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二哥和阿姐在遥远的东北，未能享受到同大哥久别重逢的天伦之乐，但他们都接到了家里和大哥写去的讲述这次欢聚的长信，他们也都给家里和大哥写去了为此感到高兴的长信。当然，他们的回信中都有很大的篇幅是讲述他们自己学习、工作、生活的种种情况。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最爱看二哥的来信，二哥的来信总是笔迹潇洒清晰，而且带有相当的文学气息。阿姐的来信那笔迹活像“火柴棒棒搭成”(小哥的形容)，行文很像是在写一份实习报告，凡提及数量、长度、轻重、厚薄一类概念时总要写下具体数据并往往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第二位，因此也自有其特色。
二哥从乐山技术学校毕业后，学校升格为大学性质，他又继续上了两年专科，再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中朝边境的一个小镇的一家大工厂当技术员。那镇子虽小而那家工厂却相当地大，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厂房设备及附属设施如职工宿舍礼堂商店澡堂等等都具备相当水平，那原是日本人搞起的一座工厂，日本人在那里设厂除了图就地取材方便以外，还为的是叫以立即通过朝鲜把产品运回日本本土。因而铁路一直从干线上通到那个小镇。当然二哥到那工厂时工厂已属于中国自己，产品的运输方向也全然后转。二哥后来向他描述过，别看那小镇的火车站是个“死头”，但每当客车启动时，月台上的铁路职工都必然立正，一脸严肃地目送火车缓缓开出车站，令人感受到一种东北产业工人身上焕发出的敬业精神和严谨风纪。
二哥在那个东北小镇的工厂里一度工作、生活得很好。他也经常有机会出差北京。工厂里一度去了若干位苏联专家，因而地方虽然偏僻却并无闭塞之感。后来二哥给他讲到过许多有关那地方的情况，使他也觉得那地方除了冬季户外的严寒令人生畏而外，其实优点相当不少。
比如，二哥就讲到那里对年轻的技术员也相当地照顾，可以一个人住一间宿舍；二哥把自己那间宿舍布置成了一个小小的安乐窝，拍出照片寄回北京家中，令父母和小哥还有他看了都不禁吃惊——那真比北京的这个家还要设备齐全，并且洋溢着文艺气息。二哥住的是日本式带拉门的房间，房间里靠墙全是书架，书架上全是书，间或点缀着一些工艺品，房间当中铺着两块很大的草编席，席子边上有一组C形的矮沙发，沙发边一只陶罐里插着江边采来的大把芦花，雅致之极。另外又有一台上海产的收音机和一台苏联产的留声机。此外还有矮长的小柜，柜上是漂亮的热水瓶、饼干桶、奶粉罐、茶叶筒、成套茶具，柜下玻璃拉门里是酒和成套玻璃酒杯，还有一些碗碟杯盘……至于衣服和被褥，不用时都放在壁橱之中，晚上睡觉，从壁橱中取出被褥枕头，一铺开便可；而屋里除了屋顶上吊下的电灯——有二哥自己制作的一个郁金香形灯罩——还有一个可供晚上阅读的能调整高矮的落地灯……比二哥年龄略小的大表姐田霞明，当时也正好在东北上大学，有一年正好到附近一个县里实习，抽空专门去看望了一次二哥，他记得二哥跟他形容过那一次的表兄妹欢聚，吃完晚饭，田霞明和二哥便坐在二哥宿舍中聊天，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表兄妹，抗日战争时期，正当少年时代，他们两家一起在乡下避难，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们每天在一处嬉戏，傍晚时就在屋门外墙根下各坐一只痰盂坐成一排拉屎撒尿。所以感情特别深厚，多年不见，惊呼热中肠之余，自然有摆不完的龙门阵。因此，田霞明便决定不另找地方过夜，二哥便不拉上窗帘，两个人爽性灯火通明地对坐在那温暖的小屋中，不睡觉地作彻夜谈，当中还穿插着欣赏唱片翻阅画册，坦然地面对着从那宿舍窗外路过的人们投去的惊异目光……二哥说那一次欢聚真是无比地美好，而且事后厂里的人们也并没有抛出什么闲话。
二哥所居住的那个小镇上的新华书店店面虽小，但同那书店的经理混熟了以后，可以很便当地根据总店发下去的征订单和报刊上的广告，要求他给订购书刊和唱片，经理总是认真地完成任务并常常亲自将书刊唱片送到二哥住处。结果二哥在那一时期搜集到了不少十分值得珍藏的书刊和唱片，比如《中国近代史图片册》和《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又比如柴可夫斯基的第四、第五、第六交响乐唱片，还有奠定二哥后来英语口语基础的“英语900句”灵格风唱片，等等。
工厂的礼堂有很好的苏制电影放映机，并且那时凡公开放映的电影每一部都到那礼堂放映过，只不过映期比北京等大地方晚上半个月一个月罢了，许多艺术性很强的苏联电影和东欧电影，因为工厂一般的干部、工人并不怎么欣赏，因而二哥他们少数识货懂行的人便可以非常便当地简直是斜躺在座椅上，把腿搁到前面座席上，怎么样地尽兴欣赏，而且二哥不仅认识放映员，还经常帮助放映，有的爱看的片子，还可以把最喜欢的一本拷贝取出来自己放映着看，你想如果在北京能有这么好的条件吗？他记得那时候像苏联电影《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民主德国电影《阴谋与爱情》，匈牙利电影《奇婚记》等等，在北京都是不容易买到票子的，而在二哥他们那个工厂礼堂放映时，上座率只有个五六成；只有像香港电影《垃圾千金》、《绝代佳人》或重映的老片子《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或新片子《斩断魔爪》、《徐秋影案件》，上座率才能达到爆满的程度。
二哥后来常常深情地回忆起那个边陲小镇，那座规模不小五脏俱全的工厂，那些难忘的青春岁月，并把他当作一个倾诉这些怀念之情的接收器，使得他后来一想起二哥那些讲述，便仿佛自己也在那地方生活过似的……
