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队归来以后，我心情的凄迷到了顶峰。记得在返程途中，我坐在离“582”不远的一座小桥上，流下了一个男人不该流淌的眼泪。时代对我们是不是太苛刻了——特别是对于曾被国民党拉上过特刑厅的女共产党员，现在让其反省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问题，这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还是历史的悲剧？我太了解她了，她是不会向压力低头的，这会不会又酿成她的另一个新的不幸？
回到监号，几个同组成员开我的玩笑道：
“久别胜新婚，夜里干了几回？”
“他妈的，你比我们强多了，一抬腿就能去天河配！”
惟有那位法国的传教士高学海，似乎看出我的情绪并不太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自言自语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法语，抒发他自己的心绪——他究竟在说什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知道——我给他起了个“高老夫子”的绰号，在组里除了我对他十分尊敬之外，几个解禁的流氓罪犯，实际上把他看成是一个影子般的人物。
我只好把泪往肚子里流。在劳改生活中，我不能过多地流露真情，因为这里的队长已然不是董维森的类型，他们两只眼睛时刻在盯着思想犯。一旦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过了10月，接近了年关，劳改队要例行文艺演出。有一天，崔指导员把我找到他办公室：
“你把你们组学毛著后，立刻见行动的好人好事写一下。”
“您看，我该写谁呢？”
他说：“你们组里何××（我已忘记他的名字了），因为是个惯窃，才有个“何大拿” 的外号。这你知道吗？”
“知道。”
“他学了毛选中的老三篇以后，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有了变化。前两天，他在收工的路上，拾到了五毛钱，交到中队来了。你就写写他这一段吧！”
我只能点头称是——尽管我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还是应了下来。之所以如此，当时我们组正干着刨冻土的活儿，每天抡铁镐刨冻土的活累我倒是不怕；怕的是那漫天漫地的白毛旋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前文已经说过，这儿是个大盐碱滩，七八级的大风一刮，一片白黄色的沙尘吹在脸上，苦咸苦咸。冻土有三四十公分厚，手上震裂的口子虽然贴满了胶布，还是照常开裂。留在监号写点顺口溜一类的东西，可以少受点风沙之苦，这是原因之一。之二，让你写你就得写，否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与其如此，何乐而不为？！
进劳改队以后，我已经多次干过这种差事。但是每每充当这种角色时，常常勾起我死去了的文学的梦幻，实在有愧于心。同组的人都知道，“何大拿”不过是变了个小小的戏法：他自己先把五毛钱丢在什么地方，再当着别人的面，把钱从那地方拾起来，然后把钱送到队部办公室——戏法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成了学习老三篇的积极分子了。写！我还得把假的当成真的写！
整个的时代，都跳起了假面的忠字舞，一个“二劳改”，还要什么自我清高？
到了新年，我写的《“何大拿”学毛著》，是以山东琴书的形式演出的。我们全组人员，一起上阵。为此，我们全组得了个集体学老三篇的优秀奖。在台下听着队长表扬我们的时候，我的心在暗暗发笑：好一个“何大拿”，一个小小的把戏，不但给自己的脸上贴了金粉，还给我们全组画上了红脸。
可笑？
可悲？
可耻？
可乐？
时代既然充满了荒唐，荒唐多了，也就不觉荒唐。
