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酷爱莫迪里亚尼创作的小女人。她的小脸清瘦，就像莫迪里亚尼在1916年画的那张"露妮"(Renee lablonde)的脸，或是1917年那张"结领带的女郎"(Femmea1acravate Rotire)，或是那张"罗洛蒂"(Lolotte)。不对，"罗治蒂"那张稍胖了一点，她却是标准的清瘦型的，清瘦而苍白。
她酷爱莫迪里亚尼的画，她家的客厅里，挂了一幅画家朋友画她的速写像，笔触不见匠气、不见俗气、很成熟，尤其右眼和左眼不在一条直线上，与莫迪里亚尼1915年的"基斯林"(Moise Kisling)，或1916年的"史丁像"(Chaim Soutine)，属于同一梯次。当然，她比莫迪里亚尼所有的画中人物都美得太多了：她的头不那样斜、脖子不那样长、眼睛不那样核桃，并且在眼睛深处，有一对晶莹黑亮像六岁小女孩的瞳孔，而莫迪里亚尼的画像，许多却有眼无珠。
所以，可以这么说：她是一个活的艺术品，一个莫迪里亚尼终生都没遇到的模特儿。如果莫迪里亚尼遇到了她，遇到了东方美女、中国美女，一定会修正自己的审美观念，世界艺术便会改写，莫迪里亚尼的传记也会改写，我真的这样想。
这小女人留的是中分长发，两边直垂下来，更衬出她长形小脸的清瘦与苍白。我望着这幅速写像，望着、望着，一股奇异的反应从我身上涌起。我是信仰开明思想与科学的人，我不信任何玄虚的事。但这幅速写传给我的感觉，却颇有玄虚情味。怪怪的，不像平常欣赏绘画的那种，望着这幅画像，总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种宿缘、一种情业、一种未了待了的事似的，我为之心动。我决定不再看她。
客厅是十分雅致的，一看就是艺术工作者的手笔，但不是那种邋遢的艺术工作者的。全部的布置一点也不豪华，可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值钱的，但每样东西都是有特色的：一片红砖墙、一方角窗、一座陶击、一块几何图案的草席、一排矮得近地的沙发，处处都现出主人的水准。客厅里植物特多，是另一种特色，有吊着的葛郁金、吊着的波斯顿肾蕨蔗……这盆蕨跋类植物养得这么好，可见是行家。颜类植物对自来水中的漂白粉敏感，必须先将水贮放一天，让氯气散掉，才好浇它，这盆蕨类植物，显然是经过这种体贴手续的。
这是幢老旧的平房。迟到房里，地板都要咿哑作响。房子是木质的，更增加了老旧的情调。置身其中，仿佛置身在一条大木船里，如果把"诺亚方舟"(NoahsArk）现代化、艺术化，我想就该这样。最不诺亚的，是没有动物，不过，这样老旧的房子，天花板上必然有老鼠，地板下必然有蟑螂，所以也不能说没有动物——如果你从"三度空间"去想像的话。当然动物没有诺亚齐全，并月，尤其不同的是：诺亚的动物都是一雄一雌的，这座现代方舟的中层，有的却只是雌性。
这幢房子本来还不算小，但是左边新开了一条街，房子碰到都市计划的侧刀，就像一块魔鬼蛋糕似的，一下子被斜切掉三分之二。被切部分和保留部分之间，新砌了一道红砖墙，对外对内都一样，并没有再加粉饰。因为内外一致，使你觉得墙不再那么讨厌，至少这一道墙不讨厌。
房子被铡以后，在墙的转角，居然还劫后余生了一个小院子。小院子上搭了雨棚，就成了速写像模特儿的工作间。所谓工作间，也是一间教室，里面用粗木板搭了架、做了台，上面放着形形色色的陶器和土坯。墙脚是一座小电窑，寒酸得好像正在被大窑烧出的墙上红砖取笑。在大火里定型出来的这些红色队伍，一定奇怪它们保卫的这块小天地。它们看到在这块小天地里，一个可爱的小女人，在"手拉"出她的作品，也"手拉"出她的学徒。
