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痕在乔祺脸上冻成了两行冰痕。这少年那时心里明白，从此他是“小妖精”惟一的亲人了，也是惟一的知情人了。尽管除了他所敬爱的高翔老师已经被列车碾死了这一点，他另外并不知道什么别的事。
在迈入家门前，他擦了几下脸。他的父亲正在翻箱子，回头看着他奇怪地问：“怎么去了一下就回来了？”
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高老师病了，器乐班的学生都回家了。
而父亲，竟一点儿也没怀疑就信了，只不过又说：“那你，应该到高老师家去探望他一下，你跟他别的学生不一样嘛。”
他说他本是那么想了的，但因为一次也没去过高老师家，不知高老师家住哪儿，所以没去。
“你就不会问问其他老师？”
“问了我怕我也找不到，城市那么大。”
“嗨你，你都十五了！”
“再说，我兜儿里一分钱也没有，要是远，我不坐车怎么去？……”
“我看你就是没诚心！我写的那些寻人启事都贴了没有呢？”
“都贴了。”
“你不许骗我！”
“我以前骗过你吗？”
父亲一时语塞，便又继续翻箱子。
乔祺心里隐隐地发生着刺疼。这少年以前从没骗过任何人，更没骗过自己的父亲。显然，父亲不再问什么了，也没从他脸上看出什么值得怀疑的表情，乃是基于对他这个儿子一向的诚实品质的信赖。他暗想，为了“小妖精”，从今而后，他将不得不开始学会骗人了，包括骗自己的父亲，首先是骗自己的父亲。而且，还要越来越骗得高明。这是他极不情愿的。这少年从小本能地感到，作为一村之长的儿子，撒谎骗人是可耻的。
父亲从箱子里翻出一小卷花布，一小包棉花，盖上了箱盖。布和棉花是早些年做被子剩下的。父亲将它们夹在腋下，走到他跟前，以谴责的态度说：“没见过这种人，大冬天的，把个光屁溜的小孩儿用小被一包，就抛弃了！对自己的骨肉，真是够狠心的了。我得去求别人家的女人，给她做身连袄带裤的小棉衣，要不怎么过冬呢？”
他心里又隐隐地刺疼了一下，差一点儿就张口告诉父亲真相了。然而父亲还是没从他脸上看出什么值得怀疑的表情，一说完就向外走去。
“爸……”
父亲在门口转过身。
“要是她醒了，我……该喂她奶吗？”
“不，给她点儿水喝就行。水我已经凉在一只杯子里了。别放糖，不能惯出她不甜就不肯喝水的毛病。那对她没什么好处。她睡得正香，你也别犯贱，闲着没事儿非把她弄醒。她一醒就黏人，那咱俩就得专有一个人让她黏了！”
“知道了。”
“还有，那书包，你别动。里边的钱，你要敢拿一分，小心我剁你手！”
他抗议地说：“我拿过别人的钱吗？”
父亲又语塞了。
“小妖精”的睡态，几近于无声无息，像一个被做成了闭着双眼的样子的大布娃娃。他将耳凑向她的鼻和嘴，这才听到她的呼吸之声，吐纳如丝，均匀而且酣然悄悄，在他听来，挺美妙。
父亲将火炕烧得温热适中。“小妖精”的鼻尖上渗出了几颗细小的汗珠。他想用指尖替她抹去，伸手缩手几次，未敢。又从被角破了的地方扯出了一小片旧棉花，想替她拭去，犹犹豫豫的，还是未敢轻举妄动。
第二天第三天乔祺没去少年宫。
第四天，他在少年宫听到了人们对于高翔老师之死的某些议论——说高翔老师与一名还未满二十岁的姑娘秘密恋爱已经三年多了，在他还没返城时就开始了。那是一位安徽省的乡下姑娘。她的父亲1962年饿死了。她有一个姐姐。而她的母亲，一直是高翔家的佣人，在“文革”中和他一家共患其难，与他一家一同被发配往农场，之后又一同告别北京落户本市，不久病死于本市。高翔老师的父母感念老女佣的忠诚，想方设法将她小女儿的户口从农村老家办到本市，并安排她到烟厂去工作，视如女儿。但是，当他们的儿子高翔与他们已故的老女佣的女儿之间的秘密恋爱被他们发觉时，他们勃然大怒，认为肯定是那来自乡下的姑娘勾引了诱惑了他们的儿子，认为她对他们儿子的所谓之爱另有动机，目的不纯，简直等于是忘恩负义损人利己。结果她被逐出了高家。然而爱情的种子一经在年轻的心中发芽，除非将它从年轻的心里抠出，并且放在烧红的铁板上焙成一粒碳，否则它是不会自行停止生长的。
