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着路灯的光亮，龙仔振笔疾书，他也要我去找卓教授求和。这时我不再愤怒了，只有满腔的乏力，从龙仔手中接过纸簿，我写：“龙仔，你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能忍耐教授那样对待你？”
“她是在教我，她在教我怎么跳舞。”
我突然非常难过，提笔继续写：“不要骗自己了，好不好？龙仔，你知道教授是在占你的便宜。”
“一件事！”龙仔漂亮的笔迹在眼前迤逦展开。“我只知道，在人生里面，只要找到一件事，让你愿意用全部的性命去做，那其他的事情就都不在乎，也不抱怨。我已经找到了我要做的那件事，教授是在帮我。”
我握紧了双拳，不管龙仔再写了什么，我也不愿意再接过纸笔。
“你比我还惨。”龙仔将纸簿抛到路面的积水中，他改用手势说：“你有耳朵，可是你什么也听不进去。”
我竟然大致看懂了。
当龙仔的手语说到最后一字时，他的掌缘啪嗒有声地砸在手心上，以后的话，我再也没看进去，脑海里满满回荡着那一声响亮的拍击。
龙仔也拒绝再沟通，他转身走开，不愿意回头用视线碰触到我的任何一个部位，所以就方便无比地封闭了心灵。他是一艘沉进溶溶深洋的潜水艇，收起了天线和潜望镜，幽冥航行。在那里你安全吗？满意吗？不是非常非常的孤单吗？
我想跟上前去，但人高腿长的他，再加上那韵律感十足的步幅，我怎么也跟不上。
我跌坐落地，开始剧烈地哮喘，龙仔浑然不知悉，夜色里他和我的距离越拉越远，越拉越远。满地水渍中我见到自己破碎的倒影，我的胸口起伏疼痛，心里也疼。我心疼龙仔，他的路比谁都辛苦，在他面前，我的抱怨只是廉价的感伤。
我急需找任何人谈谈，任何可以聆听的人，这时我已接近四十个小时未眠，半身的污渍，气喘方才平息，在南台北连走过七八个街头，终于找到一台投币式公共电话，投进铜板，举起指尖却踌躇半晌。我只有西卡达。
西卡达果然还在办公室里，他一直很安静地聆听我的语气仓皇。
“阿芳你别急，先过来，我带你去喝啤酒。”电话里的他这么说。
回到纵横公司，只见灯火通明，整栋办公室几乎座无虚席，我想起来，离这届的“县市长”选举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
“阿芳你怎么了？一裤子都是泥巴。”门口的小妹夸张地喊着。
“摔了一跤。”我说。见到我的老板正朝向门口而来，满怀的情怯，我绕过几幢区隔办公座位，频频以手势答复同事们的惊异眼神，最后我逃进那间备有咖啡座的小会议室，那一向是我最喜欢的角落。
小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一个人，是我同部门的伙伴，大家都叫他米虫，米虫正聚精会神地透过放大镜检查一张样稿。
“嗨阿芳。”米虫说完又凑向镜前，对于我身上的污泥他似乎完全视而不见。
我拨了内线给西卡达，他要我稍候一会儿。
“阿芳你回来帮忙啊？”米虫问我，他不停地用笔圈点样稿中的瑕疵。不待我回答，他又说：“简直快忙翻了，那群新菜鸟，只会坏事，老板前两天还说要征召毕业生回来，还是老员工才行啊。”
听得我心猿意马，我们公司有个传统，从纵横出去的人，都叫毕业生，多半的毕业生与公司都保持着友善的关系。我仿佛听出来米虫正在给我制造一个良好的下台阶。
“今天是回来找西卡达的。”我轻声说。
“哦？”米虫抬起头看看我，我知道我满脸的憔悴，米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又埋首进样稿中，他说：“找他也好，西卡达最近很闷。”
“他怎么了？”
“不知道，就是很闷。”
我沉吟不语，爽朗的西卡达向来就是大家的打气加油站，米虫既然这么说，表示西卡达一定有着心事。我低头剥除裤子上的泥垢，一块一块剥进脚边的垃圾桶里。只是想找个人解忧，我忘了，别人也有别人的忧愁。
西卡达来了，一与我照面，他搓了搓自己的短发，咧嘴而笑，最后他搂住我的肩头。
将脸埋进他充满喷胶味的衬衫里，我的身心顿时都轻松了。
见我和西卡达就要双双走出，米虫哀叫了起来，“西卡达你要出去多久？这叠稿子急爆了，版厂待会还要进新样稿。”
“就找我那几个小兵看稿嘛。”西卡达随口说了几个下属的名字。
“哇咧，还找他们？没有你签字不行啊。”
“我跟阿芳聊个天，”西卡达拉着我继续走，他朝整间办公室朗声宣布：“有急事再叩我，ＯＫ？不急不要叩。”
“一群天兵，穷紧张。”西卡达嘟囔着说，在办公大楼下，他示意我坐上机车后座。
西卡达载着我到了那家叫做“橘子”的小酒店，落座在我们惯常的那张台子前。
说是喝啤酒，西卡达的酒量其实非常浅，他也自知其短，陪我干掉一罐海尼根以后，他就开始喝可乐了。吧台上那位女酒保又送来了招待的小菜，每次和西卡达来这里总能得到免费点心，我们都心照不宣，俊朗的他相当有女人缘。
我的医生要知道我连灌下两瓶啤酒，恐怕要极度训斥我的，但这时候我只觉得冰凉的酒汁十分爽口，从没喝过这样痛快的液体。
在我面前西卡达不太抽烟，他一直嚼着夏威夷豆。我们聊了些公司的琐事，很快便聊完了，两人一起探手向杯子，细细啜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