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还只有一点蒙蒙亮，村子里倒已经有许多人在那里杀猪了。远远地听着，牠们那一声声尖锐凄厉的长鸣，就像有人在那里狂吹着生锈的警笛。
有猪的人家今天都杀猪，预备给军属送年礼。在早晨九点钟左右，谭老大也把他的猪赶到门外的广场上。村子中央有这样一个凹陷下去的广场，四周用砖石砌出高高的平台，台上筑着房子。一概都是白粉墙的房尾，墙上被雨淋出一条条灰色的水痕，深一块浅一块，像凄凉的水墨画。
“别在外头杀，”谭大娘跟出来叨叨着。“还是在自己院子里好。外头人多口杂，万一有不吉利的话说出来。就快过年了。也要图个吉利。”
“不相干。又不是杀了自己吃。”谭老大无精打彩地说。“要是真讲究这些。还得点起香烛来杀。”
已经预先把猪饿了一整天，为了要出清它肚子里的存货。把牠从猪圈里一放出来，牠就到处跑着，静静地，迫切地把鼻子凑到那淡褐色的坚硬的泥地上，寻找可吃的东西。忽然之间，牠大叫起来了──有人拉牠的后腿。牠叫着，叫着，索性人来得更多了，两三个人七手八脚捉住了牠，牠一声声地叫着，永远用着同样的声调，一种平板无表情的刺耳的嘶鸣，比马嘶难听一点。
牠被掀翻在一个木架上。谭大娘握住牠的前腿后腿，谭老大便俯身去拿刀。他有一只篮子装着尖刀和各种器具。但是他先把嘴里衔着的旱烟管拔了出来，插在篮子柄的旁边。那篮子很美丽，编完了还剩下尺来长的蔑片，并没有截去，翘得高高的，像图画里的兰花叶子，长长的一撇，笔致非常秀媚。
尖刀戳进猪的咽喉，也并没有影响到牠的嗓音，牠仍旧一声声地嗥着。但是猪被杀的时候叫得太长久，也认为是不吉利的，所以叫到后来，谭老大就伸出一只手来握住牠的嘴，过了一会，牠低低地咕噜了一声，彷佛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从此就沉默了。
已经死了，嘴里还继续冒出水蒸气的白烟。天气实在冷。
猪的喉咙里汨汨地流出血来，接了一桶之后，还有些流到地下，立刻来了一只小黄狗，叭挞叭哒吃得干干净净。然后牠四面嗅过去，希望别处还有，牠一抬头，恰巧碰到猪腿上，一只直挺挺的腿，跷得远远的。牠好奇地嗅了嗅那条腿，也不知道牠得到怎样的一个结论，总之牠似乎很满意。牠走来走去，有时也泰然地在猪腿下面钻过去，亮不加以注意。牠那黑眼睛亮晶晶的，脸上确实是含着笑。谭老大把牠一脚踢开了，然而牠不久又出现在他胯下。谭老大腿上裹着麻袋的绑腿，那淡黄色的麻袋与狗是一个颜色。
金有嫂挑了两桶滚水来，倒在一只大木桶里。他们让那猪坐了进去，把牠的头极力捺到水里去。那颗头再度出现的时候，毛发蓬松，像个洗澡的小孩子。谭老大拿出一只挖耳来，替牠挖耳朵，这想必是牠平生第一次的经验。然后他用一个两头向里卷的大剃刀，在牠身上刮着，一大团一大团地刮下毛来。毛剃光了，他把一只小签子戳到猪蹄里面去剔指甲，一剔就是一个。那雪白的腿腕，红红的攒聚的脚心，很像从前的女人的小脚。
老头子须要从猪蹄里吹气，把整个的猪吹得膨胀起来。这样比较容易拔毛，他顿了一顿，才把猪脚衔到嘴里去。这件事他已经做过无数次了，还是一样地起反感。
围上了一圈人，在旁边看着。他们偶尔也说一两句话，但是只限于估量这只猪有多少斤重，有多少斤油；昨天哪家杀的那一只有多少斤重，加以比较；去年另外一家人家杀的，打破记录的那一只，又有多少斤重。
“这只猪只有前身肥，”一个高而瘦的老人说。他穿着灰布长袍，高高耸着两只方肩膀。
谁也没有答理他。他们的话全都是独白。
那个高个子的老人回到自己家里去，不久又来了，拿着一只青花碗和一双筷子，站在那里呼噜呼噜吃着那热气腾腾的粥，一面吃一面看。
