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历新年很平静地过去了。失火那天晚上看守着仓库的民兵们都被押到县里去，关了起来。王同志有许多报告要写，顾冈也忙着写他的剧本，他还是舍不得放弃那一场火，结果仍旧利用它做了那水坝的故事的高潮。
在他那故事里，那工程师与年老的农民会商，造了一个水坝，解决了每年溪水泛滥的问题。但是这村庄里有一个地主，他经过了土改仍旧安然无恙，由于政府的宽大政策，他也像别人一样地分到了一亩多地，他生活得比别人还好些，常常关起门来大吃大喝，有干部来访问的时候就赶紧地把碗筷都收起来。而且那大腹便便的老头子仍旧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陪伴着他。大概是他的姨太太，但是这一点也许还是含糊过去的好，因为在人民政府的治下，纳妾制度是不应当继续存在的。她主要的功用是把她那美丽的身体斜倚在桌上，在那闪动的灯光里，给那地主家里的秘密会议造成一种魅艳的气氛。她的面貌与打扮都和月香相仿。当然。这是夏天，她不穿着棉袄，而是穿着一件柳条布短衫。衣服尽管宽大，那直条子很能表现出曲线来。
有一个间谍去找那地主，要他参加特务活动，给了他一张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委任状。那地主就在某一天黑夜里兴兴头头捧着一只炸弹，带着他的姨太太去炸那新筑的水坝。他们被发觉了，但是幸而溜得快，并没有被人看见他们是谁。
那特务又来找他，逼着他做出点切实的成绩来。那地主没有办法，又去放火烧毁政府的仓库。这一次他被当场捉住了，他那姨太太捧着个小包袱紧紧跟随在他后面奔走着，也被逮住了。他们想必是预备在得手以后立刻远走高飞。小包袱里除了别的贵重对象之外，还收藏着他最珍视的那一张委任状。
顾冈自己觉得很满意。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干净而紧凑。但是结尾可惜不能有一场伟大的火景。那一场火不能让它烧得太大。刚刚有一两袋米开始冒起烟来，就已经有一个守兵绕着墙角跑了过来，大声喊叫着，“失火了！失火了！有人放火！”要不然，那就显得民兵太低能了，太缺少警惕性。一定有许多报纸怒气冲冲地声讨他，“敌友不分地滥用讽刺的武器抨击人民自已的组织……超出了建设性的批评的范围……”那张影片大概不会被禁映──那人引人注意了──仅只是在放映期间俏悄地抽掉了，从此永远下落不明。
预定的给军属拜年的一个节目，不得不展期了，因为炮竹统统在火灾中消毁了，临时也来不及再到镇上去购买。一直等到过了年初五，镇上的小店开门之后，王同志又挨户收费，凑集了一笔钱，重新到镇上去了一趟，买了些炮竹回来。
第二天一早，村上的人都聚集在村公所外面。参加游行的都排起队来，秧歌队排在前面，挑着担子送年礼的排在后面。敲锣打鼓，扭秧歌的开始扭了起来。男女站成两排，不分男女都是脸上浓浓抹着一脸胭脂。在那寒冷的灰色的晨光里，那红艳的面颊红得刺眼。挑担子的弯着腰钻到扁担底下，然后吃力地直起身来。扁担的一端摇摇摆摆吊着那淡白色的肿涨的半只猪。割下来的猪头，坐在篾编的盘子里，猪耳朵里很俏皮地掖着一两朵粉红的小纸花。别的篾盘里盛着一堆堆洁白的年糕，像砖头一样硬，迭得高高的，上面也贴着金字，插着纸花。
王同志注意到那两排扭秧歌的非常参差不齐，因为年底抢粮，打死了许多人。他向小张同志做了个手势，小张同志就走上前去，和四周站着的老年人不知说了些什么。那些老头子老太婆随即无可奈何地微笑着，大家推推搡搡，挨挨蹭蹭地也都挤到秧歌队里去。谭老大与谭大娘也在内。他们衰老的脸庞整个地皱了起来，带着他们习惯的那种半皱眉半微笑的神情，也来尝试着扭秧歌，把手臂前后甩动，骨节格格地响着。
王同志回过头来，发现顾冈也出来了，站往他旁边。他向谭大娘努了努嘴，她正跳着舞，在他们面前扭了过去。“今年六十七了，”他微笑着说，“还这样热心。”
“六十八喽！过了年喽！”谭大娘立刻纠正他，彷佛被他少算了一岁，有点生气似的。
“六十八了，”王同志得意地向顾冈复述着。
送礼的行列一出村口，到了田野里，就停止扭秧歌了，要等到快到邻村的时候再扭起来。然后那些挑担子的，他们扁担上坠下来的负荷永远一纵一纵的，他们顺着那势子，也仍旧用细碎的步子扭扭捏捏走着。他们缓缓地前进，缘着那弯弯曲曲的田径，穿过那棕黄色的平原，向天边走去。大锣小锣继续大声敲着：
“呛呛啛呛呛！
呛呛啛呛呛！”
但是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