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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是叶莲子自己固执于“生”的愿望倒也罢了，她的命运或好或坏和吴为并无干系，可她偏偏又固执地生下吴为。根本忘记了在那场伤寒症里，那番一字一句都得听仔细的话，又是新婚燕尔，彻底放松了警惕，更没有想到那一番话的渗透力和辐射力。
其实叶莲子在聆听那番警戒的时候，还未形成一丝气蕴的吴为就同时在场，不但心领神会地接受了那番警戒，也被那番警戒吓得魂飞魄散；这可能就是她后来胆小如鼠的渊源？
所以当吴为作为一团橙黄色的——善于用颜色来解释人性某些方面的人，不知道能否回答为什么是橙黄而不是其他颜色——光晕，被驱人间的时候，实非所愿、可是她被一条隧道紧紧地裹挟着、推挤着，把她向那不管她愿意不愿意，不管她准备好或是没准备好，她都得没有退路地往那艰险、奸诈、想死也死不了、偏偏让她熬够该受的一切，才饶她一死的地界赶去。
为此她把嗓子都喊破了，“不，不，我不愿意到那个世界上去！我不愿意到那个世界上去。
所以吴为的嗓音生下来就很沙哑，——虽则人们现在说这种嗓音很性感。
她的十个指甲，死死抠住那隧道之壁，生怕再往前去；就会一脚踏进深渊。
她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出生以后，果然常有濒临悬崖之感。所以叶莲子后来动辄血流如注并始终医治不好，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连医生也说不清楚。
在她们流落零孤村的日子里，叶莲子几乎为此丧命。
她的心中，充满被胁迫舶悲愤和疑惑。
这一条黑暗的隧道，就是过去通向未来的惟一渠道？
过去从哪里开始？未来又从哪里算起？……
何为未来？何又为过去？……
她为什么非要从这里穿过？……
她那时就悟到，人生的每一阶段、每一转折，不过就是面对抽签无法回避的踌躇和选择，而所谓人生，也不过就是按着签上的谶语，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她第一把偏偏就抽上这样一签，生命伊始，就被这种不可解的问题牢牢套住。吴为在“往生”之路上的胡思乱想，早早显示了她那不安分的天性。
随着天崩地裂的轰鸣，那隧道越来越加窄小，将她凝聚、挤压、钳制，干缩得再也没有一毫多余，再也无缝可钻、可逃、可迂回……逼得她狠狠地想，一旦冲出这条隧道，她就得裂变；反抗、奔突，管它三七二十一地说干就干，就得浑不论，就永无反悔，或想反悔也反悔不得，或无从反悔……她害怕，她害怕呀！
……叶莲子还是血淋淋地把她生了下来。所以她的第一声啼哭里，全是不得不到世上来走一遭韵无奈和穷于应付。
和后来的禅月截然不同。禅月有生以来的第一嗓子就很有主意，理直气壮，就像对世界的宣告：谁也别想拿捏我！
吴为的亮相也极其不雅、不吉，脑顶很尖，颅骨锥长，脸色乌青，很像某出京剧里的那个“无常”。后来又渐渐看出，还有一双见棱见角的大招风耳，一双愣怔的小对眼。这双愣怔不已的小对眼，出生伊始就对这繁杂的世界显出无力招架的败势。只有饱满的天庭，显出些许的飘逸、明慧。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叶莲子日后将为固执地生下吴为付出的何止是操劳、操心，简直是丢人现眼，任人指着脊梁唾骂……如果她能预料结果竟是如此，还会那么固执己见吗？
吴为在“往生”之路上的折腾，让叶莲子再次为她那“生”的固执，尝到了天罚的滋味。和吴为的搏斗之苦，也让她想起了因生育辞世的墨荷，她当时就下定决心，再不生育。
如果她能璜知这样孤注一掷地把全部母爱押在吴为一个人身上，将给她和吴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许就不会如此轻率。
尔后，吴为也把她全部的爱押在了叶莲子身上，比叶莲子更甚的是，若不如此就是罪孽深重。
这就使她们无法精通、掌握那爱的分寸——既不过分沉重成为压力，又能给人一份恰如其分的需要。
特别在叶莲子晚年，已经不必为“活”费尽心力，她对这份爱的依赖就更为炽烈。
要是她们的爱，能有更多的分流渠道，对她和吴为无疑都是幸事。吴为和叶莲子的那场较量与搏斗，整整进行了一天一夜，几乎使她们同归于尽。
如果那时她们同归于尿，不论对她或是对叶莲子，肯定都是最佳选择。吴为非常、非常后悔没有坚持到底，关键时刻心一软改变了主意，让那一场胜利在望的折腾前功尽弃。
在那场较量和搏斗中，有那么一会儿，顾秋水跪在叶莲子身边，把着她的手，流着眼泪对她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再也不娶了。”
虽然一年之后，顾秋水便在延安与一位革命女青年投人了一场因上级领导干涉而不得不告终的恋爱，但也不应怀疑他这几滴眼泪的真实性。
对于男人的信誓，叶家上两代女人的态度很不成熟，时而门户大开，时而戒备森严，总在两极之间摆动。其实在相当多的时候，男人的誓言真实可信，只是承诺的百分点不很理想，——又何止是男人，吴为把胡秉宸视为神明的崇拜又持续了多久？
那时的以及后来的顾秋水，一直是个容易落泪的男人，不像胡秉宸，那才是个“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典范，吴为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眼泪。即便是鳄鱼，也还有“鳄鱼的眼泪”一说，而胡秉宸哪怕是“鳄鱼的眼泪”也不会有，更不要说不是“鳄鱼的眼泪”。虽然他在给吴为的情书里多次说到他的眼泪，可那不是情书？眼泪展现、拉开了顾秋水和胡秉宸不仅在文明的教化以及家庭背景方面的距离，让人很难在这个没有文化的木匠儿子和这个世家子弟之间做个定夺，顾秋水和胡秉宸行为处事的分野，绝不止于眼泪。
一九三二年，一一二师从河北霸县开拔下花园之前，上尉顾秋水有个朋友在师部当军需，因为赌博欠了军饷。顾秋水认为，不管朋友犯了什么案，解救朋友于危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朋友两肋插刀这种很江湖的毛病，日后不折不扣地传给了吴为。
有这种毛病的人，如果有幸遇到一个更江湖的人，算是三生有幸。那更江湖的人，就得替不那么江湖的人担待什么。
约上另一位朋友，于月黑风高之夜贸然潜入县城。这两个等级不算很低的军官，事前未作稍许调查，寻遍县城的深宅大产，决定不了从何人手。顾秋水的军用蓝色帆布雨衣下，还罩着一件深蓝格子的薄呢夹大衣，认为这样有利于掩蔽，这个说辞相当可疑，还不如说是对北平上海那些盛极一时、半生不热文明戏的一场模仿秀，其实顾秋水也就是文明戏水准，叶莲子是锗把杭州作汴州了。
犹豫再三，他们进了一家中药铺，打算向老板”借”钱。
