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们排长是个怪人，常做些与大家不同的事。比如睡觉，他爱白天睡，夜里折腾。白天明晃晃的，他能打呼噜大睡；夜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家都是农村孩子，往常在家时，午休时要下地割草，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但排长睡午休，一屋的人都得陪着他躺在铺上不动。晚上，大家训练一天，累得不行，要睡了，这时排长却依然挺精神。床上睡不着，他便倚到铺盖卷上看书。他看书不用台灯，非点蜡烛，说这样有挑灯夜读的气氛。明晃晃的蜡烛头，照亮一屋。王滴说：
“多像俺奶夜里纺棉花。”
当然，排长也有不睡午觉的时候。那是他要利用午休时间写信，或者训人。他一写信，全班的人替他着急。因为一封信他要返工五六次：写一页，看一看，一皱眉头，撕巴撕巴扔了；又写一页，又一皱眉头，撕巴撕巴又扔了，……闹得情绪挺不好。他情绪不好，别人谁敢大声说话？再不就是训人，开生活会。上次开王滴的生活会，就是利用午休时间。所以，大家说，排长睡颠倒虽然不好，但不睡颠倒大家更倒霉。一到午休时间，大家都看排长是否上了铺板。一上铺板，大家都安心松了一口气。
柳树吐了嫩芽。戈壁滩上下了一场罕见的春雨。哩哩啦啦，下了一天。训练无法正常进行，连里宣布休息。大家说，阴天好睡觉，今天该好好休息了。于是到了午休时间，大家都打着哈欠，摊铺盖卷准备睡觉。这时排长急急忙忙进来：
“不要睡了，不要睡了，今天午休时间开会。”
大家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排长又要训人。可看他脸上，倒是喜孜孜的。大家闹不清什么名堂，都纷纷又穿起衣服，整理内务，围坐在一起，等待排长开会。
排长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噗噗”吹两口，坐到一张椅子上，拿出一个笔记本翻着说：“刚才我到连部开了一个会，训练再有二十多天就要结束了，研究大家的分配问题，现在给大家吹吹风……”
大家的心“咯噔”一下，马上睡意全无，人圈向内聚了聚。连刚才还漫不经心的王滴，也瞪圆眼睛，竖起了两只耳朵。大家在新兵连训练三个月，马上面临分配问题，谁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呢？
排长说：“大家也不要紧张。能分到哪个连队，关键看各自的表现。大家想不想分到一个好连队？”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想！”
排长说：“好，想就要有一个想的样子。现在训练马上进入实弹考核阶段，大家都要各人操心各人的事，拿出好成绩来！到时候别自己把自己闹被动了……”
又讲了一通话，问：“大家有没有信心？”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有！”
这时排长点了一支烟，眯着眼睛说：
“大家还可以谈谈，各人愿意干什么？”
大家都纷纷说开了，有愿意去连队的，有愿意去靶场的，有愿意去看管仓库的，排长问身边的“老肥”：
“你呢？”
“老肥”这时十分激动，脸憋得通红，答：“我愿意去给军长开小车！”
大家“哄”地笑了，说：“看你那样子，能给军长开小车！”
排长问：“你为什么愿意给军长开车？”
“老肥”答：“那天检阅，我看军长这人不错。”
排长拍了一下他的脑袋：“好好干吧，有希望。”
“老肥”乐得手舞足蹈。
开完会，大家摩拳擦掌，纷纷写起了决心书。
这时新兵连训练又开始紧张起来。投弹、射击，马上要实弹考核；夜里又练起紧急集合。这时大家都已成了老兵，本来吃不下这苦；但面临一个分配问题，大家都像入伍时一样认真。分配又是一个竞争，你分到一个好连队，我就分不到好连队，大家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又开始面和心不和。本来投手榴弹、瞄靶，大家一起练练、看看，多好；但一到晚饭后，各人找各人的地方，悄悄练习。一直快到熄灯，才一个个回来，各人也不说自己练习的成绩。李上进把我、“老肥”、“元首”召集到一块开“骨干”会，说：
“还是号召大家互相帮助，不要立山头。一闹不团结，班里的工作就搞不上去。”
接着开了一个班务会，号召大家平山头，休息时间一起训练。当天晚饭后，李上进便集合大家，一块排队到训练场去。路上碰到副连长，问：
“这时候排队干什么？”
李上进说：“利用休息时间补课。”
副连长点点头说：“好，好。”
李上进很兴奋。
但到了训练场，大家仍是面和心不和，各人使劲甩自己的手榴弹，不给别人看成绩；惟独李上进跑来跑去，说某某投了多少米。
夜里紧急集合。这时连里又缩短了集合时间。过去是十分钟，现在缩短成五分钟。但大家到底是老兵了。竟能在规定时间利利索索出来。“元首”穿鞋也从不错脚。这时“老肥”出了问题。不知是白天训练太紧张，还是他夜里睡不好，一到紧急集合，他就惊慌。全连已经排好了队，他才慌慌张张跑出来，背包还不是按标准捆的，勒的是十字道。有一次把裤子又穿反了。班长找他谈话，说：
“李胜儿，咱们是‘骨干’，可不能拖班里的后腿，那同志们会怎么说？”
“老肥”含着泪说：“我难道想拖班里的后腿？只是心里一紧张，想快也快不起来。”
李上进说：“过去你不出来的挺快？”
“老肥”说：“过去是过去，现在也不知怎么了，浑身光没劲。”
王滴挨着“老肥”睡，背后对别人说：“‘老肥’这人准是犯病了，一到夜里就吹气，嘴里还吐白沫。”
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李上进。李上进问：
“过去他有什么病？”
我说：“没见他有什么病。”
后来又一次紧急集合，“老肥”更不像话，队伍已经出发抓特务，他还在屋里折腾。队伍跑一圈回来了，他出去找队伍没找到，一个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李上进说：“看样子他真有病。”
王滴说：“他犯的准是羊羔疯！你想，一听哨子响就吐白沫，浑身不会动，不是羊羔疯是什么？”
李上进把我拉到一边说：“班副，要真是羊羔讽还麻烦了。领导知道了，非把他退回去不可！部队不收羊羔疯。我们那批兵，就退回去一个。”