爱情依然在“地下”进行活动，也一再地受到警告和“镇压”。高翔的父亲母亲并非特别专制的父母，更非凶暴之人。事实上他们对于儿子高翔，几乎从来都是尊重其选择和决定的。比如他们希望他返城后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以他的音乐特长那是不成什么问题的。而高翔对北京似乎已没什么剪不断的感情，恰恰相反，他倒日渐喜欢起这一座冬季多雪的北方城市来。他宁肯在少年宫当器乐班的老师而不想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不加劝说就默认了他的决定。但对于他的婚姻大事，父母一反常态。他们有他们的考虑。他们曾是北京人，而且曾是很有身份的北京人。他们无时无刻地盼望着尽快地重新再成为北京人。哪怕不恢复他们从前的身份也在所不惜。尽管这座北方城市也是一座相当美丽的大城市，粉碎“四人帮”后开始理所当然地给予他们种种破格的礼遇，他们内心里还是只不过视这一座城市为他们的流放地。北京是他们的心结。是他们的精神码头。是他们早已确定了的灵魂安息地。不重新回到北京他们死不瞑目。高翔是他们惟一的儿子。当他们离开这一座城市时，儿子必须同他们一起回北京。仅仅这一件事，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向儿子妥协的事。对于从前的身份他们有完全放弃的心理准备，却从来也没想过可以考虑将惟一的儿子单独留在另一座城市，一座曾是他们人生流放地的城市。不，这对于他们是一件不容商讨的事。他们认为，在这一件事上，儿子若违背他们的意志，那么也就违背了是他们的儿子的起码原则。而儿子的爱情，当然也应该顺理成章地发生在北京。哪怕是北京一家普通百姓的女儿，他们都是打算面对现实的。但就是不可以是自己家已故女佣的女儿，更不可以是一个安徽乡下一无技长的姑娘！她才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啊！何况，以他们目前的能力，若将她的户口也办回北京，那将是多么多么难的一件事啊！儿子为什么非要将这么一种难以理解的爱情进行到底不可呢？世上不是只剩下了她这么一个姑娘啊！想来想去，在他们那儿，只剩下了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惟一的儿子，被他们家已故的老女佣的女儿施展难以抵御的惑术迷住心窍了。结果是那姑娘不久以后被烟厂解雇了。本就是临时工，不需要什么理由。然而爱情仍在“地下”继续进行，此时爱情已不仅仅是爱情，也是“地下抵抗运动”了。姑娘像她的母亲活着时一样，也在一户人家当起佣人来。爱情之“地下抵抗运动”更加激怒了高翔的父母，他们认为那是对他们是父母的正当权力的蔑视和挑战。而且那姑娘是不折不扣的主谋，他们的儿子不过是被一时迷住了心窍的随从。其实恰恰相反，那姑娘倒是一次次打算知难而退了，倒是他们的儿子破釜沉舟一往无前。于是那姑娘有一天被雇主客客气气地辞退了，谁家也不愿雇一个品质上有劣迹的姑娘做女佣。难道勾引雇主家的儿子不是一个女佣最不能被宽容的劣迹吗？何况她不知悔改，反而继续。这看法是不便直言的，所以才客气而又坚决，只说不需要了。高翔与他的父母因而大吵一场，连他自己也被逐出了家门，只得找了个借口住到少年宫去。