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早饭，北定将赵归华领到老人的书房，那台电脑就恭恭正正摆在老人的书桌上。北定说，那天别人帮忙买了以后，教了我一会儿，人家一走，又给我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来了，好好给大姨当几天老师。你们走了以后，我也有点事干了。赵归华劈哩啪啦手脚麻利地将各种连线接好安好，检查一遍，找了一个无须登记的网局联上了网。这其间只听得北定一路叫喊，你慢一点，慢一点，我啥都没看明白呢。赵归华说，我待会儿给你一步一步写下来。
那只叫作“猫”的东西吱吱哇哇乱叫了一阵后，赵归华首先打开自己了的信箱，他大叫起来－－哇！有这么一大堆呀－－见大家都围在自己身边，便说，涉及我的隐私，待会儿再看。鼠标一点，转到一个新闻网页。他对北京爷爷说，您以后就不用看报了，上面啥新闻都有，比报纸全多了。除了新闻，还有旧闻。说着，在搜索中输入了“红军”两个字，一下子出现了一屏屏与红军有关的讯息。有井岗山时期的，有延安时期的，有过去的，有今天的。赵归华随嘴念着，又输入了“爬雪山”，“过草地”，又是满满一屏一屏的……
中欣的父亲眼里冒出光亮来，那么久远的一些往事，竟从这样一个小方匣子中涌了出来。中欣给他搬来一张椅子，让他凑近看。在一条条讯息中，有一些蓝色的字词，赵归华说，这些蓝色的字词还可以打开。你点它一下，它所包含的内容也会出现。你看这儿：“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都是蓝色的，都还能打开－－爷爷－－您是哪个方面军的？北定抢着说，红四方面军。于是，赵归华点击了那条蓝色的“红四方面军”。屏幕上化出一些文字和照片，还有一些当事人的照片。赵归华说，爷爷您看看有认识的没有。老人换上一副老花镜，在翻卷的一页一页中，他果然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和熟悉的脸――徐向前、徐海东、许世友、李先念、程世才、陈再道、洪学智、秦基伟、张震、刘华清……还有那些刻骨铭心的地方：阿坝，甘孜，通天河，会宁，河西走廊……还有那一支永远消亡了的大队伍－－西路军，西路军女兵团……在电脑屏幕页面的不断翻卷中，消失了大半个世纪的岁月，如同密集轰炸一样，在老人心中訇然作响。北定兴奋不已，一边啧啧惊叹，一边说，你把爷爷找一下，看找不找得到。赵归华输入了“红四方面军 ＋赵耀”，屏幕一翻，出现了一行字：“关于红四方面军＋赵耀”。这一词条有十四条。第一条是：“赵耀，红四方面军某师某团某营某排排长，湖北某县人，一九三四年参加红军”。后面是赵耀历年的履历，直至离休。第二条是：“赵耀－－回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艰苦斗争的日子－－摘自某某军史编辑部”。后面还有第三条，第四条……
老人显然被这样的事惊呆了，咕哝了一声，狗日的，他们从哪儿弄来的这些情报？在老人的心目中，国际互联网大约是和美帝国主义的中央情报局差不多的东西。他们那儿竟然有我们中国一位离休老红军的情报！
赵归华说，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的网站，是共产 党办的。老人问，那外国人能不能看到？赵归华说，只要想看，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说不定海外网站都有你们的资讯呢。说着，赵归华打开了一个海外的大网站，输入了“红军”，“长征”，“红四方面军”，很快又出现了一大堆另一种材料：《张国焘回忆录》，《陈昌浩夫人回忆录》，《西路军女兵团的覆灭》，《密电码事件》……当这些字眼一个接一个跳出来的时候，老人又惊慌又激动，几次让归华念给他听。可往往当归华刚念了几句，，老人又忙说行了不念了……
因为北定一心要跟赵归华学几手，便一个劲想将老爸支走。北定说，您眼下急着看什么呀！等我学会了，您要看什么，我给您调什么出来。日子还长着呐！
午饭过后，北定说大家旅途没睡好，都好好睡个午觉。
中欣五兄妹，五家各用一间房。孙子辈两男两女，分男女生宿舍。中欣家是最先到的，午睡时，便一片宁静。
大家躺下不久，老人蹑手蹑脚摸到赵归华房间，将他牵到自己的书房。老人给了外孙一个字条，悄悄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人。赵归华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邢桂花”。赵归华问，这是什么人？老人说，你别问，这是机密。赵归华说，她是哪一个专业的？老人想了想说，没什么专业。赵归华又问，还有没有关于她的其他信息？比如有什么著作，哪一类单位，得过什么奖，毕业于哪一所学校……老人说，你就这么查。于是，赵归华只好先输入一个“邢桂花”，哗哗啦啦出了几百条“刑桂花”。有广告公司的联系人，有给医学杂志写稿子的医生，有报社的记者，有新闻稿件中的下岗女工，有妇联干部……一条一条看过去，老人都说不是。