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服务员讲，隔壁这间房里的客人是两个三四十岁的港客，和冯世民一样，也没让歌厅的小姐来陪。看来，潘小伟正是在这两个港客的接应下，穿过夜间无人的厨房走道，从运货电梯旁边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美高大厦的底层，从卸货平台逃之夭夭的。
海岩：冯世民是死于何人之手呢，是潘小伟还是隔壁那两位港客？
吕月月：当时我们分析，最大可能是死在潘小伟手上。
海岩：可潘小伟没有枪啊。你们刚进去的时候，那两个打手不是还搜过你们的身吗？
吕月月：在现场勘查中我们发现，夜总会男卫生间里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水箱盖子歪了，地上有水淋痕迹，水箱里有一个空着的黑色油布包，箱盖上有潘小伟的指纹。
潘小伟是在天龙帮那两个打手检查小提琴时进的卫生间，显然他进去以后，就在这个抽水马桶的水箱里取出预先被人放在这里的，用油布包密封好的手枪。由此也可以判断，冯世民饮弹而亡不是偶然的突发的，他可能是死于一个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的诱杀计划，潘小伟本人也可能是参与了这个杀人预谋的。
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结束以后，夜总会的那位矮胖经理还是被我们带走了。他走时有些神志混乱，叨叨不停地要我们通知他的律师，刘保华问：“谁是你律师？”他又张三李四口齿不清说不明白。
处长、队长，一直到下面的每一个刑警，人人脸上都像打了一层灰灰的霜，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天快亮了。
海岩：不过小提琴总算拿到了，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只要把琴拿到手，就是胜利。
吕月月：琴是假的，经过鉴定确认，这不过是一只复制品，不过复制得很讲究，粗粗一看，可以乱真。
海岩：啊，这就闹大了。当时你怎么想？
吕月月：我都蒙了，潘小伟，潘小伟，他是那样一个天真幼稚，浑身都透着一股孩子气的人，几个小时以前，他还那么鲁莽直率，既无所顾忌又缺乏经验地坦白爱情……怎么又突然杀人潜逃，连一点诀别之意都没有暗示给我呢？莫非是梦？
在勘查美高夜总会杀人现场的同时，处长派人组成另外一组，去亚洲大酒店搜查了潘小伟住的房间。潘小伟随身衣服物品，一样没少。酒店的服务员已经为他开好了夜床，毛毯折起的一角，摆放着早餐卡和一枝玫瑰花，桌子上的保温盒里，暖着茶……
这房间里舒适温馨的情调丝毫预示不出主人将一去不返了。
局里很快下达了命令，当晚封锁了首都机场，授权机场公安，如果发现潘小伟企图登机出境，可以立即拘拿！各有关区县的公安分局也在北京火车站和各长途汽车站加派了巡查力量。
海岩：这么大的北京，通往外省的路线四通八达，查得过来吗？
吕月月：其实潘氏兄弟当时没有急着走。后来我才知道，潘大伟当初基于各方面考虑，确实是想交琴与天龙帮和解。但冯世民居然答应得那么痛快，却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冯世民指定在美高夜总会见面，令人不能不疑，他不能不翻来覆去地琢磨这是不是冯世民安排的一场鸿门宴。而且仔细一想，退一万步说，就算冯世民确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这个交琴方案对潘家来说，也有很大的后遗症。如果冯世民在得到小提琴后很快被大陆警方扣押并将提琴收缴，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猜到潘家与大陆公安早有勾结，设下圈套，不但不会和解，反会仇恨增大，更加势不两立了。辗转犹豫之际，潘大伟突然想到，从天龙帮投靠潘家的那个人原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建筑公司的工头，曾经到北京具体指挥过美高夜总会的装饰工程，对美高夜总会乃至美高大厦的内部建筑结构，应该了如指掌，于是叫来细问。那人如此这般描述一番，还画了张平面草图，美高夜总会前后左右的空间通道，一一在目。潘大伟看了，面上没露声色，心里暗生杀机。他找来妹夫和几个心腹，商议了一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摆下鸿门宴，就此除了冯世民这个世仇，造成天龙帮群龙无首，内部争斗的局面，潘家才有出头之日。
决心一下，潘大伟让他的妹夫留在香港坐镇，自己带了几个人，亲自飞到了北京。这件大事，非他弟弟潘小伟不能办，而他这个洁身自好的任性的弟弟，也非他亲自游说，否则是绝不肯沾上血腥的。
于是在亚洲大酒店轰鸣震耳的迪斯科舞厅，在热浪逼人的桑拿浴室，他对潘小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迫之以威。这是潘氏一门生死存亡的一步棋，作为潘家一员，潘小伟理应是个过河的卒子。实际上弟弟应该明白他现在已经过了河，绝不能亲者痛仇者快，退步往回走！