……二哥讲到，有一回车间里死了一位老师傅，说是老师傅，其实也不过五十多岁，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死去的；当时那里没有火葬场，所以死后就抬到山上去土葬；二哥说那一天给他留下了终生不会泯灭的印象，倘若有一天他能当电影导演，一定要以那一天为题材拍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他讲到车间里的同伴，还有厂里相好的人们，一行大约二三十个人，自动地组合到一起，轮流抬着那棺材，朝高高的山上爬去……蓝得醉人的天上，飘着大朵的厚实的白云，山上草木葱茏，野花怒放……没有人哭泣，是指老师傅的家属；也没有人故作严肃，或不得体地嬉笑轻薄；整个儿是一种纯朴至极的与周遭大自然乃至深邃无极的宇宙相谐的气氛……老少几辈的当地人中只有二哥一个来自南方的技术员，他们不跟二哥见外，也让二哥轮着去抬棺材一角……当这送葬的队伍行进在开满野百合的斜坡上时，一个工人师傅忽然唱起了歌来，是一种当地流传久远的调式，类似“二人转”又类似朝鲜族民歌，那歌词是歌者自撰的，并且显然流淌自他的内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即兴爆发，他唱道：“你走了啊，走前头了啊；我们还没有走啊，我们还要活啊；我们要好好活啊，不到该走的时候不走啊，到该走的时候不留啊……”那声音在山谷间清朗幽深地回响……没有人对他的突然引吭高歌感到奇怪，没有人发笑或者害臊；他唱着唱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最后连二哥也应合了上去，一队送葬的人就那么淳朴至极地放声高歌着：“你走了啊……我们还要活啊……我们要好好活啊……”天上的白云冉冉地变幻着形状，满坡的野百合在风中摇曳……二哥回忆起那送葬的一幕，常感慨地说：“那是我一生中再没经历过的，我身边全是最朴实最厚道最本分最纯洁的人，我感受到了人性的优美，人际的和谐，领悟到了生和死的终极意义。人在宇宙中的确切位置……我感谢那个小镇，感谢那些不做亏心事每天晚上睡得很踏实的工人师傅……感谢那一次葬礼……”
二哥还回忆到，葬礼后人们把死者家属送回家中，然后就群集到镇上一家小酒馆，全是男人，只有酒馆老板是个中年妇女，大家便一边喝酒一边非常自然非常松弛非常坦率地百无禁忌地聊了起来，喝的是最便宜的薯干酒，下酒的菜很简单，其中最昂贵的也无非是猪耳朵和茶叶蛋……二哥那天也喝得酩酊大醉，但二哥记得没有人吵骂，没有人斗殴，最后三三两两互相搀扶着，非常高兴地各自回到住处……二哥说喝酒当中也没有人再提到死者，再提到葬礼，再议论到死亡，人们真是非常尽兴地继续过自己那平凡而单调，然而又极为珍贵和实质上非常庄严的生活……
也许，大哥那位名叫邹志彪的战友的大义灭亲之举，给大哥那固有的人性罩上了某种不可摆脱的投影？他不敢断定。但他却可以确定，类似小镇葬礼那样的经历，给二哥那固有的人性增添了某种强有力的催化剂，使得后来的人生途程上，二哥不像大哥那样狂躁，也不像小哥那样阴柔。同父同母的亲手足，他们的人性和禀赋是可以有着巨大差异的啊！可惜不能对当年邻居甘木匠的那九个子女进行追踪考察，想来那之间的种种相异乃至于强烈反差，会更加引动我们对生命存在的惊奇与探究吧？
9
父母希望子女中至少有一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即使如大哥那样已是解放军的军官，却也总无那样的喜讯传来。紧跟着父母便希望头三个儿子——都已20多岁，大哥且已年近30——能够找到对象，结婚成家。眼看着干女儿鞠琴、外甥女田月明都结婚了，同院比如钟先生那个瘦干巴的女儿和那个戴着如瓶子底般的厚近视镜的儿子也结婚了，可自己家呢？不仅人家问到儿女中可有党员时脸上无光，人家问到抱孙子否时更是尴尬。
他记得父母为此同小哥发生过冲突。有一天小哥从大学里回来——那时他已快毕业——母亲便问他究竟有没有女朋友，说实在自己交不上便请人介绍好了，话没说完，小哥便粗暴地打断她说：“烦死了，烦死了，我的事你们别管！什么请人介绍，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我一回家你们就打电话把锡梅叫来，还不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好起来……你以为亲上加亲，会有个孝顺婆婆的媳妇，像薛宝钗似的！打的什么算盘！把话说死了吧！我就是一辈子单身，也不可能跟沈锡梅好！……”这话大大地伤了母亲的心，母亲便说：“你什么话！我图个什么！你自己的事你自己不操心，我做母亲的能不想想吗？锡梅长相是差一点儿，可心眼儿好，很踏实，她那个单位里上上下下，谁都说她好话，你不喜欢她也就算了，怎么能臭她？过日子又不是看小说演戏，哪里去真找个薛宝钗来？……”小哥在家门外头是以温柔驯良著称的，回到家里有时候犯起浑来那可是恶声恶气、不管不顾，他见母亲生了气不但不知趣回避，反而迎上去夹枪带棒地说：“哪个说沈锡梅长得丑了？什么叫‘不是看小说唱戏’？我爱唱戏怎么了？招谁惹谁了？大哥二哥不在眼前，光拿我出气！抱不上孙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我就是一辈子不结婚，你生气也犯不上先找着我，先找大哥二哥他们去！我就知道你事事向着他们，护着他们，他们介绍些同事朋友来，又留饭又留宿，不知道该怎么捧着才好，我不过带几个唱戏的朋友来白唱一会儿戏，喝几杯茶，看你们那嘴脸，就好像占了家里多大便宜似的！……”
小哥这话就把父亲也牵进去了，父亲在里屋早听着不对，便踱出来责备他说：“平儿你莫要乱讲，你妈和我什么时候又嫌过你那些唱戏的朋友！只是我们也真不明白，难道你那唱戏的朋友里就没有你看得上的女性？又难道那些女戏友里竟没有一个人对你有意？你们台上唱了那么多风月戏文，台下总该有些假戏真做的事情才对……”谁知母亲一听这话反帮小哥解释起来：“怎么没有？那唱小生的何康和唱须生的范玉娥就是一对嘛，听说詹德娟跟程雄也很接近，只是我们盈平脸皮儿薄，他纵然喜欢上了哪一个，又恐怕不能大着胆子去追！”父母本都是好意，小哥却大为暴躁起来，把手里一只茶杯往桌子上一摔，简直是喊叫起来：“乱点什么鸳鸯谱？！人家詹德娟学校外头有对象！一毕业就嫁过去！我怎见得就脸皮儿薄？我的事你们谁也不要管！找不找对象是我个人的事！一辈子单身也是我个人的事！你们以后少跟我提这些个事！”喊完便往另外一间屋一钻，父母只能面面相觑，各自叹出一口气来。
