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正是一直在从旁望着他。那一天我才发现，子卿他原来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一个你最好的朋友，一个始终和你朝夕相处的人，一个你自以为了如指掌的人，你却从未注意过他的体貌特点和气质特点似的。你自以为了如指掌的，竟不过仅仅是那个人的心地和秉性罢了。你所忽略的，是那个人最能给别人留下印象的最具体的方面。你竟是从别人的目光和印象之中引起自己的注意的！如果你和对方都是女性，你当然是从男人们的目光和印象之中，再度去重新认识对方的。如果你和对方都是小伙子，你当然是从姑娘们的目光和印象之中意识到你一向忽略了的是什么，是多么重要的方面。
是的，子卿原来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同时是一个气质不俗的青年。那一时刻，当我不得不在内心里暗暗承认这一点，我在他面前不禁的有些自惭形秽起来。他身材健美。穿得破旧褴褛，仿佛是他故意要隐藏和消弭自己的优越之点的“障眼法”似的。当他去掉了那身有失体面的“伪装”，当他在宿舍里擦身的时候，原来他的身体是那么的值得同性和异性都大加欣赏。他的气质里有某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孤傲成份。这一点早已是他在中学时代，在我们的普遍的同龄人们其实还根本无气质可言的年龄就具有的了。下乡后又多了某种别人皆醉我独醒的成份。目光里多了某种似乎永远不屑于向人倾述的忧郁的成份。多了些善于老谋深算似的成份。当然，你也可以认为那并非什么老谋深算似的成份，而是一种早熟和成熟的成份。在他那种一向对周边的任何事态都冷漠视之，无动于衷的表情之后，似乎还覆盖着另一种表情——另一种无奈的、毅忍的、必要的时候随时准备委曲求全的表情。再加上他那张脸上特有的书卷气质，这一切气质混杂在一起，该就是一种气质上的与众不同的魅力了。而最主要的是，他脸上总带有那么一种神气——仿佛在无言地告诉你，不管他穿得多么破旧褴褛，不管他正在干着多么脏多么累的活，不管他正处在怎么样一种歧视和轻蔑的包围之中，他始终明白，始终自信地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确是与众不同的。的确是具有故意用古怪和愚钝伪装起来的睿智和魅力的。这一点只有很细心地对他的脸加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而我当时正是那么样地研究地看着他……
“没看我？”——他将毛巾往肩上一搭，肯定地说：“可我觉得你明明在研究我。”
我将头扭向别处。红了脸嘟哝：“我研究你干什么！”
他用一根指头试了试热在炉子上的一盆水，又说：“水温正好。是我为你热的，你也洗洗吧！”
凭良心讲，子卿一向对我也是很关怀的。与他相比，我要懒得多。早上常常不打洗脸水，用别人洗过脸的水胡乱洗几把脸就算完事儿。晚上也常常不洗脚就钻被窝睡觉。换下的脏衣服从不及时洗，而是扔进一个大纸箱里。到了再没衣服可换的时候，从纸箱里选一件看去不那么太脏的再穿一阵。衣服实在都脏得不洗不行了，往往才满心不情愿地洗一次。一次也不过先洗那么一两件等着晒干了换上穿。
子卿则与我不同。他其实是一个干净人。一个勤快人。一个生活自理能力很强的人。夏季他几乎每天都到小河去洗澡。回到宿舍，还要用预先打好的晒温的井水擦一遍身。他似乎不能忍受自己的衬衣也是脏兮兮的。尽管它们几乎都补了补丁。他更不能忍受自己的被头里油腻腻的。他是男知青中拆洗被褥次数最多的。他洗他的衣服时，总是把我那个专藏自己脏衣服的纸箱拖到他的盆边，会全替我洗得干干净净。晒干了还替我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我的床头。有时连我的袜子和裤衩也替我洗。有时还给我补鞋补衣服。如果我在某个星期一的早上穿衣服或穿鞋，发现破处已被细针密线地补好了，我是丝毫也不会惊奇的。更不会傻兮兮地问每一个人究竟是谁“学雷锋做好事”。因为那必定是而且只能是子卿在星期日里抽空儿悄悄替我补的。那时我可能正在某个地方闲散地享受休息的时光或蒙头大睡。那个星期日他可能照例加班……早上替我打好洗脸水，或晚上替我备下一盆洗脚水，似乎更是他的义务了。同宿舍的男知青中曾有人当面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别人是来改造思想的，你可倒好，还有个贴身仆人！你每月给他多少钱？”