赵归华说，您要找的是哪儿的人？总得有个职业吧。要不然哪儿找去？老人说，湖北恩施人，农村妇女。赵归华急了，那哪儿去找呀！这上面的人名，都是上过各种媒体，进入了一些资料库的。像您，书上写过，军史资料库收集过，这才能找得出来呀。老人不甘心，说，你再找一下邢贵花，高贵的贵。赵归华又将“邢贵花”输了进去，又是出了几百条。依然是公司发言人，各类报刊上的人物或作者或政府官员，校友通讯录上的名录一类。老人让赵归华一条一条念过去，终于没有找到那个湖北恩施的农村妇女邢贵花。老人显然有些失望，嘟囔着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上头呀？赵归华说，哪儿能呀！等往后计算机数据库发达了，或许可以的。但那要很多年以后。老人说，那我就等不到了。
赵归华终究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逼问北京爷爷这么执着地寻找的那位湖北恩施农村妇女“邢桂花”或“邢贵花”，究竟是一个什么人。老人神秘地说，是你的老奶奶，我的妈妈。我离开家乡以后，就没再见到她。我想知道她的下落。当初给你起归华这个名字，也有纪念她的意思呢。赵归华听着笑了起来，说，您的妈妈！那现在还不一百岁啦－－早不在了吧？老人说，不在了我也想知道她最后的下落。赵归华说，那只有上寻人网站上去，发一个帖子，或许会碰上知情人，告诉你一点消息呢。老人想了想说，这事等我决定了，再让你给我办。你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
赵归华一转身，就把北京爷爷要他寻人的事说给了爸爸妈妈听。中欣和可可那一瞬间都明白了：老人在找他的母亲呢。中欣刚把话说出口，鼻子就酸了。她叹了一口气说，这老爷子，真是的，真是可怜。
赵家的几个孩子拖家带口，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平日寂寞的小院，一时间喧哗了起来。隔壁左右远远近近的一些老头老太太和他们的子女们也一拨又一拨地过来看热闹。第一代人说着第一代人的话，第二代人聊着第二代人的事，第三代人忙着第三代人的活－－尽管一个个人高马大了，他们凑到一起，依然是嬉笑打闹，玩一些孩子们的游戏：甩扑克，打游戏机，开很大音量地看动画片，或涌到电脑前调出当前最走红的流行音乐听。
赵家几个孩子，除了西平之外，大都过着本本份份的生活。其实就是西平，也没做过什么大恶事。在起起落落十几年之后，现在也找了一家旅游公司规规矩矩地打起工来。当初“烧包”的时候，其实也只是跟着人家真正的大款起哄，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大马弁而已。那华屋是租的，交不起租子就退掉了。香车是人别抵债的，等他欠别人债的时候，又抵给了别人。北定说过，咱们赵家人，哪是做生意的料呢？跟咱爹一样，一辈子给别人打工的命。如今，北定吃着一份微薄的养老金，幸亏还有老爹的一份工资和一份保姆费撑着，要不然，连房子都没得住的。南进在深圳倒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企业是台湾人的，做电器。那老板的父亲据说是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一个老兵－－那是一个真正的老大头兵，一点衔儿都没有。到了台湾靠给人家擦皮鞋才活了下来。兄妹们常开南进的玩笑，说咱们老爹将别人的老爹打得到台湾擦皮鞋，现在轮上你给人家儿子擦皮鞋了。南进一脸无奈地说，怎么办呢？给人家擦皮鞋，人家给钱，给的钱比你共产 党多。以往一说到这类对党不恭不敬的话，老人都会立即破口大骂的。再早一点，孩子们的言论哪怕只是有点落后，有点消极，都要受惩罚的。中欣记得，南进上中学那会儿，父亲问他交了入团申请书没有。因为南进对班上那几个团支委看不惯，刚嘟嘟了一句“我才不入他们那个臭团”，话未落音，就挨了父亲一耳光，紧接着又被父亲狠狠训斥了四个钟头。南进说，自他懂事以来，父亲和他说的话全部加起来，还没那一天的多。大家拿南进开玩笑的时候，南进便将战火引到了东胜身上。南进说，咱们好歹还是给咱中国人打工，咱们哪比得人家上东胜啊，越洋过海，跑去给美帝国主义打工呢，还上赶着要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人呢！东胜马上说，咱爸一辈子紧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咱们年纪轻一点，只能紧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后代啦。人家在那儿还不光是打工，是真真切切地当了美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了，给美国政府纳税呢。西平说，还是咱北定姐立场坚定，坚决只拿党给的六百大毛不动摇。
说这一类话的时候，中欣的父亲常常是一脸的木然。然后起身独自离去。