当时，在中国，在城市，普遍人家的居住情况别提有多拥挤，谁要租到一间小小的屋子在城市里长期住下去是十分不容易的事。而那时，姑娘已怀孕了。在当年，在中国，在城市，倘若非是夫妻，两性关系只能是一桩双方担惊受怕仓促而又慌张进行的“事件”。所寻觅到的空间，往往足以令人倍感羞耻。也正是这一点，常使恋爱中的青年因他们婚前的性行为产生心理上的“犯罪”感。那一种“犯罪”感使高翔和他所爱的姑娘觉得他们是一对做案了的贼。爱情的果实结成得太不是时候了。在当年，在中国，即使在一座大城市，对于一对未婚青年，避孕的成功与否，其实主要依靠的是女性一方的算术推算能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当年的中国几乎还没有什么避孕之药公开出售，而买避孕套是要凭单位证明的。遗憾的是，高翔所爱的姑娘，她的数学头脑先天就不怎么好。高翔决定向他的父母宣布真相。而姑娘不同意。她没有勇气同意。由于双方门不当户不对，她在心理上本就是爱得很自卑的。她怕高翔的父母将她怀孕了这一件事，当成是她的又一次阴谋得逞了，进而当成是她的讹诈手段。她坚持要回到她的家乡安徽农村去，她说回到了家乡她自己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她想她可以将孩子生下来。她以为，家乡的人们，对于她未婚而孕这一件事，也许不但会抱有宽容的态度，而且还会给予一点儿同情。起码，在家乡，她周围不都是冷漠的陌生人。然而这涉世未深的姑娘又一次犯了错误。她在家乡更其不幸地成了一个“道德败坏”的反面教员，连她的亲姐姐，县淮剧团的一位女演员都觉得因她而丢尽了脸。
“我们农村人家，是能和大城市里的人家攀上一种非亲非戚的亲密关系的吗？攀上了多不容易啊！那是咱们给人家做女佣的母亲，用二十几年如一日的忠心耿耿换来的！如果高翔一家迁回北京了，那咱们姐妹就等于和一户北京人家有了特殊关系！北京人家啊！何况高翔的父母非是一般人，原是北京文艺界的名人！文艺界的名人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吗？即使不能像亲戚一样经常走动，能对别人说说，那也是咱们姐妹俩的一份荣耀！是咱们的母亲一辈子善心待人为咱们姐妹积下的一份德！人家把你的户口办到城市去了，人家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每月三十几元的工资，也算是对得起咱妈二十几年的忠心耿耿了！可你呢？你却不知道珍惜这一种难得的关系，你竟然痴心妄想成为人家的儿媳妇！于是就千方百计勾引人家儿子！那样一户人家的儿媳妇是专等着你去做的吗？现在可好，你把自己搞怀孕了，却回来住在我这儿，害得我也没脸出门，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你叫我拿你如何是好？！……”
当姐姐的一番番用诸如此类的话训斥她羞辱她。那些话也基本上代表了家乡人对她的看法。到了那么一种千夫所指的地步，她反而铁下了一条心，不听任何人的劝，一定要将孩子生下来不可了。
高翔这一边呢，毕竟是人生头一次初恋，爱得就很不懂事。没分开时，山盟海誓的，仿佛世上根本没有什么人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一旦分开，不必再整天呵护着哄慰着了，便体会到了一种仿佛解脱般的轻松，责任感渐渐的淡了，只不过起初跑到她的家乡去偷偷看望了她一次。时间一久，连信也写的少了，信中也不再出现一行行思念不已的甜言蜜语了。而那正是爱他的姑娘在非常时日里所渴望所需要的。不是他变心了。不，他没变心。只不过初恋的那一种如胶似漆的黏糊劲儿热乎劲儿，由于分开而降温了。
