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齐楚担任了首届H省人民政府主席。我姥爷、二姥爷作为党外民主人士，被分别安排为省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姥爷作为爱国开明士绅，在土改时没有受到批斗，只是没收了所余四百多亩包括大同花园在内的土地和十四座院子中包括客房院在内的十三座院子，还没收了姥爷在省城沦陷前夕用骡马大车拉回老家的二十四车藏书。一时间，傅集的小摊贩有了用不完的包装纸，有不少是石版或木版印刷的宋版或明、清版本的包装纸，纸质细而柔韧，很妥帖地包着卤猪蹄、羊杂碎和莫家酱红萝卜。农家灶火里也有了新能源。一部宋版线装书可烧一壶开水，一套《二十四史》就可以焖出几锅香喷喷的小米饭了。集市上刮来一场大风，包装纸随风而去，漫天飞舞。一位老秀才听到琅琅读书声随大风起落，在天空回荡，乍一听，是“之乎者也矣焉哉”；仔细听，是“吁嗟呼呜呼噫嘻哀呼哉！”后来就变成了铜钱大的雨点“噗噗嗒嗒”落下来。雨点落在水塘里，变成了一条条摇头摆尾的小蝌蚪。老秀才看了，说：“这个，我就看不懂了，这是洋文。”
对三姥爷的安排颇费周折。他虽为爱国开明士绅，但在一个大庄园里主事多年，具有剥削者的身分。三姥爷对此没有异议，土改还没有开始，他已将地亩、房产、牲畜及其它财产悉数填表造册，上交农会。土改结束时，他也分得了一份土地，但他年迈体衰，已不能自食其力了。齐楚提议，由省人民政府聘任他为省文史馆馆员。三姥爷没有到职。他对两个老兄弟说：“二哥，四弟，我的事情做完了，有点儿累，要去咱爹那儿歇着了。”数日后，三姥爷无疾而终，终年六十六岁。
大舅之死和图书的劫难，是憋在姥爷心里的两个疙瘩。刚解放，姥爷闭门不出，时常背剪着双手，气咻咻地在客厅里踱着圆圈，自言自语着同一句话：“我看你小殿章怎来见我？”
农历正月初五是姥爷的生日。一辆黑色小汽车像一只神秘的屎壳郎钻进了靠近姥爷家的一条小巷。一个身穿“麻袋呢”中山装的中年人下了汽车，又从小巷里走出来，未带随从，只身一人提着一个用麻绳捆扎起来的点心匣子，步行数十米，走进了姥爷家的小院，一见我姥爷，就端正笔立说：“四老师，我来给您拜寿！”说着，就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姥爷瞥他一眼，面无表情说：“哦，是殿章，请坐！”齐楚和点心匣子都随着我姥爷打了个滴溜，“四老师，你看，这是‘晋阳豫’的南糖，是老师最爱吃的！”姥爷说：“你的记性还好，可我的牙不争气了，坐嘛！”齐楚刚坐下，姥爷就忍不住问：“殿章，你回来了，我很高兴，可是，你诚弟呢？”齐楚凄然说：“四老师，怪我对诚弟没有照顾好。四二年，诚弟从豫皖苏边区回杞地组织抗日武装，途经鹿邑，被土匪杀害，壮烈殉国了。”我姥爷愣了一下，问道：“是被土匪杀害了么，是哪支土匪？”齐楚说：“战乱时期，无从查考了。”姥爷默然无语。齐楚又说：“已经通知杞地人民政府，追认诚弟为革命烈士了，请四老师节哀！”我姥爷问：“那位黄一升政委怎么样了？我很想会一会他，有一些事情要向他请教。”齐楚愕然说：“老师也知道他？”姥爷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齐楚说：“他也牺牲了，一次突围时，他的警卫员暗中通敌，把他带到敌人驻地，被敌人处死了。”姥爷惊呆了半晌，说：“黄政委有那么非同一般的革命警惕性，怎么让自己进了人家的‘升子’，可惜了！”齐楚说：“他平时没有处理好与友军的关系，突围时，友军坐视不救，部队溃散了，他成了光杆儿司令。他被俘后，敌人用尽酷刑，他只是咬紧牙关，闭着眼睛不出声，死后，脑袋被敌人挂在城楼上，他倒是瞪着一双眼，一直没合上。”我姥爷骇然变色，连连摇着头说：“不说了，不说了，我的心乱了！”
“容我再讲一件事。”齐楚说，“土改时下边胡来，农民中的引车卖浆者把您多年的藏书也给哄抢了。我当时在豫皖苏行署，鞭长莫及，没能给下边的同志打个招呼。今天是给老师拜寿，也是向老师请罪！”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红本本，双手捧着，放在姥爷身边的台几上，诚惶诚恐说：“这是我给老师送来的聘书。我记得，老师多年来的夙愿，就是给家乡子弟办一个图书馆。现在，请老师出任省图书馆馆长，也让我补过于万一吧！”我姥爷鼻子一酸，流下两行清泪，说：“好了，小殿章，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没多久，寡居多年、正在当小学教师的大妗，也收到了县政府颁发的“烈属证”，门楣上挂上了“光荣烈属”牌。大妗没好气地说：“不是说他策动旧部哗变了么，怎么又变成烈士了，是谁叫他变成烈士的呢？”
从此，每年农历正月初五，齐楚都要登门向我姥爷拜寿，小汽车照旧躲到那条小巷子里，齐楚照旧弃车步行，不带随从，执弟子礼。直到他成了中共中央委员、H省委第一书记，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但也有人说，齐楚一来，姥爷家门前直到巷口，就出现了便衣站岗的。
