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顺十岁到十五岁，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过五年《论语》。老汪大号汪梦溪，字子美。老汪他爹是县城一个箍盆箍桶的箍桶匠，外加焊洋铁壶。汪家箍桶铺子西边，挨着一个当铺叫“天和号”。“天和号”的掌柜姓熊。老熊他爷是山西人。五十年前，一路要饭来到延津。一开始在县城卖菜，后来在街头钉鞋，顾住家小之后，仍改不了要饭的习惯，过年时，家里包饺子，仍打发几个孩子出去要饭。节俭自有节俭的好处，到了老熊他爹，开了一家当铺，这时就不要饭了。一开始当个衣衫帽子，灯台瓦罐，但山西人会做生意，到老熊手上，大多是当房子、当地的主顾。每天能有几十两银子的流水。老熊想扩大门面，老汪他爹的箍桶铺子，正好在老熊家前后院的东北角，使老熊家的院落成了刀把型，前窄后阔。老熊便去与老汪他爹商量，如老汪他爹把箍桶的铺面让出来，他情愿另买一处地方，给老汪他爹新盖个铺面。原来的门面有三间，他情愿盖五间。门面大了，可以接着箍桶，也可以做别的生意。这事对于老汪家也合算，但老汪他爹却打死不愿意，宁肯在现有的三间屋里箍桶，不愿去新盖的五间屋里做别的生意。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而是老汪他爹处事与人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看到对别人有利，他就觉得吃了亏。老熊见老汪他爹一句话封了口，没个商量处，也就作罢。
老汪的箍桶铺面的东边，是一家粮栈“隆昌号”。“隆昌号”的掌柜叫老廉。这年秋天，汪家修屋顶，房檐出得长些，下雨时，雨顺着房檐，滴洒在廉家的西墙上。廉家的房檐也不短，已滴洒了汪家东墙十几年。但世上西北风多，东南风少，廉家就觉得吃了亏。为房檐滴雨，两家吵了一架。“隆昌号”的掌柜老廉，不同于“天和号”的掌柜老熊。老熊性子温和，遇事可商可量；老廉性子躁，遇事吃不得亏。两家吵架的当天晚上，他指使自己的伙计，爬到汪家房顶，不但拆了汪家的房檐，还揭了汪家半间瓦。两家从此打起了官司。老汪他爹不知打官司的深浅，也是与老廉赌着一口气，官司一打两年，老汪他爹也顾不上箍桶。老廉上下使钱，老汪他爹也跟着上下使钱。但汪家的家底，哪里随得上廉家？廉家的粮栈“隆昌号”，每天有几十石粮食的进出。延津的县官老胡又是个糊涂人，两年官司打下来，也没打出个所以然，老汪他爹已经把三间铺子折了进去。“天和号”的掌柜老熊，又花钱从别人手上把三间铺子买了过来。老汪他爹在县城东关另租一间小屋，重新箍桶。这时他不恨跟自己打官司的“隆昌号”的掌柜老廉，单恨买自己铺子的“天和号”的掌柜老熊。他认为表面上是与廉家打官司，廉家背后，肯定有熊家的指使。但这时再与老熊家理论，也无理论处，老汪他爹另做主张，那年老汪十二岁，便把老汪送到开封读书，希冀老汪十年寒窗能做官，一放官放到延津，那时再与熊家和廉家理论。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思。但种一绺麦子，从撒种到收割，也得经秋、冬、春、夏四个季节，待老汪长大成人，又成才做官，更得耐得住性子。性子老汪他爹倒耐得住，但一个箍桶匠，每天箍几个盆桶，哪里供得起一个学生在学府的花销？硬撑了七年，终于把老汪他爹累吐了血，桶也箍不成了。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眼看快不行了，正准备打发人去开封叫老汪，老汪自己背着铺盖卷从开封回来了。老汪回来不是听说爹病了，而是他在开封被人打了。而且打得不轻，回到延津还鼻青脸肿，拖着半条腿。问谁打了他，为啥打他，他也不说。只说宁肯在家里箍桶，再也不去开封上学了。老汪他爹见老汪这个样子，连病带气，三天就没了。临死时叹了一口气：“事情从根上起就坏了。”
老汪知道他爹说的不是他挨打的事，而是和熊家廉家的事，问：“当初不该打官司？”
老汪他爹看着鼻青脸肿的老汪：
“当初不该让你上学，该让你去当杀人放火的强盗，一来你也不挨打了，二来家里的仇早报了。”
说这话已经晚了。但老汪能在开封上七年学，在延津也算有学问了。在县衙门口写诉状的老曹。也只上过六年学。老汪他爹死后，老汪流落乡间，以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十几年。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一样。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
“拿纸笔来，我给你作一篇述论。”
人：
“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