我看看四周说：“班长，不管是不是羊羔疯，咱们得替他保密。你想，当了两个月兵，又把他退了回去，让他怎么见人？”
李上进摸着下巴思摸。
“再说，他这羊羔疯看来不严重，到部队两个月，怎么不见犯？现在偶尔犯一次，看来是间歇性的。横竖再有二十多天就结束了，我们替他遮掩遮掩。”
李上进思摸一阵说：“只好这么办。以后再紧急集合，你帮他一把。”
我点点头。
“老肥”这时满头大汗从黑暗中跑回来，衣裳、被子都湿漉漉的。李上进说：
“回来了？”
王滴说：“你还是独立行动！”
“老肥”还在那里喘气，顾不上搭言。
第二天上午，我找“老肥”谈话。问：
“‘老肥’，你是不是有羊羔疯？”
他说：“班副，咱俩一个村长大的，你还不知道，我哪里有羊羔疯？”
我说：“我记得你爹可犯过这病！”
他低下头不说话。
我说：“一犯羊羔疯，部队可是要退回去的。”
这时他哭了，说：“班副，我可不是有意的。我心里可想努力工作。”
我说：“你不用着急。”又四下看一下人，把李上进的话给他说了一遍，让他自己也注意一下，争取少犯或不犯；紧急集合我帮他。
他感激地望着我：“班副，你和班长都是好人，我忘不了你们。万一我给军长开上小车……”
我说：“开小车不开小车，人不能有坏心。”
他连连点头。
我又深入到班里每一个战士，告诉他们不能有坏心，要替“老肥”保密。每到紧急集合，我只让“老肥”穿衣服，我帮他打背包，夹在我们中间一起出去，倒也显不出来。
十来天过去，没出什么事。大家平安。我和李上进松了一口气。“老肥”心里感激大家，把劲头都用到了工作上，休息时间一遍又一遍扫地，还替大家打洗脸水，挤牙膏，累得一头的汗。我看他那可怜样，说：
“‘老肥’，你歇歇吧。”
他做出浑身是劲的样子：“我不累。”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没想到班里出了奸贼：“老肥”犯羊羔疯的事，有人告到了连里。连里责成排长查问。排长午休时没睡，先独自趴桌上写了一回信，撕了几张纸，又把我和李上进叫到乒乓球室，问：
“李胜儿犯羊羔疯，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和李上进对看一眼，知道坏了事。但含含糊糊地说：“这事儿倒没听说。”
排长“啪”地将写好的信摔到球案上：“还没听说，都有人告到连里了！”
我急忙问：“谁告的？”
排长瞪我一眼：“你还想去查问检举者吗？”
我低下眼睛，不敢再吭声。
排长说：“好哇好哇，我以为班里的工作搞得挺不错，原来藏了个羊羔疯！连我都跟着吃挂落！你们说，为什么不早报告？”
李上进鼓起勇气说：“排长，真没见他犯过。”
我说：“我和他一个村。”
排长说：“你们还嘴硬，有没有病，明天到医院一检查就知道，到时候再跟你们算帐！”
我和李上进挨了一顿训，出来，悄悄问：“是谁这么缺德，跑到连里出卖同志？”
嘴上不说，都猜十有八九是王滴。王滴跟“老肥”本来就不对付，“老肥”又曾顶掉他的“骨干”，他会不记仇？再说，王滴是班里的落后分子，平时唯恐天下不乱，这放着现成的事，他能不吹灰拨火？这奸细不是他是谁？回到班里，又见王滴在那里又笑又唱，越看越像他。我和李上进都很气愤，说：“遇着事儿再说！”可他向连里反映情况，是积极表现，一时也不好把他怎么样。只是苦了低矮黄瘦的“老肥”，在那里愁眉苦脸坐着，等待明天的命运判决。
第二天一早，“老肥”就被一辆三轮摩托拉到野战医院去了，到了晚上才回来。
他一下摩托，看到他那苦瓜似的脸，就知道班里的“骨干”、想给军长开小车的“老肥”，要给退回去了！
“老肥”从车上下来，立即哭了。拉着我的手说：“班副，咱俩可是一个村的！”
又说：“不知谁揭发了我。来时大家都兄弟似的，怎么一到部队，都成仇人啦？”
我心里也不好受，说：“老肥。”
“老肥”说：“这让我回去怎么见人？”
王滴在旁边说：“这有什么不好见人的？在这也无非是甩甩手榴弹！”说完，甩屁股走了。
我们大家都气得发抖。背后告密，当面又说这风凉话，我指着他的背影说：
“好，王滴，好，王滴！”
这时“元首”上前拉住“老肥”的手，安慰说：“‘老肥’，心里也别太难受。
咱们都是‘骨干’，原来想一块把班里工作搞好，谁想出了这事！”说着，自己也哭了。
入夜，大家坐在一起，围着“老肥”说话，算是为他送行。卸了领章、帽徽的“老肥”，脸上痴呆呆的。李上进说：“李胜儿同志虽然在部队时间不长，但工作大家都看见了，还当着‘骨干’……”
我说：“李胜儿同志品质也好，光明正大，不像有的人，爱背地琢磨人。”看了王滴一眼。王滴躺在自己的铺板上，瞪着眼不说话。
“老肥”说：“我明天就要走了，如果以前有不合适的地方，大家得原谅我。”
这时有几个战士哭了。
排长从屋外走进来，也坐下参加我们的送行会。他从腰里摸出一包“大前门”
烟，破例递给“老肥”一支，吸着说：“李胜儿，别怨我，连里要这么做，我也是没办法。”说着，又递给“老肥”一双胶鞋：“回家穿吧。”
“老肥”抱着胶鞋，哭了：“排长，我不该尿你一裤……”
第二天一早，“老肥”乘着连里炊事班拉猪肉的车走了。临上车问：“班副，你给家捎什么不捎？”
我说：“不捎什么。回去以后，如果村里不好呆，就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吧。我给我爹写一封信。”
他点点头，一包眼泪，蹬着车轱辘爬上了汽车。
汽车马上就开了。
再也看不到汽车和“老肥”，大家才向回走。回到班里，又要集合去训练场练投手榴弹。这时大家都没情没绪的。我看着班里每一个人都不顺眼，觉得这些人都品质恶劣。十七八岁的人，大家都睡打麦场，怎么一踏上社会，都变坏了？
但集合队伍的军号，已经吹响了。
六
“老肥”走后的第二天，实弹考核开始了，实弹考核以后，就要分配工作。实弹考核的成绩，是分配工作的一个重要参考。大家都很紧张。实弹考核是先投手榴弹，后打枪。
投手榴弹之前，我找王滴谈话，告诉他班长说了，因为他投弹没达到三十米，没有投实弹的资格。接着狠狠批评了他一顿，也是替“老肥”报仇的意思。
“排长和班长都说了，你这人平时爱偷懒，不好好练习，现在拖了全班和全排的后腿，你说该怎么办吧！”
王滴急得浑身是汗：“我怎么没投弹的资格，我怎么没投实弹的资格？你怎么知道我会不及格？”
我说：“假弹还投不及格，真弹就投及格了？真弹会爆炸，炸死你谁负责？”
王滴说：“假弹没压力，真弹有压力，说不定一投就投过了。”
我说：“一投就投过了？你两投也投不过。我和班长商量，你手榴弹投不投，先给班里写份检查，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动机，为什么不好好练投弹？往深里挖一挖！”
