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已习惯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尤其是那些放下尼采和萨特，转手就捧起琼瑶的女学生，提出比这类问题更天真更幼稚更没有意义的问题了。
我不加思考地说：“信其有便有，信其无便无。信其有，比信其无，看问题的方法也许更简单些。每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却没有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仍保持这样的自信。”
“去他的上帝吧!本来，过了些日子，我就把他给忘了。我还从来没向你提到过我的姐姐吧?”
“没有。”
“我姐姐在另一所大学读研究生。亲姐姐。比我大五岁。暑假期间，我和姐姐到黄山去玩儿。全国各地方的大学生们，似乎在支持国家的旅游业方面，热情都高涨得没比。黄山附近的农民，就有了第二职业。你去过黄山吧?”
“去过。”
“几次?”
“一次。”
“我那次是第二次去了。第一次是跟同学一块儿去的。姐姐已经去过好几次了。但是我们姐妹从没一块儿去过。所以姐姐动员我，和她一块儿再去一次。你去的时候，见过农民怎么背旅游者上山的情形吗?”
“见过。背上负一把竹椅，请旅游者坐在竹椅上，把他们背上去。一次五元钱。”
“你坐过吗?”
“没有。”
“早已经不是五元了。我去那次，已经十五元了。现在可能更贵了。姐姐说，她前几次去，是登上山顶的。这一次，应该‘坐’上山顶才对。‘坐’上山顶比登上山顶，一定会有很不同的观感。两种不同的游览兴致都满足了，以后就不来了。再放假该到峨眉山去欣赏佛光了。和我在一起，姐姐一向是以决策人自居的。姐姐雇了两名背夫，她将我唤到她跟前时，两名背夫都蹲在地上，等待我们坐到竹椅上去。姐姐先坐了上去，催促我也快点坐上去。我见那另一名背夫身体瘦小，犹犹豫豫不敢坐上去。怕他半路力气不支，把我摔落山谷里。而那背夫却固执地蹲着不起来。他像奴仆一样低着头。他说：‘小姐，请放心大胆地坐吧!虽然我瘦，但是有瘦人的干巴劲儿。我每一步都走得谨慎，会绝对保证小姐的安全的。’他说话的口音，完全是山里人的口音。在姐姐的催促下，我终于坐了上去。两名背夫一前一后，始终保持几步远的距离。姐姐在前，我在后。姐姐不时回转身为我照相。姐姐每拍一次，就要求背夫们停一次。‘索瑶，笑一笑!’‘索瑶，看镜头!’‘索瑶，指远处!’我每一次都得按姐姐的话作各种状。登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我纠正她是背夫们登了一个多小时后。
她说：“随你怎么认为。我知道你是怎么看这类事的。我既然毫无保留地讲给你听了，就不在乎你怎么看。我从包里取出易拉罐饮料喝。背姐姐那名背夫，坐得离我们很近。背我的那名背夫，坐得却离我们挺远。似乎并不太愿意和我们坐在一起。姐姐笑指着他说：‘索瑶，我的，要比你的，看样子可靠多啦!你可要提防点噢。别在我光顾看山景的时候，让他把你给背回家去!’她的背夫听了嘿嘿笑。姐姐取出一听饮料，给了她的背夫，又指着我的背夫问：‘你们一个村的?’那背夫摇头说不是。说不知另一个背夫是哪地方来的。说他去年前年这时候都来过。还说，小伙子人挺厚道，和黄山的背夫们都混得挺熟。哪次来黄山干这行，都挣个六七百的。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人缘好，当地的背夫们哪容他来撬行，早就把他臭揍一顿赶跑了!我又取出一听饮料，走过去送给他喝。他摇摇头，将身子一转，背朝着我，故意不看我。我见他赤裸的瘦背上，被竹椅压出了几道深深的紫红的沟。我想幸亏我才一百斤多一点儿。他这是瘦马硬驮啊!我绕到他对面，又将那听饮料递给他。他低垂着头说：‘小姐，谢谢。我若渴了，有自己带的水喝。’这次，他的话，不是用山里人的口语说的。我听到的是一个熟悉的人的话。我震惊极了。可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请求道：‘老乡，抬起头吧!’他说：‘小姐，我不敢抬头。”我说：‘别叫我小姐，我是大学生。’他说：‘对于我们背夫，男的一律是先生，或者老先生。女的一律是小姐，或者夫人。大学生也不例外。’我急了，说：‘你为什么就不敢抬起头看我一眼呢?’他说：‘你当然不可怕。我不过怕你太吃惊。’我这时已经完全能断定他是谁了……”
我也早就想到了。
可是我不知该对她说什么好。也不知该对这位“表妹”予以同情，还是该对“表弟”予以同情。
我恍如从天上看到深渊，于酷暑之际中寒。觉得某种现实在恶作剧之间，将人戏耍得真是够可以的。仿佛有一股冷，在我和她都不经意间，悄悄地充满了室内。
“我喊叫起来：‘肖冰，你抬起头!’他终于抬起了头。他漠然地望着我。好像奇怪我怎么知道他的姓名。他注视着我问：‘小姐，有何吩咐?’……那会儿……我……我……”
泪水顿时从她眼中泉涌而出……
她伏在沙发扶手上，呜呜哭了……
那一种哭是心灵的哀泣……
我仍不知对她说什么好。
我瞧着她哭，一时竟无话可说。
母亲真是把这一位“表妹”和那一位“表弟”当成了什么至亲家的孩子。也许这母亲般的关心也是上了年纪的女性们的本能的自我价值的证明吧?“表妹”的伤感情绪，竟搅得她没心思看电影，门一响，我知道她回来了。“表妹”的哭声，不但引得母亲脚步急促地出现在我面前，而且动了气。
“让你劝个人，你都不会!你光会听着别人哭吗?我走时，她都情绪好了。怎么这会儿工夫，反倒哭得泪人儿似的了?你出去吧!索瑶，索瑶，别哭了!赶明儿他再来，大娘替你数落他……”
母亲洗了条湿手巾，替她擦脸。
我说：“妈，还是你先出去吧。你也不了解情况，乱干预个什么劲啊!”