父母原来估计二哥能率先结婚成家，因为二哥一表人才，又从技术员升成了“合理化建议工程师”(当时的一种技术称谓)，性格又温厚，当地一定有年龄相当的女子追求他，从二哥一贯的来信和出差时的讲述，又知道二哥对那地方对那工厂对自己的工作都相当满意——或者说相当地适应，只要二哥下决心挑选一个追求者，在那里落户，父母抱上孙子是绝无问题的。但二哥竟也迟迟不报婚喜。不错，确有当地女子追求二哥，大胆的亲自出马，羞怯些的便通过父兄出面，而且其中一个叫万月花的女子也一度让二哥动过情，但二哥终究还是下不了同那样的当地女子结婚的决心。不错，那样的女子健康、淳朴，有许多可爱之处，比如那万月花，壮硕的身材，红扑扑的脸蛋，一双细长的单眼皮眼睛里总含着笑意，能蒸出又白又大又暄又结实的馒头，能腌出又咸又甜又酸又辣的泡菜，手脚都勤快，说话也利索，笑起来声音不似银铃倒像小锣……她把二哥的脏衬衫偷去洗完晒干，还会给那脱了浆的衣领重新上浆熨挺，知道二哥喜欢江边的野节荻野蒲草，便大把大把地摘下来给二哥送去……万月花的父亲是厂里的老师傅，母亲是厂里宿舍区的家属委员会积极分子，两个弟弟膀大腰圆，说如果姐姐结婚，不用再找人帮忙，他们两个便能在一个月里打出全套的新家具——只要你画得出样子，他们就一定打得出来，而且保证不走样！
二哥一定认真地考虑过万月花，因为他记得父母接到过二哥寄去的万月花照片，他也有印象，从照片上看那是一个明显大气的东北女工，记得小哥看过那照片后私下里跟他讥笑过：“一定是个喜欢听评剧的！二哥今后恐怕总得陪她去剧场看《小借年》和《马寡妇开店》了！”他知道二哥虽然爱好广泛，却实在并无听评剧的爱好。小哥又模拟出一种痴憨的声音说：“那不是去列宁的吗？”这句话有一个只存在于兄弟间的典故，有一回二哥出差到北京，在家中小住，三兄弟一起聊天，二哥说起他们那个地方的一般人不懂得电影是怎么拍成的，更不熟知银幕上的那些演员，尤其是苏联电影里的那些个译名念起来很拗口的演员，又常常分不清匈牙利和捷克等东欧国家的电影，甚至连那些个国家本身也分不清，因而他们工厂礼堂放映电影时，就常有观众主观地固执地把比如说一部捷克电影中扮演工程师的一个演员，非认作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扮演列宁的那个演员，二哥举到这个例子时便模拟那声音说：“那不是去(‘去’就是扮演的意思)列宁的吗？”小哥和他听了，便笑，后来大家一说及某些人对艺术的无知，便拿出这句话来，当作一个典故，每一引出这个典故，便又笑，小哥甚至会笑得喘不过气来。小哥看过万月花的照片后引用这个典故，意味着他断定万月花的文艺鉴赏水平大概也就在那低下的一档上。的确，二哥的文艺鉴赏品位也未免太高了，岂止在那样一个边陲小镇显得鹤立鸡群，就是拿到北京，也未免曲高和寡。以欣赏电影而言，二哥是要一直议论到导演手法、表演技巧、摄影风格、音乐处理等等方面的，除了小哥最能同他谈得来外，恐怕也只有田霞明、田月明两个表妹堪称知音了。他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后，当他告诉二哥田月明和那混血儿西人感情终于破裂时，二哥便说：“不难理解。你想那个西人，连电影也不会摆，俗！你二表姐怎么能长期跟他好下去！”他很惊异于二哥这种“摆电影”的衡量标准。所谓“摆电影”，就是在一起很细腻地、兴致勃勃地、互相补充或争议着讨论一部电影艺术上的成败，例如究竟是史楚金扮演的列宁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是史特拉乌赫扮演的列宁更具有艺术的魅力？又例如究竟是《青春之歌》头一本拷贝里的蒙太奇处理新颖流畅，还是《林家铺子》头一本拷贝里的蒙太奇处理更老到圆熟？孙道临为《王子复仇记》里阴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配音真是白璧无瑕，张瑞芳为《白痴》里的高等妓女娜斯塔霞配音有意突出嘶哑低沉真是韵味无穷！等等，等等，天哪，在这种内心的标准面前，那万月花怎么可能被正处于青春烂熟期的二哥选中呢？她的终于被淘汰，是二哥的慎重，也是她的幸运……
但是二哥不可能在那个边陲找到能如田霞明、田月明那样同他一起“摆电影”的恋人和伴侣，而岁月匆匆，他总单身一人，想必难免苦闷而焦虑。他记得，二哥没有同小哥和他讲到自己，而是讲到了别人，讲到同样是从南方去到那个小镇那个工厂的几个男技术员，因为总找不着对象总结不成婚，所产生的性苦闷和性变态，说是当中有一个又瘦又黑又矮的技术员，工作很努力，技术上有许多革新成绩，厂里“光荣榜”上占据着稳定地位，却忽然有一天被人在女浴室外面擒获——他正蹬着一架梯子趴着天窗往里窥视，当他被发现者扭送到厂保卫科后，连厂长和保卫科科长都想保他，暗示他希望他为自己辩护，比如撒一个谎说是自己出于某种并不涉嫌“流氓”的动机，但他却双眼发直，一言不发，站在那里也不坐下，人们正感到纳闷时，他忽然伸手抓过保卫科办公室桌上的一个铜镇纸，使劲往自己下部砍去——原来他那阳具仍在裤子中勃起，他狂乱地想用击砍的办法解除那一生理上无法抑制的冲动……二哥讲到那位同事的这一悲剧时，并不带有讥讽和谐谑，不知小哥听了以后作何感想，反正他感到这故事也折射出了二哥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失落与绝望……
大哥的婚姻大事尽管鞭长莫及，父母却也在北京给张罗了一番，他记得为这事父亲找过方伯伯、崔伯伯，甚至还找过其实并非真正亲戚的一位香姑姑，弄到过一些女子的照片，给大哥陆续地寄去过……哪一个条件好的北京女子愿意远嫁到海南岛去呢？而又有哪一个单凭介绍便情愿远嫁到海南岛去的女子，会具有能让大哥满意的条件呢？所以父母的这些张罗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毫无所获。
