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系里的会客厅，一个男人上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国务院安全部的。”
我瞄了一眼他塞到我手里的名片。上面的职位、姓名同他这个人一样平淡，我肯定在一小时后会把他和它们全忘干净。唯一使我踏实的是他的平直刻板；他没有便衣福茨那样明眸皓齿的笑容，也没有大脸蛋的热络，因此我断定我眼前不讨人喜欢的脸，是相对真实的。他不信赖我，也不需要我信赖他，这一点让我舒服。我和他握手，完成了起码的开场白。他的手跟我的手一样不得已，一样的满是倦怠。
“请你协助我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份表格填完。”
“什么表格？”我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抽出几张纸，铺在茶几上。
“有关你基本情况的表格。”他掏出笔，又说，“我问，你答，我把你的回答填进去。这样我们有希望在一小时之内办完这桩事。”
我肯定他真正想说的是“这桩鸟事”。
“这表格跟FBI的，有什么不同吗？”
他一下抬起脸，问：“什么FBI？”
“美国不就一个FBI吗？”
“FBI怎么了？”
我看着这张缺乏特色的脸，看上去不像装蒜。我说：“你们跟FBI不是一回事？”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们怎么可能跟FBI一回事呢？！”他用笔的屁股把眼镜往上挑挑。他的嘴唇在吐出“FBI”三个字时，微微向下撇，像是咀嚼到某种不妙的味道，倒他胃口。
“噢，我懂了。”
他再次抬头看我一眼。他对我缺乏兴趣。他说：“你懂了？那么刚才你没懂的是什么？”
“我原来以为FBI让我填了那么多表格，我就用不着填你这份了。”
“FBI为什么让你填表格？”
“为了调查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关系啊。”这不明摆着？
他原本坐在沙发上，低头俯向茶几，打算往那表格的栏目里填内容，此刻却渐渐还原成正常坐姿。
“外交官员的安全审查，是国务院安全部的事。跟FBI有什么相干？”
他想说“狗屁相干”，但他缺乏说脏字的激情。这类在各方面都缺乏激情的人非常适合为任何官僚机构工作，“你的意思是：FBI跟你打过交道？”
“正在打交道。”
“不可能吧？”
我怎么看他的懵懂都像真实的。我笑了笑，眼看这个缺乏激情、缺乏表情的人被激怒了。
他说：“FBI没有权力插手到这件事里来！”
我告诉他我跟那两位便衣打的交道已相当长，以钟点计算的话已长达四十小时。
“我已经告诉了你：他们没有权力过问我们国务院外交官员的事！”
他的愤怒也不像做戏。我想说那两个便衣的确很讨厌，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也是便衣。当着这位便衣的面讲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我说。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他说，“你有权利拒绝。”
“是吗？”我有没有权利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五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如果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他应该会晋升很快。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讯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哦。”
“你们的圣诞过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书过得比我更好。每个人过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劳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劳她的驾、求她陪伴去买订婚钻戒这桩事，我就及时爆发一阵大笑，或大声胡诌一句对某人某物的恭维，或瞎编一段我父母的问候，总之立刻掐断劳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亲都有那种烈性大笑，一触即发，任何一个人的笑都会触发她们的。老祖母一条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声声叫我“甜品”。她指着从礼品盒里取出的一只小陶罐对我说它多么珍贵，里面的蜂蜜是一群隐士酿的；因为隐士们心灵洁净，又隐居在深山老林，他们酿的蜂蜜滋味异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样打着响鼻地嗅了两下。劳拉正巧又把话题扯到了钻戒上，阿书偏偏要人来疯，跳着脚非要“瞻仰”一番。我急中生智地将那罐隐士蜂蜜一把搂进怀里，再学着美国女人接受礼物时的眉飞色舞、长吁短叹、受宠若惊：“哦，太棒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蜂蜜！”老祖母急着抢白我：“这个盛蜜的陶罐也是隐士们自己烧制的！每个罐子都不重样，每件都是艺术品！”我说：“真的？！”老祖母说：“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陶罐，从来没见过重复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电影中的女演员——每当她们见到崇拜的偶像时的样子。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亲赠的。我立刻起身给了母亲一个重大拥抱，说：“谢谢……这么甜蜜的礼物！”阿书这时卖弄了一句“莎士比亚”：“把甜蜜的给甜美的。”我突然发现安德烈的母亲和父亲交换了一个古怪的眼神，同时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我这才看见已到我身边的老头——安德烈的继祖父。老头儿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从我手里夺过那罐蜂蜜。他有一双浑浊的童稚眼睛，还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对所有权的认真神态。他说：“这是送给我的。”我刚刚完成感谢的拥抱，姿势尚未收拢。他又说：“你没看卡片上受礼者的名字吗？”他微微一笑，完全是个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亏或受冷落时的克己微笑。他说：“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脸红了，也知道在此刻脸红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来越红的脸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出来打圆场，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个人都困顿在一个僵局里，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着继祖父两手捧着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两件礼物，另一件是个计步器，给得过偏瘫的老人练习走路用的。我刚才险些让他可怜的礼物又损失一半。
