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正悄悄地湮没田野，湮没草滩，遮住了远方深蓝色的群山，抹去了天边的地平线。不知不觉的，天上这儿那儿就出现了闪闪烁烁的星星。星星又像会下子儿，越繁衍越密，一会儿就在头顶上撤下一大片。道路已经模糊不清了，只有风带来一阵阵湿润的空气和微弱的汩汩声，说明驴车还靠着河沿。
呱哒、呱哒、呱哒……驴蹄声均匀而单调，像县委墙上那面挂钟的砣砣在摇摆。真的，时光飞逝，岁月如流，这一切过去了多少年啊，但现时想起来还跟昨天一样。
这时，他又返回来想起贺立德。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跟尤小舟和贺立德有了私人情谊，都是从他们倒霉的时候开始的……
一九六六年，先是从北京来了一帮“红卫兵”、“丫停丫停”的，在县城刷了好些大标语。有一股子还跑到魏家桥的黄河边来，叽哩哇啦地挤在一张羊皮筏子上。告诉他们危险，他们不听，还手舞足蹈地叫唤“浪遏飞舟”。结果，筏子让他们弄翻了，一个小尕子没爬到岸上来，四五十个庄户人往下游寻了三四十里都没寻见尸首，其余的才水淋淋地逃了回去。以后，又说是中央下来了多少多少号文件，县城机关、学校、工厂的人刷地一下子都成了“革命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揪已经调到地区去的贺立德。
批斗贺立德那一天，他作为魏家桥大队的代表，也应召前往参加了。批斗大会设在县委前面的大广场上，黑鸦鸦的一大片，总有几千人，正是报上常说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批斗之前，“造反派”的宣传队先演节目。一群穿绿军装的男男女女上了台，个个浓描艳抹，竖眉立目，一会儿站成一排，倏地又人踩人地叠起罗汉，舞着拳头，扯开嗓子大喊：
革命的你就站过来！
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
滚他妈的蛋！
罢他妈的官！
杀！杀！杀！
嗤！这是啥节目？还不如过去集上耍皮影子唱的好听哩！他坐在台下，无趣地伸起脖子环顾了一下四周，蓦然，往昔的情景突地在他意识中跳跃出来：这个广场，他是太熟悉了。小时候，他经常赶着毛驴来赶集。天还没有亮，怀里揣着妈妈昨晚上烙的馍馍，把杂毛织的褡裢朝驴背上一甩，颠呀颠地一阵小跑，三十多里路，到集上也就刚出太阳。那时候，广场上当然没有铺柏油和水泥，被人踏车碾成粉未的黄尘和牲口粪，厚厚地积了一层。光脚丫子在上面走，又凉爽又软和。清晨，嗅着洒上露水的尘土和牲口粪便的清凉气息，简直沁人肺腑……
批斗大会会场西面，现在县上最大的一所中学的旧址，在当时是集上最高的建筑——一座用土坯砌成的洋教堂。他听过那里面老唱“天主爱我，我爱天主……”洋教堂上有个尖尖的小塔，塔里面有口小铜钟。要是逢集那天正是礼拜，你听吧，那口钟就丁儿当儿地晃荡起来，隔七八里路都能听见，惊得家鸽子和野老鸹成群成群地扑腾扑腾乱飞。中学前面的操场，是过去洋教堂的花园。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西红柿。那藤条上垂下的又红又大的洋果果子，曾使他多少次流连忘返。啊，那是什么年月！人经的事情少，见的世面少，人也就那么单纯朴实。
批斗大会的台子下面，正是当年姜麻子开的包子铺，带卖羊杂碎汤。这是那时县上最高级的食堂。铺子前面老是飘出如雾的蒸气，香味四溢，集上几乎所有的狗都集中在这里。
“嗬，刚出笼的热包子咧！一咬一嘴油……咋的？小兄弟，来一盘吧？”那时候，卖吃食不论斤两。
他摸摸怀里的烙饼，咽下一口口水。老爹死得早，光阴就靠他这个少年人维持，他已经懂得算计了。
“来碗杂碎汤吧。”
“好——一咧！”
姜麻子真舍得放作料。热腾腾的杂碎汤上浮着厚厚的一层辣椒油，再撤一撮香菜，有红有绿，看着就叫人嘴馋。杂碎汤沾烙饼，吃得满头冒热汗。后来，姜麻子看他大小也是个顶门户的掌柜的——黄河边上，地广人稀，许多贫农也有自己的土地——干脆给他立了个折子。那种红皮折子，现在已经失传了，就和台上宣传队的手风琴一样，一拉好长，合起来像本小红书。吃一碗杂碎汤，在上面记上一笔，庄稼熟了以后再结账……
