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福茨在海地事端最吃紧的时候跟我疏远了两礼拜。大概他是位天才便衣，他的上司意识到让他在我这个案子上瞎耽误工夫不上算，把他紧急派遣出去，增援机场的“反恐怖活动”去了。
审讯我的又换成了大块头。他显然是理查·福茨的B角。他的大脸蛋因感恩节的肥大火鸡和圣诞节将再次出现的肥大火鸡而更加红亮。像他这样正常健全的美国家庭，一只节日火鸡可以吃许多天：节日当天是主菜，鸡胸脯和大腿外围的白肉红肉被消耗掉约百分之二十，余下的鸡胸和鸡腿肉可以做成一个礼拜至十天的午餐三明治，再余下的不成形状的碎肉可以做成晚餐的芹菜鸡肉沙拉，再余下的空骨架和火鸡头颅、脖颈、翅膀熬出够七至十天喝的汤，里面不断添进新鲜蔬菜。然后就是食品超市的火鸡大减价——冰冻货架上堆满肥硕庞大的火鸡尸体，标价签是金黄或橘红色，上面写“三角五一磅”。
坐在我对过的“大脸蛋”不会放过三角五一磅的火鸡，他将它照上一只火鸡的殡葬法再来一次，先烤好三明治再熬汤，完成另一个以人类消化系统为流水线的殡葬流程，使人、火鸡、自然、宇宙形成一环扣一环的生态轮回。
大脸蛋的呼吸在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审讯室里气味浓重。没有窗子，我怀疑他是否嗅得到他自己的口腔气味。那是火鸡罐头的气味。若是打开一盒火鸡罐头狗食，跟这气味会比较接近。
“嗯，嗯——这里：你十八岁被指定为特别记者……”
“对不起，是特邀记者。”
“有什么不同？”
“特邀记者是非本职记者。由于特殊需要，临时或者偶然地充当记者。”你对中国行政编制的知识相当初级。我有闲工夫的话得从ABC给你补课。
“当时你是少尉军衔？”
“是的。”
“为什么会指派你做特邀记者？”
“中越一干起来记者不够。”我讲了你不会相信，我是主动申请得到这个职位的。
“你主要的功用——比方说，你专门做哪方面的报道？”
“这可没一定，见到什么就报道什么。”
“以什么方式把报道发回你们的总部？”
“嗯？”当然不会用谍报装置。
“我是问，你所做的报道，当然要以最快的通讯渠道送往总指挥部……”
“噢，你是这个意思。”你想打听我军的通讯系统？“我不属于报道战斗实况的记者。我主要的任务是撰写英雄人物。比如一篇两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写一个烈士的成长史、牺牲经过。你读《纽约人》杂志吗？”
“不读，很抱歉。”
“没什么……”
“我一直想订它，可是时间不够。”
“那是。这年头谁时间够？”大概你是词汇量不够，趣味也不够。你这样的人家里，在马桶旁边放个小杂志架，上面插着“Money”，“Reader's Digest”，“People Magazine”，还有专门抓拍名人们最丑恶一刹那的“National Enquirer”，大概也会有整天搬弄好莱坞是非的“Vainity Fair”。
“《纽约人》杂志上时常出现的人物专访，跟我当时写的报告文学比较接近。”
“我能想象，大概那类文章相当有民族主义情感。”他认为他捉住了一点佐证，眼睛里出现了孩子气的自以为是。
“我认为该叫它爱国主义。”
“但这两个主义是一个主义。”
“那么你把你们著名的肯尼迪总统演讲中，那些鼓舞人心、煽动情感的词句叫爱国主义呢，还是民族主义？”你们的肯尼迪总统简直就是滥情，美国硬汉颇酷的滥情。
“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有些糊涂。”
“是吗？”你这肥大火鸡似的糊涂蛋。你该去专职扮演圣诞老爹。满大街的圣诞老爹没一个有你形象好的。你那两个大红脸蛋若去摇一只铜铃，为“救世军”搜集人们口袋里的硬币，一天的铃摇下来，你准拎不动那只盛硬币的铅桶。
他在婆婆妈妈给我指出，我糊涂在哪里。
“你看，这是两个社会性质的分歧：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有制国家，如果以爱国名义启发国民的民族意识，跟一个私有制国家以爱国主义对国民的召唤，是性质不同的。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两种性质？”
“我看不出，对不起。”
“没关系……”
“不过我想我们时间都有限——我的期终作业交不出来会有严重后果。”
“什么后果？”
“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反正不担当我的任何后果。包括我去做“教堂耗子”，喝西北风，没有奖学金，抑或像里昂那样去卖肾脏等等后果。此类后果离我目前生活已非常近。
“我希望我能帮助你。”
“谢谢，不过你帮不了。”
“你确定？”
“我确定。”
“那我很遗憾。”
“我也是。”
沉默了一分钟，他又说：“你刚才说的严重后果……”
“没错。”
“能再讲得具体些吗？”
“对不起，今天我只能和你谈到这里。”你还要怎样具体呢？！别装着你不知道做个留学生是怎么回事：她交不出好的学期终结作业，就拿不到“A”，如果不是门门课拿“A”，哪个教授推荐也没用。我即便有天大魅力，从系里教授一路腐蚀上去，把当权人物一个不剩地腐蚀掉，我也不能保证他们敢给一个把期终作业写成糟粕的女留学生九千块奖学金。
他清了清喉咙，同时把领带松了松。松开的领口露出他粗壮的脖子，一早用刮脸刀刮过的脖颈上一片密集的鸡皮疙瘩。它们颗粒饱满，每一颗都大得惊人。这是火鸡的脖子。
“那么，你当时被指派为战场特别记者时，心情是……”
“是特邀记者。”
“对不起。”
“没关系。”
他婴孩般纯真的眼睛飞快眨动几下。他心想，这女人真能瞎插嘴，这下好，我忘了我刚才说到哪了。
“你刚才问我，在当战场特邀记者时的心情。”
“对对对。”
“我心情很激动。”就跟当年你们敬爱的肯尼迪总统向他的祖国人民说“别问你的祖国给了你什么，问一问你给了你的祖国什么吧”，我全身血液里也流窜着一股特殊的生物化学。那种生物化学可以使血液迅速升高温度，迅速达到沸点。这种“咕嘟嘟”沸腾的血液使人放弃个人准则的道义和是非，背负起他人的道义和是非。你们敬爱的肯尼迪总统还要去裁决全人类的是非，干涉全人类的道义取向，在他进行这种他自认为崇高的裁决和干涉时，“我们可以背负起任何负担，跨越无论多遥远的距离”，他在这时赢得的拥戴是你们给予一位民族英雄的——那种坚信自己民族正义的民族意志的化身。我跟你们一样，听任浑身血液“咕嘟嘟”地开锅。坚信自己肩上背的不是被子褥子军用雨衣，而是民族的意志、民族的期望。民族已高于正义和非正义，敬爱的肯尼迪总统让你们别跟自己的政府过不去，别去理论自己社会的是非，先把你们运过太平洋，去跟一帮黄皮肤、瘦小的陌生人玩命去。拳王阿里拒绝去万里之外跟陌生人玩命，便被他的政府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逮捕了。拳王阿里平常玩命的时候多了，因而他在此刻出现了非常质朴的是非观念：我天天揍的是有名有姓的对手；我凭什么去揍那些我压根儿不认得的人？我不能因为白宫和五角大楼那些陌生人想揍他们我就得揍他们；他们在热带雨林里跟我八竿子打不着，我犯得上跟他们玩命吗？白宫和五角大楼那种陌生人也跟我八竿子打不着，我犯得着为他们去玩命吗？再说了，去揍一帮没名没姓、热带雨林里的陌生人，又有什么揍头？！拳王的基本原则“To be or not to be”非常单纯明了——揍，还是不揍。他的基本原则为他做出最终决定：不揍。
“……多么有趣——越南人先后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尽管我们两国是敌对立场。”
“哈哈哈。”拳王阿里很英明，他知道山不转水转，玩命的最终是白玩命，到头来发现揍错了人算谁的？他觉得你们这主义那主义有我什么事？我的事就是好好揍真名实姓、有鼻子有眼、跟我叫板的对手。糊里糊涂去揍糊里糊涂的陌生人，对拳王来说，不大地道。
“当时你对中越边境冲突怎么看？”
“当时我就是想当英雄。”
“你不管正义是否在自己一边？”
“你呢？有没有怀疑过正义在握？”