大约天地万物间真有什么看不见的法则规律，不然潭柘寺的高僧怎么就那么准地算出了冯世民的灾数？不然二十五号晚上潘家在美高夜总会怎么就干得那么顺手？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现场勘查的结论绝对正确。潘小伟在隔壁潘家两个保镖的接应下，从KTV包房出去，走厨房通道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底层卸货平台。潘大伟和另一个心腹早已驾着一辆面包车候在这里，从容不迫地把他们接走了。
海岩：把他们接到哪儿去了？
吕月月：差不多在我们处长赶到美高夜总会的同时，潘氏兄弟出现在天龙饭店的大堂里。
海岩：潘小伟原来不就是住在天龙饭店吗？他们是不是也想杀个回马枪来个出其不意灯下黑？
吕月月：不，他们并没有到前台登记租房，而是直接到了行李寄存处。潘小伟拿出一个寄存牌，牌子上写明的寄存日期，就是他十多天前从香港飞抵北京的那一天。
海岩：啊，我明白了，他住进天龙饭店的时候就在这里存了一件行李。
吕月月：他从香港来实际上随身带了两个皮箱，一个装着他的日常用物，另一个按照大哥的嘱咐在入店时存在行李房了。
海岩：这是什么行李，值得他们冒险来取？
吕月月：这个箱子是潘大伟交给弟弟带到北京的，潘小伟并不知道其中何物。他们取出箱子随即离开饭店上了汽车，潘大伟就在车里把箱子打开查看。箱子里装了些零零碎碎的衣服。潘大伟三下两下将衣服翻开，在衣服下面的东西暴露出来的刹那，他的脸色显出几分凝重，潘小伟借着车窗外路灯惨淡的光，他看到了……
海岩：一把意大利小提琴！
吕月月：对！
第17次谈话
海岩：月月，我们说了这么多天，可直到昨天，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意大利小提琴才千呼万唤地露了面。潘大伟也真敢冒险，竟然把琴就藏在天龙饭店的行李房里。
吕月月：潘小伟是按他大哥的交代存了这个箱子，他当初还以为这是大哥的重要文件或是文玩细软一类呢。
海岩：那么事已至此，你们公安局下一步该怎么搞呢？
吕月月：丢兵损将，人财两空，这案子在渐入佳境时突然急转直下，一败涂地。除了继续组织力量，查缉搜寻潘小伟之外，当时处里和队里，特别是我们这个专案组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检讨反思，听候处分了。
我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潘小伟送我的生日礼物，退还给行政科。那只娇小玲珑的真皮手包上，被地下车库电话亭窗户的玻璃划了一个显眼的外伤。行政科的一个女同志在验收登记时反复查看着那个划痕，皱着眉问：
“怎么弄成这样了？”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来龙去脉，只好简单说：“啊，划了个口。”
女同志面带不满，收了东西。当我走出房门时听到她对屋里的其他人嘟哝：“再好的东西，一说用完要交公就都不爱惜了……”
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我们动员力量在全市各涉外宾馆饭店反复查找，没有发现潘小伟。在全市各出租汽车公司中也查了两天，同样未见线索。飞机场和火车站是最早接到通缉令的地方。到了二十八日，我们估计，潘小伟现在依然滞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说不定他在二十五日当天已经连夜离京，甚至此时还在不在中国大陆的境内，也很难说了。
那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害了大病似的，内心的一切感觉都变得矛盾、混乱、颠倒。我想潘小伟现在在哪儿？这些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相处，我以为我了解了他，我以为他真的纯情，真的堕入爱河，真的把我当作可以和他一起筑巢而栖，天真相爱，像童话一样生活的伙伴。可他突然离我而去，一去不返，甚至没有道一声再会，道一声珍重。他明知道二十五日我们在“亚洲”他的房间里吃的那顿饭是我们最后的晚餐，可他为什么还要在饭前那么激动地向我袒露他的心？是做戏吗？是玩笑吗？是欺骗吗？可这样对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真的混乱极了，因为我不断地想到他的那张脸孔——笔直的鼻子，红红的嘴唇，短短的头发；想着他登天安门时跳跃着爬楼梯的样子;想着他在天坛冲着回音壁说了那么多可笑的傻话；想着他用望远镜偷看京城一个窗口里发生的夫妻纠纷……
想着他喜欢诗人顾城，喜欢顾城的浪漫和离世，喜欢顾城的超凡脱俗和想入非非。可难道喜欢顾城就非要像顾城那样去杀人，那样难以理喻吗？