在姥爷的客厅里，大家已不再提及大舅的事情。因为姥爷打过招呼：“不要给殿章出难题了。你们想想看，小诚就算是他的亲兄弟，如果黄政委再加上别的什么人说他策动旧部哗变，离队叛逃，他又能怎样处置？现在，黄政委也牺牲了，与小诚相比，其壮烈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怎能让殿章拿一个烈士挂在城楼上的头颅祭奠另一个烈士呢？只好又冒出来一股土匪，但也说不定真的是土匪所为，历史上有多少千古之谜啊！总之，不要再提了！”
母亲和姨妈们却不愿放过跳蚤。跳蚤一进城就当上了比县长还要高一个等级的厅长。但他一提起我大舅还要咬牙切齿，不忘我大舅持空枪撵得他团团打转之仇。小姨说，怎么？多亏诚哥没有留下尸骨，要不，难道他还要鞭尸不成！
母亲说，厅长好像活得并不快活。他与那位女学生的战地浪漫曲早已曲终人散，仍旧带着家庭包办的结发妻进了省城。他掌权以后的头等大事就是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对原配夫人谎说，要跟随齐楚出国访问，出国就要带夫人，当然不能是没有文化的黄脸婆，让外国人见笑，有辱国格。他的夫人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干脆利落地与他离了婚，还叮嘱说：“你到了外国也得招呼着点儿，别见了洋女人也骨头里发酥，翻人家墙头，叫人家砸砖头，那外国砖头也伤人！”
姥爷客厅里爆发出了快意的喧笑。
姥爷却说：“二妮儿，你又刻薄了！那位厅长不是受处分了么？他错在煞有介事地撒谎，至于他的婚外恋情，倒不必妄加评论。子曰：‘君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尚且没见过喜好仁德像喜好美色一样的人，何况他的原配夫人是父母包办，这样的婚姻也造就了不少革命者呢！因此，所谓跳蚤厅长的是非也不要再提了，谁家炕头上没跳蚤？”我三姨是一位穿“麻袋呢”的“三八式”干部，当时也坐在客厅里。姥爷说：“三妮儿，你要是见了跳蚤厅长，要代表你诚哥向他赔礼道歉，要是他还不解气，你就把手枪退了子弹交给他，叫他撵得你满院子乱跑就是了。”三姨连连点头说：“是哩是哩！”满客厅的人又轰然大笑。
后来就到了笑不出来的时候。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揪出了一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原H省委第一书记也被点名批判，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姥爷看了报纸，深嵌在眉棱下的眼珠就像灯泡一样鼓出来，“怎么？‘升子’还没有装满么？去年，我们杞地的留德博士、省政协副主席也被打成了右派，现在又打到第一书记的头上了！齐楚是省长，又是第二书记，他是不是也要出事了？”
姥爷的担心是多余的。不久，就传达了齐楚批判第一书记的发言，说他攻击“农业合作化搞急了，搞糟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了”，诋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姥爷又是一愣，“怎么？齐楚是第二书记，就这样批判第一书记，有推卸责任乃至于落井下石之嫌吧，这不是齐楚之为人！”那时，我已到省委机关报做了记者，我告诉姥爷，听说齐楚同志在中央全会上迟迟没有发言，受到了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是那种“猛击一掌”的批评，他才提高了觉悟。他发言后，毛主席站起来带头鼓掌。姥爷颓然倒在躺椅上，说：“怪我书生之见，齐楚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啊！”
齐楚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带领全省人民“大跃进”，率先在全国“发射”了一大堆小麦高产“卫星”、小土炉炼铁“卫星”，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正在女子高中教书的母亲不会用小土炉或任何炉子炼铁，当然也不会教学生炼铁，就公开表示谦虚说，她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大跃进”，接着就没有多少懊悔地当上了“右派”，去农场放牧五只奶山羊，还让我给她买书，钻研起畜牧学了。再接着，就出现了“三年灾荒”，H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也创造了全国记录。
