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越大越利于他们隐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作为藏污纳垢的所在太理想了。想租房，马上有几十个掮客在你面前献殷勤，什么都好说，一切都可以通融。他们在一个黄蜂窝般的小区里住下来，耳朵里灌入的语言除了北京话什么口音都有。谁知道一个个蜂穴似的屋子里都住了什么男盗女娼？关起门嫖娼、赌钱、策划杀人越货拐卖人口的一定都很齐全。吸毒？！吸毒算个屁！谁也坑不着只坑害自己！
“你看看你的样子，还能做母亲吗？”叫夏之林的男人说。
自从战略转移到北京，女儿就被送进了寄宿幼儿园。北京许多家长赚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儿女从小送进据说是很贵族的学校，据说那些地方会把他们的后代培养得非常贵族以致将来很可能对他们父辈的粗鄙和缺乏教养大为愤怒。
叫做季枫的女人破口大喊，叫他还她的女儿！做畜生也有养儿女的权利！就是一只母老鼠，它肚里钻出的小老鼠也不会嫌弃它！
他把一面小镜子放到她前面。照照吧，看看里面是什么？她照也不照，把镜子摔在地上。不用照她也知道那是一把人渣。谁让她走到这一步？让毒品选择她、熬炼她，熬炼得只剩了这一把渣子。她突然感到一阵牙痒，扑到他身上就咬。
他动也不动。他根本不是人，人不可能对自己的皮肉像对待身外之物。她劲头马上没了。他想做什么做不到？对他自己的皮肉都能做到这一步，他是什么都能做到的。他可以做呼风唤雨的大毒枭，可以做一丝不苟的毒品配方员，可以做读童话、捏橡皮泥的称职爸爸，也可以做夹起尾巴的狗。他在北京一所大学的附属中学里，做那个老实巴交、混饭混日子的代课教师不是神似吗？有时他混得恐怕连他自己都不分真假了，竟然混在同事里喝酒唱歌，让所有人认为他不仅是老好人，甚至有点缺心眼。只是中学的领导看了他的履历，觉得他好歹算个海归人士，想把他合同教师的身份提拔一番，给他转正，他才发现自己的戏过了，事与愿违了。原来他只想做到不起眼，以至于天长地久地随大流，从而引起普遍忽视。没想到夹尾巴夹得太好，被当成了可以长远共事的人。他只好辞了职，去一个化工研究所，披起另一套伪装，扮起一个研究人员的角色。这回的角色是不易亲近的怪诞科学学者，勤恳敬业，但上级刚想表彰，他便无端旷工，刚刚要给予他警告处分，他又拿出一项成果。他让上级下级同级都意识到，一个搞科学的人可以没有爱因斯坦那样大的天才，但可以有爱因斯坦那样大的怪癖。他古怪到了下班穿着别人的米色夹克回家。
当他把夏之林这个角色表演得百分之百可信之后，他已经在山西、河北建立了制毒工场。同时也建立了供销网络。大都市就是好，上流人士下流人士都受不住大都市生活的压力，因此都得找些省事省力的方法缓解。野心和欲望的压力就在首都污浊的空气中。所有大楼的地下室里，住满漂流到北京的年轻人和不怎么年轻的人，以“不成功不还乡”向自己残忍施压。他们的头顶上，那些带壮阔景观的豪华公寓中，住着他们梦想成为的人们，而那些人的压力更大，任何一个比他们更成功的邻居，熟人或非熟人都是他们的压力。成名成功，那简直就压得人活不了。天天有新的成名成功者出现，你不突破原先的功名，世界就去逢迎他们。世界越来越薄情寡义、见异思迁，你的财富和名望很快便为它所不屑，因为新的财富和名望分分钟在争夺它的宠爱。地下室的居民羡慕成功者的一切，包括成功之后那非人性的压力。
因此给这些地上地下的居民们减压，是人性的。让那些给压力压得时刻要崩溃的人忘乎所以一下，不是很人性吗？夏之林对季枫演讲道。他面前似乎不是他患难与共、同流合污的妻子，而是审判席和陪审团。
在他成功地建起制毒工场和贩毒网络的过程中，他和她达成了协议：只要她戒毒，他可以把女儿从寄宿学校转到走读学校。但她发现这完全不可能。她总是从送出去的货品中偷偷扣一些。而她在送出的货品中做的手脚很快被他发现。他对她说：送出去的东西有质无量，缺斤少两，怎么能指望供销关系长此以往？监守自盗，非常非常的愚蠢。
她有什么辩白？当然没有。只能以赖抵赖，拍拍她空了的胸腔子：“怎么了？就是偷了！你能怎样我？”
他看着她。他不是看着一个人，而是看着一堆糟粕。不用怎样她，只是让女儿继续在贵族学校继续寄宿，周末假期也免了。无非是大把钞票捐出去，那种学校对肯捐大把钞票的家长都奴才得很。
有一次女儿一个月没回家。把她接回到家里，她像个串错了门的客人，窘迫而紧张，当母亲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时，她似乎屏住气在忍受，希望骨肉团聚的老一套快些结束，好让她一个人回到她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电视上随便什么画面。就在这个周末，做母亲的只教训了她一两句话就引出她一个脏字眼。是个非常非常肮脏的字眼，让她的母亲想到村庄里几个孩子的妈，骂这类字眼时可以脱自己衣服助兴。贵族学校样样领先，连下流语言都是跃级的、一步到位的。