掌柜的一眼看出，这两个“借”钱的人和土匪打劫不大相同，面孔白皙又不够凶狠，枪倒是瞄着的，就是不给钱也未必行凶杀人，决定采取苦肉计，一味倒苦水：“长官，您二位当我们赚钱哪？您就看到我们卖一棵参多少多少钱了，您知道为这一棵参我们得访多少年？深山老林，冰大雪地，吃没吃、住没住的，有人一辈子也不见其访得一棵，更有人掉在山涧里把命部赔上了？这访来的参，您算算得值多少钱？我们这点儿转手钱又有多少可赚？……您再看看这些药，哪味是咱们这个地界产的？还不都得从外头往这儿贩？您算算这路费、运费、店费……要是路上碰见个土匪什么的……”
掌柜的说到“土匪”二字停了下来。
顾秋水脸上就有些热，觉得那家药店铺面的确不够大、看着顾秋水握着的枪口渐渐下垂，掌柜的更加诚恳，“眼下小店只有现款九十多块……”
“别的钱放哪儿了？”掌柜的两手一摊，“再投有了。”
这两个手里拿着枪，不管打胜还是打败，到底算是打过仗的军官，面对那几个手无寸铁的掌柜和店员，却感到分身无术，无法到柜上搜检。
偏偏这时顾秋水一脚踩进地板缝，他一拔脚，——脚是拔出米了，那双和夹大衣交相辉映的靴子却卡在了地板缝里。他想糟了，这一趟不但“借”不上钱，还可能脱不了身，不过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一到这种境地，不是后悔就是对朋友心生赚弃，只是筹划如何脱离险境。
颐秋水到底算个男人，临危不惧地对店里人说：“看什么看，转过脸去，都给我转过脸去。讨着墙！”一面不着形迹地扭动靴子。一面和掌柜的继续谈判，直到把靴子从地板缝里拔出采，“照你这么说，是一钱不赚了。一钱不赚你还做这个买卖干什么？”
掌柜的说：“不赚是假话。赚，赚。可……不过是凑合着把一家老小养活了。”接着豁出去了，“这样吧，我这里还备有几个给父亲买棺材的钱，老人嘛，上了年纪，没几年活头儿了，备个棺材，是晚辈最后孝敬老人的一个机会。您二位要是不嫌少，就拿大用？”晦气下晦气，自己掂量吧，仗义不仗义，就看道行了。
在老江湖的光辉照耀下，顾秋水就成了小江湖，果然觉得不论从哪方向来说，这笔钱部实在“借”不得。便向同伴使了个眼色，说：“我们也是实在没法子才找你借钱，既然如此，也不能让你为难。我们就先带上这九十块，日后一定归还。咱们后拊有期。掌柜的点头哈腰送朋友似韵把他们送出门，他们的身影刚刚隐没在夜色里；便三脚两脚跑回楼上，又惊、又怕、又奸诈地笑着，想：这两个笨蛋，八成儿是头一回干这个买卖！
他料定这两个人是东北军的，义知道东北军纪律很严。抢劫，强奸作枪毙不可，便差人连夜赶别师部报案。幸亏部队已经开拔，不然他们很可能被枪毙。
循规蹈矩的叶莲子，不知是什么心理，对这一打劫事件不但没有微词，反倒常常向吴为提起。
比起胡秉宸参加革命，顾秋水投身行伍，只能足一个小于无路可走，只好投奔梁山的老套子。
读初中时因为学校离家较远，顾秋水就在学校住宿。有个星期大早上，他坐在炕上修脚，准备修完脚就回家。
他要是不修脚，也就没有了后来的事。
两个同学打了起来，一个姓顾，家里在街上开小铺，一个姓崔，是个人高马大的乡下人。
那形势，绝对是姓崔的打姓顾的。
事后他一再回想他们打架的原因，因为这与他毫不相干的一架，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大，可以说是“一架定乾坤”。可是他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也就算了，好比他自己也常常打架，一个年轻轻的男人，特别是东北汉子，打架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
那两个人先从屋子东头打到屋子西头，又从屋子西头打到屋子东头、顾秋水哼着小曲，井水不犯河水地修他的脚。可是偶一抬头，看到姓顾的招架不住了，突然犯了男人打架不兴劝的规矩，说：”别打了，别打了。”
姓崔的说：“你也姓顾，就向着他是不是？”他说：“这叫什么活？甭管我姓什么，你不能打人。”
姓崔的抡起右手就给了顾秋水一个耳光，又抡起左手打算左右开弓。这一巴掌还没抡下来，就让顾秋水一把逮住，他右手还拿着修脚的刀子，随手就在姓崔的左手上来了两刀，不知道那两刀拉在了什么地方，血就居然呼呼往外冒。照理说手上挨两刀真没什么大不了，况且是修脚刀，而不是宰牲口的刀。
姓崔的如果拿点牙粉抹抹也就没事了，可是乡下人对血有一种特别的恐怖，骁勇善战的崔某鬼哭狼嚎地叫了起来，那一声声惨叫，惊动了老师。
第二天姓崔的全家都来了，非要看看“凶手”。他们把身穿学生制服。腰上扎条皮带、头上戴顶小帽的顾秋水从座位上叫了起来，倒像很赏识他的样子，说：“这小子还挺神气。”又问姓崔的学生，“要不要把这小于送到警察局？”
姓崔的学生还不错，说：“不用。”同学们也纷纷为顾秋水说情，责任不在顾秋水。
顾秋水的爹，赔偿了他们几块钱医药费。当事人都以为事情已经了结，学校却把他开除了。
被开除的那一天，顾姓同学刚好接到哥哥一封来信，哥哥在东北军教导队当排长，信中还附有照片一张。二十世纪初照相是个时尚的消费，顾秋水拿着那张照片左看右看，对那个穿军装的人兴趣不大，却被那套军装镇住。那套穿在别人身上威风凛凛的军装，好像替他出了一口窝囊气，马上决定到教导队当兵去。
顾秋水既然为姓顾的同学开除了学籍，姓顾的同学也不能负义，两人一合计，偷偷雇了辆小驴车，一大早先把行李从校墙上扔出去，然后只身走出了校门。
走了两天才到沈阳，同学的哥哥给了他们一点钱，找了个小店让他们住下。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姓顾的同学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我们家不能两个儿广部当兵。再说凭我的功课，报考第二工科学校不成问题；我不想去教导队了，你去吧，我哥哥一会关照你的。”
顾秋水只好叫了辆马车，把行李拉上去了北大营，也没经过考试，就人教导队当了学员兵，学员兵只要个头够高就行。
那一年他十六岁。一个躁动的十六岁青年，在二十世纪初个人主义尚未受到限制批判时，本有多种选样的可能，可是他那个老实巴交的木匠父亲和那个“窝里横”的母亲，哪一个具备为他指点前程的远大目光？他只好在十六岁就把脑袋别在裤腰上，为军阀混战卖命，而不是为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刚刚人伍，就赶上平叛郭松龄一战。准星还对不准目标，一到打靶科目顶多擦个五环边的顾秋水，那一战中险些丧命。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倒戈反奉，张学良虽从秦皇岛得以脱身返回沈阳，但东北军最精锐的十万官兵，几乎全集中在郭部。他只好临阵收集队伍，讲武堂教导队自然是他的首选，选上的学员兵编成三个营，每营四个连，顾秋水在第一连充当上等兵。队伍拉到拒流河，堵截郭松龄。由于日本势力的参与以及举事者各怀心机，致使郭松龄功败垂成，败走拒流河。
顾秋水跟在溃不成军的郭松龄部后面猛追，跑着跑着，脑袋突然一凉，就像哪里飞来一片横刀，齐刷刷沿着他的发际片去了他的天灵盖。伸手一摸，原来是一颗子弹打飞了帽子。