那几年，齐楚实在太忙，顾不上给我姥爷拜寿。我姥爷却急着见他，说：“殿章怎么不来了？我要问他，《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就说，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游荡，他是怎样理解的？难道是让他这样制造‘幽灵’吗？”我对姥爷说，在齐楚同志亲自主持下，省委制定过一个“持续跃进”规划，每人每天喝多少牛奶、吃多少苹果都有十分具体、十二分诱人的指标，报社已经发排，就要在次日见报时，省委突然打来电话，让报社赶紧撤稿，说中央书记处来了一位分管农业的书记，看了规划，发火说，保守了！姥爷又颓然倒在躺椅上，闭上眼说：“总之，我要见一见齐楚！”
后来，害了浮肿病的二姥爷来省城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对同样衰弱不堪的我姥爷说：“四弟，你大概见不到殿章了，他在‘人大’会上作检讨，说着说着，就‘噗嗵’一声，在主席台上跪下了，痛哭流涕说，要向全省人民请罪，要求党中央给他严厉处分。”姥爷闭着眼，泪水却从眼角里涌出来，哆哆嗦嗦说：“这个小……小殿章，他……他还会流眼泪！”我说，不久前，齐楚同志去Y东农村视察，一进村子，十室九空。他走进一个农家，看见床上躺着骷髅，就一下子晕倒了，醒来后痛哭失声。姥爷、二姥爷听了，也都哽咽不已。但他老哥俩对早年的得意弟子总长着“偏心眼儿”，姥爷擦了老泪，又问：“H省的事情怪他，全国的事情怪谁？”二姥爷说：“四弟，你不要讲下去了。这事情，中国眼下没人管得了，只有马克思管得了！”
一九六二年，一个不是正月初五的日子，一辆小汽车又悄然钻进了小巷。几年不见，齐楚已明显地变了模样，面色蜡黄，目光滞呆，皮肤下已经没有了脂肪层的保护，上眼皮和双下巴都打着皱折耷拉下来。他与我姥爷相对无言，沉默了半晌，他望着阳台上的兰草说：“它需要浇水了。”我姥爷说：“文竹也枯了，顾不上它们了。”挂钟“嘀笃嘀笃”地敲打着难耐的寂静。姥爷又问：“殿章，你还记得石柱这个人么？”齐楚愣了一下，手指敲着脑瓜儿，赧然说：“脑子不好使了！”姥爷说：“就是你领导农民暴动时，给你牵马的那个人。”齐楚说：“哦，想起来了，是农会会员，一个扛长活的棒小伙儿。”姥爷说：“他老了，你也见老了。”齐楚说：“岁月催人老啊，他现在怎么样了？”姥爷说：“我去了一趟家乡，在十字路口看‘护麦布告’，石柱拄着拐棍走过来，把拐棍捣在布告的尾巴上问我：‘这是谁的名字啊？’我说，是咱杞地老乡亲齐楚。石柱说：‘咋还是他？毛主席咋就这么喜欢他，咋还不叫他走啊？只要叫他走，我这就去给他牵牲口！’”齐楚神情悲戚而端坐不动，说：“四老师，我就要走了，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齐楚奉调去了广州。姥爷送他离去时，忽想起三十六年前，他就是去广州上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就有了毛润之先生以江淹《别赋》为弟子送别的佳话。姥爷百感交集，怅然吟咏：“‘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姥爷老泪纵横，不能终句，哽咽说：“殿章，要自责，也要保重！”齐楚眼含热泪，接咏《别赋》：“‘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姥爷责怪说：“怎能说‘永辞’呢？”齐楚含悲不语，鞠了一躬，说：“四老师，我去了，我以余生向家乡父老赎罪。”直到小汽车从小巷里钻出来，姥爷还久久地望着一缕远去的烟尘，掉下老泪说：“这是怎么了？我不懂！”
不幸，“决北梁兮永辞”竟成了谶语。一九六七年七月，齐楚于“文革”中病逝于广州，终年六十一岁。“文革”一开始，我姥爷就成了“封建余孽”，被赶出了省城，借住在一个被发配农村的亲戚家里，竟能苟延残喘到八十四岁，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病故。姥爷弥留之际，说起了昏话：“快叫齐楚来，我有话问他。”母亲说：“爹，齐楚早走了！”姥爷又说：“那就叫小殿章来！”母亲说：“爹，小殿章和齐楚是一个人啊！”姥爷说：“不，不是一个人，我要带小殿章回傅集，就住在客房院。”母亲说：“爹，客房院也没有了！”姥爷说：“怎么没有了？你诚弟还在客房院等他，还有事跟他商量呢！”
卷外篇〓浪漫的薛姨
?卷外篇?浪漫的薛姨
南阳的天上也在落炸弹。
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离开杞地，刚刚到了南阳，就见到了随省城女中逃到南阳的薛姨。薛姨露出诡秘的样子说：“孟姐，我给你讲一件稀罕事儿！鬼子在白河岸边扔炸弹，炸出了一对野鸳鸯！”母亲笑着说：“你又要耸人听闻了不是！”薛姨说：“你不信？那一天，鬼子飞机鬼哭狼嚎着俯冲下来，尾巴一翘，滴溜溜扔下来一颗炸弹，轰隆一声，天崩地裂，把一棵大柳树削去了一半。浓烟散去时，却看见一对鸳鸯鸟在树下相拥而卧，毫发未损，泰山崩于前而爱不改色，而且加倍地如火如荼。公鸳鸯小声叫道：‘小妹，你醒醒！’母鸳鸯闭着眼娇声说：‘阿哥，刚才是怎么了？天上怎么掉下来好大一个破锣！’”母亲笑弯了腰，“你又瞎编排了不是！”薛姨说：“你不信？你就去问问，不止我一个人看见了，母鸳鸯粉嫩粉嫩的，嘴角有一颗美人痣；公鸳鸯白净脸、高鼻梁，戴着一副玳瑁框的近视镜。”