我不管母亲生气不生气，将母亲“请”了出去。
我重新坐下，说：“你接着讲。”
索瑶说：“我打了他一耳光……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在他头顶上高高坐过。而是他在我头顶上高高坐过。总之，我感到从没被那么严重地侮辱过。恨不得纵身一跳，跳到山谷里摔死自己!我怎么会想到那会是他?如果我知道那是他，我会心安理得地高高坐在他头顶吗?可他分明知道他背的是谁。却还照背!这不可能只为了挣我的钱。我想，当我高高坐在他头顶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是快感的。这样的事完全可以避免。而他故意使之成为一种现实。用他存心制造的这一种现实，将我摆在丑陋倍出的位置上，使我自己审判自己。他站了起来，仍那么素不相识地望着我，仍用那么一种冷冷的语调说：‘小姐，如果我使你不满意，你可以不给我钱，但是你无权打我。’我干瞪着他，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刷地淌下来了，却说不出话。姐的背夫跑了过来，对我吼：‘你凭什么打人?有理讲理，打人不行!你不道歉，老子也扇你!’样子变得特别凶。姐姐也跑过来了，也对我嚷：‘索瑶你干什么?无缘无故的，你为什么要打人家?你说话呀!’我对姐姐说：‘我恨你!’姐姐就扇了我一耳光。这时前前后后的游人，聚拢在我们周围了。另一个背夫，向人们哇啦哇啦地叫喊：‘我们是按劳取酬的人，不是奴才!自从这黄山开放以来，还没见过敢扇我们嘴巴子的呢!何况没做错任何事，没摔了她，更没对她耍流氓!……’一时公理都站在那背夫一边。我没法解释。也向人们解释不清。我能怎么对人们说呢?能说：‘他是我同学，所以他背我，我就该扇他’吗?
“‘还戴着校徽，是大学生呢!’
“‘长得倒文文静静的，怎么这么野蛮!’
“‘不能轻易放她走，记下她是哪所大学的，一定要向她学校反映这件事!让她记住应该尊重劳动人民!’
“‘罚她款!重重地罚她!把她身上所有的钱都罚了!’