但终于有一天大哥寄来了让全家不胜欣喜的来信。他不但有了对象，并且已经定下了婚期——原来大哥得了一场病，住院期间，军医院的一位护士爱上了他。当他出院前夕，在枕头下发现了那护士塞的情书……随信寄来了那护士的照片，好年轻！眼睛好大！一望而知是个南国姑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不久大哥便在海南岛结了婚，那护士成了父母的头一位儿媳，成了他的头一个嫂子。大哥婚后在海口市安了家，不愿意再开着卡车到处跑，搭上总未能入党升不成连长，便转为当地驻军中的文化教员。大哥大嫂一年后生下了女儿，取名蒋唱。后来他父亲从北京调往张家口，在一所军事院校中任英语教员，父亲母亲两个年纪渐老，子女都不在身边，很感寂寞，便让大哥大嫂在请假去张家口探亲时将蒋唱留在他们身边，大哥大嫂同意了，那时蒋唱才刚刚三岁，后来蒋唱一直随着爷爷奶奶长大，对于她的父母，反倒陌生了。
10
蒋唱如今已经三十多岁，有了丈夫孩子和自己的家庭，在广州过着典型的广州人生活。一年前他曾因事去过广州，去看望了这位大侄女儿，大侄女儿蒋唱热情地款待了他，但一句淡淡的问话，使他很为触动，那问话是——
“小叔你还写哪？”
这话出来时，他的眼光正和蒋唱的眼光相接，并一时间粘住了。他从蒋唱的眼光里看出了一种大怜悯。是的，一种因为对他的写作大隔膜大不解大不屑而生出的大怜悯。你可以把她的问话分解为如下许多个含义：“你干什么不好，怎么还干这个呢？”“是呀，你也这么老了，也干不了别的了，难为你还在干这个……”“你写，写点别的不成么？怎么你写的我一点儿不爱看……”“可怜你还要这么样地写下去……”
蒋唱不是现在才对他的写作、他写出的东西持这样一种淡漠的态度，早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蒋唱还在上中学，他因《迟来的春风》等作品而轰动而获奖而大红大紫时，蒋唱就对他小哥、阿姐说过：“小叔写的东西我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动？我总觉得我心里想的跟他心里想的一点儿都碰不上……”
他在蒋唱面前，在蒋唱的目光下，深刻地意识到那不是一个所谓的“代沟”问题，那是一个生命个体与另一个生命个体之间的距离问题。是的，尽管蒋唱是他亲哥哥的骨肉，同他在遗传继承上有着不可切割开的血缘关联，但蒋唱又毕竟变异为了完完全全独立于家族血统的一个单独存活的个体生命。
“小叔你还写哪？”
面对这个问题，他在同大侄女蒋唱的目光相接相粘后，忽然主动毅然地切断转移，他把目光移向了蒋唱家那个客厅的窗外，窗外是南国明媚的晴空，一碧如洗，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晕。
他感到深深的寂寞。
还写哪？
是的，还写。也许所写下的除了他自己，再找不到知音。那是生命的大悲哀。但那也是生命的大庄严。
……
他记得60年代初是他最感到寂寞和困惑，而内心又最充满躁动和渴求的时期。父母迁到张家口去了，北京没有了自己的家，他就完全成了一个只能把大学宿舍中的那个铺位认作自己最亲切的栖息地的青年。阿姐勇哥一家还在北京，他常常去那里，在那里同时还可以看到鞠琴姐延茂哥一家，但在那里所得到的温暖加起来也都不足以填补父母那个家迁走所造成的巨大空白。北京还有一家亲戚：八娘和曹叔一家，此外还有一个沈锡梅表姐。沈锡梅表姐当时仍然没有出嫁，在单位里住宿舍。沈锡梅表姐一度表现出对京剧的兴趣，这很令他惊异，沈锡梅表姐约他一起去看过荀慧生的《荀灌娘》，还有赵荣琛的《荒山泪》，看得出锡梅姐对一个胖大得出奇的男旦所扮演的十几岁小姑娘荀灌娘难以认同，而她对一个瘦骨嶙峋的男旦所扮演的山乡女子张慧珠那“唱得好惨啊”的评价，也很难被视为一种由衷欣赏，但她还是不仅频频把自己送进剧场，又一再让他给借市面上很难买到的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和《程砚秋文集》……但当他有一回主动给锡梅姐送去《荀慧生舞台艺术》一书时，锡梅姐却说：“算了，不看了，再看我也还是入不了境，我就还是钻研我的古木复壮课题吧……”说完脸一层红似一层地达于紫涨，眼镜片后的眼睛里还闪烁着一些可疑的光点……
那时候他把一口装衣物的箱子，寄存在父亲的老朋友崔伯伯家里，因为学校宿舍里放着不方便，容易失窃。另外父母那样为他安排，也是为了使他能在北京得到一位至好老友的照应。其实父母的想法未免过于单纯。在人生途程中，自己一辈间的所谓友情已概难持恒，又何能将其辐射于下一辈中呢？……
他记得，那天下午他去崔伯伯家，为的是从寄存的箱子里取出一件秋凉后应加添的毛线衣。崔伯伯当时是一个技术权威，不仅担任着某设计院的总工程师(还兼副院长，不过副院长是虚，总工程师是实)，政治上还有相当高的地位，是全国人大代表，所以崔伯伯的宿舍非常宽大……那一天他敲开门后，是崔伯伯的一个儿子来给他开的门，那儿子当时大约只有七八岁，才上小学的样子，见门外是他，脸上明摆着瞧不起与不高兴，也不招呼他一声，只大喊一声：“妈！有人来了！”便转身跑入自己的屋中。
崔伯母出现了。是一位看上去相当年轻、体态丰腴、面庞秀美、声调娇嗲的江南妇女，穿着一身在当时街上已绝对少见的旗袍，烫着式样别致的发型，一见是他便满脸堆笑，客客气气地说：“啊，蒋盈海，你好，你取东西来吗？好好，你自己去爷爷屋里取吧……你崔伯伯又出国去了……我也正忙哩……你自己取去吧！”
他知道，这位崔伯母比崔伯伯大约要小20岁，是崔伯伯的二房妻子。崔伯伯的原配是家里包办的，他们也曾一起生活过，也曾生下子女，不过崔伯伯在解放前夕就公开地娶下了现在这位崔伯母——据说这位崔伯母的父亲，就是她从门外迎进他以后，对他提及的那个“爷爷”，当年曾当过崔伯伯所在的公司的一个小职员，在那期间崔伯伯发现了现在这位崔伯母并爱上了她——后来解放了，崔伯伯被调到北京委以重任，他便带上现在这位崔伯母来北京上任，但并未同那头一个妻子离婚，他每月按时给那发妻汇去生活费，剩下的钱便几乎悉数交给眼前的这个妻子，这位崔伯母同他又生下了两子一女，因而，他听自己的父亲同母亲私下议论过：“莫看那崔三(崔伯伯在同辈亲友间的绰号)如今薪水高，两处一分，剩下的也就不多了；再说那‘茉莉花’(崔伯伯第二个妻子的绰号)比他小那么多，不能不为自己后路着想，手里把钱捏得紧紧的，所以除了吃宴会，那崔三在家里吃得好清淡！那天我和莫四(另一位父亲朋友莫伯伯的绰号)在他家打戳牌(一种三个人对打的叶子牌)，末后他留我们吃饭，你猜吃的什么？一盘没有几片肉的炒扁豆，一锅没多少油水的冬瓜汤，一碟子炸花生米。据说还是为了招待我们喝酒额外添加的……所以崔三现在老来俏，原来一个大胖子，如今苗条了哩！所以他总潮得慌(就是缺少油水)，总愿意到我们家来打牙祭，吃你做的香香哩！就光你那卤肉，他就恨不能空口吃上一大盘！……”