他站在雪地里，再也跑不动了，后面跑来一个老兵，弯腰从一个死去的战士头上摘了一顶帽子给他。他说：“我不要。”
老兵说：“要是没有那顶帽子，你的小命儿早就没啦！”
他不是害怕那死去的战士，他是害怕从死人头上摘下的那顶帽子。
拒流河一战；让顾秋水第一次尝到了寒心的滋味。虽然他也说不清寒心什么。作为一名士兵，血雨腥风算不了什么，可是距离不到十米，枪毙一名他曾经尊敬或是相熟的人，到底意绪难平。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枪毙人，与倒在战斗血泊中的死亡截然不同。何况郭松龄是讲武堂人见人敬的教官，而旅参谋长刚才还在发号施令。
军队平叛胜利，从热河撤回沈阳，队伍里开始有人抢劫。当时还是旅长的包天剑，在旅部看到一双气度不凡的军靴，这双流落于乱兵之手的军靴，不肯流俗地矜持着昔日的光彩，让人不得不另跟看待。他问道：“这是谁的军靴？”
有人回答说：“是……是旅参谋长的。”
他用马鞭敲敲那双靴子，说：“旅参谋长不会有这种靴子，去把旅参谋长给我请来。”
东北军一旦编为正式军队而不再是“胡子”后，就设立了宪兵队监督军纪，每天有一班人在城里巡逻，枪上上着刺刀，手里拿着令旗和一头黑一头红的“红黑军棍”，遇到军人违反纪律就抓起来，，小错当街打一顿，如是强奸、抢劫，马上就地枪决。和国民党、日本人专门用来抓共产党的宪兵队不大一样。
曾经的东北军，实在想建成一支好军队。
底下人看出情况不妙，劝说道：“旅参谋长跟随老师长多年，打一顿军棍算了。”老师长就是包天剑的父亲包老太爷。
包天剑说：“跟随老师长多年也不行。”
先让战士把旅参谋长拉出去打了五十军棍，最后还是没能免去那一颗要命的枪子儿。
参谋长到底是绿林出身的汉子，二话不说站在挖好的坑前，一枪过去，黑影一闪，人就没了。刚才还在军棍底下，死去活来、皮开肉绽、乱弹乱颤的屁股，马上松弛地摊展开来，静享着一份有靴子帧、没靴子也好的宁静。
与上将军张作霖及其他东北军的元老不同，对参加过拒流河一战的士兵来说，最为震惊的不是郭松龄倒戈或张家军平叛胜利，而是郭松龄夫妇被就地枪决。
喜欢读书的顾秋水，虽因无人指点读得非常杂乱，但基本上还能分辨是非。他景仰这位参加过同盟会和五四运动，投身辛亥革命又为振兴东北军出过大力，倡办讲武堂以提高东北军素质的郭松龄；不胜惋惜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军阀专政，主张消灭军阀混战，寻找民主政治途径的一场梦就这样破灭了。他依靠张家旧军队来实现这个梦想的路子，不是玩笑又是什么？
早就怀有篡权野心的总参谋长杨宇霆，一直把郭松龄视为篡权阻力，在郭松龄夫妇被捕后生怕情况有变，不等将他们夫妇押送沈阳听候张学良处置，立即下令就地枪决。不管郭松龄夫妇信奉什么政治主张，与所有为理想献身的人一样，死得很是英勇。他们没有高呼什么口号，那无声的从容，是一个军人最为倾心的视死如归。
行刑时，顾秋水与他们相距不过十米，他看见拿过燕京大学毕业文凭的郭夫人，中弹后拼却最后一点力气，爬到郭松龄身旁牵住他的手，咽下最后一口气，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他也以为，这一乎叛事件，随着郭夫人咽下的最后这口气落下了帷幕。
没想到郭夫人在流尽最后一滴血，人人以为她的生命已然了结之后，突然又翻过身来，将面孔朝向天空。
在军阀队伍里当兵的顾秋水，难免不沾上兵痞的习性，面对此情此景，头一次思考一个兵痞不大会考的问题：是什么力量使一个生命已然了结的女人，又翻过身来将面孔朝向天空？顾秋水还得知，在乎叛的庆功宴上，张学良和所有赴宴的老将们一一碰杯，对他们在这一场兵戎相见的叛乱中对张家军的支持表示安抚和感谢，却越过在这次子叛中立了大功，正向他举杯的杨宇霆，既没有给杨宇霆敬酒，也没有喝杨宇霆的敬酒。郭松龄迫走滦州、起兵倒戈，不能不说事出有因。这个得宠于张作霖，实行军阀专政、吞蚀军饷、贻误战机、图谋不轨、腐败军风的杨宇霆，可能是个关键。
杨宇霆的那杯酒，无颜回旋地停滞在半空。沉醉在乎叛功绩中的杨宇霆，却没有嗅到那杯里的酒香顷刻之间发出了血腥。
对叛将郭松龄，张学良一直难于以仇相向，反倒因失去这一员与他共创新式军队的爱将耿耿于怀。他保住了起兵倒戈的所余将土，正是这些人，在东北军进关后以及在西安事变中，成为他依靠的骨干。
这小小的广杯酒，预示了差不多四年后，即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杨字霆将被张学良处决的前景。处决这个上将军张作霖的重臣，文章做在“篡权”，此外没有透露更为详细的缘由。只有张学良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也可以说他是死在郭松龄的手中”，让人们想起四年前，郭松龄被“就地枪决”的往事。同样，这小小的一杯酒，性格即命运地预示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悲剧结局。郭松龄夫妇被就地枪决后，顾秋水独自来到冰天雪地的拒流河旁，举头向天，号啕一场，虽然他也说不清他号啕的是什么。
健忘是人类一个令人伤感的弱点，到二十世纪，更发展到不堪言说的地步。而顾秋水直到晚年，还清晰记得这个生命已然了结的女人，突然翻过身来，将面孔朝向天空的情景。
回想起一生见识过的三教九流，这个女人的死才真正让他钦佩。难怪戎马倥偬的他，对没经过流血洗礼、没见过人头落地的胡秉宸嗤之以鼻。
他和胡秉宸曾有一面之缘。
那一次会面很不投契。胡秉宸几乎没有平视一个男人或与人成为知心的记录，这并不完全与他长年的地下生涯有关。与历史关系久如胥德章者，二人之间也不过是“见面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不像吴为，因为轻信，无数次被人欺骗，但也正是如此，反倒落下几个无心不可交的朋友。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短短一天里，兜着圈子，回首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一些经历。毕竟他们都老了，人一老，就难逃怀旧的情结。
即使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又有多少能像他们那样，记得，并参与过那个世纪的一些大事？
特别胡秉宸，还有一部巨著正在撰写，他需要丰富，核对，验证。
他们发现，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和地点，他们差不多总是擦肩而过。比如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延安，四十年代的重庆、天津等地，如两条交叉线，而不是平行线。
只是在谈到东北军的覆灭和张学良将军的时候，才算有了一个契合点——
