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老师也怅然一笑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斯大林不见了，贝利亚不见了，勃列日涅夫不见了，甚至如日中天的那个马雅可夫斯基也不见了，但是，安娜?卡列妮娜的美丽还在，有些柔弱得不堪一击的东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势要强大得多。我四十年前去见过的建筑，几乎都原样在那儿。当年接待过我的人，有的不知去向，许多都死了，他们没有我活得长。在一次聚会上，我突然想唱俄苏歌曲，我就唱了。唱了几首之后，发现他们反应很陌生，一问，在场的许多中青年，居然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歌，小路啊，灯光啊，列宁山啊，他们说没听过呢。他们唱摇滚，唱爵士，唱新一代流行歌曲，那风格和我所知道的俄苏歌曲太不一样了。后来，一位老作家对我说，我唱的那些歌，他都知道，但是他不愿意听到它们。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会让他想到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对于这些歌，我和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唱到了爱情，战斗，优美的旋律，我们是在唱我们自己的苏联歌曲。当年收听苏联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还记不记得？
何其业说当然记得，说着就哼起来。又说，现在好像还是它呢。
卫老师说，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歌词中有这样两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这样自由地呼吸……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多么豪迈、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旋律背后，可能就是一段阴郁甚至恐怖的经历。就像如今西方人看样板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东方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它的一阵锣鼓，一段唱腔，都会让人想起文革中的那些日子，那些难忘的细节。但是对于那些在样板戏的乐声中长大的人来说呢，那些旋律那些唱腔，那一招一式的动作，可能就记录着他们儿时的一段生活场景，那些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快乐的甜蜜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非常冷静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批判俄苏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俄苏音乐，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的。我想，这种时候，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音乐，其实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着你的一段生命岁月。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卫老师说到这里，脸色就黯淡下来，说，达摩提出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哼哼曲子唱唱歌的小事，其实真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港台三流歌星的商业演出能占领舞台，而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歌却没有办法唱出来。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
何其业自我解嘲地笑笑说，是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更惨，在国外聚会，怀旧，思乡，说起许多往日的荒唐与不堪，可是一唱歌，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千山万水向你欢呼，千歌万曲向你歌唱……唱的时候满心激越，满心怅惘，唱完一想，又觉得特滑稽。我们整个青少年时代，就只唱这些东西呀。
卫老师说，你们在唱的时候，已经将音乐的能指和所指分裂了，借别人的杯酒，浇自己块垒而已。这既有正方的例子，也有反方的例子。记得十几年前，在一次军队的大型活动中，电视里传来一群年轻的士兵在用那种质朴的大粗嗓子在唱《团结就是力量》，我听着听着，就对着电视叫起来，你们在唱啥呀？歌里唱道：“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哪跟哪呀？多年来，这些歌被人唱着唱着，就像唱外语歌一样了，只剩下发音吐字，意义却消失了。我想起在四十年代后期，我们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集会唱这首歌，游行唱这首歌，坐牢也唱这首歌，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因为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呼喊，如今被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刻唱出来，真是让人哑然失笑。
卫老师最后说，还有一个问题，是与刚才两个问题都相关的。你们该记得，林彪死后，我们谈到制度问题，当时我说得还比较收敛，我用了体制这个词。这个问题的提出，实在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之后才想到的。换一句话说，不把我逼到死路一条时，打死我也想不到那里去——就像后来说到的，刘少奇在小将们抓他去批斗的时候，拿出一本宪法来，说我是国家主席，我受宪法保护的那样，他也是到了山穷水尽时才想到了制度的问题。我们年经的时候，就像我刚才唱到的那些歌，豪情万丈，无法无天，对一切都是批判的，摧毁的，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真是过瘾得很。我写过领袖的颂诗，我参加过新中国最早的大批判，我编写过第一批新语文教材。
可以说，十多年后，那些押着我游街的学生，那些打骂我的孩子，就是我自己教育出来的……直到这种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几乎永远不可翻身的时候，才想起它的一些问题，但此时革命洪流已经不可阻挡，让千千万万讴歌过它、献身于它的知识分子甚至革命前辈都在那一片汪洋大海中陷于灭顶之灾。所以，近些年来，我的一些思考其实是很痛苦的，它几乎又要将我自己再次否定一次。如果五五年，六六年，是别人从一个方向对我的否定，那么今天，则是我自己从另一个方向对自己的否定。
卫老师又说，今天涉及到的许多话题，都是大文章啊，我怕是没有力气做了，只能写点随笔小品，不知在座各位能否花点功夫来试试？
卫老师说完，大家缄默良久。
参观卫老师的居室时，有两样东西达摩很熟悉，一是当年那听茶叶，还在卧室的床头柜上。一是那副对联，已经装入两只镜框，挂在书房的墙上：涉水吟天问，扬天唱广陵。
那一天，被“青马”一伙叫做卫立文八十诞辰思想文化研讨会暨个人精神历程检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