“当时我不怀疑。”
“噢。”所以你的便衣同僚们就去找刘先生的别扭。把一个充满小布尔乔亚情怀的刘先生监控起来，让他在你们的望远镜焦距中行走和活动，在你们的窃听器磁带上谈公事和谈文学诗歌戏剧以及谈恋爱，在你们的档案柜里荣幸地跟福克纳、海明威、赛珍珠做邻居，在你们的拘留室里头一次体验男性对男性的性袭击。“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
“现在……”他的大脸蛋一僵，心想：怎么就轮到你来盘问我了呢？“你当时上战场有没有畏惧感觉？”
“有啊。”我挎着“五四式”手枪，军装口袋揣着特别通行证，它能让我在登上任何一列火车时将它往列车长眼前一晃，说：“给我弄个卧铺。”那种“老子上前方打仗”的耀武扬威感觉还是挺棒的。
“有畏惧感就证明你潜意识里有反战情绪。”
“噢。”
“你认为你有反战情绪吗？”
“我倒不反战。我比较讨厌那一大群采访者。他们到了野战医院就把好吃的都吃了，好喝的全喝了。”
“都是些什么采访者？”
“什么采访者都有，冒牌的也有。”
大脸蛋倏然向我面前凑近一些。
“你是指冒牌的？那他们真实身份是干什么的？”
“他们真实身份是观光客。他们上前线是去观光的。”
他认为我态度不够严肃，或者俏皮得不是时候。
“你不认为他们中间有些是情报人员？”
“不会。”
“为什么？”
“智商差了点儿。”
“哦？你们中国什么样的智商可以做情报人员？”
“不太清楚。”反正你这样老跑题肯定不行。
“你认为你的智商够不够呢？”
“够什么？”
“够情报人员标准。”
“大概不够。”
“你很谦虚。”
“哪里。”
“你一共在前线写了几篇所谓的报告文学？”
“写了十来篇。”
“全发表了吗？”
“没有。”
“全没被发表？”
“没被全部发表。”
“哪一类的没被发表？”
“比方有这么一篇：一个年轻士兵是个孤儿，十九岁，他是他的老丈人把他养大的。他老丈人指望他到部队出息出息，见见世面，混成排长连长就回去娶他女儿。结果他上前线第三天就给地雷炸伤了，伤得没法娶他老丈人的女儿了。”
“为什么？”
“他反正是没法让女人生孩子了。”
“……噢，我说呢。”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对不起把他养大的老丈人。后来他就服了一百多粒安眠药。他在前线表现得非常英勇，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你专门写这种事？”
他靠回到椅背上，觉得我若说的是实话，那可没什么劲。
“我对这种故事比较有兴趣。”
“为什么？”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我这个美国动作做得够不够纯正。他端起纸杯子，喝了一小口水。他想这个女人大概没什么审头，她没干过几桩上台面的事。这回轮到他偷看一眼手表，轮到他觉得日子难熬了。
“圣诞节真是很累人的一桩事。”他说。
“没错。”
“你们在中国过圣诞节吗？”他开始清理桌子，准备下班。
“现在时髦的年轻人都相互寄圣诞卡片什么的。也有人会弄棵圣诞树。”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在北京一块儿去的那个圣诞晚会，有圣诞树没有？”
这小子原来很阴险。
“我没有跟安德烈·戴维斯一块儿去过圣诞晚会。”
“那你和他一块儿去了哪里？”
“我在北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世上有个叫安德烈·戴维斯的美国外交官。”
“难道我记错了？你不是说过你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是在一个很大的圣诞晚会上？”
“我没有说过我和戴维斯在北京见过面。”
“那你说过你们俩在哪里见的面？”
这个表面憨厚的家伙绝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弱智。他把我脑子搅成了一锅糨糊。我一时竟想不起我曾经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不过根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当时多半讲的是谎话。可我的谎话我现在要背诵不下来，事情可能对我不利。
“我们当然是在美国认识的。”
“在美国什么地方？”
“我到现在都对美国地理很无知，何况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是在马里兰州？”
“直到现在我都分不清马里兰州和密歇根州有什么不同。”
“但我敢打赌你能分清马里兰州和北京。”
“没错。所以我一再告诉你，我跟戴维斯不是在北京认识的。信不信由你。”
“你上次说你和戴维斯是在马里兰州一条公路上相遇的。”
“直到现在，美国所有的公路在我看都一模一样。”
“印第安纳和弗吉尼亚的公路，也一模一样？”
“啊。”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你和戴维斯是在北京认识的。”
“不会吧。”
“你意思是我们不会了解这情况？”
“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在北京认识戴维斯。”
“也许你不认为那叫‘认识’。‘认识’得要点时间。是不是？”
“在中文里，认识就是认识。认识属于直觉。”
我开始在他脑子里搅糨糊。
我见他嘴巴一动，恐怕他又想在我们俩之间做思路向导。我忙大声说：“你懂‘悟’这个跟禅有关的字吗？”他嘴又一动，我忙着再次截断他：“等你懂了‘禅’中的‘悟’，就对我刚才讲的‘认识’没太大问题了。时间到了，我得马上走。我的教授跟我约了六点见面，他得给我的期终作业提修改方案。再见。如果我们在圣诞前不再见面，那么我提前祝你和你的全家圣诞快乐。圣诞到新年期间，我要离开芝加哥，所以也在这里提前祝你新年好。不必送了，请留步。”
我走了很远还在想我那二十响连发的道别和道贺。大块头便衣瞪着眼看我动作和嘴皮子一样麻利：穿衣，戴围脖，背上几十磅重的书包，脊梁领路飞快地退出那间审讯室，退出了长形的办公室。
回到牧师家，我看见牧师太太的留言，说她写了封信给我，已经搁在我卧室里——她从我房门下面的缝里塞进去的。
我当然明白那是什么信。撵房客这类事很讨厌，常常要伤和气。常常有一堆账要清算，而清算往往是靠扯皮来完成的，扯皮就免不了两败俱伤。对于温厚的牧师太太，这样的事非常难为她。她知道不管我实质上多么厚颜，但表面上还是含蓄、柔弱的礼仪之邦女子，她花些工夫把话用电脑写出来，这样事情变得婉转不少。我想，既然是这样一封信在我房里等我，不妨晚些回房去。
我从被我烤得焦黄的吊柜里取出一包方便面，又去开冰箱取鸡蛋。我已经很久没买蔬菜了，见到冰箱里有半袋碧绿的菠菜叶，不由得食欲中烧。我基本上已被房东撵出门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沾最后一点光——我从塑料包里掏出一把菠菜叶。十分钟后，我的锅里有了色、香、味。我在留言板上来了一句“用了冰箱里的菠菜。谢谢。”我当然不会学习老八路留几毛钱。但老八路“明人不做暗事”的作风还是值得借鉴。
我把面条端到桌上去，又为自己铺好餐纸。我发现一个人在放弃给别人留好印象的负担之后，原来心里会如此踏实。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一只小锅搁在桌上，下巴几乎架在桌沿上，两脚在桌对过的椅子上歇着，耳朵听着收音机里惠特妮·休斯顿的歌唱，嘴里“呼啦呼啦”、热气腾腾、连汤带水吃着方便面。一个人不必再讨人欢喜，就可以像我此刻这样，停止受累。我感觉到我此刻在做的，是礼貌苦旅中的歇息；我其实在别人的国家夹着尾巴做人早就做得累坏了，此刻我从仪态上到操行上，都给自己来了一次休假。
牧师太太从厨房门口走过。她大概以为牧师回来了，把音乐开得这么响。但她一见占领了厨房的是我，眼睛出现一个大问号。我对她一扬手，说：“Hi!”