“……西安事变时，我们在西安押着蒋介石的一百多架飞机，南京的政府大员也都在西安，如果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就可以用这些为条件进行谈判，不放张学良就杀掉这些人质。南京方面即使来轰炸也无法下手，它的政府等于全在西安……可是王以哲这些人却主张放了蒋介石。”
“王以哲的主张也许和我们党当时的政策有关……不是我们不想杀蒋介石，可他那时还有那时的用处，至少可以镇住各方军阀，如果把他杀了就会天下大乱，对抗战、对我们党反而不利，那时我们只剩下三万多人……”胡秉宸如是说。
“不过当时东北军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有人在国民党西安党部地下室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个文件，从文件上看，国民党似乎用六十万块钱，收买了王以哲、何柱国，所以他们出卖了东北军，力主释放蒋介石，释放扣押在西安的南京政府要员，还有那一…百多架飞机。反对释放蒋介石的应得田、孙铭九这才会杀王以哲。后来又说那个文件是国民党做的一个扣儿，假的，应得田和孙铭九上了当。有个叫刘多权的，是王以哲的人，王以哲被杀以后，他带兵进西安城抓应得田和孙铭九，他们两个人得知这个消息，跑了。只抓到他们丰下的一个连长，披刘多权在王以哲前开了膛，祭奠王以哲。不过东北军当时五六个军自相残杀，那个文件也可能是有人造出来作为内江的借口，可是共产党不相信应得田也是真的。他后来的下场也很惨……抗战胜利和解放以后，我和他都有过接触……”
胡秉宸似乎事不关己地说：“你说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在一个动荡、多头政治势力争夺天下的局面下，什么事都会有人拿来做文章。再说相信不相信，现在看来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想起在延安时，有个四方面军的干部和他关系不错，冬季长夜，又没有什么叮以消遣，两人常常围着火盆聊天，那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止一次对他说：“长征的时候，以一方面军为主的部队走的是右路，沿途有老百姓……以四方面军为主的部队走的是左路，那才真是艰苦呢。过草地的时候，我们走的也是草地中间，那是最不好走的地区……与右路军会师之前，我们每个人还织了一件毛衣送给他们，表示我们的欢迎，可是后来，四方面军太惨了……”
据胡秉宸所知，即使毛泽东不吃掉张国焘，张国焘也要吃掉毛泽东；毛泽东的一方面军到达延安与四方面军会师时只剩下八干多人，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有两万多，他的确看不起穿得破破烂烂的一方面军，总在打听一方面军到底有多少人。
毛泽东呢？就像老百姓说的，即便老虎打盹儿，也还睁着一只眼。
那么张学良被各种政治势力“各取所需”，不是很正常吗？
好比日后已经澄清，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张学良没有和电影明星胡蝶跳舞，且有堵多当事人的证明资料见诸文字，可直到现在不是还有人这样说？在这种区区小事上，还要用张学良来开开心，更不要说到别的-有多少人会对事实较真并为他人的名誉负责？顾秋水说：“张学良真不如他爹，他干的这些事他爹绝一不会千。一定不会放蒋介石而是把他杀了，就是不杀也不会送他回南京，更不会听蒋介石那一套，‘九一八’让他不抵抗他就不抵抗，白白丢丁东北的地盘，落下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张作霖不过土匪出身，比没什么文化，可是很有手段，东北那么多土匪全让他搞过来了，其中三股土匪比他势力还强。
“日本人在东北那么整他，他也没有屈服。是啊，你说得对，他是和日本人订了好多条约．修铁路什么的，但都是口头上的事，实际上什么也不做。在北平自封安国军人元帅，让孙传芳打败以后想回东北，可是日本人不让他回，让他在北平撑着，宁肯给他钱，绐他军队和武器，必要时候还答应出兵。他看出日本人想让他在北平搞南北分裂，因为南方是美国人支持的蒋介石……哪个军阀没有围际势力做后台？他不干，日本人拿他没办法，才把他暗杀了。”
胡秉宸说：“美国也不是不想把蒋介石搞下去，另外扶植一支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治势力，可又找不到合适的人，四大家族里也没有。”
“李济深也有替代蒋介石的野心，当时很有实力，和东北军的关系相当密切，反正大家都反蒋介石嘛。一九四三年我们都在桂林，他曾委派我到北平、天津，联络北方的军阀势力，通过封锁线的时候，真是危险极了……还想拉拢阎锡山反蒋，可是阎锡山很狡猾，是个两面派，西巡事变前他表示支持张学良，事到临头就变了。”“这些王八蛋没有一个好东西！”胡秉宸突然不着边际地骂了一句。
“想想真好笑。一九四四年，我跟随邹可仁从重庆辗转潜入北平、天津敌伪区活动，把吴为和她母亲也扔在了宝鸡……”胡秉宸剜了顾秋水一眼，几乎把他的骨头剜了出来。
顾秋水怎能感觉不到这一剜之痛？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在一个胜利者面前历数自己的火败。不管现在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胡秉宸只能是一个志得意满的胜利者。
许许多多的往事，没有，-件堪以自慰。
要是知道几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何必离开宝鸡，何必折腾，又何必把叶莲子母女扔在陕西？他们这个家也许就会保留下来。虽然二十多年后他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时，叶莲子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她早巳原谅了他。但想起过往的一切，还是不能无动于衷，要是叶莲子日后荣华富贵倒也罢了。她怎么就不能再嫁……个富有的人？
想到这里他又有点恨她，她这不是成心让他把十字架背到底吗？
叶莲子不但原谅了他，还让吴为以独生子女为由，把劳改后留在外省的顾秋水弄回条件较好的北京，被吴为一句恶毒的“让他在那里慢慢受用吧！”顶撞回来。奇怪的是，当吴为把顾秋水用过的一个茶杯，放在叫‘莲子骨灰盒前的时候，那杯子却无缘无故自己从桌子上跌了下来，喀嚓一声，在地上摔得粉碎。
不能说邹可仁抗日爱国之说全是空话。九一八事变后，如他这种家世的人．确为抗日献出厂极大的人力、财力，甚至为此冒过极大的风险，但这并不是全部。他们最后的目的，则是恢复在东北的家族势力。潜入内地，开展抗日地下活动云云，亦然如是。有点像是东北人常说的“舍不下孩子套不住狼”。