她这次要跟夏之林拼了。必须把女儿带回她身边，不然她这一夜就要和他你死我活。不答应没关系，她可以找警察告发，让法官裁决她是不是全国著名制毒家的牺牲品。他一边朝她挥拳一边请她快去，顺便也告发她自己每次怎样把毒品送到某某洗浴中心，某某夜总会，某某酒吧。她已经是最优秀的毒贩，一身绝技，有几次碰到警察突袭搜查，她把自己的胃做了紧急转移点，把几百克毒品蜡丸暂时库存在那里。要向警方交代，千万别忘了这个精彩细节。
她两只手在空中狂抓，他的脸一再从她五彩指甲的利爪下躲过。她的声音鬼叫一样，说一切都是他的教唆，她的毒瘾和她的贩毒伎俩都是他亲授的。
这种吵闹格斗总是不了了之。日子还会照常过下去。她照样被他派遣出去，送货、收钱、打点该打点的人物。现钞一摞摞收回来，塞在壁橱的一个手提箱里。那些钞票似乎带着手汗、残酒、体油，一摸它们她就恶心。手提箱装满了钞票，叫夏之林的人往里面搁了些樟脑球。这种蜂窝般的楼房连蛀虫都是共享的，别人家的蛀虫成了飞蛾，便从窗子飞到你家，在衣橱里筑起殖民地。这个小区每家跑着别人家的蟑螂、耗子。夜晚，并不只有人在进行不见天日的串通。他们不能随便花这些钱；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能高于小区里的普遍水平。低调、冷静，才能引起忽略，广漠的忽略才是他们的安全避难所。
每天她都面临同样的挣扎：吸，还是不吸。最后总是毒品选择她。每次她都对自己说：吸吧吸吧，这是最后一次，你最好吸个够，享受个够，因为下回就没了。她给自己的最后通牒没有效，下回之后还有下回。因此其他的部署根本谈不上。那些部署她也是天天在心里谋划，如何戒了毒，偷出钱，带着女儿，远走高飞。她既然让最大的坏人选择了她，让毒品选择了她，让乌糟糟的日子选择了她，她就别无选择地继续过一日算一日。过一日，就死去一日。每一日的逝去，她的灵和肉就死去一部分。她照样穿扮得像人一样，把毒品装在女式皮包里四下分送。她牢记夏之林的教导：行动要不拘形式，没有规律。她可以亲手送货，也可以打电话给私营快递服务公司，让他们到某某小区去取。她的发货地点除了自己小区还有周围的几个小区，有时，她甚至到很远的小区给快递公司打电话编造那个小区的一个门牌号做发货点。货品的伪装也常常变化，有时装在掏空了心的书里，有时装在点心匣里，有时装在儿童玩具里。
这天晚上，她把货品放进“银翘解毒丸”的纸盒，来到一家私人会馆。它在一个酒店的顶层，上千平米的空间，里面的人几乎谁和谁都认识。会馆包间无数，走廊纵横交错，到处竖着屏风，路不熟的人走不远就走傻了。灯光华丽之极，每个平面上又都有蜡烛，因此不习惯的人马上就会天旋地转。
她来过几次，然而天旋地转的灯光仍然让她不适。她每次来都能碰上这个国家的几张著名面孔。这些面孔时而出现在杂志报章上，或者电视屏幕上。她突然会想到夏之林这恶魔的英明，有几个人能承受成功成名的折磨？她一看就明白他们多么需要她皮包里的货色。会馆的买家们欢迎她的货色，因为它纯度高，价格公道。
她看见那位买家向她打了个手势，她便款款地向他走去。走几步，她站下来，掏出粉盒和唇膏，往嘴上补了点唇彩。这是见男客户该有的礼貌。从镜子里，她看了看左肩的后面，又看了看右肩的后面。两个男人正在窃窃私语。会馆的入口处，站着第三个男人。她一眼看出三个男人不属于这类场所。敌情出现了。她专注地涂着唇彩，然后收起粉盒，朝左侧的女洗手间走去。现在马上往外走就会暴露。因为他们一定看到她刚进来不久。会馆只有一个出入口，一把手枪就把它封锁了。
她走进女洗手间，一个穿窄裙的乡下女人迎上来，为她拉开一个马桶间的门。她得尽快干完她要干的，不引起这位伺候人如厕的大嫂怀疑。好在她有所准备，皮包里装了一瓶水。有水吞咽就会减少一些痛苦。她取出蜡封的毒丸，一口两个，一口两个地往下吞。五百克毒品全部进入她的胃囊，一共才用了两三分钟。她感觉自己的眼珠微微凸突，眼泪鼻涕口水从她麻木的脸上流淌下来。她按了一下马桶的抽水扳钮，胃被撑得这里薄那里厚，有些地方快要撑破，发出一阵阵尖锐的疼痛。
她踩在两只钉子般的鞋跟上，走出女洗手间。疼痛在加剧，但步伐还得仪态万方。她的胃让她不当脏器来用，已经有多次了。她可以把那些蜡封的毒丸倒进马桶，但那就倒掉了一大笔收入。那两个便衣分头在和人们打听什么，他们以为这里的人会向着他们。她走到一张桌前。这桌上有三个男人在喝酒聊天，其中一个是大鼻子蓝眼睛。她问了一声可不可以占据剩下的那个座位，大鼻子大而化之地朝椅子甩甩手。她大致像个正经女人，风韵犹存，格调不低。
假如她一个人坐一张桌的话，目标就比较大。这样的场所一个独坐的女人不会干什么好事。她的背对着出入口，凭感觉知道敌情越来越严重。警方一定在会馆招降纳叛，买通了耳目，今晚一定要打个里应外合。这时包间也许都被监控了，然后他们会一间一间地搜查。