陶艺是人类最原始又最创新的艺术，又最绵延不断。不论时代怎么变，人类中总有极少数的陶艺工作者，在宇宙轮回他们的成就。做为陶艺的教学者，本来就不容易大量招收学生，进入今天这种时代里，当然于今为烈。肯学这行业的人太少了，所以有人来学，都是个别的，个别的开学、个别的结业，不能大量生产学生，一如不能大量生产陶器一样。每个学生，像每件陶器一样，都有它独有的特质，因为是"手拉"的。"手拉"的陶器绝对没有两个完全相同，这也就是陶艺之所以成为艺术和它迷人的所在。就因为这样富于特质，这个地方是私塾，不是学校，也不是训练班。学校和训练班教出的任何学生，都有匠气与俗气，那是艺术的致命伤。
正在从客厅研究到这工作间兼教室的时候，方舟中层的一位雌性正在沏茶。我说一位雌性，因为还有一位——速写像的模特儿——也是这方舟的女主人之一。她们是一对姊妹，同住在这座旧宅中。分工的方式是：姊姊只管自己的卧房，其他客厅、教室、厨房、浴室，都由妹妹管。大概就是这样管的结果，客厅墙上挂的是妹妹的速写像而非姊姊的。想到这里，我又看了这幅速写像。这时候，她姊姊已经端茶站在我身边了。
※※※※※※※※※※
"如果，"她姊姊把茶放下。"如果这幅画像都能令阁下看得如此出神，等下她回来，看到她本人，阁下可能会看得发呆成一座大理石塑像了。"女主人之一半开玩笑的说着，请我坐下来。
我笑了一下。"不会是大理石塑像吧?如果发呆，也是一座陶器土俑。"
"谁是始作俑者呢?"
"该是你吧?"
"我吗?我可不是做陶器的啊!做陶器的，可别有其人啊!"
"不错，你不是做陶器的，可是你是说淘气的话的。"
"可是，我不是说着玩的，我真感觉出这幅画像迷住了你，我早就跟你提过了我家的装修情况，其中包括了这幅画像，你记忆之好，天下皆知，你一定不会忘记的。"
真的跟我提过，真的我没忘记。那是半个月前的一个下午提的。
她姊姊是非常优秀的作家，虽然只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却已是两本专书的作者了。半个月前，这位作家大学生有些写作上的问题要问我，我答应见她，她到我家来，谈得不错。她顺便谈到她的家庭，引起我的兴趣。她爸爸做小规模的西药进口生意，是一个整齐规律的白壁德(Babbitt)型人物。此公对金钱的态度，非常有趣，他对女儿们的教育费用，一分钱也不少出，但当他认为女儿们可以赚钱的时候，他会非常关切他分多少，当然是很斯文的关切，不是恶形恶状的。照中国旧规矩，子女是要"无私财"的，子女赚到的钱，要原封交给父母，自己如有需用，再回头向父母要，绝不可以先行扣留，更绝不可以分文不给父母。但是，时代愈来愈变了，变得子女对薪水袋的观点与父母对同一薪水袋的观点有了"袋沟"。这种"袋沟"，一旦发生在这位作家大学生身上的时候，显然两代同吃一惊。有一次，她在一家报社、兼差，第一次领回薪水袋的时候，她拿出三分之二，装入漂亮的信封，上写"感谢父母亲大人养育之恩"，然后，非常兴奋的，在午饭过后，偷偷放在爸爸的书桌上，准备奉送三分之二的薪水外，再奉送一项惊喜。不料，晚饭过后，她在自己的书桌上，得到奉送与惊喜的回报——信封回来了，钱不见了，信封上却有爸爸的读后感，批以"感谢养育之恩，当然不是一次，请看右上角"。右上角赫然加批了三个大字——"五月份"!
至于作家大学生的妈妈，实在不该说妈妈，该说姊姊，因为长得太年轻、太漂亮了。母女们走在一起，没有人相信那是妈妈，当然妈妈更不相信。这位妈妈少女时代很穷，寄人篱下，吃了不少的苦。所以，一朝可能，她便想赶快嫁人，有自己的家。她的婚，就这样的结得又快又早，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当然，最后有足够的时间去后悔——像所有美人一样。其实，就遇人不淑观点看，也不算怎么不淑。丈夫还不失为规矩人，不花天酒地、不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他除了革丈母娘的命外，别无任何革命气质，在乱世中明哲保身、安全度甚高，这当然是世俗中理想丈夫的重要条件。谈到革丈母娘的命，他做得极为彻底，彻底到结婚二十五年，他家住哪里，他丈母娘都不知道!当然，丈母娘也花不到他一块钱。是不是一块钱的原因使他如此保持距离，我们末便"丈量"，不过总是重要的原因吧?