可是，现在，姜麻子也低着脑袋站在一大帮等着上台给贺立德陪绑的牛鬼蛇神中间。原先老剃得光光的青皮头顶上，枯焦的乱发像经了霜的三棱草。挂在脖子上代替那肮脏的羊皮围裙的，是一块写着“反动资本家”的大牌子，他知道姜麻子的包子铺里，伙计自来就是姜麻子的老婆儿女。咋成了资本家呢？
他再扭过脖子看看县委大院，更是感慨万端。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领悟到什么是荣誉感。他曾胸脯上别着红布条条，展直腰板在这过去是镇公所的大门进进出出。正因为它是过去的镇公所，他才真正体会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黄灌区的农民吃穿倒能勉强凑合，就是征兵、派粮、闹匪受不了，从他能赶毛驴来赶集的年岁起，每年都得被拽来受一次“国民兵训练”。后来，干脆把他征了兵，穿上了二尺半。来镇公所集中的那一天，小脚的寡妇妈骑在毛驴上，由弟弟陪着，哭哭啼啼地一定要跟着来送他。到了集上，还在如今盖了县医院的小照相馆照了张相。妈说，照个相，人的霉影影子就脱在纸上了，人就能转运，忍痛花了五升米的价钱。现在那张发黄的相片还挂在一长溜形形色色的奖状中间。相片前面，是一盆白不滋拉的叫不上名字的花，人背后挂着黑不溜秋的布单子；母子三人都耷拉着八字眉，哭丧着脸，呆若木鸡，真是一副倒霉相。
但是，霉影影子虽然脱在纸片片上了，人却没转运。他披了两年黄皮，因为木马、单杠、石锁耍得好，各项操练一学就会，眼看要补上个班长时，弟弟却得了绞肠痧，请神婆子下了一晚上大神，没救过来，一命呜呼了。
他跑去请假，又叫刚从“中央步校”受训回来的连长半文半白地勉了一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勘乱未果，何以顾家？”他一气之下，半夜趁站岗的机会闯进连部，一把把连长从床上拽下来，先用袜子堵上嘴，一边揍一边骂：“驴日的，我叫你养兵！驴日的，我叫你养兵！……”直到小白脸连长断了气，才知道闯了祸，扔下枪跑回老家。
当然，家里是待不住的。第二天凌晨，魏德富划着羊皮筏子送他过了黄河，逃到了蒙古地的大草原，投到山西人开的羊柜上当了个羊把式。和游牧的蒙古人打了两年交道，家乡解放了，他终于回了家。这时，才知道老妈已经死了，全靠乡亲们照顾给埋在庄子西边的高岗上，家里的房子物什也靠乡亲们保存下来。人出过远门，遭过难，才知乡土亲。从此他就一心一意给乡亲们办起了公事，走到“官面”上来了。
也就在这时，也就在这个集上，他第一次见到贺立德。那时县委大院还没修起来，贺立德笑眯眯地站在镇公所门口的高台阶上，迎接他们这些贫农代表。他激动地握着贺立德软绵绵的手，曾把对共产党的感情全部倾注在这个政委身上。
贺立德那时可精神啦。国字脸放着红光，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高颧骨，大腮帮，还留着城里人那种偏分头。贺立德给他们作报告，讲党课，三句话离不开个“老实说”，还有一句话他永远也没有搞懂，叫“铁的逻辑”……可是，现在……
贺立德在浪翻雷鸣的口号声中被押上台来，他瞪起细长的鹰眼，惊得闭住了气。要不是这个人胸前的大牌子上有“贺立德”三个字，他根本认不出来了：偏分头剃成了阴阳头，两颊深陷，面色灰白，上面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淤血斑。“造反派”把他的胳膊向后一扭，往上一抬，他龇牙咧嘴的，整个面孔可怕地拧成一团。
接着，事先准备好的“造反派”拿着稿子上台来揭发贺立德的“三反罪行”。首先提到的是六○年的“双打”。
“糟了！”他不由自主地偷偷看了看两边的人，低下了脑袋。“要提‘双打’，我也跑不了。”
幸好，发言的“造反派”掀过一页稿纸，“双打”也就算揭过去了。随后就是数落贺立德的历史。说贺立德年轻的时候在西安参加过三青团，说他是胡宗南派到延安来的特务，要不，为啥家里开着中药铺，放着少东家不当，要跑到山沟沟里去住窑洞？这些，他却听得津津有味。
折腾到中午，批斗告一段落。散了会，全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司令吴尚荣——一个修造厂的工人，特地在人群里找着他，拉他到“司令部”去吃中饭。
“走吧，老魏，我还要跟你谈谈哩。”吴尚荣也穿一身绿军装，胳膊上的红袖箍有半尺宽，胸前戴着一个有碗口大的像章，喉咙沙哑地说，“你是全县农民里头有影响的人物，咱们工人干部正要得到贫下中农的支持哩。”