猪毛有些地方不容易刮去，金有嫂又捉了一壶滚水来，把壶嘴紧挨在猪身上，往上面浇。终于浑身都剃光了，最后才剃头。他们让那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牠脸朝下，身上雪白滚壮的，剩下头顶心与脑后的一摊黑毛，看上去真有点像个人，很有一种恐怖的意味。剃完了头，谭老大与谭大娘把那个尸身扳了过来，去了毛的猪脸在人前出现，竟是笑嘻嘻的，两只小眼睛弯弯的，瞇成一线，极度愉快似的。
他们把死猪搬到室内来，趴在一张桌子上。阴历年尾的寒冷，使这房间成为一个大冰窖。猪头已经割了下来。它恬静地躺很那里，把它那白色的巨喙搁在桌面上。也不知道们是遵守一种什么传统──这种传统似乎有一种阴森怪异的幽默感──他们给那猪嘴衔着牠自己的蜷曲的小尾巴，就像一个快乐的小猫咬着自己的尾巴一样。
他们的猪圈也同时就是茅厕，村子里大都是这样。一间黑黝黝的房间，正中挖了一个浅浅的坑，坑里养着猪。几只尿桶高高地站在土坑的边缘上，随时有滚下去的危险。那天下午，老头子进去倒尿桶，向那黑暗的坑里望了一眼。里面空空落落的，少了一个偃卧着的形体，也听不见那熟悉的咕哝的声音，房间里显得静悄悄的，有些异样。
他从猪圈里走出来。走到那稀薄的黄色阳光里。他觉得非常震动而又疲乏，就像痛哭过一场，或是生过一场大病似的。他的媳妇在院子里刷洗那只大木桶上的油污。他的妻子坐在门坎上，用一块破布擦抹他杀猪的器具，一件一件擦干净了，仍旧收到篮子里去。他走到屋檐下站着，两只手抄在他的蓝布作裙底下，把那裙子兜得高高的。
“以后再也不养猪了！”他突然说。
“你从前也说过这话，”老妇人说。她看他不作声，就又再残酷地钉上一句，“你那回不也是这样说。”
“哪个再养猪，是婊子养的！”他大声说，眼睛并不朝她看着。
金有嫂啜泣起来了。她手上腻着猪油，不能用手去拭泪，只好抬起一只肩膀，把面颊在肩膀上挨擦着。滚热的泪水顺着脸淌下来，很快她就被风吹冷了。
他们三人都在想着“那回”那件事。那还是从前日本人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谭家是个大族，但是只有五房里兴旺过一个时期，出过举人进士，做过官，发了财以后，就进了这座房子给族人居住。那破烂的大白房子里面住的都是些庄稼人，但是大门口仍旧挂着一个堂皇的金字匾额，“进士第”。共产党来了以后，这块匾卸了下来了，但是在抗战期间是还挂在那里的。
大房子里分出无数的庭院，中间横贯着长长的一条条阴暗的石砌甬道。这些甬道虽然上面挺着屋顶，其实简直就像衖堂一样，小贩可以自由地进出，在房屋里面穿过，叫卖东西，又来了一个瞎眼的乞丐，顺着脚走到房屋里面来了，他的竹杖点在地上铺的石板上，发出清脆的“滴滴──”声。
那年也是腊月里，急景凋年的时候。和现在一样，讨饭的瞎子大声唱念着一连串的吉利话。
“……步步好来步步高，
太太奶奶做年糕。……”
乞丐之后又来了一个挑着担子卖麻油的，扁担上一头坠着个黄泥罐子，高声唱着“香油要哦香油？”
小贩走了过去，这房屋与它四周的村落就沉入午后的寂静中。谭大娘一个人在院子里磨珍珠米，她站在阴影里，时而把一只手伸到阳光里来，把磨盘上的珍珠米抹一抹平。金黄夹着白色的一颗颗，缓缓地化为黄沙泻下来。
她突然抬起头来，竖起耳朵来细听着。甬道里彷佛远远地有一种嗒嗒声，不是盲人的竹杖，是皮鞋踏在石板上。那时候汪精卫的和平军驻扎在关帝庙里，士兵常常到村子里来。
她正在那里留神听着，后门口已经砰訇作声，有人冲了进来。他们的后门通着甬道。她听见后面房屋里有人紧张地高声说着话。
“让我在这儿躲一躲，”卖麻油的小贩气喘吁吁地说。“他们来了！我看见他们来了！”
