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恋了。这在我，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自打二十岁以后我不是处在失恋之中就是在热恋，中间很少有其它状态。可有一人为这事要来探望我，虽说我认为大可不必，但也难以拒绝。尤其这人是闻山。说起闻山，那可是十分有名。自然我并非屈服于他的名气才接受了这次访问的。闻山遐尔闻名是在他人狱以前。如今的闻山早已是声名狼藉，无人理睬，早就一钱不值了。因此对他来访的要求就更加难以拒绝了。
当年闻山来到南京，真是风光无限。在宁的文学杂志和出版机构闻讯后纷纷派出专人，前往车站迎接，小车在出口处排成一串。闻山事先并没有通知他们。他来南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访友，这个“友”也就是本人。费了很大的劲，他总算摆脱了文学界的朋友，跟随我来到了一处破旧的房子里，也就是我的住处。闻山不是一个嫌贫爱富之人，甚至相反，放着高级宾馆不住，宁愿在狭窄的木板床上与我抵足而眠。他在我这里一共住了三天。三天来我的陋室里高朋满座，都是编辑部和出版社派来拉稿的编辑。闻山不动声色地让他们报销了往返车票，至于稿子以后再说—一那得看他们的表现。于是便有机灵的编辑关心起我的写作来，使闻山大为得意。所有在场的编辑部看出了他拿腔作势的意思，事情的结果也证明他们的判断无误：只有那些采用了我的文章的编辑最终才有可能得到闻山的大作。
我正式发表作品，与闻山的关照有关，并因此结识了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形成了自己的关系网络。更重要的是闻山作为著名作家的风格，给我的印象极深，使我明白，一旦成名该如何做派。他不住宾馆，宁愿与我在一张床上凑合，其理由是：
席梦思睡不惯，要睡木板。在南京的三天，闻山没有应邀下过一回馆子，一日三餐都在我这里吃喝。闻山郑重地宣称：他喜欢家常口味，对山珍海味一向缺乏兴趣。
如此一来不禁增加了我的负担，不仅要尽力招待闻山，还有那些跟踪而至的编辑朋友。虽说当时我还没有和我的女朋友分手，但看她难看的脸色，早已是忍无可忍了。
另外还有经济问题，虽然只是一些应时蔬菜和散装啤酒，但由于人数众多，到后来也难以为继了。闻山每每在饭桌上大呼：“好吃！好吃！还是家常口味好吃！”在座的各位编辑也不得不随声附和。
闻山从没有问过我的感受。照我的意思还是下馆子比较好，总比自己做要方便许多。况且平时我难得有油水，乘机吃点好东西补补身子也是好的。闻山总是为我着想，但从不征求我的意见。他把自己认为好的事情强加于我，说明此人热情洋溢，但有些霸道。这是他为人的毛病，也是其优点。总之他的好意我是领了，而实际上却不堪重负。名义上这是一次私人访问，结果弄得人人尽知，不过是把公共活动的场所转移到了我的家里。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机会单独相处，作彻夜的长谈。每天一房子的人，到深夜一两点才散，这之后我还要收拾房间。闻山倒是倒头便睡，鼾声如雷，我由于兴奋和为明天的安排操心，失眠的毛病又犯了。至于将我的小说拿出去发表，也不是我的本意，不过考虑到闻山的好意不便违拂。这么说，是否有讨了好又卖乖之嫌？特别是我和穿梭其间的编辑们成了朋友之后，若他们不发表我的小说闻山就不给他们写稿，若他们拿不到闻山的稿子工作成绩就会受到影响，会被扣分，将来评职称分房子就会吃亏，因此牵扯的面就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牺牲自己。
闻山说来看我，我并未置可否。在电话里，我的回答十分含糊。如果换了别人，觉得我不很积极也许就不来了。可闻山的毛病或优点就是热情过高。因此一天后的一个下午我的门便被拍响了。一听见这剧烈而夸张的拍门声，我马上意识到是闻山，开门后果不其然。我们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见面，见面后我不禁大吃一惊，与人狱前相比他胖了很多，足有两百来斤，差一点没能挤进狭窄的门框。待他进门后我发现后面还跟着一位—一刚才被他魁伟的身躯完全遮挡住了。后面的这位块头也不小，然而却是一个女人。她不仅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外国女人，金发碧眼，胡臭飘香，我被眼前的景象完全给弄糊涂了。我将他们让进房间，三五分钟的时间里气氛很是尴尬。一来我与闻山多日不见，未免有些生疏。二来由于这外国女人，我不知道该如何和她交谈。好在她的汉语不错，虽说腔调怪异，但字字分明。我从她的口中得知，她叫莉莉，是德国人，在闻山任教的大学研究明清文学。这些都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并未借助闻山的翻译或转达。关于莉莉闻山不置一词，甚至从进门后就再也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也不看她。闻山关心的是他的朋友，也就是我别后至今的情况。虽说有关的情况在通电话时已经彼此通报过了，闻山还是再问了一遍，我再答一遍。包括我失恋后的痛苦心情，闻山此刻也似乎是第一次听说。也许他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向莉莉介绍我，我的情况虽然闻山清楚，但莉莉并不了解。相反，我就没有必要向闻山问些什么了。看他们的情形，已如此默契，甚至相互之间已无须交流。这就使我产生了一个印象：他俩定然是一对情侣，并且是中国式的，以男人为主，女人的任务是伫立一旁，作陪衬和观赏之用。虽然这是东西方的结合，但却是东方的方式，因此我大可不必顾忌什么。闻山不与莉莉说话，我也没有必要过分殷勤屈此几句寒暄之后我也就不再搭理莉莉了。两个男人说话、抽烟，作为二者之一的女友安静地坐在一旁，目光在交谈者之间移来移去，这景象我自然十分的熟悉。表明这女人是闻山的女朋友而非我的，在于她位于闻山一排，与其并肩而坐在我对面的长沙发上。我则坐在一只单人沙发里，洗耳聆听闻山的谈话，同时眼睛的余光也能观察到莉莉。她真的十分安静和规矩，也许识别汉语发音需要加倍地集中精力。总之她的表情十分专注，并由于专注呈现出某种崇拜的意味。也许她的确崇拜中国男人，崇拜闻山，因此才会这样专注的。两个多小时过去以后，莉莉仍然没有挪动，只是偶尔喝一口茶几上凉掉的茶水。看来她比中国女孩还要中国女孩。