王滴一下把胳膊肘捋了出来：“我怎么不努力，看这胳膊练的！”又带着哭腔说：“班副，你们这不是存心整人吗？”
我正色道：“什么叫整人？你这思想又不对了！你自己工作不努力，让你反省，是对你的爱护，怎么叫整人！难道你投弹不及格，还得大张旗鼓表扬你么？”
王滴这时哭了，哭得挺熊，一把鼻涕一把泪：“班副，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给我提，用不着这么背地给我穿小鞋。当初咱可是一个闷子车拉过来的！班副，我不就说话随便点，可没犯过大原则！”
我说：“你犯不犯原则，我不知道。排长和班长让我找你，我就找你，别的我也不敢多说，省得叫人到连部去汇报，说不定把我也退回去！”
王滴这时不哭了，半天看我，忽然从地上跳起来，又像蛤蟆一样伏到我脸前：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怀疑，‘老肥’退回去和我有关系？”
我说：“我可没说和你有关系。再说，向连里报告情况，也是积极表现。”
他猛地从地上跳起来，涨红着脸，指着我说：“好，好，你们竟怀疑上我！你们怀疑吧，你们怀疑吧！班副，我算和你白认识了！既然这样，你让我投弹，我还不一定投呢！”说完，一溜烟跑了。
我怔在那里。回到宿舍，把情况向李上进汇报，说：“班长，说不定向连里汇报不是他？”
李上进摸着下巴说：“不是他，可又是谁呢？班里就这么几个人，掰指头算一算，也找不出别人。”
我掰指头算了算，是找不出别人。
李上进拍一下巴掌说：“这事就这样决定了，别听他贼喊捉贼，这人品质一贯不好，汇报必是他无疑！”
这事就这样决定了。这时李上进又说：“班副，还有个事得商量商量。”
我说：“什么事？”
他说：“据你看，临到训练结束，组织上能发展我吗？”
事情的头绪可真多。我叹了一口气，说：“班长，这事你不用再操心了，那天你给副连长搓背时，他不说的挺明确？”
他点点头，又说：“我就怕‘老肥’的问题一出现，对我有影响。”
我说：“‘老肥’的问题是‘老肥’，再说已经把人家退回去了，怎么还会影响别人？”
他点点头，又说：“现在关键是看我了，得想法把班里的工作搞上去。”说到这里，一下从铺板上跃起，“班副，我看还是让王滴投实弹吧。”
我吃了一惊，问：“你不是决定不让他投吗？”
李上进说：“要不让他投，他无非得个零分；可他一得零分，班里的工作也受影响啊！班里出了个零蛋，连里不追查吗？”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说：“他投不过三十米，出了危险怎么办？”
李上进说：“实弹比教练弹轻几两，要万一投过呢？”
我说：“那就让他试试？”
李上进说：“还是试试吧，轮到他投弹时，让别的战士撤下来。”
我又去找王滴，告诉他可以投实弹。但宿舍内外，横竖找不见他。我猜想他又犯思想问题，躲到什么地方哭去了。我信步走到训练场的沙丘后寻找，也不见他。
我心想：批评他两句就闹情绪，还跑得到处找不见，真不像话。接着就往回走。这时我忽然发现，远处的旷野上，有一黑默默的影子，在那里跑。借着月牙的光亮打量，身影有些像王滴。我过去，叫了一声“王滴”，那身影也不答。但我看清，确是王滴：原来正一个人跑来跑去，在练手榴弹。我忽然有些感动，说：“王滴，别练了，深更半夜的。”
王滴不答，仍在那里投。
我上前拉住他，说：“王滴，别练了，班长说了，让你投实弹。”
这时我发现，王滴浑身湿漉漉的，胳膊肿得像发面窝窝。他赌气似的，甩开我的胳膊，仍投。弹投完，忽然伏到地上哭，哭得挺伤心：
“班副，要知道这样，我就不当兵了。”
我心里也不好受，说：“王滴，班里并没有存心整你。”
投实弹了。靶场背靠一个山坡。把弦套在小拇指上，顺山坡跑几步，“呼”地一下投出去，弦还在小拇指上，山间便“咣”地一声响了。这时要赶紧卧倒，不然弹片飞到身上不是玩的。成绩测定的办法是：三十米算及格，三十五米算良好，一过四十米，就算优秀了。
第一个投弹者是李上进。他是老兵，只是作示范，不计成绩。李上进不负重望，一投投了好远。响过以后，大家都鼓掌拍巴掌。李上进甩着胳膊说：
“好久不练这个了。过去我当新兵时，一投投了五十米。”
这时“元首”上前一步说：“我争取向班长学习，一投也投五十米！”
第二个投弹者是我，一投投了三十八米。大家挺遗憾，“再稍使一点劲儿，就优秀了。”
李上进说：“不碍不碍，大家只要赶上班副，就算不错了！”因为连里评定班集体成绩的标准是：只要大家全是良好，集体成绩就是优秀。大家说：
“不就是三十五米吗？投着看吧。”
接着又投了两个战士，一个良好，一个优秀，大家又鼓掌。
下一个轮到王滴。李上进问：
“王滴，你紧张吗？紧张就歇会儿再投。”
王滴没答话，立时就把手榴弹的保险盖拧掉了，把弦线往手指头上套。吓得李上进忙往后退：
“王滴，马虎不得！”
王滴仍没答话，向前跑着就扔，唬得众人忙伏到地上，纷纷说：“娘啊，他是不要命了！”
听得“咣”地一声。大家爬起身，见王滴也趴在前面地上。大家悄悄问：“王滴，没事吧？”
王滴没答话，只是从地上爬起来去拿米尺。用米尺一量，乖乖，三十六米。大家都很高兴。李上进上去打了王滴一拳：
“王滴，有你的！没想到你适合投实弹！”
王滴脸上也没露喜色，只是说：
“就这，还差点不让投呢！”
说完，掉屁股走了。
李上进还沉浸在喜悦之中，连连告诉我：“我就担心王滴，没想到他投了个良好！这下班里肯定是优秀了！”
接下去又投了几个战士，都是“良好”以上，李上进高兴得手舞足蹈，掏出一包烟，请大家抽。最后只剩下“元首”。“元首”在训练中是投得最远的，大家都盼他投出个特等成绩。“元首”也胸有成竹，连连咳嗽两声说：“争取五十米开外吧！”
吸完李上进的烟，“元首”上阵了。大家都要看他的表演，纷纷从掩体中探出头。“元首”不慌不忙地拧开手榴弹，将弦线掏出来，这时突然问：
“班长，是把绳套在大拇指头上吗？”
李上进在掩体中答：“是套在小拇指头上。”
“元首”这时出现了慌乱：“怎么我的弦比别人的短，不会炸着我吧？”
李上进说：“你投吧，弹是一样的。”
大家纷纷笑了：“原来‘元首’是投得了假的投不了真的。”
在大家的笑声中，“元首”向前跑去。跑了几步，胳膊一投，同时听见他叫：
“不好，我的弦太短，听见了‘咝咝’声！”