她点了一个鱼排、一份蔬菜沙拉、一杯红酒、一大杯咖啡。不能不吃不喝地干坐。一定是有着不正派使命的人才会在这里不吃不喝地干坐。警方破获的毒案不少，一定知道毒贩子冒生命危险以胃肠秘藏和携带毒品，这种人体毒库是不能进食饮水的，不然胃肠的蠕动可能造成毒品的包装破裂，下面就给警察省事了，也省了一颗子弹。
她痛不欲生地把一块鱼肉放进嘴里，斯文地嚼着。大鼻子瞥了她一眼，这才发现她很有看头，目光聚起力度，把她被年岁和毒品抹去的青春美丽挖掘了出来。他对她举了举杯，她也不是多年前刚出村子的土包子小姑娘，颇解风情地也举了举自己的那杯红酒，在他别有用意的微笑中喝了一口酒，抿嘴一笑。然后她端起一大杯浓浑的咖啡，把半口鱼肉、一口红酒吐了进去。大鼻子又朝她笑了笑，似乎她刚才的吃与喝都是买他的面子。然后他又回到和两个同伴的交谈中去。
警察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假如包间里搜查出“瘾君子”，会不会逼供出毒品供应源？她和她的买家是单线联络，那个买家的下家是谁？是这个会馆的某位领班？某个侍应生？或者干脆就是老班？……她急促地猜想，警察们还要攻破几道防线，才能最后围剿她。
这时她看见一伙人向门口走去。为首的一个是全国人民都熟悉的，他著名的音容笑貌据说价值千金。他以昂贵嗓音跟把守出入口的便衣大声打招呼：“忙着逮人哪？”
同桌的两个中国男人激烈地悄声议论起来。
她把一整块鱼排都陆续吐进了咖啡。咖啡已快从杯口漫出来了。咀嚼也能使胃肠蠕动？她感觉胃动得十分生猛，像是动着动着会分娩出一个活物来。她不能继续坐在这里，可现在离开目标又太大。她招了招手，一个服务员走过来，她拿出三张一百元钞票，告诉他不必找钱了。
大鼻子看到她掏钞票，立刻投过来一个挽留的眼色。她微微一笑，是那种含着话语的笑。额头上痛出的汗冷下去，她想世上最大的病也不会如此折磨人。胃在强有力地一伸一缩、一松一紧地疼痛，不久它会找到个出路，把怪胎分娩出来。她得用吃奶的力气克制住自己，不让痛苦弄歪脸蛋儿。她站起身时，又朝大鼻子投去一束花似的笑容。
大鼻子接住了花一般的笑容，竟也站起身。他一面和两个同伴咬耳朵，一面朝她看着。两个中国男人马上也转过脸看她。他们把她当成哪一种女人，她心里很清楚。大鼻子走到她身边，替她拿起挂在椅背上的皮包，交给她，一手微微张在她后腰，似乎随时在护卫她，又似乎随时要把她搂入胸怀。
她和大鼻子通过出入口时，那个把门的便衣一副警察脸，小小的眼睛飞速在他俩身上上下扫描，没有拦住他们。
应该说她已经脱险了。大鼻子却突然开了口，用胡乱拐弯的中国话说：“你好吗？”
她看看自己的恩人，这回笑得比较由衷。她刚想说：“谢谢，再见了！”突然听见背后的脚步声。那是追捕者的脚步声。
她赶紧拉住大鼻子的手。
一个便衣简短地说明了情况：他们得到可靠消息，这个会馆有人贩毒，因此他有权抽查这里的客人。她装出楚楚可怜的模样，抬头去看大鼻子。似乎中国的事情反而需要大鼻子来给她作解释。大鼻子当然不懂警察们说些什么，对他们又是耸肩又是摇头。几杯葡萄酒下肚，他晕乎乎的对谁都没脾气。
其中一个警察一面问：“可以吗？”一面从她手里拿过皮包。难怪他们对她的皮包感兴趣，这个包和她的装束毫不搭调不说，简直就是一件小型行李。到这种会馆的女士背一个行李般的大包，非常扎眼。
大鼻子开始不乐意了。他的酒意也帮助他蓄集怒气。他哇啦哇啦地说着什么，但没人理睬他。北京早就没有洋奴了，惹外国人不高兴的事常常发生，并且发生了就发生了，没有重大后果。
打开皮包，便衣那只戴胶皮手套的手伸进包里。一样样东西被拿出来，仔细看一遍，再放回去。深蓝色的粉盒被里外看了个遍。警察原来那么熟悉女人贴身小物件的机关暗道。化妆品真不少，一件件都可以藏罪证。她委屈地沉默着，大鼻子委屈地吵闹着。包里还有几个没启用的快递大信封。再往下，是一双包在塑料袋里的运动鞋。她到这种场合来之前，一般在车上才换上高跟鞋。警察现在打开的是她的皮夹。那是个名牌皮夹，不是仿冒品。她买得起好东西而用不起它们，一用容易露馅，因此她只有少数几件昂贵用品。皮夹子里面有一摞百元钞票，身份证，还有一些票据。警察一张张票据地过目。她庆幸里面没有买家手写的欠款单之类。
警察把所有东西一样样放回她的皮包。他们登记了她的身份证号码没有？站在侧后的那个警察是不是用他手里的手机在摄像？
警察一面摘下手上的胶皮手套，一面请大鼻子和她开路，毫无歉意地说着抱歉的话。进了电梯，大鼻子捺了一下捺钮：二十二层。他是这个酒店的住客，很方便上到顶层，有枣没枣打两竿子，运气好的话便捡一个女人回来。她就是他有枣没枣打两竿子打来的。电梯往下降，他的笑容越来越充满泛国际语言，或说跨物种语言，任何生物求偶的语言都包含在他此刻的笑容里。到了二十二层了，电梯停下，他做了个“请，女士优先”的绅士手势，她先他一步走出电梯，就在他跟着步出电梯而两扇铮亮的门正在合拢时，她一步跳了回去。她只看到一个模糊的懵懂面孔，上面一个红红的大鼻子。