“过节是很累人的事。”安全部来的人说。他已将表格填得差不多了。
“的确累人。”
“你指填表格还是过节？”
我笑笑说：“都累。活着就累。”
“没错。”他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好好地笑，“这话不该你说。该我这个岁数、这个职业的人说。你正在做我们美国外交官的未婚妻，你说累，不大合适。你看，你们定在六个月之后举行婚礼。婚礼之后，你才真正开始体味什么叫‘累’。”
我想他倒真不如看上去那么乏味。我发现自己又朝那张名片上看一眼。这回看得不那么马虎了，看见了他的名字。他叫约翰。芸芸众生，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男人名叫约翰。
“你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不喜欢喝。不过也不反感。”
“你只需要说‘是’或‘否’。”
“这些也要填到表格里？”
“这些是必要提问。如果你吸大麻，国务院可要操心了。”
“大麻？”
“你用过吗？‘是’还是‘否’？”
“否。”
“有没有欠账——欠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的账？”
“也算正式提问？”
“是的。”
“如果我欠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做出纯粹与我无关的好奇模样。
约翰停下了填写。“你欠谁的账？”不等我及时回答，他马上接着说：“我调查过一个案子：一个外交官的妻子瞒着丈夫到处借钱，买首饰，买衣服。什么都买。这非常危险。”
“哦。”
“想不想知道它为什么危险？”
“想知道。”
“如果一个人经济上陷入危机，他很可能会在道德上出界。比如——只是比如：一个敌国情报机构了解了你的经济危机，又抓住了你道德上的弱点，就会用钱来诱你出卖你自己国家的情报。”他停顿一下，等待这个阴险的逻辑在我的身心弥漫，“你是否欠账？”
“啊？！”
“你是否欠任何信用卡公司的钱——额数很大的钱？我们希望我们的外交官员都有清白的信用记录，也希望他们的配偶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信用上的问题。信用对美国国家的官员极其重要。你无法想象有多重要。没有信用记录，你这个人等于不存在。”
“我就没有信用记录。”跟我这么个不存在的人，你费什么事。
“你没有信用记录？”我打赌，他肯定暗抽一口冷气，“可是，为什么呢？”
“你看，好几家信用卡公司动员我申请他们的信用卡。可我一申请他们都回答我：非常遗憾，我们无法查到您的信用记录。”
“当然！换了我，我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但并不是我主动想要他们的信用卡，是他们找上门来，甜言蜜语硬拉我进他们的信用公司。”
“拉一个客户，他们得一笔佣金……”
“可我费半天劲，填完表格，他们马上说：对你这样没有信用记录的人，我们只能表示遗憾。”
“所以你必须建立信用记录。”
“没错——这得先贷款，然后按期偿还。”
“对，你得很守信用地按期还款。这样信用记录就建立起来了嘛！”
“为了证实你的良好信用，你得先借钱；可你跟任何人借钱，他都得先看看，你是否有良好信用。你看，没有信用记录你不能贷款，可不贷款你又没法建立信用记录。典型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
“啊。”
“你对这本书什么看法？”他整个人显得有了点精神。
“读了十好几年了。当时只记得读不太懂。”
“你不懂的是什么？”
“除了懂的那一点，剩下的都不懂。”
他瞪了我一会儿，心想：究竟是她的英文不地道，还是她对我的态度不地道？他很快认定，我两方面都不够地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没有欠信用卡公司的账？”他提起笔打算去填表格下端的一项栏目。
“我压根没信用卡。”
“就是说，你不打算借钱？”
“没人肯借钱给我。”我看护刘先生挣的千把块钱，在劳拉的积极帮助下，买了一件TSE的开司米羊绒衫、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琉璃糖罐、一副“GUCCI”太阳镜，分别送给安德烈的三位长辈。一千块到此时还剩一百来块，劳拉很头痛地思考了一阵——这么小的数目在她看来是太难花了，实在花不出手，而安德烈的礼物还没着落。她突然眼睛一亮，说她想到了绝对妙的礼物：华盛顿“菲力甫画廊”的会员证。这样高品格的礼物加一瓶“Hennessey”，最后这一百块被她花得丰富多彩，雅俗兼顾，成功地使我再次一贫如洗。
“你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吗？”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说。
“不知道。”
“很简单，先得到小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
“噢。”
“没有小信用卡公司的信任，你永远不会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任。”
“噢。”
“连汽车加油站这样小的信用卡都得不到，你永远甭想在美国建立个人信用档案。”
“那可不。”
“没有信用档案可查，在美国就等于没你这个人。”
“没错。”
“想想看，那不就等于我无从下手吗？”
“嗯？”你要下什么手？！
“你想想我们怎么下手弄到你的信用资料呢？它压根就没存在过。你没有借过钱，请问谁来证明你会准时还钱？不能弄清你是否会负责任地还清债务，将来你作为一名外交官妻子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会有个清白的个人信用记录？而没有清白的信用记录，谁又能担保你在经济一旦陷入困境时能够回绝一切叵测的经济援助——我这里讲的所谓经济援助，就是一切敌视美国的国家对你进行的收买。”
“您是说：像我这样的穷留学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信用是没门儿的？”
“谁说没门儿？你应该花些力气在信用卡公司建立一定的信用。”
“怎么建立？”
“跟他们借钱。”
“不借钱就不清白？”
“不借钱怎么能证实你借了钱会负责任、守规矩地还钱呢？”
我绝望地慢慢笑起来。这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让人绝望。这绝望更深奥，更广袤。
“你说我们怎么证实你的信用良好？无法证实。”他说。
“可不。”我说。
“不过我相信我帮得上你的忙。”
我看看他的面孔，跟一小时前一样不关痛痒的面孔。原来他可以把善意藏得如此严密。
他说：“我可以向你的房东打听，你是否拖欠过房租。相信他们会给我一个美满的回答。这样，你不就有了初步的信用审核了吗？”
我的心成了一个空谷，“完蛋了完蛋了”的回声从谷底一圈圈升上来。
“我的房东是一对牧师夫妇。”我心想，我这时来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