她似乎这才确定她看见的确实不是别人，是我。她想，这个貌似胆怯、多礼的东方小女子果真面目繁多，不知她哪副面目是真的。她搭讪地问了问气候，身体已在撤离。我看见诧异在她眼里飞快发酵。她一再地想：假如这东方女人此刻是真面目的话，这三个月的装蒜可够她受的。
这时我的手机在书包里响起来，我跟牧师太太做了个抱歉的手势，便去书包里翻找电话。为了图价钱便宜，这个手机的分量等于一只小哑铃，体积也相当可观，所以它总是沉在书包底部。等我的手穿越了所有书本，摸到它，对方已改了主意把电话挂了。但我假装电话接通，这样牧师太太可以把我一个人剩在厨房继续舒服。
牧师太太却走进来，为自己做了一杯热巧克力，在我对面坐下来，同时把两只脚架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她笑眯眯地听我对着手机讲中文——反正她听不懂，听听也无妨。她把我刚才正做的填字游戏拖到她面前，顺着我做的做下去。报纸上的填字游戏是供时间上太富裕的人玩的，我今天在时间上一改平素的吝惜，令她再次给了我一个惊讶的眼色。我对着毫无反应的手机不知在胡扯什么，心里琢磨她不走我是不是该走；若走该如何走；走的话她会不会觉得我提防她；若她认为我提防她提防得多余，她反正什么也听不懂，她对我巨大的失望和识破之上，是否又会增添一层失望和识破……
我正跟自己聊得热闹，突然听见“嘀零零”一声。我见牧师太太蓦然抬起脸，瞪着我手里的手机。我还没反应过来这“嘀零零”来自哪里，又是一声“嘀零零”。响动就发自我的手机。
我跟房东太太交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眼神。她是真莫名其妙，她不懂人间绝大部分花招，更别说我这儿的东方花招。她家祖祖辈辈都是缺乏花招的人，她嫁的也是个在花招上贫乏的男人，因此她什么都去猜就是不去想这是我耍的花招。
她说：“这种新科技就这么讨厌，永远也别想弄清它到底有多少花招。”
我说：“可不。”
我赶紧摁下回答键，对话筒说：“哈罗？”
电话里是个英语纯正的女人。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爸爸昨天夜里中风了。”女人说。
我说：“哈罗？！什么？！？！”
牧师太太看着我，我也以同样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她。这回我是真莫名其妙。
电话上的女人说：“我父亲昨天夜里中风了，对不起我一时想不起你的名字……”
我说：“哈罗？什么？！”
我又耸肩又把两个眼珠子翻上去望着上苍。牧师太太也是又耸肩又把眼珠子翻上去望着上苍。
电话里的女人说：“对不起，你听不清吗？是这样，昨天夜里我父亲中了风，现在还在急救室……”
我说：“哈罗？！？！？！……”
牧师太太说：“她说她父亲中风了，现在还在急救室。”
我看看她年轻光润的脸：这下惨了，她居然听得见——她一琢磨就知道我刚才玩的花招了。她却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恨不得立刻变成我的助听器。
电话里的女人这时哭了起来。她说：“父亲买了机票，准备去芝加哥看你……”
我这才悟过来，电话里的女人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她是刘先生的女儿。
我说：“上帝，我们前天通电话他还好好的！现在他怎么样？！”
刘先生的女儿说：“不知道。他还没醒过来……呜呜呜，我今早乘飞机，刚刚到……”
“他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
“没有……呜呜呜。”
“那是谁把他送进急救室的？！”
牧师太太意识到我在讲英文，便赶紧站起，手急忙去抓那杯热巧克力。她认为既然她能听懂我们的对话，她就不该听了。她脚步飞快地离开了厨房。
“警察。呜呜呜……”
“警察？！”
“我爸爸还算走运，他昨晚出去看戏，回家十一点多了。进了家门他没来得及拨密码解除防盗报警器。所以他倒下五分钟警车就来了。呜呜呜……”
“你别哭。说不定刘先生会很快恢复。”
“你能来一趟吗？”
“……我的期终作业还没完成。”
“等你完成了，来也没用了。我爸很欣赏你，说你比我懂事体贴，又勤奋又用功。你为什么不能把期终作业拿到这里来写呢？”
我心想，我最大的苦衷还不是期终作业，而是旅费。我上哪儿去筹这笔机票钱呢？我对刘先生的女儿说：“我想好再回答你，好吗？”
“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芝加哥看戏，我知道那不是实话，他主要是想去看你。他觉得你孤身一人在美国，暂时得有个爸爸……呜呜呜……”
“哦，看上帝份上，别哭了。我一定想办法。”
“你一定要来，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怎么跟一个得中风的老人打交道，我这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
我想，我也没有跟中风老人打交道的经验。挂了电话，我心事重重走进卧室，见到地上的信封，上面是牧师太太的手迹。我拾起信封，打开它，里面却是一封给“亲爱的教友”的信。我再往信封里看，才发现一张小纸签，房东太太在上面写了一行字：等你读完这封信，就什么都明白了。我赶忙把那封两页纸的信读完。大体上它把我是怎样一个穷光蛋介绍了一番，然后号召全体教友为我捐款。牧师太太告诉教友们，我每天如何勤奋地读书、写作，如何是个对美国文学艺术将会有贡献的人。信中也提到了FBI，我这才知道牧师太太对FBI的印象不佳，她对她的教友们说：让我们以诚挚友情把这个不幸的中国孩子带出FBI的阴影，领到我主的关爱中吧！
我拿着这封信，心里直纳闷，牧师太太怎么没提到我付的房租及水电费。
我急忙走到起居室，却发现巨大的蜡台下仍压着那一笔笔钱。牧师夫妇竟没发现我争取做良好房客的实际行动。但我立刻感到侥幸，我去看刘先生的机票有着落了。我把钞票从蜡台下抽出，赶紧回到卧室去给里昂打电话。他对买各种廉价机票、音乐票、球票在行。他不在家，我便直接把电话打到“无出路咖啡馆”，他果然在那里。“无出路咖啡馆”里有块黑板，各种投机倒把的人把自己的名片贴在黑板上。里昂十分钟就为我找到了一个机票贩子，一张去洛杉矶的“红眼睛”机票只需两百零八元。
一小时后，我和机票贩子在牧师家附近的“7-11”杂货店接头。机票贩子说他只收现款或大麻。我递给他一摞二十元的钞票，他认真点着钞票，我认真检查机票上的所有细则是真是伪。
他说如果机票出差错我可以扣下里昂当人质。我笑着回答，如果他发现伪钞，也尽管拿里昂做人质。他跟我一块儿走出店门后，我发现他手里出现了一块火腿三明治。我问他除了机票他还卖什么。他咬了一口三明治，骂骂咧咧地说这种杂货店冰箱里的三明治都是木乃伊。他把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三明治扔进街边垃圾桶，同时反问我：“你想买什么？”我说：“我想买什么你都能买到？”他说差不多。上次有人通过他买到一颗女人的卵子。我装着没事，心想没准就是这小子差点做了里昂肾脏的掮客。我向他打听一个卵子标价是多少。他说没有统一标价，价格要看卵子的主人多大岁数，什么人种，学历、健康状况都会影响价位。他说：“打个比方，你的卵子应该价钱不错，因为你看上去像个博士生。”我说：“硕士生。”他说：“博士和硕士差价仅是一两百元。”他又说：“黑头发比红头发价钱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一般红头发女人性情不好。”我问他黑头发的价码是否低于金头发。他说：“这就得看谁买了。有人认为金发的人多半智商不高。但大部分人愿意他们的女儿有一头金发。”我说原来此中学问颇大。他说当然，有关遗传工程的书籍他都写了好几本了，只是得自己花钱出版。
我留了他的呼机号码，假装走进一幢四单元的公寓楼。直到他瘦高而弯曲的身影消失在街口拐弯处，我才穿过马路回牧师的家。我不愿暴露我的真实住址给一个人类器官掮客。
刘先生温文尔雅地在氧气管、输液管、排尿管的网络里持续昏迷。我看到床头床尾都是鲜花，心想这位女儿就用鲜花来伺候她父亲。她把我从机场接到医院后，马上到走廊上打投币电话去了。她说她有一大堆事情要忙：要取消两个晚宴，要推延她去加勒比海的避寒旅行，要把她为男朋友订的生日蛋糕上的贺词改写，还要打电话给兽医，推迟她那匹马的体检。除去这些，她每小时给她孩子的保姆打一次电话，看看保姆是否让孩子按时进餐、马桶训练、看图识字、出门散步。或者检查保姆是否在电话上跟朋友或姘头瞎聊天。这个离了婚的年轻母亲比我见过的任何女人都要忙。