他记得，那天他往那崔爷爷屋里找他寄存的箱子取毛衣时，心里头便活现着父母亲的这类议论，以及关于崔伯伯本人的种种印象……那崔爷爷是个猥琐的、矮小的南方老头儿，在屋里居然穿着那时候街上已绝对看不到的长布袍，头上戴着一顶旧的家织毛线帽，见他进了屋很受惊的样子，他便含混地点头施礼，他不愿叫那老头儿爷爷，因为其实那老头儿比崔伯伯大不了多少，比父亲更只大个五六岁，他凭什么要屈居于那个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的辈分，那么样地叫他？更何况即使顺那个逻辑也只该叫“外公”或“姥爷”，凭什么要叫“爷爷”？……
他记得，在那个单元里最小的一间屋子里，他同那个老头儿都很尴尬，因为尽管崔伯伯和那位年轻的崔伯母的客厅和卧室布置得相当漂亮，而这间小屋子分明只是个储藏室，一切都简陋不说，还显得格外狭窄拥挤，老头儿除了一张木板床，还有一只旧藤椅，此外就是从地面一直往上几乎要堆及天花板的两摞箱笼……他很扫兴地发现他那口寄存的箱子已不在浮面上，而被压在了另外三只崔家的箱子下，“寄人篱下”这个成语的全部内涵生动地充溢于他的心间。他手忙脚乱，简直是有点粗暴地挪开了那压在上面的三只箱子，又几乎可以说是气急败坏地取出了自己的毛衣……
他记得，正当他穿妥毛衣向崔伯母告别，崔伯母正虚伪地堆出一脸笑容对他说：“吃了晚饭再走好啦……”却又有人敲门，崔伯母满脸疑惑地打开门，崔伯母吃了一惊，他更莫名惊诧。
门外是二哥。
……原来二哥上午到了北京，先去了部里，中午到阿姐那里吃过饭，又到大学里找他，没找到，便又到这里来找崔伯伯——出现了一桩大喜事，北京这边决定把二哥调来，到他们那个行业的一所干部进修学校任教！崔伯伯既是这个行业的技术权威，在部里又威高言重，二哥在办理有关手续的过程中，害怕“夜长梦多”，中途生变，因而赶着来拜望崔伯伯，也是希望崔伯伯再给部里有关领导打个电话，加以巩固的意思……没想到兄弟竟相逢在别人家中！
“咦呀，是盈工呀！好一个英俊小生！你运气不好！你崔伯伯偏偏出国了哩！”崔伯母自然早就见过二哥。当年父母在北京时，二哥不仅随父母来过崔家，崔伯伯也曾带上崔伯母到过他们家，遇上过出差在京的二哥……
崔伯母固留二哥和他吃晚饭。他当时没有往深里探究过，为什么崔伯母留他吃饭时，那表情是十分勉强的故作热情，而留二哥吃饭时那表情至少透露着七分真诚……
那天他们哥俩没有留下吃饭。因为他告诉二哥，他已买好了电影票，并已同沈锡梅表姐电话约定，在首都电影院门口集合，一起看苏联的彩色宽银幕电影《红帆》。二哥愿意跟他一起去首都电影院，如果临时买不到票，就在门口等一张退票。同时听说崔伯伯不在国内，是在热带的一个友好国家里主持一桩援外工程，短时间也回不来，所以留在崔家吃饭也无意义。
……那年轻的崔伯母只比二哥大个一两岁，他后来听二哥说过，去得多了，混熟了，崔伯母有时就同二哥开开玩笑，有好几次把一只绵软软的拳头捶到二哥脊背上，用一种长辈对小辈的口气，似乎是责备似的说：“好个盈工，吃得介胖！该死！”……二哥说到那儿总停住不再往下说，他那时也年过二十了，便意会出一种什么滋味，于是两兄弟便相视怪笑；他有时同二哥一块儿散步，兴致上来，就也捶击二哥脊背一下，学着那嗲腔嗲调说：“吃得介胖！该死！”二哥便笑得喘不过气来……
……他记得，那天到了首都电影院门前，锡梅姐一见二哥竟随着他从天而降，脸就又渐次地红了——为什么锡梅姐那张左右不怎么对称的脸庞红起来时总是明显地呈现出一层层一晕晕增深的状态？那种生理现象是什么心理结构的效应？……锡梅姐立即结结巴巴地表态说她就不看了，让他们两兄弟进去看，“因为……你们看完了好摆啊……”二哥就说大家都看，等一张退票吧，看完了大家一同到电影院旁边的高台阶饭馆吃点东西——那饭馆他和二哥多次光顾，可总不记得名字，只记得门口有很高的台阶——但那天退票很难等，电影院门口以至老远的人行道上就有些人伸出提着钱的手嘴里不住地说：“谁有票？谁有票？……”他就把票给了二哥，让二哥和锡梅姐进去看，锡梅姐有点惊惶，转动着头颅，仿佛在寻找一面镜子，用手托托眼镜架，又低头望望自己衣襟，喃喃地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看我今天……也顾不上……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他当时觉得很好笑，不是进去看电影吗？难道有谁要看她吗？
……后来还是二哥和锡梅姐去看了那部叫《红帆》的电影。他一个人步行了好长一段路，边走边想，锡梅姐不再去剧场看京戏，而改为频频进电影院看电影，是偶然的吗？并且锡梅姐不再让他给借《舞台生活四十年》一类的书，而改让他给借乔治·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以及《苏联电影剧本选》一类的书，在见到他时，又似乎总试图同他“摆一摆电影”。比如问他，那个苏联电影《海之歌》，一点儿故事也没有，“乱七八糟的”(说出这句话锡梅姐马上后悔，又改说成“东一段西一段的”)，究竟好在哪里呢？他倒能耐心地给锡梅姐讲上一气，但有一回是同在阿姐家聊天，锡梅姐试图同阿姐摆一摆刚看过的国产片《冬梅》，谁知刚开了个头，阿姐便极为不屑地说：“什么冬梅夏梅，我现在不看电影，像二哥、小哥他们那样天天靠看电影吃饭，有个什么意思？年龄都那么大了，还不赶紧找个人结婚，瞎胡混！”锡梅姐的脸立即一个层次又一个层次地红涨起来，当时他只觉得是锡梅姐想到了自己那与小哥相仿的年龄，她也那么大了，又是个女的，还没结婚，不更是瞎胡混吗？但后来他就意识到，锡梅姐的难堪似乎还另有更深层的因素……
11
二哥调到北京以后，请假去了趟张家口，看望父母。