这幢老旧的平房，是他做公务员时向政府租来的。租金奇廉，所以就久租不退。在这旧宅里，他一住二十一年。自从都市计划铡了这房子，他和大大就搬到新买的公寓去住了。旧宅留给了两个女儿，理论上是转租给她们，当然收租的情况颇不稳定，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除兼差外，并没有固定的收人，就房东立场看，当然是失计；但房客是他生的，不是他找的，一切就自当别论了。
作家大学生的妈妈热爱艺术。她是室内设计专家，搬到公寓后，她的室内布置被摄影家照了专辑，登在"当代家庭"杂志上。她的职业，除做美术设计外，是陶艺教师，自己也做陶器出售。她这一气质、这一本领，给小女儿很深的影响。小女儿热爱艺术，在艺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很快的青出于蓝。她自己也做起陶艺教师来，也自己做陶器，不过她不出售，别人要，得像请佛像请关公像一样的，把她的陶器请走，至于有没有送香火钱、她姊姊说大概有。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ini)用指挥棒敲一个水电工人的头，叫工人站好，工人问为什么，托斯卡尼尼说有音乐的地方就是圣地。显然的，速写像的模特儿是以神圣的眼光来看她的艺术品，这一点，她倒满敬业的。
作家大学生还告诉我，这位妹妹，本是北一女中的学生，但她不喜欢所丧性灵的学校教育，所以念完高二就不念了。当时全家反对她，但她不听，终于自动休了学。她跑到南部乡下亲戚家里，在竹林和风声里独自住了几天。她自由自在的活着，她有勇气这样做。她飘来飘去，但绝非不良少年，相反的，她程度好得很，她的知识很渊博，这和她的聪明与用功有关，她有两书架的藏书，书架上从"拓扑学"到拓本，从"板桥杂记"到版画，从"失乐园"(Paradise Lost)到"儿童的诗园"(Childs Gardon of Verse)，几乎一应俱全。"当然，"作家大学生特别补了一句。"你阁下写的书，也包括在内。"至于写作情形，不知道，只知道她常常写东西，但写什么，发表不发表，都不知道。总之，她很神秘，她不太喜欢交朋友。
当休学后，大家都以为她不会考大学的时候，她突然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了名，随即在台大哲学系的新生榜中，赫然出现。如今暑假到了，她已经足足念了一年大学了。
"不能小看她。"作家大学生最后向我说。"她真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小女生。她的潜力莫测，真希望你能认识她。她叫叶葇，，柔软的柔，上面加个草字头。"
叶葇、叶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名字。
※※※※※※※※※※
这是一个跟我一样好的名字。我的名字叫"万劫"，也是两个字。二十六年前我一出生，浩劫余生的父亲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他用这个名字，给他艰辛的一生做了终点，给我艰辛的一生做了起点。他把我叫做"万劫"，大概意味我在劫难逃吧，但劫数难逃，却历万劫而依然存在，可见劫后余生的本事，也不在小。也许父亲起这个名字，别有更积极的意思，他可能希望他儿子长大后能够"劫富济贫"吧，那样也好。总之，"万劫"、"万劫"，这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不俗气、有个性，并且含义深长。如今"叶葇"这名字，也是如此。普通字典里找不到她名字，她名字藏在古文字典中。看她名字，就想到她来自古典、穿过古典，飘进现代的时空。
"这名字很古典，"我说。"但也很现代。植物学上有一种葇黄花，是穗状花的一种，像柳絮等都是。英文叫catkin或ament，叶葇的名字，就是这种意思吧?"
"你的博学真吓死人。"作家大学生吃惊了。"我们可没知道的那么多，我们叫她小葇，因为她真的蜜蜜柔柔的。很清秀可爱，不过有点怪。也许你会喜欢她，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该不该认识。人间有一些人，实在不该认识才好，你说呢?"