和顾城那个世外桃源的激流岛相比，也许潘小伟有一个恰恰相反的处境，也许他恰恰身处在一个比一般人的生存环境更赤裸更残酷的现实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做的一切也许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和天性，他必须承受他的年龄本不该承受的压力和矛盾，和其他很多我们无从知晓的事情。
也许我把一切都想错了，也许他很善，也许他很恶！
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整整两天一夜，队里很多人都没有回家，忙着清理现场勘查材料，起草给上级的情况报告，部署对潘小伟的围追堵截。二十七日下午我实在困乏失态，就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潘小伟坐着我们那辆老式的桑塔纳，不知去向何方。我开车他在旁边不停地亲我，还做了许多亲昵的动作说了无数缠绵的话。车至半途天色突变，风卷砂石，雷雨大作。有人用力敲我们的车窗玻璃，我对潘小伟说快跑有刺客。潘小伟说别慌可去同他们讲理。他把怀中抱着的一个婴儿交给我——这孩子是谁？——然后下车去和那几个歹徒理论。我发现他们像是很熟，像兄弟姐妹一样有说有笑。说笑片刻竟亲热如家人般勾肩搭背扬长而去，抛下我不闻不问。我情急大喊，怀中婴儿哭声震耳——这孩子是谁？——我不知该怎样哄他。忽又见一男子持枪向我走来，抬起一脚将车窗踢碎，慌乱之中我无处躲藏，心跳得接近窒息，绝望无助闭目等死。那男子向我连发数枪，我立刻感觉胸口被压迫得无法呼吸，脑子里幻化出金星万点，四肢厥冷，口唇发麻，不知自己是否已死，是否已灵魂出窍……
这时我醒了，是被刘保华摇醒的，他吃惊地瞪着我，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干吗出这种怪声。我摇头喘气，感到汗透内衫，疲惫已极。小薛在一旁看我，见我没事了便又坐下。
小薛那几天在办公室里一直不理我，我知道我伤害了他，可我没有心情再去解释什么。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我真的发了烧，既不是感冒也没有炎痛，可这无名高热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妈打电话到单位给我请了假。恰巧那天万副局长亲自到我们处来，参加了由处长召集的小提琴一案的研讨会，参与这个专案工作的同志除我因病缺席之外，都被通知到会。
和万副局长一起来的，还有两个面目严肃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一言不发，只是认真地听，在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
据后来刘保华的形容，那天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大家都想往角落里坐，处长叫大家坐拢些，李向华和我们几个分别挪了挪位置，伍队长依然坐在最边上闷头抽烟。处长看了他一眼，没再叫他。
万副局长首先做了开场白，他说今天咱们就算是专案组内部的一个研讨会，案子搞成这么一个结局，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客观现实摆在这儿，没有办法，需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反思一下。今天先不谈责任，先分析原因。当然也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
万副局长很冷淡地讲了这么几句，就收住不说了。冷了一会儿场，处长咳嗽了一声，字斟句酌地说：
“虽然，今天万副局长讲了先不讨论责任问题，但案子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我作为处长，肯定是要负一定领导责任的，要做自我批评，把关不严嘛。呃——这个案子呢，开始还比较顺，当中出的一些事，以及现在的结局，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说明我们在指挥判断上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的问题，工作做得不细，不扎实，然后又盲目乐观，认为一切进展正常，因此在战略上比较轻敌，战术上又比较冒险，大意失荆州。”
万副局长插话：“这个案子前后延续了近半个月，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对方的一点漏洞吗？就没有一个同志曾经提出过一点反面的判断和分析吗？对方这么大的动作，事前肯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你们这个专案组的老同志也不算少了，就没有一个人有所察觉吗？”
处长脸上很不自然，“这个，万副局长批评得很对，蛛丝马迹不可能没有，但我们确实大意了，工作不细，工作不细。”处长不知为什么瞟了一眼伍队长，他发现伍队长的目光和他冷冷地碰了一下，移开了，他迟迟疑疑地改口道：