“嗐！咱们农民有啥力量，一个个都是榆木脑袋。”他听着不是找自己算“双打”的账，于是装作傻乎乎的样子。
“你看你，农民也要关心国家大事嘛。”吴尚荣却很严肃认真，“现时党里出现了修正主义，咱们工人农民不关心，谁关心？走、走，咱们边吃边谈。”
“人家是官，势力好大哩，咱们小百姓关心顶啥用？别闹得草人人儿放火——自身难保！”他果真变成颗榆木脑袋，站在原地不动。
“哎呀！……唉，也难怪，住在乡下，又受了好多年蒙蔽。”吴尚荣并不责怪他无知，仿佛挺可怜他似地开导说，“他们搞修正主义，咱们就起来造反呀。毛主席早说过了，‘造反有理’，谁不知道你在旧社会里都敢造反，是个天生下来的造反派？走、走、走……”
这话不假。他把小白脸连长捶死以后，国民党省政府和师管区四处张榜通缉他，反而使他在这一带成了传奇式的英雄。
“还反啥哩，过去的事，马尾穿豆腐，不能提啦……”他心不在焉地嘟哝着，眼睛却瞄着吴尚荣的身后：这时，两个造反派正押着贺立德站在县中学厕所门口。厕所里显然在赶人，人们一个个提着裤子往外跑。他脑子一转，赶紧捂着肚子。“好吧。我这两天肚子闹病，先去一下，等会儿我到司令部——不是工办大楼吗？找你去。”
说完，他甩下“革造联”的大司令吴尚荣，弯着腰向厕所急急忙忙地跑去。在门口站岗的“造反派”看他是刚才跟他们的司令谈得很亲热的老乡，把他放进去了。
唉，十七年前，在镇公所的高台阶上和贺立德握手的时候，他想炸脑袋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到这种肮脏的地方来找贺立德。
“老贺……”
他在贺立德旁边的坑上蹲了一会儿，听外面没有动静，轻轻地招呼了一声。过去，他喊贺立德“贺政委”、“贺县长”、“贺书记”、“贺主任”，而这一声“老贺”，就把全部过程轻轻抹掉了，他一下子和“县长”、“政委”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来了。
“啊、啊……你还敢……”
贺立德根本没想到他在现在会用这种亲热的口吻招呼自己，他进来时连看也不敢看他一眼。听到他一声“老贺”，贺立德的眼泪不由得扑扑地往下滴答。
“老贺，唉！啧……”
他不善于表达细腻的感情，这一“唉”、一“啧”，已经显示了他的全部心情了。
“老贺，这个，你先拿去花着。”他从棉裤口袋里掏出准备来县上顺便给娃娃买布的十块钱。“你让人押着，一定很不方便，需要啥，我以后想办法给你送来。”他知道贺立德的爱人早几年死在县医院，没人给贺立德送东西。
“哎呀！这，太，太……他们把我从宿舍里拖出来，什么也没带，连烟……这，太……”贺立德赶紧用手背抹去眼泪，接过钱慌忙揣进棉袄里边的口袋。
这又是想炸脑袋也想不到的事；贺立德为了十块钱竟会对他如此感激涕零。一股怒火从他这个剽悍的汉子胸中蹿上来，他咬牙切齿地说：
“他妈的！我看这帮家伙，纯粹是反革命！”
“嘘——”贺立德却吓得一哆嗦，探出脖子向厕所门外惊惶地望了望。“哎呀！这话是错误的呀，千万不敢说呀……”
嘿！都落到什么地步了，还连句话也不敢说！他斜眼一膘，看见贺立德那副畏畏葸葸的样子，又埋怨起贺立德来：
“老贺，你呀，应该跟他们斗才对，明里斗不过就暗里斗！”
“唉！怎么能斗呢？他们是中央首长支持的呀，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呀！”
“‘正确的、正确的’！那么他们说你过去这、过去那也是正确的？”他挖苦地说。
“唉！”贺立德沉重地叹息一声，头又懊丧地垂了下去，“三青团嘛，那是个外围组织，也可以说有的。可我到延安就交代了呀。唉，真倒霉！老实说，不是为了这个，我早上去了。凭我这资格，何至于解放大西北的时候分在这穷山恶水来当个县级干部。可是，说是特务，老实说，那，连影子也不沾边呀！”
他侧过脸，皱着眉头盯着贺立德，像要把这个人看透一般。啊，被打成这副模样也不敢抗争一句，懊恼的却是在分配工作上委屈了自己。“穷山恶水”这个词他在旧社会当兵时听见过，下面紧跟着的是“淫妇刁民”。原来，你在咱们这儿当了十几年官，却压根不爱咱们这个地方，不爱咱们老百姓！你看人家尤小舟，当了“右倾”还惦念着庄户人，倒了霉，也没丢了共产党员的骨气。像你？活该！他后悔自己白白扔了十块钱，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老魏，”贺立德没有理会他啐唾沫的意思，这本来是蹲在厕所里常见的动作，倒把他当作难中知己。“你看怎么办？他们死命打我，非叫我承认是特务不可。你看这手指头让筷子夹的，老实说，真受不了啊……”