“要是朝这边来，那你躲在这儿也没有用，”谭老大说。
“那么快点让我从那边门里出去吧，”小贩挑着担子冲到院子里来两坛子油撞在门框上，訇訇响着。
“小心点，小心点，”那老头子说。
“他们来了！”谭大娘愚笨地向她丈夫轻声说。然后她飞奔到院子外面，他们新做的米粉面条放在墙根下晒着，淡黄白色的，小小的一团一团，像一个个稻草窠一样。她弯下腰来一个个拾起来。
“这些都让它去，算了，”老头子喘息着赶了出来。“快来帮我把猪藏起来。”
“我有主意──”谭大娘兴奋地轻声说。“抬到屋里去。屋里好。”
他们先后奔到猪圈里。那母猪养得非常肥大，老头子抱不动它，它在他怀里一扭一扭的，他有力气也使不出来。这时候金有嫂正在奶孩子，也奔了进来，匆忙地把孩子递到老妇人手里，就蹲下身来帮助他。
谭大娘向她媳妇直蹬脚。“妳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还不快去躲起来！快点！”
“嗳，快点，快点，快躲起来！”老头子也仰起头来用异样的限光望着她，在惊怖中几乎带着憎恶。
“咦，孩子怎么不带了去。”谭大娘有点生气地叫了起来，追了上去，把孩子塞到媳妇手里。
老头子看见媳妇，忽然想起儿子来。“嗨，金有呢？”他叫喊起来。“不能让他们看见。不要给拉夫拉了去！”
“嗳，快叫他躲起来，快点！”老太婆颤声说。“嗳呀，瞧你这胡涂劲儿，孩子怎么能能带着走，待会儿他哭起来，可不把你毁了！还不快交给我！”
老妇人把孩子倚在墙根下坐着，自己又跑回去认着老头子扛猪。老夫妇俩总算把那口猪抬了起来，搬到屋子里去。牠的体重增加得实在惊人，他们就连在这样的情形下，也不由得感到片刻的兴奋与陶醉。
“床上，”谭大娘喘着气说。“搁在床上，盖上被窝。”
母猪咕噜着，表示抗议。他们给牠盖上一条旧棉被，大红布面，上面有星形的小白花。老妇人把被窝牵上来，蒙上牠的颐，四面塞得严严的。她设想得很周到，还从床底下捞出一双鞋来，比得齐齐整整的放在床前。
他们已经可以听见大门口人声嘈杂。
“你没有闩门吧？”她焦急地问。“闩上门也没用，反而惹他们生气。”
兵已经进来了，脚步声咚咚响着，几只惊慌的母鸡被他们追逐着，跑在前而做了先锋。
“喂，没人在家？”内中有一个在那里叫喊。“人都死光啦？”
老夫妇俩连忙笑嘻嘻地迎了出去。来了三个兵，都是北方人，说着一种难懂的方言。
“吓！装聋！”他们不耐烦地说。
老夫妇俩终于听明白了，他们是问家里有什么吃的。老妇人开始诉苦；诉惯了，已经熟极而流──收成坏，捐税又重，家里已经一粒米也没有了。她一方面诉说着，内中有一个兵，是个大麻子，他已经单独跑到院子对面去搜查。有一间屋子门口贴着个黄纸条，宣布这家人家最近有丧事。金根的母亲刚死了一个月。那白木棺材仍旧停在家里。金根和金花那两个孤儿刚巧到山上去掘笋去了。那麻脸的兵一走进房门，就看见那口棺材，连忙在地下吐了口唾沫，转过身来，就到隔壁那间房里，那是谭老大的猪圈。
“嗨，老头子，你的猪呢？”他在里面大声叫喊着。
“我猪卖了，老总，”老头子回答。
“胡说！没有猪，怎么会把地方弄得这样脏？”那兵士说。他在入伍之前也是一个农民。
“这些乡下人最坏了。从来没有一句实话，”另一个兵说。这人是他们里面年纪较大的一个，脸色黄黄的，瘦削的腮颊，厚厚的眼睑，那疲乏的眼睛彷佛褪了色，成为淡黄褐色。他转过脸来，把他那黄褐色的眼珠盯着老头子望着，大声问：“猪在哪里？哼唔？”最后这一声是一种有音无字的吼叫，似乎出自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野蛮人。他发现这一声吼有时候很有效力。