"我在我书里已经说过了。有些人你跟他相见恨晚，有些人你跟他相见恨早，有些人你跟他根本不该相见。你现在的意思，大概是指最后一种。"
"我没这个意思，也有这个意思，我觉得小葇真该认识你，可是啊，像小葇这样的女孩子，认识了你是多麻烦的事!"
"你说哪一种麻烦?"
"我也说不出来，只是感觉，只是预感。"
"那她就不要认识我吧，——让我来认识她吧。"
作家大学生笑了。她是敏感的、善解人意的，我想她感觉到我对小葇有了好奇的反应。从作家大学生的眼中，我也感觉到她已知道我知道她有了这种感觉，她暖昧的回了我一笑。最后站起来，告辞了。我送她到门口，她回过头来，伸出手，同我握手，用会意的眼神轻轻说："我会打电话给你。"
半个月后，她电话来了，轻描淡写的，约我到她家里看看她瞄画。"定要来噢!"她特别叮嘱了一句，于是，在第二天下午，我就进了这客厅，一眼就看到了速写像。
"我觉得，"作家大学生一边喝茶一边说。"这张画像不如她本人好看。"
"你是说，叶葇比艺术品还艺术品?"
"可以这么说。这该怎么形容呢?这该叫——"
"该叫艺术的平方吧。何况，叶葇是立体的，画像是平面的。这不但是平方，甚至该叫艺术的立体几何了。"
"艺术已经够复杂了，你还滚进数学来！"
"该滚进来的，ArtisI；mathematic is we．艺术是我，数学是我们。你别忘了这句话。".
"这是谁的话?"
"这是我的话。"
"原来是你造的。"
"也不尽然。十九世纪克劳代·伯纳德(claude Bemard)说ArtisI；Science is we．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如今数学滚进艺术里，艺术就不再挂单了。"
"在你的书里，你好像不大谈艺术，我想，你的艺术观点一定与众不同。"
"的确与众不同，因为群众的艺术水平是很可疑的。我深信这里面有百分之多少是骗局。对许多所谓艺术家，我真的怀疑他们是艺术家还是骗子，尤其在绘画和雕塑方面，更是如此。"
"对叶葇的作品，你怎么看呢?你认为她是艺术家呢?还是骗子?"
"陶艺是比较具体而有规范的艺术，它不像抽象画、抽象雕塑，它很难行骗。所以，在这方面想行骗也不太成。并且，女人要行骗不必假手于艺术，几滴眼泪就够了。"
"你看，你又来了。你对女人的成见，真不可救药!我请问你，你到底怎么解释女人与艺术?"
"There are but two boonsin life：the love of art and heart of love．人生有二幸：艺术的爱与爱的艺术。我想，艺术的爱和爱的艺术，就是全部答案了。一个优秀女人一生中，所追求的艺术应该不外这两种。"
这时候，电话响了。作家大学生跑去接了，又回来坐下。她说："本来小葇说今晚一同与我吃晚饭的，刚才来电话说有别的事，不回来了。这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今天好像不是你们该认识的日子。"
"噢，"我内心一阵失望，但很快就平复下来。"没想到今天原来是这样的大日子，其实，我已经认识了她。"
"你认识了她?"
"认识一个人，不一定直接从她本人啊，从她的客厅里、从她的工作间里、从她的画像里，你就可以认识啊。"
"唤，我还不知道你是大侦探。"
"我是大侦探，你信不信?要不要我背一段给你听?一叶葇，安徽当涂人，1950年7月25日生，台北市复兴幼稚园毕业、复兴小学、初中毕业、北一女中高二卒业，身高一六七、体重四十四……够不够，要不要再说?"