想到子卿对我的这些兄长般的关照，我的良心又很不安。我明知嫉妒他是不应该的，但又没法儿彻底消除内心里的嫉妒。
按连里的要求，必须在五天内修完猪号。我借口备料不足拖了两天。我期待着鲍卫红求我什么事。我每次见到她都有种感觉——她肯定是要求我什么事的。她没开口是她仍有顾虑。是因为她仍在犹豫。是因为她对我还不太信赖。我知道，七天过去，我再见她也不那么容易了。你一个男知青没正当的理由到猪号去干什么？何况用今天的说法，她正是连里的一个“热点”人物。我想，她也是能领会我拖延了两天的良苦用心的。即使在那些天里我和她也照样没机会多接触。全班众目睽睽之下，我这个班长根本不可能避开大家的视线往她跟前“迂回”。偶有一小会儿机会我的心理同时又有严重的障碍。全班人仿佛都在互相监视着哪。仿佛谁走向那个熬猪食的小屋都有“偷香窃玉”之嫌似的。她也不主动接触我们。只不过有时她的身影出现在熬猪食的小屋门口，目光仿佛在望向我们，又仿佛并非在望向我们，而是超越了我们，望向我们背后的远山……
第七天下班前，老姜头儿走向了我们。他没径直走到我们跟前。走到我们和熬猪食的小屋之间站住了，冲我们这边儿喊：“三班长，你过来一下！”
全班人的目光都投射到我身上，好像老姜头儿准备送给我一件宝贝似的。
我对大家说：“收工，你们都回去吧！”
可是谁也不走，好像都要等着看到，老姜头儿送给我的究竟是一件什么宝贝似的。
我冲老姜头儿喊：“你自己过来！”
老姜头儿火了：“你小子放屁！老贫下中农叫你过来，你反倒对我喝五吆六的吗？没法儿教育的东西！”
我只好起身走向他。
当我在他面前站住时，他低声说：“你告诉翟子卿，今儿晚上八点多钟，不管他有空儿没空儿，也要务必到这儿来一次！就说我找他谈话！”
“你找他谈话？……”
“让你这么对他说，你就这么对他说！”
“他要是不来呢？……”
“他要是敢不来，日后我找他算账！你要是敢把我的话贪污了，不告诉他，日后我找你算账！”
六十多岁的老姜头儿可不是一个一般的老头儿。当年的当年，曾是那一带威震八方的游击队长。驻扎黑河的日本关东军，曾悬赏买过他的人头。当地政府曾向他颁发过“一等抗日功臣”证书。他同时又是抗美援朝烈士的父亲。团长见了他都敬着三分。他发起脾气来，训我们连长指导员像训小孩子一样。知青们更是没谁敢冒犯他。巴结他都还来不及哪。他要是看谁不顺眼，那么这个知青的前途十之八九是“没戏”了。前一年，连里缺卫生员，曾打算送一名知青到沈阳军区后勤医院去培训，就因为老姜头儿说人家一副少爷派头，培训了也白培训，将来当不成连里的一个好卫生员，结果硬是把人家的美事儿给搅黄了……
我是绝不敢得罪老姜头儿的，只有喏喏连声的份儿。
回到我那帮弟兄们之中，他们一个个猜测地问我，老姜头儿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回答他们——老姜头儿对我们完成的任务挺满意，表扬了我们几句……
他们当然是不相信我的话的……
吃过晚饭后，我将老姜头儿的话悄悄转告了子卿。当时他正欲离开宿舍，听了我的话，不由得站住了，左右扭头，目光四顾。
没谁在注意我们。
我说：“你何必这么谨小慎微的？是老姜头儿要找你谈话，又不是她要和你幽会……”
他低声打断我：“你给我住口吧！”
我说：“反正我的光荣使命算完成了，去不去随你吧！”
我心里当然十分清楚，真正要和他“谈话”的，怎么会是老姜头儿呢！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宿舍……