老头子显然十分震恐，还是老妇人满面春风地挤上前来替他解围。“老总，猪是真卖了。唉，不舍得卖哟──也还不够肥的，卖不出大价钱，可是有什么法子呢。等米下锅哩！嗳呀，那天把猪赶到集上去，我哭呵。哭呵！……乡下人苦呵，老总！”
“你听听！”那富有经验的中年兵士倦怠地微笑着。“信她那些鬼话！这些乡下人没有一个好的！”
他的同伴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大孩子，两只手臂分别地挟着两只鸡。他威胁地向老头子走近一步。“说！你老实说！”他大声喊着，举起鎗靶来。顿时起了一阵拍拍的响声，他挟着的鸡逃走了一只，乱扑着翅膀，咯咯叫着跑进屋去，一飞，从那高高的门坎上飞了过去。满地都是鸡毛。
“他奶奶的！”年轻的兵诅咒着，一面笑，一面追了进去。母鸡飞到一张桌子上，油瓶与碗盏豁啷啷嘲跌到地下来。
其余的两个兵也跟了进去，把鎗竖在地下，身子倚在鎗上，斜伸了一只脚站着，在旁边看着他捉鸡，大家笑得格格的。
“把牠脖子扭一扭，”那麻脸的兵劝告他。“不掐死牠，待会儿拉起屎来，给你弄一身鸡屎。”
那中年兵士掀起那旧蓝布棉门帘，向里面房间里张了一张。老妇人立刻站到他身边含笑恳求着。“家里有病人，老总，屋子里脏，还是请外边坐吧，老总，请外边坐。”
那兵士不理睬她，径自走了进去，那两个也跟了进去。老妇人跟在后面只管叨叨着，“病得不轻。大烧大热的。吓死人了。见不得风。这时候再一吹风，可真没命了。”她匆匆向床上看了一眼，略微心定了一些。一切都还像刚才一样，没有移动。
几个兵在房间里靴声橐橐地走来走去，摸摸这样，摸摸那样。
“嗳，进来瞧瞧，瞧瞧，”老妇人无可奈何地笑着说。“唉，穷人家里没什么可看的！”一句话了出口，她突然大吃一惊，看见那被窝开始波动起来了。那只猪不耐烦起来了。
谭大娘迅速地走到床头去，将那被窝一把捺住。那长喙在里面一拱一拱，想什出来透一口气，但是她坚决地握住了被窝。“你找死呀，你这胡涂东西，这时候汗没没干，再一吹风，你这条小命还要不要了？不是我咒你的话。”她责骂着。“好好的给我躺着，不许劝。耐心点。蒙着头出身汗就好了。听见没有？”
她又把被窝四周塞塞好。她自己也觉得诧异，那猪竟不动了。
那中年兵士的历练的眼光四面扫射了一下，寻找藏镪的痕迹，看地下有没有一块土是新翻过的，土墙上有没有新补上的一块。另外两个兵找不到什么有兴趣的东西，已经在那里争论着那两只鸡的吃法。
“一只红烧，一只清炖，”那年轻的兵说。
“鸡太老了，红烧没味，”那麻子说。
谭大娘的心突然停止跳动了，她看见那中年兵士向床前走去。他弯下腰来，向床下张望看，看有没有箱子，泥地上有没有可疑的新土的痕迹。然后他站直了身子，已经转过身来要走了。忽然注意到床面前的一双鞋，是自己家里做的那种青布鞋，从脚踝后面生出一根绊带。显然是女鞋，而且是年轻的女人穿的，缠足的老太婆绝没有这样大的脚。
谭大娘看见他眼睛里忽然发出光来，她觉得大祸临头了，身体突然虚飘飘起来，成为一个空壳。
“嘿，麻子！”他带笑喊着。“我们有个花姑娘在这儿！”
那麻子三脚两步跑到床前，把被窝一掀。最初有一剎那的沉默，大家都不相信。然后他们哄然笑了起来，纷纷咒着骂。
“他妈的，”那麻子嚷着，“怎么想起来的！把猪藏在床上！”
那中年兵士举起鎗靶来，赶着那老妇人打着。“胆子倒不小，骗老子！活得不耐烦了，妳？”
吱吱叫着的猪已经从床上跳了下来，向房门外一钻。那年轻的兵只顾忙着去抓住牠的后腿，不得不放松了他挟着的两只鸡，两只鸡绕着房间跑着，疯狂地咯咯叫着，更加乱成一片。
“你们哪个来帮我一下，”那年轻人大声叫着。“别站在旁边看热闹。嗨──快堵着门！”
那麻子帮着他把猪捉到了，给他把猪背在背上，太重了，压得他站不起来，挣扎了半天，他终于摇摇晃晃站起来。那麻子在旁边跳上跳下，拍着大腿狂笑着。