"天啊!"作家大学生把右手模在头上，惊叫起来。"你真的是大侦探!你真的是!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你怎么可以知道那么多?你还知道什么?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你不肯告诉我的。"
作家大学生脸一沉。看着我，半天不说话。她用眼睛搜索我的眼睛，像要搜出我究竟知道多少?我的表情也转成严肃，从我严肃的表情里，我想她真的以为我是无所不知了。
※※※※※※※※※※
我离开方舟后第二天，作家大学生出了意外——出了车祸，住到医院里。她右腿上了石膏，一段长时间，是下不了病床了。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三个星期后的一天，一个记者顺便同我谈起，我才知道。我去看她一次，她正在睡觉，我就出来了。我寄了几本书给她，附上一信：
作家大学生：
别说我不来看你吧，当有一天，我可以向你描绘出病房的窗帘帘左下角有一个小洞的时候，你就知道"文化大侦探"来过了。寄上一些书给你，其中有一本我的新作——"蓝色魔鬼岛"，这书还没出装订厂，就给查禁没收了。幸亏我过去碰到此类手段已多，故已预为抢藏N册，特分一册给你。别忘了说要打断双腿的比我大一百岁的美国幽默作家无异没有腿，你目前有一条腿，我盼望我有四条腿，可以离开这个"蓝色魔鬼岛"，但他们仍旧不让我出去，不但不让出去，并且还设计要我进去。你等着看吧!
欲求离乡背井而不可得的写
1970年7月4日
"蓝色魔鬼岛"被查禁是意料中事，这是我被查禁的第十三本书，其实不看内容，光看书名就犯了天条。独夫蒋介石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岛"上，从他的特务机关蓝衣社到他的国民党党旗全是"蓝色"的，祸国殃民的他和他的党羽又与"魔鬼"无异，组合起来不正是"蓝色魔鬼岛"的书名吗?
1949年，独夫蒋介石被共产党赶到台湾的时候，有两三百万大陆人，跟他或被迫跟他同来这个岛上，我的父母身在其中，当时我十四岁，没有选择权，也一起来了。对一个从十四岁成长的少年，那真是漫漫长夜，从初中到高中，从大学到军队，到处那是蓝色统治下的白色恐怖，令人窒息。人们都走了屈从的、逃避的、同流合污的顺民之路，我却不甘如此。我把人生设定了一个主轴，那个主轴就是我要做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博学多闻、特立独行，并且要经世致用，有利国家和人民。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候，就受了左派书刊的鼓舞，加深了这一怀抱。但我因为好学深思，思想上并不像左派那样褊狭。十四岁到台湾，我脱离了大陆的狂飙，却坐困在海岛的高压，从中学而大学，我一直在这一主轴上锻炼我自己、期勉我自己。我遭遇了许多困难的经验，其中最大的，是我缺乏真正使我五体投地的师承与榜样；而在同辈中，我又因自己过分超群而变得难以向朋友学到什么；而与我同行的女朋友们，也都"中道崩殂"、劳燕分飞；再加上早年的穷困，使我在这一主轴上，做得非常孤独而吃力。直到我历经军队、办刊物等鲜明的转捩点以后，我才慢慢更能熟练的做一个异端、孤独的异端。我深知自处之道，并且知道为这一主轴所必须付的代价。没有白发前辈、没有黑头朋友、没有红颜知己，我都不以为异，在这一主轴上，我清楚知道只有靠自己，也只有自己一个人走下去。我走下去的方式其实只有一种，就是以言论冲决网罗。我开始写文章、写书，前后四年，直到官方封了我的杂志、禁了我的著作为止。可是，官方动手究竟太迟了，当他们判定我必须出局的时候，我已经盗了无数次垒了——对这个岛，我已经为思想上的灌输工作打下基础。当"纽约时报"(The Ndw York Time)登出我是这个岛的firebrand的时候，官方除了报复，已经没有任何法子了。