她出了酒店大堂就跳上一部出租汽车。她让司机把她载到东二环路上的一个三星级酒店。她付了一夜的房钱，上了楼，打开房门。门在她身后沉重地关闭，她还未来得及把门卡插进插口以接通电源，人已经倒在地上。她拖着半死的躯体爬进厕所，把食指整个插进喉咙里。一声怒吼，她细长的身体抽动成了一条虫，喉咙口顿时打开，痛苦和快感使她浑身战栗，一堆蜡封的毒丸裹着黏糊糊的胃液落在白瓷砖上。再来一下，她的大半个手都被喉咙吞没了。接连两声吼啸，喉咙口像产道一样柔韧，弹性大得惊人，将几百克毒品分娩出来。胃就要痛出洞来了，最后一口呕吐，什么也呕不出来，只有一口带血丝的黏液。
她喘着气，下巴上挂着黏液拉成的丝。点数一番毒丸，还差四分之一左右。一定已经进入了更深的消化系统，必须顺着肠道走一大圈弯路，才能跟其余毒丸会合。她下一步要做的正和前面相反，得大吃大喝。
因为没接上电源，屋子此刻陷入黑暗。她听见走廊里有人说说笑笑地走过去。一旦碰到紧急情况，她都是找这种中档旅馆暂时落脚，等确定了老巢没有被端，身后也没人跟踪，才决定下一步往哪里走。
她等胃里的疼痛缓和下去，便从地上爬起来，手扶着墙。只有一盏夜灯开着，微弱的光投进浴室，她看见镜子里一条哆哆嗦嗦的影子。连她自己都让这毫无人气的影子弄得汗毛立正。她闭上眼，扶着墙休息了一会儿，慢慢摸索到门口，拾起落在地上的门卡，把电源接通。
等她打开送餐菜单，眼睛定在“雪菜肉丝面”几个字上，一个念头击打了她一下：警察打开她皮夹时，会对里面的几张快递收据怎么想？他们会想，这个女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整天发快递？他们会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看出蹊跷：邮件不是从同一个地址发出去的，发件地点是几个不同的小区，还有一个咖啡厅。假如他们看清了发件地点，一定会想，这个女人难道在这些小区都有房产？否则怎么可能发一个快件换一个地点呢？
她的脑子绷得紧紧的，回忆两个便衣当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色。每一个动作的过程多长，她都一一记起来。他们把随意折叠起来的快递收据打开，看了看，又折回原来的形状。打开、过目、折回，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看清上面每一个字。除非那个戴胶皮手套的警察有超人的记忆力。大鼻子的抗议无效，但他毕竟起了分神的作用。真得好好谢谢那个素昧平生的大鼻子，他让警察把事情的性质理解岔了：一个外国男人在那种会馆勾搭了一中国女人。北京发生的丑闻，无非那么几桩。但他们那天的任务恰恰跟那一类丑闻无关。
她点的雪菜肉丝面送到了。服务员把小脸盆大的面碗往折叠桌上一搁，才来看她的脸。中档酒店的服务员一定见过十八层人间的各色成员，但她还是把他吓了一跳。她的脸一定没有人色，刚经历的惊吓和疼痛一时还散不了。服务员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说胃有点儿疼，大概是饿的。她看出自己在服务员眼里远不止“胃有点儿疼”，她已经奄奄一息，差一口气就是每天出现在大都市各个酒店、客栈、角落的神秘死亡人数中的一个数目。
服务员出去后，她开始吃面条。面条的味道她尝不出，但没关系，它们是作为排泄的推动器被她吞下的。一两个小时之后，兜了远路的毒丸也会如数从她体内降落。受尽她摧残虐待的身体至今从未辜负过她，总是把毒丸完好地分娩出。
手机响了，她看一下号码，是夏之林打来的。她不想进一步败坏自己的胃口，捺了一下关机键。这是一个上不沾天下不挨地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空间。她有这样一个空间容易吗？当然不能让任何人破坏它。让那个恶棍去着急踱步，让他当一会儿热锅上的蚂蚁吧。等她一口接一口地把一小脸盆面条送进麻木的喉咙，她打开手机。一拨通他的手机，他便问她情况怎么样，关机在搞什么鬼。
她软绵绵地说她正等着警察去端他的老巢，几支枪一块儿开，把他打成个筛子呢。
他对她的恶毒诅咒早已习惯，问她怎么了，说她听上去一点儿底气也没有。
她哼哼唧唧地说胃疼着呢，一个胃整天做行李包它能不痛死痛活吗？！有什么狗屁本事？拿自己老婆的身子做运输车辆，送到枪林弹雨里去。他马上警觉了，问她到底碰到了什么意外。她把警察袭击的事简略地告诉了他。
“你怎么把收据放在皮夹子里？！”
“那放哪里？”
“那么危险的东西你随身背着？！狗脑子还是猪脑子？！一个整天发快递邮件、地址一会儿一个变化的人，是什么人，警察一分析不就清楚了？”
“万一邮件出了误差，能凭收据上的号码把它追回来啊！”
“没有让你毁掉收据！是问你有没有蠢到那个程度，把它们带着到处跑？！”