“人们都对我表示出极大的义愤。我想，大学生坐在背夫头顶的情形，肯定的，早已在某些游人心底引起强烈的反感了。只不过没有时机释放。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也和我似的，不知所措。还有人向我举起照相机准备拍照。姐姐一把用手捂住了我的脸。姐姐掏出钱包，往他手中一塞，扯着我便走。人们却仍不肯罢休，吵吵嚷嚷的，挡住我们的去路。他终于开口了，他说：‘她们是我的姐姐和妹妹，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事，你们别乱起哄!’他说完，扛起他的竹椅，径自下山去了。人们都发愣，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我和姐姐，也趁机赶快溜了……我和姐姐，第二天就返回北京了。在火车上，姐姐显得比我更心事沉重，不断地向我问他。姐姐担心他回到学校，会将这件事在同学间张扬开，对我形成精神压力。我说那他倒不至于。姐姐问我为什么对他有这样的信任?我就将我和他认识的过程交待了一番。姐姐听后才放心了些。嘱咐我：‘你回学校一定要尽快地，主动地接触他一次。大学不是君子国，不能掉以轻心。要把话和他摊开了，挑明了。得警告他，你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说，我如果自己没这个勇气，她亲自到我们学校去一次，替我和他进行一次谈判。我坚决地反对姐姐的建议。回到学校后，我也没听姐姐的话，主动去找他。但我总觉得，心中笼罩着一片阴影。开学前几天，同宿舍的一个女生风风火火地从外面一进入宿舍就大声说：‘索瑶，你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校园里沸沸扬扬地都快开锅了，你不知道哇?’我问发生什么事?她说：‘新闻系的同学放大了一张照片，放得老大老大。能有桌面儿这么大!照片上，是咱们校的一个女同学，坐在一名黄山背夫的头顶上。不，你别误会，是背夫背负的竹椅上。她在上边笑。背夫在下边笑。都笑得咧嘴露牙的!照片旁贴着几页大白纸，钢笔字、毛笔字、彩色笔字，在上面写什么话的都有。新闻系的同学可来劲啦，据说还要组织召开辩论会呢!’我几乎停止了呼吸。我看的书从我手中掉在了地上。我忐忑不安地问：‘能认出那个女同学是谁吗?’她说：‘放成那么大的照片，能认不出来吗?’我全身都紧张起来了，追问：‘是谁?哪个系的?’她说：‘围了那么多人，我挤不上前，没看。’我猛地站起来冲出了宿舍。我一口气跑到新闻系的广告栏那儿，挤上前一看，悬在喉咙的心才算归了位。照片上的女生并不是我，也不是我们中文系的。紧张感一过，我几乎有些站立不稳。那一天我到校外给姐姐打了一次电话，告诫她，千万千万不要将她在黄山给我照的照片往学校寄。我说一旦我没收到，被别人拆看了，我就完了。以前，在学校里，最活跃的是中文系的学生。这一次，却让新闻系的学生出尽了风头。几乎每个系都有学生参加。还有不少老师、教授们也参加了。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有同学认为，这件事是某些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准贵族心态的大暴露。实际上是八旗子弟纨袴而丑陋的遗风之现代标本。从根本上说与知识分子应具有的精神素质格格不入。持这种观点的同学言词犀利，个个嫉恶如仇。有同学认为，这样的一件事根本不值得进行如此严肃的辩论。时代不同了，对任何事都应持更宽厚的态度。旅游就是寻求欢悦的方式。有人从中挣钱，有人为此花钱，各得其所，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辩论这样的事本身就是小题大做，无事生非，哗众取宠，证明辩论的发起者们不甘寂寞而已。老师和教授们，只是听，没有参与辩论的。由这一件事引发开了另外的辩论：大学生究竟算不算是天之骄子。究竟什么是贵族心态，究竟什么又是准贵族心态?知识分子，在当代又究竟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素质?当代大学生究竟算不算得上知识分子?有同学说，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都不算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岂非比熊猫还少了吗?有同学说，别忘了我们还没毕业呢，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分母。只能希望从我们中会产生未来的知识分子。够不够得上是知识分子，主要不是由文凭来区别的，而是由是否具有当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来区别的。分母越大，分数越小。有同学说，这是典型的思想分类法。也是简单化的政治分类法的翻版。凡有大学文凭的，都应被视为知识分子。不过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又另有不同而已。有保守型的，有激进型的，有专业型的，有仕途型的。好比同是一种花，品种繁多。