“安德烈·戴维斯告诉我的。”
“哦。”
“你还想告诉我什么？”
“没什么。”
“你想告诉我，FBI跟他们打了交道，令他们非常反感？”
我看着他。原来你全是装的——你假装不知道FBI先一步插手了这件事。
“我并不知道FBI先一步已插手了这件事。但我可以推断，FBI一旦插手，该不该搅和的，他们都搅和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断定你的房东烦死了他们。”
“没错。FBI把我房东的尿都快烦出来了。”
他的脸头一次出现了有一定幅度的表情。他这表情大致可以被解读为惊愕——为我这样素素净净、斯斯文文吐出如此不雅的字眼惊得舌头堵在了两排被矫正得十分完美的牙齿之间。假如他的牙齿不那么整齐洁白，他的面孔可能会多一点表情，多一点活力。
“你会什么时候给我的房东打电话呢？”
他看着我，自认为他自己有副意味深长的样子。“没准我不打电话。换了我，FBI也会把我的尿给烦出来。”他慢条斯理，像是要跟我赛一赛，看谁把粗话讲得更雅，谁能在讲这类时尚脏话时更时尚，更酷，更是眼都不眨。他误认为我跟一般美国人一样，到了交换脏话的地步，就等于知心了。他以一种哥们儿的口气说：“放心，你和戴维斯一点问题也没有；FBI瞎掺和，我的上司会给他们颜色看的。”
我眼里肯定浮现出狗一般的信赖目光。我拼命把这副目光留住，看着他不紧不慢将摊散的纸张归拢，在茶几上垛垛齐，塞进皮包。他要我看他多么烦这份差使，屎都快给烦出来了。他这样耐得住如此巨大一份烦，纯粹为了糊口。他还让我看出，他多么理解我在忍受他，任他把我烦够。他动作的松垮和疲乏还让我明白，我和安德烈真不嫌烦，好好的非闹出这么一场恋爱，害得多少人陪着烦。
我拿出手机，想跟牧师太太打个招呼：国务院安全部万一去她那儿打听我是否拖欠房租，请她撒个善良美好的谎。我拨到最后一个号码又忘了我刚刚打好的腹稿，只得按断电话，重新组织句子。可电话拨通我又觉得不妥，年轻的牧师太太祖祖辈辈纯真到今天，我怎么可以教唆这样的女人撒谎？我通常一不留神就撒谎，多半是没恶意的，往往是为别人和自己行个方便。因为一旦说真话难免触到自己或别人的痛处，难免让自己把别人看得太透或让别人把自己看得太透，难免费许多力气、口舌才能最终说到究竟上，最终说出个是非来。像我这样没时间没精力因而对事情的究竟早已不计较，对绝对的是与非早就失去信心因而在大小是非上都变得马虎的人，说谎早已不存在任何动机。说谎在于我是自然而质朴的，那就是对于省事省力省时的贪图。而我不能拖着年轻纯洁的牧师太太，让她为我的谎言做伴。我不能对她这样灌输：没有一份真实是绝对的；有时谎言是善良而美好的，正如真实有时相当凶残。在我发现母亲跟关押父亲的军代表之间有了层暧昧关系时我疯狂地渴望了解真实。而在这位军代表对父亲开恩，父亲突然获释的那天，我开始懂得谎言的美好。我是唯一知道我的母亲和军代表之间那桩丑恶交易的人，也是唯一懂得母亲爱父亲爱到何等程度的人。那时我六岁，从此我心里有了一个有关母亲深恋父亲的黑暗、温暖的秘密。六岁的我发誓说尽天下谎言，来杀死一个最凶残的真实。我想我比母亲自己更了解她的感情世界，她对父亲的咬牙切齿、恨声恨气全是谎。她对刘先生的绵绵怀恋也全是谎。凶残的真实，就是她无望地、身不由己地投入了一场殊死爱情，它就发生在许多许多年前，那位李师长跟那个美丽的小看护目光头一回接上火的刹那。
此刻，我这个在谎言与真实之间瞎混了二十几年的女人，要拉拢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在真与谎之间陪着我混，首先是不可能，其次是太歹毒。因而等我回到牧师家，见到正在厨房烤巧克力饼干的牧师太太，心里划过一道罪过感。她穿着连袖子的大围单，面颊上、鼻尖上都蹭了面粉，两手举在空中，手指上的巧克力酱使她看上去像正在玩尿泥的孩子。她见了我就说：“你没忘吧？”
我本想溜过去，这下来不及了。我当然没忘：两个月的房租水电煤气，我前前后后对她下了多少次保证——我怎么可能忘？！
“真抱歉……”
“那可不行。”她板下脸，“圣诞前你就保证过。”
我笑了笑。那种对自己的无赖行为完全认账的笑。我想告诉她，圣诞前我揣着一千块钱，差点就把欠的一屁股债全还清了。我当时就是一念之差，感觉怀揣一千块去过节多少气粗些。完全没料到劳拉在几小时内就灭除了我那菲薄的宽绰，将我还原成一个本色穷光蛋。但我想还是算了，这时拉个劳拉来垫背，只会在年轻的牧师太太眼前更进一步确立自己的无赖形象。
“再往后延一个礼拜，行吗？”我说。
“不行。”她真动了怒，脸迅速红起来，鼻子红得最饱和，使蹭上去的白面粉显得更白。这样的喜剧面孔发起怒来十分滑稽。
“那么，能不能再给我三天？”
“我跟你提前那么长时间就讲定了。”她一步不让。
“两天，好不好？”我想两天内只要能找到那个“人类脏器掮客”，说服他先预支我一笔钱，我说不定还有希望改善我和牧师太太的关系，摘掉我的“无赖房客”帽子。当然，说服那位掮客，也将是天大的难事。他可能会迫使我在将来的卵子交易上给他一个丧权辱国的折扣。不过有两天时间，我总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把房租补交上。
牧师太太的样子是要哭出来了。她把目光慢慢从我脸上挪开，去看自己的手。然后她开始搓手上干涸的巧克力污垢。她在想：我当时可真瞎了眼，竟会挑中她做房客，竟没看透她会文绉绉地持续耍赖。
“可是，可是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我准备了一下午！哦不，我准备了好几天！从星期一我就开始给我表姐打电话——她那里有最棒的巧克力饼干配方。一直到昨天晚上才跟她通上话。”
我想我怎么不懂她在说什么。一般我在自知理亏的情形下英文理解能力就变得极其差劲。眼下我不仅自知理亏，而且认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厚着面皮再将理亏的局势撑持下去，至少撑持到能和“器官掮客”扯皮扯出个好结果来。这样我只听得懂牧师太太话语的所有单词，完全不懂这些发音串联起来所含有的意义。我这人就这点好，所有难听的话、刺耳的话、指控性的话都在我急剧下降的英文理解力中不产生意义。比如在圣诞前夕碰到那个老太太，她请我“滚回亚洲去”，这一串语音进入了我的左耳，通过我徒劳却奋力蠕动的知觉，完全未被消化因而原形原状地从我的右耳被排泄出去。因而“滚回亚洲去”这个完美清晰的英文句子，在我的非理解中成了非语言。我此刻听着年轻牧师太太的指责，她那红唇白牙吐出的最基础程度的单词，同样是囫囵地进入我一个耳朵，马上又润滑地出了我的另一个耳朵。在她眼里，我这个信誉扫地的异族女房客对她大瞪着眼，像个努力读人唇语的聋子。
我的理解力是随一声猝然的电话铃康复的。
我得救一样扑向电话。或许牧师太太张了张两只沾满巧克力的手，表示她无法接听电话，因而拜托我替她去接。但我无法确定她是否给了我任何委派的暗示。总之我从那密不透风的指责中突获大赦。电话自然不是打给我的。我把话筒递到牧师太太手里，便趁机往外溜。原本我从外面横行的风雪中逃进屋内，眼下只能打“Uturn”再逃进风雪。还有两天就是我的期终作业限期，但我必须穿越整场稠密的风雪去找“器官掮客”，即使和他的勾当一时成交不了，我至少也得躲入风雪，混到晚上十点之后。我得依赖牧师夫妇的准时性：他们在没有黄昏而黑夜直接更替白昼的芝加哥冬天，做爱时间一般迟不过十点。
但我在门厅里穿衣蹬鞋时，听见牧师太太以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敌意的嗓音说：“是的，没错，你的确很打扰我。但我不介意，只希望你别去烦她。”
我立刻停下所有动作。我的英文听力这时棒极了。这时我才突然悟到，刚才打电话的男人是谁：那个自己都嫌自己烦的平板嗓音三小时前刚给我来了一场人格与信用的教育。