孩子终于是生下来了。
但是第二年未婚的小母亲投水塘将自己溺毙了……
又过了几天，有一个安徽农村的青年，来到了这一座省城，来到了少年宫。他抱着一个孩子。那会儿高翔在上课，教手风琴。
前几天他刚在少年宫被评为模范教师，还获得了一百元奖金。他正打算给她写封信问问她的情况，并向她报告自己事业上的成就，也把一百元奖金给她寄去。
他被同事从教室里叫了出来。
在少年宫一进门的大厅那儿，当着传达室师傅和他的同事的面，安徽农村来的青年对他说：“给你，这是你的孩子！”
对方还没开口说话，他见对方怀里抱着孩子，心中已顿时明白了几分。
对方那么说了之后，他呆住了。可想而知，传达室师傅和他的同事，脸上会是何种表情。
他简直无地自容。
对方又说：“你不想要吗？你不想要，我怎么抱来的，再怎么抱回去就是。”
对方脸上却没有什么特别使他尴尬的表情，话也说得极其平静。仿佛只不过是受人之托，给他送来一种他可要可不要人人欲常见惯的“东西”。
他很机械地伸出双手接过了孩子。
“是个女孩儿。”
“……”
“你永远也见不到她妈妈了。”
“……”
“她妈妈死了。”
“……”
“你的女儿已经半岁多了。你知道在农村，一个没结婚的女人整天怀抱着一个孩子，别人会怎么议论这种事吗？……
“……”
“半年多啊，任人指点，任人蔑视，她妈妈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可是她对谁都没有说出过孩子有你这么一位父亲！为了你的名声，为了你的家门的名声！上天有眼，她对得起你……”
“……”
“她是投塘淹死的。我和孩子的姨，已经把她发送走了……”
“……”
“现在，她只有你这个父亲了。”
“……”
“如果她妈妈不到这一座城市里来，不到你家，就不会不爱我了，就不会怀上你的孩子，就不会死。那么，我们就是夫妻了。农村里挺般配挺幸福的一对穷夫妻。”
对方说完最后几句话，一转身，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少年宫。
从始至终，他自己没说出一句话。
他抱着他的女儿在传达室师傅和他的同事的眈眈注视之下，一时间似乎变成了石头，发呆得连眼睛都不眨动了。而传达室师傅和他的同事，差不多也呆成了那样子。
一分多钟后他也离开了少年宫。
传达室师傅和他的同事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也都没有说一句话。都不知该说句什么话好。
他抱着他的女儿在街上茫然地转悠了一会儿，头脑才有点儿恢复清醒。
他抱着他的女儿回家了。无处可去，只有回家。
他一说他抱着的是他的女儿，他母亲两眼一翻，立刻就昏过去了。
他没敢说他女儿的妈妈已经死了是怎么死的，怕他父亲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刺激也昏过去。他心里明白，他的父母是断难接受他们有了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孙女这一现实的。
第二天，他将他的女儿送给了他最爱的学生。经过一整夜的思考，他得出一种结论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他除了他那一名叫乔祺的十五岁的学生，再无另外的一个人可以托付。不知他根据什么确信，他那一名叫乔祺的十五岁的沉默寡言的农村学生，是绝不会使他失望的。
那一夜他还作出了另一项重大的决定——死。
而第二天，下起了冬季的第一场雪。
他将他的女儿托付给他的学生以后，并没下江桥，而是转过身走在两条铁轨之间，无魂无魄似的一直朝前走。