哪一种类型，都不应自以为是，老子天下最知识分子，而歧视别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有同学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只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毛’型的知识分子。谁都是‘毛’，谁都不是自己的‘皮’，想成为一张‘皮’也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张‘皮’。过去是附在工农这张皮上，现在工农这张‘皮’，社会地位贬值了，知识分子又转而去附国家这张‘皮’，附得牢靠的，就得意洋洋、心满意足，想像自己是国家多么多么重要的一部分。附得不牢靠的或自我感觉还附不上去的，就觉得失意，觉得怀才不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证明人在东篱，心向往南山。斜眼病。瞥南山，南山上又有什么呢?还不是瞥向仕途路上吗?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甚至屈原，都是这么样的一些‘毛’，何况我辈莘莘学子呢?有同学说，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毛’。只能是‘毛’。只能是‘毛’，又委屈于是‘毛’，不甘是‘毛’，却幻想当‘皮’，那不也是一种晦暗的心理吗?更有同学说，辩论这些干什么呀?我们不过是被缓期四年的待业青年。翻翻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备忘录，八五年以前，除了有社会背景，有门路，有人际关系的不讲，分的都是哪些单位?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电台电视台等等。外地的，有几个不分在省市主要新闻部门的?现在呢?能分到少年报儿童报也不错了。想分得更好些，我问问你们削尖了脑袋能去得了吗?知识大贬值的这个时代，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除了像一条条被抛弃了的狗的心态，还能是什么心态?这一个同学的发言，使会场肃静了好几分钟。每个人都似乎忽然意识到了，坐在这里听一通有演讲癖的人进行辩论，其实是很没意义的事。正在主持人觉得怪尴尬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了。我不说你也知道。是肖冰。他说：‘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我们今天举行的辩论，是由一张放大了的照片引起的。我对关于知识分子的一切辩论不感兴趣。正如受着民生问题困扰的人，对民主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他头脑中首先不会产生那么奢侈的要求。’他的话立刻遭到一片嘘声。在普遍的大学生中，‘民主’是一个很神圣的词。还没有人，公开声明自己对民主问题不感兴趣。许多同学觉得他在亵渎他们的崇尚民主的思想。而他相当镇定。别人嘘他的时候，他就闭口不言。嘘声一过，他又说：‘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二个事实。那就是，那张被放大的照片上，我们的女同学在笑，而背夫也在笑。上下都在笑，就笑得很和谐，很完美。我认为可以选送参加什么摄影比赛。最好这么命题——黄山的笑。也许，那个背夫，内心里还充满了对那位女同学的感激呢，因为她使他多挣了一笔钱……’他的话还没说完，立刻有许多人站起来反对他：‘请问，把钱给背夫，而不坐在他头顶上，岂不更符合大学生的做法吗?’‘你有什么根据认为那个背夫内心里怀着感激?’甚至有人骂他：‘滚!滚出去!你大概就坐过背夫的头顶上吧?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言!’如果他以一种调侃的、风趣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说他那番话，也许不至于遭至那样的呵斥。而他说得太认真、太庄重。听来太具有结论意味儿了。这就使许多人感到，他不但否定了一切人说过的话，而且也当众挖苦了说过话的一切人。他依然相当镇定。于是有些女同学对那些围剿他的男同学抗议——‘让人家说下去!’‘人家话还没说完呢，为什么打断人家?各抒己见嘛，凭什么让人家滚?’他那种镇定，显然大受那些女同学的青睐。也许还征服了她们的心。当时我明白了，一个人，即使他其貌不扬，即使他身材瘦小，在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况之下，能保持住一种镇定，他没有魅力也似乎有魅力了。他不英俊也似乎英俊了。比起那些平时处处故意表现潇洒倜傥，张口则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而听到一声嘘，就面红耳赤，立刻坐下一声不吭的才子们，他的的确确是显示出了不寻常之处。对那些伪才子们，你们作家们怎么说?”
我说：“银样镴枪头。”