二哥从张家口回来以后，断断续续向他讲到一些情况。
父母在张家口那所军事学院中过得不错。尽管张家口地区一般居民的生活远比北京艰苦和单调，然而学院自成体系，占地颇巨的学院围墙里是一个与北京郊区部队大院相仿的特殊环境，父母住的是单元楼，吃粮和副食供应上都有特殊照顾，因而不必为他们的生活担忧。父亲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深得学员们喜爱。母亲把家务操持得比在北京更井井有条。而渐渐长大、聪明伶俐的蒋唱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但父亲却一反前几年对大哥的好感，重又复归于对这个从幼年起就不断给他招惹麻烦的长子的厌恶乃至于痛恨。
二哥自然一直保持着同大哥的通信，并且自然与大哥有更多的交流。据二哥透露，大哥在部队久久不能入党，使大哥的自尊心大大受挫。大哥在部队实在是极其努力，他的口才、文才，以及敏捷而大胆的思路，也深得某几位首长看重，几次借到军区宣传部参加一些很光荣的任务，但却总不能正式调入军区有关部门，因为他总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有一回大哥所在部队的一位党的领导忍不住透露给大哥：他们外调了父亲的情况，知道父亲在反右运动中有错误言论，开过中型会议批判，但最后没有定为右派，只由组织内控，即属于“内控右派”，不告诉本人，只要本人没有新的右派言论和行为，也不影响一般性使用，可继续发挥其专长……这样的一种情况，决定了大哥即使本人再加努力，也很难被吸收入党。大哥听了大为震惊，便忍不住写信告诉了二哥，二哥到了张家口，有一天当父亲抱怨“老大死不争气，这么多年连党都入不了”时，便忍不住向父亲做了解释，并问：“爸，你真的被定成内控右派了吗？你真的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也没察觉吗？”据二哥说，父亲当时先是一愣，紧接着就暴怒地用手把桌上的烟灰缸一下子扫到水泥地板上，跳起来恨恨地说：“好呀好呀，死不争气，自己入不了党，还污赖老子！我是坚决不认他这个儿子了！荒唐！荒谬！岂有此理！”吓得母亲从厨房里提着锅铲出来，不知道陡然降临了什么祸事，而还完全不解事的蒋唱便“哇”地哭了起来，跑过去使劲抱住爷爷的双腿……
二哥后来非常后悔。他再长大些后也很埋怨二哥。二哥原是最孝顺父母的，从小长大到那一回以前几乎从未让父母生过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气，然后那一天他却猛地在父亲心上划下了一道又深又长的伤痕！
……到了那军事院校后，父亲原是心情舒畅的，他很满意组织上给他安排的那个角色，并且自己也很积极地投入那个角色。父亲在反右运动以前因为真诚地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加入共产党，因此没有像钟先生那样去刻意地塑造自己，但他后来加入了“民革”(即一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那原因一是单位里的“民革”头头动员他，二是他觉得自己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又到广州积极投入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与廖仲恺、何香凝等都有过从，因此自己加入“民革”颇顺理成章；在反右运动的引发阶段大鸣大放中，他正是因为参加了“民革”，才在一个“民革”的“神仙会”上出于“响应党的号召”，又碍于主持者一再点名动员，才发了一个言，那言论从后来反右运动所竖立起的坐标来衡量，定性为中右是一点也不冤枉的——他在歌颂了共产党的廉洁以后，却举出一些例子，用新旧海关对比，说新海关的一些干部实在外行，不像旧海关人人都得精通业务才混得下去……后来那“民革”头头及另外几个人都划成了右派，在批判斗争那几个右派分子的会上，也组织了几个涉及到他的错误言论的批判发言，钟先生的发言火力最猛。据说发言中因为激动，拍了一下桌子，竟使得小手指骨裂，后来治疗了好久才终于复原；父亲自己也在会上对自己险些被右派分子利用、客观上攻击了党作了自我批判……反右运动过去以后父亲除了不再担任副处长，改任谁也不领导而且工作内容颇为机动的专员，但待遇不变，因而他自己并不觉得入了什么“另册”，后来调到军事院校任教，发挥他那经旧海关多年外班工作练就的英语口语专长，也很得心应手，他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跟着共产党走，并且也得到共产党信用的“民主人士”，他在张家口生活得比在北京更心态平静、富有生气，虽然张家口没有西餐馆，不能满足他那吃西餐的口腹之欲，但母亲即使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中、条件下，有时也能给他弄出西式的炸牛排、奶油鱼、土豆青菜沙拉吃，加上又有孙女儿在膝下承欢，那简直有一种足称幸福的感觉……
然而二哥却给父亲带去了那样一个可怕的信息！他不相信、不承认，并且不愿想像他的档案上有那样一种不仅令他自己，而且也令子女羞耻的印迹，他断定那是大哥因为久久不能入党，而造出的一个谣言，由此他对大哥恨之入骨，并且再不给大哥大嫂复信，凡去信都一律由母亲来写……
他从未向父亲坦诚地谈过这一段公案。父亲真的能通过断定大哥造谣和怨恨大哥，扫除他心中的阴影吗？他记得，那已是接近“文革”的一个假期，他那时已然从师范学院毕业并已分配到市区一所中学任教，他趁假期到张家口去看望父母，本来一切都很正常，忽然有一天母亲笑吟吟地从食堂回到所住的单元里说：“……人家催乔芝芸和我们家去领苹果哩，盈海你快拿个筐陪我去提……”那本是一桩很平常的事，学院经常在食堂分发给各家一些作为福利补助的“进口货”，大概是父母那座楼里别的家都已闻讯领过了，只有那个叫乔芝芸的和父亲家还没有去领，因而食堂的人见到去买馒头的母亲便顺便作了那样的嘱咐；谁知父亲一听这话便陡然从躺椅上跳起来，将手中的一本英语语法书往地上一掼，脸红脖子粗地吼：“什么？让乔芝芸和我们去领？！不要！不要！！不要！！！”把母亲和他吓了一跳，幸好蒋唱当时到楼下找小朋友玩耍去了，否则一定又要被吓得“哇”地哭出声来……