同时见他胳膊一软，但弹也出去了。不好！手榴弹没投远，只投了十几米，眼看在“元首”面前冒烟。“元首”也傻了，看着那手榴弹冒烟。李上进“呼”从掩体中窜出，边叫：“你给我卧倒！”边一下扑到“元首”身上，两人倒在地上。在这同时，手榴弹“咣”地一声响了。响过以后，全班人纷纷上去，喊：“班长，‘元首’，炸着没有哇？”
这时李上进从地上滚起来，边向外吐土，边瞪“元首”：
“你想让炸死你呀？”
“元首”从地上坐起来，傻了，愣愣地看着前边自己手榴弹炸的坑。看了半天，哭了：
“班长，我的弦比别人短！”
李上进说：“胡说八道，军工厂专门给你制造个短的吗？”
成绩测定，“元首”投了十五米。
大家纷纷叹息，说白可惜了平日功夫。“元首”滚到地上不起来，“呜呜”地哭：
“班长，我可不是故意的！平时训练你都看到了。”
李上进这时垂头丧气，连连挥手：“算了，算了，你别说了。谁知道你连王滴都不如，一来真的就慌。”
“元首”听到这话，更是大哭。
实弹投掷就这样以不愉快的结尾结束了。大家排着队向营房走，谁都不说话，显得没情没绪。回到宿舍，倒见王滴喜孜孜的，哼着小曲，提杆大枪往外走，说要去练习瞄准，准备下边的实弹射击。
这一夜里，“元首”明显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戴着两只黑眼圈，在厕所门口堵住我：
“班副，不会因为投手榴弹取消我的‘骨干’吧？”
我安慰他：“‘元首’，别想那么多，赶紧准备下边的射击吧，不会撤销你的‘骨干’。”
他点点头：“可会不会影响我的分配呢？”
这我就答不上来了。说：“这我不知道，不敢胡说。”
“元首”一包眼泪：“班副，我对不起你和班长，身为‘骨干’，投弹投了十五米！”
我又安慰他：“‘元首’，千万不要思想负担过重。如果影响了下边的射击，不就更不好了？”
他点点头，又抹了一把眼泪，果断地说：“班副，你看着吧，我原守不是一般的软蛋，哪里跌倒我哪里爬起！”
我说：“这就对了，我相信你‘元首’。”
瞄准练习中，“元首”很刻苦，一趴一晌不休息。别人休息，他仍在那里趴着，托枪练习。
射击开始了。射击分二百米、一百五十米、一百米，分别是趴着打、跪着打和立着打；六十环算及格，七十环算良好，八十环以上优秀。李上进作了示范以后，先上来三个战士。不错，都打了七十多环。就是一个战士拉枪栓时给卡了手，在那里流血。李上进一边用手巾给他包扎，一边说：
“打的不错，打的不错，回去好好休息。”
又上来三个，其中有王滴。打下来，除了一个战士是及格，王滴和另一个是良好。王滴小子傻福气，刚刚七十环，其中一环还是擦边儿的。李上进虽然遗憾有一个及格，但鉴于上次手榴弹的教训，说：
“及格也不错，及格总比不及格强！”
这时王滴倒挎着大枪，从口袋摸出一包香烟，叼出一支，也不让人，自己大口大口吸起来。吸了半天，突然蹲到地上小声“呜呜”哭起来。大家吓了一跳。
我说：“行了王滴。”
李上进说：“不要哭，王滴，知道你打的不错。”
又上来三个战士，其中有“元首”。我和李上进都有些担心。我说：
“‘元首’，不要慌，枪机扳慢一点。”
李上进拿出大将风度：“‘元首’打吧。打好了是你的，打坏了是我的！”
“元首”点点头，对我们露出感激。但他嘴唇有些哆嗦，手也不住地抖动。我和李上进说：
“不要慌，停几分钟再打。”
这时在远处监靶的排长发了火：
“怎么还不打？在那里暖小鸡吗？”
三个人只好趴下，射击。射完，大家欢呼起来。“元首”打的不错，两个九环，一个十环。我和李上进都很激动：
“对，‘元首’，就这么打！”
“元首”嘴唇绷着，一脸严肃，也不答话。爬起来，提枪向前移了五十米，蹲着打。好，打的又不错，一个八环，一个七环，一个十环。我们又欢呼，拥着“元首”移到一百米。这时“元首”浑身是汗，突然说：“班长，眼有些发花。”
李上进说：“只剩三枪了，不要发花。”
“元首”又说：“班长，靶纸上那么多窟窿，我要打重了怎么办？”
李上进说：“放心打吧‘元首’，再是神枪手，也从没打重的。”
“元首”又说：“我觉得我这靶有点歪。准是打了六枪，打歪了。”
李上进有些不耐烦：“你怎么又犯了手榴弹毛病？”
这时排长举着小旗跑过来，批评“元首”：“怎么就你的屎尿多？我的手都举酸了！”
“元首”和其他两个战士又举起了枪。“啪”、“啪”、“啪”三枪过后，老天，“元首”竟有两枪“啁”“啁”地脱了靶。另有一枪中了，仅仅六环。李上进傻了，我也傻了。傻过来以后，李上进赶紧蹲到地上用树枝计算分数。三个姿势加在一起，刚刚五十九环，只差一环不够及格。李上进也不提“打坏了算我的”了，责备“元首”：“你哪怕再多打一环呢！”
“元首”也傻了，傻了半天，突然愣愣地说：
“我说眼有些发花，你不信。可不是发花！”
排长在一边不耐烦：“行了行了，早就知道你上不得台盘。扔手榴弹也是眼睛发花？”
“元首”咧咧嘴，想哭。排长狠狠瞪了他一眼，把他的哭憋回去了。只是喉咙一抽一抽的，提着枪，看前边那靶。
实弹考核结束了。班里形势不太好。由于“元首”手榴弹、打枪都不及格，班里总成绩也跟着不及格。李上进唉声叹气地，一个劲儿地说：
“完了，完了。”
我说：“咱们内务、队列还可以。”
李上进说：“只看其他班怎么样吧。”
又停了两天，连里全部考核完了。幸好，还有三个班也出现不及格。我和李上进都松了一口气。但算来算去，自己总是落后中的，心里顺畅不过来。
班里形势又发生一些变化。“元首”两次不及格，“骨干”的地位发生一些动摇。和过去看王滴一样，大家看他也不算一个人物了。他自己也垂头丧气的，出出进进，灰得像只小老鼠。虽然写了一份决心书，决心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但新兵连再有十几天就要结束了，还能爬到哪里去呢？王滴投弹、射击都搞得不错，又开始扬眉吐气起来，出出进进哼着小曲，说话又酸溜溜的，爱讽刺人。有时口气之大，连我和李上进都不放在眼里。我和李上进有些看不上这张狂样子，在一起商量：
“他虽然实弹考核搞得好，但品质总归恶劣！”
按说在这种情况下，“骨干”应该调整，把“元首”撤下来，让王滴当。但我和李上进找到排长：
“排长，再有十几天就结束了，‘骨干’就不要调整了吧？再说，王滴这人太看不起人，一当上‘骨干’，又要犯小资产阶级毛病。上次他给连长送笔记本，让群众有舆论，后来也常给排里工作抹黑……”
排长正趴在桌子上写信，写好一张看看，皱皱眉头，揉巴揉巴，撕撕，扔了。
这时把脸扭向我们：
“什么什么？你们说什么？”
我们又把话重复了一遍。
他皱着眉头思考一下，挥挥手说：“就这样吧。”
这样，班里的“骨干”就没有进行调整。“元首”观察几天，见自己的“骨干”
