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的话
生活的道路就这样分开了，三个朋友分别在三个城市，只有寒暑假，才有见面的机会。
头一年，快快没有回家。那是“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正在一个水库工地上劳动。学校决定不放暑假了。快快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能回家了。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在火热的劳动中得到锻炼。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学习一些。”他没有向父亲问好，甚至都没提到父亲。
他已经知道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了。他也参加过学校的反右斗争。斗争会上他也发言，也跟同学们合伙写大字报。他竭力表明并不因为父亲的问题而左右他的政治态度，他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在斗争的高潮中，他还向团组织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虽然明知道他的申请不会得到批准，但这至少可以表明他的忠诚。他真恨这些右派分子！准确他说，他厌恶这些右派分子，他们把他的生活搅乱了。如果没有他们，像他那么老实的父亲不会跟着去犯下这些罪行。他父亲不是一个爱闹事的人。他知道，老头对所负担的工作总是不辞辛苦，在谈到国家建设的时候，也总是满腔热情。但是他父亲又确实是个右派分子，他相信组织，父亲既然被定为右派分子，肯定总有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不是不想回家。他还从来没有这样长久离开过母亲。他也想念父亲，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便仿佛听见母亲劝说的声音和楼上房里他父亲踱来踱去的脚步声。送别的时候，父亲站在车窗外，良久地望着他，似乎要同他说什么，却又无话。一直到火车开动了，他退到了白线后面，又追赶着火车，才大声地说：“记住，你已经成为大人了，要学会独立生活！”父亲是爱他的，他知道，只不过不像做母亲的表现得那么明显。他努力去克服这种感情，觉得那是自己软弱之处。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总感觉到这种软弱。
他在外地工作的大哥给他来过一封信，那是在父亲划为右派不久，可母亲的信里从来没有提到父亲的事。大哥信中说：“父亲犯了错误，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因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除了有父母、夫妇、子女的亲属关系，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关系，那就是超越于骨肉之情之上的阶级关系。我希望你能鼓起勇气，面对这个现实。我当然并不是说你现在就不要接受家庭的经济援助，你还没有独立生活。一旦你有条件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反对。”
这以后，他给家里的信中就从来没有提到过父亲。在学习上遇到难题的时候，他没有气馁过。他相信，今天做不出的题目，明天，最迟在后天他总能解答。可在生活中遇到的这种难题，他却束手无策。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想它！只有在修水库这样的高强度的劳动中，困乏不堪，他才能得到解脱。不放假也好，他同时也避免了回到家里不知如何同父亲相处的那种难堪。
快快的话
我在班里，年纪最小，身体也瘦弱。可无论是挖土，还是挑担子，我都尽力不落在后面。这种艰苦的劳动对我是一次很好的体力和意志的锻炼。暑热下，工地上，沙子晒得都烫脚，温度达到摄氏四十一度，一担沙土有百来十斤，平均每人一天要挑到四个多土方。一担又一担，我从来也不轮空一次。工地上每天都有晕倒的。班里有的同学娇气，吃不了苦。女同学有的都哭了，男同学有的耍些小滑头，找个借口去喝水，或是上厕所，一去就半个多钟点不回来。我看不起这样的同学。肩膀压肿了，又磨破了，伤疤上的血水把伤口和衣服都粘在一起，扁担压上去火辣辣地痛。我真咬着牙干，为了战胜自己的软弱，就故意把担子压在化脓了的右肩上。最艰难的是，每天的中午和傍晚将要收工的时候，肩膀压得已经麻木
了，倒是腰干像要断了似的直不起来，真想躺倒在地上。可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我希望成为挑担子的英雄。