我坐了一夜飞机，站在刘先生旁边不断打着短促的盹儿。刘先生倒没有明显病容，只是没有那股洁身自好的力量控制，他的嘴唇和下巴显得过分松弛，过分软和，使他乍一看像个老奶奶。
我母亲穿着白色细绒衣、背带工装裤的照片一直夹在刘先生的相片簿里。我想象她就是这身打扮站在门口，望着突然造访的李师长，呆了。她说：“请进吧。不过地方好小，首长不要笑话。”她还有三个小时就要随刘先生去美国了，房间里不值钱的都做了小小人情送给了房东，比如被褥、窗帘、帐子、凉席，一些家乡特产的蚊烟，一套不粗不细的瓷器，两个铁锅一个沙锅。稍值一点钱的那架老式无线电和一些书，一套大小俄国木娃娃（刘先生赠她的礼物）就暂时存放在房东太太那里，等着魏小姐来取。
李师长说：“我刚刚开完会，顺路过来看看你。”
李师长一看见两只帆布箱搁在亭子间门口，便说道：“要出门啊？”
“不是。想换一处房，这里太小。”
“什么时候搬家，我叫司机开车过来，再派两个战士给你，归你指挥。”
我母亲心里一定早在搬家了。她知道刘先生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这条弄堂可停不下两部汽车。她请李师长坐。李师长说开会坐累了，站着伸伸筋骨。她说她马上去房东那里讨杯开水，给他泡茶。
李师长却拉住她，把她径直拉进自己怀里。
他说：“要搬家索性跟我一块儿搬吧。”
她看着他不善表情的面孔。她想人们说的威风凛凛可就是指这张面孔？她伸出手指，摸着他线条极硬的下巴。她看见自己的手指那么胆怯又那么好奇，是个孩子的手，一个招惹暂时温和的大兽的孩子。她看见自己的手跟他的脸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点使她肉体深处再次发生那种奇特的抽搐。
她说：“我去给你弄茶。”
他说：“别去了，我不渴。”
她说：“哪能茶都不给你喝？我一会儿就来。”
他说：“我真不渴。”他的心给她抚摸得作痒。
她说：“你可真是当兵的啊，上海有谁喝茶是为解渴呀？”她嗔怪地把眼睛一斜。
李师长肯定被我美丽年少的母亲那一娇一嗔弄得全身无力。他觉得老人说“六月的天，小孩子的脸”这话有问题，应该是“少女的脸”。这脸才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云雾、绮霞、彩虹，时时都让他意外。他想，他妻子的面孔怎么始终就一个灰淡的气象呢？
我怀疑我母亲不是真的去泡茶，她不过借泡茶去做一瞬局外人来看看这个三角关系该怎么处理。她在房东的厨房拎起竹壳暖瓶，扯下塞子，把水倒进宜兴紫砂壶。灶上在蒸银耳，我母亲听着自己的念头在温火上咕噜咕噜作响，又化成稠厚的白雾，漫卷在四壁油烟的灶房间里。我佩服我十九岁的母亲，在那样的关头还没慌得把开水倒到自己手上。她仍听任自己的念头不紧不慢地咕嘟着：他俩你更爱谁？突然她又一想，怎么在这个时候还有闲情逸致去想“爱”这种无用的字眼？她判断李师长今天一定不是顺路，而是专程来的。那就是说，他心里已打定了某种主意。他刚才要她同他一道搬家，意思是他和她要有个共同的家了。
她这样就把自己的处境弄得很清楚。她跑到三楼，向房东太太借用了电话。她给魏小姐打了个电话，请她转告刘先生不必来接她了，她在外面还有几桩小事要办，办完事她自己直接去机场。魏小姐觉得奇怪，问：“你不可以自己跟他打电话吗？”我母亲说：“他的电话线忙啊，我打不进去！我又马上急着要出门。”
此刻不听到刘先生的声音，她便继续对李师长偏心。她总是对李师长偏心，对此她是没办法的。
她把茶端给李师长的时候，抿嘴一笑。
李师长意思意思地呷了一口茶，又来搂她。我母亲觉得这个军人搂得她非常舒服，远比刘先生搂得对劲。她说，等一下，差一点儿忘了。她拿出一叠白手帕，一共七块，每块角落上都绣了个“L”，五个“L”是黑色的，另外两块一绿一红。我母亲身上还保存了一些乡下女孩的示爱方式，比如绣个帕子、袜垫什么的。她偶然路过一家正在倒闭的铺子，看见这些便宜得等于白捡的细纱手帕，便买回来绣上了刘先生姓氏的头一个字母。
李师长说：“这是什么？”
我母亲说：“你的姓啊，英文你的姓不是它打头的？”
李师长说：“要这么多，一辈子也够用了。”
我母亲说：“这五块有黑字的，是从礼拜一用到礼拜五，绿的是礼拜六，红的是礼拜日，以后你忙昏头也晓得日子。”
我母亲和我父亲讲话的调子，就是从那天晚上定下来的。后来当然有些变本加厉，娇嗔少了，教训越来越多，渐渐也不是小孩子教成年人的教法，而就是结结实实的训导。我父亲直到某一天，发现教训自己的不再是那个娇嗔可爱的少女，而是个两鬓斑白的黄脸婆，才想到自己那缺乏表情、面目呆板的农村妻子实际上有多温柔。
李师长就在这天正式开始做我父亲的。当然他在这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首先做了我大哥的父亲。我想他一定是这时让我母亲怀上我大哥的。我不能断定我妈这天还是不是处女。在我见到刘先生后，我分析我母亲第一次跟我父亲做爱时很可能是黄花闺女身。我父亲在我长大后不止一次跟我谈起他和母亲的关系，他痛苦地想弄懂，那个温顺的小美人儿怎么就给一个黄脸婆偷偷掉了包。他说：你知道我当时为了她掉脑袋都愿意啊。
李师长抱着掉脑袋的甘愿将我母亲搁在卷掉了褥垫的床上。棕绷上铺了那件军用雨衣。他和她眼睛看着眼睛，似乎都在问对方：这样做你以后会怎么看我？会小看我吗？……李师长解下身上的武器，把一支漂亮的手枪搁在我母亲头旁边。那意思是，你要有半点被强迫的感觉，你就开枪。我是不够意思，我有糟糠之妻。那枪被搁在离他手几寸的地方，似乎还有另一个解释：这时候闯进个人来，让他们生死攸关的好事猝然中断，他抓起枪便毙了他。我父亲差点毙掉的那个人，就是现在躺在各种橡皮管子交织的网中的刘先生。
刘先生并没有接到魏小姐的电话，因而他按预先跟我母亲约定的时间来接她。他自己的车已经三文不值二文地卖掉了。因而他雇了一辆白色雪佛兰，自己也是一身白色西装，扎个黑领结。他把这次旅行当蜜月来安排——先和菁妹蜜月，然后再举行婚礼。他坐在雪佛兰宽阔舒适的后座上，手上戴着雪似的手套。他的这双手要将一位玉人搀下楼，扶入车内。他以白日梦的眼神望着车窗外的豫园路，梧桐落叶铺得马路柔软起来。萧萧秋叶已提前做了刘先生怀乡梦里的景物，街上的人们都在一种亢奋的心情中，他们对一个新政权又畏惧又新鲜。刘先生的出国让他自己感到多少有些孤立。
白色雪佛兰拐进了弄堂。刘先生听见司机自己在跟自己嘟哝：怎么可以这样停车？这样停人家路也不要走了。刘先生这才发现那辆解放军吉普再次攻占了这条细窄的弄堂。他感到喉咙口发紧，连司机问他“是不是这条弄堂”他都答不上来。
我看着刘先生病床边的心脏监测仪。屏幕上的曲线不紧不慢地拱起、落下，徐徐向前推动。那一声声“嘀、嘀”的搏动，也是不紧不慢，却让我感到那颗心脏的孤单。这份孤单从四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当然是在一阵癫狂的胡蹦乱跳之后。四十多年前，同样的这颗心脏紧紧堵住刘先生的喉咙口，他立刻感到空气也不够用了。并且，一股锋利的甜腥气从封塞的喉管冒上来，充满他的口腔。他觉得那是血的味道，是心碎而致的内向大出血。
他不知自己怎样下了车。他见自己正向司机交代一句什么，是一句什么话，他自己都没听见。他只是看见司机的鸭舌帽上下动了动，表示领受了他的交代。他这时看见自己戴白手套的手拿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在菁妹决心跟他远走高飞时便自然地又交回了他这里。这把钥匙是一个重大象征。他看见自己的手狠狠一拧，钥匙便松动了里面的锁。他突然觉得手上的白色手套真是可怖的白，白得他不再认为那是他自己的手。白色的手抽出钥匙，自己熟门熟路地将它揣回西装口袋，钥匙却错过了他的衣袋，落在了地上。那是一把女人的钥匙，上面一个彩色玻璃的粽子，粽子下边，拖了一根丝穗。
我想不出刘先生当时的脸色。他雪白的手套抓住乌黑的楼梯扶手，马上破坏了那上面均细的一层丝绒般的灰垢。刘先生平时上这楼梯非常小心，不让自己的手去碰那扶手。但他这会儿要靠它把自己搬上一级级台阶。当他走到两段楼梯之间的空地时，一个粗大嗓门在他身后响起：“你是干什么的？！”
他回头，见发出这样不斯文声音的人站在楼梯底部，门外亮着的天色与他穿军装系绑腿端冲锋枪的身影构成了一张底片。
刘先生不知自己回答了一句什么。