但这一切，都只是过眼烟云。当我的良知苏醒的时候，内心一片苍凉，正是因为醉中有醒，到了年节的晚上队里破例允许喝酒时，于是就有了《与贼同醉》这场正剧。那天队里吃的饺子，饭间，其他成员都去各找各的朋友，摆龙门阵去了。我本来是想去三队找李建源和阮祖铨两个同类去谈心的——从探视张沪未果而归，我的心情一直不好，与同类中的友好聊聊，不外想排解一下不佳的心绪。但是“何大拿”把我拦在了门口，他说他感谢我写了他的事，要对我表示一下谢意，说着举起了他手中的那个酒碗。
同在一个组里生活，我不好推辞，便拿出我腰里揣着的酒瓶，并拧开瓶盖说：
“喝我的吧，你的酒是白薯干做的，我的酒是北京的正宗‘二锅头’。”
他把我倒在他碗里的酒，一扬脖儿喝了下去，连连称赞着：“还是北京的酒香。”
我再次要走，他拉着我的胳膊，不让我走。我只好坐了下来，与他一边吃着饺子，一边端起酒碗。
“来，干了它！”
在我和他频频碰碗之后，一开始是心发热，然后便是头发晕。青年时代的我是有点酒量的，但在劳改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沾酒，所以很快进入了半醉状态。喜酒的人酒后的醉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发酒疯手舞足蹈，有的人沉默无声——我属于后者，特别是进了劳改队以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每每在节日放纵自己狂饮之后，话就变得更少了。我仰面朝天往炕上一躺，愁思便潮涌般地塞满心扉。
“何大拿”无忧无虑，他喝够了酒以后，便在狂放不羁中口吐真言：“谁他妈的有病，捡了钱还交公？我还嫌钱不够花呢！一个月就这点鸡巴钱，还不够我卷‘大炮皮’抽呢！”
“你是怎么玩的花活？”我半醉半醒地问道。
“那不是大容易了吗，出工的时候我走在队伍的后边，把五毛钱扔在那儿；收工的时候，我走在队伍的前面，当着大家的面，再把钱拾起来交公——就这么简单。你想想，在这块兔子也不拉屎的地方，连个人烟也没有，谁能把钱丢在那儿？嘻嘻……这戏法还真灵验，我成了场里的标杆！”
我笑了，笑他的鬼把戏，叫我们猜了个准；但是却把劳改干部，骗了个底儿朝天。如果事情到此刹车，下面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可他把酒瓶喝了个底朝天以后，又对我吹起他神偷的本事来了：“我在年前回家探亲，在回来的火车上碰见一个老太太，她挨着我坐着，怀里还抱着她的小孙孙。我以为她的包袱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便顺手牵羊地拿了回来。可是回到场里打开一看，净是些尿布片片和喂奶的奶瓶一类的玩艺。里边还有一个纸片片，那是一张选民证，我记住了那老太太的名儿，她叫崔风莲。‘吃大轮’（在火车上行窃）的碰上穷光蛋，算是打雁的叫雁给啄了眼，不过，这时候倒也算有了它的用项。”说着，他把藏在炕洞里的小包包，拿到炕上抖落开来，从中拉出来几片白白的尿布，像是扭秧歌似地，在地上扭动起来。
是好奇？
是诱惑？
当时我也说不清楚，他究竟触动了我的哪一根神经，反正我一个鲤鱼打挺，从炕上跳了下来。我拿起那张选民证看了看，那个被窃的老人63岁，正好与我母亲同庚。我母亲昔日来看我。坐的也是这趟火车，在冬季的大雪天，肩上不仅背着给我和张沪送来的东西，手里还要拉着她的孙子——那两只小脚走在遍地皆白的雪路上，一走一滑。要历尽艰辛，才能把她那份老母亲的心，送到我和张沪面前。而“何大拿”真是丧尽天良，居然在“大轮”上，偷一个老人——甚至把老人喂孙子的奶瓶奶嘴和尿布，都给扒窃来了——而我却与他同饮同醉，我还算是个两条腿的人吗！
此时，“何大拿”已然更换了那几片尿布的用法。他从扭大秧歌，变为反串《西厢记》中的红娘。他一边扭动着腰肢，一边唱道：
叫张生
你莫担惊莫害怕
我慢慢地走
你慢慢地爬
“‘何大拿’！”我突然喊了一声。
他没有理睬我，继续在半醉半醒中得意地演着他的红娘。
我却尽量从醉意中自拔，开口责骂他道：“你他妈的偷谁不好，为什么专偷一个老太大？你有亲娘没有！”
他停下了扭来扭去的京剧台步，反唇相讥道：“秀才，你小时候是用尿布擦的嘴吧？说出话来怎么又臊又腥？”
我血涌心扉，朝他高声叫道：“混蛋！”