听到前方列车鸣笛，他临时决定了他的死法……
这一切原委，是坡底村十五岁的少年以后才知道的。当他对一些细节也有所了解时，已经二十来岁了。而在当初，他仅能从人们的议论纷纷之中知道一些主要的事情，那就是——“属于”他了的那一个女婴，也许将真的“属于”他了。她是他老师的女儿。他的老师和老师所爱的姑娘，先后自杀了，为了他们事倍功半的爱情，也由于初恋时不懂得爱情……
以后的五六天里，他每天下午照例背着大提琴走出家门。他对他的父亲说是到少年宫去，实际上他没去。但是他也没到别的地方去。他背着大提琴一直走到江边就不再往前走了。隔着冰封的江面，可以望见少年宫的全景。门前左右两边的大柳树依然结满霜雪，像两株巨大的银珊瑚。他或者站在江边拉大提琴，或者坐在桥梯的台阶上拉。一步也不踏上江面，一步也不踏上桥梯。拉时，目不转睛地遥望着少年宫。眼泪从眼中流出，在脸上冻成冰的泪痕，他也没觉出。手指尖冻麻了，两双手都冻僵了，他就交叉揣进袖筒，或塞入怀中暖暖。即使停止了拉琴，他的眼也望着少年宫。江这边，无论春夏秋冬，一切对于他都太熟悉了。江那边的城市，除了少年宫，一切都是他不熟悉的。然而也从没想要多么的熟悉它。在极其陌生的城市的背景之前，凸显着他所惟一熟悉的少年宫。那虽不宏伟但是造型很美观的建筑物，如同城市的一种特殊的表情，在他的目光中别有一番意味。前后左右四面八方，似乎只有少年宫值得他久望不厌，而其他景物都不怎么值得他看。那少年宫成了他内心里的一座神殿。供奉着一尊无形的倍遭人们议论的，由而也在所难免地被蜚短流长所涂染所扭曲的神。他一如既往地敬爱和崇拜着的神。这少年当年还不能意识到，在那些日子里，他的琴声中搀入了一缕忧伤的情调。即使他拉的不是大提琴了，而是别的乐器了，比如手风琴、二胡；或者吹奏乐器，比如箫、笛、萨克斯什么的，乐声中也都有一缕忧伤的情调。连是欢快的曲子都那样。本就忧伤的曲子更是那样。而这一点后来影响了他的音乐天分，受到权威人士更充分的赏识；也影响了他的音乐事业的长足发展。这是他的老师高翔活着的时候始料不及的……
他的父亲终究是村长。不能在他离家后变成一个全职的照看孩子的保姆。父亲有时将“小妖精”送到张家去，有时送到李家去，求村人们帮忙照看几个小时。如果他回家早，他去将“小妖精”抱回。如果父亲回家早，便是父亲的义务。
不久，全村的人都知道村长的儿子捡了一个“小妖精”这件事了。
大约是老师死后的第七天或第八天的傍晚，他回到家里时，既不见父亲，也不见“小妖精”。看了父亲留下的纸条，他去到一户村人家里想要抱回“小妖精”。人家却告诉他，“小妖精”被他父亲刚刚抱走了。人家还告诉他，他父亲决定将“小妖精”送到城里沿江街的派出所去。既然是在江桥那儿捡的，送到那一处派出所去也算合情合理。
他跑出村口时，天黑下来了。马车以及父亲坐在车上的背影绰约可见，离他六七十米。
他追着喊：“爸！不可以呀！我不同意，你不可以那么做呀！……”
父亲回了一次头。他看出父亲一手持鞭，一手将“小妖精”抱在怀里。紧接着，父亲连挥几鞭，将马车赶快了。转眼，马车消失在夜幕之中。马铃哗哗，他知道马儿是奔跑起来了。显然，父亲想将他甩下。
他穷追不舍，继续喊。
马铃声却越来越远，越小。
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少年，一口气追了十余里，连歇也不敢歇一会儿。
等他追到桥头那儿，只见马车拴在一棵老树上，两匹跑累了的马在吃雪。哪里还有父亲的身影！父亲早已抱着“小妖精”走过江桥去了。
他也毫不迟疑地登上了江桥……
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赶到派出所时，见几名值夜班的民警，正轮番逗“小妖精”乐，而爱乐的“小妖精”一阵阵乐得格格嘎嘎的。他看得出来，民警们也都挺喜爱他的“小妖精”。