但那端枪的身影使他意识到他或许讲了句冒犯的话。他还意识到这军人是个卫兵，他的冲锋枪朝一个侵入他警卫范围的人发射是正当和理所当然的。
卫兵十分敌意地说：“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殷恬菁的朋友。”
“你下来。”
“我是来……”
“下来！”
他发现自己收回了那只踏在木头楼梯上的脚。
“我叫你下来！”
他发现自己已经乖乖地迈开下降的步子。
卫兵说：“这是你随便能去的地方？！你要再敢往上走一步，我叫你出去你知道不知道？！”
他想，这城市原先所有的三教九流都被打乱了，因为突然出来了这么一个最新的优越阶层。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身土布军装，语言里充满大葱气味，他敢对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骄横成这样。
刘先生感到尊卑、贵贱、优劣、文野，全被打散。似乎两个牌局之间，一切都在被洗牌。
他对卫兵说：“那么，劳您驾去请殷小姐出来。”
“没有允许，任何人不能打扰首长。”
“殷小姐要搭晚上八点的飞机……”
“这我不知道。”
“我是来接她的。”
卫兵看他一眼，是正面人物看反派那个看法。
刘先生想，他在这支军队眼里，大概就是反派。
我看着心脏监测仪屏幕上的曲线，读着四十多年前碎了的那颗小布尔乔亚心脏的记录。我想刘先生当时一定以他风雅的高姿态平衡内心的狼狈和屈辱，走到了门外弄堂，故作轻松地告诉雪佛兰的司机再等一刻钟。他做出不与卫兵一般见识的模样，掏出烟盒，点了根烟。卫兵的双眼和他的枪口一齐黑洞洞地瞄着他。一刻钟过去，他看了一眼亭子间的小窗，窗帘淡蓝色，点缀着细碎的白花。窗帘和窗帘后的女人相配至极。
刘先生在第二个一刻钟后哑着嗓音对司机说，走吧。他意识到两只白手套有了漆黑的掌心。他把它们摘下来，扔在车内的地上。他想，心碎并不是那样疼痛，而是一种迟钝和麻木。
他的迟钝和麻木直到他碰上一个女学生才开始消退。他在到达美国的第二年开始私授一些中国的诗、词和曲。我想他属于那种人，在中国热爱西方的一切，在西方又热爱中国的一切。他一想到我母亲的一笔字就更觉得中国可爱，爱得他有时会潸然泪下。他私授中国艺术课，是为了解闷，而他不多的几个成年学生，也为了解闷。女学生跟他从认识到结婚一共两个月。他所有的恋爱给了我母亲，剩余的，就给了这女学生。
我记得母亲总是会有那么几天异常，宁静祥和，双手捧着一杯从热到冷的茶，坐在藤沙发上。那是在她每年收到一张圣诞卡片之后。魏小姐曾经替刘先生和我母亲做通信的中转站。而魏小姐又需要求助她在香港的亲戚。如此漫长曲折的邮路，他们只堪一年走上一趟。而每走上这趟邮路的我母亲，就又变成了温婉的殷恬菁。我由此断定，只有经历过惨重失去的女人，才是美丽的。
我见刘先生张开嘴，像是要呼喊却突然忘记自己是在梦境里，是那种剥夺人声音的梦境。他哑在口中的呼喊是四十多年前他望着淡蓝窗帘时憋回去的。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窗帘后发生的：李师长正在攻占我年轻的母亲，他一只手伸向手枪，打开了枪保险。他和我母亲在听见刘先生和卫兵对话时同时勒住了激情，他们刚被熔铸的形状“咝”地一下冷却在那里。我母亲不懂那“咔嗒”一声是枪的保险栓被打开了，它腹内的子弹任何一瞬间都会失禁。她发现自己的手攥在李师长的小臂上。在那以后的不少天，李师长的小臂上都留着五道女性的抓痕。
我母亲在意识到自己的重大失去后，说我父亲用手枪霸占了她。那是她不讲道理的时刻。我认为我母亲真正不计代价爱的唯一男人，就是我父亲。那是她唯一一次把自己交给荷尔蒙，如同所有雌性生物在把自己的肉体做牺牲奉献出去时，心灵完全出窍了，而不是在一旁侧目而视，算计成本和盈利。而我母亲自己一点也不明白这点，她竟在四十多年和刘先生的秘密通信中，暗示她的背叛是不得已，她是那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全面征服的一个细小局部，是师长大人的战利品。她不明白女人多么渴望做战利品。她的暗示使刘先生更是伤痛不已，悔恨莫及。他在四十余年的通信中，婉转地请求我母亲的宽恕，怨他在两个枪口一明一暗对着他时，他撇下她逃生去了。他和她用了四十多年来歪曲一件事实，来使他们双方都坚信，他们是被血淋淋拆散的当代梁山伯、祝英台。
因而，当我走出洛杉矶海关时，刘先生含在眼里的老泪是四十余年积下来的。他做梦一样看着我母亲如何将自己寄生在我身上。刘先生从中美建交后每年回国一次，却从来不和我母亲见面。他和我母亲都属于闲情较多的人，对这种人来说，制造折磨和接受折磨是一种消闲。他们把死别的折磨提前拿到有生之年来享受，明明在一个人间，却非弄得梁、祝那般墓里墓外；明明是一对家常的老年男女，这样慢性持久的折磨使他们青春永驻，翩翩跹跹化了蝶。
我看着欲喊不能的刘先生，心里想：你真傻，看见卫兵的枪便真信我母亲的谎言了，她在枪杆子下将自己的童贞缴了械。假如你见到我父亲，你一定会大梦初觉：啊，这是多么男人的一个男人，他这样爱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设。
这时候刘先生的女儿走进来，神色是那种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种坚信自己所忙的桩桩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终记不住她的名字，因此只有等她眼睛看着我时，我才能跟她说话，可一般认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却在讲着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电话上跟她情人讲不堪入耳的话。她说：“这些中国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开化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是是。”我能说什么？
她说：“我问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电话？’她说：‘没有哇！’你知道我有电话插拔，所以我没办法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现在突然赶回去，偷袭她。现在内地女人很鬼，买张很便宜的电话卡，先打电话给男方，然后那男人再把电话打回来，这样他们放心大胆一聊可以聊两三个小时！”
我说：“刘先生刚才张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样子。”
她说：“那个男人是跟着内地一个什么贸易代表团来的，说是要在美国受训六个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袭地回到家，从后院悄悄进了门，还不知她一天到晚拿电话胡扯八道呢。后来我就在电话上装了个小录音机。晚上一听，我的上帝，全是她轧姘头的事！她英文很臭，轧姘头的词汇倒蛮全的！”
我说：“是不是叫医生来看看？别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对劲。”
她说：“你说我怎么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这种人？”
我见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整个人摇头踱步又叹气。她个头比我高三四厘米，宽度也超过我不少。刘先生说我和她长得颇像，连尺码都一样，看来是他的主观愿望。她有个三个音节的英文名字，不是简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条米色休闲裤，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开襟的，一颗纽扣也不扣，露出里面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吊带背心。她没戴任何珠宝，却挂着所谓的抽象首饰。名设计家的这类首饰，往往比真珠宝还贵。她整个人看上去昂贵而朴素，有种知识分子气质，装束却不是知识分子阶层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选择，我会一丝不苟地拷贝她的这身装束。我也会像她一样随便、洒脱、自信，让所有看着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和我就会合而为一，现在这个朴素而昂贵装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会像她这样对护士高雅而和蔼地轻声说话，满不在乎地请护士找最贵的守候人，似乎“开销”这样低级趣味的顾虑从来就没有污染到她。她对护士说：“一定要请最有经验的，不要移民，那种英语都说不标准的人再认真都会误事。我必须把我父亲托给能完全信赖的人。”