后来他弄清楚了，那个叫乔芝芸的是一个年龄已近50的妇女，他见过，望去尽管憔悴，却依稀可见当年的美貌。据说解放前是一张什么报纸的记者，解放后又一度在一张民主党派办的报纸继续当记者，反右运动时因有大量右派言行被划为了类别最为严重的右派分子，而且在大批右派分子都已摘了帽子之后，她居然还未被宣布摘帽，经过一番下放劳动改造以后，那所军事院校也通过有关部门把她调去当了一个外语教师，据说她掌握一门在当年显得相当偏僻的外语，好像是葡萄牙语什么的；在二哥透露大哥信函中的“秘密”前，父亲对乔芝芸的存在，本来是无所谓的，他懂得那体现着共产党胸怀的朗阔：一个政治上如此反动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只要她有一技之长，甚至也可以调到部队的学院里来教课；只要自己和家人少同那姓乔的接触，便不会惹来什么麻烦。他分析，一定是二哥那次不慎在父亲心上划出了伤口以后，父亲便对姓乔的敏感起来，并且一定产生过某些联想，某些疑惑，果然，那天食堂里的人一定是非常偶然地为分发苹果的事将乔芝芸和父母家并提，父亲便仿佛有人将手指探进了他那无形而又无法向别人——即使是母亲——袒示的伤口，顿时暴跳如雷，最后竟语无伦次……
二哥确实很为无意中伤害了父亲后悔。但二哥出差去了一趟广州，并在那里同恰好也到广州出差的大哥相会进行了畅谈，回来后就又跟他透露说，大哥的入党难，不仅在于父亲的那个“内控”问题，也更在于他自己——他那一年因为父亲摔掉面碗赌气一跺脚离家出走以后，经历很复杂，据二哥的分析，那一段参军以前的经历，其实他本不必那么详尽地向组织上交代，因为究其实他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流浪青年，并没有什么真正称得上是革命或反革命的政治行为，不详细交代也并不算隐瞒了什么，结果他一详细交代，就使组织上感到他个人历史也实在复杂，而他那些经历又无从去调查确证……
……原来那一年大哥离家出走以后，到一艘轮船上当了一个水手，乘那船驶抵了上海；在上海他不愿再干水手，便到一家高档饭店当了一个侍应生，在当侍应生阶段，他颇有一些风流韵事。据二哥转述，有一回大哥在酒吧中服务，那里聚集着若干洋人和高等华人，有一个当年相当走红的女电影明星那天去了，那女明星很忧郁也很浪漫，她好像很不喜欢那些请她去和包围着她的人，而且也并不喜欢那个地方，她为了气那些尾随着她的男士，便故意拉过大哥去要大哥同她跳舞，大哥巴不得那样，便同她跳了起来，令她和那些男士大为吃惊的是，大哥竟跳得那样棒！这对大哥来说本不足为奇，他并非贫寒出身，尤其是在到加拿大、美国当过外交官的姑爹家中，早同表妹田霞明、田月明等跳得不仅中规中矩，而且极能临场发挥，极具高雅风度……大哥说那女明星至少是在跳舞的那一段时间里爱上了他——确实，大哥正当20岁的青春年华，体魄健壮，面庞虽非英俊但线条刚硬和谐，是值得一位韶华即逝而情欲犹旺的女明星一恋的……大哥紧紧地搂着女明星的腰，在舞动中有时身体同女明星非常贴近，这使得周围的男士终于愤怒，他们中有人让乐队中止了演奏，女明星大怒，挥手就掴了想牵她胳膊的某位男士一记耳光，那男士用手帕捂着被打的面颊，愤愤地说：“难道你宁愿让那么个臭小子亲你的嘴，也不跟我们这些男士跳舞吗？”女明星便仰起脖子把长发一甩说：“你们这些男士？你们哪一位有丁点儿男子汉的气概？你们光知道在这里醉生梦死，你们哪里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流血流汗？你们敢流汗吗？敢流血吗？哼，你们哪一个有种，就流血给我看，我就跟那个不怕流血的男人亲嘴——不管他是哪位！”女明星喝香槟喝多了，显然说的一半是醉话，周围的男士们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正当此时，大哥却一把抓过桌上的酒瓶，用力往桌子边上一磕两段，那迸出的酒还没有流完，他便用右手将那摔破的酒瓶用力地往自己挽起袖子露出的左胳膊上用力一划，顿时划出一道口子，鲜血马上流了出来，而这时女明星便毫不犹豫地扑上去，搂住大哥狂吻，吻他的额头、眼睛、面颊、脖子、肩窝，最后紧紧地吻大哥的双唇……
……20岁的大哥如此浪漫的经历，听来令他惊奇，也令他隐隐地有些嫉妒……难道连这样的事情，大哥也向组织上作了交代？二哥说，是的，大哥竟也作了详细交代，并作了相当苛刻的自我批判……
大哥后来又从上海流浪到天津，在天津还跑到一家商行当过一段仓库的看守，二哥乍听大哥那么说疑惑地问：怕是当搬运工吧？你那么一个流浪青年，人家怎么信得过你呢？大哥说那老板就信任了他，就让他当了看守，因为他说他会武功，会开枪，老板不信，他就说不信你拿把枪来我打给你看，老板果然递他一支枪。他不接，笑笑说您别给我一支空枪，我要装子弹的，老板就真装上子弹递给他，让他打院子里的一棵树，他便瞄准了那树，一按扳机他就说：“是颗哑弹，不过您去看看我打得怎么样？”老板让人过去一细看，服了，大哥射中了那棵树树干的中线……二哥听了这段就相信了。因为二哥早就知道大哥摆弄过枪，那时候他还很小，但二哥、大哥已经十几岁，二哥大哥到姑爹姑妈家去玩，姑爹是个国民党的将军，住在一幢花园洋房式的住宅里，二哥随大哥偷偷跑进了姑爹、姑妈的卧室，大哥居然私自拉开了姑爹的床头柜，见那里头有一把手枪，便大胆地拿起来玩，开头先假装对着二哥，把二哥吓得不知如何躲藏，然后大哥便瞄准屋子角的衣架开了一枪，“砰！”那枪里原来装着真正的子弹，硝烟中衣架应声而倒……大人们闻声跑了进去，一见那情形姑爹就连连顿脚，喝令大哥把枪扔到地上，父亲后来自然狠狠揍了大哥一顿——但大哥已不再是个孩童，揍他时他虽不反抗，倒弄得父亲胳膊酸疼手掌发麻腰也扭伤……
他的大哥便是那样一个人！他隐隐觉得，大哥后来的继续流浪，直到终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其说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因素在起作用，毋宁说是一种天性中的内在推动力在驱使……那确实很难解释，为什么大哥要用诸如此类的方式，来创造他生存于世的一种价值？