牧师太太又说：“是的……”
我想弄清什么“是的”。
“她跟我们相处得不错。作为房东和房客，我想我们这是相当不错的关系了。”
我一只脚在半高跟的靴子里，另一只脚在潮湿冰冷的袜子里，就那么一脚高一脚低，稳稳地跛立在那里，我的右手撑住墙，近一百磅的体重其实全在五个指尖上。如果把我眼下这副身姿原版搬到字典上，就是对“听壁脚”这个词最准确的诠释。
“没错……”
我想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的提问一定是：她拖欠了房租？然后他立刻得到了证实——“没错”。
“她的确不太富有……”
我还差一大截才能争取做到“不太富有”。
“如果你怀疑我的诚实程度，就请您中断对我的讯问。”
听上去牧师太太眨眼间老成了二十岁。
“您究竟想打听我的房客什么？！……那么好，我告诉你，她按时出门上学，按时回家，睡觉前总要检查一下房内房外的灯熄掉没有。即便她偶尔吃我冰箱里一点菠菜，她也会在黑板上给我留言，通知我一声她吃了菠菜……你不明白我在谈什么？哈，您听见这些细节时，脑子里是不是有了一个安分守己、诚恳负责的人格概念呢？……没有，她从来没拖欠过房租。”
我清清楚楚地听见牧师太太毫不含混的谎言。
“……她总是按我们契约上规定的日子交纳房租、水、电、煤气费用。”
我发现支撑自己分量的五根手指已经软下去了。现在是我半个脸颊紧靠在墙上，墙是热的，我却是冷的。接着，我听壁脚的姿势不再标准；我脊梁弓起，夹紧两个肩头，大致是挨了揍或正在躲揍的姿势。诽谤可以揍你，不属实的夸赞一样可以揍你。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这样护我的短，可真让我受不了。我竟给她二十四年的诚实来了点谎言的污痕。怎么能祸害得连这样一份真善美都保全不了了呢？是我，还是FBI，或是这位调查员该对此负责……我若是争气一些，没穷得如此彻底，也不至于把好端端一个牧师太太逼得满嘴谎言。即便是善良美好的初衷，谎言毕竟是谎言。对于是与非的黑白间从没有灰色过渡的牧师太太，她为我的不争气所付的代价可谓惨重。这样想着，我顺着墙滑落到地板上。我对自己失望过度。
“顺便告诉您一声——既然您对我的房客这么有兴趣，”牧师太太说到此处，孩子气又从声音里浮上来，“我们所有教友今天晚上在我先生任职的教堂里聚会。请您注意，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教友聚会，因为它的主旨是为一个有文学天才的中国作家募捐。没错，就是她。……您如果也有钱要捐助她，欢迎您。您不觉得吗——我们所做的，正是弥补您这类人对她造成的损伤。……您不觉得这是损伤，那是您的事。……我怎么看？在我看，她是一个被放在箩筐里的孩子，大水把她冲到我们的岸。我想让她知道，我们这个岸上的人不都像您这样，狼犬似的对她吸鼻子。……您一点都没错，我的确对您缺乏正确认识，因为我丝毫不打算认识您。……对极啦——我们纯朴善良的美国大众对您这号人充满误解，可误解使您的形象好些；在误解里，您这号人至少可以像外星人一样，对我们有种神秘感。……您和FBI不一样？可能吧。不过我们都是门外汉。在门外汉眼里，FBI、CIA，还有您，区别不大。……那您可错了，我最喜欢动作片。”
我得承认牧师太太口才非常棒。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连插嘴、冷笑、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他只好说，祝你们今晚好运。他指教友们为我而发起的捐款。
牧师太太说：“谢谢。也祝您的调查好运。”
正在我陈述期终作业时，手机在我书包里响起来。我的英语马上变得十分口吃。铃响了七八遍，安静了，而我的口齿刚恢复流利，它又响了起来，这次它不屈不挠，跟我抬杠一样持续鸣叫。我只得停下，把它关闭。瞟一眼东倒西歪坐着的十七位同学，被电话铃分了神，越发东倒西歪。翰尼格教授本打算等我结巴着陈述完，他好出去抽烟，却只能狠狠憋着烟瘾，泪汪汪地坐在那儿颠膝盖。他想，你好好的非跑来学文学创作干吗？创作这口饭本来土生土长的美国文学青年都不够吃，就你这一口结巴英文也要来抢？……我对他歉意地赔了个笑脸，他用手里的烟斗在空中挥了两下，脸还是和气的，烟斗却极不耐烦。他的意思是：就别客气啦，已经是落花流水就凑合结束它吧。
我不知道他会减我多少分，满心杂念全是关于奖学金，嘴还在硬撑着往下陈述。我突然感到绝望：我每讲一句话得花多少气力啊——发音、吐字、表述的逻辑，那些由十来个字母组成的大词是否能背诵齐全……我干吗要去用那些吓人的大词？这些被美国人叫做“十圆大词”、“百圆大词”的词，被我吃力地咬着、嚼着，被我精疲力竭地吞着、吐着……在我准备口头陈述的日子里，我上百遍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背诵着这些词，对着镜子，纠正自己唇舌齿的动作，希望它们被我千呼万唤之后，会在此刻同我亲熟，亲熟得成为我声带、唇齿、嗓音的一部分。这时我绝望地意识到，这些百脚虫一样长的词汇，在我口中将永远是些异物。我在翰尼格一个人的鼓掌声中结束了陈述。其他的手此刻也醒来，跟着拍起巴掌，一听就懂：谢天谢地，你可完了。
我急速查看手机的记录，是“器官掮客”打来的。他说为我找到了一个出价最高的买主。我说我的经济恐慌暂时得到缓解：教会一群好心人为我捐了八百六十元钱。掮客很不开心，说他为我费了那么多口舌，全部工作时间加起来少说也有四十个钟点；就算他一个钟点挣十块钱，我也该赔偿他四百块。我说我刚得到的八百六十元捐助已变成了房租、水电和煤气费用，我现在又是不名一文。他说美国废除奴隶制已有一百四十多年，你难道要我为你工作的四十个钟点算奴隶工作时？我说：“错了，美国废除奴隶制至今是一百三十八年。”他说：“好吧，算它一百三十八年。不过你打算什么时候付我这四百块钱？”我说我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静默一阵，说：“那行，就来个‘命一条’吧。”
我把这话告诉里昂，里昂说：“你完了，这位掮客最大优点是说话算数。倘若他真的来跟你要‘命一条’，你怎么办？”
我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命一条”？
里昂把浓黑的目光定在我脸上。半晌他说：“你从哪儿弄来的大麻？”
我说：“我什么时候用了大麻？”
“算了。那小子卖给你什么价？”
我不吱声了。
他走过去关掉音响组合，又走回来，同我面对面坐着。“他卖给你什么价？”
“他请客，我抽了几次。”
“哦，味道好的话你再去找他买。他什么时候请你客的？”
“早了。圣诞节刚过的时候。当时我在跟他谈交易。”我看着里昂在茶几上飞快动弹的右手，在弹奏他脑子里一个乐句。静默而疯狂的弹奏突然停止，他抓起电话。电话刚拨通，他又改了主意。他说：“走，去一趟‘无出路咖啡馆’。”
我问：“干吗去？”
“那里人多，他不敢要你的‘命一条’。”
他说着抓起我的大衣，替我穿上。我的头发掖在了大衣下面，他的手指冷飕飕地划过我后脖颈，将我的头发轻轻撩出来。里昂的爱抚爱怜一向这样漫不经意，这样随便和细腻。他这动作在王阿花那里做过多少遍呢？那清凉细风一般的触碰。有时我觉得那些触碰不是来自一具肉体，而是来自那肉体的知觉。而接受那些触碰的，也不再是实存的我，也是无形的那部分我，是水银一般不可捉摸的我的感知。他的手牵住我的手走进“无出路咖啡馆”，我突然很想明白我们的肌肤和知觉接触的意义。
他看见了角落里坐着的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器官掮客”。
里昂大而化之地跟四个人打招呼：“Hi!”
三个人都回了礼：“Hi!”