她不是不想强词夺理，骂一句“你个狗日做什么事后诸葛亮”，她不吭声是因为脑子太忙，推算警察会在多长时间里跟那几个快递公司取得联系，搞清楚一批批内容可疑的快件尽管从不同地点发出，但发件人是同一个。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说在一个酒店的房间里，但她绝不想见他。
“告诉我酒店的名字。”他口气温柔了。
她不说话。
“为什么不想见我呢？”
她又关了手机。她要好好地泡一个热水澡，好好地过一把瘾。她可不要他把埋伏在老巢四周的警察带到她身边来。怎么能确定警察没有在他们的小区里设埋伏呢？即便没有埋伏他也是她不欢迎的人。隔壁传来男人女人叫床的声音。这种中档酒店的大部分私密空间都在进行着不三不四的行为，住着来历不明的过客。跻身于他们之间真好，真亲。
她在热水盆浴之后，打开一个蜡封的毒丸。没有工具也没关系，她现在是老毒客了，很快凑合齐一套代用工具。
等她四仰八叉躺在大床上，已经满身幸福。幸福最初从她意识深处、那最黑暗的底部浮动起来，极其细小，你得全身心地去捕捉。渐渐它顺着血液温存地游走，走到之处一片福地。你幸福得要撒手人寰了：什么不值这样的幸福？死也值了……
在宾馆醒来的上午，她不知身在何处。从她自己意识的空白程度，她确定昨夜的瘾过大发了。怎么没有在那种时刻死去？那样的死是个不错的了结。一个微微厌世的上午总是跟随着一夜纵容。她用摇控器打开电视，里面的人说着什么做着什么她都懂，却又都不明白什么意思。嘴巴枯干得像大旱灾，但她毫无意愿站起来，给自己倒一杯水。
突然一声“叮咚”，她不知怎么已经站在地上了。一个声音说：“打扫房间！”这是一个外地女人的口音。别以为一个老毒贩那么轻信，会放便衣进来“打扫”。她口齿伶俐地和门外对话，说暂时不需要打扫，一面已经把毒丸抓进了被窝。门外又问她是否今天退房，因为还有半小时就到十二点了。她钻进被窝，用身体孵着全部毒丸，同时回答门外，她今天不退房了，门外还没完，似乎是为她好，叫她赶紧去前台补付押金，不然前台会把她的房间取消。
她草草地洗漱化妆。看来只有敌情能让她灵敏。敌情可能就在门外。似乎预感到她又要摧残它一回，胃已经开始排除异己，绷得硬邦邦的，别说吞咽固体东西，连一口水它都抵制。一横心，她看着所有蜡丸落进了马桶。她一遍一遍地捺抽水钮，直到最后一个毒丸被旋涡卷进这个吞惯了一切污物的管道。还是不放心，她用盛装冰块的塑料桶接水，一桶一桶冲进去，然后再拆开一个衣架，拽下铁丝，捅入马桶管道。什么也捅不出来了，她才喘息着站起身，把那个残废的衣架从窗口扔到楼下。好了，现在她可以开门，去应付敌情了。
到了前台，她发现没有任何人盯她的梢。她结账时，听前台小姐说，退房晚了十分钟，以后延迟房要提前打招呼。她看着小姐微微一笑，以后？谁跟你还有以后？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她感觉好了起来。抽水马桶帮她吞咽了所有的毒。她是抽水马桶救下的一条命。这么些年她和毒品做欢喜冤家，谁也不能没有谁，但沾一块儿前景就是个死。她跟夏之林（林伟宏、洪伟）难道不是冤家？前世就是冤家，没有纠缠打杀出分晓，这一世非要血淋淋地纠缠到底。
此刻她站在一个银行的大门边。冤家双方得有一方退出这场爱憎混乱的紧密相处，对于夏之林（林伟宏、洪伟），也对于毒瘾，都是如此。
走进银行，一个保安上前，她心里猛一忽悠。她已经经不住这类惊吓了：任何穿制服的都让她经历末日临头的一刹那。保安问她需要什么服务，VIP不用排队……人家好心好意，并且仅仅是个男孩子。
她把银行卡和身份证一块儿放进柜台收件口。身份证马上被退了回来。取钱不用身份证。取全部钱呢？柜台里的女职员看看她。她像一个席卷家里存款逃跑的人吗？一定不像。因为那个女职员请她输密码，笑眯眯的。明年要开奥运会了，北京突然增添了一些笑眯眯的人脸。
女职员告诉她，账户里一共只有四万八千块。都要取出来吗？都要取。销户吗？不用……
把空空的账户留给他？她并没有那么损，她同时把满满一提箱现款也留给了他。不是她不惦记那一箱子散发着樟脑球的卫生气味的钞票，钞票的一部分是她以胃肠做运输载体挣来的。但她要斩断她和他、她和毒瘾的冤家关系，只能牺牲那些钞票。
她拿着钱，打的来到女儿学校门口，一眼看见他的车停在马路对面。一辆红色QQ，风挡玻璃后面，吊着一只绒布熊。他们半年前买这辆车，首先为讨女儿欢心，因为她看见QQ车就不眨眼，其次，在黄蜂窝般的小区里，开三万来块钱的车，好人歹人都不惦记。
皮包里有一把QQ车的钥匙。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学驾驶，始终没考驾照，但此刻她顾不上可能发生的车祸，可能犯的交通法，以及警察的盘问等等，改变原先的计划，先只身逃脱。只要她结束了跟夏之林和毒品的纠缠，亦或说由她了断了他和它对于她的纠缠，她总是可以找回女儿的。