她说：“当时我也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起来。他从容不迫地进行驳斥。他说：‘你们在座的大多数，’说时，还伸手一指：‘你们过生日的时候，可以毫不迟疑地一出手就是十几元，买一个生日蛋糕。甚至，还可以一次就花掉几十元，去下馆子。可对那些向你们乞讨的男孩、女孩、老人和妇女，你们何曾表现过一点儿慷慨好施呢?你们买一个茶蛋，都和卖茶蛋的老妪讨价还价一番。你们一块儿买汽水喝的时候，难道没做过互相掩护，企图多喝一瓶的事吗?难道，我能相信你们，会白给一名背夫十几元钱，而放弃可以坐在一名背夫头顶上的机会吗?你们在这里说的是一种话，表明的是一种看法。如果真到了黄山，你们说的未必不会是另一种话，表明的未必不会是另一种看法。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未必不会也想花上十几元钱，坐在别人的头顶上，优哉游哉地登上黄山，甚至登上鲫鱼背?你们会说背夫要的钱太贵了，你们也会讨价还价，就像某些总希望买到最便宜东西的人，和市场的小贩讨价还价一样。你们心里会想，如果只花几元钱，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竹椅上，便能游览遍黄山的话，那是多么美妙的事啊!甚至也许还会想，最好竹椅有遮阳的棚盖儿!这就是你们中的某些人。你们像少爷和小姐一样花费着你们父母每个月寄给你们的钱的人，难道会对别人产生真的同情?你们知道背夫们是怎么想的吗?你们了解他们吗?就算你们把钱白给他们，他们中的多数人，也不会白收。也肯定要请你们坐到他们头顶上。因为那样，他们才觉得，那钱是自己挣的。花着也仗义。就算他们白收了。他们心里反而会暗想：他妈的，这小子跑黄山来施舍来了。大概内心里窝藏着什么罪孽吧?你要赎，你就得大方点儿，起码一百元，那也算施舍!十几元就想赎罪?你做梦吧!……’
“教室里异常静。在我入校后，只有一次的情形能和那么静的情形相比。就是有一名历史系的四年级的学生，假期在家乡犯了流氓强奸罪。开学后公安局的人到学校来进行二次宣判，恰恰也是在那同一所大教室里。大家当时的神态，仿佛又是在聆听宣判似的。他所讲的事，在大学生中是发生过的。当时除了我，我想很多人内心里都会承认那一点。但是，承认是一回事，能否承受他那种公开的面对许多人进行的，带有挑衅意味的、尖刻的、冷嘲热讽的抨击，显然又是另一回事。我想人们肯定都觉得，遭到了他的羞辱。那一时刻，他站在大家面前，显示了种毫不掩饰的目中无人的轻蔑。岂止是轻蔑，简直还包含有毫不掩饰的憎恶意味儿。仿佛人人都是伪君子。仿佛人人在他之前所说的，若不是自我表现的话，起码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空话。我至今仍不能充分判定，当时在他自己的潜意识中，是否也有着自我表现的成分。终于有一个显然被他的话大大激怒了的学生猛地站了起来，像他每说到‘你们’两个字就指着大家一样，也指着他厉声喝问：‘你又有什么资格站在背夫们的角度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你对那些背夫们又了解多少?你以为自己是谁?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上帝吗?’他目光咄咄地逼视那个人，冷笑着说：‘我当然不是上帝。但三个暑假里我都当过背夫。我在黄山背上背下的大学生研究生何止百人。我感谢他们使我有机会公平合理地挣他们的钱。有人的活法是不断地花钱。有人的活法需不断地挣钱。当他们寻找不到其他的正当的方式，就只有靠租贷自己的体力。我们都是大学生，而我是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的一个大学生。所以我尊重这一现实。’他解开衣扣，向大家转过身，脱下了上衣使大家看到他的脊背。同时他说：‘这深深的痕迹，像标志印在我身上。黄山的背夫们欢迎更多的大学生明年还去游览黄山，我将在黄山恭候诸位。’他说罢，从容不迫地穿好上衣，离开了教室。离开时，对谁都没看一眼……”
索瑶沉默了。
我也用沉默真心实意地奉陪着她。
她低声问：“你怎么看?”
我反问：“你指什么?”
她说：“辩论。”
我说：“一切人们进行辩论的事，本身都是没有惟一正确的定论的事。”
“那么对他呢?”
“看来大学对他和对你是不一样的。”
“你认为对他是怎样的?”
“也许是另一种炼狱。”
她若有所思地盯着我。
“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她的声音更低了，“辩论会以后，我想，他的孤独将会结束了。许多原先不理解他的古怪性格的同学，肯定将对他增加理解了。经济条件优越的同学，说不定由此受到启发，开始关注到某些像他一样的，大学里的‘六等公民’了吧?在我们的大学里，一等公民是侨胞后代；二等公民是大公司和大企业家们的儿女；三等公民是高干们的儿女；四等公民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些自由职业者的儿女，比如有个体执照的律师、医生、演艺人员、拥有专利的人们的子女；五等公民是平民子女；六等公民，便是来自僻远而穷困的地方的农家子女。我想，也许会有人创立一种什么‘会社”的，以使人乐于接受的形式，关心一下‘六等公民’们吧?然而我想错了。他更是一个孤独的人了。普遍的男同学们，更疏远他了。有些男同学，在许多场合，一看见他就唱‘我的家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男人为它累弯了腰/女人为它锁愁了眉/过了一年又一年/过了一辈又一辈/……’而且只唱这首歌的上段，并不唱下段。哪一所大学里，都有那么一伙雅皮士。他们玩贵族玩得很火。有的女生穿三百多元一条的裙子，这你相信吗?你别那么瞧着我。虽然我父亲当过市长，但离休了啊!何况那不过是一个中等城市。如果没有一处新开辟的疗养地，十之七八的中国人原先想不到它的存在。你还那么瞧着我。我不能算是大学里的贵族学生。真的不是。比三等公民低，比四等公民高罢了。我认为我跟那些学生不一样。我不玩世不恭，也不纨袴。我觉得自己挺善良，挺富有同情心，挺愿意主动用心灵去理解别人的。我想，那些一看见他就唱歌刺激他的人，心理是很糟糕的。大概他们认为，他损害了他们在大学里的形象吧?所以他们要从心理上对他实行报复?……”