只有掮客却闷下头，呷了一口玛格丽特。他脸埋下去时眼并不闲着，盯着里昂和我握着的手。等他咽下那细长的一口玛格丽特，他脸上有了讥笑的阴影：他明白了我特别想明白的——我和里昂两只手相握的意义。
“MD里昂，要么四百块，要么命一条。想好了来告诉我。”掮客说。
“你好好看看，”里昂说，“这女人的命不是她自个儿的。懂没懂？”
“你是说，她是你的？”
“没错，是我的。”
“在你拿出四百块钱之前，她是我的。”掮客看看我，他的不怀好意一点儿也不想瞒谁。
“你要把她怎样？”
“别付那四百块，你很快就知道我要把她怎样。”
里昂又站在那里盯了他几秒钟，拉着我便走。我完全不知道该对里昂的所说所为怎样反应。
我们刚走出咖啡馆，掮客追上来。
里昂说：“不是没商量吗？”
“是没商量。除非你出四百块，或者两千毫升的血。”
里昂想了一会儿，说：“你什么时候要血？”
“下礼拜一，我一个客户要做手术，需要准备两千毫升的血。她信不过医院血库的血。换了我，我也信不过，这年头。”
“她什么血型。”
“O型。妈的，要是其他血型我用得着你吗？这老巫婆六十九岁，得了乳腺癌，已经晚期了，所以下周一必须手术。一下子我哪儿去给她找活血库？还要三十岁以下的活血库。我凑到现在才七百毫升。”
里昂说：“老巫婆嫌三十岁以上的血有胆固醇？”
掮客说：“你出个一千毫升应该没问题。”
我马上拉紧里昂说：“我可以想办法凑四百块给他！”
掮客不理我，直瞪着里昂。
我又说：“不就四百吗？！”
掮客对着我把一个惨白的巴掌摊开：“那就拿来——今晚就要。我拿了钱马上去订另外一个小子的血。”
“明天一早给你，行不行？”我问掮客，眼里轻度地有了媚态。
“明天是礼拜六，我不上班。”掮客说，“我礼拜天要上教堂。”他不吃我这不实惠的媚态。
里昂这时掏出烟盒，自己点了一根。掮客向一边躲了躲，他什么劣迹都有，除了抽烟。
里昂说：“一千毫升也不止四百啊。”
掮客说：“我可以找你钱。”
“里昂你别发疯——一千毫升的血出去，你不瘪了？！”我说。我转脸对掮客，一个兵痞笑容在我脸上泛起。这个笑我很少用。翰尼格教授吃我豆腐时，我用了一回，效果相当不错。我说：“你装什么蒜哪——你上教堂？就算你上教堂也不需要花一整天吧？礼拜天，我肯定凑齐四百块。”
他振振有词：“礼拜天是我的神圣日，我绝对不干这类勾当。要付四百块你现在就付。”
里昂说：“这样吧，我出五百毫升的血，你也不必找钱给我。”
“那我还得再去找个五百毫升。你知道的，人越多，血越杂，保险系数就越低。所以老巫婆才要我找熟人啊！不知底细的人的血，老巫婆宁可不要。”
“我负责去找一个熟人。”
“你那群熟人除了你没一个干净的，不是疱疹就是淋病。”
“你TMD反正要给他验血，淋病疱疹又不是查不出来。你不要就拉倒！”
“有些病在潜伏期验不出来！”
里昂的手把我一扯，说：“实话告诉你，是病我都得过。”他对我说：“我们走，让他好好想去。”
我们走了十多步，掮客才悟过来似的，喊道：“唉，还没谈完呢，你们上哪儿去……”
里昂回转身，说：“回去取枪去——万一咱们谈崩了双方都得有准备。”
他脊梁领路，倒退着迈步，一条胳膊不很认真地挡着我，似乎掮客真拿我当靶子似的。他这天没梳马尾辫，浓密的长发给风吹成一面黑旗。
我说：“里昂，你跟他说的那句话是认真的吗？”
“哪句话？”他问。
我想他明白我指的是哪句话。他眉毛轻微扭曲，他在不情愿进入某种处境时，眉毛就会出来这个形状。他不愿我把他推入一个处境，在其中他必须去对自己一些话负责，去为那些话点题。
“哪句话？”他追问。
这回是我在回避。我放弃地微微一笑，像他的音乐那样抽象地一笑。
“是我对他说的‘她的那条命是我的’——你是指这句话。”
我害怕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和里昂之间，拉手不意味着别的，拉手就是拉手。他搂在我肩头的臂膀就是臂膀，一条细而长得不完全到火候的男人臂膀。不追究意味，知觉就没有归宿，无法类属。
他和我现在站在荒凉的地铁站。远近都是流浪者留下的尿的气味。这不悦人的气味似乎是唯一的证明：这是个属于活人的地方。
他把自己的破旧皮夹克打开，将我裹在两扇衣襟里。这个动作他做得极好，裹王阿花裹惯了。一个芝加哥的情人特定的动作。多风的、寒冷的、叵测的芝加哥。
他的脸和我的脸稍稍错着位。不然是说不过去的。他在皮夹克里面只穿了件棉布衬衫，这个没什么体温的人竟很耐寒。
“没有关系的，”他说，“你反正不是我的。”
我看着他。我们之间的那点错位正在消失。我的样子是不懂他在说什么。然而我不像我看上去那么天真，我当然懂他刚才的话。
“不对吗？”他又说。
这个晚上他很挑衅，我这样想。
我不能开口。对，或不对，于我们眼下的姿势、距离都是极大讽刺。
他说：“这样你不冷了吧？”
芝加哥的情人可以在抗寒的幌子下进行多少真实节目。包括背叛。我想我是不是在走向背叛，对安德烈的背叛。我回答里昂：“是的，好多了，不那么冷了。”我的语言尽量随便、实事求是。我绝不能看透“御寒”这个幌子。
他说：“今年冬天特别冷。芝加哥一般不这样冷。”
我说：“是吧？”
他身体那点单薄的温暖，渐渐渗入了我的大衣，我身体含混不清的弧度，也渗到了包裹我的这层粗糙毛料之外。他什么都知觉到了。他的知觉触到了我左一层右一层的包裹，触到了我肌肤的质感。这样，我感到那股深深的暖流在我身体底部波动起来。我和他都一动也不敢动，成了两只如临大敌的小兽，一动便会引得埋伏在近旁的庞然大物朝我们猛扑而来。他有股清苦的、类似药草的体嗅。
他说：“王阿花要去一趟西部？”
我说：“嗯。海青很想念她，又不舍得少挣一大笔钱。”
我浸泡在他药草一般苦香的体嗅中。
他说：“感觉上你跟她挺合得来。”
“不是感觉上，是事实上。”
“她和你什么都谈？”
“什么都谈。”
里昂略略闭了一会儿眼，像是在脑子里换一幅画面。我搬到王阿花那里去住，里昂只来过两次。头一次是帮我搬家。另一次是送一块地毯，从跳蚤市场买的。他告诉我们地毯是为保暖的，也为防滑。一年四季穿木屐的王阿花带了身孕，是不该走在光板子水泥地上的。王阿花当着我的面吻了里昂一下，表示领他的关爱之情。她的吻安静极了，多么短暂也让我感到它的深切。
里昂说：“她叫我去住。她说你一个人住那么空荡荡的大房子会害怕的。”
“我怎么会害怕？我什么时候也没怕过——中越边境打仗的时候，我背的一个伤员死在我背上，到了野战医院……”
“你跟我讲过这事。我知道你不会害怕的。”
我不说话了。里昂明白我真正害怕什么。因为他怕的是同一件事物。那件事物是我们不能正视的，就像我和他的脸必须稍稍错位。
这是间更小的房间。暖气无法流动，凝滞在这里，膨胀、发酵，渐渐地，这间牢笼般的小屋小得盛不下里面的气息。我开始闻到便衣福茨腋下的除臭霜气味，以及他的科隆。科隆的香味也在膨胀，被我吸进体内，又被我呼出来。同时也被理查自己吐纳。在我们的对话进行到半小时左右时，科隆素净的香气变得荤腥起来。在这越来越油荤的空气里，我觉得困乏难耐。
“这个人有过犯罪记录。”
“你说里昂？”
“是的。他十九岁差点儿用刀捅死一个人。”
“噢。”
“他还有过偷窃行为。”
我困得连眼皮都眨不动，困得连惊讶都惊讶不动了。里昂跟我讲过他的两次被捕，但他清秀单薄一个人，怎么杀得动人，倒让我有点意外。
“你不打听他为什么跟人动了刀？”
“为什么？”
“为一个女孩子。一个意大利女孩。”
“噢。”那就对了，这才是里昂干的事。
“他十四岁就跟这个女孩子私奔了一回，被女孩的家长追回来了。十九岁他险些杀的这个人，你猜会是谁？”
“是谁？”是那女孩的哥哥。里昂发现她的哥哥是他的情敌。这位哥哥把妹妹做性玩偶，一玩十多年。
“你好像兴趣不大。”
“是吗？”