第二天早上，我夹着饭盒一出宿舍，猛听一声吼：“给老子站住！”
我抬头一看，见是老姜头儿，已怒目金刚似的瞪着我。
我心里顿时就明白了——子卿他昨晚肯定的没到猪号去。
我连忙陪着笑说：“大爷，您若发火千万别冲我发，您让我转告的话我如实转告了……”
他说：“你不骗我？”
我说：“我哪敢骗您呢！”
他又问：“那就没你小子的事儿了，你走你的。”
我赶紧溜之大吉……
等我端着饭盒回到宿舍，发现每个在宿舍里的人，脸上都有某种隐藏不住的过节似的喜兴表情。
我问班里的一个知青——这么一会儿工夫，发生什么使大家快感的事儿了？
他说——子卿一出宿舍，劈面就挨了老姜头儿一个大嘴巴子……
我吃了一大惊。我想这下子卿是“栽了”，不但他和鲍卫红之间的事从此将成为全连公开的秘密，他的那份儿孤傲，也肯定被老姜头儿当众扇他那一个大嘴巴子横扫光了。他丧失了他那份儿孤傲，岂不是等于一头雄鹿丧失了美丽的鹿角吗？他那份儿孤傲对他是何等的重要，没有谁比我理解得更清楚了。那是他维护自己尊严的最后的一片销甲啊！他一定正躲在某个地方伤心哭泣呢……
我顾不上吃饭，放下饭盒便到处去找他。他并不在食堂后那洞破窖里。最终我在小河边，在我和他第一次发生不快的争辩那片沙滩找到了他。沙滩里早已被雪覆盖。然而雪面也早已被破坏过多次。也不知子卿究竟在那块“黑板”上又耗入了多少时间。我找到他时他正仰面朝天伸展四肢躺在雪上。
我在他身旁坐下后，才发现他闭着双眼。他睁开眼睛见是我，随即又闭上了。不仅没坐起来。身体竟连动也没动一下。他一边脸上还隐约留下着老姜头儿的指印。
我说：“子卿，你还拿我当最好的朋友不？”
他说：“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除了你，我还有第二个朋友吗？”
他的两只手抓在雪中，冻得通红。我看了心疼，攥住他一只手，用我的双手不停地搓着。搓热了，替他解开他的一颗衣扣，将他那只手放入到他的襟怀里悟着。接着又攥住他第二只手不停地搓。
我问子卿他在什么情况之下第一次碰见鲍卫红的？
子卿说在我回哈尔滨探家期间，五连的宣传队到我们连来友好演出过一次。鲍卫红不但是五连的卫生员，还是五连的宣传队员。她在台上演“李铁梅”，子卿是台下的观众之一，自然就认出了她。
我问子卿他们之间究竟是谁首先主动跟谁说话的？
子卿承认是他首先主动跟她说话的。承认演出结束后是他主动走到她跟前去的。
“如果我不主动走到她跟前去，她根本不可能发现我在这个连。”
“认出了你她当时很高兴是吧？”
“是。”
“她怎么说？”
“她说真没想到。”
“后来呢？”
“后来她就说——‘我一定要调到你们连来！’……”
“你怎么说？”
“我说——哪太好了！——当时我绝没想到她会放着卫生员不当，调到咱们连来喂猪……”
“可这已经成为事实了。”
“是……”
“而且你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她是为你而调来的。”
“可我并没有向她流露出这样的愿望！”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必要对她的决定负任何责任。”
“你并不喜欢她？”
“说啊！”
“喜欢。”
“你居然还说喜欢！”
“四五年前，咱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咱们在那小人书铺见过她几次之后，我就喜欢上她了。下乡后，我也曾幻想过，要是能和她分在一个连队多好……”
子卿说时，始终闭着眼睛。我想，他肯定是到了非对一个人说说这件事的地步了。否则他绝不会如此有耐心如此坦诚地和我一问一答。也只有我才会陪着他这样。老姜头儿那一个大嘴巴子，看来不但扇得必要，而且作用很好很有正面效果呢！
我说：“子卿，咱俩别绕弯子了。别用喜欢不喜欢这种词了。你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用最明确最直截了当的话回答我的话——你究竟爱不爱她？……”