劳动结束了，我没有评上红旗手，只在连队里得到了口头表扬。最初我有些沮丧，因为我确实超乎我的体力的限度，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随后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已经渡过了艰苦的体力劳动的难关，也取得了这样的自信，今后再艰苦的环境里我都不会落后。我甚至怀念那种高强度的劳动，只要它没有白白被浪费掉，只要水库还能蓄水、排洪、发电和灌溉。
这之后，我们又从水库工地上回到学校里，参加大炼钢铁的会战。操场上挖得都是一个一个土坑，据说可以用土法炼钢。校园里不分白天黑夜三班轮流作业。女同学们被分配去收集废钢铁，最后连学校的大铁门也被锯成一段一段的，作为炼钢的材料，可炼出来的都是些像蜂窝般的铁碴。我的热情越来越低落了，渐渐消失了。这种劳动对我来说也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负担。班里小结会上，我已经从被表扬的行列转到了受批评的名单中，他们说我意志衰退，劳动态度也不好。大学生活对我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有时候，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星期六，本指望可以读点书，却又得去参加“除四害”，站在屋顶上，摇着根竹竿，竹竿上拴个破布条，一有麻雀落下来就舞着竹竿吆喝。又不准带书，就那么整天轰麻雀。尤其热闹的是，居然全城出动摩托车队，报告麻雀的行踪。我开始感到厌倦，而且产生疑问了。
眼看着时间从手指缝里白白地流走了，却不能学习。我只能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或是克扣自己的睡眠时间，来看一点书。我苦恼极了，给公鸡写了封信，抨击了这一切，发泄了我满腔的激愤，因为我现在只有同他才能谈谈心里话。
公鸡的信
快快：
读到你的来信，非常不安。
我们生活在一个火热的时代，当然生活中也会有谬误和愚蠢，这是任何伟大的时代也难以完全避免的。可你只看到了谬误和愚蠢。由于你不知不觉在站到了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你就感觉不到这个时代蕴藏的巨大热情。我并不主张把炼好的钢材再回炉弄成废铁碴，更不赞成站在房顶上去成天轰麻雀。我建议你读一读高尔基的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虽然洋洋百万言读起来很费时间，我也是千方百计，包括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才读完的。书中的主人公只看到了在革命中被踏伤的人。当然你绝不是萨木金，你千万别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别因为看到了这些革命中的幼稚病就对整个群众运动也态度冷漠，那很可怕，会使你心灰意懒，陷入到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孤独中去。你不是那个灰色的聪明人萨木金，你不是个意志软弱的人，你有你的事业。我只是劝你别因此消沉。我也不是为谬误辩护。我相信这些谬误一旦为党中央了解，很快会得到纠正。当人们清醒过来，会因为做了这些蠢事羞愧的。想放卫星是良好的愿望，但是卫星不是苦干一个昼夜就可以放到天上。科学的道路上必须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不管他人说什么！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引用过的但丁的话。马雅可夫斯基也视为自己一生的格言，他并不总为人理解。他自杀了。他是诗人。他的诗并不因此就消亡了。前人走过他们自己的路，我们这一代人的路也还得我们自己来走。我不因为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就放弃我学习的权利。你能放弃你的科学吗？建设社会主义靠科学不靠无知。振作起来。走你的路吧！
公鸡
叙述者的话
这是一个寂寞的暑假。公鸡回来了，快快却不在。
公鸡和正凡像以往一样，坐在正凡家房门口的门槛上聊天。有穿堂风，夏天坐在这里特别凉快。正凡进了汽车制造厂，当车工。他谈到他的师傅老鲁每天少不了来二两老白干，还找他去喝酒，因为他从来还没带过这么顺手的徒弟。本来嘛，他们车间里的工人没几个高中生。他说他一进厂，没几天就能看图纸，这没什么稀奇的。他谈到车间里的活并不难，无非是进刀，退刀，他改革了夹具，什么夹具？嗨，小玩艺，不就是机械制图上那点学问，他已经可以顶替个三级工了。他谈到工人们之间的哥们义气，他也交了些新朋友，有时一起下棋、甩扑克、钓鱼。工厂里有许多是他看不惯的，周围没有学习的气氛，工厂毕竟是干活的地方，不是学校。他羡慕公鸡和快快能上大学，不无惆怅地说：“我这辈子也就这么定
了，当个车工吧。”
公鸡也谈到了他在课堂上同迂腐的教授的一场争论和他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见解，却发现正凡对他的大学生活并没有多大兴趣，便没有再谈下去。