“嗨，你们瞧，你们瞧，”他大声喊着：“李得胜背着他娘来了！”
李得胜气得脸通红的，突然把手一松，让那猪从他背上溜了下来，噗通一声跌倒在地下。然后他扑到那麻子身上去，和他扭打起来。现在轮到那中年兵士来捉住那只猪了。
“嗳，老婆子，别站在那儿装死，”他不耐烦地喊着。“找根绳子来把牠捆起来，吊在扁担上。不然让我们怎么带回去，这东西这么脏。”
老夫妇俩找到一根麻绳，把猪捆绑起来。这时候那麻子已经把那年轻人推开了，他把床前的鞋子拾起了一只。
“人呢？”他问那老妇人。“可别又赖说是妳的鞋子。再扯一句谎，我真打死妳。”
“对了，花姑娘呢？”那中年兵士重新发生了兴趣。
“不是花姑娘，是我媳妇，她回娘家去了，她娘家在桃溪。”
“又扯谎！又扯谎！”那麻子拿起鞋底来使劲抽她的面颊，不停地打着。“这老浑蛋！没有一句真话！老子今天不打死妳才怪！”
“老总别生气，别生气，”老妇人叫喊着，半边脸被打得鲜红。“她是真不在这儿，我又不会变戏法，不能立时三刻把她变出来。我有一句话不实在，天雷打死我！”
“老子马上打死你──还等雷打！”
那老头子被李得胜和中年兵士包围住了。他们打他的嘴巴，把刺刀在他脸跟前晃来晃去，但是他也一口咬定，说他们媳妇的确是回娘家去了。
“我们自己去找去，”那麻子说。“找到了跟他们算账。”
“找到了你们不用想活着，”那中年兵士对老夫妇俩说。
那老头子微笑了，老妇人也打着哈哈，说他们倒并不担忧，因为媳妇的确在二十里外的桃溪。
“好。那么，你们有本事别跑。”他们在房子里里外外一路搜查过来，让老夫妇俩走在他们前面。他们看见靠墙堆着一个稻草堆，那中年兵士把他的刺刀插到稻草里面去，连戳了几下。他彷佛听见一丝微弱的呻吟声。
“唔，花姑娘在这儿，”他微笑着说。
“好，那我们把稻草拉下来吧。别再用刀戳戳捣捣的，弄死了大家都落个空，”那麻子焦急地说。
“你放心，死不了的！”那中年兵士说。“你瞧他心疼得这个样子！还没见面呢，倒已经这样疼她了，这要见了面还了得！”
那麻子重重地推搡了他一下，那中年兵士身体单薄，像是有烟瘾的，差一点被他推了一跤。
“出来出来，”那中年兵士叫喊着。“马上给我滚出来！再不出来我放鎗了！”
老夫妇俩沉默着站在旁边眼睁睁望着，看见一只裤腿从稻草堆里跨了出来。又出来了另一只裤腿。最初他们只感到心头一松，看见是他们的儿子金有，从稻草堆上跳了下来。
“这是什么人？”那麻子失望地叫了出来。
“是我的儿子，老总，”那老妇人说。
“把他带了去，李得胜，”那中年兵士说。“让他给我们扛着猪。”
“不成，不成，老总你们做做好事吧！”那老妇人急得大叫了起来。“老总你们好心有好报，我们就他这一个儿子，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他走了谁给我们送终？”她不禁恸哭起来，跪下地去攀住他们的腿，并且又转过身来叫她丈夫也跪下来。“你还不快求求老总，几位老总都是善心人，看我们这样一大把年纪跪在这儿，不会不开恩的！”
李得胜把刺刀指着金有的背脊，逼着他走在前面，走到屋子里把猪扛出来。金有是瘦伶伶的中等身材，像他父亲一样。他走在半路上，停顿过一次，稍稍伛偻着，把一只手按在左面肩膀上，那一块衣服上有一个渐渐扩大的红渍。
“装死！”李得胜把他踢了个觔斗。
老夫妇俩望着他们儿子狭窄的背影在大路上渐渐远去。他肩上挑着扁担，那只猪四脚攒蹄缚在一起，像个皮球似的圆滚滚的在扁担上宕下来，摇摇摆摆的。绳子的另一端绕在他手臂上，牵在李得胜手里。在那淡金色的夕照里，老远的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衣服上黏着的稻草屑。