“爱”这个字，第一次从我口中说出。以前当然我也许多许多次地说过这个字，不过总是和“无限热爱”、“阶级友爱”连在一起说的。是的，直至那一天为至，二十一周岁二十二虚岁的我，还从来没有单独说过一个“爱”字。我早已记不清是在小学几年级学了这个字的。我想我一定跟我小学的全班同学一起，随着老师的教鞭在黑板上每点一次，而异口同声地大声念一遍。也一定曾整行整行地在作业本上认认真真一笔不苟地写过这个字。还一定用“热爱”或“友爱”造过句。但以后“爱”这个字确确实实再就没从我口中单独说出过。更没有问过谁爱不爱另一个人。以至于我说出了这一个字，仿佛一不留意说出了一个脏字，自己首先觉得羞耻似的脸红了……
子卿终于睁开了他的双眼。他虽然睁开了双眼却并不看我。他望着天空。他很久都没有回答。
我不再问第二遍。也不再搓他的手了。我将他另一只被我搓热的手也塞入了他的襟怀。我默默地期待着。我暗暗打定主意，如果他不肯坦白地回答，我便起身离开他。大冷的冬天，我根本没有陪着他挨冻的义务。
正当我欲起身时，子卿终于开口了。
他说：“你不认为她是一个好姑娘吗？”
我说：“如果我是你，自从她调来之后，我会觉得我很幸福！”
他说：“如果你真的是我，昨天晚上你也不会去和她幽会。”
我说：“那么你还是并不爱她了？”
我想，对于我来说一个非常值得爱的姑娘，也许对于子卿来说真的并不值得他爱？他只不过是喜欢她，承认她是一个好姑娘罢了？难怪书里总是强调，爱和喜欢并非一回事。果而如此，那么似乎也是不该太责怪子卿的。谁也无权迫使他去爱的呀！
不料子卿却说：“我爱她……”
我不禁低头看他，脸对脸，目光对视着目光。忽然我一把揪住他衣领，将他扯了起来。
我恨恨地说：“那么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去？一个姑娘为了你而调到咱们连队，为了你而不再当卫生员宁肯喂起猪来，为了你而每天承受着那么许多议论的压力，可你呐？你心里明明地爱她，却又整天装出和她和这件事无关的样子，却又成心回避她，使她在别人看来，仿佛一个害了单相思的姑娘似的，这公平吗！难道你就不觉得自己很卑鄙吗？实话告诉你，我曾因为一个姑娘这么爱你，而暗暗地嫉妒过你。我承认我嫉妒你也是很卑鄙的，可现在我感到你比我更卑鄙！卑鄙十倍！老姜头儿如果不扇你大嘴巴子，哪一天我也会扇你大嘴巴子！……”
我一松手，他又躺倒在雪上了。他又闭上双眼了。
他闭着双眼说：“她是高干的女儿。她爸爸是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她妈妈是教育局的干部。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想？……”
原来他是由于此种心理在作祟！
我望着他扑哧笑了。
我觉得我的子卿那一时刻又变得有些可爱起来。
我说：“那有什么不好？你的岳父岳母大人都是高干，我将来也跟你沾光啊！……”
他说：“可你替我娘想过吗？他们如果将来不能像尊重他们女儿的婆婆一样尊重我娘，他们哪怕只有一次用瞧穷老百姓那种目光瞧我娘一眼，哪怕只有一次用和穷者姓说话那种腔调对我娘说了一句话，那对我娘意味着什么？……”
他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当时我是那么的受感动——在这件事上，子卿他心中仍想到娘，你不能不承认一百个男知青里，也挑不出几个像他这样的好儿子！
我沉默了片刻，说：“我看，她是一位好姑娘，她的父母也不至于像你想的那么不好吧？”
他缓缓坐了起来，然而双手仍交叉地塞在襟怀里。能那么样地缓缓坐起，是很需要体育基本功的。
他一字一句地说：“你错了。她的父母正是我想的那种人。他们因为她不再当卫生员了，因为她居然爱上了一个穷家小子，已经给她写过几封信大加教训了！这几封信她都给我看过。”
我苦口婆心地说：“那她承受的压力更大了！那你更应该体恤她才对呀！……”
他坚决地说：“我不！”
我急了，一下子将他又推倒，嚷着说：“你为什么不？你这样简直太可恨了！……”
他仰躺在那儿，眼望着天空，平平静静地说：“我不能因为她就轻率地改变了我对我自己人生的设计。”
听了他这句话，我一时间恍然大悟，什么都明白了。