“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在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东家老范家落下了脚。这时老汪已经娶妻生子，人也发胖了。东家老范请老汪时。人皆说他请错了先生，除了老汪，别的流落乡间的识字人也有，如乐家庄的老乐、陈家庄的老陈，嘴都比老汪利落。但老范不请老乐和老陈，单请老汪。大家认为老范犯了迷糊，其实老范不迷糊，因为他有个小儿子叫范钦臣，脑子有些慢，说傻也不傻，说灵光也不灵光。吃饭时有人说一笑话，别人笑了，他没笑；饭吃完了，他突然笑了。老汪嘴笨，范钦臣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于是请了老汪。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学堂过去是牛屋，放几张桌子进去，就成了学堂。老汪亲题了一块匾，叫“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匾很厚。拆了马槽一块槽帮。范钦臣虽然脑子慢，但喜欢热闹，一个学生对一个先生，他觉得寂寞，死活不读这书。老范又想出一个办法，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的孩子来随听。随听的人不用交束脩，单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本不打算让儿子们识字，但听说去范家的私塾不用出学费，只带干粮。觉得是个便宜，便一口气送来两个儿子：二儿子杨百顺，三儿子杨百利。本来想将大儿子杨百业也送来，只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十五岁了，又要帮着自己磨豆腐，这才作罢。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随听的人，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如杨百顺和李占奇，身在学堂，整天想着哪里死人，好去听罗长礼喊丧。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他对《论语》理解之深，与徒儿们对《论语》理解之浅形成对比，使老汪又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由于双方互不懂，学生们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十里八乡，各个村庄都有老汪的学生。或叔侄同窗，或兄弟数人，几年下来，倒显得老汪桃李满天下。
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甩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野地里本来没路，也让他走出来一条路。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东家老范初看他乱走没在意，几年下来就有些在意了。一天中午，老范从各村收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从马上跳下来，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老汪又要乱走，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
“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没法说老范也就不再问。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旧事重提，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问：
“活人还是死人？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
“不会是他。是他我也不走了。”
老范：
“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
“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
“我只是担心，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
“碰到无常我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明显是喝醉了，老范摇摇头，不再说话。但老汪走也不是白走，走过的路全记得，还查着步数。如问从镇上到小铺多少里，他答一千八百五十二步；从镇上到胡家庄多少里，他答一万六千三十六步；从镇上到冯班枣多少里，他答十二万四千二十二步……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着私塾，每天查查学生的人头，发发笔墨纸砚。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她在学堂也存不住身，老汪一上讲堂，她就出去串门，见到人，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来镇上两个月，镇上的人被她说了个遍；来镇上三个月。镇上一多半人被她得罪了。人劝老汪：“老汪，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她。”
老汪一声叹息：