不过这也不值得胡秉宸那样犀利地剜顾秋水一眼，试看当时天下各派政治势力举出的旗帜，哪一面不是光辉灿烂？而那么多光辉灿烂的旗帜下，又有多少不便写在旗帜上的目的……正在撰写一部大书的胡秉宸，对此本应了然于心。
政治市场本就不易把握，与股票市场似有触类旁通之处。又加动荡时代的激活，景况更是扑朔迷离。连伟大长征都难免带有偶然的意味，更不要说这样一批旧式人物，如何能针对时局，制定出一套雄谋大略？
“骑驴看唱本儿”，于他们是最贴切不过的说法。
所以他们自重庆出发后，走一路也没详细研究过未来的目的和所谓开展抗日活动的计划。对于颐秋水的妻室，邹可仁说到了宝鸡之后是否可以安排还不知道，如果安排不了．只好跟着去天津。
离开宝鸡之前，邹可仁为顾秋水引见了陆先生。
陆先生是“工合”创始人之一，东北同乡，和张学良的关系也不错，陆家兄弟在西安事变中还起过一些作用，算是“同志”了吧。他答应帮忙，说是找到工作更好，找不到工作也会有叶莲子和吴为的一口饭吃。
其实陆先生还不如说他负不了这个责任，还是请叶莲子跟着丈夫走人。
陆先生答应帮忙，也不过是口头上的一句话，靠得住吗？后来证明，这个应承是靠不住的。
就是靠不住，顾秋水也不往深里想了，不往深里想就等于不存在。自欺欺人地安慰着自己的良心——陆先生答应帮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他不自欺欺人又能怎样？即便他留在宝鸡不走，他们的生活也没有保障，他现在是既没本事又没工作。谁让他放弃了炮兵连长的前程，当了包天剑的清客，最后又遭包天剑的遗弃？
这种被遗弃的创痛与女人被遗弃的创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也深刻得多。
他就要扔下家室跟着邹可仁走了，邹可仁却连句人话也没说，比如：“我把你带走了。给你家留些钱吧。”邹可仁觉得他的朋友陆先生答应，帮忙，已经很对得住顾秋水一家了。
而他又不能对邹可仁说：“你不给我家留钱我不去了。”邹可仁完全可以一脚踢开他，说：“你不走拉倒。”或是客气一点，“你不去华北算了，就留在宝鸡吧，你需要钱我也帮不上忙。”他就更没办法了。同样，一九三七年包天剑把他从北平带走的时候，对他的妻室也没有个安排，他同样不能提出什么要求。如果当时他说“你得给我家留三两年或至少一年的安家费，否则我不去了”，那么包天剑也会说“你不去就不去，留在北平吧，我走亍”。
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成了“孤儿”，在邹可仁的支持下，才又坚持了一年。七七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蒋介石接收，顾秋水不可能留在那里继续当教官，不但一个月九十块钱的薪水没了，包天剑一走，连他每个月给顾秋水的五十块钱津贴也没了。
一九四四年的宝鸡之别和一九三七年的北平之别一样，顾秋水没有给叶莲子留几个钱。不但没留钱，比起三七年的别离，连知情知意的话也没有了。
叶莲子明白，事已至此，顾秋水是非走不可了。日本人还占领着北平、天津，此时顾秋水又算是个抗日名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皖南事变还写过文章表示支持共产党……顾秋水的生死安危真让她揪心，而她也将被彻底抛弃。这一点她知道得清清亮亮，但她忍着不说。顾秋水何尝不是那苦命之人？那一夜除了哭泣，她什么也不说了。宝鸡之别的前夜，真像那首老歌里唱的——
红烛将残，
瓶酒已干，
相对无言无言……
风波何惧，
昂首阔步走向前。与君一夕话，
明日各天涯，
纵然惜别终须别……
关山隔，
梦魂牵，
无翅难翔、难翔，
遥望云天思念故人泪沾衫。
愿君多勉力，
愿君常欢颜，
只要心心永铭记，
相隔两地又何妨？
不过最后两句，与他们的情况并不十分吻合。
顾秋水忽然发现房间里没了声音，抬头一看，时间已经不早，他该告辞了，对于这次交流，最后只能戚然地说：“现在想想，这样跑来跑去、打来打去有什么意思，还不是为军阀混战卖命？——你们当然比我们强，你们是为理想而奋斗。”
“嘿——嘿——”胡秉宸阴阳怪气地笑着。他想，自己这辈子将生死置之度外地跑来跑去，一点不比顾秋水跑得少，难道不也用得着顾秋水这个“现在想想”？他也好，这个老兵痞也好，究竟跑出了什么结果？不要说他们两个人，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不也是这样跑来跑去、死来死去，也没有看到跑出或死出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结果：胡家那个开辟湘鄂西根据地的元勋，当年被根据地中央代表夏曦下令乱棍打死的烈士，谁还记得？
他们这两条交叉线，到了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了？
如今尘埃落定，当时不便说明的，左右那些历史事件的因由也大多露出水面。可是从他们如今的回顾总结来看，即便张学良当时把何去何从的决定权交给顾秋水或是胡秉宸，照样不会有一个顾及全面的方案。
张学良是错生了时代。
而邹可仁等一千人，所谓营救张学良将军的计划，也禁不起更多的推敲。
如果张将军再度出山，说好听的是一面旗帜，说不好听的，是一枚棋子。
所以说，张将军能够安于囹圄，修身养性，不再出山，应该说是到了大彻大悟、一览众山小的境界。一句“不，我这个人一辈子光明磊落，死也要死得正大光明”，多么漂亮！
可顾秋水直到现在还遗恨深深，“其实共产党有好几次机会可以营救张学良，一次是全国解放前夕，解放军南渡长江、解放南京之前，国共两党谈判了多少次？但都没能解决张学良的问题；二是在重庆成立旧政协的时候；三是利用国际舆论……我们倒是通过一些关系找过罗斯福，还买通了飞机驾驶员，加上看守张学良的卫队……看守他的人除了副官是个特务，那一连人都可以做工作，我们还真和张学良联系上了，但是他说：‘不，我这个人一辈子光明磊落，死也要死得正大光明。’”
胡秉宸说：“想想他也有道理，救出来怎么办？送红区？不送红区往哪儿送？到了红区又怎么安排？他是除蒋介石之外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到了共产党这边，至少该在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如何，总得给他一个子起平坐的位置。就算共产党好好利用你说的那些营救机会，可是蒋介石能放吗？他对张学良可谓深仇大恨——共产党要钱给钱，要物资给物资，要武器给武器：张学良第一次到延安，看到那里很穷，后来亲自驾飞机到延安，偷偷给延安送来两万兆洋，林祖含接过那两万光洋的时候都掉泪了。最后，张学良还以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所以说蒋介石关他几十年，没有杀他算是客气，当然他也不好杀……他出来又能有什么前途呢？他是注定要为这个国家牺牲了。可能不出来继续在里面关着，是张学良最好的出路——蒋介石欠他的，共产党也觉得欠他的，老百姓、国际舆论也都说他是英雄，永远的英雄。”