我又低声问：“那么，归根到底，你是唯恐你和她的事，会影响你将来上大学啰？”
我问得也相当平静。
他不再开口了……
我注视着他那张英俊的，表情一向孤傲的脸，第一次发现，在他那种孤傲的表情下面，还有某种冷酷的东西。
看来，使他那么不公平地对待她的一切原因都不是特殊的原因，一切理由都不是特殊的理由，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一种他自己认为说得通的说法罢了。只有一个原因一个理由是最真实的原因最真实的理由——他的大学梦想。为了实现他这个梦想，他什么都可以无视。什么都可以舍弃。包括一个姑娘对他的那么痴情那么热烈那么不管不顾的爱……
而他居然还承认他是爱她的！
我突然抓了一把雪揉搓在他脸上。这也不能使我感到解恨。接着我骑在他身上，左右抡拳揍他。他不反抗。任我捧他。两眼尽量不看我，望着天。这使我更加恼怒。我将他的头往雪地里按下去。已经下了几场大雪。那儿的雪已经积得有一尺多厚了。他的头几乎被我按得埋在雪窝里了。我继续抓起雪揉搓在他脸上。不停地那样做。而且往他嘴里塞雪。
“叫你清醒清醒！叫你清醒清醒！我闷死你！……”
不知不觉中我流泪不止。为鲍卫红。也为我自己。她为什么将她那么痴情那么热烈那么不管不顾的爱给予这个孤傲而冷酷的翟子卿啊！……
子卿他仍不反抗。连交叉地塞入襟怀的双手都没抽出来一只……
我离开小河边的时候，子卿他仍仰躺在那儿，头埋在深深的雪窝里。我回头望去，觉得他像一具无头的尸体，那情形一动不动的很有些恐怖……
我和子卿的铺位分开了。
那是我第一次公开向他表示疏远。于我，那样做仅仅是表示疏远罢了。子卿回到宿舍，发现我的被褥已不在他的铺位旁了，久久地伫立在南大炕前。而我那时正盘着双腿坐在北大炕上我强行挤出来的铺位那儿。我望着他的背影，明白他显然是怔住了，呆住了。
他缓缓地朝我转过身，朝我很悲哀地望了一眼。当时宿舍里人挺多。他大概以为我公开与他决裂了。他一这么以为，那一种来自于我的情感打击，对于他显然是比老姜头儿当众扇他那一个大嘴巴子要严重得多。甚至在严重性方面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他微微对我摇了摇头。我当时不太明白他那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忏悔。也许是对我的深深的谴责。他随即低着头离开了宿舍。那样子仿佛再也不回来了……
我们彼此不说话了。好像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两个互相陌生并且各自发誓老死不想往来的人……
不久边境局势更加紧张。连里抽调了两个知青排去修筑备战公路。子卿也在其中。似乎每一天都可能突然爆发的“战争”这个严峻的话题，如同一把巨大的扫帚，一下子将当时连里的一切闲言碎语扫光了。鲍卫红终于从蜚短流长中获得了解脱。她不再是“热点人物”了。她被人们的口舌饶过了。没谁再关注她。没谁再提起她。更没谁再谈论她。她被“公众舆论”抛弃在村东头的猪号那儿。好比今天的人们吐掉嚼得没了滋味儿的口香糖。唯有我偶尔想到她。但我一次也没去看过她。我不愿自己又成为一块口香糖，在非常时期作了人们口舌的牺牲品。只不过偶尔想到她时，内心里暗暗替她感伤一阵罢了……
有一天中午老姜头儿在大食堂门口迎住了我。
他说：“你跟我来一下。”
我问：“哪去？”
他说：“跟我走还能到哪去！”
于是我随在身后往猪号走。
路上我忍不住又问：“什么事儿？”
他头也不回地说：“有事儿就是了！”
我心里当然清楚——肯定不是他闷的慌了，忽然心血来潮，要找我谈什么话。肯定是鲍卫红找我有什么事儿。我暗暗鼓足勇气，打算趁此机会当面对她说：“选择的错误有时候也是来得及纠正的！我愿意帮助你下这样的决心。只要你也愿意多给我这样的机会……”
鲍卫红并不在猪号那个小泥草房里。
老姜头儿从他的褥子底下抽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用红围巾包着的东西。我一眼认出那红围巾是鲍卫红的。