他的出现，使民警们很是诧异。
父亲说：“这就是我儿子，他有点儿舍不得这孩子了。”
乔祺摘下了帽子的头上直冒气。
女民警问乔祺：“你怎么一头汗啊？”
乔祺说：“跑的。”
女民警又问：“你跑什么呢？”
乔祺看看他父亲，不吱声了。
女民警朝他脸上细看一眼，接着问：“你还哭过吧？”
乔祺一转身，抱着“小妖精”躲到墙角那儿去了。
民警们你看我，我看你，心中都明白了八九分。
乔祺的父亲说：“如果再没我们什么事儿了，我们父子就放下孩子走了。”
一名男民警，看样子是个负点儿责任大小有点儿权力的人，慢条斯理地说：“村长同志，你刚才看见了，对这一件事儿，我已经亲自做了文字记录。但是你们如果将孩子放在派出所，一走了之，这不太好。派出所不是托儿所呀，这孩子是个活物，不是别的什么失物，我们可以先把她锁在一个柜子里，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什么时候找到失主了，什么时候再将她从柜子里取出来，让人家签字后认领了去……”
乔祺的父亲说：“民警同志，有一点您也许还没搞明白。我们虽说这孩子是捡的，但事情明摆着，这孩子不是家长丢失的，是被她的家长抛弃的……”
那民警打断道：“村长同志，不是我也许还没搞明白。对你说的那一点，我很明白。我的同事们也都很明白。”
他说着，扫视着他的同事们。
于是他们一个个点头。
他从桌上拿起记录本，用笔敲点着又说：“你看，我直接记录的就是‘弃婴’二字。‘捡的’，这是我们习惯上的一种说法嘛，以与偷的、抢的、骗的相互区别。对于弃婴，‘捡的’实际上就是发现了的意思嘛！看，这儿，我用的是‘发现’一词。你把她留在我们这儿，我们这儿以后就乱了套了，就没法儿正常上班了。我们派出所的民警，不能轮流照看这一个孩子呀！我们每个人还都有一摊自己的工作呢！所以，我认为，村长同志，你还是应该将孩子抱回去，前几天怎么照看的，继续先怎么照看着……”
那名女民警插言道：“看得出来，这孩子被照看得不错，否则不会这么活泼。”
一名男民警说：“岂止是活泼啊，简直是欢实！”
其他民警一个个又点头。
负点儿责任有点儿权力的民警说：“听到了吧村长，我们的同志的话，等于是在表扬你啊！当然啰，也包括是在表扬你儿子。这孩子被照看得不错，肯定不会是你一个人的功劳。为什么你还是应该将孩子抱回去呢？第一，你们父子，显然能比我们更好地尽到对这孩子的责任。第二，这也就是对她的父母尽到了一份责任。他们抛弃她，也许是由于一时的错误之念。等他们后悔了，到处找了，终于找到了，一看自己当初抛弃的孩子被照看得白白胖胖的，他们除了对你满怀感激，同时也会感激社会。那么，你等于是为我们的社会在尽责任。第三，这孩子以后长大了，如果还记得她这一段经历，当然也会感激你们的。那么，相处得好，你等于多了一个女儿，你儿子等于多了一个小妹妹。第四，我们派出所的民警也会感激你的。你也等于为我们分担了义务，替我们做了我们肯定不如你们父子做得那么好的事。至于我们，我们一定留意查访，一有线索，会马上通知你们……”
对方的话说完，乔祺的父亲没话可说了。不知再说什么好了。高帽子一戴，任谁，即使多么不情愿的事，也都只能采取暂且如此的态度了。
而乔祺，归心似箭，抱着“属于”自己的“小妖精”，脚步开始朝门口移动了。
负点儿责任有点儿权力的那一名民警，还示意他的同事们全都戴上棉警帽，一起将乔祺父子送到门外。
在门外台阶上，他们站成一溜，向乔祺父子敬礼，一个个亦庄亦谐的模样……
过江桥时，父亲大步流星走得很快，乔祺怀抱他的“小妖精”，有点儿跟不上了。
所幸父亲走一段停一会儿，一遍遍大声警告：“你给我留心别滑倒了！你要是摔着了她，回家我饶不了你！”