事情常常如此，我不禁十分的感慨。
由于莉莉无须照顾，我的注意力渐渐地集中到谈话上。上面说到：闻山比上次见面时胖了很多，考虑他人狱一年，在里面备受折磨，这景象的确是很奇怪的。和以前相比，他的话也变少了，懒得与女人罗嗦，就是和我交谈也很谨慎。再就是老了一点，脸色也不好，再不见上次来南京时的趾高气扬和挥洒自如。也许是因为没有听众。虽然这里有三个人，但基本上算是我和他之间的单独交谈。在单独交谈的情况下我比较能够正常发挥，条理分明也表达生动，也许是因为这一原因闻山才特别器重我的吧？他本人则喜欢大场面，人越多越好，如此方能刺激他的自信心和表达欲。闻山原本有一些结巴，为克服造句的阻力反倒更加激动起来，涨红了脸，腮帮子上的肌肉一抖一抖的，显示出一种压倒性的气势，届时无人敢于和他对阵。闻山言语不多也许还有心理上的原因。坐牢期间外面纷传他是一个懦夫，贪生怕死，不惜出卖革命和同志。传播消息的人说着说着便义愤填膺起来，还真把他在狱中的表现当回事了，于是便有了充分的理由不再理睬这个昔日的名人。而闻山身在狱中却心系文坛，开始时他不知道有关的传闻，只是奇怪没有人搭理他了。不仅再没有人向他约稿（通过其家属），就是赠阅的杂志也再也没有人给他寄了。闻山是一个看惯了杂志的人，一时没有了还真有点受不了。当初寄给他的杂志堆砌如山，不过是随手翻翻，完了当废纸卖掉，如今没有了这样的方便他反倒怀念起杂志的好处来。
于是他通过他妈写信给我，让我给他搞一些杂志。开始时我好生奇怪，后来也就想通了。向我索要杂志，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我不比闻山是杂志的宠儿（虽然我也写小说），没有人按期给我寄赠杂志。想通了是因为我意识到闻山此时已身处狱中，和杂志社的关系已经不比当年。别说人家已经停止赠阅，就是主动开口去讨没准也会遭到拒绝。公事公办看来的确是不行了，因此闻山才决定借助于我这个私交的。
一年的时间里我四处奔走，为他搜罗杂志，由于需要量极大，涉及的种类众多，无法完全自己花钱去买。于是我去求人，说明自己要看，求助的那些人自然是杂志社的编辑朋友。说来可笑，我和杂志社的那点关系还是通过闻山建立起来的。但我不能明说杂志是寄给闻山的，否则人家拒绝赠阅—一他们不想和一个懦夫有任何瓜葛。
即使要为闻山辩护几句，也是在索要杂志以后，并且不能涉及杂志的真实去向，否则杂志就会被他们要回去。于是大量的杂志通过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闻山母亲的手中，再由她转交给闻山，以满足后者对杂志的癖好。后来闻山总结说：“在监狱里并没有吃多大的苦，就是杂志不够看。”言下之意，在他坐牢期间吃的最大的苦就是杂志匮乏。虽然这一责任在我，但我已竭尽全力。如果不是我勉力而为，甚至仅有的杂志闻山也无法读到。
此刻间山坐在我的客厅里，周围堆满了花花绿绿的杂志。这些杂志都是我为他收集的，还未及邮寄，他已经出狱了。此刻他对期待已久的杂志并无兴趣，甚至面露厌烦之色，这是十分令人奇怪的。后来我发现，闻山的厌烦不仅针对杂志，甚至是指向整个文学的，就更加令我难以理解了。我将新写的小说拿给他看，出于友谊闻山草草翻阅了几下，随后就搁置一旁了。他抱歉地一笑，嗓音深沉地说：“这年头，文学已经太软弱无力了！”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懦夫说出来的话。也许真正的懦夫是我们这些埋头于写作的人，尤其是在有人深陷狱中有人流亡海外的今天。也许闻山已经听说了有关的传闻，这么说不过是在为自己辩护？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此刻我强烈地感受到，与自己猥琐的存在相比闻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至少他的抱负比我远大得多，已经远远地越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我灰溜溜地收起自己的手稿，将其掩藏在屁股下面，把谈话从文学转移到闻山的狱中生活上来。这是我所不熟悉的领域，因此只有倾听和提问的份儿。闻山侃侃而谈，逻辑严密、妙语连珠，逐渐地恢复了自信。他谈论的狱中生活和外界传闻不尽相同，有更多的细节和具体的实感，因此更为可信。这样的谈论中闻山完全不是一个懦夫，不仅勇敢，而且也很机智。比如说他团结了一个叫东北虎的狱霸，使自己免遭皮肉之苦，并且循循善诱，向其灌输入道主义的思想，使东北虎后来对待其他牢友时也颇为仁义。我越听越觉得心惊肉跳，倒不是因为狱中生活的艰难与残酷，而是觉得外界的传闻有多么的不负责任！越听越为闻山抱屈，明明是一位勇于斗争的典范，却被人污蔑为懦夫和狗熊。是非被无聊的文人完全颠倒了。虽然我和文坛一向比较隔绝和疏远，但毕竟是以文学为其志愿的，写什么劳什子的小说，文人的无行。刻薄和卑贱不禁使我自惭形秽。除了像闻山这样不再写作看来已别无出路，否则的话同流合污是早晚的事。
直到大已黑透，闻山仍沉浸在痛苦而光荣的回忆中。我不便打断他，中途开了一次灯。光影之间，他的面部不住地抖动，结巴加上克服结巴的努力使他的谈话富于非凡的激情和魅力。这情形我是很熟悉的。莉莉和我一样，一直在听，其间上了一次厕所。闻山的谈话因此松弛下来，并出现了短暂的停顿。这使我意识到：闻山如此激动是因为莉莉，并不是由于我。虽然他始终不理睬莉莉，但那不过是表面现象。我和闻山呆在客厅里，屏息聆听莉莉厕所里的动静，等她回到座位上，闻山又开始夸夸其谈。而当我上厕所时闻山并不停顿，只是将音量放大，以便我即使隔着门板也能听得分明。我想象此时的闻山，定然没有转向莉莉，他对着厕所的门高谈阔论，一如对着我认真听讲的尊容。而当闻山人厕时，顺理成章地应该休息暂停，可他的机锋妙语仍然不断地从厕所里传来，使我不得不加大了应答的声音，表示听见了。为了方便谈话，闻山甚至也不关上厕所的门，一面撒尿一面继续谈论。这时他的目光又该盯着何处呢？从他上厕所不关门的细节我再次确认了自己的判断：他和莉莉是一对情人无疑。闻山便后也不洗手，由于是为了不致中断谈话我完全可以理解。整个下午都是在谈话中度过的，中途三人分别起身人厕，其情形已经描述过了。最后我终于抓住一个机会，趁闻山稍有怠懈提议去外面吃饭，闻山的玄谈才告一段落。然后我们吃饭，饭桌上闻山继续他的谈论。饭后回到我的住所，他接着中断的话题进一步阐释发挥。闻山有明显的表达和倾诉的欲望，这点已没有异议。由于是刚刚出来，心理上难免会有一些问题，作为他的朋友我不仅应该理解，而且也需要有所担待。