穿堂风从他们两人之间吹过，正凡的肩膀就堵住了门的一半。他肩膀变宽了，粗壮的胳膊，低沉的嗓子，剃了个平头，真像个工人的样子。小妹从门中间一会跑出，一会跑进，正凡大声喝道：“别讨厌了，快去玩去！”俨然像个家里的长者，这都是公鸡所不习惯的。
也许是为了掩饰他们之间的疏远感，正凡又谈到了他的鸽子。他指给公鸡看他花十块钱买的一对小鸽子，用的是他头一次拿到的奖金。
“春天才孵出来的，一对好种，他们的老子放到过广州，从岭南飞过来用了两天。一起放的二十只鸽子，只回来七只，它得了头奖！”
他发现公鸡望着鸽子时也没有他那种兴奋，便朝钉在墙上的鸽笼吆喝着，把手一挥，歇在笼子上的、地上的和屋檐上的鸽子，扑扑地腾空飞了起来。他拍着公鸡的肩膀说：“走，我请你，我们上趟馆子去！”
“算了，”公鸡笑着说，“你才挣几个钱，刚工作，家庭负担也重。”
“请你吃顿饭还是请得起的，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请顿饭算得了什么。”
这都是公鸡所不熟悉的声音，带着一种满不在乎，一种新建立起来的自信，一种有点大男子汉的气息，一种希望成为生活主人的调子。
公鸡的话
这一年只给了十天的暑假。在家日子虽短，却过得无聊。原来准备超几天假的，结果提前半天返校了。少年时代结成的友谊好像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正凡又来看了我一次，可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
我去快快家也看望了一次。他家已搬出了原来的那栋小楼房，新的家只有两间房，比我们家那机关宿舍的房子宽敞不到哪里去。这倒不是主要的，我曾经挺羡慕的快快家中那种和谐安适的气氛消失了。他父亲本来是个挺精神的人，就是在家里拖着双皮拖鞋，也穿的是绸子的短袖衫，花白的头发总梳得服服贴贴。可这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驼着背，老了，仿佛干瘪了。老人只同我点了个头，便进到里间去再也不出来。快快的母亲对我很殷勤，又是泡茶，又是陪我坐，问我大学里的情况，也讲了快快给家里的来信，说到他学习和劳动都很好，可我觉得快快母亲的殷勤中带着一种迟疑的语调，掩盖着难以言传的悲哀。她一再说：“你们是多年的老同学，很好的朋友，你们要多通信。他比你幼稚，你要多多帮助他……”我忍受不了，没坐多久便走了，就再也没有去快快家。
我回家的第二天，就给肖玲写了封信，问可不可以去看她。我好几次故意经过她家，希望能在门口碰上她。可临走既没见到她一面，也没收到她的回信。
肖玲的话
你那封信里写着“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了，我当然知道是你写来的信，一看笔迹就知道。你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我觉得挺自然，没多想。你问我为什么不回信？可为什么要回呢？你不是说想来看我吗？既然想来，我又在家，可你并没有来呀，又能怪谁？我等了你两天，第一天没来，第二天你也没来，第三天上午我也没出去，下午同学来找我，我就出去玩了。我没必要守在家里等你，就这些。当时我也没想得更多，不像你。当然，收到你的信我还是很高兴的。你收到信不高兴吗？收到谁的信我都高兴！
我生活得很充实，忙极了。一个暑假，我得看完十本小说，这是我自己规定的。得写三篇作文，还有很多的暑假作业。我还画画，也唱歌。还有那么多的同学，不是她们来，就是我去，我们一起看电影。我最喜欢看电影，所有的新片子我都去看，不管好的、差的。我还帮着做家务，奶奶身体不好，我得去买菜。我没什么不快活的，我只是忙极了，真的！
叙述者的话
公鸡的信并没有把快快从苦闷中解救出来，他却越益陷入孤独中去。
那一年正当教育开始革命了，拔白旗了，当然没有后来六六年那场文化大革命来得彻底。大学生们白天劳动锻炼，晚上则开会谈思想收获。他往往只能在晚上，全校统一的熄灯铃之后，在厕所里挨到宿舍里的同学都入睡了，再悄悄溜到空寂无人的教室楼里去看书。他没有公鸡豁达，总免不了有种负罪的感觉。因为他不曾积极为墙报抄写稿件，看的又不是政治理论书籍，加上他的家庭出身，自然有走白专道路之嫌。学校里开展了“交心运动”，这也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先声，每人心须把自己心灵深处的丑陋统统挖掘出来。一次小组会上，他也止不住交了心，讲了自己的苦闷。
他说他害怕孤独，可他更害怕无所作为，虚度一生。他承认他不愿意甘当一颗小螺丝钉，哪怕是发亮的小螺丝钉。为什么不可以作个大螺丝钉呢？为什么不可以当一部发动机？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螺丝钉，可更需要发动机。他检查他自己的骄傲，他自认为智力过人，他想推翻一些过时的概念，创立新的学科或新的学派。说实在的，他也渴望荣誉，希望有朝一日做出大贡献，赢得人们的承认和尊重，当当作响地度过一生。他说他并不认为这就是个人主义，可他确实感到自己情绪不健康，同这火热的时代格格不入。他内心很矛盾。他还说他不是个个人主义者，他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一切牺牲，甚至于生命，只要这生命不至于白白被浪费