女儿将见到的是一个会跟她一块儿唱童谣，跟她玩跳绳、躲猫猫，和她坐在地板上搭积木的母亲。母亲再见到女儿，会耐心温存地纠正她说脏话的毛病。那个母亲会真正参加到女儿的生活中，这样女儿就不会整天只参加到电视上的生活中。女儿将有一个不富裕，但跟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一样的亲爱妈妈。
QQ在车流中受着挤对、斥骂和欺负，她却不在意。半小时后，周围的车稀少了。树多起来。现在夏之林明白了？大侃什么选择命运而别让命运选择你是多么傻，她的第一个伟大选择就把他选成光棍。
QQ像个初生牛犊，不知惧怕地跑在机场高速上。有一次贩毒，在一个洗浴中心听见两个女人聊天，聊到某山区的风景如何美丽，她便搭了两句讪，女人之一非常热情，把那山村的地名告诉了她。从机场高速拐下来，绕到机场后面，上了一条往平谷去的公路。树更多了。她不知道自己这些年在没有树的水泥丛林中怎么活下来的。
自从第一次去“补玉山居”，她就觉得那个在山的摇篮里躺着的小村子十分安详，她也可以和她的秘密一块儿躺在那里。尽管她的第一次脱逃被夏之林破获，她还是常常去那里。因为她觉得去那里的人都在逃脱什么，她只是在逃脱者的群落里随大流。有一次从“补玉山居”回到北京，她去那个寄读学校看女儿，发现女儿转学了。她在校门口就用手机给孩子父亲打电话，问他把孩子转到哪个学校去了。一个更好的学校。在什么地方？想知道啊？那就先戒了那玩意儿吧。到底是哪个学校？！别急，北京的寄宿学校多得很，找警察帮着慢慢打听……
回到家里，他在电脑前写着什么。一个特好的角度和机会。只要一下他就会倒下来。她打不动了，否则她会把那个十公斤的哑铃抡上去。她回到卧室，打开电视，不断地换频道，里面的人都来不及说完一句话，已变成了另一个人在唱歌，歌声又衔接到警笛上，警笛再跳到女人笑声中。一个声音突然插进来。一口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放心。等你像个母亲的时候，孩子会回来的。”
她关了电视，急匆匆抓着干燥瘙痒的小腿。她一听他说话身上某个地方就会奇痒。他看着她抓。
“你看你还像个母亲吗？”他说，“你连个人都不像了你知道吗？”
“知道。”
她的痛快回答使他大大意外，哑了。她扭过头，见他站在门口，两手插在裤兜里，看着她。他可以以这副神情看一捆破报纸。她想起他有关零的宏论。这个自我珍惜，只毁别人不毁自己的超级坏人。她想她会很快从网上查出北京所有的寄宿学校信息，然后一个一个地去查找。或者，更简单一些，等女儿回家时她直接从孩子那儿把校名问出来。
但她发现女儿几乎已经不认她了。周五下午，她听见父女俩有说有笑地走出电梯，赶紧打开大门，叫着女儿的名字就迎出去。女儿顿时站住了，那个想往父亲身后躲藏的企图冻结在她的姿态里。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尴尬最贱的母亲，对孩子笑着，厚颜地说：“怎么连妈妈也不叫啊？”女儿从她旁边走过去，走进家门，脱下鞋子。她的父亲跟在她细小的身后，也脱下鞋子。她像个非请自来的不速之客，趁人没来得及关门尾随着走进去。还得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所以无所谓地继续叫着女儿的小名，问她晚饭要不要去吃麦当劳。女儿回过头。她终于理睬母亲了。
“叫谁呀？我又不是娇娇。”七岁的小姑娘说。
她愣住了。
“我早就不是娇娇了。”
她转头瞪着他。还嫌他在母女俩之间离间得不够，连她给孩子起的小名也取消。他说转学是个好机会，可以把老名字改了，这样更安全。她当然懂他所说的安全。改名字改身份改头换面的勾当终于轮到七岁的孩子头上。安全现在是他的空气和水，安全对于他就是健康、舒适、营养、美味。住在芸芸众生的两居室公寓里，混在赵钱孙李中间，壁橱里一皮箱充满樟脑气味的钞票所能买到的生活都不豪华，只有谁都不会多看一眼的平庸无奇才是豪华。好不容易才经营起来的这座叫做安全的城堡可以说破就破：她病入膏肓的模样，女儿在同学中有关她父母的谈论，都是缺口。为了保卫这座叫做安全的城堡，他似乎改邪归正了，从来是单位—家，两点一线，任劳任怨地做个枯燥的上班族男人，在好事的同事和街坊四邻眼里，甚至在她做妻子的眼里，行为上很少出现灰色地带。他能那么老实，证明警方的风声又紧了。他有内线。他能那么老实可不容易，犯罪造孽跟天分才华一样，是种特殊能量，不释放出来会憋出毛病。
他们又一次搬家，搬到东四一带的一个中高档公寓。搬家前，她拿出老家村里乡亲那一套，在餐桌上搁一个盆，水盛得半满，再用小刀割破自己的手指，把血滴到水里。然后她用三个筷子竖在水里，一面往筷子梢上淋水，一面请筷子们站住、站稳，假如它们听得懂她的誓言，为她不吸毒的誓言作证，就站住。她还说，筷子们应该记住，假如她毁誓，人鬼神都会毁灭她。筷子若有灵，就站住、站稳。他在客厅读报，听见她叽哩咕噜地满嘴是话，却又听不清词句，便走到和厨房相连的餐厅。刀子割得太深，手指上的血流粗大，顺着她的手背留到小臂上。他听她讲到过这个愚昧的赌咒法，因此他问她在咒谁。她不理他，重复给筷子们喊操令，让它们站住、站住。筷子喝足了她的血，变得越来越重，站住了。它们比人还听令，站得比人毕恭毕敬。