我也会像这样一边交代着事项，一边看一眼“卡地亚”手表，然后打开“芬迪”桶形包，从里面拿出“香奈尔”化妆盒，以及一管“香奈尔”口红。我也会有几十种颜色的口红，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饭，吃晚餐，参加鸡尾酒会，出席黑领结晚会，看芭蕾听歌剧或交响乐或室内乐，进入摇滚吧、爵士吧，去海滨浴场，去逛商店，去参加葬礼、婚礼，去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总之每个口红颜色都绝对符合场合，都和背景协调相宜。
她跟护士说：“我当然情愿自己留下来陪我父亲。不过我明天晚上的宴会无法取消，因为是州长竞选的募捐宴会，我又是这位州长候选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刘先生先一步占领我母亲，那么现在这个有双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个州长的密友该有这样一双眼睛，浓妆之后将对人对事更加视而不见。任何人都别想让她从那份自我专注中分心，她那绝无针对性、绝不个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边沿错过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热络，制造着抽象的情境。这情境中的她是大泼墨、大写意的，因而高雅美丽，可望不可及。我会以她那只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细极长极的香槟酒杯，跟晚会上所有女人一样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动或静，让又细又尖的高跟鞋举着身体，犹如高脚杯托起一盏盏香槟酒。我也会像这类场合最得体的美丽女子一样，把跟人的交往维持到最浅，把谈话内容维持到最淡，绝不拿任何一个真实的笑脸当真。我这样款款走过一个米莉那样的老贵妇：你好吗？她回答：还好，只是我的母亲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个寒噤。我母亲和刘先生一个失之交臂，我便错过了做这个简妮弗或加西卡。
我发现她现在在跟我说话了。她谈的问题非常深奥，因为是有关美国的混账遗产法。她说她父亲没听她劝告，没如何如何，结果导致了怎样怎样的后果。我只懂得后果是她可能会少个几百万。如果我父亲不及时攻下我母亲，刘先生就会在我母亲体内造出这么个简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谈着父亲的身后财产，用一串串鸟兽语言的法律词汇。我也会像她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静超然地谈钱。这样谈，钱便不再是个好东西，而只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样的客观，可以使人在钱面前不再两面三刀：心里爱它爱得作痛，嘴里却要讲它坏话；私下里同它亲得不能再亲，人前却要忸怩，却要反感，却要说：“不就是钱吗？！”
简妮弗（加西卡）不必这样。她不必作态，佯装，她就这样坦荡、大方地谈着由父亲死亡而给她造成的一次财富增长。原来对钱做许多姿态的人，对钱厌恶、不屑的人都是没有钱的。对钱满不在乎的人，钱之于他们恰恰是性命攸关。
这个对钱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点就是我。
我对简妮弗（加西卡）说：“我可以留下来守候刘先生。”
她说：“那太好了。我付你每小时十五元。”
我说：“好的。”
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写下她的电话卡密码，交给我，让我每小时给她打个电话。她突然想起什么，目光平直地看着我。
她说：“你很需要钱，是吗？”
“是的。”
“听我爸爸说，你的男朋友是个外交官。”
“未婚夫。我们订婚了。”
“那可得恭喜你。”
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但我想她的心里纹丝不动。
“你得原谅我的直率，美国外交官工资可不怎么样。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没钱；外交官比邮差、军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点。”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邮差。”我说。
“更幸运你没找个艺术瘪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我说：“可不。”
她哈哈哈地乐起来。
我也跟着乐。不乐挺伤和气的。
她的面孔又公事公办了。她说：“我先给你三天的工钱——七十二小时，我全算你工时。你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你刚才听见我跟护士谈守护人的价钱了吧？”
“听见了。”
“我们谈的三十块一小时是有过训练，也有证书的。”
“噢。”
“我刚才出的价有谈判余地。你可以提出你的价钱。”
她可真坦诚，真大方，一点儿不羞涩。
我说：“那就二十五块一小时。”
“二十。怎么样？”
“行。”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成交。”
她取出一个大钱夹，里面有一个支票本。她开支票的手势很漂亮，把支票从本子上扯下来的动作更漂亮。以这漂亮的动作，这帅劲，她买房子置地，买设计家的窗帘、家具，买她那匹价值五万元的马。讨价还价的乐趣不在于省下几千或几万块钱，而在于她占了上风，成了一局游戏的赢家。她的讨价还价还是她愚弄人、打趣人、抬举人的一种方式，或是她的调侃或调情。她可以在讨价还价中嗔怒、娇憨、发嗲，她可以噘嘴或仰面大笑。你若不给足她空间时间让她把所有的回合完成，那你就没伺候她把一项游戏玩尽兴。
她企图挑逗我伺候她玩游戏，我却老实巴交的怎么都行。穷到我这地步，也就没什么回合跟她玩了。我也被她谈遗产时的实事求是态度所感染，居然不感到钱是个丑字眼。穷成我这样，大概也能出来一种大气，能诚实地承认穷，诚恳地表达对于钱的兴趣，就是穷者的尊严。能够正面表示对于钱的进取心，是向文明迈出的一步。我为自己迈出的这一步感激简妮弗（加西卡）。
我说：“谢谢你，简妮弗。”
她说：“不用谢。不过我的名字不是简妮弗。我叫玛伦达。不过没关系，千万别跟我道歉。”她笑起来。
“对不起。”
“你看你看，我叫你别道歉！记住，你非常棒，用不着说‘对不起’。”
“谢谢。”
“你‘谢谢’也说得太多。”
“好的。”
玛伦达拥抱了我。我们都属于乳房不大的女人，所以拥抱起来显得特别紧密。
我送她到走廊上，我想我是喜欢她的。假如四十多年前我爸爸没有突然出现，打乱了我母亲和刘先生的计划，这个撕下支票就扬长而去的漂亮女人便是我。我看着她的背影，心想，真那样的话我没什么意见。
她转身对我招招手。
我也招招手。手里捏着她给我的支票，所以我脱口说道：“谢谢！”
“你看——又是‘谢谢’！”
我右脚支出去，成了松垮垮的“稍息”。我这姿势在玛伦达眼里是谦卑的，是形体的苦笑，有点像《茶馆》里王掌柜的“稍息”。
我想我这么个穷光蛋，又是在异国做穷光蛋，“谢谢”与“对不起”就是我的信用卡和支票簿，可以容我且混一阵呢。