接下来是住宿问题。我这套居室共有三个房间。一间是我的工作室兼作客厅之用，此刻我们正呆在里面。另一间是我的卧室，里面很有必要地搁着一张双人大床。
第三个房间里也有一张床，是木板的，上次闻山来南京就是在此下榻。那老旧的木床不仅闻山睡过，南来北往的朋友也常常在此歇息。总之，这是一间客房，专门待客用的。虽说我已经猜到闻山和莉莉是一对情侣，但他俩并无一人向我言明。猜测并不一定就是事实，更何况我为人一向谨慎。因此当莉莉再次上厕所时我打断了闻山，问他和莉莉到底是什么关系？闻山显得有些尴尬，也许是因为谈话被我打断而不太适应吧？
我说：“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请如实相告，我好安排住宿。”
闻山不禁犹豫起来，他说：“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啊。”
由于要赶在莉莉从厕所里出来之前，我只得长话短说：“就算你们没有关系，但你想和她发生关系吗？”
“这个……这个……”
“行了，我已经明白了，你想和她发生关系，是这样吗？你不用再解释了，我把你们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就是了。”
闻听此言，闻山的脸色变得煞白，多半是惊吓所致。“不好吧？这样不好吧？”
他说。“我还是和你住一个房间吧。”
我注意到闻山并没有否认我关于他想和莉莉发生关系的判断，他只是不愿意与莉莉共居一室。我问闻山道：“既然想发生关系，不住在一起又怎么可能呢？这似乎不合逻辑。”
后者搪塞我说：“时间还长嘛！我们准备呆一个星期。第一个晚上还是我们一起住吧。”
我说：“我有一个折衷的办法，让莉莉睡板床，你铺一张席子睡在地上，虽然不在一张床上但在一个房间里，这样就方便了许多，进退也可以自如。”
“我还是跟你住吧！”闻山央求道，同时眼巴巴地看着我，惶恐的神情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开导他：“你想想，在我的房间里住几天再挪到莉莉的房间里，这动作有多大？如果你们在一个房间里，从席子上爬到床上则非常自然，几乎是举手之劳，唾手可得。”
正说着莉莉回来了，我们停止了有关的讨论，我宣布睡觉。我的安排是这样的：闻山和莉莉睡一个房间，莉莉睡床闻山睡地上。大方的莉莉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闻山却还在说：“还是我们住一起吧，也好聊聊。”
我回答他说：“我从不与男人住一个房间。”
我的解释也许纯属多余，作为一个外国人莉莉定然十分理解我的态度。据说在他们国家男女共居一室是很正常的事，反之倒会被视为反常之举。我这里的物质条件虽然不能与人家相提并论，但其行为规则和方式却是与国际接轨的。
安排住宿以后，房间里的权威便由闻山变成了我。他们听任我指挥、调遣，尤其是闻山，像孩子一样的顺从。他显得十分的无助，除了唯唯诺诺，已不再发一言，面颊之上还升起了两块潮红。我们分别洗了澡，我在客房的地上铺了一块席子。这以后他们便进房睡觉了。我注意到他们带上了房门，喀嗒一声，插销也从里面插上了。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我为我的朋友祝福。我开始收拾狼藉一片的客厅，倒烟灰缸、擦桌子、扫地，还没等我干完客房里面的灯就熄灭了。看着门框上方漆黑的天窗，我不禁深感欣慰。然而，一点声音都没有，或者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传出来。
我猜想也许是莉莉从床上爬到了地上，绝不可能是闻山从地上爬到了床上，否则的话那两百多斤加上莉莉的一百多斤在木板床上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如果他们在地上，下面是水泥，那就踏实多了。也有可能他们尚未开始，正静候着我撤离客厅。
因此我加快了速度，草草收拾了个大概便回房间里去了。我久久难以人眠，倒不是想探听隔壁的动静，而是太兴奋了。而我一兴奋就会睡不着觉，夜里我起来上了五六次厕所，闻山他们始终悄无声息。既没有可疑的响动，也没有交谈的声音，甚至连闻山粗重的鼾声（上次他来南京时我领教过）也止息了。
第二天气温骤然升高，早上闻山从房间里出来时只穿着一条裤衩。他上身赤裸，露出面积广大的白肉，肚子上的肥膘更是自不待言，几乎将裤权的松紧部分完全遮盖住了。这之上露出圆圆的肚脐眼，下方的黑毛也历历可数。闻山赤着两只相对较小的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享受着水泥地带来的些微凉意。由于天气实在太热，我的房间里又没有空调，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实属受罪，因此活动场所就转移到了闻山他们睡觉的房间，具体地说就是转移到了地上的席子上。闻山晚上在此睡觉，白天盘腿坐于其上，由于身体四面不靠，因此多了一份气流往来的凉爽。听众，也就是我和莉莉，一个坐在席子上他的对面，一个则搬了一张矮凳坐在二人之间。那坐在矮凳上的人常常双手托腮，作出倾听或无聊之状，这人自然是莉莉。而我的主要听众的位置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接下来的两个白天我们便是这样度过的：一面挥汗如雨，一面聆听着闻山滔滔不绝的高论。我拥有的唯一降温设备是一台电扇，被我搬到席子上。这只电扇可摇头，作九十度以上的旋转，如果它的功能得以全面使用，在场的三个人均能感受到一些微弱的热风。可闻山将吹拂的角度定住，对着他自己，我和莉莉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完全感觉不到电扇工作的效果。事先闻山并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因此除了接受现实似乎也别无它法。况且他做得如此自然，毫不造作，除了觉得闻山自私得可爱也不可能有其它的感觉了。然而热，却是难以克服的。若按必要而论，自然是闻山更需要电扇，要不是它不曾间断的吹拂。两百斤重的闻山很可能中暑。况且他付出的也多，两天来不遗余力地说教和谈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胜任的。另一项降温措施是吃冰镇西瓜，那倒人人有份。当然冒着烈日采购的任务还得是我，将西瓜搬运上楼以后我几乎虚脱。还得将西瓜剖成两半放进冰箱上层的冷冻室内速冻，冰好后再切成小块，这些繁琐的小事也颇费体力。