每当这时，就有人说，老爷子又不高兴了，以后别当着他说这些了。可是下次，说着说着，又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戳痛了老爷子的心。
有时候，老爷子也想加入子女的聊天。这一点，中欣早就感觉出来了。可是老爷子总是刚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许多年来，他和儿女们只说一套语言。如今这么一把年纪了，想换换还真难。
和孙子辈们就更说不上什么了，他们说乔丹，说盖茨，说美国大片，说世界杯欧洲杯南美解放者杯，说名牌鞋，说摇滚说美国乡村音乐，叽哩哇啦的洋名一串一串听都听不过来。他们不再听老人讲的古老故事。有一次，电视里面在放一部老影片，一个小战士正在向连长表决心。听着那不太标准的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他们一起哄笑了起来。而这类豪言壮语，中欣他们小时候每次都听得都热血沸腾，泪光闪闪。看完电影回来，还要写日记写感想。现在的孩子们却在天真无忌地嘲笑着老人的历史。
大家的这些不敬之言让老人又恍惚又尴尬，中欣甚至觉得大家有点故意，仿佛是要对老人多年来至高无尚的权威进行挑战和报复，有意拿老人的神圣来开玩笑，心里渐渐地不安起来。
今年，大家像商量过一样，只要老爷子在场，都不再说那些让他难堪的话，只是聊一些很琐碎很日常的事，屋子啦，家俱啦，收入啦，身体啦，孩子的学业和前途啦。更多的时候，大家是一起回忆童年。从电视里的一首歌，到桌上的一粒饭。从家里的一个旧物件，到一句都能心领神会的话语。这一切，都能扯出一串一串的昔日生活。老爷子每到这会儿便会表情很丰富地听着。偶尔眼睛红了，便装作吃零食上厕所或平白无故地喊叫一声哪个孩子，以遮掩一下。
在中欣家几个孩子拿父辈的神圣开玩笑的时候，可可家的兄弟姐妹们也开始了对父亲的追问。
八十年代以后，可可父亲的一些海外亲友故旧部下学生陆陆续续回大陆来了。他们有的在台湾做了高官，有的在香港成了富商，有的在欧美谋得了一个很体面的职业。连最不济的，也过着比大陆富裕安逸得多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都跟可可他们差不多的年纪，但早已是一些欧美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去过世界上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有一份收入很可观的工作。而洋房小车一类，对他们来说，几乎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说，上中学时，他们就有自己的车了。而当时可可家还有几个孩子一起挤在父母亲那套六十多平方的房子里，最小的弟弟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从那些海外亲友与父亲的谈话中他们得知，父亲当时也是可以走的，因为父亲和空军的关系，父亲甚至可以将全部家眷带走。但父亲却留了下来。孩子们不无责怪地问，你为什么不走？可可记得父亲沉思了很久，说，我要说了，你们又会说我被共产 党洗了脑。我可以很认真地说，那个时候，共产 党不喜欢国民党，许多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国民党。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留了下来。一是离不开家乡，二是希望等待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关注共 产党的主张了，我们也读共产 党的报纸，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我们赞同他们的民主自由理论，觉得他们比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要好，比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要好。
孩子们又问，你现在后不后悔？
父亲说，也后悔过。后来想，后悔做什么？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想做一个有操守的人，你付出了代价，这就是得失相当。你们想，那个时候，一个飞机座位是要十几根金条来换的。我们全家老老少少上十个座位，一百多根金条我都不后悔，还有什么值得后悔呢？要说后悔，我倒是很替共产 党后悔，让那么多真心实意想为国效劳的人伤了心。
据那些海外亲友说，可可的父亲不但自己留了下来，还将许多宝贵的测绘资料也留了下来。那些资料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时间，也节省了大量的资金。为此他还冒了很大的风险。