他说：“你把这个交给翟子卿。”
我问：“是小鲍让转交的？”
他点点头，坐在小凳上，吧嗒吧嗒吸起旱烟锅来。
我又问：“是什么？”
他说：“我没看过。”
“这算是你求我，还算是小鲍求我？”——我虽已接过那东西，但心里很有些不情愿。
“算我求你，也算是她求你。”
“也算是她求我？那你叫她来当面求我！”
老姜头儿朝我看了一眼，郁郁不乐地说：“她走了。不能当面求你了。但她临走交待过，如果我不想亲自转交给翟子卿，那么我只能再代表她委托一个人，就是你。除了我，她似乎再就信得过你了……”
我捧着那东西，一时间疑疑惑惑的，并没有立刻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
老姜头儿吧嗒吧嗒地又吸了几口烟，低声嘟哝：“我当众扇过那小子一个大嘴巴子，还怎么能再去找他，亲手交给他？”
我问：“连里派小鲍干什么去了？”
老姜头儿说：“不是连里派她干什么去了。是被召去当医务兵了。不会再回来了。为谁再回来啊？……”
顿时的，我觉得这世界变得很没意思了。我每每想到她而在内心深处专为自己编织的一个既有悬念又有大的情节转折的童话，就这么样地被老姜头儿的话给来了一个索然的结尾。
我不禁苦笑……
“连里怕影响其他知青的心思，有意保密到现在。她临走前一天还掉着眼泪对我说，只要翟子卿那王八蛋小子明白表示是爱她的，或者明白表示是不爱她的，她都会重新考虑走不走的问题。她求我替她去把那王八蛋小子找来，哪怕和她简简单单地说上几句话也好。我去找了。哪哪也没找到。那王八蛋小子！……”
“可你找不到他，为什么也不找我呢？！”
“找你？找你有什么用！再则说了，替人家姑娘想，我也愿意她走！不走，人家姑娘在众人眼里，倒算是怎么回事儿？以后，哪一个小伙子还会待见她？……”
从我嘴里不由自主地吐出一个字是——“我……”
老姜头儿又看我一眼，磕磕烟锅，俨然以监护人那么一种口吻说：“哈，你……你嘛！也不照照镜子，瘦猴儿似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听他的口气，是根本没把我当成一个“小伙子”。
我又自卑又伤心，直想哭。
我捧着手里的东西，默默往门口退。
老姜头儿又大声问：“你说，她是不是一个好姑娘？”
似在问我，也似问他自己。
我低声说：“是……”
离开老姜头儿那儿，我躲在一个僻处，流泪不止。
鲍卫红她“轰轰烈烈”地来到我们这个连队，把全连小伙子的心都扰动了一番，造成了相互间的一些嫉妒、猜测和嫌疑离隙，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连队，倏忽地就从我们连的知青群体中消失了，仿佛根本不曾调来过我们连。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连有个男知青叫翟子卿。而更多更多的知青，却还根本不清楚她究竟是为谁才调来的。子卿他以他冷酷的理智扮演着一个局外人的角色似的。她的心灵上却从此注定要留下一些深深的受伤害的疤痕。是子卿吸引她调到我们连来的，也是子卿逼走了她……
我打开她那条红围巾，见里面包的是一册用有光泽的洁白的硬纸自己装订的大“书”。“书”的封页上，用彩色笔写着一行醒目的美术字——“一位未来作家的足迹”。
我轻轻翻开它，内中许多页上贴着从《少年时代》、《中学生作文选》，以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北方文学》杂志上剪下的诗、散文、作文、小小说、“思想火花”等等。都是子卿当年发表过的东西。在每页的空白处，还用一丝不苟的字迹，写下了一行行“读后感”……
当我告诉子卿她走了，并把她那条红围巾、她的那册厚厚的大“书”交给子卿，子卿什么都没说，但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他那样，在我看来，似乎是在说——谢天谢地，终于结束了……
当时我也真想扇他一个大嘴巴子。
我冷冷地说：“你永远也别想再见到她了！”
