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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袁晓晨的电话响起来,她开始接一些工作电话,从电话的内容看,我大至能估计出她的工作强度,可以看出,袁晓晨在工作上精明干练,而且诡计多端,“宁说十句话,不跑一步路”是她的座右铭,本来是一件她必须去现场处理的事情,叫她东一个电话西一个电话地给解决了,临近晚上,她非要一起做饭吃,我只好与她去菜市场转了一圈儿,因为昨天运动过猛,所以腰酸腿疼,这一走,姿势就像两个上年纪的人,买了半天菜才决定省事儿点,晚饭吃火锅,于是,我们不得不跑到附近一家超市又买了一个电火锅。

回家以后,我们一同洗菜,然后就坐在火锅边等,水开了,看着电火锅里冒出气泡,她竟自己傻乎乎地笑起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犯傻的时候就像这样冒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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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上经常形容恋爱为炽热的、深沉的什么的,那多半是外国有产者的感觉,很难摹仿出来,中国人谈恋爱,图的就是一个轻松,生活压力大得叫人只能把谈恋爱当成娱乐休闲项目来搞,跟流氓淫乱活动基本没什么区别,即使是白领儿,也多半只能如此,晚上我送袁晓晨回家,她叮嘱我多做有氧运动,别勾三搭四,然后就在车里依依惜别:“你回去吧,要是明儿早上走,还得堵车,回去得一个多小时,我今天要早睡,下个星期估计忙得要死,天天都要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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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被强奸的时候,我九岁,我舅舅干的,我表哥按着我,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窗外电闪雷鸣,下着暴雨——”回到家,我睡不着,闷闷不乐地挂在网上,写着狗屁不通的黄色小说,愁苦不堪地打发着空虚的时间,唉,没办法,孤独催人无聊,而且,再没劲的事情也得有人干呐。

回想这个周末,过得像打仗,一件事紧接着一件事,马不停蹄,我知道,这是袁晓晨的生活节奏,我是无意间踩上她的点儿的。现在,我坐在我的书房里,坠入一种冷冰冰的清静之中,草绿色的格子窗帘低垂着,楼下听不见汽车声,电话铃也不响,眼前是一直排到房顶的书,随手抽出一本《白话四书五经》,胡乱一翻,便看到这样的句子,“公子突说:派一些勇敢但没有毅力的战士,冲击一下敌军就赶紧逃离。”看得我直皱眉头,原来我国古代的部队是按性格分成一个个作战集团的,也不知道他们打起来什么样儿!

我把那本“四书”扔到一边儿,随手又拿起一本老得发黄的《罗丹艺术论》,那好像是我看过的第一本艺术文论,里面通篇漂亮话,我看到字里行间,到处是我用十几年的手画出的小道,看来当时觉得说得又好又妙,现在却已看不进去了,封面上是罗丹的著名雕塑《思想者》,当时觉得简直是对希腊雕塑的超越,一条条鼓起的肌肉处处显出思想者的优美与力量,现在看来却问题颇多,据我的个人经验,人在思想时,肌肉是帮不上什么忙的,相反,为了维持大脑高速运转,放松肌肉很有必要,但罗丹却不这么看问题,人们竟会相信他,这叫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猜罗丹若不是找了一位被便秘所苦的模特当思想者,那么他简直就是开欣赏者的玩笑,我暗想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定是因为欣赏者中很少有思想过的人。

哎,过去,过去,那些海绵一样的过去,那些不管青红皂白就点头同意的无知的过去,令我百感交集,拥有青春的骄傲、新奇与愚蠢,也不知该叫人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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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翻闲书成了我生活中占时间最长的一部分,房间里到处都是闲书,随手就可抓到,就如有人喜欢往家里四处乱放零食一样,闲书看多了令人见怪不怪,人生在我眼里,变成一场与空虚的消耗战,最后空虚战胜生命,死亡结束一切,宇宙法则永不更改,这么一看,无论什么样的人生,都像是一种垂死挣扎,从长远看,剩下的表现只不过是个风度问题,拼命维护必死的自我的,叫做没风度,顺从的人显得更从容,被关注的人叫做表演者,剩下的是观众,就是这样。还有一撮另类试图用怪方法超越生命,可惜一直没能说清楚超到哪儿去了,有时候我倒是挺希望谁谁谁能回来看一看,介绍一下超越了生命以后的情形,可惜的是,这种事儿没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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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一些无名的痛楚袭击我的内心,叫我难受之余,试图用文字给它们命名,介绍给别人,可惜那不是故事,因此说出来也没人爱听,活人自有一套法则来使生活真实可信,北京就铺展在很大的一块土地上,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痕迹,但是,北京在哪里呢?一个词语如何讲述那么多的人和事呢?当我闭上眼睛,北京便像一团轻烟似地消散了。