在可可的印象中，父亲和岳父在他们极其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有两段时间是很相似的。一是五十年代中期，他们都沉浸在一种建设的热情中，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走到同一个舞台上。父亲在结束了战乱，脱离了一个他厌恶的政府之后，希望用他的知识，专心专意为国家作一些工作。岳父则是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脱下战袍，拂去硝烟，大刀阔斧地建设自己打下的这一片江山。可可至今还记得，1956年的一天，父亲回家时的那种兴奋之情，他连说话的音调都变了。父亲说他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了武汉，召集知识分子开了一个会，说要掀起一个建设祖国的新高潮了，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大有用武之地了……另一段时间是文革，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都在挨斗，都在认罪，都在痛骂自己。一个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劳动人民的罪人。一个说自己是叛徒工贼内奸的应声虫马前卒，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反对毛主席的罪人……当他在岳父家看到那一摞摞与父亲曾写过的一模一样的检查时，心底涌出了一种莫名的荒诞感。
全家到齐是腊月二十九，东胜一家乘飞机从美国东部飞回来。他们春节不放假，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双双向老板要了几天时间。回到家里，已是下午了。
给老爷子办的祝寿宴和年夜饭就放在一起了。开始之前，各家将给老爷子的寿礼一一拿了出来－－这是大伙预先约定好了的。尚未摆放酒菜的大饭桌上，一瞬间花花绿绿堆起了一座小山来。有食品，有补品，有服装，有祝寿的工艺品，有十二波段的全频道收音机，有助听器，还有各家给老爷子封的红包。东胜家给的是美元， 888元，东胜说，这叫“爸爸发”。西平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柄多功能拐杖，能报警，能放电自卫，能听收音机，能装急救药品，还可以在人倒地之后，反复地告诉路人电话号码。西平当时就把电话号码设定好，然后拄了拐杖，歪歪斜斜走几步，装作发病似地往沙发上一倒，顺手扔下拐杖。那拐杖立刻就发出汽车报警器一样的蜂鸣声，紧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请帮我拨打电话XXXXXXXX请帮我拨打电话XXXXXXXX……周而复始。西平爬起来说，一直叫到有人来救您。
老人说，你咒我死呢。
那一刻，老人的脸上充盈着一种令人感动的幸福光彩。
在这一切进行着的时候，有一架照相机和两台家用摄像机在各个不同的角度忙碌着，似乎在记录某种最后的时刻。
晚饭是好些人共同完成的。偌大一个厨房里挤满了人，这个喊：葱，葱啊－－那个叫：盐，盐在哪？刀－－盆－－碗－－乱成一团。北定被各种喊叫弄晕了头，大声说：你们都出去－－在这儿给我添乱！我一个人比你们加起来还干得好些。大家都不出去，反倒把老爷子也吸引来了。一大帮子人就挤在厨房里，一边瞎忙活，一边说笑着儿时的轶事。那一刻，老人重新看见了自己的孩子们，尽管他们都已五十上下了。放在旧社会，也是可以做老太爷的人了。
酒菜摆好了。祝寿的蛋糕也是少不了的。蛋糕是西平专门在京城最著名的一家糕饼店定做的。
北定早就托人去房山县买回了一大堆鞭炮烟花，从中挑了两挂一万响的，让两个男孩用竹竿挑了到院子里去放。北定说，去他妈的，我把罚款的钱都准备好了。要抓人，就让把老爷子抓去，叫中组部去要人去！
院子里牵挂了一些彩灯珠，五颜六色，闪闪烁烁的。门厅外屋檐下挂了一排写了“寿”字的大红灯笼，将庭院装扮得像一座地主庄园。这些也都是西平操持的。北定说，在咱家，就西平身上八旗子弟味儿浓。西平说，八旗子弟可有文化了，咱们的京城文化都是他们给保存下来的，你想学还学不像呢。
一阵喧响和欢呼后，全家鱼贯入席。往年都是大人一桌，小孩一桌。今年将两张桌子往一块儿一拼，全都在一起了。一来图热闹，二来以往的那些孩子，这会儿差不多也都是大人了。老爷子坐上首，北定左边作陪，其余各家按长幼顺序排下去。中欣最小，一家三口坐下首，与老爷子遥遥相对。大蛋糕是莲花型的，中间赫然一只大寿桃，四周密密麻麻插满了红烛，一共八十枝。绕大寿桃一圈是一行殷红奶油写的字：敬祝老寿星赵耀同志万寿无疆（1920－－2000）。老爷子说，倒回去一些年，这是要犯死罪的。林彪也只能是永远健康呢！
大家七手八脚将红烛点燃，闭了所有的电灯，四周暗了下来。一片摇曳的烛光中，一切仿佛变得不真实起来，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