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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下午，我在陈天的办公室见到了刚下飞机的香港监制。他和陈天年纪相仿，保养得红光满面，一副商人派头，据说是香港最有钱的导演之一。
“剧本还不错，基本上可以说很好。”
看，我早知道，别忘了金星和土星的交角。
“只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修改，比如说小童的父母离婚这条线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小童的女同桌倒很有意思，可以多点笔墨，再浪漫一点，我这儿刚好有个很好的人选可以演。这些我们可以再细谈谈。”
好说，小菜一碟。
“这次真是多谢陈先生了！”
因为要考虑国语发音，香港人说话显得慢条丝理，“你们叫‘陈老师’？”
“人家写有我什么事儿。”
“多亏陈老师的指导。”我认真地表示。
“是。”香港人点头。
“拿我开心？”
对面的陈天居然红了脸，有趣。
晚上香港人在他下榻的昆仑饭店请客，陈天悠闲自得地靠在高背椅子里，还是那件皱皱巴巴，洗掉了色的外套，和周围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我不说话，只是吃，吃掉了一份北极贝，一份多春鱼，一份天妇罗，还要了一碗乌冬面。那年月，这东西贵得出奇，我基本上是照着吃大户的心理吃的。
陈天的特色是心情好的时候对人亲切无比，体贴入微，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冷嘲热讽爱搭不理。那天赶上陈天心情特别好，把那香港人糊弄得马上就想和他刹血为盟、结义金兰，一顿饭吃到晚上十点半才算告终。
“我送你回去。”
饭后我跟着他走到停车场，没推辞就坐进了车里，他发动他那辆半旧的标致上了三环路。
“行了，搞妥了。”
“多谢。”
“谢我？”
我朝他笑笑，他也就没说什么，算是接受了。
“他们的意见不算什么意见。”
“对，两天就改好。”
“你刚才跟他说两个星期。”
“我当然要这么说，要不然他们会觉得钱花得不值。”
“一个比一个精。”他居然语带责备，“现在我可以说说我的意见了。”
他停顿了一下，很严肃，我等着他开口。
“太简单。比原来他们的那个故事当然强，但是还是简单，我说的不是情节，而是整个氛围，没有周围环境给他的压抑感，没有社会氛围，没有意在言外的伸展感，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它们的意味都应该在有限中无限延伸。”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得对，所以我没吱声。
“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他忽然侧头看了看我，怀疑地问道：“或者我们有代沟？你是故意这么写的？”
“不能说故意，但是我的确觉得这只是个简单的青春故事，肯定成不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所以不必……我该怎么说？”
“还是代沟。”他断然地说。
我嘴角有了笑意，我们各有各的优势，他的优势是年长，我的优势是年轻。
“你看了《田园》吗？”他说的是他两年前曾经很招人议论的小说。
“没有。”
“嗯，那我就没法问你喜欢不喜欢了。”
“对。”
我可不急于恭维他。
“其实，我只看过你一部小说……”
“别说了，肯定是那个最差的东西，广为人知。”
“对。很久以前看的，是你那个英国文学研究生借给我的。”
“噢。”
我抿着嘴忍着笑，他侧过头看看我。
“你以前不这样。”
“什么样？”
“伶牙俐齿。我记得那时候你不大爱说话，善于低头。”
“不是，我一直这样。”
他又看了我一眼，我认为那眼神不同寻常，但我懒的去想。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在他面前表演过少女脱衣秀，完全不知道。
车一直开到我们家楼下。
“就按你自己的主意改吧。”我下车的时候他说。
“不是按我的意思，是按香港人的意思。”
“说得对，我把这事忘了，算我没说。”
“哪里，受益非浅。”
“伶牙俐齿。”
“再见。”
“再见。”
我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不大说话，善于低头，一种是心不在焉，一种是陷入了爱情。这两种情况还都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