“你不想知道他的劣迹。这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
“证明你对他颇有好感。他偷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一辆卡车。里昂为了给王阿花运一棵他自己伐的圣诞树，想连夜用完卡车就悄悄还回去。那是他和王阿花共度的第一个圣诞。
“你们中国人对偷窃行为非常痛恨。一般贫穷国家的人都不能容忍偷窃。”
“可能。”我用鼻孔打了个长而深的哈欠。
“你跟那个里昂的同居，是哪天开始的？”
“我和谁同居？”
“里昂。他是叫里昂吧？”
“我和他同居？！”
我困得辩解不动。他用的是个欠恭敬的词，更贴切的解释应该是“奸宿”。对他用这样的词在我和里昂的关系上，我应该扇他一耳光。可是我实在太困了，肯定是扇不动的。当然我真扇了他，后果就大了。我想我是不是该用阿书跟他的事来回敬他。我断定阿书跟他至少有奸宿的交情。因为只要阿书讲到谁不再满口野话，她与他便是果真野起来了。但我真是困乏得厉害，人困乏到这种程度，对所有的事都懒得计较，都懒得去以正视听。若我不这么困，我会冷冷地请他把“奸宿”这样的词收回去。说不定我还会跟他做些解释，我和里昂究竟怎么了。
“你从那对神职人员夫妇家搬出来，原因是什么？”
“原因？没什么重要原因。”
“那么，次要原因呢？”
“次要原因就多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好。”
“嫌房租贵？”
“是一方面的考虑。”你不就想要我承认，在牧师家我跟里昂“奸宿”起来不方便？
“你的前房东对你怎么样？”
“好极了。”我一直被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看成顺水漂来的孩子。长此下去，她非累死不可。我偌大个人，要把襁褓中的角色好好扮演下去，恐怕也够我累的。比我单纯、美好一百倍的牧师太太，整天想的、做的，就是呵护我这么个出生入死过的、一不留神就撒谎的人。这可太让我过意不去，太让我暗地里臊得没法活。牧师太太对于真实与谎言的理解是写实的，而我，是大写意。一天，她若发现撒谎在我这里不叫撒谎，叫“图方便”，或叫“曲线追求真实”，我在她眼前会立刻摇身一变，从“孩子”变成个怪物。“他们对我，可是好得不能再好。”
“据说那个教友捐助活动，挺成功的？”
“很成功。”我现在这双尼龙踏雪靴，就得自那个捐助晚会。它们比我的脚大两个号码，但那很好办，牧师太太给我在鞋尖里塞了两大团药棉。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我还讲到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当有人告诉我们远郊有几棵奇特的幼树是芒果树时，我们总是步行十几里路去浇灌它们；当我们听到芒果树如何金贵，必须用糖水或蜂蜜去浇灌才会结果的神话时，便献出每月每人仅有的那点定量砂糖……我讲到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发现幼树上结出的玩意儿是毛桑果时，两个老太太竟为我们失望地落了几滴泪。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她们遥远地为一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有芒果而掉泪。我却想不起那个有关芒果树的故事是我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我只是感觉到她们爱听这样的故事，我把故事尽量讲得称她们的心。在晚会之后的几天里，我每天都收到十来封信。信的内容是对我的“芒果树故事”所发的感想。这些真切、质朴的感想是伴着一张五十元或三十元的支票寄来的。牧师太太替我一张张地理出支票，满脸自豪。她一点儿没觉察到我的难为情。每一张支票，每一句情真意切的“感想”，都让我对“芒果树”的真实性增加一点疑惑，对我的处境增加一点悲哀。即使“芒果树”是我真实的童年故事，我难道必须要依仗这类故事——带有荒诞创伤意味的、滥情而不免有几分卖情感狗皮膏药的故事去乞讨善良的美国人民五十元、三十元的同情吗？我知道晚会上绝大多数捐献同情的人们，在他们幼年时期都听到长辈这样的话：“你居然不把牛排吃完——知道吗，那些可怜的中国孩子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便衣福茨一定也听过这样的话，因而他一点儿不认为他在和我过不去，相反，他任重道远地在曲线拯救饥饿中或可能落入饥饿的孩子们。如同他救那个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他认为他是这类小姑娘的保护神。假若我的童年有他这样保护者的曲线保护，我不至于用仅有的二两白糖去浇灌冒牌芒果树。
空气越来越稠厚。理查的每句话都把一股生洋葱加酸黄瓜的味道增添到我必须去闻、去呼吸的空气中。我从早晨到现在尚未进过食，因而他闻到的，便是我饥饿的气味。我知道他和他的女朋友吹了，阿书告诉我的。我一边回答理查的提问，一边在脑子里乱跑题。我没办法，曾经每周的政治学习，我若脑子里不跑题就会像此刻一样困得腾云驾雾。
“你不喜欢我的用词？”理查问。
“哪里。”我说。
“那好，我可以不称他为有前科的人。”
“你随便。”
我又鼓起鼻翼，不露痕迹地打了个大哈欠。
理查的每个句子都吐成一团气味，几乎是固体的。因而我在昏昏欲睡的感觉中，他的每句讯问都是一个准固体的生洋葱、酸黄瓜、熏牛肉三明治。这个想法使我困得没那么惨了。我非固体的饥饿与理查的准固体三明治在这五平方米的审讯室碰在一块儿，不知谁在消灭谁，不知谁在讽刺谁。我和理查的气味在空中纠缠得难舍难分……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背叛安德烈·戴维斯？”
“你也管这个？”这是居委会管的事——在我的祖国。
“当然不管。”
“你管也没关系。无所谓。”
“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像长舌妇。”
“我也希望。”
“你希望什么？”
“你希望我不要把你看成长舌妇——我也希望我不把你看成个长舌妇。”
他笑起来。不是长舌妇的笑法，是个二流子的笑。
“对不起，我不该操心你的道德。”
“没关系。”
“你好像不担心自己会对不起安德烈。”
“我是不担心。”
“哦？！”
“因为我不打算对不起他。”
“那你和里昂……”
“你别为我和里昂担心。”
“不，我是说……”他又是一个二流子的笑，但他停住不说了，生怕我吃不消。
“你是说，我这儿跟安德烈·戴维斯正搞着‘正式罗曼史’，私下里又去跟个有前科的里昂勾搭。所以我请你放心。”
“你是‘临时艳遇’？”
“现在还不是艳遇。如果成了艳遇你更该放心了。”我看着他吃力地在理解我，漂亮而浅薄的眼睛很慢很重地眨一下。“你看，假如我跟里昂成了艳遇，也就省了你啦。”你还不懂？“我要是取消了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婚约，不就没你什么事了吗？你们对我的审问，还有什么审头？”你一小时少说挣五十元吧？美国人民辛辛苦苦工作，老老实实纳税，就让你糟蹋在我这个“案子”上。
“这不是审问。你不该把它看成审问。”