我揣着上千元钱回到芝加哥，第一件事便是去珠宝行赎我的钻戒。
我对老板笑了笑说：“还认识我吧？”
老板也笑了笑说：“当然。”
我说：“我想赎回我的戒指。”
老板从腰里拖出一根镣铐般的粗链子，上面至少有五十把钥匙。他看也不看就从那堆钥匙里拈出一把，打开一个柜台的门，取出一枚贼亮的玩意儿。它被套在一根白丝绒的模拟手指上，贵重得我都不敢认。
老板伸出两根小泥肠手指头，拈起上面金色的小价码签说：“三千两百元。”
我说：“啊？！三千两百元？你只给了我七百块，就从我手上买走啦！”我瞪着这张笑眯眯的脸。它看上去并不像这样吃人不吐骨头。
“如果我当时是六百块从你手里买来，我这时候还得请你付三千三百。”
“怎么可以这样？！”我天昏地暗地看着十多天前还属于我的东西。
老板脖子一缩，两手朝两边一摊，黑瞳仁全翻上去，表示他清白公道，毫不愧对上帝。
“我也得吃饭啊。”他说。
“你是得吃饭，可你也不能顿顿吃龙虾吧？”
他更加笑眯眯了：“那是我的胃口问题。”
“噢，一共才十多天，你就赚了两千五？”
“价钱好商量。我可以给你圣诞节前的折扣。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漂亮数字，三千元整。大过节的，那点零头也算我一份圣诞小礼物。听上去怎么样？”
“听上去很残忍。”
“你如果有现钞的话，我不收你税。”他的小泥肠食指在小计算器小九九一番，把得数亮给我：“你看，这是税钱，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圣诞礼，这一来就不小啦。”
我看也不看就出了门。他还在我后面叫唤：“你回来！咱们可以再好好商量！”
我心想，我要再回来的话一定要弄只黑袜子套在脸上，弄支枪端在手里，吆喝着你把那五十把钥匙挨个使一遍，我得把五十个柜子全清理干净。
我只好戴着假钻石去见安德烈了。他给我的圣诞礼物竟是一大帮人：他的父母，他的祖母、继祖父，两个高中好友，三个大学友好，以及劳拉，都被他邀请到芝加哥来给我一个圣诞大团聚。
我来到密歇根大道上的“联合大陆”酒店，见劳拉和安德烈正坐在大堂的吧里，桌上放了两杯黑马提尼。劳拉问我要不要也来一杯黑马提尼，因为这个酒店除了它的著名室内游泳场之外，就是它著名的黑马提尼了。我说我反正一窍不通，还是来点吃的比较实惠。
劳拉马上说：“喏，你看这个怎么样？生菠菜拌松子，要不来一客‘卡威亚’？”
我说：“什么是‘卡威亚’？”
安德烈告诉我“卡威亚”是俄国鱼子。
我说：“有炸薯条吗？”
劳拉说：“你管那叫食品？”
安德烈对我说：“你别理她，做自己胃口的主。劳拉糟蹋自己的钱不眨眼，糟蹋别人的钱更不眨眼。不过她确实是糟蹋钱糟蹋出一肚子吃喝玩乐的学问。这个酒店的黑马提尼真的很棒。要不你尝尝我的？”
我在他杯子里喝了一口，没喝懂什么，但我说：“没错，很棒。”
不一会儿，劳拉面前上了一小盘橙色透明的鱼子和切成小块的黑面包。东西摆设得极像珠宝行。
安德烈根据劳拉的推荐，要的也是这里的名牌：菠菜拌松子。菠菜一共十几片，贵重得不像泥里长出来的。安德烈给了我两片菠菜叶和五六颗松子，劳拉用她的刀尖挑了一小撮鱼子，放在我堆了一大堆薯条的盘子边上。我唯一吃得懂的还是炸薯条。他们这样提拔我的口味品格，是真糟蹋钱。
劳拉说：“知道我为什么情愿到这里来过圣诞节吗？”
我说：“犹太人不过圣诞。”
安德烈说：“那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你跟父母闹翻了。”
劳拉说：“你怎么知道的？！”
安德烈说：“你告诉我的。”
劳拉的脸转向我：“不可能吧——我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安德烈说：“要不就是你去年告诉我的。”他对我说：“假如劳拉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你就回答她：跟父母闹翻了。我认识她这么多年，从来没听她讲过任何人坏话，除了她父母。”
劳拉两道黑眉毛立刻拱成“麦当劳”符号。她说：“我什么时候讲过他们坏话？我讲的全是实话。他们要我租一千四的公寓，说每月补贴我一千二。现在我把它租下来了，跟他们说：当时说我只出零头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能这么坑人——租房契约签了，钱呢？！他们还特有理，说：‘当时我们不知道你会提升，工资涨了一万多。’你看，父母应该在孩子有成就的时候给奖励才是父母啊，我晋升了，他们不加钱反而连原来答应的都不算数了。我现在给他们打电话，要是我母亲接的，我就说：‘请问大卫·艾德乐在家吗？’我母亲说：‘劳拉看上帝份上别逼疯我！’我说：‘就是你们这样的人要对犹太人许多坏名声负责。’”
劳拉往一小块黑面包上抹鱼子酱，手势优美。她抿紧嘴巴咀嚼，五官仍在继续刚才的愤怒陈述，瞪眼挑眉，嘴角下撇。她的肢体语言更丰富，缩肩扭头，意思是说：有这样的父母，你们也会疯。
侍应生送来账单。劳拉很快算出我们三人每人该摊多少。安德烈付了我和他俩人的，劳拉拿出两张二十元钞票，说：“找我十六块五。”
安德烈和我都开始翻钱包，凑出十四块。
劳拉说：“还欠我两块五。”
安德烈笑嘻嘻地说：“你点的东西最贵。”
劳拉也笑嘻嘻地说：“谁让你点便宜的？”
安德烈乐出声来，说：“那我先欠着账吧。”
劳拉对我说：“你帮我作证。”
我说：“行，我作证。”
安德烈用中文跟我说：“你说我会跟她恋爱吗？”
劳拉说：“他肯定用中文叫我‘犹太公主’。”
安德烈说：“我用英文也叫你‘犹太公主’。”
劳拉想说什么，却嘿嘿笑着住了嘴。等安德烈去了洗手间，她说：“知道我刚才想说他什么吗？”
“不知道。”
“我想揭他短儿。”
“噢。”
“不问问我想揭他什么短儿？”
“好吧，你想揭他什么短儿？”我听上去是真有兴致。
“他给你买这个订婚戒指的时候，是我陪他去的。我提议去Tiffany买，他说太贵。总算被我拉进Bloomingdale's，我要他买一克拉的，他最后还是买了这个半克拉的。你要是跟犹太男人订婚，至少给你一克拉！我父亲送过我母亲十克拉的钻戒，信不信由你。”
“我信。”
“我母亲戴出门的十克拉是仿制的，同一个工匠做的，仿制得一模一样。你知道为什么要仿制吗？”
“为什么？”
“因为那么大的钻戒是不可以戴的！只能存在银行保险箱里。仿制的那个也要三千多块。说了你都不信。”
“是没法信。”
“后来我要安德烈去刻名字。他还是依了我。你喜欢这种字体吧，古老得接近沙勒梅羊皮书上的字了！”
“什么字体？”
“你没看见？！”
劳拉问我要我手上的戒指，我把伪钻戒脱下来。她盯着戒指后面看了半天，然后又来看我。我心里想，全完了。
劳拉说：“这后面刻了你们两人姓氏的头一个字母啊……”她觉得我非常可疑。
我说：“你真看不出来？”
她越看我越可疑，一句话也讲不出。
我笑起来：“我以为一眼就被你看出来了呢——这个是仿制品。”
我这个大疑团在她眼前立刻化解。她一辈子也不会想到她母亲的十克拉钻戒神话给了我多么大的启发。
“我怎么敢把真的戴出来？我也把它存在银行保险箱里。”
劳拉说：“我说呢。第一眼我就觉得它不像。不过圣诞节你该戴真的，因为安德烈家的三代人都来看你，你戴假戒指，可不够隆重。”
原来局势仍不妙。我心里飞速盘算，去哪里弄到三千块，去把那个真玩意儿买回来。看护刘先生我挣的一千来块钱倒是一分没动。可我上哪儿去找那两千呢？我的朋友全是艺术瘪三，榨干他们也别想榨出四位数借款。我突然想到那个“人类器官掮客”。我跟安德烈和劳拉告假，说我有个紧急电话要打，手机的电池又耗尽了，只得去找投币电话。安德烈从口袋抓出一把硬币，一手抓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将硬币放到我掌心上。他口袋永远装着停车或打投币电话用的硬币、一包纸巾、一块折成四方的洁白手绢，还有一把瑞士十字军多用折叠小刀。他要万一做了罗宾逊，可以活得不错。用十字军刀上的小放大镜取火，用那上面的小锯条伐木。据劳拉说，他还在口袋里添了一样必备：抗胃酸药，因为我一吃好伙食就泛胃酸。看着安德烈的眼神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招他爱怜、惹他担忧的小可怜儿。
我在酒店大堂的角落找到公用电话，拨了掮客的呼机号，又把我正使用的这台公用电话号码输进去。刚挂上电话，一位老太太过来，请我躲开，因为她要打电话。我退后几步，她看我一眼，又说：“劳驾，能请你再走远些吗？我从来不习惯我打电话的时候身边站个人。”