“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在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老汪对银瓶不管不问，任她说去。平日在家里，银瓶说什么，老汪不听，也不答。两人各干各的，倒也相安无事。银瓶除了嘴能说，与人共事，还爱占人便宜。占了便宜正好，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还爱到地里拾庄稼。拾庄稼应到收过庄稼的地亩，但她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塞到裤裆里。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新盖的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在驴马之间说：“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
“为啥？”
老季：
“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
“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
“不为老汪。”
老范：
“为啥？”
老季：
“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
“娘们家，有啥正性。”
又说：
“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喂牲口的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呢？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但杨百顺学《论语》到十五岁，老汪离开了老范家，私塾也停了。老汪离开私塾并不是老范辞了他，或是徒儿们一批批不懂，老汪烦了，或是老汪的老婆偷东西败坏了他的名声。待不下去了，而是因为老汪的孩子出了事。老汪和银瓶共生了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老汪有学问，但给孩子起的都是俗名，大儿子叫大货，二儿子叫二货，三儿子叫三货，一个小女儿叫灯盏。大货二货三货都生性老实，唯一个灯盏调皮过人。别的孩子调皮是扒房上树，灯盏不扒房，也不上树，一个女娃家，爱玩畜牲。而且不玩小猫小狗，一上手就是大牲口。一个六岁的孩子，爱跟骡子马打交道。喂牲口的老宋不怕别人，就怕这个灯盏。晚上他正铡草或淘草，突然回头，发现灯盏骑在牲口圈里的马背上，边骑边打牲口：“驾
马在圈里嘶叫着踢蹬，她也不怕。大货二货三货没让老汪费什么心，大不了跟别人一样，课堂上听不懂《论语》，一个女娃却让老汪大伤脑筋。为灯盏玩牲口，老宋三天两头向老汪告状，老汪：“老宋，不说了，你就当她也是头小牲口。”
这年阴历八月。喂牲口的老宋淘草时不小心，挑钢叉用力过猛，将淘草缸给打破了。这个淘草缸用了十五年，也该破了。老宋如实向东家讲了，老范也没埋怨老宋，又让他买了一口新缸。范家新添了几头牲口，这淘草缸便买得大，一丈见圆。新缸买回来，灯盏看到缸新缸大，又来玩缸。溜边溜沿的水，她踩着缸沿支叉着双手在转圈。老宋被她气惯了，摇头叹息，不再理她，套上牲口到地里耙地。等他傍晚收工，发现灯盏掉进水缸里，水缸里的水溜边溜沿，灯盏在上边漂着。等把灯盏捞出来，她肚子已经撑圆，死了。老宋抄起钢叉，又将新缸打破，坐到驴墩上哭了。老汪银瓶闻讯赶来，银瓶看了看孩子，没说别的，抄起叉子就要扎老宋。老汪拉住老婆，看着地上的死孩子，说了句公平话：“不怪老宋，怪孩子。”
又说：
“家里数她淘，烦死了，死了正好。”
杨百顺十五岁的时候，各家孩子都多。死个孩子不算什么。银瓶又跟老宋闹了两天，老宋赔了她两斗米，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一个月过去。赶上天下雨，老汪有二十多个学生，这天只来了五六个，老汪打住新课，让徒儿们自己作文开篇，题目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自己对着窗外的雨丝发呆。又想着下午不能让徒儿们再开篇了，也不能开新课，应该描红。出去找银瓶，银瓶不在，不知又跑到哪里说闲话去了，便自己回家去拿红模子。红模子找着了，在银瓶的针线筐下压着；拿到红模子，又去窗台上拿自己的砚台，想趁徒儿们描红时候，自己默写一段司马长卿的《长门赋》。老汪喜欢《长门赋》中的两句话：“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去窗台上拿砚台时，突然发现窗台上有一块剩下的月饼，还是一个月前，阴历八月十五，死去的灯盏吃剩的。月饼上，留着她小口的牙痕。这月饼是老汪去县城进课本，捎带买来的。同样的价钱，县城的月饼，比镇上的月饼青红丝多。当时刚买回。灯盏就来偷吃，被老汪逮住，打了一顿。灯盏死时老汪没有伤心，现在看到这一牙月饼，不禁悲从中来，心里像刀剜一样疼。放下砚台，信步走向牲口棚。喂牲口的老宋，戴着斗笠在雨中铡草。一个月过去，老宋也把灯盏给忘了，以为老汪是来说他孩子在学堂捣蛋的事。老宋的孩子叫狗剩，在学堂也属不可雕的朽木。谁知老汪没说狗剩，来到再一次新换的水缸前，突然大放悲声。一哭起来没收住，整整哭了三个时辰，把所有的伙计和东家老范都惊动了。
哭过之后，老汪又像往常一样，该在学堂讲《论语》，还在学堂讲《论语》；该回家吃饭，还回家吃饭；该默写《长门赋》，还默写《长门赋》；只是从此话更少了。徒儿们读书时，他一个人望着窗外，眼睛容易发直。三个月后，天下雪了。雪停这天晚上，老汪去找东家老范。老范正在屋里洗脚，看老汪进来，神色有些不对。忙问：“老汪，咋了？”