待我忙完后坐下，脸盆里只剩下一堆西瓜皮了。闻山吃西瓜的速度很快，捧着半月形的瓜片从一端到另一端，只听库哧库哧几声响过瓜瓤已经没有了，闻山的嘴唇几乎没有离开过瓜皮。那些瓜子儿是怎么吐出来的的确令人纳闷。自然你不必为此担心，闻山简直就是一架吃西瓜的机器，瓜子除了吞进肚子里的以外从嘴角一侧激射而出，击得脸盆当当直响。吃西瓜不妨碍吐瓜子，正是闻山的高明之处。我制作冰西瓜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闻山吃西瓜，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少吃一些，或者根本不吃。
当然，这由不得我选择。莉莉与我不同，闲来无事总可以吃上一到两块，最多也就是两块。只要她吃了西瓜，哪怕是象征性的也算是吃过了，作为主人我便已尽到责任。我和她谈论西瓜的滋味以及吃的方式，与德国人有何不同？莉莉总是认真作答。
也就是在这时，闻山忙于啃瓜无暇说话，我和莉莉才能交谈几句。当他瓜饱风足又待开口，我们便中止了谈话。我起身收拾瓜皮，闻山抚摩着硕大的肚皮，连声说道：“过瘾！过瘾！”
吃西瓜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能间接中止闻山的谈话。由于他吃得多，因此需要不断上厕所。由于交谈现场已挪至客房，距离厕所相对较远，上厕所时闻山便无法继续他的谈论了。就算在厕所里他仍在说话，我们也可以装作没有听见。
我和莉莉总算可以放松一下，将电扇转动的按钮摁下，享受片刻了。闻山一回到席子上，马上将电扇定住，他的行为完全出于下意识。到后来他对于电扇的这种优先权已不证自明，甚至无须亲自动手，一听见闻山回程的脚步声我立刻将电扇复位。
就好像我们吹电扇是背着他偷欢，有事需要隐瞒一样。我和莉莉之间因此产生了某种不无暧昧的情绪。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吃西瓜很少，轮不到吹电扇，一样的燥热难耐，以及被动而渺小的听众地位。我们需要彼此间的同情和支持，才能将往后的日子过下去。当闻山上厕所时我们谈了很多，并不约而同地改变了话题。我们谈论生活、现实和此时此地，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谈到了夏天、炎热以及南京。我告诉莉莉：这样热的天气即使是在当地也是不多见的，可谓百年不遇。如此一来穷人就遭殃了，我便是一个例子。结合中国国情，我描绘了多种可能的避暑方式。有钱有势的人或去海边山中消夏或住进带空调的宾馆房间，一时间各大酒店通通暴满。一般的市民百姓则拥人冷气充足的商场或其它公共场馆，带着水壶、席子、小板凳，去那里过日子。我谈到遍及南京地下的防空设施，如今一无所用，不过倒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政府下令对妇女儿童开放，男性市民须凭老人证进入。像我这样不老不少且很贫穷的男人看来只有死路一条了。莉莉见我说得有趣，不禁咯咯地笑了起来。
实际上我另有节制闻山的办法——如果确有必要，就是和他谈论和莉莉的关系。
自然是当莉莉不在场的情况下。当莉莉起身人厕，我便问闻山昨晚的战况如何？后者闻言一愣，随即中断了谈话，迅速而无辜地涨红了脸。他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是你爬到床上去了呢？还是莉莉爬到席子上来了？”
闻山说：“都没有。我不是说过吗，还是我们睡一起比较好。”
我说：“那你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干！”
闻山点头赞同。
我说：“这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不是插上了门，早早就熄了灯？”我的意思是：既然什么都没干就没有必要关门，天气这么热，开着门睡觉总归要舒服一些。
最后我安慰对方说：“没有关系的，还有今天晚上呢！昨天虽然什么都没有干，但把门关上按时熄灯还是对头的。总不至于昨天没有关门，今天倒要把门关上，何况今天比昨天热多了。而不关门就开始干，那也未免太过分了。”
总之事情仍在进行当中，正朝着好的方面发展，关键是最后一着——爬上床去，那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我鼓励着闻山，觉得万事具备，就差最后的行动了。想想看：两人已住进了一个房间，并养成了关门上锁的习惯，而且由于天气炎热闻山早已将自己扒光，只剩下一条微不足道的裤头了。如果不是他亲口告诉我什么都没有于，我还真的不敢相信。闻山如此坦然地穿着一条裤衩，甚至睾丸在宽松的裤管处若隐若现，他丝毫也不知道回避，气概确实惊人。如果说他和莉莉已经有过那回事了，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于，他俩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此前提下闻山仍如此坦荡无畏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当然，这是闻山的一贯作风，魅力所在。上厕所不关门，在莉莉面前暴露睾丸也只有他干得出来。因此我们不可以以对待常人的眼光看待闻山，根据一些蛛丝马迹就认为他们干成了好事。