我却想，亲爱的表妹，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当穷困作为一种现实，对优越发表不敬的宣言的时候，结果得到的肯定不是关怀，而只能是敌对。这一种敌对，其实是互相的。“表弟”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他所妒羡的人精神上的进攻呢?理解、善良、同情、为自己满足优越感的施舍或为他人的奉献，是填不平这种心理沟壑的。反差越大，沟壑越深。惟一奏效的办法，是消灭贫穷。像消灭丑恶现象一样。使穷人不再是穷人。而且最好不是革命的方式。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丑恶其实并不那么可怕，如同脸面上的疮痕。影响容貌但并不危害生命。而贫穷是另一种可怕得多的丑恶。贫穷是国家的癌迹象。如果这一种可怕得多的丑陋，和国家其他许多方面的丑陋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生“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事……
然而我认为没有必要对她说出我的想法……
她语调缓慢地说：“几天后，那张被放大的照片上的女生自杀了。她成为大学生还不到一年。她的死，仿佛就是那次辩论的句号。我认为她的死，与发起那次辩论的学生有直接的关系。认为把那张照片放得那么大，并贴出来的人，是罪魁祸首。认为那样一种行为，是一种谋杀行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也这么认为。然而，却没有谁觉得，对此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没有谁忏悔过。人们很快就把自杀者忘掉了，也把那次辩论忘掉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校园里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每天傍晚，一对儿一对儿的，仍在树阴下、池塘边喁喁私语、卿卿我我，沉浸在浪漫和柔情蜜意之中。我也认为，他参与了谋杀。我对他又憎恨又感激。感激他在那次辩论会上，在内心里其实很冲动的情况之下，毕竟，没说出我的名字。如果，他当时指着我说：‘她，就曾高高坐在我头顶上!而且也照了相!’我想，我也肯定会自杀的。因为我的承受能力是很脆弱的。从小长这么大，我还没真正承受过什么。然而他却成了某些女学生心目中的‘拉赫美托夫’。她们都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女学生。她们在背后称他‘小拉赫美托夫’。遗憾他身材未免瘦小了些。我经过请教式的询问才知道，拉赫美托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怎么办》中的人物。我就找来那本书看。看到三分之二还多，那个拉赫美托夫才露面。他每天晚上睡钉板，为了预先锻炼一旦被沙皇的警察逮捕，能经受酷刑折磨的毅力。除了这一个情节，书中那个拉赫美托夫并没给我留下什么感人至深的难忘的印象。但是倾心和仰慕，在女孩子中是互相传染的。好比伤风感冒的人打喷嚏互相传染一样。有些女生开始给他写情书。这使某些比他英俊得多，以才子自居的男生嫉妒得要命。这一种嫉妒，如同白马王子对流浪的乞儿的嫉妒。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校园里的人马王子’。把他比作罗马神话中人首马身的怪物。说他只不过想从马的肚子里钻出来，加入诸神的行列，其实怀有堂而皇之地登上奥林匹斯山的野心。他要与马的身躯分离开的痛苦，其实是他自己的野心造成的。他们越是贬低他、诽谤他，那些女生越痴情地倾心于他。终于有一天我不得不对自己承认，他也钻入到我的心灵里来了。这是说不清道不白的。我只能这么解释，我被那些女孩子们的莫名其妙的痴情传染了!你仔细想一想就不觉得奇怪了。全校英俊的男生很多。经济条件优越的男生很多。自以为是才子或自以为是贾宝玉的男生很多。善于以各种方式讨女同学们喜欢的男生也很多，但像他一样，其貌不扬，却又相当孤傲；来自很穷困很穷困的地方，却又蔑视一切经济条件优越的幸运儿，并且在黄山当过背夫的，就他那么一个啊!而他对每一个女同学都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地冷淡，可远观不可亲近的样子。女大学生和普通的女孩子们并没什么大的区别。男性越冷淡她们，越对她们显得仿佛永远不可亲近，她们往往偏会对人家产生好感。偏想去亲近人家。你觉得奇怪是不是?……”
我说：“不，我一点也儿不觉得奇怪。对于没有恋爱过的女孩子，这其实是恋爱演习。本质上不是爱。是潜意识里的征服念头。”