没被撤掉，又重新鼓起了精神，整天跑里跑外，扫地、打洗脸水、掏厕所、挖猪圈，十分卖力气；王滴观察几天，见自己的地位并没有升上去，气焰有些收敛。
连里分配工作开始了。大家都紧张起来，整日提着心，不知会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方去。但提心也是白提心。直到一天上午，连队在操场集合，开始宣布分配名单。
大家排队站在那里，心“怦怦”乱跳，一个个翘着脖子，等待命运的判决。念名单之前，指导员先讲了一番话，接着念名单。名单念完，整个队伍“嗡嗡”地；但随着指导员抬起眼睛，皱起眉头盯了队伍一眼，队伍马上安静下来。
由于我们班实弹考核不及格，所以分得极差。有几个去烧锅炉的，有几个去看库房站岗的，还有几个分到战斗连队的。全班数王滴分得好，到军部当公务员。虽然当公务员无非是打水扫地，但那毕竟是军部啊！——“老肥”没有实现的愿望，竟让王滴给实现了。我们都有些忿忿不平，王滴虽然实弹考核成绩好，但他平时可是表现差的。散队以后，就有人找排长，问为什么王滴分得那么好，我们分得那么差？排长说：
“他够条件，你们不够条件。”
“为什么他够我们不够？”
“军部要一米七五的个子，咱们排，还就他够格！”
大家张张嘴，不再说什么。人生命运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测啊！
“元首”是导致全班分配的罪魁祸首。“元首”虽然整日努力工作，但大家还是难以原谅他。他自己也是全连分得最差的：到生产地去种菜。名单一宣布，“元首”当场就想抽泣。但他有苦无处诉，只好默默咽了。回到宿舍，全班就数王滴高兴，一边整理自己的行囊，一边又在那里指手画脚，告诉“元首”：
“其实种菜也不错，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元首”抬眼看王滴一眼，也不说话。我虽然分得不错，到教导队去受训，但全班这么多人分得不好，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看王滴那张狂样子，便有些看不上，戗了他一句：
“你到军部，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见军长，可以汇报个什么！”
王滴立即脸涨得通红，“你……”，用手指着我，两眼憋出泪，说不出话。
晚上连里放电影，大家排队去看。“元首”坐在铺头，不去排队。我说：“‘元首’，看电影了。”
“元首”看我一眼，如痴如傻，半天才说：“班副，我请个假。”说完，抽被子蒙到身上，躺到那里。
李上进把我拉出去说：“班副，注意‘元首’闹情绪，你不要看电影了，陪他谈谈心。”
队伍走后，我把“元首”从铺上拉起来，一块到戈壁滩上谈心。
已经是春天了。迎面吹来的风，已无寒意。难得见到的戈壁滩上的几粒小草，已经在挣扎着往上抽芽。
“元首”没情没绪，我也一时找不到话题，只是说：“‘元首’，人生的路长得很，不要因为一次两次挫折，就磨掉自己的意志。”
“元首”叹了一口气，说：“班副，我不担心别的，只是名声不太好听，应名当了兵，谁知在部队种菜。”
我说：“你不要听王滴胡说，他虽然分得好，但也无非是提水扫地，没啥了不起。再说，他这人品质不好，爱背后汇报人，说不定时间一长，就被人识破了。”
“元首”抬起眼睛看我，不说话。
我又安慰他：“你虽然分得差，但比起咱们的‘老肥’，也算不错了，他竟让给退了回去。提起‘老肥’，谁不恨王滴？”
这时“元首”突然拦腰抱住我，吓了我一跳，他带着哭腔说：
“班副，我给你说一句话，你不要恨我！”
“什么话？”
“汇报‘老肥’的不是王滴！”
我心里疑惑，问：“不是王滴是谁？”
“元首”愣愣地说：“是我！”
“啊？”我大吃一惊，一下从“元首”胳膊圈中跳出，愣愣地看他，“你？怎么会是你？你为什么汇报他？”
这时“元首”哭了，“呜呜”地哭：“当时‘老肥’一心一意想给军长开小车，我听他一说，也觉得这活儿不错，也想去给军长开小车。当时班里就我们俩是‘骨干’，我想如果他去不了，就一定是我。为了少个竞争对象，我就汇报了他……”
“啊？”我愣愣地看“元首”。
“元首”哭着说：“没想到现在得了报应，又让我去种菜。班副，我这几个月的‘骨干’是白当了！”
“你，你，”我用手指着他，“你这人太卑鄙了！”
“元首”开始蹲在地上大哭。
哭后，我们两个谁都不再说话。
远处营房有了熙攘的人声。电影散了。我说：
“咱们回去吧。”
这时“元首”胆怯地说：“班副，你可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信得过你，才给你说。”
我瞪了他一眼：“如果你能去给军长开小车，你就谁都不告诉了？”
“元首”又呜呜地哭，说：“要不我这心里特别难受……”
我说：“你难受会儿吧，省得以后再汇报人。这么说，我们还真错怪王滴了！
王滴这人原来真不错！”说完，扔下他一个人走了。
“元首”在黑暗中绝望地喊：“班副……”
七
再有五六天新兵连就要结束了。又是一个星期天，大家一块到大点去买东西。
大点是部队一个集镇，有几个服务社，一个饭馆，几棵柳树。周围却仍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大家在那里买了许多笔记本，相互赠送，算是集结三个月的纪念。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上各自要说的话。各自的话，其实都差不多。“愿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祝进步”，“与×××共勉”等等。班里的人相互送遍了。“元首”这两天情绪低落，出来进去低着头，可能背地哭过，两只眼看上去像两只熟透的大桃。
但他送笔记本并不落后，买了一大叠，每人送了一本。送我的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写道：“人生的道路不是长安街，与班副共勉”。我看了这话，明白他的意思。从大点回来，与他并排走。走了半天，他突然说：
“班副，我马上要去种菜了。”
我忽然有些难受，说：“‘元首’，到那来封信。”
他长出一口气，又说：“班副，我还得求你个事。”
我说：“什么事？你说吧。”
他说：“那件事，就不要扩大范围了。要传出去，我就没法活了。”
我点点头，看他，说：“放心。”
停了一停，他又说：“我不准备送本给王滴。”