老汪：
“东家，想走。”
老范吃了一惊，忙将洗了一半的脚从盆里拔出来：“要走？啥不合适？”
老汪：
“啥都合适，就是我不合适，想灯盏。”
老范明白了，劝他：
“算了，都过去小半年了。”
老汪：
“东家，我也想算了，可心不由人呀。娃在时我也烦她，打她，现在她不在了，天天想她，光想见她。白天见不着，夜里天天梦她。梦里娃不淘了，站在床前，老说：‘爹，天冷了，我给你掖掖被窝。’”
老范明白了，又劝：
“老汪，再忍忍。”
老汪：
“我也想忍，可不行啊东家，心里像火燎一样，再忍就疯了。”
老范：
“再到牲口棚哭一场。”
老汪：
“我偷偷试过了，哭不出来。”
老范突然想起什么：
“到野地里走走。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老汪：
“走过。过去半个月走一次，现在天天走，没用。”
老范点头明白，又叹息一声：
“可你去哪儿呢？早年你爹打官司。也没给你留个房屋，这里就是你的家呀。这么多年，我没拿你当外人。”
老汪：
“东家，我也拿这当家。可三个月了，我老想死。”
老范吃了一惊，不再拦老汪：
“走也行啊，可我替你发愁，拖家带口的，你去哪儿呀？”
老汪：
“梦里娃告诉我，让我往西。”
老范：
“往西你也找不到娃呀。”
老汪：
“不为找娃，走到哪儿不想娃，就在哪儿落脚。”
第二天一早，老汪带着银瓶和三个孩子，离开了老范家。三个月没哭了，走时看到东家老范家门口有两株榆树，六年前来时，还是两棵小苗，现在已经碗口粗了。看着这树，老汪哭了。
杨百顺听人说，老汪离开老范家，带着妻小，一直往西走。走走停停，到了一个地方，感到伤心，再走。从延津到新乡，从新乡到焦作，从焦作到洛阳，从洛阳到三门峡，还是伤心。三个月后，出了河南界，沿着陇海线到了陕西宝鸡，突然心情开朗，不伤心了，便在宝鸡落下脚。在宝鸡不再教书，也没人让他教书；老汪也没有拾起他爹的手艺给人箍盆箍桶，而在街上给人吹糖人。老汪教书嘴笨，吹糖人嘴不笨，糖人吹得惟妙惟肖。吹公鸡像公鸡，吹老鼠像老鼠，有时天好，没风没火，还拉开架势。能吹出个花果山。花果山上都是猴子，有张臂上树够果子的，有挥拳打架的，有扳过别人的头捉虱子的，还有伸手向人讨吃的。如果哪天老汪喝醉了，还会吹人。一口气下去，能吹出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这女孩十八九岁，瘦身，大胸，但没笑，似低头在哭。人逗老汪：“老汪，这人是个姑娘吧？”
老汪摇头：
“不，是个小媳妇。”
人逗老汪：
“哪儿的小媳妇？”
老汪：
“开封。”
人：
“这人咋不笑呢，好像在哭，有点晦气。”
老汪：
“她是得哭呀，不哭就憋死了。”
明显是醉了。老汪这时身胖不说，头也开始秃顶。不过老汪不常喝酒，一辈子没吹几次人。但满宝鸡的人，皆知骡马市朱雀门的河南老汪，会吹“开封小媳妇”。
老汪走后，“种桃书屋”的徒儿们作鸟兽散。杨百顺杨百利也离开老范家的学堂，回到了杨家庄。杨百顺跟老汪学了五年《论语》，入学时十岁，现在已经十五岁了。原想着还要跟老汪待好久，《论语》还读得半生不熟，没想到老汪说走就走了。在学堂天天跟老汪捣蛋，十二岁那年冬天，和李占奇一起，偷偷跑到老汪的茅房，拎起老汪的夜壶，在底上钻了个眼；夜里老汪撒尿，漏了一床；现在老汪一走，倒想起老汪许多好处。其中最大的好处，有老汪在，他可以天天到学堂胡混：老汪一走，就得回家跟卖豆腐的老杨做豆腐。但杨百顺不喜欢做豆腐。不喜欢做豆腐不是跟豆腐有仇，而是跟做豆腐的老杨合不来。与老杨合不来不是老杨用皮带抽过他，因为一只羊，害得他睡在打谷场上，记恨老杨；而是像赶大车的老马一样，从心底看不上老杨。他看上和佩服的，是罗家庄喊丧的罗长礼。他想脱离老杨，投奔罗长札。但麻烦在于，杨百顺对罗长礼也不是全喜欢。他只喜欢罗长礼的喊丧，不喜欢罗长礼的做醋。罗长礼的醋，十天就泛了白毛。但做醋是罗长礼的生计，喊丧是罗长礼的嗜好，为了喊丧，还离不开做醋。醋大家一天三顿要吃，啥时候会一天三顿死人呢？弄得杨百顺也是左右为难。
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和杨百顺一样，也不喜欢做豆腐的老杨，他喜欢贾家庄弹三弦的瞎老贾。瞎老贾并不是实瞎，一只眼瞎，另一只眼不瞎。瞎老贾除了弹三弦，还会用一只眼睛给人看相。几十年下来。阅人无数。人命各有不同，老贾一说，大家就是一听，并无在意，瞎老贾阅人多了，倒把自个儿阅伤了心。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生错了年头；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杨百利和杨百顺不同的是，杨百顺只喜欢罗长礼的喊丧，不喜欢罗长礼的做醋，杨百利对瞎老贾弹三弦和看相全喜欢。杨百利瞒着卖豆腐的老杨，偷偷跑到贾家庄，要拜瞎老贾为师。瞎老贾闭着眼睛，摸了摸杨百利的手：“指头太粗，吃不下弹三弦
杨百利：
“我跟你学算命。”
瞎老贾睁开一只眼，看了看杨百利：
“自个儿的命还不知在哪儿呢，算啥别人。”
杨百利：
“那我是啥命呢？”
瞎老贾又闭上了眼睛：
“远了说，是个劳碌命，为了一张嘴，天天要跑几百里；就近说，人从你脸前天天过，十个有九个半，在肚子里骂你。”
师没拜成，落了一身晦气。杨百利在肚子里骂瞎老贾，一天要跑几百里，不把人累死了？一边骂瞎老贾算命不准，一边又跑回了杨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