“行，不是审问。”那是你不误正业喽？“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也一再跟我说：‘这不是审问。’”
“他们也开始介入了？”
“我以为你们知道。”你少跟我玩“中统”、“军统”。
“他们都提了些什么问题？”
“例行问题。”
他失神了一会儿，眼睛的蓝色也褪去一些。我跟里昂若真搞起任何类型的“罗曼史”，就得让便衣们（无论哪个部门的便衣们）彻底前功尽弃。这样一想，我大致不困了。
“你上礼拜二晚上遭了抢劫？”
“没错。”我的五十九块现钞、一个假钻戒，都在十秒钟之内落到了盗匪手里。那盗匪十七岁，或更年轻些。我一点儿事都没让他费，把假首饰真钞票全给了他。他手里的刀大概不是假的，但他持刀的姿势不太像真的。我好说好商量地请他把我的身份证、学生证扔下再跑。他扔下了我的学生证。这也不坏了，学生证能使我买机票的时候得到大折扣。
“当然，你也有过错——你不应该在半夜十一点步行。芝加哥南部，白天你都不该独自步行。这是你的不是。”
“是的。”你呢？我给人抢劫，你不去追杀那个劫匪，反来审我，找我的不是。
“以后你绝对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我十点钟下课。乘不起出租车，你说我不步行怎么办？”
“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夜里步行，那个轻量级抢劫恐怕是所能发生的坏事中最美好的一桩了！你就不应该从牧师家搬出来！”
“嗯，可能那是个失策。”牧师太太又在筹备更大的一次捐助晚会，要我准备至少十个像“芒果树”那样的故事。她这次的雄心大志是争取筹到我下学期的学费。因为我的奖学金落了空，我的学位可能会流产。牧师太太说她一定把四五百个人集合到更大的教堂，去听我的滥情故事。我比较讨厌卖“情感狗皮膏”的人，尤其对自己卖狗皮膏药的形象感到恶心，所以我千恩万谢了美好无谎的牧师夫妇，紧急搬离了他们甜蜜温暖的宅子。当然，我紧急搬家的理由也是紧急中胡乱撒的谎。我告诉他们我的好友王阿花身怀重孕，行动不便，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不能把她孤零零一人撂在巨大贫民窟里，见死不救……我的谎言抑或半实话打动了好心的牧师夫妇。他们遗憾地看着我背着四个行囊走入了芝加哥的春雪。
“那是很大的失策。”他说。
理查·福茨的脸又有戏了，他一定认为自己这张含有潜语的面孔非常好莱坞。他的潜语是：你看看你看看，为了图奸宿的方便，在盗匪横行的芝加哥南部冒抢劫、凶杀、强奸的险——很大的失策。
“你被抢劫了之后，立刻报警了吗？”
我立刻坐下了。坐在暖气稀薄的大房子里，裹着围巾戴着手套穿着雪靴，默默地坐了一小时。我想不通的是我这个经历了真正战火的正牌军少校，怎么那样好讲话地把钱包掏个空，交给了一个毛孩子。
“为什么不报警？你应该立刻报警！”
“我不想报警。”
“为什么？”
“没那个激情。”是你让我对英勇的芝加哥警察倒了胃口。你这便衣，让我没人可信赖，没人可依靠。
“报警要什么激情？！”
“那我换个说法：我是没那精力。有时跟警察打交道比跟匪盗打交道还累人。”便衣警察呢？当然更累。
这是我真实的感觉。就是累。被人审累了，被功课压累了。让人救助、同情，也是很累人的。讲英文，也够累的。警察一来救我，我得有两小时的英文要讲，提供罪犯的形象特征，形容他的每个举动……那是不得不累的事。我呆坐其实就是让那阵绝望的累渐渐过去。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想打电话给安德烈，但又想到华盛顿和芝加哥的时差，此时已是凌晨一点。我打的唯一的电话是给里昂的。电话那端一片嘈杂，他的排练刚刚开始。他没有任何吃惊的表示，只问我是否受伤。听说我半点伤也没受，他说：“那个区常常出这类事。”我对他的不惊讶反而很惊讶，并且很好奇。我突然想不起里昂有过惊讶的时候。也许我这夜做了盗匪抢劫了别人他会有些惊讶。而半小时之后里昂的出现让我明白他受了不小的惊。他说他借了乐队鼓手的车过来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他见我穿着王阿花的老羊皮袍子，膝上裹着毛毯正在电脑前工作，笑起来。然后就告辞，回去接着排练。我把他送到楼下。我的眼睛大概叛卖了我，他上来揉揉我的后脑勺，说：“嘿，别送啦，快进去！”他的眼睛其实也叛卖了他，他的话是这意思：我知道你不愿意我走，我在这时撇下你很不像话，但我们都明白下面会出什么事。我站在门口，看他往汽车停泊的地方走。他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了，回过身。再冷的天，里昂单薄的身板都不会佝缩。因此，他这一瞬间几乎是个亭亭玉立的女孩。我对他摆摆下巴，催他快走。他却不动。我说：“我根本不怕。”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愁什么？你看你一脸的愁。”他明白我俩这时做出的满不在乎是多么累人的事。他说：“我不是愁你。我是怕你去抢劫别人！”我们都大声地哈哈笑。他又走回来，眼睛把我的眼睛逼得很紧，然后他说：“好好的，嗯？别出去杀人越货。”我看出他回来绝不是为讲这句俏皮话。他身体里集聚着一个拥抱，他心里涌动一个可怕的愿望。我知道那个愿望是什么，因为我心里涌动的是同样可怕的愿望。那愿望是一个吻。
“你刚才说你如果跟里昂去恋爱，我们的案子就可以结束了？”
“对呀。”
他微蹩起眉头，想着我讲到的这个“事变”的可能性。他将一支笔的尾部在嘴唇上轻轻摩擦，在那副堵住了阿书满口野话的标致嘴唇上。我特别喜欢看男人下午两三点的嘴唇，胡楂子刚刚顶出皮肤，形成一片暗色，使那些嘴唇的线条更肯定。安德烈有次在下午来到芝加哥，我对他突然增添的男人味和英俊哑然了至少一分钟。我后悔我没把这种生理的审美感受写到小说习作中去，让整天拿“性感”来表扬文学的翰尼格教授开开眼。
“你已经知道了安德烈·戴维斯将任坦桑尼亚副大使的事？”
“是赞比亚。”
“他在这个年纪就能得到这样的晋升，很难得。你对这事怎么想？国务院对他‘派遣解冻’这件事……”
“我想他的才干应该让他当大使。”
“你知道怎样才能当上大使？”
“先当上副大使。”在一个鬼都不生蛋的地方。
“不对。大使是靠政治大人物特别指定的。”理查发现我的走神，问我：“你知道特别指定是靠什么吗？”
“不知道。”反正不是靠才干和学识。
“是靠政治背景。”
“噢。”
“你看上去有点儿失望。”
“有点儿。”
“为什么？”
“因为我原来以为美国这地方，才干、学识是一个人成功的全部要素。现在我一看，溜须拍马，走关系拉帮派在哪儿都一样。在哪儿都不需要一个端庄的人品，即使他浑身才华乱发光。”
“你认为安德烈·戴维斯才华很大？”
“不是很大，是巨大。”
“所以你坚信他在外交界前途远大？”
“不，那么大的才华就没什么用了。在官僚里面混，真才实学是浪费。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平庸、无耻，来点儿个人魅力，就齐了，保你做个优秀政客。”
“听上去你很欣赏戴维斯。”理查脸上有了点儿轻淡的醋意。
“不是听上去，是实际上。我很欣赏安德烈。”我欣赏有什么用？提不提升他又不来问问我的意见。
“所以你想牺牲自己，保全戴维斯。你跟里昂的同居，其实是在牺牲你和安德烈的感情。”
“我倒没想那么深远。”我也没有那么高尚。
“那么，你打算终止跟安德烈·戴维斯的婚约喽？”
“谁说的？”
“……那我就不懂了。你怎么可以同时发展跟两个男人的关系？”
