我实在找不到话说，就耐着性子敷衍她说，实在是好看极了。随后，我点上了一支烟。
她又问了问我租房子的事。
她说，如果我明后天能找到称心的房子，那就算了。要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而我在年前又必须搬家的话，可以搬到她那儿对付一阵子。听得出，这一次，她没在开玩笑。她还说，自从丁采臣死后，她没有一天能睡着觉。她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用布罩上了。长时间的失眠已经让她出现了幻觉：她每次照镜子，都能看见丁采臣的正在逃离的人影。幽光一闪，立刻就不见了。每次都能看见他没有来得及消失的一截裤腿，还有他脚上穿着的懒汉鞋。这种感觉，就好像他既未死去，也从未离开那处房子。只不过，她看不见他而已。
她还告诉我，她所在的那个小区，只有周末时才会有人住，左右隔壁的房子都还空着，一到晚上，整个山坳里，黑黢黢的，有点疹得慌。
听得出，她确实有点儿害怕。
“如果您受不了我这张脸，我可以把它蒙上。”最后，她这样说道。
挂断电话之后，我望着那难得一见的清澈天空，发了半天呆。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有点鼻子发酸，忍不住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