母亲脸上刷地没了血色。
玳瑁框眼镜在父亲的鼻梁上一惊一乍地发亮，滑下来、推上去，又滑下来。
“这因为……仅仅因为一个小黑驴儿！”父亲急头怪脑地分辩。
“什么？从哪里跑来一个小黑驴儿？”母亲气得耳朵支棱着。
我记得，那是一头十分可爱的《小黑驴儿》。父亲曾看着他记录下来的曲稿，用手指在桌子上击打着节拍，脑袋一点一点地哼唱：说黑驴儿，道黑驴儿，说起黑驴儿有故事儿。
白脊梁骨白盖衣儿，白尾巴尖儿白肚皮儿。
粉耳朵、粉囱门儿，粉鼻子粉眼乌嘴唇儿，还有四只白银蹄儿。
花鞍子儿，铜镫子儿，檀香木镶就驴捋棍儿。
金嚼子儿，银环子儿，五花笼头花穗子儿，哧不楞登尥蹶子儿。
男男女女驴身上看，只坐着俏溜溜的小佳人儿。
……
躲在门外的薛姨跳进来说：“张先生，别绕圈子了！孟姐问你跟‘美人痣’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牵出一头小黑驴儿？”
父亲涨红了脸，“你们听我说么！我要搜集南阳大调曲，还要记下曲谱，是不是？你们知道，她……她是K女师音乐系毕业，会记谱，还会把民间使用的‘工尺’谱翻译成简谱或五线谱，是不是？她父亲又是南阳著名的‘曲痴’，珍藏着秘不示人的曲稿，是不是？我在河边碰见她，希望得到她的帮助，请她首先帮我把《小黑驴儿》的曲谱记下来，是不是？谁知偏偏来了飞机，偏偏在那里扔了炸弹！”
“往下说！”薛姨不依不饶地追问，“扔炸弹时，你们做什么了？”
“在炸弹底下还能做什么？”父亲怒视屋顶如同怒视着那颗来得不是时候的炸弹，“一个男人本能地要保护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本能地要得到男人的保护罢了。”
“说呀，你怎样对一位美人儿进行你本能的保护？”
父亲结结巴巴说：“她说……她说哎呀，吓死我了！我说……我说不……不要怕……”父亲受审似地感到屈辱，瞥了薛姨一眼，“我还能做什么！你们男女混杂，挤在黑古隆咚的防空洞里，倒不知会挤出点什么罗曼蒂克来呢！”
“好一个猪八戒，你倒打一耙！”薛姨用她很好看的虎牙咬了咬嘴唇，冷笑说，“我这是何苦呢？想当初，你的老丈人把孟姐关起来，不叫你们见面。是你死乞白赖地求我为你们穿针引线，当了《西厢记》里的红娘。‘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只怕这‘玉人’换了人呢！孟姐，你要本能地管教好你的张先生。哼！”她一扭腰肢，转身走了，从省城穿来的高跟鞋在南阳古城的粘土地上敲打出轻脆的鼓点，走进对面的小屋，又从窗口里伸出脑袋喊叫：“孟姐，叫小斑过来跟我睡吧，你还得为你的张先生照料没满月的小张生呢！”
父亲还在向母亲苦苦辩解：“你知道的，听南阳大调曲是我儿时惟一的精神享受。我上燕大时，在郑振铎先生编选的《白雪遗音》中看到一些明代流传的著名曲目，竟是我儿时听乡间艺人还在传唱的段子。你说，何不趁我们失去了图书、失去了书桌、又恰好流亡南阳而无所事事的时候，把这些曲目搜集起来，以免后人再生‘广陵散’之叹呢？”
我不记得父母亲是怎样和好的。
炸弹崩出来的桃色事件扑朔迷离，只是由于人们经久不息地复述才储入了我童年的记忆。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无法对此一重大历史疑案进行考证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了。前边引用的“小黑驴儿”倒是确凿无疑地存在着。刚才一想起小黑驴儿，在书橱最下层的抽屉里就“嗵嗵”作响，像是刨蹄子的声音。我从抽屉里取出一摞竖写的文稿，那是父亲六十年前亲笔记录的《鼓子曲存》。从字迹发黄的文稿中霍地跳出了一头依旧年轻、依旧欢势的《小黑驴儿》。
我记得母亲讲过，薛姨是她在H大学读书时的低年级同学。在省城开封，她家与我家只隔着一条街道。我们逃离开封以前，只要她一阵风似地撞进门来，我家的盆盆罐罐都会跟着她乱蹦乱跳。她会唱谁也听不懂的英国歌，会唱母亲也能跟着唱的“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甚至还会唱知识阶层不屑唱、她偏要用手指夹着别人的烟卷儿并做出打瞌睡的样子唱那支“烟花那个女子唱罢了第一声”，而且，十分惊人的是，她会吹十分动听的口哨，一努嘴唇，就有五颜六色的细丝线线从她花骨朵一样的嘴唇里一颤一颤地扯出来，丝丝缕缕，五彩缤纷，在小院里缭缭绕绕，老槐树也跟着喧闹起来，满院子洋溢着槐花的香气。