那麻子还不死心，不找到那女人不肯走。
“一定就躲在这旁边什么地方，走不远的，”他说。
“快走吧走吧，”那中年兵士说。“不快点跟了去，这只猪没你的份儿了。我告诉你，一到家，让排长抽个头，连长抽个头，厨子又得拣好的给自已留下，拿去孝敬他姘头，还有他那些兄弟。你能落下点猪血熬豆腐吃，就算运气的了！”
那麻子恨恨地嘟囔着，两人一同扬长去了。
把谭家的猪与儿子带走了之后的第二天，天还没亮，这一个分队就开拔了，离开了这村庄。又有别的队伍来了又走了。被拉去的夫子，也有些逃走了，辗转乞食回到家乡来。谭老大他们家里一直盼望着金有也会逃回来。然后有一天早上，他们听见兵士在村庄前向的空地上操练着。操兵的叱喝声停顿了一会，在那静默中突然发出一声沙嗄刺耳的大嗥，嗓门很宽，那声音又拖得很长。中间隔着一段寂静，又来了一声这样的长嗥。前后一共有好几声。后来村子要大家轻声谈讲着，说这是两个逃兵被捉住了，把耳朵割掉了作为惩罚。那块空地的泥土里隐隐现出一滩滩的血渍。
人们把这故事互相告诉着的时候，虽然一方面感到恐怖，脸上不由得带着一丝微笑。耳朵被割掉，总彷佛有一点滑稽。但是谭老大他们家里并不觉得滑稽，他们立刻觉得一阵冷风在耳朵旁边吹过，留下两个血淋淋的黑洞。
谭大娘做了个梦，梦见她儿子回来了，他把两只手掩着耳朵，无论她怎样劝说，也没法使他把手拿开，让她来替他包扎伤口。她在梦中很吃力地盘算着，应当怎样积下几个钱来，给他买一顶三块瓦的皮帽子，可以遮住耳朵，彷佛这样就解决了他的问题。她醒过来以后，哭了又哭。
他们也曾经把这个故事告诉别人听过，但是很少全部告诉别人，因为这或者会使别人疑心他们的媳妇的贞操成问题。人家不免有一丝疑惑，也说不定那些兵最后还是找到了她，他们家里的人为了面子关系，只说是没有找到她。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渐渐地大家都知道，金有大概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他母亲对于这件事变得非常敏感，无论什么人说话的口气里彷佛说他已经死了，她立刻大发脾气。现在已经是七年以后了，家里又损失了一只猪……媳妇在院子里俯身伏在木桶的边沿上，抽抽噎噎在寒风中哭泣，她就高声骂着媳妇。
“你哭些什么？”她质问着。“好好的嚎些什么丧，就快过年了，也不怕忌讳！妳公公和我，老是老了，还没死呢！等我们死了妳再哭不迟！”
这是唯一的一次，金有嫂完全不听话，仍旧恣意地啜泣着。
那老妇人终于恼怒地叫喊着，“不许再哭了！他没死也要给妳哭死了！妳是不是要咒死他，妳好去另外嫁人？”
金有嫂无端地受了冤枉，心里十分难受，哭得更响了。
那老妇人突然再也忍不住了，也涕泗滂沱起来，大声叫唤着，“我狠心的儿呀！这些年了，连一封信都没有！狠心的孩子呀！你再不回来，要看不见我喽！我还能再等多少年呀？”
“好了，不要说了，”老头子说。“今天顾同志在家里，”他轻声提醒她。
“你怕什么？那还是从前和平军干的事。是和平军把他拉了去的。”
“打完了战，不是有许多和平军都给收编了？他要是还活着。也说不定他在国民党那边当兵，”老头子说。
谭大娘吓怔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反革命家属了。但是她不久就又抖擞精神，老着脸说，“谁知道呢？也说不定他给共产党掳了去，当了解放军了。那我们就是军属了。我们也该拿到半只猪，四十斤年糕。”
“说的都是些什么疯话。”谭老大不屑地喃喃说着。“想吃肉吃年糕，都想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