她向他转过头。从他的眼光里，她看出自己是可怕的。她就那样一动不动，整个厨房都是魔气。她要他答应，一旦她戒毒时间到了两星期，就证明她成功了，他必须把女儿的学校告诉她，周末由她去接孩子。他说好啊，那就太好了。笑什么？不相信人？人他从来都是相信的，只是不相信毒，在人和毒的官司里，人可以不找毒，可毒会找人。
就在筷子们仍站在变暗的血水里时，毒已经多次来找她了。她用锡箔纸捏了个器具，给自己破了戒，大过了一场瘾，事后一切罪证污迹都被她毁灭一净。那以后，她每天跟他做戏，偷偷地吸，再灭除罪证。筷子始终站在那里，看她做戏。一天、两天、三天……七天过去，十天过去，三根筷子仍然站在正在变质，生出微生物的半盆铁锈色的水里。
她已经在网上查出了北京所有的私立寄读小学，并已开始侦查。但此类学校的保卫制度很严密，连校门都休想进去。一天下午，她围着一所有不少外国孩子的学校转了几转，发现学校后面有个拆了一半的小吃店，成堆的碎砖烂瓦。她稀里哗啦地攀上废墟，借她的高度翻进了学校墙内。校园里很静，操场上的运动器械色彩鲜艳。她钻进教学楼，想寻找一年级班级的教室。孩子们合唱般的读书声让她陶醉，她几乎忘了来此地做什么。一楼看过之后，她顺着楼梯慢慢往二楼走。楼梯上空无一人。她走到两组楼梯之间，听见一声吆喝：“哎！干什么呢你？！”
她抬起头，见一个男人在楼梯顶端突然现形。他似乎一身军事化着装，一夫当关的架势。她说她来看看自己的女儿。男人不搭腔。两人持续着一攻一守的架势。后面也有人说话了，是另一个男人。他问她是怎么进来的。就这么进来的。这么进是怎么进的？走进来的呗。她还想卖个俏，笑出她二十来岁的笑容。那种笑容曾经可是通行证。可是好久不用自己的风姿，用起来非常生涩。真是走进来的？那还能怎么进来呀？在楼上镇守的男人一个一个梯阶往下走。楼下那位往上走。两双脚是经过同一个教官的训练，节奏一模一样，速度也一模一样。她现在腹背受敌，前进或撤退都是妄想。楼梯上的男人的眼睛特别大，她身后的窗子映在一对大眼珠上，一个窗成了两个，都很完整。窗台上还有几只鸽子，窗外露出一根树枝，都映在眼珠上面，都成了双份。包括她自己，映在上面也是一个成俩。要不是离开家之前足足地过了一回瘾，她才不会这么好抓获，两人叫跟着走就跟着走。这俩人运气真不错，要是碰到她犯瘾，自己鼻子都碍自己事的时候，他们来惹她试试！现在她安安静静地听这两人提出他们对她的强烈疑问：在学校周围绕了半天，翻墙头进到里头来，能是看自己的孩子吗？她看看自己裤子和衣服，灰土一片，把一个极小比例的小吃店废墟沾来了。两个保安还在说话：北京的同类学校可是发生过绑架孩子事件哟。要不是她过足了瘾，她绝不会有这么好的态度来迎接审讯。他们很快弄清，她的女儿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她的良好动机基本可以被排除出去了。两位保安叫来他们矮小老成笑里藏刀的保安队长。了不得了，这个学校可出了大事了。孩子们的家长花大价钱让他们的子女进这所学校，他们居然让一个有绑票嫌疑的女人混进了校园。他们给她三小时，不老实招供就送到警察那儿去。
一个多小时过去，她皮包里的手机响了。保安队长客气地替她接了电话。对方一听立刻抱歉，说自己打错了。保安队长叫他别急着道歉，也许他并没有打错，只是他要找的人不方便说话，因为机主小姐正在接受某某学校保安队长的正式审问。她斜着脸微笑，保安队长要把替她接电话的差事当到底，就由他去。对方大概坚持说自己打错了，不断地道歉告别，好像跟电话保安队长挺依依不舍。保安队长叫他等等，别急着“拜拜”，他还没告诉他们，打电话找这个在押女嫌疑犯有什么事，以及他和她什么关系。对方显然已经挂了电话。
保安队长刚刚合上手机，她笑笑说，孩子他爸爸下班回家，一看没有晚饭吃，急了。保安队长问她，怎么知道那是孩子父亲。怎么会不知道？天下没第二个人礼貌起来像他那么啰唆，他能把你给客气死。保安队长似乎对女嫌疑犯的丈夫来了兴趣，问她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哪里上班，哪个大学毕业的。当她告诉他，他在美国学的是药剂学，他看看那两个手下，意思是，看把她美的！拣好听的吹呢！等她的丈夫真出现了，他们的态度都不再那么对立；他们面对的确实是个文质彬彬，蛀烂了一座书山的学问虫子，礼貌得把人累死。领着被释放的老婆走出去十几步了，又走回去，掏出名片，说刚才自己忘了自我介绍，也忘了好好说声谢谢。他用了五分钟就让保安们相信了他的解释：妻子身体太差，正在住院，所以他乾纲独断地把女儿送进住读学校。不告诉妻子地址的原因是怕她一想孩子就往学校跑，既影响她的健康，又影响孩子的学习、作息以及情绪。他笑容斯文，左右开弓地给保安们鞠躬，一个躬一句歉意真诚的话：“给大家添麻烦了。”她看着差点儿没笑出声，他鞠躬鞠成日本鬼子了。