“啊，当然，有的同志是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潘小伟对我们可能有所保留。但是提出这个怀疑的时间太晚了，已经很难改变既定的计划……”
李向华这时举了一下手，看得出来他想在局长面前发言，已经等了很久，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小李说说吧。”
李向华站了起来，他有点慷慨激昂：
“这个案子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早有预料的，而且我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提过意见。处长刚才说疏忽大意，我看还不是一般的疏忽大意，这一大意就造成了纪春雷同志的无谓牺牲。纪春雷同志牺牲后，我们也仍然没有认真反省，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就同意潘小伟与天龙帮接头。现在看来，潘家对美高夜总会的地形非常熟悉，这个接头地点显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冯世民指定的。所以我认为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一是严重疏忽，二是方案太冒险，安全性很小，三是用人不当！咱们都知道，吕月月在个人感情方面本来就比较新潮，又比较任性，应该说，还很不成熟。而我们的监控对象呢，那可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挥金如土的阔少。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还好说，九十年代社会大环境那么开放，年轻人的思想那么活跃，拜金主义那么普遍，问题就难说了。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忠于组织远远不如忠于自己，金钱美色一攻，很难脸不变色心不跳，保持气节，弄不好就吃吃喝喝混到一起去了。上次监控对象拉着吕月月去王府饭店，吕月月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就去了。当时我是提了意见的，还不接受教训，后来去石景山游乐园又是擅自改变计划去的。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组织观念的话，我看纪春雷也不至于葬身鱼腹，光荣当烈士！”
“我插一句。”伍队长突然举手打断了李队长的发言，口气虽不似李队长那样激烈，但他一向很少这样急于开口。
“我反对这种说法，吕月月任性、不成熟、没经验，这些问题都存在，但她对工作是忠诚的，潘小伟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要想拿回小提琴只有做潘小伟的工作，要做好潘小伟的工作不能没有吕月月这个角色，如果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在我，由我承担。但是这个案子本来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不冒险怎么能把琴拿回来！”
万副局长厉声喝断伍队长：“琴你拿回来了吗？这又不是你的庆功会，嗓门儿那么大干什么！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万副局长一发火，伍队长一下子把话噎在嘴里，用力咽了口唾沫，僵硬地打住，低下头抽烟。会场沉默了片刻，处长对李向华说：“你接着说吧。”李向华脸色铁青，闷了一会儿，粗声说了句：“我说完了。”便坐下来。
于是这个会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大家都闭着嘴看天花板，谁也不好发言，要发言就得琢磨是向着伍队长说还是向着李队长说。处长环顾左右，动员道：
“大家接着说，都得说，啊，研究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刘保华，你先说说。”
刘保华被点了名，向左看了看伍队长，向右又瞟一眼李队长，吭吭唧唧地开口：
“案子没搞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也有责任，调查侦查工作都是我们做的，做得不深入，没给领导当好参谋，影响了领导的决策。不过，呃，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啊，我总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是个旧案，那玩意儿都丢了好几年了，凭这么点线索，不那么容易找回来，这种案子也就是得试探着干，成不成谁也没把握。如果说指挥上真有什么责任的话，我看也就是求胜心切，操之过急了吧。吕月月呢，年轻，头一回上手这么大的案子，缺乏经验这是肯定的。比如说，上次没请示就跟监控对象出去吃饭，是任性了点儿，随便了点儿。可没大离谱，啊，没大离谱，而且在游乐园表现得也很勇敢，一个女同志，这就不容易啦。而且我觉得，这往后要是案子搞不成功都得追究责任，那这活儿……那还真没人敢练啦。”