我傻瞪着她，然后发出一个白痴一般的烂漫笑容，再硬起舌头说：“不懂英文。”
她把字吐得仔细至极：“请、你、走、开。”
我说：“不、懂、英、文。”
她瞪着我，我是她最近几天见到的最讨厌的一个人。大过节的，她不想见到任何惹她讨厌的人。
老太太说：“那就回你的中国、日本、韩国去，反正你从哪儿来我不介意——反正哪儿来哪儿去。”
我站在原地，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老太太心想，好好一个美国，一下子冒出这些亚洲穷光蛋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滚回你的亚洲去。”
这时一个清朗的女声从我身后传来，说：“滚回你的坟墓去。”
我一看，是劳拉。她脸上没有拌嘴的意思，相反很温婉，只是下巴翘起来，眼皮耷拉得很低，嘴角勾出一个极酷的微笑。我从没见过比这更高雅的愤怒。
老太太像是要昏过去，白面孔成了银灰色。
劳拉把她房间的钥匙递给我，眼睛仍盯着老太太。她说：“用我房间的电话。我得在这守着，万一这位老人家给我气出好歹来。”
我到劳拉的房间，给“无出路咖啡馆”打了个电话。那边回答说，他今天还没来，不过可能马上会来。我把劳拉房间的号码告诉了他。
半小时过去，仍是没有消息。我想大过节的他买卖可能不错，找他卖卵子的女艺术瘪三可能不少。
等了近一小时，劳拉回来了，说是替我列了张购货单。我不懂她说什么。她说明天是圣诞节早晨，大家要拆礼物，我必须给安德烈一家三代准备一些礼物去拆。她还告诉我，打听谁喜欢什么是门学问，她旁敲侧击替我打听到安德烈父母、祖父母喜欢什么。
她指着长长一列名称：“他的祖母比较好办，收集水晶制品。祖父比较费事，喜欢收集四十年代的唱片封面，他用这些封面装饰他的私人图书室。你看，安德烈的妈妈兴趣很广，可送的东西就多，David Kurk的首饰，印第安地毯，远足鞋，登山拐杖，La Ashlay的卧具和棉布乡村式连衣裙，各国邮票，各种艺术品——油画，水彩画，铜版画，木刻，抽象或者写实的雕塑。反正我全给你写下来了。最难办的是他父亲，他什么也不需要。”
她指着那张购物单，面色严肃紧张，然后她抬起腕子看看表：“你还有两个半小时。”
我说：“什么？”
她说：“两个半小时后，全部商店都关门了。圣诞节前夜提前停止营业。所以你必须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完成这些购买。”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发呆。她去衣柜取大衣。
她说：“我可以陪你去买。你的预算是多少？”
我说：“啊？！”
她说：“你打算拿出多少钱来置办礼物？”
我心里想，豁出去了。我说：“一千，够吗？”
她马上没劲了——我只有一千块请她帮我花。
她说：“我得盯在这儿。在旅馆餐厅订了只烤鹅，我得确保他们在鹅肚子里塞的东西样样都对。你不盯着，鬼知道他们填些什么乌七八糟的玩意儿。”
我拿着劳拉开的购物单走到大街上，先买了一只水晶天鹅，我兜里的身家性命已去掉了一个不小的百分比。我顺着密歇根大道往前走，感觉总是过着人流。人流浮在以深红深绿为主的购物袋上。芝加哥的大街原本就吵闹，人们躲在噪音里打嗝、诅咒、放屁，却什么也不被听见。今天连乞丐的大声讲演，也被完全捂在噪音里。所有的人都在动嘴巴，都在张大嘴哈哈地乐，可你一点儿声音也听不见。声音失去了个体的存在，具体的存在。
我每花一笔钱就有一股燥热涌到脸上，在那里形成毛毛汗，霎时又冷下去，一股冰冷顺着我的后脑勺，沿着脊椎骨钻下去。
我只完成了购物单上的四项购买，所有商店就打烊了。
回到酒店，劳拉披着大衣在门口站着。见到我她小跑着上来，说她刚才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她说：“这家伙上来就问我，你想卖几颗卵子？”
我做出不懂她在讲什么的表情。我的英文反应迟钝并不完全是弊端。有时我想蒙混过关，或多赢得一点时间来想对策，别人就把我这时的装傻看成真傻。所以我在劳拉眼里远比我本身憨厚。
她说：“后来他说出你的名字，我才知道他把我当你了。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奇怪的事，所以我特别好奇，问他：‘你买女人的卵子干吗？’他说：‘我只不过是个经纪人，把卖方和买方的头牵好，我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我说：‘都谁是买方呢？’他说：‘反正不是餐馆。’我乐了，问他：‘一个卵子值多少钱？’他说：‘从六百块到几千块，得看你是谁了。’我说：‘如果我是克林顿夫人呢？’他说：‘她的蛋早下完了，没下完也都不新鲜了，孵出的孩子都是愚童症。’我差点乐死。他问我到底有没有卵子出售，我说我今年六十岁，你看我还有什么可出售的。他还当真了，说：‘眼角膜。’”
劳拉咯咯咯笑得直晃。
我也跟着笑。或者发出和笑声相仿的声音。
她说：“这家伙说笑话自己一点儿都不笑！”
我想，因为他一点儿都不认为自己在说笑话。
她说：“你从哪儿认识了这么逗的一个人？”
“从‘无出路咖啡馆’。”我说。
“他也写小说？”
“写科幻小说。”我随口胡诌。
“他还干什么？”
“还……还下围棋，中国围棋。”
“那我得认识他！我朋友里从来没有这么哏儿的人！噢对了，他让我转告你，有个买主急需亚裔卵子，如果你能在圣诞节后马上跟买方接洽，他负责给你拿下最理想的价钱！”劳拉又跺着皮鞋的高跟，笑作一团。
在劳拉眼里，我们这样的穷人不是别无选择的穷，我们的穷是种情调，是种生活风格。因为劳拉对于穷完全无知。她不相信穷是很具体很实在的生活状态。在这个颂扬财富的国家，穷是绝症。
她说：“你不会真去卖卵子吧？”
我说：“我会。”
我被自己脱口而出的实话吓一跳。
她瞪着我，说：“你会？！”
我说：“我想经历这个国家所有的奇异事物。”
她打量我一眼，认为我说的是真话。
“你知道怎么着？我的直觉棒透了。”她结束打量时说，“第一次见你——第一分钟，我就想，这个女人很危险。”
我问她我哪里危险。
她说：“因为你内心不像你看上去那么乖，而且你是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
我看着这个年轻我好几岁的女子，一个狞笑在我脸上开放，我说：“还有呢？”
“还有——还有的我还没总结呢。不过我刚才总结的那两条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嗯？！”劳拉挑衅地一斜脸，装出眼冒凶光的样子。
“因为我对什么都不好奇。”我说。
劳拉就这点好，富有使她自信，自信使她从不怀疑别人对她的诚恳。如我这样在心里跟她瞎逗，伺候着她顺着任何一条思路往下走，伺候着她开开心心把任何一条思路走到头——如我这样的人，她也毫不怀疑我的诚恳。她的自信让她把自己看成任何人的知己、至交。她的自信也使她认为任何人都不必隐瞒弱点，她自己从来也不隐瞒她的弱点，比如她绝不让别人在钱上占她便宜，如果你认为这叫“抠门儿”，是一项蛮不雅的弱点，她却从不隐瞒或为此害羞，她上来就会爽快地把这弱点亮给你。为此我喜欢劳拉。
安德烈的父母突然决定从波士顿开车来芝加哥。因为那位继祖父的恐高症发作了，大家只得跟他一块儿放弃飞行。这样圣诞便只能向后顺延一天。
劳拉觉得她所有的精心安排全砸了，脾气大得吓人。
我劝她想开点。我说：“我们都不介意晚吃一天烤鹅。”
她说：“是回炉鹅！”
安德烈说：“幸亏不是回炉火鸡。回炉火鸡我一定会呕吐。”
劳拉说：“那礼物呢——不拆礼物啦？！”
我说：“晚一天拆还是礼物。”
安德烈在一边抿嘴笑。我有点吃不准他笑什么。我看他一眼，他用中文说：“有件礼物不能拖延，得马上拆。劳拉不准我告诉你。她说我把这个秘密礼物告诉你，她就杀了我。”
劳拉这时从浴室出来，妆化了一半。她指着安德烈，说：“你闭嘴。你要用中文叛卖我，我杀了你。我决定了：我们明天一早先拆一部分礼物。”
圣诞树放在安德烈父母的套房里。早上八点，我们开始拆礼物。圣诞树下横搁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包装是银色的，上面是雪花形状的镂空。劳拉和安德烈把这庞然的礼盒抬到我面前。我看看上面的卡，竟是阿书送我的。安德烈和劳拉都面无表情地看我动剪子，打开银色包装。里面的巨大纸板箱并没被捆扎、封口，我正要去揭那盖子，“嗵”的一声，里面冒出一个活人。再一看，这活人我认得，是阿书。