“谁说我要发展两个关系？”
“你和里昂开始的同居……”
他的意思还是奸宿。理查的手指上，有些金红的毛。他手指不是很长，跟他整个人的比例颇得当。他的手看上去除了会开枪会给人上铐子之外，没什么用场。
“如果我明确地告诉你，我跟里昂的真实关系，你们是不是就把我跟安德烈·戴维斯这个案子了结了呢？”
“很有可能。”
他想诱我招出跟里昂之间的实情。我说出实情他肯定不信。在我被抢走仅有的五十九元钱之后，我连去学校的路费都没了。王阿花留在冰箱里的食品，也差不多消耗殆尽。我步行了十站路，来到里昂排练的酒吧。我像所有没处开销钱和时间的人那样，要了一杯啤酒，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上，和所有人一块儿看电视上的球赛。我合计了一下，我每小时喝一瓶啤酒，便可以维持这个座位，我需要六个小时才能把里昂等来。就是说我得喝六瓶啤酒，才能借里昂的钱结账。六瓶啤酒加小费是四十块钱。而里昂钱包里是否有四十块钱，我心里完全无底。我在喝第二瓶啤酒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回头，见是翰尼格和一个比他高半头的女人。翰尼格问我介不介意跟他们一块儿喝一杯。我趁着酒意向他扬眉一笑，说：“当然不介意。”翰尼格坐下时问：“你的伴儿没来？”我说：“你不就是我的伴儿？”那女人立刻哈哈大笑。我心想，我已经开始撒酒疯了。这样下去，等到里昂到达，我一定会不省人事。那女人说她从来没遇上像我这样爱逗乐子的日本人。她说日本人和德国人爱发动战争，就因为他们缺乏幽默感。她问我同不同意她的看法。我说日本人的确不幽默，不过我是中国人。她又说翰尼格征服她就靠幽默和色情。我哈哈直乐，说：“知不知道翰尼格有位女熟人，总是穿比她身材小一号的连衣裙？”翰尼格在桌布下踢我一脚。十分钟后那女人去上洗手间，他说：“你刚才胡说什么？！”我说：“你不是有个二百五女邻居，专门上你的门请你帮忙替她拉裙子的拉链？”他说：“就是她呀！”我立刻说：“祝贺祝贺！”然后我便告辞，把啤酒的账留给我的教授支付了。
我在马路上叫了辆出租车，说了里昂的地址。等出租车停在里昂公寓门口，我假装在书包里乱翻。然后我把泪汪汪的脸朝着司机，说我的钱包一定被扒手扒了。我摘下手表，请司机收下。司机心想她真是可怜，那块破表连十块钱都不值。司机说：“行啦行啦，我刚从印度来的时候，跟你一样穷。”里昂见了我便说：“你喝的什么酒？”我说：“不要钱的酒。”在楼梯上他问我：“你是进去呢，还是在这儿等我？我还有十分钟就弄完了。”我说：“我进去，也不耽误你抽大麻。”他说：“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意思。”我头重脚轻地倚着楼梯的木栏杆站着。这个生理和心理状态下，木栏杆显得极不结实。我知道我两颊潮红，眼神迟钝。他肯定看出我真正想说的：“你怕我仗着酒胆跟你进去，仗着酒意任事态自己去发展。”他说：“你还是在这儿等吧，我两分钟就出来。”我也看出他真正说了什么：“你若进去，你的安全我可不敢担保。”我说：“我想喝杯水。”我实际上说：既然来到这里，我就是要找死。我跟着他一步一步登着木楼梯。他突然停住，回身，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我说：“我在酒吧里等你，喝了两杯啤酒。”他当然明白我其实是说：在酒吧，我们会很安全。抑或他听懂的是：我反正是借酒发挥，我现在的行为不是我该负责的，是酒该负责……他的吻很轻，但很专注。一个邻居从我们旁边贼似的绕过去，上了楼之后，又贼似的朝我们瞟一眼。而里昂被吻包裹，根本对那邻居没有知觉，他说：“你就等在这里。我拿了外套就出来。”我头晕眼花地对他笑笑，说：“不。”他这次真有点儿吃惊，愣愣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心里的键盘响成一片，却一个完整的词汇都没打出来；他脑子的屏幕上飞快出现的，全是乱码。我看着那些无法解读的乱码渐渐拼合成一丝苦痛。
“我们之间最真实的感情，就是我们谁也救不了谁，谁也不想救谁。”
“嗯？！”便衣福茨带金红绒毛的手指“咔啪”一响。
“我只能讲清这么多——他是没有童年的中国人，我也是。他从印尼逃到美国的时候，童年就中断了。我的童年中断在六岁。”
“为什么是六岁。”
我说：“六岁，许多孩子开始撒谎。”而我的谎言，美好而恐怖。“同里昂之间，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在美国，上不上床，不是实质，对吧？”
我起身告辞。
理查突然说：“该死，我差点儿忘了。测谎实验改在今天下午四点。因为有个重大案子安排到下礼拜四，所以把你和那家伙对调了一下时间。”他飞快看一眼手表：“也就是问些例行问题。现在你还有半小时，可以准备准备。”
我看着这张英俊的脸。我在想，这套漂亮五官的后面，一定闪烁着无数计谋，一定精密、繁忙得如同一台宇航操纵仪。在这副“非个人”的职业微笑后面，那仪器精密地捕捉人的弱点，计算人的弱点的最大利用价值，然后去开掘这些价值。人们相爱、相妒、相残的弱点，对于这台仪器，简直有着取之不竭的价值。它的计算精确，帮助人们屈从本身的弱点，为了血淋淋的情感胶合到一块儿，再为血淋淋的利益撕扯开来。它观望着人们，鼓励他们去贪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肉体上，或是在情感上。它在人们不禁坠入爱河、欲海，良心炼狱时，发出理查·福茨这样的超然微笑，这个微笑高高凌驾在人们的自相残杀之上。没有人们间的相互爱恋、相互需要、相互叛卖、相互诛灭，它依赖什么去存在？它微笑，便是它看见它一再成功地助长人的弱点，这些弱点又一再让它建立功业。
我说：“那就非常对不起了。我四点半正好有约。”
“可我提醒你，安德烈·戴维斯能否赴新任，很重要的一步，在于你。我是根据他们国务院的催促，把测谎实验提前的。”
他已不再微笑，只是在玩味一个微笑。他在玩味一个不无邪恶的微笑：哈，你看，你是无法对着测谎仪讲你刚才那番话的。你讲也没关系，我们将根据谎言了解你其实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三角恋爱。
我的手慢吞吞地却稳稳地取下我的帽子、围脖，然后开始披挂。
“不过，我下面这场谈话更直接关系到安德烈的切身利益——下一场审讯，是国务院安全部直接安排的。”
我的脸尽量摆得四平八稳。我的眼睛一定像爱荷华的玉米农场主一样老实巴交。但理查·福茨不难看出一个得意的笑，就在我的面庞之下：你们去自相残杀吧。
理查一直把我送到电梯里，陪我乘电梯下楼。他的表情稍微个人化了一些。我想到阿书关于一男一女乘电梯会产生性张力的话。
“你最近跟阿书通电话了吗？”理查突然朋友似的问道。
“没有。我打不起长途电话。”
“她要我好好关照你。”
“那就代我谢谢她。”
“我发现从中国来的女孩子很不同。”
“那是。”
“阿书对于我，有种奇特的刺激。你们的成长环境……”
电梯的门开了。我一步跨出来，回头说：“请留步。”
理查的手一扬，他头一次显出疲惫。可能有那么一瞬间，他对自己煞有介事所做的一切，突然感到荒诞。他竟然也意识到人性的限度，一旦触及这限度，他也同一般人一样觉出自己的不支脆弱。理查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并非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