一天晚上，薛姨却哭着来到了我家。母亲也在陪着她落泪。后来，母亲带着我去看她。在她的客厅里，我看见了她和一个军官的合影，相框上披着黑纱。照片上的军官年轻英俊，有两道浓黑的剑眉。薛姨娇滴滴地把脑袋歪在他的肩上不愿抬起来。母亲说，他击落了两架鬼子飞机，他的飞机也被鬼子击中了。他跳伞降落在鬼子阵地上，用手枪打死了两个包围上来的鬼子，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父亲叹息说：“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呢！”母亲说：“哪有三个月？结婚三天就分别了！”
又一天，母亲不在家，薛姨一如往常地来了。她的头发蓬松着，不经意地努着嘴，却没有口哨飞出来。她从我父亲身边把我抱过去，在我父亲名字前边加了一个“小”字，对我说：“小张聪，叫我亲亲你！”就把我举起来，“叭”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又对着镜子，望着印在我脸上的唇形口红，皱了皱眉，表示遗憾说：“唉，绝对不是樱桃小口！”却又释然地笑着，“但是，像菱角！”又斜睨着我的父亲，“你说，这个菱角好不好？”父亲愣了一下，点头说：“好，很好！”她就把我放在地下，闭上眼睛，仰起下巴说：“过来呀，吃了这个菱角。”父亲眼睛里有火光一闪却又在瞬间熄灭，说：“应该叫贾宝玉来，他爱吃女人的胭脂，当然也爱吃女人的口红。”薛姨撒娇说：“哪里是口红呀，我刚才嚼了南方的槟榔，酸酸甜甜的哩！”她凑近我父亲，再次闭上眼睛，努起嘴唇，“你过来闻闻呀，香着呢！”父亲眼里又有火光一闪，鼻子吸溜了一下，倒退着说：“哦，真香！”薛姨用眼白瞟着我的父亲，恨恨地说：“哼，别装模作样了!我知道，只怪我嘴角上没长那颗美人痣。”说着，就有一滴眼泪颤颤地掉下来。父亲慌忙递过去一条手绢，说：“都怪你自己挑肥拣瘦，你知道有多少杰出的男人都在为你疯狂吗？”薛姨接过手绢，却向天上抛起，让它像一片落叶飘坠下来，一转身说：“呸，没有一个好东西！”
在南阳，我是跟着薛姨睡的。薛姨把一个摔掉了耳朵的漱口杯放在床头柜上成了她的花瓶，让一朵没有绿叶陪伴的玫瑰花怒放着带刺的孤独。玫瑰花红得打眼、红得邪火、红得妖媚，让我闻到了不祥的气息。薛姨的肌肤丰腴的肉体却在散发着醉人的芳香。
那是一个给我留下了异样感觉和灼热记忆的肉体。
每晚睡觉前，薛姨都要把我放在一个大澡盆里洗干净。她的手指不经意地扒拉住了“小鸡鸡”，“小鸡鸡”就会一挺一挺地振作起来。她就“嗤”地笑着，用指头敲它一下，说：“老实点儿，不大点儿一个茶壶嘴儿，就会梗着脖子想媳妇了！”她给我洗了澡，又把我放在床上，在我的脖子、腋窝、大腿根扑了痱子粉，用毛巾被盖好我的肚皮和肚脐眼之后，就向窗外夜色里打量一下，拉严窗帘，捻小了煤油灯的灯捻儿，让室内的光线暗淡下来，警告我说：“小不点儿，不准看我！”她的警告总是激起我相反的欲望。她好像并不在乎我是不是接受了她的警告，就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把她象牙色的肌肤、滚圆的桃形乳房、平坦而丰腴的腹部平原，一览无余地暴露给一个男童的眼睛。那是一双只知道好奇、还不懂得欣赏异性的眼睛。记忆经过了多年的储蓄以后才表现出它的价值，开始向我支付取之不尽的遐想和灼人的、总是不那么规矩的躁动。
我能清晰地记起她洗澡的特殊方式和向我重复过多次的细节：她在一个大澡盆里放了一把小板凳，浑身赤裸着坐在小板凳上，如同坐在一个小小湖泊中央的小小孤岛上，用一条蓝格格毛巾向身上撩着水花，在毛巾上打了厚厚一层当时叫做“香胰子”的香皂，再拿出小板凳，赤条条地站在澡盆里，朦胧的灯光勾勒出她线条圆润的轮廓，如同用羊脂玉雕塑的神女站在一片荷叶上翘首远望。她常常在这时努起嘴唇吹口哨，我就看见五光十色的细丝线线在小屋里缭缭绕绕。她在脖颈和高耸的乳房上轻轻揉搓，滚圆的桃形乳房就在洁白的泡沫中活泼泼地颠动，像一对肥硕的白鸽扑棱翅膀。接下来，她用手指扯起毛巾两端，把胳膊弯向背后拉来拉去，脊背和肩胛也活泼泼地扭上扭下；再把毛巾正过来，轮换揩拭着两条莲藕样的胳膊和腋毛旺盛的腋窝。然后，她把毛巾移向不时扭动着的腰肢，再向下，开始侍弄腹部平原，却留下小腹下边的一个夹角，向两边滑动，在两条优美的曲线上料理了髋部，又向后摩挲着一个翘起的圆弧，那是她饱满而结实的臀部。当她擦拭了浑圆的大腿、细长的脚踝，又轮换地抬起一只脚，用手指捏搓了每一个脚趾和脚趾缝以后，又在另一盆清水里涮了另一条粉红色毛巾，开始清洗小腹和大腿之间的夹角。她对那里的揉搓常常使她闭上眼睛，脸颊上泛起了胭脂般的红晕，菱角形的嘴唇半开半合。最后，她依旧站在浴盆里弯下腰肢，把胳膊懒懒地伸出去，拿起一个葫芦瓢，一瓢一瓢地舀着一只洋铁桶里的清水，从肩胛上、脖颈上冲了下去，每冲一下，她都要猛地打个激灵，发出一声快意的尖叫。