顾秋水不能不佩服胡秉宸的全面深刻，高瞻远瞩，“是啊，如果他出来，在战争中被打死了也说不定，军人的生死谁能把握？就是打不死，也得让日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整死吧……张学良被押后，东北军又起内讧，蒋介石趁势把东北军分散或放在前线消耗掉了。抗战结束时，顶多残余两个师，解放沈阳时，这两个师又被派去固守沈阳、长春，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一代东北男儿就这样地完啦！真是：‘白山黑水几英雄，张郎已去霸图空，五十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人是男儿。江左斯人难是解，辽东有鸟呼不丁。’我是说江左的蒋介石，对付日本人哪有谢安的才干？东晋偏安江左，北方五胡乱华，苻坚率兵百万南下攻晋。东晋只有三万多兵力，情况相当危急，苻坚甚至说，我等拥兵百万，投鞭人江可断长江之流：前朝宰相谢安，其时因受朝廷排斥，退隐东山，东晋于危难之时只好又请他出山，谢安令侄儿谢玄领兵三万，于淝水背水一战，打得苻坚望风而逃，溃不成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旧学底子很深的胡秉宸笑了：说到谢安，还用得着颐秋水指点？不过，是啊，东北军一垮，他们这些人还有什么个人前途可言？
一辽东有鸟呼不丁’一句，说的是辽东有个丁灵威出家学道，学成后化为白鹤回到辽东，停落在墙头，有此小孩儿拿弹弓打他：他说：‘丁灵威，丁灵威，一去千作化鹤归，江山依旧人民非。莫弹我，弹我复何为？’即便张学良回来，也会像丁灵威化鹤归来那样：”顾秋水伤感地说。
“两字凭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张学良这两句诗，对他倒也贴切。”胡秉宸绝对没有褒贬的意思、不过随口而出。顾秋水平时倒也不见得不这么想，可是轮到他人这样说到张学良，他就觉得很不受用。
谈到这里，他们算是崩了，刚才那一番心算是白交了，重新回复到见面初始的冷眼相对。
顾秋水不逊地打量着胡秉宸那张与自己年龄不相上下、早早失去血色的脸，想这种人也算参加过战争？他会杀、会剐、会骑马、会射箭吗？
顾秋水对政治的延续——战争的理解，是太浅薄了。
胡秉宸对革命的贡献，不但顾秋水，就是革命营垒内部，又有谁能了解并记得一二？
仅就胡秉宸在一九四0年十月前后，国民党二次反共高潮前夕，把国民党“军统”机关在重庆电台的位置、技术装备摸了个一清二楚这一件事，贡献就无法估量……何谈为林彪找父亲，为毛泽东找儿子那等传奇的贡献和经历？
对这个老兵痞，胡秉宸自然也是以牙还牙。不过他的以牙还牙，是不动声色的。他的不必动以声色，显示了他和顾秋水方方面面的距离。
胡秉宸在以牙还牙的同时，更有作为一个执政党人，对那走投无路、不得不臣服脚下的人施舍残羹剩饭的快意。其实胡秉宸是相当开明的，就在决定和吴为离婚前，还物尽其用地让吴为将他那部巨著，在电脑上打字成文。
正像在开篇中说到的，出于对历史的爱好，胡秉宸常常把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做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尤其指出实行政治改革对社会进步非同小可的意义。书中对所有参与推进本世纪进程的政治力量，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可是面对一个有血有肉而不是文字上的“各民主党派”，却不能与他巨著中的立论合二而一。
对于胡秉宸的这部巨著，吴为不是很以为然。在她看来，那些文字不过是许多研究者已然发表的论文汇集，并无新意。
自他投入这部巨著以来，家里堆满了剪报和各种书刊，胡秉宸整日在那些纸堆里，废寝忘食地，寻觅。胡秉宸一边掐着表，一边盯着她打字的速度，“你能不能再快一点儿？”说着，他往电脑显示屏上看了一眼，突然大动肝火——
“你怎么能把设立的文件名叫做‘胡秉宸’？不行，你得立刻把这个文件名给我改掉，绝对不能让人知道这部书是我写的。”
吴为觉得，他把这些算不了什么事的文字太当回事了，“是你写的又有什么关系？我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东西。这些论点，早就散见于各处报刊、书籍，不信傍晚出去走走，地摊儿上有的是这种书卖……即便追究也追究不到你的头上。”她把下巴颏儿向书房里横七竖八堆放着‘的报刊、书籍摆了一摆。
他昔日的睿智、才华哪里去了？
也许他真的老了，空有一番雄心，却旧景难再。
尤其到了二十世纪末，世界已然变得如此开放，还势必变得更加开放的时候，再把这些他人研．究过的问题放在嘴里嚼来嚼去，究竟还能嚼出多少滋味？
吴为如此看待胡秉宸的著作，的确没有历史的眼光。也许现在看来，这些文字都是别人嚼剩的东西，可是，胡秉宸起始在心中反复研磨、追索它们的时候，相信那时没有几个人能具备他这样的远见卓识。回顾胡秉宸的革命生涯，可以说是付出一切，在所不惜，不达目的，绝不息止。如果不是这样，当年也不可能得到以严律著称的周恩来的赏识。也许还有一点对功名的渴求？
不要以为还在妈妈怀里抱着的他，没有听懂马倌对妈妈说的那句话：“小少爷至少是二晶顶戴花翎的前程。”他也没有白白站在那个老四合院的中式客厅里，对着那幅“太上立德，次为立功，再次立言”的中堂出神；也没有白翻那本装在紫檀木盒子里，用素绢裱得精致讲究，彪炳胡家千古的家谱，——在从少年直到青年，那最影响人生走向的年龄段。．不能说胡秉宸要求更改文件名就是胆怯、委琐。他一生谨慎，正是因为这谨慎，许多看起来毫无希望的事，最终还是被他一一解决。
也许他早该着手。不过除了谨慎还要等待时机，只可惜这个时机来得太晚，而且他还不能肯定自己果真没有错误估计形势。即便现在他还得留意，不要在这人生最后一搏中折进去。他一直没有忘记四十年代他那个关于“南北朝”的发言。
反过来说，抢先爆炸很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结果还是不能成事。就像那个反对经院哲学的布鲁诺，还不是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了事，谁又能为他证明对错？综观天下，能掌握恰当其时这个火候的有几位？大部分是杀头的下场。
只是，有过多少这样的先例，谨慎的结果是错失良机，是的过境迁，最后只落得痛惜几十年或一生心血白白流失。而胡秉宸自己也需要一个“过程”。
胡秉宸在经历过一生的惊涛骇浪之后，晚年却感到了极度的迷茫。
特别在和不受那些历史成见束缚的吴为纠缠在…-起之后。那个不曾有过土地、资产、破产、新旧官职以及那些历史偏见束缚的吴为，思维方式随意而飘忽。不经意中，或有石破天惊之语，击中他那多年的疑惑。她的思维方式，裹挟着她的爱情，台风一样冲击着他的过去，冲击着他的犹豫、彷徨和计较……难怪他的老战友们说，他受了吴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毒害，从政治到思想感情全面堕落，没有保持住晚节。