12
当二哥宣布说决定同沈锡梅结婚，并在单位未分配住房前暂借八娘、曹叔宿舍中的一间屋子成婚安家时，他并不感到惊奇；当然他也并不相信锡梅姐(那以后他改叫锡梅嫂)的“摆电影”能力有多么大的提高。
阿姐的反应却截然不同。首先是吃惊。她那些年忙于自己的生活，尽管偶尔想起二哥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有些代为着急，也曾跟鞠琴姐等多次商议过如何再给二哥介绍个合适的对象，但她却从来不曾真正关注和了解二哥的感情生活。她曾私下里对他悻悻地说过：“想不到沈锡梅这么厉害！表面上憨憨的笨笨的，原来一直在放长线钓大鱼！二哥也是，怎么挑来选去，最后居然相中了她！不是我有意臭沈锡梅，她优点固然很多，事业上也算有所成就，我们院子外头那马路上的两大排银杏树就是她优选成功的行道树新品种，可凭她那副长相，怎么配得上我们二哥呢？说实在的，大哥长相不错可惜有点矮，小哥长得像七舅舅，金鱼眼，短下巴，扮小旦能混过去，作为一个男人那长相可不行，你嘛还没长成型，总是个少年人模样……论起来我们家四个兄弟里也就二哥真拿得出去，论个头有个头，论相貌有相貌，论风度有风度，专业上有水平，英语又自学到能同声口译的程度，又懂文学艺术，比那曹叔还风流倜傥，可他居然到头来娶个沈锡梅为妻，两个人怎么一路到街上走动呢？……”又压低声音，预报不祥说：“再说沈锡梅跟我们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你知道妈妈跟四娘、八娘她们的父亲是从堂兄弟，就是说他们的父亲是堂兄弟，再往上，我们外公的爷爷和涧表妹外公的爷爷，就是亲兄弟了，算起来还在五服之内啊，这样近亲结婚，生出孩子会是傻子、怪胎，你懂吗？……”
小哥的反应骨子里同阿姐一样，但表现方式不同，他从湖南给二哥和锡梅嫂写来了贺信，是寄到八娘曹叔那里的，信很简短，里面有个对子：“千里相会终成眷属，白头偕老永远幸福。”当时谁都没有在意，后来他恍然大悟，小哥是将“有缘千里来相会”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两句话里的“有缘”、“有情”故意掐掉，以隐含他内心中对二哥、锡梅嫂是否有缘有情的深深怀疑。他对小哥的这一反应并不以为奇。他知道，父母是一度希望小哥同沈锡梅好的，而沈锡梅也一度同小哥保持着频密的通信关系，那对京剧的一度热衷也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小哥后来明确地拒绝了沈锡梅的追求，并中断了与沈锡梅的通信联系。
二哥和锡梅嫂是在1966年的“五一”劳动节结婚的。他们是大时代中两粒微不足道的芥豆。他们哪里知道那时候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正在康生幕后指挥下选择着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时机……5月25日那大字报在北京大学贴出，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那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了那张大字报。但二哥、锡梅嫂乃至八娘都仍旧梦梦然地过着他们那凡人的小日子，惟有曹叔从部里下班回来时脸色比往日严肃许多，但就连曹叔那时也只是隐隐感觉到有一种什么风暴在开始卷动，但同时又觉得无论什么《海瑞罢官》，什么“三家村”，什么北京大学的事情，也都离自己那个部那摊具体工作还相当地遥远……
6月中旬他去八娘曹叔他们住的那个宿舍大院，看二哥和锡梅嫂，二哥锡梅嫂借住的那间洞房同八娘曹叔一家自住的两间半房子不连在一起，当中相隔着两进院落，位于一个偏僻的角落。屋外有别人家栽种的一架葡萄，枝叶纷披，一串串的葡萄花正在转化为小小的葡萄珠。他在那屋里同二哥、锡梅嫂一起喝茶。这时就传来了一阵阵相当响亮而又浑然不清的呼喊声。原来那宿舍大院对面就是《北京日报》的办公大楼，那里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心，正展开着人与人之间狂暴的斗争。那声浪一波波地传来，惊心动魄，偶尔可以听出来一阵阵的口号声喊的是“打倒某某”，但那又分明不是一种秩序井然的批判会。因而突然会有某几个人的尖声呼叫，凶狠而杂错，同时又突然会有某一两个人的尖声嚎叫，凄厉而恐怖……他记得，就在那一天，正当他们不得不停止相互交谈，悚然地坐在那洞房里不由自主地倾听着那些音响时，突然有一种更为惊心动魄的声音传来——《北京日报》社有人在批斗中破窗跳楼了……
多少年后回忆起那天的情景，那些非人间应有的嘶叫、狂吼和惨嗥还似乎回荡在耳边。他不由得惊异地想到，不管那“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如何激烈躁猛，只要还有一刹宁静，一隙空间，即使在北京，在《北京日报》办公楼旁边，也还有人结婚，有人性交，有人受孕，有新的生命在进行细胞分裂……二哥的大女儿蒋红，其生命便肇始于斯时斯地，而那也绝非什么奇事怪事……
人们到处生活。
人们随时生活。
在有人相恨相斗的时候，也有人相爱相依。
在有人跳楼自杀或采取别的什么方式残酷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也有人在黑暗中默默地创造着新的生命。
在非常非常伟大的后来被记载下来称作历史的一些事情在威武雄壮地运作的同时，也有许许多多非常非常猥琐渺小后来一定不见诸历史书籍的凡人小事在密密匝匝默默无闻地生灭着……
他常常想哭，为那历史以外的活鲜鲜的存在……
他又常常想笑，微笑，为那些猥琐渺小的鲜活个体及他们的生存轨迹被伟大庄严的历史筛汰掉而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