第三天天气稍凉，我建议闻山领莉莉出门转转，他欣然同意，倒有些出乎我的意外。也许两天来（不包括他们到达的那天下午）的坐而论道使闻山感到了疲惫。
出去走走，透点新鲜空气，说什么也是好的。他们的目的地是玄武湖，那儿风景秀丽，水面辽阔，气温比市内至少要低上两度。他们走后我收拾房间，抓紧时间在电扇的吹拂下睡了一觉。这一觉睡得我异常辛苦，周身酸疼，驱散两个怪诞的噩梦之后正待深入无梦而真正的睡眠，有人拍门——他们已经回来了。他们回来得很早，时间不过才三点多钟。考虑到他们接近中午时才从这里离开，如此迅速地返回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一点，从闻山的脸上就能看出。他一言不发，嘴唇下意识地撅着，隐含莫名的怒气。莉莉的脸色也不好看。他们回来了，并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没有人向我说明。由于他们都不说话，因此我必须喋喋不休，同时所说的又都是无的放矢。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问闻山：“玄武湖好玩吗？”
他说：“你问她。”
于是我问莉莉：“玄武湖好玩吗？”
她说：“我们没有玩，坐在茶馆里面喝茶。”
我说：“没有在湖边散步吗？”
她说：“我想散步，闻山说他走不动。”
这之后又无话可说了。当闻山海阔天空时我感到不堪忍受，如今他沉默是金，由我来调节气氛不禁更加难熬，真还不如听他一个人说好。好在他们因为闹气错过了吃饭时间，因此我提议晚饭提前。于是，在他们回来后约一小时，五点钟不到我们便下楼去吃晚饭。在一家有空调的小饭馆里三人分别坐下，我点了一些下酒菜和啤酒。一杯冰镇啤酒下肚后，闻山于是缓过劲来。他不再提几天来关于监狱和革命的话题，话锋一转，谈起下午和莉莉逛玄武湖的事。我自然愿意洗耳恭听。谈论的风格也一反常态，不再面对我，而是转向了莉莉。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他们争执，是我所乐于接受的。何况有空调，有冰镇啤酒和小憩后积攒的精力，我不禁感到非常的满足。闻山和莉莉争论的要点，开始时我并没听出个所以然来，渐渐地才有所知觉。这就像一部电影从中间看起，开始时莫名其妙，后来也就完全明白了，甚至也能将前面错过的部分续上。原来回来后他们彼此不说话，也不完全是在生气，或者不主要是在生气，而是争论的问题被中断了，对其它的事情一时还提不起兴趣。
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续上前面的谈话，并且由于长时间的停顿积攒了更多的活儿，急于向对方倾诉，因此开始时不免有些语无伦次。到后来也就正常了。为了阅读的方便，我也许应该将闻山和莉莉在玄武湖畔发生的分歧补上。如莉莉所言，他们一直呆在茶馆里，并没有去其它地方。两人面面相对，不得不有所交谈。由于我不在场，闻山避免涉及重大深沉的主题，隔着光洁的桌面和玲珑的茶具他突然对莉莉谈起自己的爱慕之情。自然，闻山的谈论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莉莉也爱着自己，只不过没有机会道破。现在他不过是帮了她一把，告诉对方她的爱慕是有根据有着落的，并不会成为柏拉图式的单相思。顺着这样的思路，闻山认为不应再浪费时间。
他的意思是应该尽快进入肉体层面，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做爱。由于时不我待，这一步完成后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比如结婚，营救闻山出国（结婚是其前提），脱离专制险境，在民主社会里开始他们新的生活，为国家（闻山的国家）的未来以及自由人权做出努力。闻山一吐为快，可以想见的他是如何的慷慨激昂不能自已。没想到莉莉嫣然一笑，用极为标准的现代汉语说道：“您误会了！”
良久闻山才缓过神来，他严肃地问莉莉：“你了解自己吗？”
莉莉说：“我了解自己。”
闻山说：“我认为你根本就不了解自己！”
他的意思是说她爱他，自己并不了解这一点，而了解这点的人是他闻山。当然，这是一时无法证明的东西，需要假以岁月和时光。但——还是那句话——时不我待，如果说莉莉不了解自己的感情，那只有付诸于她的谦逊了，至少她应该相信权威，而这个权威就是闻山。也就是说如果闻山觉得她是爱他的，尽管莉莉不这么认为也应该这样相信。遗憾的是，她不仅不觉得爱上了闻山，甚至连他的权威也要予以否认。莉莉太自以为是了！闻山再次改变了话题，开始指责莉莉如何像女人那样的狭隘（似乎她不是女人）。就算她的确是一个女人也如所有平庸的女人一样，不能深明大义，过分沉溺于自己渺小的内心。闻山的意思是：就算莉莉感受不到自己的真爱，也不相信他的权威，也应该审时度势，了解他是何等的人物，以助其成就一番伟业。如此一来她也就不再平凡了。“爱情说到底是次要的，与做人的责任和自我实现相比并算不了什么。”闻山说。莉莉自然不能同意他的观点。面对如此迟钝和庸俗的女人闻山实在是无话可说。
此刻在饭桌上，闻山旧话重提，但对莉莉已不抱希望。他力图证明自己并没有恼羞成怒，如果莉莉觉得受到了侵犯那也是咎由自取，是她自己犯贱。这样的谈话我一向避免介入，我认为这纯属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可闻山不打算放过我，坚持让我就他们的争执发表意见，真是让我作难啊！比忍受他的夸夸其谈或沉默不语时我搜肠刮肚，还要难上几倍。自然，在爱情问题上我并不是一个没有自己观点的人。
正如闻山启发我说话时所说：“他谈过多次恋爱，最近又失恋了，在爱情问题上定有真知灼见。”越是这样我越是难于启齿，但为形势所迫我又不得不说上几句。虽然我对闻山的胁迫大为不满，但他的处境委实可怜，加之我们之间多年的友谊，观点的分歧岂能在一个外人面前流露？何况这是一个外国女人，与我非亲非故，因此我只能站在莉莉对立的一方，别无其它的选择。但就其问题本身而言我却是赞成后者的，况且表达观点时莉莉的表情是那样的楚楚动人，与闻山联手欺压一个女人我实在于心不忍。于是我斟酌再三，最后说道：“你们俩说得都有道理。”之后便不再开口了。