“你也学会对人进行潜意识分析了!我给他写了好几封情书。但一次也没敢鼓起勇气直接或间接地交给他。一想到那么多女同学都给他写过情书，我竟自卑得要命。觉得自己哪儿能配得上他啊!觉得与他比起来，他仿佛是一块经得起雨蚀风化的山石，而自己不过是一颗玻璃珠子罢了。何况在黄山我打过他一耳光。我想，那些日子，我是为他患了单相思了。不料，有一天晚上，同宿舍的女生表情很古怪地告诉我，宿舍门外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他。他说：‘我是来还钱包的……’我说：‘求求你，别在我宿舍门口谈这件事，我们找个地方谈吧!’我近乎低声下气。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惊慌极了。他显然理解我为什么一见到他会那样惊慌。他说：‘放心，我没有什么恶意。不过好吧，听你的。’尽管他这么说了，我还是惴惴不安。觉得只要是在校园内，无论哪儿，都可能被人发现，也许会被人偷听到谈话的内容。‘心中没有鬼，不怕鬼敲门。’而我当时心中是有‘鬼’的啊!黄山的事，就成了我心中的‘鬼’。自从那个女学生自杀以后，我心中这个‘鬼’常常在梦里对我进行威胁。我竟一直把他引到了校园外。他一路默默地跟在我身后，并没有对我提出抗议。在校园外的一片树林里，我站住，背对着他开了口。我说：‘你说吧!’他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啊，我就是要还你姐姐的钱包。里边有三百二十六元七角三分。黄山的事，我非常对不住你和你姐姐。你点点钱吧!’他说着就把钱包往我手里塞。我仍背对着他。我一甩手，不接。他说：‘你不收不行，我怎么能要这钱呢?’而我，已经泪流满面。你想想，我们这不是也等于约会吗?可这是怎样的约会啊!他说：‘你拒绝，我就只好把它放在你面前了!我总不能变相地敲诈勒索吧!’他真的转到我对面，把钱包放在地上了。他直起身的时候，才发现我在无声地哭。‘你……’他吃惊了。犹豫片刻，又从地上捡起了钱包。‘你别哭。你为什么哭啊!……’轮到他惴惴不安了。‘其实，我心里一直挺感激你的呀!那一次我碰到的如果不是你，而是别人，我也许早就身败名裂、臭名昭著，出现在哪儿，都被视作一个贼了!至于你那几首诗，当然也是可以发表的。可我这个人，自尊心太强了。因为我内心里太自卑了啊!除了一点儿可怜的自尊，和一切学生比起来，我一无所有啊!不错，在黄山我一眼就认出了你。当时我心里真羡慕你和你的姐姐啊!你们暑假可以无忧无虑地游黄山，而我却不得不在黄山当背夫。我承认，我当时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念头。我觉得，让一些坐在我头顶上的人，内心里长久地被忏悔折磨，也是一种报复方式啊!我这种心理，不只是对你才产生的。背一切大学生们的时候，都强烈地产生过。可是你从我的角度想想，这又是一种多么可怜的报复方式啊!我……我有时也恨我自己，既当背夫，心理又这么阴暗，多坏呀!我也想像你们一样，假期无忧无虑地四处玩玩。可我得挣钱啊!我得用自己挣的钱供自己念完大学啊!我还得经常往家里寄点儿钱啊!我……我家里很穷，我们那个地方很穷啊!……’
“起初我始终一言不发，默默流泪，默默品味自己因他而感到受了伤害的委屈。可是听着听着，我的眼泪的成分变了。后来眼泪完全是为他而流的了。那一时刻，我明白了，他并不像别的女生们所以为的那样，是什么拉赫美托夫。我倒觉得他更是一个校园里的卡西莫多了!只不过他的容貌毕竟不丑陋，而是清秀的。他终于默不做声了。他蹲在了地上，样子十分悲哀。我觉得，在我眼里，他仿佛变成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孩子了。而且，从里到外，遍体鳞伤。那一时刻我内心真是对他同情极了!怜悯极了。我不哭了。我什么委屈也没有了。我觉得归根到底，我不过是自以为受了伤害，而他才是那种真的受了伤害也只有躲在某个角落默默舔自己伤口的人!我也蹲了下去，像哄一个小孩儿似的哄他别哭。掏出自己的手绢替他擦眼泪。那一时刻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天使般善良的女孩儿。而这一种自我感觉使我都快将自己溶化了。我喁喁地柔声细语地对他尽说尽说，说的都是一些傻兮兮的话，都是那种年轻的母亲抚爱被自己无缘无故打骂过的孩子的话。真的。你别笑话我。你笑话我，我也不在乎的。我现在已经比较明白，什么才是值得羞耻的事，而什么事是根本不值得羞耻的事了。接下来的事情你可以想像。在天黑的情况下，在我们两个当时那种情况下，一切事，都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那一天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温柔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在我没有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父母对我管束很严。我看的书极少。好几年没进过电影院。父母限制我看电视。允许我看的节目，是新闻、《动物世界》、《外国文艺》和节日晚会。我也不知道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究竟能温柔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学会温柔。我总是很天真地想：温柔是男人的本能。当女孩子们渴望表现温柔的时候，是别的男人们将他们教会的。