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夜没有睡好的牛青松嘴里嘟哝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能够这样？他洗脸的时候这么嘟哝，刷牙的时候这么嘟哝，吃早餐的时候也这么嘟哝。他这么嘟哝着走出家门，去市工人文化宫找江爱菊伯妈。
文化宫办公大楼的下面三层已出租给了别人，它已不属于江伯妈之流使用。一楼用来打桌球，二楼开了个餐馆，三楼正在装修，好像是一个舞厅。走过三楼时，锯木声和电钻声不绝于耳，牛青松在楼梯上跑了几步，差一点跌倒了。
他在四楼找到了江爱菊伯妈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两男两女，墙壁上挂满锦旗和奖状。许许多多的奖杯堆放在屋角，上面爬满灰尘。牛青松站在办公室门口喊了一声江伯妈，我的钱，我来要我的钱。四个人，八只眼珠像八颗黑夜中闪动的猫眼，一齐盯住
一声细长的尖叫从江伯妈的喉咙里飘出，它跳下了山岗淌过了草地流向远方，它在流动的过程中逐渐变成字，逐渐组成句子——你们说奇不奇怪，他刚从少管所出来就向我要钱，说是他爸借给我的。他爸已经死了四五年了，他现在还跟我要钱，真是岂有此理。我借他爸的钱早就还过了，他又想再要一次，这和敲诈、勒索有什么区别？真是岂有此理。唾沫从江伯妈的嘴里飞出，在整个办公室里飞扬。牛青松说借债还钱，杀人偿命，你是国家干部，又是共产党员，岂有借钱不还之理。这钱虽然不是我的，但它是我爸爸的，我现在替我爸爸办事。江伯妈说这钱我还过了。牛青松说没还。他们的声音愈来愈大，好几个办公室的人都跑出来围着他们。
有人推了牛青松一把。牛青松站在门框下一动不动。有人说把他轰下楼去，这里不是菜市，怎么能让一个无赖在这里横行霸道。牛青松说谁是无赖，江爱菊借钱不还，才是无赖。江爱菊不是没有钱，她不会连二百块钱都拿不出，她是不想还这二百元钱。她认为我爸爸死了，死无对证，所以她欺负我，她这是欺负一个孤儿，你们都在欺负一个孤儿。牛青松这么说着的时候，已经把手掌伸进门拉手里，现在门拉手就像一副手铐铐住了他的左手腕子。
人群中走出一位彪形大汉，他拦腰抱住牛青松。牛青松双脚离开地板，门随着他的左手摇摆。彪形大汉往楼梯方向走了两步，牛青松的手合上了办公室的门，他的左手还卡在拉手里。彪形大汉用力摔动牛青松的身子。牛青松哟了一声，说我的手快断了。彪形大汉又摔了一下，牛青松的左手腕子被门拉手拉红了。彪形大汉再摔一下，牛青松的手从拉手里脱出来。牛青松开始用双脚踢打彪形大汉，彪形大汉任凭牛青松的踢打，他像抱婴儿一样把牛青松从四楼抱到一楼，然后摔掉牛青松。牛青松用右手掌抚摸着左手腕子，从地上站起来，看见抱他的人堵在一楼的楼梯口，他的身子差不多把楼梯口全部塞满了。他一跺右脚，地皮颤抖了一下。他说滚。牛青松说不滚。他说不滚，我也不会让你上去，除非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说着，他又跺了一下右脚。牛青松站在离他两米远的地方，说我就站在这里，我不滚我也不上去，我在这里等江爱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资格站在这里。彪形大汉靠在墙壁上，也不说话。他们彼此对望着，彼此都发出一声冷笑。
江爱菊从门里走出来，牛青松紧紧跟随她。江爱菊说你跟着我干什么？牛青松说要钱。江爱菊加快步伐，牛青松迈开大步。江爱菊钻进公厕，牛青松站在公厕的门口。江爱菊恢复了平时的姿态，她渐渐地不把牛青松当一回事。到达菜市的时候，江爱菊发现看她的人目光都十分怪异，他们张开嘴巴，露出白晃晃的牙。江受菊一回头，看见牛青松举着一张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歪斜的大字：
前面这个女人欠我爸两百元钱。
江爱菊抓过牛青松手里的纸，揉成团砸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踏了四五下。她说不就是二百元钱吗，你何苦这样？她开始往钱包里拿钱，眼看着就要把钱拿出钱包了，她的手突然停住。她说我干吗要拿钱给你？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的钱我已经还过了，干吗还要拿钱给你？她把钱塞进手掌塞进口袋。
空手而归的牛青松整整想了一天，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但他不告诉我们，他向我们保证一定能够把父亲的二百元拿回来。晚上十点钟，他卷上一床席子抱上一个枕头准备出门。他说他要睡到江伯妈家的客厅里，准备跟他们“三同”，也就是同吃、同住、同气愤。牛红梅拦住他，他一扭身冲出去，枕头巾掉到了门边他也没看见。
事实上，事情没有他想像的那么复杂。当他敲开江伯妈家的门时，他们以为他是讨上门的乞丐。江伯妈揉了揉眼睛，范伯伯揉了揉眼睛。在他们揉眼睛的时刻，牛青松把席子展开，铺到客厅的地板上。范伯伯问牛青松出了什么事？牛青松把父亲1975年12月15日的日记重新背了一遍。范伯伯从皮夹里掏出二百元钱，递给牛青松，说你走吧。就这样，牛青松像一只夹着尾巴的狗，夹着席子、枕头和二百元钱回来了。从他走出去到回来，前后15分钟。他把钱交给牛红梅，感到很不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