终于到了她上床的时候。她跟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北方女子一样，不穿睡衣，也不戴胸罩，只穿一件宽松的汗衫、一条短小的花裤头。我总是等她上床以后，让她像开封的老干娘那样搂着我睡，还要一手捉住一只乳房、嘴里啜着另一个乳头才能睡得踏实。头一个晚上，我刚刚钻到她的怀里，她就受惊地打了个哆嗦，陡地推开了我。我的手和嘴又隔着汗衫再接再厉。她在我的手背上拍打了一下，骂着：“孬家伙！”我感到委屈，准备用哭声表示抗议。她又抚摸着我说：“好孩子不哭。”我说：“我想干娘。”她说：“我就是干娘。”我就把脑袋拱到她的怀里，再次开始了执着的寻找。她又骂了我的父亲且又加上了一个“小”字：“小张聪，你真坏！”却向我撩起了汗衫。我紧紧地捉住了一只乳房，又噙着另一个乳头裹了一下，乳头饱满发胀，她就发出一声奇特的呻吟，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那是一对与老干娘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乳房。老干娘的乳房是干瘪的，像两只让人掏空了的布袋。薛姨的乳房硕大、饱满而富于弹性，颤颤地顶着我的脸颊，我就把老干娘忘得一干二净。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男孩子，在我来不及产生性别意识的时候，就具有崇拜硕大乳房的天性，用我的小手抓住不放。薛姨发出小声的呻唤，把她的手压在我的手上，不时地“哎呀”一声，再骂一声“小张聪，你真坏！”她的体温滚烫，像是火苗苗包围着我。乳房堵住了我的鼻子，使我不能呼吸。我就用鼻子找到了乳沟，那里有一个柔软的通道，使我呼吸到了空气和体香。我就噙着饱满发胀的葡萄，捧着滚圆的大桃，却无情无义地撇下了薛姨，自顾自地睡着了。醒来时，我的一只小脚丫常常被薛姨夹在她小腹下边的夹角里。夹角里闷热湿润，丛生着荒芜的野草。
从此，就是在白天我也如影随形地紧跟着薛姨。从省城搬迁到南阳的大学和中学都没有安顿下来，薛姨有足够的时间为我耗费精力，还给我刚刚满月的弟弟缝了几件新衣。她向我母亲抱怨：“你生了孩子我侍候，图个啥呢？”母亲说：“你想当妈了，二十六岁的女人应该当妈了，可你总得再找个好女婿不是！”薛姨说：“没法儿找，只能碰。”又用好看的虎牙咬了一下嘴唇，“哼，我得碰上一个能叫我动心、能叫我死去活来的！”
但她总是用怨恨的眼神瞅着我的父亲。每天夜晚，她都要搂着我，叫我“小张聪”，容忍我无情无义的折腾；到了白天，却好像“大张聪”讨了她的便宜，见了我父亲就爱搭理不搭理的。父亲正走火入魔地出入于茶坊酒肆，结识艺人和曲友，只喝清茶而从不饮酒，寻访比较俗的《小黑妞》和《偷石榴》、比较雅的《古城会》和《黛玉悲秋》。薛姨斜睨着我父亲来去匆匆的身影，洋腔洋调地说：“密司特张，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你还有如此高涨的雅兴？”父亲说：“密司薛，你是教英文的，你该懂得，我正在寻找南阳民间的小莎士比亚，搜集他们的‘十四行诗’，这是对民间文化的拯救。”
薛姨的猫眼一开一合，鄙夷地放走了我的父亲，又忽灵一下，捉住了一个威武高大的军官。
她懒洋洋地牵着我的手走过军营，一个军官像影子一样跟上来，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呆呆地望着薛姨，目光如醉，神情如痴。到了小院门口，薛姨冷不丁儿回头望着军官。
“请问长官阁下，你从我和这个男孩子身上发现了什么情况吗？”
军官“啪”地碰了一下脚跟，行了一个军礼，“报告小姐，没有发现情况。”
“那么，你为什么老像盯梢一样盯着我？”
“因为……什么也不因为……可是也因为……你很像我的表妹。”
薛姨偏着脑袋打量着他，“你见了你的表妹也要敬礼吗？而且用左手！”
军官把塞在裤兜里的半截袖筒抽出来，“报告小姐，我没有右手了。”
“右手呢？”
“丢在台儿庄了。”
“啊，对不起！但我好像不是你的表妹。”
“是的，我也把表妹弄丢了。”
“怎么？”
“丢在关外了，小姐。”
薛姨的长睫毛扑闪了一下，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啊！你会找到她的，再见！”
军官依旧痴痴地望着薛姨一动不动，黄军装上的铜扣子也都惶惶地瞪圆了眼睛。我跟着薛姨走进小院，又回过头来看他。他依旧像钉子一样钉在门外发呆。薛姨带着我走进小屋，推开窗子向他招手一笑，又合上窗子，贴在窗玻璃上偷偷望着他说：“傻孩子！”
早晨，从小屋窗口塞进来一个粉红色的信封。
傍晚，薛姨把我带到白河岸边，悄然上了河堤。
河堤两旁的柳树伸出茂密的枝叶，使长长的河堤变成了一条绿色的穹窿，低垂的柳丝上挂着蝉的叫声。我随着薛姨在绿色的穹窿里东张西望，忽地在河堤里边的斜坡上看到了那个独臂军官。他已经采集了一束鲜艳的野花，正用牙齿紧咬着一根青藤，脖子像弹簧一样一伸一缩，配合着手的动作，把那束野花捆扎起来。他伸缩脖子的动作显得滑稽而笨拙，却又表现出一个肢体残缺者努力把事情做好的热情和任性。薛姨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军官受到惊动，惊喜地望着薛姨，脚下却打了一个趔趄，跌倒在河堤的斜坡上。但他倒下去时仍旧高举着一束野花，如同高举着不容倒下的战旗，一个“鲤鱼打挺”就跳了起来。
军官惶恐地鞠了一躬，把野花送给了薛姨，“我几乎失望了，以为你不会来了。”