这个政府控制了三十一家报纸，也就是全部的报纸，它不服异己办报。它所控制的报纸，可以毫无忌惮的造谣生事，诽谤官方所要斗臭或打击的人。想告它诽谤吗?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法院又是官方控制的。我就告过两家，可是法院连传都不传他们，就判他们无罪。所以，同他们在新闻上和法律上缠斗，异己绝无希望，除了呕气以外，一无所得。当德国的艾德诺(Adenauer)，在纳粹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全国人都向纳粹低眉俯首的时候，他曾表现了"虽千万人，吾住矣"的气概，但换得的，却是被极权政府整得灰头土脸——法庭上诬陷他诈欺背信、监狱中折磨他夜不安枕、名誉被破坏、财产被没收、自由无缘、家庭破碎。他当时在新闻上和法律上若与纳粹缠斗，绝无希望，他只有在监狱中等待、在修道院的玫瑰花丛中等待，等待有朝一日，海晏河清。他六十八岁时候，集中营主管对他说："好啦，请你不要自杀，只有你老是给我惹麻烦。您老六十八岁了，总之，也活不了太久了。"可笑这集中营主管狗眼看人低，他没想到这老囚犯活了下来，并且在一党独大垮台后，以清白之身，出任西德总理，一做十四年，从七十三岁做到八十七岁，成了有史以来，最难能可贵的也最坚苦卓绝的一个伟大身教。一般人只看到他七十三岁到八十七岁的十四年"走老运"，却忽略厂他五十七岁到七十二岁的十五年困顿生涯。这十五年的困顿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坐看自己的敌人张牙舞爪、坐看自己的生命垂垂老去，但是他甘愿牺牲一切，他就是不要同他看不起的政权合作。这种清白记录，使他在灰头土脸时候，干不成地方首长；却使他在扬眉吐气时候，干上了国家总理!当然艾德诺不是我，我也不是艾德诺，但是独自一人，挺身与暴政相抗，不对一党独大低头的大丈夫作风，则是一样的。我的家中有一个小镜框，中有艾德诺人像，我喜欢看到他，他给我一种鼓舞与信念。不过，按照艾德诺的标准，我大年轻了，我还有监狱一关要面对。监狱的阴影，对我说来，是愈来愈浓了。
※※※※※※※※※※※※
我来自白山黑水的祖国，到了玉山浊水的岛上，虽然岛是祖国的一部分、我是祖国的一部分，但因政治的缘故，我只能局限在千分之三的中国领土上做战士，虽然在比例上，我的努力会因岛的狭小而使自己"与之偕小"，限制了躯壳，但努力的精神和成果并不受它限制，也限制不了，就像《湖滨散记》(Walden)的作者梭罗(Thoreau)坐牢的时候，他说他"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高墙实在等于浪费材料……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他们总以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墙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时候，看守那种紧张样子，真教人好笑。他们那里知道才一转身，我就毫无阻挡的跟着出去了……。梭罗当然不会小说中穿墙透壁的功夫，他这种来去自如，是指观念上的解脱，观念上"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他虽然身在斗室之内，但却心在六合之外，神游四海、志驰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 love lace)在牢里写诗给情人所描写的一样。
虽然在蓝色统治下的白色恐怖，使台湾小岛活像一座监狱，但真实的监狱，毕竞还是具体得多、狭小得多，因此，我清楚感到我不能免于到那个具体而狭小的地方，我早有心理准备。海明威(HemingWay)那篇《杀人者》(Thekiller)描写等他们来杀他的那个老安德森(Anderson)，他坦然面对不能免的死亡处境；而我呢，也坦然面对不能免的被捕处境，随时等他们到来。
在蓝色统治下的白色恐怖里，做为异端，最好就是你一个，因此，我就把住所远离了市区，迁到了山上。
像隐士一样，我喜欢在山上，讨厌山下的红尘。除非有特别的事，我是很少下山的。朋友们知道我这种隐士的性格，他们也不轻易找我。我虽是一个战斗的人，但我对人际很厌倦，我认为现代技术的统治，已使人愈来愈软弱，使个人抵抗政府与环境的能力愈来愈小，所以个人就变得不可靠也不可爱。"我认识人愈多，我愈喜欢狗。"这句巴斯噶(Blaise Pascal)的名言，是我最欣赏的。戴高乐(Charlesde Gaulle)也欣赏这句话，大概强者在历经万劫以后，都会如此洞彻人际。但这并非说自己要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是仍旧努力、不灰心、不停止；仍旧要说自己的、写自己的、表现自己的。