而直到那一天我才明白，原来温柔天生是女人的本能，而且根本就不用男人教。正如喝水不用教一样。我竟变得那么温柔，使我当时感到好幸福。真的。我觉得那种幸福那种美妙仿佛是无边无际的，由我生发出来，像一层层茧衣，包裹住了他，也包裹住了我自己。不断地再从我们两个人内心里身体里濡出来，弥漫了整个树林似的。而晚上的树林静悄悄的，仿佛也变得无比温柔了。用更加浓重的温柔，也将我们包围起来。他的温柔，却是孩子般的。我觉得他渴望一种温柔，一种女孩子给予他的温柔，好像已经渴望了一万年了。而他回报给我的温柔，只不过是一种更弱小的羊羔般的乖顺服贴。我觉得，他仿佛从一种壳里蜕了出来。那种壳，便是他平素的孤傲，独往独来，拒人于千里之外，凛然不可亲近不可侵犯似的假象。而偎在我怀里的，头依我心口的他，才是真真实实的他。他吻我像男孩子吻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他的温柔甚至是羞怯的。肯定也是他人生最初的一种尝试。偎在我的怀里，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童年少年、他的家和他那个村子，他们那个贫困落后僻远被大山囚禁的地方。他又说了一次‘我的家很穷啊!我们那个地方很穷啊!’那一天之前，没人对我说过那样的话。我也从没想过，有的人的家很穷。有的地方很穷。我们城市里的人，不太会想到那些人和那些地方。听别人讲与他不相干的穷与你更不相干的穷是一回事，听一个偎在你怀里的人讲像脐带一样拴住他的穷，又是一回事。他一说，我的眼泪又簌簌地往下滚。我觉得，他那么说了，其实也就是说了一切一切一切。那一种我从前根本没想到过的穷，虽然我依然无法想像得太具体，但却似乎是早已熟知的事了。他告诉我，他十二岁的时候，他母亲死了。埋他母亲那一天，老村长当着全村人的面，把他父亲咒骂了一通。因为他的父亲舍不得用家里惟一的一床旧被卷他母亲的尸体。而他就跪在坑穴边上，等着在母亲的尸体下葬时，给母亲磕最后一次头。父亲流着泪喃喃地说：‘被子卷了他娘，我和孩子盖什么?我和孩子盖什么?……’当年父亲就为他找了一个继母。继母比父亲大六岁。因为是寡妇，他从此多了三个弟弟。而父亲决定再娶那寡妇的想法非常单纯——三个弟弟长大了，将是能做的劳力。多了三个劳力，也许兴家致富就有指望了。他们那个地方，兴家致富的含义，也是十分朴素而实际的。能吃饱饭，有换洗的衣服，睡觉有被盖，不枕土坯，枕枕头，那便是富的标准了。然而这样的奢望并没能实现。因为第二年他的父亲也死了。他告诉我村里的人没有病死在医院的，都是病死在家里。再痛苦的病也只能病死在家里。祖祖辈辈的人没有病死在医院的。不晓得能够住院治疗是怎样的一种福气。没有一家付得起钱将病人送到省城或县城的医院。过去治病靠的是山里土生土长的巫医。现在治病靠的是乡里的草药大夫，兼用针灸。这便是过去和现在的区别了。他的父亲临死前把他唤到床前，指着继母，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你得孝敬她。你得给你几个弟弟，当一个好哥哥。要不，咱们太对不起人家母子们……’那一年他已读到了小学六年级了。父亲死后，他不想再念书了。老师到家里来了。对他的继母说：‘我教了十几年书了。学生是越教越少。到现在只剩三个学生了。三个学生中，只有这孩子一个是六年级生。我还没教出过一个能考上中学的学生。这孩子却准能考上。你就成全了我当老师的十几年的夙愿，让孩子考中学吧!家里以后的日子会多么艰难我是知道的。我一定替孩子申请免费。孩子的书本费，我也包了。’他的继母一听就哭了，说：‘虽然我和他爹只搭伙过了一年日子。但是他爹对我挺好。不冲别的，冲他死去的爹，我绝不断了这孩子的前程。是龙是虫，他自己扑奔吧!’接着便命他给老师磕头。他自己也哭了。当即跪下就给老师磕响头。磕罢站起来发誓：‘妈，老师，我将来要不出息成条龙，我不活着见你们。我自己弄死我自己!’
“他以全乡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乡里的中学。村子离学校三十多里地。可以宿校。但是他不能。因为每个月要支付二十八元的伙食费。家里根本交不起。每天，书包里带块干粮，或者几个土豆，一棒玉米，一个萝卜什么的，顶着星星去上学。披着月光回到家里。三年来风雨无阻，没缺过一天课。三年后以全乡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到了县高中。县高中是他的小学老师的母校。校长曾是他的小学老师的老师。开学前一天是他小学老师带着他去报到的。并且带着他去见了校长。老师对自己当年的老师说：‘老师，我对不起您当年对我的期望，十几年来，打我手下，就学出了这么一个中学生。今天我亲自把他给您带来了，但是他的成绩是全乡第一名啊!老师，怎么对待他这样的一个学生，您具体掂量着办吧!’老师说着，潸然泪落。他又想给校长磕头。校长扶住了他，没容他跪下去。校长很受感动，校长说：‘咱们县高中，贫苦的农家子女，占百分之三十多。能考来都不容易啊!破、旧，教室不像教室的样子，宿舍不像宿舍的样子，校园不像校园的样子。可每年的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全县升学率最高的高中。连县里那些领导，都把子女送到这儿来读高中。咱们这儿就是一座龙门啊!不谈那些为社会主义培养知识人才的大道理了。只为你这一片老师的心，我一定全面照顾他。至于他能不能越过这龙门，那就看他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