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说是视察了新村，在现场会开始时作完指示就到市里去的，但讲话的时候，话筒突然没有了声音。省革委主任掼下话筒，回过头就要发作。正在主席台后侧照应扩音器的镇广播站播音员赶紧跑出来，抓过话筒连拍了几下，仍是没有动静。她很尴尬，一时慌了手脚。整个会场的气氛也一下僵住，似乎是等待着一场战争的爆发。
省革委主任的脸色却不知为什么重又容光焕发起来。他和颜悦色地对可怜巴巴的播音员说，小鬼，下去吧，我讲话本来不需要扩音的。接着他就大了声讲起话来，并且越讲越有兴致，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不时引起满场的笑声和鼓掌。
吃过饭，省革委主任竟不走了，对镇长说，让广播站那个小鬼来，我想跟她谈谈。
让人敬畏的省革委主任在位不久，全省各级领导就晓得了他的一个极有个性的嗜好，就是每到一处就要找些好看的女孩子进行革命教育。他虽然年过半百，但精力旺盛得吓人，白天不论怎样辛苦劳碌，这教育还是要通宵达旦的，一点不知疲倦。他抓这教育同他抓革命、抓生产一样都是极有魄力的。就有了种种传言，说是省革委主任到了哪里，哪里的母鸡都要赶紧穿裤子。都说这是阶级敌人用心险恶的攻击，但私底下大家又都把这攻击一遍又一遍用心不险恶地重复，还加了一个形象的描绘，说是“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
镇长说，那太好了。省革委主任要在小镇过夜，要对播音员进行革命教育，无疑是对播青员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鼓舞，也就无疑是小镇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我马上去作安排。镇长欣欣然、跃跃然，受宠若惊。
然后他就陀螺一样在镇革委的院里院外转起来，收拾省革委主任一行过夜的房子和床铺；吩咐准备省革委主任一行的夜宵；布置保卫省革委主任一行的民兵岗哨……省革委主任很感动说，你歇着吧，忙活一天了，把那小鬼给我叫来就行啦。
“好的，就来了。”
镇长一边雷厉风行地调度，一边利落干练地应诺。
但是镇长再次出现在省革委主任面前的时候，仍是一个人。
“小鬼呢？”
省革委主任显然有些不悦了。他迫不及待地要做一个女孩子的工作，结果却老是这么一只可恶的癞痢头在他面前进进出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许多下级干部以为只要自己忠心耿耿，尽心尽责就能讨上级领导喜欢，却往往因为抓不住上级领导的主要意图而总是搔不到领导的痒处，反而更添了领导的心理负担，使得种种殷勤，种种辛苦都成为一场白忙。更严重的甚至招致了领导的怨恨。因为领导的有些心思是要靠下级去领会而不便明确指示的。一个下级干部乖巧不乖巧，能干不能干，要害和标志常常就在这里。
镇长自然不是不乖巧，不能干的人，只是这一回，他实在无能为力：他去找镇广播站播音员的时候，才听说，仅仅在约五分钟之前，播音员搭了一辆拉货的便车，匆匆赶去了城里搭火车。当时她刚刚接到从上海老家打来的电报，祖母病危，让她速归。她甚至来不及向镇长当面请假，写了张假条连同电报一起让人带给镇长，就哭哭啼啼地跑到公路上搭车去了。
镇长现在带来的，就是这张电报。他请示省革委主任要不要过目。那上面还留着一个上海女孩子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免不了要用的护肤脂的温柔气息。
省革委主任锐利的眼睛静静地看了一会儿镇长，什么话也没有说，径直从镇长身边走过，走到门外，喊了一声什么人，就径自走到了镇革委的院子里。
几辆从省城开来的吉普车很快就轰轰地吼起来，雪白刺眼的车灯横扫着镇革委的院子。随后车队就向镇外的黑暗风驰电掣似地扑去。
被省革委主任抛下的镇革委的一院子人都呆了，弄不清省革委主任为什么忽然作了战略转移；来的时候轰轰烈烈，小镇一时间福星高照；走的时候阴阴森森，小镇似乎要大难临头。这样的跌宕起伏，反差实在是太大太猛了。小镇人见的世面、经的事少，受不得这样的惊吓。
镇长倒是很安然，说，首长就是这样火爆的性格，工作作风一向泼辣，这在全国都是很有名的。真要有什么什么也是我担着，没有你们的事，各人回去吧。
后来果然也真没有什么事。镇长和小镇都依旧是全省的先进典型。镇长后来还是依旧多次出席了全省、全国的各种表彰会、讲用会、经验交流会。省革委主任也没有因为那天晚上的事对他生出什么隔阂。证明是，镇长后来还特地从省城带了一张省革委主任在一次会议上单独接见井同他亲切交谈的合影的放大照片回来。那照片用镜框镶了，挂在镇革委会议室主席像的下边。不过，再后来，这又成为镇长上了反党贼船的铁证。
省革委主任那天晚上突然离去给小镇留下的谜，也是在镇长下台后解开的。
先是镇邮电所的所长揭发镇长曾经让他给镇广播站播音员——那个上海女知青出一张假电报，让她回上海。当时的小镇邮电所还没有直接的电报业务能力。外地来的电报先打到城里的邮电局，再由那里挂长途到镇上，镇邮电所记录后再送交受报者。但那天城里并没有电话来。播音员上海家里的那个电报，电文是镇长在电话里口授的。他当时想问，镇长说，你莫管，照记就是，记了，亲自送到播音员手上，不准再对别人说这回事。你要误了事，我法办你。邮电所长说，那时候，这个臭癞痢在镇上一手遮天，我给他吓住了。今天终于可以伸张正义，水落石出了。
专案组把这件事单独立了一个案，口授电报的事。镇长供认不讳。他并且补充说，播音员祖母生病也是事实，只不过老人家早已瘫痪在床。另外，那辆货车，也是他临时安排的。后来，那个播音员从上海回来，同样是他写信通知的。回来的当天，他就给了她一张上大学的推荐表。推荐表上所要求的全部手续都是在他的监督下闪电式地办完的。正好是上海的一所美术院校，播音员没有几天就永远地从镇上消失了。
专案组派人去了上海找那个前镇广播站播音员出旁证，证实了上述的种种。正在上大学的播音员只是一直没有搞明白，那天晚上镇长为什么突然来找她，告诉她家里会有电报来，让她接到电报马上动身，到镇街口的那棵樟树下面去，那里会有一辆货车等她千万不要犹豫。镇长说，你什么也不要问，走你的就是，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原因，回了上海先住着，什么时候回来，我会给你去信。你要不听我的，出了事那就莫要怨我。镇长当时的样子又神秘又紧张。播音员虽然有些糊涂，但让她回上海总是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后来镇长又来信，让她回小镇办理上大学的手续。她就赶紧去了，又快快地回上海了，就是这样。至于镇长那天为什么匆忙让她去，她后来一直也没有问，也没多想，因为没有必要。她觉得这个乡下人样子难看死了，心肠倒蛮好的。问到她晓不晓得镇长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她笑一笑，说：“谁晓得！”脸上分明现出上海人常有的优越，意思很明白的：我这样一个上海女子，能不让男人喜欢么？而且是那样丑的一个外省乡下人！给人的感觉镇长是打了她的主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
这样倒使镇长得了一个解脱。专案组原是想从中间出镇长同播音员的私情的。看这种情形，委实也不像。回来再向镇长作最后核实，问他为什么对播音员那么关照，镇长说，你们想是为什么呢？你们怎样想怎样写就是了。结论横直是你们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