我说：“送谁不送谁，是你的自由。再说，他不也不送本给人吗？”
王滴从大点回来，手是空的。他没买一个笔记本，只是口袋里装了半斤奶糖，在那里一个一个往嘴里扔，嚼吃。大家说，王滴这人可真怪，原来不该“共勉”的时候，他与连长“共勉”；现在该“共勉”了，他又一个也不“共勉”。大概是分到了军部，看不上大家了。没想到王滴听到这话，一口痰连糖吐出来，说：“‘共勉’个屎！三个月下来，一个个跟仇人似的，还‘共勉’！”
说完，撒丫子向前跑了。
大家一怔，都好长时间不再说话。
晚上，大家开始在宿舍打点行装。该洗唰的开始洗涮。这时李上进出出进进，情绪有些急躁，抓耳挠腮。我知道他又为入党的事。现在新兵连马上要结束了，他还没有一点消息。等到宿舍没人，他来回走动几圈，突然拉着我的手说：
“班副，你看看，眼看就要结束了，怎么还没有一点消息？”
我说：“是呀，该啦！怎么还没有消息？”
他说：“副连长不会骗我吧？”
我想了想说：“身为副连长，说话肯定会负责任的。”
他叹了一口气：“这可让人心焦死了。”
第二天上午，我领人出去打扫环境卫生。扫完，回宿舍，见李上进一人在铺上躺着，两眼瞪着天花板，也不说话。我知道他又为没消息犯愁，便说：
“班长，该准备吃饭了。”
没想到他猛地蹿起来，拉着我的手，咧开黑红的大嘴笑，叫道：“班副，有了，有了！”
我问：“什么有了？”
他说：“那事！”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为他高兴，说：“让你填表了？”
他不以为然地看我一眼：“你可真是，这点知识都不懂，那也得组织先找谈话呀！刚才连部通讯员通知我，说午饭后指导员找我谈话。你想，不就是这事么？要是不让入，还会找你谈话？”
我说：“可不！”
他又拉我到门后，翻开巴掌，说：
“你再看看，你再看看，看看怎么样！”
手掌中又露出他对象的照片。
我只好又看了看胖姑娘，说：“不错呀班长。”
他长出一口气，又“砰”地打了我一拳，说：“一个月没给她写信了。”
我说：“现在你就大胆放心写吧！”
他说：“晚上再写，晚上再写。”
中午，李上进饭吃得飞快。吃完，抹了一把嘴，又对着小圆镜正了正军装，对我不好意思地一笑，一溜小跑到连部去了。去了有二十分钟，我们正在午休，他蹑手蹑脚回来了。我欠起身问：
“这么快班长？”
他摇摇手，不说话，爬到自己铺位上，不再动弹。我以为事情已经谈妥了，他在高兴之中，在聚精会神构思晚上如何给对象写信，没想到突然从他铺位上传来“呜呜”的哭声。把我们一屋吓了一跳。
我急忙到他铺位上摇他：“你怎么了班长？”
他开始嚎啕大哭。
一班人都聚集到他身旁，说：“你怎么了班长？”
李上进也不顾影响，也不顾人多，大声喊：“我X指导员他妈！”
我们吓了一跳，问：“到底是怎么了？”
李上进边哭边说：“班副，你说这像话吗？”
我说：“怎么不像话？”
“副连长明明说好的，让我入党，可指导员找我谈话，不让我入了……”
我吃了一惊：“他说不让入了？”
“说不让入还不算，还通知我下一批复员。你说，这样光着身子，让我怎么回家！”
我倒抽一口冷气：“哎呀，这可没想到。”
他又放声嚎哭起来。
连里集合号响了，班里人都提枪出去集合，宿舍里就剩我们俩。这时李上进也不哭了，蹲在铺头不动。我陪在一旁叹气。他埋着头问：
“班副，你说，我来到班里表现怎么样？”
我说：“不错呀。”
“跟同志们团结怎么样？”
“不错呀。”
“说没说过出格的话。办没办过出格的事？”
“没有呀！”
“班里工作搞得怎么样？”
“除了投弹射击，别的不比人差！”
“那指导员怎么这么处理我？”
我摇摇头：“真猜不透。”
他咬咬牙说：“指导员必定跟我有仇！”接着站起来，开始在地上来回转。转了半天，开始两眼发直。
我劝他：“班长，你想开些。”
李上进不说话，只在那里转。突然蹲到地上，双乎抱头，“这样光身子，我是宁死不回家。”接着又站起，对着窗户喊：“我X指导员他妈！”
我急忙把他从窗户口拉回来：“让人听见！”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听见又怎么样？反正我不想活了！”
到了晚上，李上进情绪才平静下来。到了吹熄灯号，大家围着劝他，他反倒劝大家：
“都赶紧睡吧。”
大家都为他心里不好受，默默散去睡了。连王滴也露出一脸的同情，叹口气去睡。脱了裤子，又爬到李上进的铺头，说：
“班长，我这还有一把糖，你吃吧。”
把一把他吃剩的奶糖，塞到李上进手里。
熄了灯。大家再没有话。都默默盯着天花板，睡不着。这是当兵以来让人最难受的一夜。连“老肥”退回去那天晚上，也没有这么难受。不时有人出去解手，都是蹑手蹑脚的。翻来覆去到下半夜，大家才朦胧入睡。这时外边“砰”地响了一枪，把大家惊醒。夜里头，枪声清脆嘹亮。大家被吓了一跳。爬起来纷纷乱问：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接着外边响起“嘟嘟”的紧急集合哨子。大家顾不上穿衣服，一窝蜂拥了出来，问：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这时有人说是有了特务，有人说是哨兵走了火。正一团混乱，连长提着手枪喘喘跑来，让大家安静，说是有人向指导员打黑枪。大家“嗡”地一声炸了窝。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时副连长又提着枪跑过来，说指导员看见了，那身影像李上进；又说指导员伤势不重，只伤了胳膊；又说让大家赶紧集合，实枪荷弹去抓李上进，防止他叛逃。我们这里离国境线只几百公里。
大家又“嗡”地炸了窝。赶紧站队，上子弹，兵分几路，跑着去捉李上进。因李上进是我们班的，大家都看我们。我们班的人都低着头。我也跟在队伍中跑，心里乱如麻。看到排长也提着枪在前边喘喘地跑，便凑上去问：
“这是怎么回事呀，排长？”
排长抹一把汗，摇头叹息道：“这都是经受不住考验呀，没想到，他开枪叛逃了！”
我说：“这肯定跟入党有关系！”
排长叹息：“他哪里知道，其实支部已经研究了，马上发展他。”
我急着问：“那为什么找他谈话，说让他复员？”
排长又摇头：“这还不是对他的考验？上次没有发展他，指导员说他神色不对，就想出这么个点子。没想到一考验就考验出来了！”
我脑袋“嗡”地响了一下。
排长说：“他就没想一想，这明显是考验，新兵连哪里有权复员人呢？”
我脑袋又“嗡”地响了一下。心里边流泪边喊：
“班长，你太亏了！”