然而我睁开眼,我想我仍在那轻烟中,我知道街道上有汽车穿行,有人从树下匆匆走过,而在北京之外,仍有一个幻想的北京存在,在每个人的心中,人们用欲望去轻触这幻想,就像用一个梦去轻触另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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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响了起来,是袁晓晨,问她在哪里,她说在洗手间,然后就用神秘的口气贴着听筒对我讲:“我们老总这两天犯病了。”

“什么病?”

“花-痴!”她一字一顿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

“在我们总经理办公室,人人都这么说。”

“该犯犯他的。”

“那不行,今天他第一次犯到我头上。”

“他怎么犯的?”

“我给他文件的时候,他不接文件,却一把抱住我,用手拍我的后背,我闪开身要走,他却趁机又摸了摸我的头发。”

“一下子犯这么厉害?”

“是啊,据说比这厉害的还有好几次。”

“你们老总多大了?”

“五十吧,但打扮得像不到三十的,听说有一次还穿着棒球服、戴着棒球帽来上班呢。”

“那你就原谅他吧,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

“我原谅他了,这不到洗手间来洗手了吗?”

“那就好。”

“不好——”

“怎么啦?”

“我说的是上午的事儿,他下午老毛病又犯啦,刚刚摸了一下听电话的小虹的脖子。”

“哎,你紧张什么,反正不是你。”

“呆一会儿就轮到我了,我要去他那里送机票,这不一个人在这儿人心惶惶的,大喘气呢!直想把咱家那个护膝当脖套儿戴上,而且啊,这次去新加坡,就四个人,你说要在飞机上我们坐并排,他毛病一犯,我怎么办呀?也不能就带一降落伞上民航啊!好了,我得走了,回头再向你汇报我们老总的新动向,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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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着手机费报销,袁晓晨有事儿没事儿总给我打一些这一类的电话,讲一些公司的笑话及琐事,用以缓解工作压力,并趁机撒撒娇,经常听到她在电话里唉声叹气:“你看,我被他们使唤得累死了,还不如在过去当一大户人家的丫头,没准儿还能碰到像贾宝玉那样的帅哥,现在可惨了,被一帮老白领支得团团转,话都说不出来了,你看看,小白领成天这么

忍辱负重的,你也不可怜可怜我。”总是说着说着便联想到我们见面,“你见到我要好好心疼心疼我,要不我活着可就真没希望啦。”

一般来讲,我就听一听,搭上一两句,让她把话说完,不过,我知道,渐渐地,她已经把我当成一种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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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袁晓晨去了新加坡,回来给我买了免税商店的礼物,一瓶男用范思哲香水,据说还在老总的支持下,偷偷用公款买了一身高级套装,打在办公费里,“七千多块钱呢,他们讲排场,我就占便宜,下次出去你提醒我一下,只带我奶奶七十的时候最爱穿的那条裙子,看看他们给不给我买新的!”

这一次,她带回了更多的老总花痴新闻。

“人家新加坡那方面出了一个德语翻译,叫朱丽叶,长得比我还难看,他就受不了,一上去就跟人家握手,还说英语!弄得人家直不好意思,说对不起先生,我不懂西班牙语!”

“你们老总英语不行啊?”

“废话,要是行,我吃谁去!”她翻了我一个白眼儿说。

她又说:“后来谈完了事儿,他还去抱人家,人家为了躲他,脑袋都撞花瓶上了,真给咱大陆人丢脸!就跟大陆没女的似的。你说,他怎么这样呀?我当时都不知该怎么办了。”

“后来我知道了,我偷眼一看我们财务顾问,他板着脸,看着脚下,以后我也那样了,就跟默哀似的。”

“这还没完呢!你听啊,最后啊,我们散会的时候,他跟所有有点姿色的女的都抱了一抱,估计心里头觉得人家还以为他外国上流社会混出来的呢,可是,你听啊,最后再见的时候,他都抱晕了,又去抱一个进来端盘子的服务员,而且人家都转身了,他还垂涎欲滴的,人家朱丽亚都跟我说啦,像他这样的,在新加坡,早被送上法庭了,哪儿还能人五人六地穿着西服到处滋事儿啊!”