下了江桥，坐上马车，父亲也不催马，任两匹马慢慢走着。
父亲一路没回头，一路不说话。分明的，心里恼火，不愿搭理他这个儿子。
半路，父亲脱下了皮袄，朝后一甩，落在他身上。
回去的路顶风，他赶紧用皮袄盖住“小妖精”的小被，也为自己挡住点儿迎头风……
父亲直接将马车赶到了家门口。默默地看着他蹦下车进了家门，父亲才去卸车。
等父亲也回到了家里，他已经给“小妖精”喂过了奶。
“小妖精”一路没哭没闹，吃过奶后，满炕爬着玩儿，拨拉得一只葫芦滚来滚去，于是自己开心地格格嘎嘎笑，乐得那个响亮。她仿佛已认得“家”了。仿佛觉得，只有在这个“家”里，才是在最适合最安全的地方。没玩多一会儿，她玩累了，爬到炕沿边，朝乔祺伸出一双小手，要他抱的意思。他明白，她是困了。
乔祺将“小妖精”抱起，刚刚拍睡了她，父亲回来了。
父亲指着他，低声然而气咻咻地说：“你别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没完！”
父亲说罢，脱了鞋，也不脱衣，倒头便睡。
那天夜里“小妖精”照例睡得很香，父亲却经常翻身，还轻轻咳嗽。顶数乔祺睡得不踏实，父亲那边一有点儿动静，他就一激灵地醒了，随之下意识地伸出只手摸向“小妖精”，看她还在不在。他怕父亲趁自己睡着了，偷偷将“小妖精”抱出家门，又往什么地方去送。
第二天早晨，父亲发烧了。由于昨天路上将皮袄脱下，冻感冒了。
他说：“爸，那你可千万别抱她了，免得传染了她。”
他的话使父亲狠狠瞪了他一眼。
一白天，父亲果然没抱“小妖精”。她想让他抱他也不抱。甚至，不接近她。
到了晚上，父亲夹着被卷和枕头，一言不发，自觉地睡到堆放杂物的另一间小屋去了……
又过了七八天，派出所那边没有任何信息传来。父亲丧失了期待的耐心，又抱着“小妖精”到公社去了一次。
公社的领导们听完父亲的汇报，一位领导人物爱莫能助地说：“守义，不是我们不帮你解决你这位村长的难题啊！城里人抛弃的孩子，我们农村公社想帮你的忙那也帮不上呀！这牵扯到一个户口问题啊！如果将一个本应该有城市户口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孩子，她长大了会恨的呀！”
另一位公社的领导人物说：“守义从来不为个人之事麻烦咱们公社的领导，既然他今天抱着孩子来到咱们面前，咱们怎么也得给他出个主意。守义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为这孩子特批一个出生指标，那么她在你那儿被收养着，就合法了。至于城市里那边，派出所方面什么时候有了结果，再把指标作废了就行。”
乔祺抢着回答：“行，行！”
父亲威胁地举起巴掌，又想扇他。
父亲反问：“如果城市那边的派出所一直找不到这孩子的生身父母，那她不等于合法地是我乔守义家的一口人了吗？如果我再抛弃了她，我不是反而要遭人谴责了吗？弄不好我不是会犯法吗？”
诸领导又和颜悦色地相劝，都说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孩儿，你千万别再将她抛弃了呀！说那不是枉费我们领导帮你忙的一番苦心了吗？说现而今，计划生育，不管农村城市，一个出生指标是那么容易特批的吗？许多农民为此贿赂领导你不清楚吗？如果孩子的生身父母一直找不到，你就当成你一个女儿抚养着有什么不好呢？
乔村长斩钉截铁地说不好。说自己五十来岁了，健康情况又差，有一个亲生儿子以后养老送终够了，绝不愿再有一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才半岁多的女儿。何况她还说不定是个哑巴！都快一岁了，才只会说“饿”、“吃”，太让人担心了啊!