队伍跑了有十公里，开始拉散兵线。副连长用脚步量着，十米一个，持枪卧倒，趴在冰凉的地上潜伏，等待捉拿李上进。副指导员又宣布纪律，不准说话，不准咳嗽，尽量捉活的，但如果他真要不听警告，或持枪顽抗，就开枪消灭他。接着散兵线上响起“哗啦”“哗啦”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左边的战士把子弹推上了膛。
我右边的战士也把子弹推上了膛。
我也把子弹推上了膛。
但我心里祷告：“班长，你就是逃，也千万别朝这个方向逃，这里有散兵线。”
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散兵线上一个个哨位，已经看的清清楚楚。李上进没有来。副连长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回营房吃饭。吃了饭，又让大家到各处去搜。我们班的任务，是搜查戈壁滩上的一棵棵骆驼刺草丘。我领着大伙搜。我没有话，大伙也没有话，连王滴都没有话，只是说：
“不管搜出搜不出，都是一个悲剧。”
我瞪了他一眼，不再说话。
这样搜了一天，没有搜出李上进。
夜里又撒散兵线。
三天过去了。李上进还没捉拿到。
这时军里都知道了。发出命令：再用三天时间，务必捉到叛逃者，不然追查团里营里连里的责任。团里营里连里都吓傻了。指导员托着受伤的胳膊，也加入了搜查的行列。
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搜到。
夜里连部灯火通明。
最后一天，李上进捉到了。不过不是搜到的，是他自己举手投降的。原来他藏匿的地点并不远，就在河边的一个草堆里。他从草堆里钻出，向人们举手投降。叛逃者被捉住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也来了劲头。李上进已变得面黄肌瘦，浑身草秸，军服被扯得一条一条的。领章帽徽还戴着，不过一捉到就让人扯掉了。精疲力尽的李上进，立即被带到连部审问。
副连长问：“你为什么向指导员开枪？”
李上进：“他跟我有仇。”
“他怎么跟你有仇？”
“他不让我入党。”
沉默。
“不让入党就开枪？”
李上进委屈地“呜呜”哭了：“副连长，我给你搓背时，你明明说让我入，指导员却不让我入，这不是跟我有仇吗？”
副连长红了脸，“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桌子：“李上进，你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了，过了界限了！你向指导员开了枪！你开枪以后不是要叛逃吗？怎么不逃了？”
李上进说：“我不是想叛逃，我是想跑到河边自杀！”
“噢——”副连长吃了一惊，看李上进半天，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自杀？”
李上进：“我想着家里……还有一个老爹。”
沉默。
连部审问李上进，这边连里召开大会，要大家深入批判他。连长站在队伍前讲：
“这和林彪有什么区别？林彪谋害毛主席，他谋害指导员；林彪要叛逃，他也要叛逃……”
会后，李上进被押到猪圈旁一间小屋里。连里派我和“元首”持枪看守。猪圈旁，是我们以前一起做好事的地方。到了小屋前，李上进看我们一眼，叹息一声，低头不说话，进了小屋。看他那浑身散架、垂头丧气的样子，真由一个班长，变成一个囚犯了。围观的人散去，剩我们三个人，这时李上进说：
“班副，快给我弄点吃的吧，饿了五六天了。”
我想起刚来部队，晚上站岗，到锅炉房吃他烤包子的事。我把“元首”叫到一旁，说：
“‘元首’，我是不顾纪律了，我去给他弄点吃的，你要想汇报，你就去汇报。”
这时“元首”脸涨得通红，“啪”地一声把步枪上的刺刀卸下来，递给我：
“班副，我要再犯那毛病，你用它捅了我！”
我点点头，说：“好，‘元首’，我相信你！”
留下“元首”一人看守，我到连队厨房偷了一盆剩面条，悄悄带了回来。李上进见了食物，不顾死活，双手抓着乱吃，弄得满头满脸；最后还给噎着了，脖子一伸一伸的，忙用双拳去捶。看他那狼狈样子，我和“元首”都禁不住流泪。
夜里，李上进在屋里墙上倚着，我和“元首”在外边坐着。这时我说：
“班长，你不该这样呀！”
但我朝里看，他已经倚在墙上睡着了。
“元首”喊：“班长，你醒醒！”
但怎么也喊不醒。
我们俩都开始流泪。
这时“元首”说：“班副，我有一个主意。”
我问：“什么主意？”
他说：“咱们把班长放了吧！”
我大吃一惊，急忙看了看四周，又上前捂住他的嘴：“小声点。”
他小声说：“咱们把班长放了吧！”
我说：“放了怎么办？”
他眨巴眼：“让他逃呀！”
我叹息一声：“往哪里逃呀，还真能越过边境线不成？”
“元首”不说话了，开始嘬牙叹气。
这时我说：“‘元首’，你是一个好兄弟。”
一夜在李上进的酣睡中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师里来了一个军用囚车，提李上进。李上进还迷离马虎的，就被提溜上了囚车。临走，也没扭头看看我和“元首”。
囚车“呜呜”地开跑了。
我和“元首”还站在囚李上进的小屋前，愣着。
突然，“元首”喊：“班副，你看那是什么？”
我顺着“元首”的手指看，小屋地上有一片纸。我和“元首”进屋捡起一看，原来是李上进对象的照片。
照片上的姑娘很胖，绑着一对大缆绳般的粗辫子，在对我们笑。
八
过了有三天，上边传来消息，说李上进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消息传来，并没有在连里引起什么轰动。因为三天时间，李上进已经被连里批臭了。任务布置下来，个个发言，人人过关，像当时批林彪一样认真。林彪能被批臭，李上进也被批臭了。
在批李上进的过程中，大家又起了私心。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最后分配，大家批得都挺认真。李上进出自我们班，我们班成了重灾区，指导员、连长都来参加我们的批判会。大家一开始还挤牙膏，后来索性墙倒众人推，把他日常生活中的大小缺点往一块一集合，一下堆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好像谁批得越多，谁就越不认识李上进似的。王滴原来也挺同情李上进，说他是“悲剧”，现在为了不影响自己分到军部，第一个发言，而且挺有深度：说李上进叛逃有思想基础，几年之前就带刺刀回家，受过处分。说得连长指导员直点头。发言一开始，下边就有人接了茬。中间休息时，连“元首”也动摇了，找到我，涨红着脸说：