刘保华这段发言可算是左右逢源，两面都照顾到了，可万副局长还是严肃指正道：
“胜败兵家常事这话没错，可胜利了，就要总结经验，失败了，就要吸取教训。我刚才说了，今天是研究问题的会，不是追究责任的会。既然失败了，肯定有问题，大到指挥决策，小到具体操作，甚至小到我们侦查干部个人的工作经验和思想素质，等等方面，都要总结提高，这是很正常的事，同志们不要大惊小怪。”
处长转眼去看一直沉默不语的薛宇，说：“纪春雷现在不在了，小薛应该最了解情况，你们一直是陪着潘小伟的，依你观察，那家伙是不是有点不正经，对咱们吕月月是不是想动坏脑筋？”
薛宇抬头，不加犹豫地说：“是。”
处长又问：“吕月月呢，她自己有没有察觉？”
薛宇低了头，不答。
万副局长泛泛地议论道：“这种情况，是当前社会大环境给我们公安工作带来的新课题。我们公安队伍中现在年轻力量很多，在工作中免不了要经常与一些境外的老板和境内的暴发户接触，怎么样不受金钱美色的浸染，是个新问题。”
处长又问薛宇：“你是不是觉得月月有什么不够注意，不够检点的地方？”
处长这么一问，除队长伍立昌依然闷头抽烟外，大家全看薛宇。薛宇好半天才抬了头，目光含糊，神色犹豫，但话一出口，却又是那么明确果断。
“不，我没觉得。”
万副局长说：“这个问题我看不一定多谈了吧，而且这种话大家出去也不要再说了，不要弄得满城风雨，因为这种事涉及一个女同志的名声问题。”
处长说：“对对。”
这个会的情况全是第二天我挣扎着去上班时刘保华学舌给我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确实。
我从小就是个受不住委屈也不懂怎样受委屈的人，我的精神几乎一下子全垮了，我体会到了过去从未体会到的孤独和厌世。我没有去找领导辩白，刘保华说你千万别去辩白，不然他们准怀疑是我告诉你的。其实这一切又怎么能辩白得清。
我找到伍队长，我什么都没说，只说身体不行还想休病假。伍队长看看我的脸色，关切地问我有没有看过医生，他猜我可能是这些天累着了，让我回家安心休息，有没有假条都无所谓。我说谢谢了队长。
队长他对我好，我会记他一辈子。
人总是在顺境时迟钝，逆境时敏感，通常到了穷途末路，心就变冷也变得脆弱，冷眼看世界，好像人情世态翻来覆去全是一群丑角的龙套。但假使这时哪位朋友和师长给你稍稍一丝善意，又准会把你感动得像孩子一样热泪盈眶！
海岩：月月，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伍队长，但从你的叙述中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深刻的人格力量。在我们中国不少基层干部的言行之中，常能看到这种特别形散神聚的中国式的精神风格：这种人受共产党教育多年，讲原则，守纪律，是非鲜明；同时又生活于百姓之中，不乏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既努力执著，又通达忍让；既忧国忧民，又有明智的无为，都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成熟和人情味。
吕月月：你说得很对，伍队长在我们队里的威望主要是因他为人处事特别有道而来的。
海岩：后来你回家休息了吗？
吕月月：回到家我就躺倒了，妈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还觉得难受。妈说无论如何你得去看看病，到底这烧是怎么发起来的得查清楚。我背朝妈躺着一句话不说，妈问那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想睡觉。
我妈知道我的脾气，猜到我必有心病，于是不再唠叨，一声不响地蒸了一碗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鸡蛋羹，放在我的床头。可我脸朝墙，整整一下午没有翻转身来。
傍晚时薛宇来了。
他站在门外和我妈小声说了几句话，妈进来说月月起来吧，你看谁来啦。
我看见薛宇默默地站在门口，我们对视着直到我的眼泪终于滚滚而下。薛宇走到床前坐下，他的粗壮结实的双手，轻轻把我的手拢在掌心里，轻轻地揉捏着。他听着我的抽泣，用这种会心的揉搓传达着爱惜和安慰。过了很久很久我不哭了，他松开我的手，用毛巾替我擦脸，问我：
“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
我摇摇头。
他又说：“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再有多大的事，还有我陪你。”
我抱着他的胳膊，点点头。这是我对薛宇从未有过的感激。
他无声地笑了，轻轻地摸我的脸，长长地笑。