闻山大感振奋，认为得到了我的支持。他说：“就是嘛，什么样的爱情我们没有经历过？三大的爱情或者三十年的爱情……”
“三天的爱情？我真的不能理解。”莉莉说，不禁使我深感羞愧。实际上我和莉莉一样，对三天的爱情难以理解，但闻山使用的是“我们”一词，使我也无法摆脱干系。我解释说：“闻山使用的是一种文学性的说法，他的意思是一见钟情还是存在的。”
莉莉说：“这我就明白了。”
闻山说：“明白就好。别说三天的爱情，就是三小时的爱情我们也不在话下！”
此刻闻山所要论证的问题已变，已不再关心他与莉莉的实质性关系和可能的发展。他在乎的是在莉莉心目中的形象，对方是否把他当成了一个女人方面的失败者？
闻山力图证明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他大谈自己的浪漫情史和姑娘们的交往，就此完全放弃了革命的主题，回到作为一个人的具体的感情挫折或辉煌。当然在闻山的口中只有辉煌，而莉莉是他唯一的挫折（如果他愿意承认的话）。闻山急于表明自己是一位情场老手，最后他总结说：“我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交往过？就数德国女人最古板，最不懂生活了。看来这个民族很有问题，只能产生希特勒这样的家伙，据说他是一个阴阳人。德国是一个二尾子国家！”
看来闻山已经乱了方寸，变得完全词不达意了。好在莉莉本性温良，对他的无理并不十分在意。
她不仅原谅了闻山，也看出他如此失态正是因为自己。莉莉心肠一软，安慰对方说：自己对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偏见，实际上她的现任男朋友就是中国人。她已经有了男朋友，这倒是一个新情况。闻山指责莉莉道：“那你为什么还答应跟我出来？
不是很可笑吗？”莉莉避开他的问题，继续指出：她的男友也写小说，言下之意她并非对中国作家没有兴趣，情形甚至相反。闻山以一个业内人士特有的警惕问：
“是谁？”莉莉报出一个典型的中国姓名，不仅闻山就是我也没有听说过。“无名小卒！”闻山一言以蔽之。莉莉心有不甘，为和我们套近乎，她说出了一个男朋友喜欢的当代作家月可是大大有名，想必我们应该听说过。她说的那人叫贾平凹，我们自然知道。莉莉不禁有些欣喜，没想到闻山嗤之以鼻：“贾平凹？喜欢他的人那不是傻逼吗！”尽管他有理由这么说，但莉莉却是无辜的。闻山抓住一点不放，说：“瞧瞧，他喜欢贾平凹，可见得是什么货色什么档次的人了！”他十分有理由地怜悯起莉莉来，对她说：“哎呀呀，你上当了！”闻山的逻辑是这样的：贾平凹已经是一个如此不堪的作家，喜欢他的人一定十分的低级趣味。莉莉爱上了一个喜欢贾平凹的无名之辈（还不是贾平凹本人）只能证明她有多么的低劣。如此低劣的女人根本就不配得到他的爱，自然也不会欣赏和爱上“我们”了。闻山再次使用了“我们”一词，以强调自身的实力和普遍的义愤。接下来的谈话中他除了攻击贾平凹以及贾平凹的崇拜者再也无话可说。作为贾平凹崇拜者的崇拜者莉莉被贬低到几近于无的地步，不仅不配和“我们”恋爱，也不配和我们谈论文学，甚至不配谈话本身，更别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一个房间里睡觉了。之所以出现以上的情况，那是不了解真相。莉莉就像是一名隐藏多日的间谍，一朝被揭露出来。“原来如此！”
闻山说，所发生的一切于是乎便得到了圆满而充分的解释。
这以后他便不再理睬莉莉，似乎后者的男朋友、男朋友所崇拜的作家已经玷污了他、伤害了他。闻山抱着委屈而忿懑的心情埋头吃饭，最后他以政府发言人般的语调宣布莉莉为不受欢迎的人，让她即刻离去，回北京。至于他自己，“还要留两天，我和老赵有很多重要的事要谈。”即便是莉莉也没有料到问题会出在一个叫贾平凹的人身上，她甚至都没有读过他的书（男朋友虽然竭力推荐，但由于汉语程度问题并没有开始）虽然她解释了很久，以表自己的悔过之心，闻山仍不打算予以原谅。作为主人，我本不应该完全听从闻山，但考虑到他此刻的心情和我们之间难得的友谊，也只有这样了。莉莉甚至都没有上楼去取她的行李，我殷勤地为其代劳（取包人除此之外我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虽然如此炎热的天气里上下楼梯我不禁大汗淋漓，但良心上还是深感不安。迫于闻山的淫威我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莉莉没有上楼，甚至饭也只吃了一半，就即时地离去了。闻山端坐不动，我百感交集地将莉莉送出店门。我们步行了三百多米，来到最近的公交汽车站，那一路电车将把莉莉送往机场，她将乘坐最近一趟航班返回北京。我们在汽车站上就此别过，大约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我依依不舍地挥动着手臂，对莉莉说：“再见！祝你一路顺风！”我并没有将她送到机场，因为惦记着小饭馆里的闻山。待我冒着烈日返回饭馆时闻山仍在吃残汤剩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所有盘子都已经见底。甚至莉莉来不及吃的剩饭也被他扒拉光了。
“走了吗？”闻山问我。
“走了。”我说。
“走了就好，这个德国傻逼！给你添麻烦了。”他说。
“没关系的，小事一桩。”我说。
接下来的交谈就比较轻松自然了，都是自己人，也没有要完成任务的紧迫感。
闻山问我他是不是判断有误？如果莉莉不想和他有一手又何必和他一起来南京呢？
我告诉闻山：他们本来是完全有可能的，问题在于他方法不当。闻山的语言系统过于发达，过分相信自己的语言魅力和说服力了。而女人—一无论中国女人还是德国女人，首先是身体动物。在那种情况下无须语言，行动是最为紧要的。我的意思是：既然他们已经睡在一个房间里了，闻山就应该爬上床去，没准那样事情就办成了。