“最危险的是有一天,我们换了一饭店,他让我去他床边,给他翻一段说明书,他还故意把灯开得特暗,我字儿都看不清楚怎么翻呀!我说‘老总您能把灯拧亮点叫我看清楚字儿吗?’他说,‘小姑娘,眼睛不好啊,明天我还希望你帮我挑几件衬衫呢,我最相信你们年轻人的眼光了!’说着啊,就用手摸我的后背,差点儿把胸罩儿搭扣解开!我转了一个身,他就用胳膊搭我肩膀上,死沉死沉的,我甩了他的手,他一点也不生气,过一会儿,还想用手指头摸我脸,我脑袋一偏,一躲,差点让他把我眼睛杵瞎了,你说这人是不是无药可救了?”

“那过两天我没事儿告他性骚扰去。”

“你告也没人信啊,他白头发都快掉光了,精神头儿也不好,看起来就像大小便失禁的样子,估计那方面早就不行了,才显得这么花痴,其实挺可怜的。哪儿像你啊,咬人的狗叫都不叫一声!”

“是啊,你倒不咬人,叫得比爆炸还难听,以后在床上别瞎嚷嚷了,就跟要招呼邻居围观似的,你知道你声音像什么吗?像用冲击钻演奏抒情歌曲!你也太叛逆了你!”

“滚!”她恶狠狠地踢了我一脚,“不许你干涉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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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一个多月以后,袁晓晨领到了第一次薪水,她拿着单子还不放心,下班跑商场买了几样零碎,刷了卡以后就在商店门口儿给我打电话,声音又骄傲又充满了对未来消费的憧憬:“哎,我出事儿了!”她夸张地说道,“发我的钱多得出乎我的预料!真不知该不该退回去!”

“我支持你退回去,苍天有眼,叫我这辈子有机会见一见高尚的人。”

“呸!我还没傻呢,别教我!你听我说,我给你买了一件长袖T恤,可好看了,见面你就穿上!你给我挺着鸡胸站镜子前看一看,我告你什么效果。”她在电话里就乐了起来。

“什么效果?”

“俺们那疙瘩少女怀春就你那熊样儿!”

也不知她哪儿学了这么一句非要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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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袁晓晨更忙了,她是个很好的秘书,这一次,在金钱的刺激下,总算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时常沾沾自喜地告诉我别人说她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能干,她自己就更悄悄地努力,因为公司开展了一项与意大利公司的业务,她便开始学意大利语,起初是与公司的几个职员一起学,后来由于学得太猛,把人家给甩下了,人家见她学得那么快,都没了信心,最后,就她一个人学,虽然她挤时间与我见面,但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往往是进了门澡都来不及洗,就在我怀里说了几句胡话后便睡着了,她的电话犹如追命铃,如影随形地追着她,没有片刻的消停,她更瘦了,以前穿过的套装穿在身上直逛荡,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她与公司的人去了趟意大利谈生意,顺便玩了一通,回来才稍微好一点,她买回两个威尼斯面具,她一个,我一个,以及一大提包在罗马、都灵、热那亚等各种地方收罗的低值生活用品,她管那叫艺术品,一些沉甸甸的复制的希腊小雕像,一个杯子,一个又能带在身上又能挂在墙上的铁首饰,一个从小饭馆里偷的手工烧制的盘子,两把木头巨勺,还有诸如此类的宝贝,她拿回来一件件摆放在我家中,又极不舍得地从中挑了一个看起来最次的烟灰缸,带回家去送她爸。

下一次来,又更不舍得地从墙上摘下一件小挂毯送给她妈。

她自己的装备也换了,身上尽是些公私混用的东西,往往从包里拿出一件东西就是名牌,拿出另一个是更贵的名牌,还有掌上电脑之类,现在她是公司的小红人儿,如鱼得水并且全情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