子卿还是什么也不说。他把手伸入我兜里，掏出了我的烟叼上一支，蹲在炉口那儿对着，就没起身，一直蹲在那儿吸。在我记忆中，那是他第一次吸烟，呛得不停地咳嗽……
我一直在他背后瞪着他，恨不得狠狠踹他几脚。
他没能坚持吸完那支烟，从炉口弹进炉子里去了。
他站起来时，满眼是泪……
他说：“这烟……”
那就是我们经过了一些似乎漫长的“老死不相往来”的日子后，互相说的两句话。如果子卿的那句话也算是对我说的……
第二年春季，一个对于知青们的心理不亚于十二级飓风的消息传遍北大荒——全国高等院校开始从知识青年们当中招收首批学员！
某天晚上，一张登载有这一消息的“兵团战士报”在宿舍中传来传去，这个读几句，那个读几句。
子卿正一手拿着饭盒，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欲离开宿舍，听到大家读的内容，没出去，反身坐在他的铺位那儿了。一会儿又蹲在炕洞口那儿烤馒头。
后来大家当然就闻到了焦味儿。于是有人大声发出警告——谁烤的什么东西焦了！
我走到子卿身旁，踢了踢他屁股：“哎，你聋啦！”
他这才发现，在他全神贯注地竖着耳朵聆听的时间内，他的馒头已快烤焦成了一个黑糊糊的炭球儿……
我又低声加了一句：“恭喜你……”
口吻并非是善意的……
然而我们连的知青们却没有真正遭受到那“飓风”的席卷。它仿佛从我们连的上空扫荡过去了。使我们连知青们的心理大骚乱景观，成为了一场群体性的庸人自扰。全团仅仅有幸分配到了三个名额。我们连一个名额也没争取到。某些人的美梦，不过就是美梦而已。
第二年我们连倒是分配到了一个名额。也不是什么高校的名额。而是一个邮电学校的名额。城市里的青年十之八九都下乡了，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信件成百倍成千倍地增加了，邮电系统的职工却青黄不接。城市急需青年邮递员。受训三个月后就要顶职工作。我们连选送走的还不是一名哈尔滨知青。而是一名上海女知青。也没有经过什么群众选举和评议。是由连党支部讨论作出的决定。因为那上海女知青是连里的“五好战士”和“毛著标兵”。连里认为党支部的决定毫无疑问是代表了广大知青的民主意向的。也毫无疑问是公正的。党支部的决定当然还有特殊更深层次的考虑——若在哈尔滨知青之中选送，很可能等于把一根骨头抛进了早已被占有的欲望刺激得大眼瞪小眼互相龇牙咧嘴的狗群里。尽管那并不是一根香味四溢的骨头。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幸运旁归，哈尔滨知青们暗自句心斗角了一场，也就相安无患了。似乎还个个都很佩服连里的决定实在是英明。实在是高。
只有一个哈尔滨知青感到大大地失落了。便是子卿。他自是并不屑于张牙舞爪地去争那个邮电学校的名额的。他的心愿不是返城，而是能上大学，能上一所名牌大学。“返城梦”和“大学梦”，是他的心愿和其他许多知青的心愿之本质区别。他最早就暗自有所准备，也就最能咀嚼出被夜夜想朝朝盼的机会所漠视的滋味儿。他大概以为，如果他再不争取主动行为，再不引起有关方面对他的关注，那么明年的机会后年的机会，真正代表着他从少年时期就那么刻苦追求的机会，也就是某名牌大学播向知青们的机会一旦降临连队，也许还是要与他翟子卿擦身而过的。
欢送走那名上海女知青的当天，子卿曾怏怏地对我嘟哝了一句：“他妈的，怎么可以这样！”
我抢白了他一句：“你认为应该怎样？”
他不但怏怏而且悻悻地说：“难道以后的大学生都是不必经过考试了吗？”
我说：“你真有意见，往北京写信去问啊，别在我跟前念这种没用的经！”