掉。他恳请大家帮助他分析批判，他愿意驱逐掉内心中的阴影，生活得光明磊落。
他没有料到他被提为全年级的典型，之后又成为系里的典型。他没有作为“白专”来批判而只作为“只专不红”予以大会帮助，已经是一种幸运了。因为两者多少还有些区别，尽管帮助和批判的政策界线有时也不容易划得那么清楚。
全系大会上，各年级都有代表发言。发言也都非常尖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啦，名利熏心啦，从不关心政治已经滑到危险的边沿啦！只差没有把他说成是右派分子。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孩子讲得特别激烈，仿佛他就是大家的敌人。他本来低着头缩在会场的角落里。可那女孩子口齿灵利，一些最尖锐的言词接二连三地飞迸出来，他不能不抬起头痛苦地望着她，不明白素不相识的这位女孩子为什么竟对他怀着那么大的仇恨。她剪着运动员式的短发，一双活泼的眼神，嘴角分明，脸蛋绯红，她太激动了。可她列举的例子都不是事实！他真想站起来反驳，但还是克制住了，他知道反驳将会引起公愤，就更脱不了身。她如果不是长得这样讨人欢喜，他也许还不至于这样痛苦。他真想不到，她心底竟这样狠毒，和她的外表全然相反。他总认为女孩子们都应该是可爱、善良、温顺的。他不了解她们。真是深不可测，眼前就是这样一位。
后来他才知道，批判她的这个姑娘是刚入学的新生，也在他们系，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她的名字叫宋燕萍。
快快的话
我绝没有想到后来她竟主动来找我请教。我在阅览室里总有个固定的位子，堆着一大堆参考书，我不愿每天背来背去。我的位子靠窗口，光线好。冬天，阳光射进来，也很暖和。我正在看书，她走到我身边，先向我笑了笑。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那种讨人欢喜的微笑，我也没忘记一年前她对我的那番批判。
“对不起，我想打搅你一下，”她说，“可以请教一道习题吗？”
那有什么不可以？我心里说。她便伏在桌子上把课本摊开，问了一道函数习题。我向她作了讲解，又把做这种习题的几种解法都列举出来。
“明白吗？”我问。
“你讲得很清楚，都懂了。”她又是那么一笑，我当然也只好笑笑。
真怪，批判我的是你，主动来向我问问题的也是你。这就是女孩子，她们捉摸不定，今天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她竟然拉过一把椅子，在我旁边坐下了。
“如果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的话，我想请你谈谈你的学习经验，”她说。
都是这一套，我们班里的那些女生都以为学习上有什么捷径。可她那么直率地看着我，我不能拒绝。我说，没什么经验可谈，要说经验，就是不满足老师讲的，因为老师讲的只不过为完成教学大纲，将来独立工作需要的却是自己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以为这样应付一下，她可以走了。当然，我并不想应付她，也不希望她就走。我想说的是心中要有个高标准，那些小障碍你一鼓劲就跨过去了。比方说跳高，杆子放在一米三，你把它当作一米五来跳，自然就越过去了。一米五的高度你作两米的高度练习。为什么不可以把标尺定得更高一些呢？国家纪录之上还有世界纪录。可我能同她这样交底吗？她没有走，还望着我，等我继续讲下去，那双清亮的眼睛，充满了信赖。我就真介绍起自己的经验来了。
我说上大学不像上中学，仅仅做做习题，把笔记整理好，背一背，那都是小孩子的学习方法。她眼睫毛一扬，看了我一眼，显然她就是这么学习的。我并没有挖苦她的意思。我怎么会去挖苦她呢，老实说，她那么看我一眼倒使我很不自在。我避开她的眼睛，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我还谈到不要迷信老师。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数学家，你就得怀疑你的老师，找出新的路子来。我这可能又狂妄了吧？女孩子就是健忘，正是她说过我狂妄，别人没用过这个词。我平时很随和，从来就不是个狂妄的人。自信不叫狂妄，不学无术又蛮不讲理才是狂妄。她当时在批判我的发言中说我“狂妄自大”，我真恼火极了。一个学生不想超过他的老师，不想在他所
学的知识中得出新的见解，我说，那么他只能永远是个学生。如果这就叫狂妄，我觉得有这样的狂妄比没有更强。可话刚出口我就觉得失言了，我不应该这样责怪她，她当时并不了解我，她依然望着我，认真听着，好像完全忘记了她过去发言中对我的攻击，我当然也就原谅了她。你怎么能同一个女孩子去计较呢？更何况，她那双眼睛那样清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