但也不必为胡秉宸惋惜和叹息，堕落与脱胎换骨有本质上的区别，除女人失节(特别是他们那个阶层外的女人)绝对不可饶恕外，对其他一时难免的堕落，只要知过而改，老战友们的态度，还是相当放达的。
此外，他决心成书的时间，也不是不值得研究。也许是“无巧不成书”，这时间恰恰是在一场因他技艺稍嫌稚嫩，以及为坚持一定操守而不得不遭人暗算之后。包括他和吴为的关系，从调情转向爱情，也发生在此之后。
——般说来，大彻大悟，常常发生在彻底的失落之后，可以看做一种物极必反的现象”
也许还有另一个求证的途径。比如他在得知朋友于一九四三年被“抢救运动”的一粒枪子儿送±黄泉之路以后，随即对跟随他多年的一个地下工作人员说：“虽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组织上说你是特务，我也会马上枪毙你，绝不手软厂——当然，这也不妨看做是对一种理想的忠诚。
吴为竟然这样评价他的书！特别是她把下巴往那些报刊书籍上的轻浮——摆，摆出了多少不屑？这不屑怎样地侮辱了他！不仅侮辱了他，还侮辱了他几辈子攒下来的自信、自尊、自傲，还有他的德操。
他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
有时还算善解人意的吴为，怎么就不能懂得他这一番掂量？
他研磨、追索了多年也折磨了他多年的心事，就被吴为这样不负责任地做了了断，这和否定他的一生有什么区别？
她下手怎么下得这么狠？
此时此刻，胡秉宸无限怀恋地想起白帆对他五条件的崇拜，可是白帆的崇拜又崇拜不出什么名堂，也就等于没有崇拜。吴为倒是能崇拜出名堂，他却越来越难让她发出一声赞叹。甚至几年前最后一次报告的立论，也被她毫不留情地推翻，历是由她捉刀，才换来最后一声喝彩。面对听力(热烈的喝彩，难免不兴奋地颔首、挥手、微笑……可是他突然僵在那里，这喝彩是属于他的吗？不，那是吴为的。他头一次不自信地想，他是谁？他的位置在哪儿？他想起那个娶了穆桂英的杨宗保。
不过吴为的话又不无道理……难道就此罢手？
他不甘，他真的不甘。
他恨吴为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他“时刻准备着”，急他所急，难他所难。只要他…‘声令卞，巴不得为他赴汤蹈火。
瞧她那无关痛痒的样子！
而过去，哪怕他的一声咳嗽也会让她坐卧不安，吃条鱼也得把鱼刺替他一根根先挑出来；临睡之前把急救药剥好放在床头柜上，生怕他的心脏不适，措手不及……更不要说这等至关重要的大事。难道这就是那个像叭儿狗一样，总是用一双巴巴的、望着主人的目光望着他的女人吗？
哪怕她来个晴变，也不会让他这般心痛入骨。这个看上去毫克心计的女人，原来这样没有人心！
胡秉宸实在不该这样痛恨吴为。他的问题是到现在还不想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处在巅峰状态，总有不能那么从心、不能那么所向披靡的一天。对波澜壮阔了一生的他来说，这真是一个很难处置的转折，很难将息的时刻。
“不行，你非得给我改过来不可。”他坚持道。既然胡秉宸这样多虑，对她也肯定戒备有加，她又何必多事地替他承担这份重任？便推托道：“明天我就要上飞机了，行李还没收拾呢。”
“我就是要赶在你走之前把它打好，带到国外。用你那个洋女婿的名义——千万不要用你女儿的名义，不然有关部门一查还会查到我的头上——想办法把这部书出版，再让他发回国内。那样，谁也不会想到这部书是我写的了。”
吴为惊悚地停下打字，这个算盘打得实在太精，也太无情无义了。
即便禅月已经不是中国国籍，即便胡秉宸认定这部书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胡秉宸也不能这样坑害她的家人。她心中暗暗对女婿说：亲爱的，亲爱的，你万万不会想到，在遥远的中国，有一个你永远不可能一见的男人，就这样地打上了你的主意。也不能说胡秉宸是坑害她的家人，她难道不是他亲爱的妻吗？她的家人不也就是他的家人？她的女婿不也是他的女婿？他们共同的家人、女婿，怎么就不该为岳父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贡献自己呢？
正在她忧心忡忡，不知如何为女婿逃过这个暗算的时候，她想起了茹风的谆谆教导：无论胡秉宸怎样打磨、修理她，在飞机起飞、远走他乡之前，都必须隐忍，否则就无法逃出他蓄意制造的离婚谋略。
胡秉宸早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和白帆“梅开二度”。小保姆说她常常听见胡秉宸和白帆在电话里讨论如何另外申请一套房子，准备搬家。吴为不信，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给白帆打电话？”
小保姆说：“她的电话号码里肯定有三个挨着的‘1’，那三个‘1’拨起来声音很短，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不信你查查她的电话号码。”
她一查，果然有三个挨着的“1”。
胡秉宸常常对吴为说：“我这一生有过多少千钧一发、独人虎穴的时刻，可都没有被国民党抓住，原因是严格。”
她对小保姆的智商大为惊讶，又暗笑胡秉宸这个资深的“老克格勃”，却让一个小保姆轻而易举地破译。
如果不是小保姆的智商让人惊讶，就是胡秉宸对吴为已经到了简直不必隐晦、正大光明地拿她不当事的地步了。就是这样，很长时间内吴为也没有开窍，还高兴地说：“可能他们为芙蓉申请房子，准备她结婚用吧。”
芙蓉一直在等一个有妇之夫，虽然从二十岁等到四十多岁，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也还是可喜可贺。小保姆的判断是正确的，胡秉宸和白帆不愿住在胡秉宸和吴为住过的房子里，新人、旧人地换来换去，难免不招致左邻右舍的议论。
吴为的不肯人彀、不肯提供方便，让急于离婚又不肯承担责任的胡秉宸恼恨在心又不便直说，只好加紧制造离婚借口。他相信，逼到吴为受不了的时候，自然就会先张开嘴。所以他在制造离婚借口时，难免掺杂着泄恨、报复的残忍。但也不能因此指责他对吴为心太狠，哪个急于离婚的人受得了无穷无尽的等待？想当初，胡秉宸不也为了吴为，这样对待过白帆？这叫一报还一报，吴为没什么可说的？
到了后来，吴为总算明白他们这一场婚姻到了头，町她还是说：“你和白帆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搬到一起住，我也是一个没看见，但是离婚没门儿！”吴为不同意离婚，并非完全出于对胡秉宸的爱恋，而是明白，一旦同意离婚，她就会因为比胡秉宸年轻、有钱，因为那道德败坏的“前科”，掉人一个已经设计好的陷阱。只有她掉人那个陷阱，胡秉宸和白帆才可以从容地面对社会舆论。