最后，乔村长提出一个方案——他说他要为孩子召开一次全村大会，如果会上有谁家表示愿意要这孩子，但凡还有一定的抚养能力，那么请求公社将出生指标特批给那样的一户人家，不论那人家的孩子是否已超生了……
公社的领导们当着他们父子的面商议了几句，原则上同意了。
乔村长真的是有些急不可待了。他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全村大会。一百几十口大人，济济一堂地聚集在农县仓库。主要是怕“小妖精”被冻着了，预先支架起来了大铁炉子和烟囱，烧得仓库里暖暖和和的。“小妖精”在全村已经是“名人”了。许多男女是被“名人效应”吸引去的。还有的人家是因为替村长照看过“小妖精”，有点儿喜爱她了，想当场看看她究竟花落谁家。
“小妖精”像拍卖会上惟一的一件拍品，被坡底村的农民们抱过来传过去地端详，评头论足。而她，分明很容易受热闹场面的感染，仿佛还意识到了那个会是专为她召开的，比以往表现得更加生动活泼。人人都夸她。人人都喜爱她。尤其是女人们，她们争相以不容置疑的话语向男人们预言——这女孩儿长大了肯定秀丽！
乔村长以为大功就要告成，如释重负，脸上露出了连日来少有的微笑。乔祺恰恰相反，人们越夸“小妖精”他越想哭。他并不在乎她长大了秀丽不秀丽，只担心她还能否“属于”自己。
也许是冥冥中有哪一位神灵在相助吧，到开始进行声明时，男人女人一时间都沉默了。那一阵长久的沉默，使乔村长的脸又晴转多云了，使乔祺感觉到了事情的变数。于是十五岁的少年的脸转阴为晴。
唉，可惜是个丫头，这要是个小子，我要定了！
男人们如是说。
女孩儿将来出息成个漂亮大姑娘，在城市里是件幸运的事，起码可以凭着漂亮嫁位好丈夫。在咱们农村，却未必是件幸运的事。嫁给谁也逃脱不了农妇的命，整年的脸朝黄土背朝天，风里来雨里去，别人看着心疼，她自己心里也会觉得憋屈。而女人一觉活得憋屈，那就比同样的男人更加不幸了……
男人们听着女人们的话，没有不频频点头的。某些男人的话代表了村里全体男人对事情的看法。而某些女人的思想代表了村里全体女人的思想。她们的思想进一步巩固了男人们的看法。于是局面急转而下，刚刚还是人见人爱人见人夸的“小妖精”，似乎顿时变成了烫手的山芋，谁都不像方才那么愿意抱她了。仿佛谁又一将她抱在怀里，村长就会决定她属于谁家了似的。在此种情况下，她终于又回到了乔祺怀里。仓库里的温度比他家里还暖和，“小妖精”一回到乔祺怀里就犯起困来，没多会儿她偎在他怀里睡着了。小孩儿就是小孩儿，说睡便睡。在她睡着了两三分钟以后，乔村长一声“散会”，关于她的命运的一场郑重其事的集体行为，就那么在她自己完全置之度外的情况下草草收场了。
因为她的性别，一百五十几户坡底村的农民，没一户打算抱养她。村长代表公社一言九鼎所承诺的出生指标，也因她的性别贬值，一点儿都没被看好。
那时刻，十五岁的坡底村的少年，怀抱“小妖精”坐在最不显眼的一个角落，将脸压在她的小棉衣上，无声地庆幸地哭了。替她。也替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