“我告诉你，干我们这行的手上是不长眼的，谁他妈的知道包包里是尿布，让雁啄了眼的事，说明我手生了。”
“你是你娘生的吗！”
“你怎么骂人？你把你老娘也带进劳改队里来了！”
“在狼窝就得学狼叫，这是我的一大进步。”
“放你妈的狗屁！”他先把尿布朝我脸上掷了过来，然后如同猛虎捕食一般，整个身子向我压了过来。
我闪开了。
“何大拿”踉跄着身子，倒在了炕沿上。我趁势从他身后，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他一声未吭，反过身来挥拳朝我脸上打来。我只感到头“嗡”地一声，面部一阵火辣辣的疼痛。这一拳激怒了我，我抄起刚才煮饺子用的脸盆朝他砸了过去。脸盆砸空了，发出 “嗵”地一声响。趁他还在发愣的当儿，我猛扑过去，朝他脸上打了一拳。
他嘴角出了血。那鲜红的血滴，使我昏热的头脑略略清醒了一些；但此时的殴斗，已经欲罢不能了。他用袖口抹了抹嘴角的血，张开两只像老虎钳子一般的手，向我的脖子夹来，我虽然闪过了他的双手，却没有防备他的光葫芦头，他那如同铁头僧一般的脑袋，猛地撞在了我的肩上。我后退了几步倒在了墙角，他不失时机地扑了上来，把我压在了身下。他一边骂着：“老子今天好好教训你这‘吃屎分子’。”一边左右开弓地抽我耳光。
起始，从没有打过架的我，有点被这突发的强力，震慑住了，又想到这场殴斗是我挑起来的，他要是到此住手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无赖不依不饶，似乎我成了他身下的一个驴儿，任他在我身上施威。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姿态，终于再一次激起了我的酒劲，我乘其不备，伸出一只手来捏住了他的喉咙，狠命地掐着不放；他正在喘粗气的时候，我拼命地用力一推，将他从我的身上掀翻在地。我毕竟比他年轻几岁，两个人在地上滚了几个滚儿以后，我终于以牙还牙地将他骑在我的身下。他几次想再现刚才打我时的辉煌，但都没能得逞——在此时此刻，我已然把他打得鼻青脸肿。
“服不服？”
“不服！”“何大拿”铁嘴钢牙，喷了我一身血污，“就凭我这出了名的佛爷（窃贼的内部称呼），能跌在你这‘吃屎分子’的手下！呸！”
我再一次大打出手。
他在我身下当真没有求饶。
这时同号的成员回来了，把我们拉开，说要去禀报队长。“何大拿”的酒兴，似乎在这场殴斗中挥发尽了，他忙拦住了同号人的衣袖，自我解嘲他说道，“别去，这是我和秀才喝醉了酒。两个人闹着玩呢！”很显然，他是怕把事态扩大，五毛钱的丑剧连同在车上行窃的事，都亮了底儿。
……
这是我在劳改生涯中，惟一的一次与人斗殴——不是与我的同类，而是与一个地地道道的贼。当天的月光很亮，何大拿没来得及擦一擦他那张血迹斑斑的脸，就躺在炕上扣开了呼嗜。我久久没能入睡，掂量着自己是不是在返祖成猿？想来想去，我这一次打架，是为我的多灾多难的母亲与我受难的小儿子而打的——如果“何大拿”不是偷了一个带着孙子的老太大的东西，而是偷了一个别的什么人，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在这年节的日子，我太想念他们了——那一老一小是为我和妻子而受过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那次殴斗行为，从人的生存哲理上伸延开来，仔细反刍一下那天晚上的行为，我的退化行为，颇有点类似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野性的呼唤》中，那条名叫巴克的狗。它开始是一条十分温顺的家狗，但是在几次被转卖的过程中，它历经了主人无数的鞭挞与同类之间的相互厮拼。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它在自舔伤口之后，不断强化自身并消失了原有的驯良——最后，巴克不但成为狗群中的天字第一号，还成了荒原上狼群中的领袖。
我不是狼。我是人。但是人在严酷的环境中，也会像巴克那样失去温顺。
这是我的进步？
还是我的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