一个半月以后，连里召开了对子卿的批判会。他真的给当年的“全国招生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真的在信中直陈了他区区一个知识青年，对今后全国大专院校招生方针政策的困惑、质疑和他自认为的“合理建议”。他的“建议”当然是主张以考试成绩作首要招生原则的。他的信中自然也流露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于是他这一个小而又小的小人物的一封信，成了当年两条招生路线斗争的一个实证。他当然地被划到了代表资产阶级招生路线的“社会基础”中去了。据说当年的许多地位显赫的大人物，包括江青本人在内，都对他的信作了措词严厉的相反的批示。于是这样的一封信被转至了兵团总司令部。从兵团司令部一级级转到了师里，转到了团里，最后转到了连里。使连里的领导们如临大敌，那几天惶惶不可终日。对于我们连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政治事件。保密工作做得空前绝后地严格。可悲的子卿，那几天却被蒙在鼓里，浑然不晓。天天到连部去等信，巴望着有一封从北京寄给他的信带给他佳音和福音，带给他一大片光明的希望和前途。直到开会那一天，直到点他的名将他唤起来的时候，他还懵里懵懂的。当时我也懵里懵懂的。全体知青都懵里懵懂的。没有哪一个知青预先知道那次会的内容。有师里的团里的几名或穿军装或穿便衣的领导坐阵，气氛相当之严重。还有佩带明枪暗枪的团保卫处的人在会场四周警卫，使气氛不但严重，甚至还杀气腾腾……
就在那一天，就在那一次会上，团里代表师部和兵团总司令部两级党委郑重宣布——永远剥夺叫翟子卿的一名哈尔滨知青上大学的资格。一切推荐，哪怕他能获得百分之百的满票，都将被视为无效……
那一天，那一次会，宛如当众宣布了子卿的死刑……
散会后，别人都走完了，子卿仍低垂着头，呆如木桩地站地那儿。仿佛被人从头顶凿了个洞。用水泥或铁水浇灌在那儿了。
子卿完了——我望着他，心中顿生无限同情和悲悯。
“子卿……”
我走过去轻轻叫他，他没反应。
“子卿……”
我碰了他一下，他仍无反应。
“子卿！子卿你怎么了？……”
他的样子使我害怕。使我以为他是被突如其来的惩罚打击傻了。我不禁地搂抱住他，哭了。如同另一个我自己当众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我一心想把另一个我自己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却又束手无策……
“他们……他们究竟要把我怎么样？……”
他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在我听来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声音。声调暗哑而机械。嗓子里还丝丝拉拉的。仿佛一个被破坏了音带的人在说话……
分明的，他是完全地懵懂了。连对他的处置都没记清楚……
当时我没忍心告诉他——他被调离了我们连，发配往一个最偏远的，还没有公路，须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的新开发的连队。那里集中着全团犯了这样或那样错误的知青。都是被打入“另册”的知青。我们把那个连队叫作“劳改集中营”……
三天后，子卿被勒令离开连队。
一辆马车停在宿舍前。只有我一个人默默地帮他往车上搬放他的东西。知青们聚在宿舍门口两侧，一个个冷眼望着我们。他们眼里没有同情的目光。脸上也没有同情的表情。三五个男知青怪声怪调地唱：
种瓜的得瓜呀种豆的得豆
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车老板挥起鞭子那一刹那，我也跳上了马车。
他低声说：“你上来干什么？”
我说：“我送你一程！”
他眼中蓦地泪光莹莹。
他又说：“你别送我，千万别告诉我娘实情……”
车轮滚动了，他把我推下了车……
马车渐渐地遥远在我的视野里，拐过一个山脚不见了……
从此我竟再也没能见到他——因为后来我自己侥幸上了大学，正如我在我的另一本小册子《从复旦到北影》中写的那样。
我从大学给他写过许多封信，却连一封回信也没收到过。他仿佛从我的情感圃林中消失。好比我情感圃林中的一棵树，被伐倒了，被拖走了，只剩下了一截树桩。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