当然，她最后还是让一生中桩桩件件都能如愿以偿的胡秉宸，如愿以偿地和她离了婚，根据已往的经验，如果不听从胡秉宸的旨意修改文件名，他准会生发出一个让她明天不能按时启程的主意。好比那年去国外领取一个文学奖，他就假装生病发烧，使她几乎不能成行。
吴为对胡秉宸的坑害只好佯作不解，继续推托，“我实在太忙了，能不能让芙蓉替你打？她那里还有一台电脑。”“不，这对芙蓉太危险了。”胡秉宸不容分说地拒绝了她的请求。
多少次她都想冲口而出：“难道对我就没有危险？”可她必须隐忍。再说，她怎么好意思和自己的丈夫“刺刀见红”？
何况这还谈不上危险。要是真有危险，不要说在她和芙蓉之间做个抉择，就是在她和他之间做个抉择，恐怕也得先把她推出去卖了。做了多年“宰相门中的媳妇和二晶侍郎夫人”的吴为，仍然是俗人一个，这种时刻，更是不能，免俗地算计起来——当年为使胡秉宸免于对手的倾轧，为他担待了多少罪名，遭受了多少迫害？
难道这就是他的回报？
她直挺挺地坐在电脑前，却眼睁睁地看着另有一个吴为，捂着心口在地板上疼痛难忍地翻滚。
“时间不多了，你赶快把文件名换了，继续打。”吴为只得拾起掉在地上的心，把它塞蹲破了膛的胸口，又把裂开的胸口往…‘起拽了拽，掖了掖，撑起脊梁，换一个文件名，继续往下打。
胡秉宸一‘看新换的文件名，又不高兴了，“你怎么把文件名换成了‘西门庆’？这也太不郑重了。”
“‘西门庆’有什么不好，是一种非常安全的颜色对不对？”她隐忍着心痛、惊悚，悄声分辩道。
直到深夜，那份工作才告结束，当她把一个备份软盘递给胡秉宸的时候，他却不急着接手，说：“等一等。”她不懂，十万火急的他，怎么又不急了？原来他去找来一双手套，把那手套戴上后，才来接她手里的软盘。原来他是怕软盘上留下他的指纹！
吴为不可遏制、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你真是没有白干多年的地下工作！”胡秉宸申斥说：“别笑了，别笑’了。现在夜深人静，人家听见会奇怪的。”
她看看自己赤裸的双手，越发不怕别人听见地高声说道：“你怎么没想到让我戴上一双手套？你怎么没想到让我戴上一双手套？”当夜，胡秉宸还不失时机地和吴为做了一次爱。
这是他们几十年关系中，具有非常意义，更应载人史册的最后一次做爱。
虽然他们各自心怀鬼胎。
彼时，胡秉宸和白帆已如愿以偿地把他和吴为住过的这套房子换了一套新房子，已经非常具体地在和白帆酝酿如何开始他们的新生活。芙蓉也正在为他何时、以什么借口，向吴为发动离婚献计献策。
而他却无法挥去对吴为的一丝留恋。说一丝也许不够，还应该说不少。他对和吴为的离婚也不是没有犹豫，虽然在芙蓉奚落、鄙夷他的犹豫时，从不肯承认这-点。
他还想到，当吴为回来的的侯情况就会大变，他们再不会有肌肤相亲、睡在一张床上的可能了。胡秉宸难免心生惜别之情，而且这也算是和吴为的一种告别。
这次做爱，更是他这一生和女人关系的彻底了结。他思忖着，和白帆重修旧好以后，他们的关系结构不可能像和吴为这样松散，他是再不可能有机会亲近别的女人了。
过河卒子吴为，终于在“舍车马保将帅”的战略上，不但明白了她与芙蓉的地位，也明白了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又在体味了明目张胆、无须遮拦，故而连“自私”这个词汇都不足以说明其残酷程度的“手套”事件后，紧接下来的这个做爱项目，将要她付出多大的努力和坚忍。
到了现在，她对胡秉宸的所谓“爱”，是不是应该很清楚了？
不过她还有一个借口，可以作为推辞的理由：“医院不是说我患有输卵管结核吗？我担心会把结核传染给你。”
既然胡秉宸如此看重这最后一次做爱，凡事又那样胸有成竹，这种理由怎能拦得住他？
“我戴避孕套就是了。”
吴为再次挣扎了一下，“可能戴避孕套也不行。”
“那我就戴两层。”
这个远离口腹传染渠道的输卵管结核，不但使胡秉宸吃饭时要与她分用碗筷，就连分用的碗筷，使用后也要煮上几十分钟消毒。
记得她住传染病医院期间，他到医院看望，诧挲着两只手站在病房地当间儿，哪儿也不敢沾，生怕传染上结核，更不要说在她的病床前坐一会儿。那样揸着手站着，对一个生活舒适的人，真是很累、很累，也难怪他只站了十多分钟就匆匆离去。
但她还是相当满意，想想当初，在那漫长、空守一腔情爱等待他的日子里，多少次生病住院，他还不能到医院来探望她呢。同病房的人怀疑地问：“这是你丈夫吗？”
“是呀。”
“他吓成这个样子，还怎么照顾你啊？”
“有小保姆呢。”但是为了做爱，胡秉宸却不怕牺牲。当然他也不会贸然从事。他怀疑吴为的汗液也可能带有结核菌，便与她身体尽量减少接触，再加上双层避孕套的防护，可谓万无一失。所以在吴为得了输卵管结核之后，他们做爱，就像在科学实验室进行严格的科学实验，或在手术室进行外科手术。自吴为和胡秉宸结婚伊始，就停留在一部歌剧的序曲而无法进入正剧的做爱状态，到了那时，就彻底失去了进入正剧的希望。看到胡秉宸低着头捣鼓着他的避孕套，吴为放了心，猜想自己可能躲过这一关。果然，还没等他戴上第二个避孕套，形势即刻大颓。
但是每一接触吴为的身体，胡秉宸还是禁不住发出一声久早逢甘霖的喟叹，但也不失时地闪过一些盘算。随着和白帆以及旧日生活的修复，与吴为热恋时被他粪土过的一切，也被他一一拾回。与吴为的结合，到了此时，已被他重新定位为对自己几十年修炼以及他那个阶层的背叛。难道他不应该尽兴品味一下这具胴体，并使这个品味发挥到极至，否则岂不辜负了那个不惜血本的背叛？
而吴为又何尝没有背叛胡秉宸，背叛自己的诺言？
婚后，胡秉宸从未得到过他期待于她的缠绵，她的举案齐眉只能说是一种优质服务。她以为自己的绝对忠诚就：能够等同、顶替女人对男人的情爱、性爱，就足以说明她是个信守婚姻合同的人(她甚至因此而自豪)，就有资格让胡秉宸万无一失地候在一旁？很像是一种报复。胡秉宸不明白他壮烈牺牲、费尽周折弄到手的，却是白帆老年时代一个相似的拷贝，至少青年时代的白帆还是知情知趣，淋漓尽欢。
吴为在床上的表现也越来越显得居心叵测，虽然尽职尽责得无可挑剔，却难以让胡秉宸尽性尽欢。她阴冷地眯着眼睛，像一部X光机，无师自通地透射着、剖析着、观察着忙于行动的胡秉宸，反反复复回放着与胡秉宸那部关系长达二十多年的影带，并得出那样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只有在这个时候，胡秉宸才是属于她的，专心的(而不是忠诚的)、痴迷的、没有间隙的、可知的……
不知可否推及所有的男人，只有在这个时刻，他们才属于和他们做爱的那个女人？
等这个过程了结之后，胡秉宸马上就会变得拒人千里、无法沟通、无法把握，重新成为一个面具，一个属于任何女人而偏偏不是属于她的男人。隐约中她冷酷地、不光明地想到，在与胡秉宸的关系中，她也有胜利的时刻，比如此时，至少她能揭下他的一层面具，明白他的盘算，永久地占有了别人不可知的、这种类似他“初夜”的时刻。因为，没有哪个女人在与他做爱的时候，会成为这样一部X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