当天晚上，几个电话打进来，他刚一接，对方就挂断了。一定是那些保安们想核实他们留下的地址电话。那么核实一次就行了，干吗打好几次电话？第一次第二次学校保安打来的，后面的有的是警察打来的，有的是小区保安打来的。扯得再圆的谎，都会有破绽。他们一定看出了什么破绽。认真起来，警察会从网络上查出他们伪冒的身份证件。这几年警察们很辛苦，追捕他追了大半个中国。
所以他决定放弃刚刚建立起来的平庸美好的中高档生活，先躲到“补玉山居”去看看势头。
第二天，他们收拾了行李，打好了包裹。她问他什么时候去接女儿。他说先进了山再回来接。她立刻拉开旅行箱的拉链，把它翻过来往地上一扣，胡乱塞进去的首饰、衣服、化妆品、鞋子散了一地，她一面踢着她的什锦家当，一面告诉他，她不走了，在这里热烈欢迎警察，让警察帮她把女儿找回来，她可以帮他们破获让他们辛苦了若干年的制毒贩毒大案，以此争取宽大。当女囚犯也不错，至少警察不会剥夺她做母亲的权利。说良心话，她现在真觉得自己跟警察挺亲的，比跟他这个横在女儿和她之间的丈夫亲多了！
他只好妥协。协议是这样：她先开车出发，在进山前的县城和他以及女儿会合。因为女儿这天必须在学校打预防针，他得等她打完针再带她走。并且一家三口分开走，目标会小些。
她在第二天下午来到全家会合的长途车站。他却一个人从长途车上走下来。他说他再三考虑，觉得不能把女儿带在身边。她知道他在说谎，他根本就没打算把女儿带来。她奇怪自己没有破口大喊：“骗子！从你把我骗到手的那天你就一直在我跟前行骗！”她跟着他上了QQ，坐在副驾驶座上，眼睛看着公路两边的山，下了雪，它们白白胖胖，陌生得很。不宽的柏油路上车子摩肩擦背，轮子都酱在雪污里，再洁白的东西也架不住这样的践踏、碾压。
到了“补玉山居”之后，她有点害怕自己了。她会如此乖顺地吃他一记闷亏？受了骗就算完了？她发现自己很专注地搓着手掌下麻将牌，把那一块块四方形从冷的捏成热的，然后狠狠抛出去。她牌运不错，连赢了五把。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可怕，连拿张锡箔纸凑合成一个器具吸上几口的生命必须都淡去了。直到一大口血冲出口腔，人们慌乱地叫着“云南白药”，她才明白自己一直在忍耐，为了一个大图谋而忍耐。她看着吐在地板上的血——她的忍耐是如此的血淋淋。
她看着自己的身体被抱起来。看看抱她的这双手，它们真像干好事的手啊。她闭起眼睛，让人们误认为她昏过去了吧。进了屋子，关严了门。他们这间屋的窗帘从来不打开。但愿里面的秘密永远被保留在里面。他正要直起身，把双手从她身子下抽出来，她喃喃地跟他说起话来。都快死了的人，还不让她见见女儿吗？死不了的，放心吧。真毒啊。必须毒一点儿，不然无济于事，连那么毒的咒语都无济于事。他从来没怀疑过她的意志糟过豆腐渣，一直坚信她做戏的本事，自己做戏就罢了，还难为几支筷子陪着她做戏。一阵羞死人的停顿，她撒娇地嘟哝起来，请他原谅，原谅她的豆腐渣意志，原谅她做戏的本事。他瞅她的眼睛柔和了一些。她知道自己在继续做戏。她说他至少该让她知道女儿在哪个学校，好让她放心，即使她不是个人可她仍然是个母亲。畜生野兽爬虫，母亲总归是母亲。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孩子暂时住在一个远亲家，请了三个老师每天给她私下授课，等到他们的局势稳定了，再去给孩子找合适的学校。怪不得找了那么多个学校，也没找到孩子，反而把警察找来了。
她翻过身，和衣而眠。至少在他看来，她疲惫得连衣服都脱不动就睡过去了。他又回到棋牌室去，接着假扮正常人，找世俗之乐去了。
她看看表，晚上九点二十三分。滑雪回来的年轻人都还在热腾腾的大炕上聊天贫嘴，还有几个人在歌房吼叫，消费白天没消费完的体力精力。她走到院子里想到，都市人朝乡村蜂拥就像乡村人往都市跋涉一样荒诞，也是徒劳。这里如此苦冷，都市人还要来假扮几天乡村人。假如当年不赶乡村的时尚奔往都市，她也许会成另一个曾补玉，让都市和乡村在自己的院子里错位。这时她站在厨房里面。往右拐，面向窗子，再往左边一伸手，就摸到了一溜儿刀把。第三把是她最中意的。一步都没有错，因为她在白天就把一切都看好，计算出来了。本来想假托上厕所溜出棋牌室，快速取下一把刀，藏到房间里，再回到牌桌上。现在时间宽裕多了。她在关键时候发作胃出血，老天助她也。
她原样躺回床上，胃里一阵阵钝痛。她像是安抚一个宠物那样，轻轻地抚摸它，要它忍耐，再忍耐。它是比她自己更敏感更创伤累累的活物。她却拿它做秘密行囊，贮藏和携带不可见天日的宝贝，一次又一次。她是对不住它的。它比狗还忠厚，比狗更多地分担她的紧张愤怒伤心。每一次她紧张或痛苦，它会跟着紧张痛苦，不，远比她更紧张更痛苦，以致痛到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