在山上，我孤独而有效率的生活着。戴高乐在做第五共和总统前，他住在巴黎郊外最后的一幢房子里，保持自我，远离群众的吵闹，但他并非遁世，而是在培养浩然之气——大丈夫的浩然之气、"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浩然之气。戴高乐是我最欣赏的法国人，他给我平地上突起一座山的感觉。而阳明山，正是这样——座山。
※※※※※※※※※※
阳明山本来叫"草山"，它在二十多年前，被一个喜欢改名的独夫蒋介石给改成这种名字。我不喜欢原始的地名这样被污染，但污染已久，已经很少人知道它原叫"草山"了。约定俗成以后，我只好把阳明山加以特别解释。四百六十多年前，明朝王阳明曾被专制腐败的政权迫害过，他在牢里的时候，曾写"深夜黠鼠忽登床"的诗句，阳明山对于我，显然只有这种受难的意义，并没有喜欢改名的独夫蒋介石所说哲学的意义。——这些不学无知的独夫，他们还提倡王阳明的哲学哪!我想，思想家应该在遗嘱中来一条但书，严格规定什么样的人，禁止他们提倡他的哲学，免得使思想家死后哭笑不得。我很少同情古人，但我真的同情起王阳明来。
王阳明和我不同的是，他是先坐了牢，再跟朋友分离的，而我却先跟朋友分离，才准备坐牢的，因为蓝色统治下的白色恐怖里，一个人的坐牢，使他亲人和朋友软弱的可能，远比坚强多。别说什么"真金不怕火炼"了，不炼倒也更好。一般人大脆弱了，是纯金是包金是镀金，若一一全靠火炼来考验真假和纯度，是太残忍、太强人所难的事。最好的发展，还是不炼他们。没有火炼，漂亮的人一定更多，漂亮的事也会不少。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说不炼他们，那么漂亮的人中，岂不羼了假?答案是：羼了假也没什么关系。很多人没遭到火炼，他们会漂亮下去，就算是镀金的还是很漂亮啊!虽然只是金玉其外，但在这金粉世界里，冒充久了，也就弄假成真。很多漂亮的事，都是弄假成真的。如果不避免火炼，硬要炼他们，他们就会原形毕现，一点残余的金色都没有了。这就是说，他们变成赤裸的市井小人了。这时候，自己会被逼得除了痛苦的割断戈登结(Cordian Knot)外，别无他法。对入狱的人说来，入狱的确给亲人、朋友一次火炼，这是很"不道德"的事。因此，我要特别在这方面准备，准备得愈使他们跟我不相干，愈好。亲人、朋友的关系，是一幅已完成的绘画，不要想再变动它；愈变动，愈失掉本来的和谐、均衡与基调。
在太平盛世里长大的人，不会了解这种看法的实际意义。这种人没有饱更忧患，他们的道德观念是完整的，没有裂缝的像一个鸡蛋。但是乱世是什么世界呢?乱世是到处是石头的世界，鸡蛋在石头里滚动，结果必然是安有完卵。这种人一旦破灭，反倒无法适应这个世界。只有像我这种先把世道人心打折扣接受的人，才会在"百尺竿头站脚，千层浪里翻身"。所以，既然在蓝色统治下的白色恐怖里，坐牢的阴影愈来愈逼近了，我决定跟朋友愈来愈疏远了。我反锁房门，孤独的整理文件与稿件，不想见任何人了。有几个朋友来找过我，我在门眼里看到是谁，可是我没开门。朋友们知道我的怪癖，他们知道我知道谁来了，只是不开门而已，他们一点也不见怪。晋朝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在大雪初停的月色里，忽然想起朋友戴逵，当晚坐了小船便去找这朋友，走了一晚，到了戴逵家门口，就转身回去，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种潇洒，一千五百年后，被新时代的戴逵反过来强加在朋友身上了，我使他们想见也见不到我了。
我想，对朋友说来，我是一个死过很多次的人才更好。十字架上的那位传说死过一次就复活了，复活是多么好的感觉。我觉得要给人死厂的感觉，再给人复活的感觉，两者要交替推出，如能这样，自我的修练和与人的关系，将会不断的变得新鲜而进取。我假设我已埋在一座阳明山的大坟里，朋友来看我，只是上坟而已；朋友也不妨以这种心情上山一游——我想这些吃闭门羹的家伙里，一定有人欣欣悟及如此，或恨恨顿觉如此，这样他们才不觉得扫兴。扫墓的人是不会扫兴的，不是吗?难道他还希望墓门开开，死人来接客助兴吗?
这样幽明异路的一想、一假设，我对他们，一点也没有歉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