后来他就这样一直坐在我的床边和我低声聊天。我们都很回避几天前发生的不快，也没有再去谈这个已经破碎难收的案子。但是我们说到了队长，我对他说，一个人一生碰上一个好领导真是有幸，你应该好好地跟着伍队长干！薛宇点点头，说咱们一起好好干吧。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唇边，轻轻地摩擦着，说：
“你知道吗月月，我是太喜欢咱们的工作了。咱们现在虽然没有钱，以后也不会有钱，但我觉得我们很充实。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能比它更让人体会到智慧、忘我、责任和神秘，更给人神圣感和英雄感。说实在的，现在咱们队里好多年轻人都觉得在这儿没前途，都琢磨着下海做生意去，我真觉得难过，我孤独得想哭，我觉得我生不逢时！”
我和薛宇相识已久，可我并不知道薛宇竟把自己的感情和事业结合得这么难舍难分。我虽然对这份工作没热爱到这种程度，但我确实深深地被他的激情感染打动。我后悔过去曾以自己的玩世不恭讥笑过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认真、机警和投入。我由衷地对薛宇说也许再过十年，你也会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队长！
薛宇问：“你很崇拜伍队长吗？”
我想想，说：“也许吧，因为他确实能干，而且对手下的人讲义气，也公平。”
薛宇说：“那明天伍冬冬过生日，我们晚上一起去伍队长家好不好？”
我很高兴，说：“冬冬过生日了吗？那当然去。我明天去买一把小提琴，要不冬冬又该赖我说话不算话了。”
薛宇说：“不过明天伍队长一看你既然能去他家，说明病好了，那你再不上班就不合适了。”
我说：“没事，我后天就去上班。明天白天我先去一趟医院，看看老焦，我答应他大女儿一定去看他的。”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到很晚，薛宇才起身，对始终坐在门外的我妈表示歉意，向她告辞。
薛宇走后，我妈坐在我床边看我脸色，说：“现在想吃东西了吧。”
我说：“啊，有点饿。”
妈的目光柔和极了，“月月，我看薛宇这孩子不错，人非常正派，相貌堂堂，又懂得孝敬，对你又是这么好，你还挑什么？”
我不好意思，也确实不想和妈谈这个话题，可妈坚持说下去：
“他们家也是高级干部，他爸爸现在是副局级……”
我嗔着我妈：“妈，我最讨厌你这样势利。”
我妈不急，说：“我势利？当年我一个根红苗壮的北京知青，主动下嫁给你那个土匪秧子的爸爸，在那个年头你知道得有什么样的勇气！这么多年了，我跟着你们老吕家沾了半点势利吗？我只有受苦，我受了二十多年的苦。我那些后来回了北京的同学现在有多少都当了专家、领导，成了高级知识分子了，可我还在那个小县城里守寡当临时工。月月你可没资格数落我……”
说着说着我妈眼圈红了，我也红了，我抱着我妈：“妈，我跟您一样，要是真爱上一个土匪秧子，我也嫁！刀山火海我也嫁！”
妈摇头，擦泪，说：“那可不行，我受了这么多年苦，我守着你爸，我对得起他。可我得让老吕家的匪根儿有个了断，得让吕家的后代扬眉吐气地做人，他们吕家的罪孽到我们这辈儿也赎到头了，从你开始，也该苦尽甜来了。”
我说：“我不是已经上了大学，当了人民警察了吗？说明现在出身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了。”
妈说：“可你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总得有个好的依靠。小薛你觉得好不好，咱就不说他的家，你觉着他本人，靠得住吗？”
我扭捏着说：“薛宇，我觉得人还是不错。”
妈说：“人不错，就是依靠。我看是不是妈来做主，就替你定了？”
我撒娇：“妈，你急什么，我饿死了，明天再说吧。”
妈这才笑了：“好，不急不急，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可明天没能再说。那个晚上是我自二十五日美高事件之后第一次熟睡，第二天早上庆幸又睡了一个回笼觉。这一觉睡得我整个身心都舒展开了，一觉醒来仿佛什么都是新的，心情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都没有发生过。
上午十点钟我才起床，站在院子里的水池边刷牙。晴朗无比的天空被拥挤的屋顶和槐树的华盖划成一块碧蓝色的多边形。太阳艳艳的，暖得恰到好处，风力一二级，轻轻柔柔。我妈在屋里高声问我上午还出去不出去，我满嘴牙膏沫说当然出去，先去医院看老焦，再去隆福大厦买小提琴。我妈问我是否回来吃午饭，我说当然回来，今天中午吃什么？我妈说那就还吃面条吧，你吃炸酱的还吃打卤的？我说当然都吃，一样一碗。我妈说你的BP机响了，要不要我给你看看？我说当然当然，你查查是谁姓什么。
我漱口，像小孩子一样故意漱得呱唧呱唧响。漱完口我就开始洗脸，我洗脸一向认真，也慢，慢洗得干净。我正洗着我妈已经看完我的BP机，在屋子里大声传达给我：
“一个6一个C，是男的，姓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