“哦，”他斜睨了一眼贺立德那只青紫肿胀的手，怜悯之情又油然而生，不管咋说，他在镇公所的高台阶上握的就是这只手。
“你呀，你这个人，也是读书本、本子读傻了，你不会就胡应承下来么？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越编得大越好，反正脱过了挨打就行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他靠在毛驴车的栏板上，仰望着头上灿烂的群星。回忆到这里，他不觉意味深长地笑了。
在星空中，横亘着一条巨大的明亮的光带，气魄宏伟地把夜空划为两半。在光带两侧，聚集着无数闪烁的小星，密密麻麻的，像河上迷蒙的雾气，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老一辈人常说，天上的一颗星主宰着地上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哪颗星是主宰我的呢，哪颗星又是主宰贺立德的呢？如果这话不假，那两颗星星一定离得不远，而且是互相映衬的吧？
真的，人真像是被神秘的命运支配主宰着的。他这个没有文化的庄户人蹲在厕所里教给贺立德的鬼点子——而这正是他过去对贺立德使用过的办法，在贺立德当时听来却成了金玉良言，后来果真那么做了，对“造反派”胡诌了一通。那些光会喊“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派”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不但不再折磨他，还把他当成一个确有悔改表现的阶级敌人的典型放回了家。可是，过不多久，解放军对这个地区实行了军管，当然要先拣重大的案子查，贺立德马上就跳出来翻案。也不知他胡诌了些什么，害得十几名解放军的外调人员夹着公文包，西安、北京、天津、兰州，跑了个遍，汽车、火车、飞机行程数万里，花了国家几千元差旅费，才弄清楚是个大冤案。而贺立德也就光明正大地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进入了地区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从此，老贺官运亨通，历经一九六八年以后中国的所有政治运动，再没有受过罪。
看来，命运就是无数未知的偶然性遇合的现实性。如果那天他没去参加批斗会，如果贺立德批斗完了没去上厕所，如果他在臭气熏人的茅坑上不是这样教贺立德，只泛泛地安慰几句，或陪着洒几滴无济于事的眼泪，那今天会是种什么局面呢？也许，老贺没有开窍，糊里糊涂地被整死了——这样含冤而死的人还少么？也许老贺会受不了“造反派”的逼供而自寻了死路——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而且贺立德那时的确到了绝望的地步。那么，贺立德这颗福星就不能再分给他光泽了，他那颗星也就黯然失色了。
然而，幸运就在这里，幸运就在这样一句话。啊，命运啊命运……
可是，事情还并不到此为止。
他从厕所钻出来，向广场走去的时候，发现站在厕所门口的两个学生模样的“造反派”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两人嘀咕了几句话后，又分出一个人照直对他赶来。虽说那时候“造反派”们还没有弄上枪，他对付这样两个娃娃绰绰有余，但人家是一帮人，惹了是非是不会有他便宜的。再摸摸裤子口袋，钱全给了贺立德，现在又没有姜麻子那本红皮折子；语录本光能念，当不了饭吃。于是，他灵机一动，踅过脚跟向县委大院旁边的那座青灰色的两层砖房，所谓的工办大楼走去。
从此，他踏进了一个动荡剧烈的政治活动的圈子，并凭着他农民的狡黠和机敏，凭着他的良心和理性，也和贺立德一样一帆风顺，左右逢源。因为如此，后来县上的人根据他的姓——魏，给他取了个外号，都在他背后用一种既亲昵敬佩，又鄙视妒忌的口吻称他——“半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