“班副，我也要批判了。”
我看他一眼：“你批吧，我不让你批了？”
他脸越发红：“大家都批了，就我不批，多不好，总得做做样子。”
接着开会，“元首”便批了。说是做做样子，谁知批得也挺深刻，说李上进思想腐化，平时手里老是捏着个女人照片；把他关起来，还看了一夜。连长指导员都支起耳朵。我听不下去，便插话：
“那是他对象的照片。”
指导员说：“要是他对象的照片，还是可以看看的。”
我说：“现在保准不看了，一坐监，对象还不吹了？”
大家“哄”地笑了。笑后，都又觉得心里不好受，一时批判停下了。
中午吃饭，“元首”又找我：
“班副，我不该批判吧？”
我十分气恼：“‘元首’，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说你不该批了？你这么说话，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班副！”“元首”又双手掩着脸哭了。
批过李上进，大家都洗清了自己，分配也没受大影响。该去军部的去军部，该去菜地的去菜地。终于，大家吃过一顿红烧肉之后，开始陆续离开新兵连，到各自分配的连队去。
第一个离开新兵连的是王滴。他可真威风，军部来接他了。来的是一辆小吉普。
班里有几个人坐过小吉普？大家都去看他上车。他一一与大家握手，倒没露出得意之色。只是说：“有时间到军部来玩。”
排长本来在宿舍写信，揉巴揉巴撕了两张，也跑出来送王滴。王滴对他倒有些带搭不理，最后一个才与他握手，说：“排长，在这三个月，没少给你添麻烦。自己不争气，把个‘骨干’也给闹掉了。以后排长到大点去，有时间也来军部玩吧！”
把排长闹了个大红脸。
吉普车发动了，王滴又来到我面前，说：
“班副，我走了。”
我说：“再见王滴。”
这时王滴把我拉到一边，突然两眼红了：
“班副，你知道让我干什么去？”
我说：“不是当公务员吗？”
“说是让我到军部当公务员，今天司机才告诉我，原来军长他爹瘫痪了，让我去给他端屎端尿！”王滴说着涌出两包泪。
我也吃了一惊，说：“哎呀，这可想不到。”
他叹息一声：“我以前说话不注意，你可得原谅我。”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王滴！”
他说：“俺奶在家里病床上躺了三年，我还没尽一点孝心！”
我说：“不管怎么说，到那得好好干。”
他点点头，叹息一声：“这话就对你说了，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不然又让人笑话了。”
我使劲点点头。
车把王滴载走了。车屁股甩下一溜烟。
第二个来接人的，是生产地的指导员，来接“元首”。指导员是个黑矮的胖子，也是河南人，说话十分直爽。“元首”分到菜地，本来十分沮丧。没想到菜地指导员一来，给他带来了喜讯：因分到菜地的都是差兵，相比之下，“元首”还算好的——在新兵连当过“骨干”，于是瘸子里拔将军，还没去菜地，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班副。这真是因祸得福，“元首”情绪一下高涨起来，给他的指导员让烟，围着问这问那。指导员叼着烟说：
“到菜地没别的好处，就是入党快些。”
“元首”更加高兴，手舞足蹈的。大家围着“元首”和他的指导员，也都挺羡慕，似乎去菜地比去军部还好。
“元首”咳嗽两声，看大家一眼，对他的指导员说：“指导员，从今以后，你说哪儿打哪儿，让我领着班里的同志喂猪也行！”
指导员“哈哈”笑了：“工作嘛，到家再说，到家再说。”
当天下午，班副“元首”，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
其他战士也都一个一个被领走了。
战士们走完，我才背着背包离开了新兵连。全班比较，还数我分的比较好：到教导队去学习。因教导队离新兵连比较远，得到一个军用小火车站去搭火车。排长也要离开新兵连回老连队，也要搭火车，于是我们两个同行。离开了新兵连，排长放下了他的架子，与我说这说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长问：“你怎么了？”
我说：“排长，我心里有些难受。”
“怎么了？为李上进？”
我摇摇头。
“为王滴？”
我摇摇头。
“为‘元首’？”
我摇摇头。
“为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
他瞪着眼睛问：“那为什么？”
“信上说，‘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远，吃惊地望着我，“这怎么可能？”
我把爹来的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说，“老肥”被部队退回去以后，没有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就在家里种地。一次三天不见他露面，家里着了急，托人四处找，最后在东北地的井里发现了他，尸体已经泡得像发面窝窝。村里人都说，可能是打水的时候，他的羊羔疯又犯了。
排长抖着信说：“他羊羔疯又犯了，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禁不住哭了：“排长，我了解他，他决不是羊羔疯犯了。”
“那是什么？”
“他一定是自杀！”
“啊——”排长瞪大了眼珠。
我们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说话。
快走近小火车站时，排长又问：
“多长时间了？”
我说：“信上不是说了，快半个月了。”
“你告没告诉班里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方，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
火车已经“嗷嗷”地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1987.9.北京十里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