根本没有必要事先毫无征兆，突然以语言的方式提出要求，这显然是违情悻理的，使女人有时间进行思考，患得患失。应该做的是相反，在对方没有反应过来以前就已经得手了。正如闻山所言，如果莉莉没有一点准备，跟一个男人出门旅行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定然有所准备，有所企盼，希望有什么意外的事发生。可她白等了两个晚上，近在飓尺的闻山却无动于衷。她定然盼望等待过什么，在那木板床上心潮起伏难以人眠。而她所盼望的意外实际上却是意料之中，如果闻山有所动作一点儿也不会显得唐突。实际上，没有意外才真的叫莉莉感到意外呢！两天之后她心神稍定，把闻山当成了中国式的坐怀不乱的君子，没想到在风光绔丽的玄武湖畔他提出了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提出过的要求月时真的让她感到惊讶万分，比闻山爬上床去（假设）还要难以接受。之所以拒绝了闻山的求爱，一来由于付诸了理性思考。二来也出于报复—一谁让他一连两个晚上都毫无反应呢？在莉莉严阵以待时他堰旗息鼓，而她已不作它想时闻山却冒昧以求，就这么答应了他，没那么便宜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了解女人的心理就没有必要大动肝火，实际上还有机会，因为接下来他们还得睡在一个房间里。既然白天已经挑明（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晚上尽可以大胆动作，倒要看看莉莉能够坚持到几时！可惜这都是事后的话，莉莉已经让闻山永远地赶走了。听我这么说，闻山佩服得连连点头，他怪我不早一点提醒他。我回答说没有机会，总不至于当着莉莉的面说出这番缘由吧？闻山突然神经质地看表，问我现在去机场是否还来得及？他的意思是要把莉莉追回来。我自然不想再劳顿，因此对他说：“以上不过是理性分析，原则上如果莉莉不走的话，你们还有戏。但事已至此，再把她追回来，这个弯就绕得太大了，难度只会有增无减，是否真能得手我也不敢保证。”见我这么说，闻山也不再坚持。他话锋一转，说他实际上也无所谓。“不就是贾平凹崇拜者的崇拜者吗？干了她是她的荣幸，没于成是她的损失，我们又不吃亏。”闻山说。他能这么想那就再好也不过了。
闻山向我坦言：他与女人的关系总是这样的，要获得她们的崇拜并非一件难事，可要和她们睡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人狱前闻山在一所大学里教书，周围不乏漂亮的女生，有上课时和他眉来眼去的，也有主动约他谈心的。他总能顺利地将其引人自己的宿舍，每次也都谈得热火朝天，错过了女生楼的关门时间。师生二人于是畅谈一夜，直到曙光初现，对方脸色铁青地出去了。自然，谈话并不是闻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她们的目的。可每次都只是谈话，除此之外闻山一无所获。他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从谈话的高度“一下子降下来”？他们谈论人生、文学、社会现实或终极关怀，对方的眼睛一眨都不眨，充满了敬畏和关切之情，为他的玄论所深深折服。
问题仅仅在于怎样降下来？怎样过渡、转折和突变？他一面侃侃而谈一面思索着这些，常常是一心二用。闻山为自己非凡的智力而深深陶醉，直到把那些红彤彤的青春的小脸儿谈成了青灰色，这之后她们就再也不来了。闻山不明白别人是怎么一回事，似乎降下来特别简单，或者说是升降自如，也许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升上去过？
他不无悲哀地说：“看来我恐怕永远也学不会了！”继而他解释道：“那些降得下来的人也许本性就是低劣的，在别的事情上也一样。”我正准备安慰闻山，他已引伸开去，开始叙述一个降得下来的家伙的种种劣迹了。
闻山提及的那人叫吕军，也是一位大学老师兼作家，因与闻山相同的遭遇同时被捕入狱。一年后两人又同时被释放出来。也就是说他俩既是狱友，又是同事（在一个教研室上班），同时还是同行（都写小说）。按理两人的关系应该格外亲密，开始的时候闻山也是这么认为的。可他们虽然吃了同样多的苦，遭遇却不尽相同。
上文说到，闻山人狱期间外界传说他是一个懦夫，舆论对吕军却明显宽容，不仅没有关于他变节投靠的传闻，相反是作为一个宁折不弯的英雄被文坛称道的。吕军与闻山的狱中生活被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常常相提并论，然而所论说的要点却相去甚远。有人说起吕军就必然要涉及闻山，反之亦然。他们的这种不可分离性和相互映照的关系给大家的谈论增添了张力，也显得更加真实可信。似乎吕军和闻山是被关在同一所监狱里，甚至同一监室，面对同一个狱车或者牢头。然而情形并非如此，此刻闻山予以了必要的澄清。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两个被分别关押面对各自环境的犯人，一个被说成了英雄一个则成了遭人唾弃的狗熊？他也许能够理解某种文学性的要求：英雄和狗熊必居其一，而中间状态是没有的。他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是吕军而不是他成了英雄？或者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吕军成了狗熊？同样吃了那么多的苦，同样被关押了一年，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吕军名声扫地、尊严尽失？为什么是吕军而不是他占尽风光，并得以荣誉和物质上的极大补偿？面对这生存之迷闻山百思不得其解。我除了将其归结为运气问题，就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我的朋友了。
“这不过是巧合，偶尔性使然，问题在于庸众，他们需要英雄也需要狗熊，这才是必然的。需要英雄，以为那代表了自己，以为在考验面前自己可以像英雄一样。需要狗熊是以为自己不至于如此，为此他们发明了一个可以鄙视的对象，用以在幻觉中感到自身的崇高。”自然我这番富于哲思的议论不足以平息闻山的激动，他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显然，他的思虑集中在吕军身上，而一时无暇顾及其它了。“别人没有坐过监狱，他吕军是坐过的，他不会不知道身处其中时的实际感受，不会不知道监狱的实际环境和可能的作为。为什么他知道这些而不予以澄清？为什么不辟谣？相反还要利用谣言？唯一的解释就是谣言本身是他因卑鄙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我与他无冤无仇，他为何要如此恶毒、不义，陷我于如此被动的境地？”虽说闻山不免言过其实，但从实际效果看，一年的狱中生活的确使他处境艰难，一无所获。而吕军则因此镀金，甚至于一步蹬天了。