薛姨在花束上闻了一下，“那么，这束花就不是为我采的了！”
“啊，不！”军官急忙说，“我每采一朵花，都要在心里叫一声……”
“叫一声什么？”
“叫一声……”军官胆怯地望了一下薛姨，“快来啊，小月亮！”
“你很会讨人喜欢！”
薛姨脸红了，矜持地朝他一笑，便把我夹在他俩中间，开始了漫长的散步。
那天的月亮一点儿也不算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月亮。当它冒出地面的时候，薛姨和军官已经慢悠悠地在河堤上走了很久，薛姨的嘴巴开始变成了月牙儿的形状，不时发出轻脆的笑声，可以看见洁白的牙齿在薄暮里闪光。军官也不再显得惊慌失措，但他一旦镇定下来就不堪忍受在他俩中间夹着我这个不大不小的障碍，不知什么时候绕到了薛姨的另一边，与薛姨肩挨着肩，如薛姨挂在开封客厅里的那张照片。
我不时仰起脸望着他和薛姨。薛姨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好像谈论着一个与军官的表妹相关的话题。我为了薛姨对我的遗忘感到嫉妒和悲伤，就抱着薛姨的腿报复说，我累了，我走不动了。军官急忙跑过来抱我。薛姨却让我靠着一棵柳树坐在草地上，把野花放在鼻子上使劲闻了一下，说：“哎呀，这花儿好香啊！闻闻花儿就不知道累了，你看，要这样闻。”她把花儿遮在脸上，鼻子插在花束里，夸张地吸溜着鼻子，又把花儿交给我说：“好了，开始闻吧！”我就把脑袋扎在花束里，开始了持久不懈的深呼吸。我感觉到了由鼻子哧溜一下直抵肺腑的香气，便有了朦胧的睡意。但是在我的背后，离我有两棵树的距离，薛姨与军官又在继续着与表妹有关的话题。
“我有你表妹那样高吗？”
“你好像比她矮一点儿。”
“不对，我真想跟她比一比！”
“她跟我比过，她够得着我的下巴颏儿。”
“来呀，我也要跟你比一比，我够得着你的鼻子尖儿。来嘛，转过来呀！”
薛姨高大而窈窕。我希望她的头顶应该达到比军官的鼻子尖儿更高一些的地方，就从花束里钻出脑袋。我看见薛姨和军官的影子印在刚刚升起的月亮上，薛姨贴近了军官，一动不动地向他微仰着脸庞；军官的脑袋缓缓地向薛姨勾下来，薛姨忽地凑上去，月亮打了个哆嗦，两个影子就陡地粘在一起，贴在浑圆如玉的大月亮上。大月亮明丽如画，令人目眩神迷。花束里冒出了蒙汗药的香气。他俩的影子从月亮上仰了下去。
当月亮爬上柳梢头的时候，他们又在继续着关于表妹的话题。
“说呀，我比不比得上你的表妹？”
“小傻瓜，我压根儿没有表妹，你是我的惟一。”
薛姨用拳头连连捶打着军官，“哎呀，你真坏！”
再后来，薛姨常常把我还给母亲，一个人悄悄出去，回来得很晚，脸上带着微醉的红晕，又“啾儿啾儿”地吹起了口哨。晚上，她把我接到她的小屋以前，还要把我母亲拉到小院里小声说话。母亲说：“可惜少了一条胳膊！”薛姨说：“哎呀，一条胳膊就叫我透不过气了！”她闭上眼，胸脯起伏着，做出喘不过气的样子，还一左一右地扭着脖子，好像在躲避接连不断的袭击，撒娇说：“好怕人的哩！”母亲就格格地笑。
她的同事望着她的背影说：“嘿，真浪！”
夜里，我被异样的响声惊醒了，一时弄不清自己是睡在什么地方。黑暗里，木床在吱吱嘎嘎地响动，急促的喘息、呻吟声和梦魇般的低语搅在一起。“不行……宝贝儿……等它干净了……我都给了你……别……别吓住孩子……”眼前一片漆黑，声音没有着落地漂浮在空气里。我的手触摸到了冰凉、光滑的竹篦，才发现自己被移在平时堆放衣物的小竹床上，盖着一件陌生地冒着汗味的衣裳。我触摸到了冰凉的铜扣和硌手的领章。空气中又飘来喘息、吸吮、咂嘴的声音。我忽地产生了说不明白的惊恐和悲伤，哭叫说：“你走吧，你走！”声音陡然停止了，又传来光脚板拍打地面的声音。黑暗中，一条光溜溜的胳膊把我揽在汗淋淋的怀里。我又感觉到了薛姨滚烫的体温，闻到了薛姨特有的带着一点儿酒味和奶油味的体香。“你快走，吓住孩子了！”她对黑暗说。黑暗里传来了粗嗄的呼吸和绵软的叹息。盖在我身上的衣服被人揭去了。一个粗糙的大手掌在我的脸蛋上搓了一下，又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屋门“吱呀”一声叫，一片月光钻进来，一个高大的身影忽闪了一下，又与薛姨乳白色的身影融在一起。小风摇响了门搭，黑影就陡地跳到了门外。薛姨柔声说：“宝贝儿，下一次给你噢！”门又“吱呀”一声叫，小屋归于黑暗。
薛姨把我抱回大床上，问我：“小不点儿，你听见什么啦？”我说：“他欺负你！”薛姨“吃”地笑了，又问：“他是谁？”我说：“是坏蛋。”薛姨又“哽儿哽儿”地笑着，“不对，他是你姨父，懂吗？我就要跟他走了，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就抱紧了薛姨。
薛姨的心情很好，就是拉响警报的时候，她也要向天上“啾儿”地吹一声口哨，如同逃难路上从我头顶掠过的一声冷枪。南阳的警报也像开封的警报一样人，像一头隐身怪兽捏着鼻子在天上飞来飞去地嚎叫。我们和薛姨一起逃出闹市。经过军营时，薛姨一边跑，一边指着营房对母亲说：“他要去接受国外援助的军用物资，我作为他们的译员跟他一起走。”母亲抱着弟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你也要穿军装吗？”她挺了一下胸脯，“那当然！”
