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晴朗如那天的下午,我放了学,经过她家,一个高大的女人忽然从门里闪出来,拦住我,说:“我家小姐请你去一趟。”
我还是第一次从大门进去。红色洋房前的车道上停着两辆黑色的小轿车,几个军人在往车里装东西。她还在那扇窗前招呼我。我穿过绿茵茵的草地向她走去,棣棠树的树叶在我脸上划了一下。
“过来一点,”她向我伸出手,“我们家要搬了。”
“要搬?往哪里搬?”
“说是到台湾,好远的。”说完,她叹了口气。
“啊,那么什么时候回来?”
“傻瓜!能说得上什么时候回来吗?我爸爸说这是逃跑,你懂吗?”
我诧异地看着她。这一霎间她似乎变成熟了。她用一种忧郁的、仿佛深谙世事的眼光看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知道北方在打仗,却不知道谁跟谁打,为什么要打。她为什么要逃跑?她也在跟人打仗并打输了吗?
“我走了你会想我吗?”她试探地伸出手来,抓着我撑在窗台上的一根小手指头,问道。
我点点头。
“我要是死了你会想我吗?”
我好像也成熟了,用责备的眼光瞪着她。我们俩久久地对视着,并不时讨厌地看看在门前忙碌的那些军人,然后又收回目光互相看着对方。她轻轻地玩弄着我的小手指头。我们都明白我们想干什么。而我们想做的那件事,又都在交流的眼光和手指头上默默而又惊心动魄地完成了。
最后,她叹了口气,说:
“只有大人不打仗了,我才能回来。”
不久,南京就解放了。解放的那天,她家花园中的月季已经盛开,而那株栽在窗前的棣棠,更是绽出了满树金黄色的花朵。我盯着那扇空荡荡的窗口看了一会儿,但很快就被坡下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吸引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