后者不仅成为传说中的英雄，而且还接受了西方某国颁布的人权奖金（五千美元）。
“这些我都不计较了。”闻山说。吕军竞然还赢得了一位法国女郎的芳心，与其结婚后出国了。这才是真正不可原谅之处。想当初，他们刚出狱时无视外界的议论，因狱友的情义结成知己好友（人狱前他们的关系一般），来往颇为频繁。两人都有同样的认识：因监狱生活在国内是呆不下去了。有共同的目标：出国，寻求政治庇护。共同的方式和道路：结交那些不谙中国事物心地善良的外国女郎，和她们结婚达成姻缘。两人互相打气鼓励，展望清晰可见的美好前景，并相约互相提供机会可能、介绍合适彼此的外国女朋友。直到有一大吕军远走高飞——携同他的法国新娘，闻山这才回过味儿来。那法国女郎最先是闻山认识的，经他介绍才认识了吕军。而吕军从未给他介绍过任何外国女人，虽然他（吕军）这方面的资源一点也不亚于对方。吕军认识的女人（无论中外）只能比闻山更多。
我该怎样安慰我的朋友呢？此刻他处在被朋友出卖的激愤之中，两只近视的鱼眼几乎是泪水盈盈了。他被朋友出卖了，可人们却认为他出卖了革命，这样的人又有什么资格谈论有关出卖的问题呢？如果我将闻山遭遇的挫折归结为女人，他会同意吗？如果我认为这不过说明他在女人方面相对无能，是否可以减轻他的沮丧之情？
抑或更加严重了？我对闻山说：那吕军本人也略知一二，人狱前就很风流，很讨女人喜欢，如果他将一位女生带回宿舍绝不会与对方长谈到天亮的。这些事实不可不予以考虑。我暗示说吕军与法国女郎缔结姻缘乃是男人的魅力所致，并非如闻山所言出于迫害他的目的。当然，如果是一位德国女郎那就很难说了。正像闻山说的，德国人比较古板，而法国人一向浪漫。这些因素也不是不值得考虑的。我的意图是将闻山从患得患失的情绪中转移出来，想想别的可能和易被忽略的因素，而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背叛出卖这样耸人听闻的事情上—一况且他本人因类似的问题受害匪浅。我明显地在避重就轻，或者避轻就重，关键要看到底什么是闻山的敏感所在了。是背叛出卖？还是女人方面的无能？如果他两方面都很在乎那就完蛋了。闻山也许会自怜自文地想：自己被同族同性的朋友出卖了，同时也得不到同族和异族的异性的怜爱，不仅被别人出卖，还要担上出卖他人的恶名。看他此刻的神情，似乎敏感之处飘忽不定用p 自我辩护的激情和慷慨只能说明他已经破罐子破摔了。他试图将所有不利的结论据为己有。如果闻山真的要这样做，并坚持下去，那就不可救药了。为阻止他如此极端和毁灭性做法，还是让我们谈谈莉莉吧。转向对于具体失败的分析也许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
于是我们再次谈起莉莉，谈起他们的南京之行。间隔了这么长的时间，闻山的说法又有变化。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做法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于没有热情。与莉莉的结合其实并不是他的想法，按闻山的说法，自己不过是在执行“一个集体的阴谋”。
出狱后他显然在国内呆不下去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了解和同情他的朋友毕竟是少数，无力为他申辩，他们只是适时地抛出了锦囊妙计：与那个叫莉莉的女人结婚出国远走他乡。他们甚至将一切安排妥当，制定了计划方案和具体的日程，确立了实施的地点——南京本人的住处。因为我有一套空房，最近又和女友分手了，一个人鳏居。我是闻山的亲密好友，又有足够的空间能够让他施展手脚。而在他自己的城市（北京），闻山尚住在集体宿舍里。同情他的朋友又各有家小，住房并不宽裕。况且当地人多眼杂，行动起来也极不方便，难保不会节外生枝。如此周详的考虑并非出自闻山个人的智慧，甚至也不会是某个具体朋友的主张，而是集体决议。
一来朋友们的情面不便违拂，二来，此事说到底是为了闻山，因此后者无法退缩，除了执行决议外别无选择。也就是说此事虽然发生在闻山身上，但本质上他是一个局外人，虽然在具体操作，心情上却感到与己无关。闻山不仅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同时也是一件冷漠的工具。要是他真的爱上了莉莉那就另当别论了，就会有足够的热情，事情的结果也完全是两样的了。作为工具闻山已经尽心尽力，虽没有完成任务但也已经问心无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再一次被别人出卖了。不同的是这次出卖他的不是文坛或者吕军，而是关心和同情他的莫名的集体。虽然他们的动机是纯良的，但没有考虑到他的心情、感受、人格和个性，没有考虑到他的感情。
在此意义上他们强迫了他、委屈了他、出卖和背叛了他。“你以为如何呢？”闻山再次振作起来，并渴望得到我的赞同。
所以说我们永远不要为别人担心，尤其是为革命者和闻山担心。即使他们身处绝境，压力重重，似乎已无路可走，就要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总能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站立起来。在女人问题上是这样，在其它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不必为其担惊受怕，用庸人的柔肠试图去体恤怜悯，那是对他们的侮辱和我们自己的轻狂。一个革命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存在、精神和意志的贫困者所无法度量的。
1999．12．9 —2000.1．17—2000．1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