我们钻进了防空洞。那是在一道黄土岗上挖出来的小小的窑洞，洞口覆盖着灌木和野草，中国的蛐蛐儿正在无所畏惧地鸣叫。鬼子的飞机却像一只嗡嗡叫的老苍蝇由远而近。薛姨拨开树枝，把脑袋伸出洞口，尖着嗓儿报告消息，一会儿说：“来了，来了，看见翅膀上的‘红膏药’了！”一会儿说：“转圈儿了，黑老鸹转圈儿了！”母亲说：“快进来，用不着你放哨！”正说着，飞机发出铺天盖地的啸音扑下来，蹭着头皮犁过去，天上打了一个黑闪，留下瞬间的沉寂，接着是沉雷般的爆炸声。防空洞上的虚土扑簌簌地落下来。薛姨又在洞口喊叫：“好，好！扔到河滩里了。我要拾几块炸弹皮，打几把好快刀！”老苍蝇的嗡嗡声再次由远而近。父亲说：“女英雄，你再不进来，就是故意跟一位中国军官闹别扭了！”薛姨寻衅地望着父亲，没好气地说：“张先生，你赶好你的小黑驴儿就是了……”话未完，飞机又啸叫着俯冲下来。薛姨忽地望着洞外，大声呼喊：“喂！往这儿跑，快，快往这儿跑！”
一个蓝色的身影闪动着，迎着阳光跑过来。从漆黑的洞口望出去，可以看见刺目的阳光照在一张苍白的脸上。那是一个身材窈窕的年轻女子。她惊慌地拎着黑裙子，在毫无遮拦的麦茬地上向这边跑着。近了，我觉得在哪里看见过她。更近了，我看见了一张在书中夹着的照片上看过多次的瓜子脸。当薛姨把她迎进洞口的时候，我在她的唇角上看见了一颗显眼的黑痣。紧接着，一群黑鸟嗖嗖地越过洞顶，在她刚刚跑过来的麦茬地上溅起了一溜儿土烟儿，如同水面上噗噗地喷着水泡。
洞口里的眼睛都惊骇地望着这个女子。她背靠洞壁站着，急骤的呼吸使她的胸部不停地起伏。她一边惊慌四顾，一边哆哆嗦嗦地在胸前绞拌着瘦长的手指。她的眼睛终于适应了洞内的黑暗，目光忽地凝聚在我父亲、母亲的脸上，好像陡地被烫了一下，发出一声没有完成的惊叫，又转身跑出了洞口。老苍蝇正在头顶盘旋。她磕磕绊绊地奔跑在麦茬地上，被麦茬绊了一跤，滚翻在地堰底下，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小鸟。母亲大声地责备父亲：“你应该请她留下来！”父亲用同样大的声音说：“这句话应该由你来讲！”薛姨恼怒地望着我父亲，“你怎么还有心思吵架？你保护女人的本能哪里去了？”她不顾一切地冲出洞口，一边向地堰那边奔跑，一边大声喊叫：“宛姑娘，不要动，我来了！”
飞机扔下了一颗炸弹，一座楼房变成了一支浓烟滚滚的火炬。老苍蝇再次飞临头顶，薛姨却从地堰下边跳出来，撒野地向军营那边喊叫：“开炮呀，快给我开炮呀！你们的高射炮哪里去了？”黑鸟再次从头顶掠过，麦茬地里又在“噗噗”地喷着土泡儿。薛姨好像被鞭子猛抽了一下，身子震颤着摊开了双臂，浓密的头发如黑色的火焰飘起来，好像要腾空飞去，却又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仰脸跌倒在麦茬地上。父亲扔下我，疯了似地冲出洞口。母亲紧紧地抱着弟弟，晕倒在防空洞里。
解除警报的时候，麦茬地里挤满了表情麻木的人群。薛姨无声地躺在烧焦了的麦茬上，胸前的月白布衫上绽开了火红的玫瑰。我能认出来，是插在漱口杯里那一朵红得邪火、红得不怀好意的野玫瑰。一只黑蛐蛐儿从草叶里蹦到她羊脂玉一样的脸颊上，颤颤地翘起了油亮的触须，触动她长长的睫毛。睫毛已不再生动地一开一合，好像收不拢的扇面低垂下来，在她眼睑上画了两个半圆的阴影。唇角长着黑痣、名字叫宛儿的女子跪在薛姨身边，扯起黑裙子掩面哭泣。父亲垂着脑袋像是垂下一块铁青色的石头，用一条洁白的被单蒙住了薛姨。小风簌簌地撩动被单，薛姨披着洁白的披风消逝在遥远的天际。
独臂军官从浓烟那边跑来，脸上抹着横一道、竖一道的黑烟子，军衣上撕裂的许多破口惶惶抖动着三角形的小旗。他惊恐地掀开了被单的一角，就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忽地用左手拔出手枪，向天上连连射击。子弹在天顶迸裂，天穹上麻麻花花落下了破碎的雨滴。
薛姨离去以后的日子天昏地暗。
我再次感觉到了两个我的存在：一个我扒在小屋的窗口上寻找薛姨。但我找不到只有在充分成熟的女性肉体上才能找到的那种炽热、醉人的体香了，却闻到了五月端午点燃艾草的苦味。另一个我却从我身上分离出来，手扯着薛姨的披风，在昏沉的云朵上随风飘荡。名字叫宛儿的女子也用她瘦长的手指牵着披风的一角，黑色的裙裾伴着洁白的披风，掠过冰冷的星星和一个大而浑圆的月亮。黑丝绒一样的天幕上，一对丰满的白鸽在飞翔。
我从云朵上跌落下来的时候，南阳城郊的黄土岗上已经增添了一座新坟。听说是宛儿的父亲买下了这块坟地，请来了一群和尚。和尚敲打着木鱼，“唧唧咕咕”地与坟头进行着神秘的低语。淡蓝色的香烟扭动着蛇样的细腰，缠绕在一棵被炸弹皮削去了半截的老树枝上。母亲和那个叫宛儿的女子在哭泣中相互依傍。父亲脸上刻着铁灰色的愤怒，点燃了一面纸做的“膏药旗”。纸灰在风中旋舞如黑色的蝙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